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的每一刻都在成为历史，文学却不一定立刻随之跟进。历史在演进，文学则往往会有所踟蹰，有所徘徊，或前或后，或紧或松，围绕着既有的历史，打量、剖切、反思、演绎每一个具有文学质素的人物、事件乃至细节。历史尽管可以被历史学家加以个人化的叙述，但不同的文本终究有限，文学却会以无穷多的可能性纠缠历史，生发出无穷多的文学文本，这便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文史不分家的原因。这也就是成功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个性化回顾性叙述的原因。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新作《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正是以非常个性化的品质出现在当代文学的高地上。

《古炉》讲述秦头楚尾商洛山区一个叫古炉的村庄，1965年冬到1967年春一年多时间里发生的与“文革”有关的故事。在古炉村，以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集体，虽然还有令人不满的地方，但还能组织全村的生产，经营村里烧瓷，全村生活大体稳定。年轻人从来是不满于现状的一群，但也没有发生不可控制的喧哗与**。1965年冬天，村里发生了权位之争，凶险的空气不断累积。1966年夏天，“文革”终于使得原本就有暗流涌动的村庄陷入混乱。城里造反派以上级的名义来到了古炉村，策动一个叫霸槽的年轻人成立了村上的造反组织，将支书揪下台，开批斗大会，疯狂夺权，暴露出从未有过的为所欲为的气焰。接着古炉村形成两派，与城里两派紧密联系，村子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械斗，全村一片血腥，死伤者众。任何一派也不肯善罢甘休，报复行动不断，一再造成死伤事件。最后，由于两派争斗的激烈和对国家金融、粮食体系的破坏，解放军出动，各派瞬间瓦解，霸槽等几个主要头目均被枪毙。就此，“文革”引发的古炉村大动**归于平寂，但留下的却是满目疮痍，一片萧条。

这是一场历史大劫难与一个小山村的遭遇，是经历过20世纪中国“文革”的人们都熟知的故事。倘若故事仅此而已，那么生活的真实要远胜于彼，也就不需要贾平凹耗上4年的光阴，用掉300支签字笔，写下67万字。甚至，这样的故事模式也没有跳出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的窠臼。可事实上，只要我们稍稍耐心地去读这个故事，很快就会得出结论，故事实在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在故事的框架里，作家讲述了什么和怎样讲述。在这个故事框架里，作家讲述了数十个小人物在几百天里发生的无数个故事和故事的细节。有血有肉的人物把故事的骨骼填得满满的。他把故事的视角交给一个善良无知的13岁的小孩狗尿苔，让我们跟着他的视线去看、去听，盲目而善良地去看和听，吸引我们去思考那个时期民族的人、人性、人的命运、人的苦痛，思考在那古炉村里，事件的冲突、人的呼喊、人的苦恼和亢奋，究竟是怎么回事。虽然一切全无所知，却又让我们若有所思。全都是人，人的挣扎与自诩，人的遭遇与善恶，人的无辜与卑微，人的骄傲与容忍。全是那个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又有“文革”那惊心动魄的历史云雾密布，使得小说成为中国“文革”历史大叙事中一个典型的乡村文本。

许多人经历过十年浩劫，经历过极左时期，经历过中国在世界上都很独特的历史大事件。文学作品究竟应当如何反映这个历史阶段，这是颇费踌躇的事情。文学书写历史，最直接的可以是《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荷马史诗》一类全景式的历史演义文本，也可以是纪实性的散文作品，而最为写不尽的，则是像《双城记》《九三年》《铁皮鼓》乃至《阿Q正传》等直抵人、人性乃至社会性、民族性的文学作品。这是文学纠缠于历史题材的拿手好戏。作家可以一点一滴去写，微言大义地写，塑造典型，见微知著，提供反思，既体现文学本体的价值，更达到文化的理解。《古炉》就是这样的文本。有评论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寓言性质的写作。我则认为，小说有寓言感，但绝非寓言性质写作，是关于古炉村一群人一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作品。这些人物全都匍匐在地面上，话语全都接着地气，天然地接着地气。即便是邪恶、变态、暴力，也是那个时期那块土地的所生所长。因为作家处处写实，就会引起读者对寓意的警觉和探究，于是就有了寓言感觉。其实，说到底，这是一部内涵丰富复杂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在做着一种田野调查和文化解读，是我国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一个十分重要的收获。

