会议开了几天，许多人发了言，阎锡山一直不表态。

薄一波反复考虑，分析了阎锡山的意图后，决定让董天知发言试探一下。

董天知在会上说：“诸位，日军步步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做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发展30万国民兵是当务之急。”

董天知的这一番话正中阎锡山下怀，阎锡山听了虽然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他在回去后对赵戴文和梁化之说：“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董天知那么年轻，就能提出那么好的意见，了不起！”会后，阎锡山就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委托薄一波等成立各种组织，如训练团、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这样，牺盟会就掌握了主持抗日民众组织的大权。

1936年12月，当时正值绥东百灵庙战役胜利，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预示着抗日战争新时期的到来。百灵庙大捷，又极大地鼓舞了山西和全国人民。在这种形势下，三晋大地立即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救亡热潮。经过牺盟会三个月的工作，山西各地牺盟会员发展到60万人，薄一波等从中挑选了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招来后，从1937年4月开始，分别集合在忻州、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处，组成10个团进行训练。各团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团以下的政治工作人员亦由薄一波等选派。教导团的建立，为后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这10个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成立后，干部问题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绥东百灵庙战役后，中共北方局没有给山西方面再派干部来，因而干部仍觉不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需要大批工作人员，以后建立新的抗日部队需要大批政治、军事兼优的干部，加强民运工作也需要增加一批民运工作干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薄一波等人接办了军政训练班，并成立了民训干部团。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招收了45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大多是来自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的青年，其中有不少是流亡到山西的青年学生。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开办，不仅为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提供了政治干部和牺盟会县以上组织的大部分干部，而且为后来建立山西新军准备了干部。

在薄一波等人领导下，牺盟会成为在特殊形式统一战线下由我党领导的有政权、有武装、有群众的组织，这是与阎锡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

薄一波等人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各种顽固势力的斗争中曲折前进。

山西的顽固分子以19军军长王靖国为首，不断向阎锡山告状请愿。一次，王靖国带领80多名高级将领，齐刷刷跪在阎锡山面前哀求：“薄一波是共产党，让薄一波这些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也向阎锡山施加压力，说阎锡山用的都是共产党。各县的地主豪绅也纷纷给阎锡山发电报、写信，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的人，不能用。

但阎锡山自有他的如意打算，他是想利用薄一波这些共产党人，给他组织群众，组织军队，扩大抗战的政治影响，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又搞好了与共产党的关系。

阎锡山把王靖国等训斥了一通：“你们懂个甚！现在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将来想拉都拉不上了。蒋介石周围不也有共产党吗，他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这样一来，王靖国他们只好忍气吞声。有了阎锡山这堵挡风的墙，薄一波他们便可以更加大胆地干，用薄一波的话说，就是：“借阎锡山的口袋，装我们自己的面”。阎锡山没有料到，他所寄予厚望的牺盟会以及牺盟会后来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最后竟然被薄一波等人带着投向了他的死对头共产党，成了“阎氏王国”的掘墓人！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向北平西南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在卢沟桥上奋起抗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开始大举入侵山西。山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此时阎锡山清楚地看到，他的旧军除少数进行了较顽强的抵抗外，大部分是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当时有首民谣说：“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忙搬家，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如何应付这溃败的混乱局面，阎锡山拿不出办法，此时他又想到了薄一波。

一天，他连早餐也顾不上吃，便吩咐副官找来薄一波，说：“一波，战争开了头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阎锡山从来就不愿在部属面前说自己不行。

薄一波当然知道阎锡山的用意，于是斩钉截铁地说：“会长，必须组织新军，改革旧军！”

阎锡山一听，正中自己下怀，他早有武装30万国民兵的打算，先前就动了心，只是对旧军仍存有希望，怕新派羽翼丰满后不听招呼，故一压再压，未付诸实施。眼下大敌当前，山西难保，起用新派，组织新军，正是时候。于是，阎锡山对薄一波说：“旧军积重难返，是不好改的啦，你先组织一个新军团试试吧！”

