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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至今已经写了11部长篇小说，《蛙》（上海文艺出版社）是第11部。这第11部长篇小说对于莫言具有很特殊的意义。2011年，这部作品获得了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紧接着作家就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对于获得“茅奖”，记得有评委声称，莫言早就应当获“茅奖”了。言外之意虽然《蛙》不是莫言最好的长篇小说，但也应当评给他，似有以人授奖的意思。莫言则干脆在瑞典直接推荐自己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而没有特别推荐《蛙》。
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在奖励作家全部创作成就的同时，通常是要特别强调其代表性作品的，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克纳的《喧哗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是颁奖词中特别提到的代表性作品。这一次瑞典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在颁奖词中指出的莫言代表性作品是《蛙》和《**肥臀》，而不是《生死疲劳》。
不过，让我们有点儿诧异的是，诺奖主席在提及《蛙》和《**肥臀》之后，紧接着评价道：“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这就有点儿张冠李戴的意思，有些混搭的感觉。因为，读过《生死疲劳》《檀香刑》的读者，想必能得出结论，这些评语最适合于这些小说。而莫言从最负盛名的《红高粱家族》到《**肥臀》，特别是最新的《蛙》，在内容上并没有特别鲜明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作品是作家的儿女，在一群儿女中允许生身父母有所偏爱。甚至要允许偏爱会随时随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哪怕是策略性的、权宜性的、情绪性的，也是寻常之事。记得莫言曾在获“茅奖”时对媒体说：《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对我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到了斯德哥尔摩，他却重点推荐《生死疲劳》。也许这两部作品在莫言心里本来就有高下，或者后来位置有了变化，或者推荐的策略有所调整，都是可能的。至于诺奖委员会的颁奖词，为什么生出张冠李戴或者混搭的效果来，目前尚不得而知。
新批评主义批评家认为，作品一旦面世，就有了自己客观而且独立的生命，是文学世界的一个实际存在，一般来说也就容不得作者来判她的生死，怎么看待和评价这部作品的文本价值，乃是读者和批评家的事情。无论莫言怎么对待自己的《蛙》，这个《蛙》对于莫言文学地位和荣誉的造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为此，分析评价此作品的价值，为人们理解作品、研究作家甚至反观文学评奖，都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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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蛙》是莫言最为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作品。
长篇小说《蛙》以“我”和“姑姑”两个特殊人物形象为贯穿，通过农村生育方式的变迁和冲突，深入细致地叙述了高密东北乡人们的生存状态。“我”是亲见亲历亲为者。“我”在数十年的社会中艰难成长与挣扎，对人世有细微的观察和体验，最后既是一个受害者，又是一个罪孽事件的主角。“姑姑”则是全篇小说主要情节的主角。她是帮助许多生命降生的天使，又是许多生命被扼杀在诞生之前的组织者和操作者。她像是一个殉道者，自称是“组织的人”，组织需要做什么她就义无反顾地去完成。新政权刚建立，在乡村推广科学的接生技术，刚毕业的“姑姑”接生了高密东北乡上万名新生儿，包括王肝王胆兄妹、陈鼻、王手等人。后来搞计划生育，“姑姑”带领计划生育工作队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强行做人流，而导致王胆等人的死亡。最震撼人的是，由于“姑姑”的威逼，“我”——她的亲侄儿，妻子也因为超生被逼引产，死于“姑姑”之手。随着时代演进和人们精神思想的变化，也随着故事的发展，“姑姑”从疯狂中恢复了正常的思维。她这才发现自己在义无反顾中做了多少不忍回顾的事情。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赎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两千八百个小泥人，供在三面墙的龛里，为他们念佛超度。
只要大体了解作品的故事梗概，人们不难理解到，《蛙》是一部具有相当社会勇气和艺术勇气的社会性小说。很明显地直刺现实的精神，这在莫言之前的所有作品里是没有的，它在莫言的创作中，是一次重要的突破。
在莫言此前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中，题材通常是回顾性的，主题通常是历史性的，给我们的感觉是强烈的历史性和梦幻感。在我国文学创作的环境里，作家这样做是既可以具有深刻性、哲理性，又可以具有一定的勇敢而超拔的气质，而又比较不担风险，譬如《生死疲劳》《**肥臀》《檀香刑》。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尽管题材、事件具有当下性，冲突具有尖锐性，在当时，在揭示官僚主义与人民大众深刻矛盾方面不可谓不大胆，然而，大体上并没有与现实宣传要求形成根本冲突。更不用说《酒神》等长篇小说，尽管也直接讲述当代生活故事，然而，它们的现实敏感性却都没有超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蛙》则既抱持着莫言小说强烈的历史性和梦幻感，又拥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关于计划生育问题，在我国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并且在总体上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作家竟要直面存在的问题，探讨其中得失，这不免会与社会的现实宣传要求形成尖锐冲突。这当中，一面是国家政策和民族生存的策略，一面是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问题；作家既要有合理的理解又要有勇敢的担当，既要有冷静的理性思考又要有温煦的人性倾诉。莫言选择了一个十分麻烦以至于冒险的题材，表现出相当的社会担当和艺术家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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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蛙》的历史性丰富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内涵。