我特别要说的是，贾平凹绝非在“文革”结束30多年后来倒腾历史旧账，也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回顾和审视既往，更不是拿芸芸众生的悲惨遭遇来做自己的大块文章。作家在从事一种田野调查式的人文讲述。我们能够在小说里感觉到平凹对古炉村的熟稔、理解和心领神会。他对古炉村的日常生活了如指掌，对村里的种种人了然于心，对村里的种种事情明白前因后果。他理解他们的苦痛，甚至让他有切肤之感。这一切，使他心生悲悯。这是作品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作家在接受记者访谈时，似乎要承认狗尿苔这个人物来自他幼时的记忆。他说他原本就是这古炉村里人，因而不可能不深怀悲悯。而且，他的悲悯情怀不只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是对所有处于这一生存状态下的人物都有悲悯之心，对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怀着一种无可名状的同情。对狗尿苔是这样，对蚕婆是这样，对邪恶的霸槽也同样如此。最混账的霸槽，也有他通情达理说话的时候。对霸槽这个人物，作家让我们感觉出很复杂的意味。在对霸槽所有的行为引起愤恨的时候，我们依然感觉到此人是贾平凹的古炉村中一个真实的人。霸槽被枪毙，人们争抢着去围观，这一幕让我们感到是那么熟悉而又那么盲目。顺势而来的种种变故，由于大都得自狗尿苔的观察，一切仿佛显得越发合情合理，有它们的来龙和去脉，连乡村的武斗过程在盲目混乱之下也还显得那么有条有理。这让我们感到更大的悲哀——人们是盲目的，运动就是一切，路旁的掌声使人们成为被鼓掌累疯累死的奔马。正因为这些人和事让人们感到习以为常，越发深化了其中的悲哀。它让我们想起了《阿Q正传》，想起了未庄，然而这又是20世纪60年代的地处西北山区的古炉村。

《疯狂的罗兰》插图｜［法］古斯塔夫·多雷 绘

我们说《古炉》深化了一个西北乡村在特殊历史时期盲目的悲哀，但却不能说这就是一部悲苦之作。平凹大体是一个貌似冷静却心怀温情的作家。他并不故意在《古炉》里渲染悲苦，其实生活本身就足够苦涩。他很小心地让读者感受出苦涩寂寞乡村生活中的自在和乐趣，同样，对此还是不作渲染。作为一部写实性小说，渲染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小说的叙述视角人物狗尿苔以及蚕婆，一直在像地衣依附着岩石一样地生活，温情是婆孙俩在村子里赖以生存的力量。狗尿苔是蚕婆收养的孤儿，不知父母是谁。蚕婆的丈夫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听说去了台湾，但始终音信全无，在村里她当然要以伪军属的身份多次被批斗，而收养的孙子也成了“残渣余孽”。狗尿苔虽然10多岁了，可是个子却并不见长，任人嘲笑，生产队也不给记工分。但他机灵、懂事、善良而不无傻气，村里的两个造反组织也都容得下他。蚕婆则不仅心地善良，而且待人热诚，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她常给人说病，却不收报酬，甚至要反贴一些东西给人。虽然她是各派都争取的对象，但她谁也不去靠近，越发反衬她天良里对“文革”中反人性现象的排斥。婆孙俩费解又似有所解地看待生活的折腾和“文革”风云的变幻。正由于小说里贯穿始终的许多善良的人和事，使得这部所谓“文革”题材的小说，在演绎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紧张情节和变态事件的同时，却收获一种“武戏文唱”的叙述效果，平添了生活内容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作品大量杂糅着商洛地方村言俚语和传统小说叙述韵味的修辞，形成既陌生又鲜活的一种语境，吸引读者在细密的字里行间，去用心寻觅作家在历史讲述中设下的若隐若现的机锋，感受历史风云或明或暗的幻化和人生难以言表的不幸，对“文革”历史做出一种人文解读。

《古炉》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作家叙述风格的成功。就一部长篇小说而言，这几乎是其成败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贾平凹在全部写作的过程中，努力追求的是“看山是山”的境界，他在后记里坦诚表达了这一想法。于是他在全书中一以贯之地采取写实性叙述手法。他用平稳的呼吸，冷静的声调，舒缓的节奏，绵密的语词叙述，竟是那么不动声色。他不分析。他讲述。他慢慢地讲。他用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的嘴来讲，说出来的都是他们的腔调。他用拙拙的笔触去写，基本上是一套原生态的修辞。平凹此前的长篇小说《秦腔》《高兴》等，也有原生态修辞的追求，不乏从民间生活中找寻出的乐趣，那种有点盲目的乐趣，可惜总归还有点“做”的成分，有一个采风文人“找乐子”的感觉。《古炉》则不然。他用一种平实的风格耐心地写了4年，先是写出了“看山是山”的平实风格，继而让我们去领悟“看山是山”那大道不言的境界。67万字写就，作家向着读者唯一的请求是“希望大家耐心看下去”。结果是大家还都耐心看下去了。多么恳切又多么自信！这也许正是小说出版一年多能够创下20多万册销售业绩的重要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