薄一波见自己的意图即将达到，便进一步顺水推舟说：“既要组织新军，就得实行新制。这一点，我事先就向阎先生说明。先生也说过，要政治武装，因此新军中应该实行政治委员制。”

“只要能打胜仗，能与日本人抗衡，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总之，由你认真去做就是了！”阎锡山高兴地说。

“新军团名称叫‘抗日青年先锋队’如何？”薄一波征询阎锡山的意见。

阎锡山沉思了一会儿，说：“还是沿用‘抗敌’的称呼为好，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吧。凡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怕死的不要加入。”

于是组建新军这事就定下来了。

薄一波当即报告北方局，晚年他回忆道：“刘少奇同志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坚决搞！’”

牺盟会组建新军的决定一公布，立即在山西掀起了报名的热潮，最后由薄一波等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团、第9团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第一个团。1937年8月1日，在太原军政训练班所在地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宣布8月1日为新军诞生日，薄一波任总队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全队共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辖4个连，共2000多人。大队的指导员以及中队、分队政治指导员几乎全部是牺盟会委派的共产党员。对此，阎锡山心照不宣，不过军权是要抓的，就委派其旧军官担任总队长、大队长以及中队、分队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立后，经过50多天的紧张训练和准备，于9月21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后来转赴晋东南上党地区，建立太行、太岳根据地。

1937年10月初，阎锡山着手筹划忻口会战。继雁北、大同失陷后，阎锡山的内长城防线又被日军攻陷。山西旧军节节失利，使阎锡山本人处在不打一仗不能向山西民众交代，而打一仗又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看到旧军连遭重创，士气不振，要求国民党增援吧，又恐遗留后患，于是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扩大新军上。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相继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敌后，平型关一仗首战告捷，接着又在晋西北、晋东北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更促成了阎锡山扩大新军的决心。

薄一波抓住这一时机，又向阎锡山建议，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等为基础，组建5至10个旅的新军。阎锡山同意先组建5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

1937年10月1日至11月3日，归第二战区节制的中国军队在山西太原以北的忻口一带与日军进行会战，歼敌两万余人，创华北战场歼敌之纪录。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成功典范，其中也包括八路军115师取得的平型关大捷和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使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一下子成为轰动全国的民族大英雄，他也从中尝到了“联共抗日”的甜头。

从1937年底至1938年初，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扩充到4个纵队，各纵队政治委员由薄一波提名，纵队长由阎锡山从晋绥军中选任。为加强决死队的干部力量，八路军总部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为决死队先后输送了400余名干部。1937年12月下旬，决死一纵队开始在平遥、祁县进行游击战争，战斗11次，一度收复了平遥县城。1938年2月，日军突破东阳关，攻陷长治，直奔临汾。一纵队参战阻击敌军，连续作战6天。这些战斗规模虽不很大，但初战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锻炼了部队，也扩大了决死队的政治影响。胜利以后，阎锡山曾通电嘉奖。

1938年4月，决死队一、三两个纵队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129师及115五师一个旅，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彻底粉碎了日军的9路进攻。从1938年底开始，决死队进行了“西林整军”，在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在沁县的西林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训练排、连以上干部和优秀的政工人员。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给训练班讲课。训练结束后，决死队换掉了一批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部队的军政素质显著提高。1939年上半年，决死队发展到50个团，约7万人，占阎锡山150个团的三分之一，决死队成为一支驰骋晋绥的抗日劲旅。

1937年深秋，我带领决死队第一纵队，在从五台往孟县的路上，遇到朱德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我汇报了准备在五台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朱总司令说：五台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要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去。他还告诉我们，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谈论过，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插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几个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3个战略要地。

……我去见阎锡山，说我想去晋东南。他问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晋东南的地理形势好，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抗战的落脚点。他附庸风雅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带决死队一纵队去，并委任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这正是旧军溃败，阎锡山走投无路，进步倾向最为明显，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新军身上的时候。于是，已经开到五台地区的决死队一纵队，转而南下到晋东南沁县地区。