莫言是一个高度关注、审视社会的作家，但又从来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作家。他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在《红高粱》上第一次登顶，都是回溯式的叙述方式，历史化是作家的主要叙述追求。《红高粱》中“我奶奶”“我爷爷”这一叙述方式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经典模式，一直被许多作家使用。在《生死疲劳》里，主人公西门闹是“我”；在《**肥臀》里主人公“我母亲”和“上官金童”——“我”，《檀香刑》里的“俺”，无不是历史化很强的叙述。历史化是莫言最为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模式。历史化是莫言一直高居于我国当代叙事文学高地的核心因素。
在《蛙》中，这种历史化叙述也表现得一以贯之地强烈。历史化很好地帮助了作家对一个颇为敏感的社会问题的探讨和诠释。“姑姑”的人生叙述首先造成了强烈的历史性。她是抗日英雄的后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一个孩童就有过传奇经历，后来成为勇于科学接生的一位好“姑姑”，成功接生过上万名新生儿。“文革”期间，她对待造反派的批斗和凌辱，大义凛然，血脉偾张，至死不屈，刚烈性格跃然纸上。由于这一系列的历史铺陈和描写，给后来她被人们诅咒为“断子绝孙”的所作所为增加了内在性格陈因和外在客观动因的复杂性，使得故事更为真实可信。诚如莫言在创作体会中的自我评价：“‘姑姑’这不是一个平面的人物形象，而是立体的。你很难用好或者坏来概括，对我的创作而言，这个人物形象至少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在我国文学典型人物谱系中，这个人物也是独一无二的。也正因此，作品的主题内涵无疑已经超越了所谓的社会问题，而进入了一个典型人物独特的性格层面和历史成因的深度。
《蛙》的历史性还表现在当代社会人们生存状态的变迁上。“我”的故乡——胶东半岛高密东北乡，“我”的同时代伙伴，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从饥荒年代一起吃煤块充饥，再到“文革”分道扬镳，直至改革开放后各显神通、各有遭遇，有正当而悲惨的谋生，有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发家致富，更有当今奢华**靡之风，当今社会林林总总的乱象，直到替人代孕之怪现状，都被作家收来笔底，涌上读者心头。“姑姑”与这一方水土的人们在生育问题上的矛盾纠葛，也变得错综复杂。最后，“我”作为一个悲哀而无奈的讲述者，也成为接受一个由别人代孕而争夺新生儿子的主角。“我”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在玩具厂打工时被火灾严重毁容，为了生存也为了替父亲还债，被公司雇来替人受孕，而所替者却是“我”的夫人小狮子。而“我”和那代孕公司的老板袁腮，又都是陈眉父亲的同学。故事的结局是陈眉天良未泯，悲惨地去呼唤、争要孩子，“我”和“姑姑”、小狮子为了一个新的生命不顾一切地去与陈眉抢夺。至此，作品的主题得到了一次升华，人的价值观、历史性变化已经超越了所谓计划生育得失的问题，我们从作品中读到的意义更多的是当代社会历史的“人间喜剧”。
《拉封丹寓言故事》插图｜［法］古斯塔夫·多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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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来指称莫言关于社会变迁的作品的某些意义，而事实上，莫言并不是巴尔扎克式的作家。巴尔扎克决心要做的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官”，而莫言决心要写的是“人”。他不会在社会问题层面停下他的笔触，也不会满足于历史性的叙述。他要往人、人性的光明和阴暗面挺进。
《蛙》正是这样一部关于社会、历史与人、人性的作品。
作品里安排了来自两个主要人物的忏悔。首先是“我”。“我”为了能得到妻子随军而自己升职的待遇，在“姑姑”及被她组织来的各种人士的劝说和利诱下，和妻子一起都接受了引产的安排。妻子带着满怀憧憬进入手术室，手术失败，再也没有活着出来。而后“我”与“姑姑”计划生育工作的坚强助手小狮子结为夫妻，为了获得孩子，在小狮子的策划下和“我”的顺从下，夫妻俩接受了请人代孕的安排，于是演出了一出荒诞代孕故事。这个故事的演绎充满了忏悔意识。第二位忏悔人物自然是“姑姑”。她一直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直到她年老退休，才停止扼杀超生人口。在她晚年，她开始忏悔，忏悔一个个未及出生的小生命被她扼杀在母腹，甚至连同母体一起死去，她手上沾满了父老乡亲的鲜血。她与丈夫一起，用制作数千小泥人来忏悔。姑姑的忏悔，其实是上升到对人性苦难的忏悔，是作者隐含的自我认识的一种表露。
如此可以得见，作品的叙述基本指向是人，人的内心，人性的明暗美丑。《蛙》与莫言的很多作品一样，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而且让“我”在故事中承担了很大的分量，甚至是全书的二号人物。这是莫言在讲述许多重要故事时，着意于将人的感受直接宣泄或点破。也就是说，作家至为看重人的感受。看重“我”的天马行空一般的感受，看重“我”的观感和联想，看重“我”的反思和追问。《蛙》还融合书信、小说、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着力于增强作品在人物内心刻画和情感抒发上的效果。书信体的使用，不仅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而且比较容易把读者拉入小说世界之中。这是仅就叙述形式而言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要把“我”的内心剖析给朋友看，也就是作家在小说题词中所表示的：“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他要剖析、反省“我”之罪，故而要采取这种最便于直接表白的文体。他要反省历史之痛，反省以“姑姑”为代表的那一段历史之痛，反省“我”和同时代人所代表的这一段历史之痛，而不是批判、抨击，因而还是采取了这种最便于反省的文体。作品最后用话剧完成整个故事的叙述，将同一时空内的人物与故事统一到小说中来，在增强作品的历史性的同时，直接追问人性，直接抒发对生命的敬重和悲悯，成为全篇小说的华彩乐章——尽管这乐章让善良的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长长的叹息。
由社会性出发，经过历史性的叙述，抵达人性的深度，这就是长篇小说《蛙》主题意义的构成。正如莫言与记者对白时的表述：“我始终认为小说应该大于事件，计划生育只是《蛙》的背景，《蛙》超出了这一事件本身，写到了人性的阴暗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