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的故事》（现代出版社）是一部抒情之作。

小说写得抒情，往往源于作者情动于中而溢于事。抒情，是作家陈修龄小说写作的底色。他会制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会暗示社会人生的某些观点，然而，在他文字的行进当中，在他小说戛然停下的地方，总要伴随着来自他心底的叹息、微笑、欢乐、泪水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暗示。他的长篇小说《美人鱼的海港》《播种春天的部落》，中短篇小说集《五省巡按》《香灵》，以及电视剧剧本《中国有条红水河》，大体就是这样一种叙事抒情的路数。他的小说不以叙事见长，这是不是与他先天视力就很差的身体条件相关，我们不得而知。我也不曾向这位老朋友求证过。可他的小说就是如此这般演绎的。

他的新作《尧的春天》更是一部抒情之作。所以说“更是”，乃是因为小说写作的冲动首先缘于作者对我们民族始祖和源流的憧憬与深爱，而这种憧憬与深爱又并不局限于具体的人和事，这与其他题材小说的写作路数很不一样。在这里，不是因事而生情，恰恰相反，情绪是基础，情绪是故事，情绪是一切，作品不可能不是情绪的——抒情的。这部书抒发的是一个现代国人对华夏远古文明的神往之意、赞美之情。尧帝创建中华最早古国——唐国的传奇故事，也是最早的中国故事，里面有尧帝与民众共度艰难的描绘，有天人合一的神秘，有万邦和合的热情，有对人类社会禅让制的赞颂，这些情绪无不蕴含着作者对远古先人的美好想象和对现实社会的某种劝喻。尽管这种想象和劝喻看起来是那么落于童话的窠臼，却也让我们理解到此中的一番苦心。

《尧的故事》是一部想象之作。

在通常的看法里，认为小说是所有虚构性散文写作中比较强调写实的一种，然而，写过小说的人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情形是，一部小说的写作完成，最需要的还是作者的想象力，因为小说写作的主要特点便是虚构，虚构当然是一种想象。然而，一部历史小说被称为想象之作，往往不是一件好事。在通常读者的阅读预期里，历史小说可以捎带学习史实，如果一部历史小说想象力过于丰富，那么受到读者拒斥的危险极大，除非作品达到《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那样的超乎史实而趋于演义或者神怪。“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是一种驰骋的思想，“大闹天宫”是一种超自然力的想象，而“煮酒论英雄”何尝不是一种写实的想象。可以这么说，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小说，而没有想象同样也没有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的写作，当今人的历史知识不足时，想象力必定会出来帮忙。也就是说，年代越靠近当下的历史小说，其故事越接近于史实；反之，年代隔得越远，史实相对匮乏，作者的想象力就越要发挥作用。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好：“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诚哉斯言！没有想象力何来他惊世骇俗的相对论。陈修龄这部年代至为久远的以中华先人尧、舜、禹为题材的小说，如果没有充分的想象力，简直就无从写起。历史上对于尧帝时期华夏大地上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陶寺皇宫遗址，也只能提供考古学家对四五千年前生活的某些片段推测，陈修龄竟然在这样的基础上能铺陈出一个又一个人间故事，表达审美情趣，建构伦理思维，这自然离不开他的想象力——想象的胆魄和识见。正是如此大胆的想象，才酿成了这样一部纤毫毕现而明显充满想象的历史小说。

《尧的故事》还是一部义愤之作。

所谓义愤，在这里只是就作者叙述其写作初衷时让我感受到的一种情绪。20世纪20年代，国外一些学者以尧舜时代无遗址为由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日本学者又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把中华文明的源头砍去，一直受到中华民族敬奉的仁君典范一时间化为子虚乌有，世纪之交，一些文化名人对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又多有贬斥之意，如此等等。陈修龄不是一个史学家，但他一直酷爱历史学，在读史的过程中多有思考，甚至有判断，有褒贬，有喜怒。于是，陶寺皇宫遗址的发掘，那些水井，那些青铜，那些黑陶，点滴遗物，让他热血沸腾，豪气顿生，振奋不已，这就有了写作的最初冲动。有了这些冲动，才导致这部历史小说成了一部抒情之作、想象之作。面对这些正义的义愤、民族的义愤，甚至不无天真的义愤，尽管作品写得也许不够完善，不够老到，不够严谨，却也值得我们向这位作者朋友表示敬意，这也就是我写下以上文字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