巍巍太行，耸立在晋冀之间，与黄河互为表里，确实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们在主力大军未到之前，把这个地区合法占领了。

在向朱总司令汇报的时候，我曾要求派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到决死队来，以便把军事指挥权切实掌握在我党的手中。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要多少给多少。后来陆续给新军派来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和其他各类千部，他们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山西新军的重大支援。(3)

1938年2月28日临汾沦陷后，阎锡山率幕僚转进到了吉县。这时旧军仍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搞得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巨大变化，使阎锡山又深感不安，于是对决死队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曾对旧军将领发誓：“不要使最后胜利的战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到1938年六七月间，阎锡山在政治上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采取“扶旧抑新”的政策。

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两次高级军官和文职干部会议，会上虽没有正面反对，却费尽心机挑拨、鼓励旧军军官来反对新军。吉县会议后，阎锡山实施了一系列投降、反共、倒退的措施。

针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薄一波等决死队领导人根据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制定了新的策略，对广大官兵深入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与此同时，进一步整顿决死队内部，对反动的旧军官，凡不服从改造者，坚决撤换清理，并对县区政权进一步改造，还加强了敌占区的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防止和打击阎锡山的敌工团、突击队的破坏活动。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阎锡山密切注视着这些变化，伺机行动。同年1月末，阎锡山率部西渡黄河，迁到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镇召开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区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这次会议是阎锡山投降、反共、倒退的一个重要步骤。会上，阎锡山公开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谬论，并借口中央有军令，文官不得兼任军官，要解除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等纵队政治委员的职务，提出取消新军纵队的编制，改为旅和团，与旧军一样。

针对阎锡山企图夺取山西新军大权的阴谋，薄一波等人在会上与阎锡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后，薄一波首先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和决死队领导人研究的对策，北方局表示完全同意。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薄一波等根据这些指示，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二纵队的旧军官能换掉的都换掉了，能争取的则予以争取。四纵队也做了积极的工作。一纵队则早已对反动的旧军官做过清理，尚余的100多人，其中不少是进步的或比较进步的。

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阎锡山充当了反共的急先锋。是年12月，他派王靖国和陈长捷率19军、61军进攻正在抗击日军“冬季攻势”的决死二纵队。二纵队一边抵抗日军，一边进行自卫，在八路军协助下，给王、陈二部以沉重打击，后苦战突围，转入晋西北。阎锡山又命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做进攻晋西北决死队和八路军的准备和部署。在晋东南，阎锡山派孙楚勾结日伪军和国民党军进攻决死三纵队。由于纵队内部反动军官的叛变，使三纵队和五专区各县抗日政权遭到重大损失，3个主力团都被拉走了，许多优秀干部惨遭杀害，这便是史称的“十二月事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是有准备的，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军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晋西北的八路军于1940年1月发起反攻，2月底肃清了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晋东南的新军决定：除三纵队被拉走的部分外，其余部队编入八路军129师和120师。这样，决死队开始加入八路军的系列，这是阎锡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太南和太岳区的八路军给阎锡山以沉重打击，收复了部分失地。此外，晋察冀部队消灭了进犯雁北的阎军一个师，将另一个师赶出该区。阎锡山经过将近一年准备而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基本上被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粉碎了。阎锡山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原想通过事变重整旧军，但是在新军、八路军的反击下，旧军也遭到重创；他原想通过事变消灭新军、牺盟会和一切进步力量，但是事变后决死队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了一起，而且更加壮大了。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进步势力的反对，也遭到旧派内一些还主张团结抗日的元老如赵戴文、杨爱源等人的反对，连他自己的儿子也反对他这种做法。阎锡山更不愿看到的是，蒋介石已经乘机把手伸向山西。此刻的阎锡山有一种“鸡飞蛋打”的感觉，他一怒之下把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33军军长郭宗汾予以撤职留任，骑兵军军长白濡青和33军的6个师旅长一律撤职。

“十二月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调停的建议。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4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以后，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并仍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以免被敌人利用。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

2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致阎锡山电。

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见阎锡山。根据中央关于解决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指示精神，以及毛泽东、王稼祥2月11日来电精神，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牛荫冠、雷任民等人以牺盟会、新军负责人的身份致电阎锡山，表示牺盟会、决死队不咎既往，大敌当前，一切应从民族利益出发，一切应谋合理解决，愿继续在阎锡山领导下，坚持进步，团结抗战到底。此时阎锡山已别无他路，只好被迫接受八路军提出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新旧军之间冲突的主张。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公路南的晋西南为国民党的活动区域，公路以北的晋西北为新军及八路军的活动区域。这样，“十二月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能控制的地区，只剩下晋西南的数十个县了。

粉碎“十二月事变”以后，决死二纵队、四纵队、202旅等加入120师战斗序列。从1939年12月下旬到次年2月，在晋西南的决死二纵队及209旅各一部、212旅、213旅及一部分自卫队、地方干部，根据北方局及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先后转移到太岳区与一纵队会师。会师以后，经过整编，决死一纵队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

薄一波为共产党立下的这一旷世奇功，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1943年11月，薄一波到达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一见面就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然后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这样回顾他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

“1943年春，我到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同我进行了8小时谈话，其中谈到草岚子监狱的对敌斗争，毛主席肯定我们‘做得完全对’，他还肯定我们的学习‘把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就学习话题，他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没有学问是不成的’。”

谈到牺盟会与山西新军的工作，毛泽东高度评价薄一波：“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例证。”

当薄一波谈到草岚子胡同反省院里的共产党员履行手续出狱的经过时，毛泽东当即明确地表态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薄一波太看重他与毛泽东的这次长谈了，他甚至多了个心眼，“别有用心”地把他与毛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并且送去请毛泽东过目审订，他想得很单纯，只要有这个东西在手，假自首出狱这么大的一件事，想必今生再也不会有什么波澜了。

毛泽东不仅认真看了他与薄一波的谈话记录，并且提笔在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毛泽东。”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做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薄一波还是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正式委员之一，刘子久、刘澜涛被选入33名候补中央委员。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出狱这件事，毛泽东做了同样的表示。

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共产党员，很快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重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薄一波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被北方局派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的统战关系。薄一波担任公开的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为秘密的山西工委书记。共产党通过牺盟会，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组建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到1939年冬，山西新军发展到9个师（旅）级单位，46个正规团又4个游击支队。在山西新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同为草岚子胡同反省院出来的唐方雷、李力果、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草岚子监狱出来分配到各地的共产党员，在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辉之、胡锡奎、李楚离等领导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李楚离曾任冀东区党委书记，马辉之曾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领导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刘子久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豫皖苏区党委、苏皖区党委书记，先后领导创建豫皖苏和苏皖、豫西抗日根据地；安子文先后任太岳特委、地委和区党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赵明新参与领导山东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5军；赵镈、朱则民、冯乐进、贺致平参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赵镈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马玉堂在河北藁城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抗日武装，以后发展成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5支队和第5军，1940年与日伪军作战时牺牲；董天知参与组建山西新军，任决死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牺牲于晋东南；张友清曾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在太行山区反扫**中被俘，壮烈牺牲于太原集中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还有夏富海、冼维勋、殷明道、张曼萍、王振林等。

新中国成立时，从草岚子集体出来的这批同志仍健在的有30多人，都担任了中央机关和各地区的领导职务。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文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刘锡五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杨献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廖鲁言任农业部部长；李楚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仲英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徐子荣任公安部副部长；李力果任一机部副部长；刘有光任七机部副部长；马辉之、彭德任交通部副部长；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德任中南局候补书记；赵林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鹤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傅雨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高仰云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这些领导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文化水平比较高，而且经过敌人监狱的考验和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出色。

(1) 薄一波老家蒋村原属五台县管辖，新中国成立后，五台划入定襄县。

(2) 摘引自薄一波所撰《回忆山西新军》。

(3) 摘引自薄一波所撰《回忆山西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