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兴名臣”与“卖国贼”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发生了重大教案，爱国民众愤怒惩罚欺压中国人民、无视中国主权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侵略分子，焚毁教堂和外国驻津机构多处。事件发生后，清廷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为了讨好侵略者以维持“中外和好”，他不惜违心地大肆惩办中国人民，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头上。

当时，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间，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极为苛刻的条件，连清廷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他的对外既定方针是“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含浑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在他主持下，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还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不能不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愤地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上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在社会舆论的共同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对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实际上他又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上讲，是做得对的。他在向清廷奏报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时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认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他进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图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他认为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也就是在这个奏折中所说的，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

此后，他更与郭嵩焘、李鸿章往复讨论。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他们总结出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对外行动指南，并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总方针。

曾国藩按以上指导思想办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于舆论的指责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为了缓和“清议”，减少自己所受压力，曾国藩上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协同办理。清廷接受他的请求，派遣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教案。这时正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便下令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派李鸿章接替他为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曾国藩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国藩推出来当替罪羔羊，使曾国藩深感难堪，并为之寒心。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下旬离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月7日）由京南行，闰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抵江宁。此后他于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苏长江南北诸城镇巡视军营，并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浙于两江总督衙门，终年62岁。

曾国藩死后，清廷给他以最高嘉奖，在专发的上谕和祭文中对他大加赞扬，称他“公忠体国”，追赠太傅，谥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将其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5、曾国藩的用人为官之道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清代三杰”之一的曾国藩一生历尽坎坷，几度生死。他还是儒学大师，用笔记录自己的人生智慧和经验，留下了《曾国藩家书》。学者南怀瑾说，“曾国藩一生共有十三套学问，但流传后世的只有一套，即《曾国藩家书》。”其用人为官之道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A、用人

曾国藩说，选将才必求智士、严士、劳士。也就是说，挑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而且必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曾国藩又说，人品和学品结合起来，才能成大事。

现在，企业招聘员工时，往往注重个人简历的长短、等级的高低，以及过去的头衔，这似乎比他们明天能做什么贡献重要得多。实际上，按照公司的原则培养一个聪明的、心甘情愿的新手，比培养具有正直的品德、有判断力、精力充沛、能平衡自我，并且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的人，要容易得多。

曾国藩认为，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之才，若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

曾国藩还说，有能力者可自立门户。在创办湘军之初，他为维护内部完整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抵制，但等他做大了，天下人才趋之若骛时，他倒对“另谋发展”者予以支持了。

曾国藩说，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

B、修身

曾国藩说，正人先正己，“以己所向，转移习俗”。他恨官气，因此摒弃官府排场，禁止部下迎送虚文；他恨懒惰，自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

曾国藩充满了东方智慧。他常说，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这样的说法太过世俗，却是真理。他说，一定要自我反省所走的每一步。他强调“四知”，四知包括《论语》所说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在最后加上了“知仁”成为“四知”，“仁”的意思就是宽恕。

曾国藩的领导之道大多目光向内，是中国传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修身放在首位。修身的道理显得简单、浅薄，甚至有些陈腐，但真正实行起来，它远比战略困难得多。

C、教育

管理学者诺尔·蒂奇曾总结，“领导即教育”。他说，他遇到的成功的领导者，譬如韦尔奇和格罗夫，无不把教育当成他们的主要工作，并投入大量的时间从事这项工作。

在教育上，曾国藩无疑是个杰出的领导者。他的幕府就是培养人才的学校，他既是军政长官，又是业师；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学子。他给旗下江南制造局的丁日昌写信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试之以文，考之以事……”毛泽东曾赞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曾国藩这所学校中，后来杰出者有左宗棠、李鸿章。李鸿章后来回忆道，“在营中时，我老师总是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

除为数不多的老朋友和儒宿之外，一般幕僚都尊曾国藩为师，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按照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的说法，他们虽专属一行，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聚一点。

曾国藩特别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他说，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曾国藩自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曾国藩常以各种形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

作为湘军领袖的曾国藩更是严字当头，他治军严明，对队伍严加约束，在这方面可谓“六亲不认”。湘军诸将在曾国藩的严格领导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

企业的领导者有三项关键任务：战略、人和组织。战略，决定一个企业要做什么，如何做；组织，决定企业的内外部组织架构；人，具体实施战略。现在，企业领导者都醉心于战略，而忽视了人，而实际上，“人”才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曾国藩之道的核心。

D、曾国藩治人之术

1）治人原则：不治人，难以成大事——正人先正己；将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心思用在大事情上。

2）治人谋略：善治者，乃是强者——能说能做，说了便做，不说也做；有过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做事要有章法。

3）治人方圆：最可怕的是受治于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自己要及时给自己“上课”；戒傲是不败人生之法。

4）治人之术：在最关键的时刻治住对手——在适当之时，必须交难交之人；敢于下手击垮人心；该放权就放权；把对手变成朋友。

5）治人秘道：用智慧治顺人——人品和学品结合起来，才能成大事；在势盛之时，头脑越要清醒。

6）治人心计：可以大治，也可以小治——治人三法：防琐碎、去虚文、戒骄矜；该举荐的人要举荐。

7）治人盘算：用几个人治一大批人——用慧眼打量周围俊才；以幕府为强大后盾；借人之才为己才；用人之力为己力。

8）治人决断：采用软硬结合的治法——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敢说硬话；给人不断磨炼的机会。

9）治人本领：敢于治所有不可治之人——把用人之道琢磨得更加老道；提防性格乖僻的人；有大欲望的人最难处。

10）治人要诀：用手治、用心治、用脑治——选人以操守为大要；必求智士、严士、劳士；不善治心，就会惹出祸端。

11）治人功夫：治住要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找到最能替你排忧解难的恶人；让有能力的人挑大梁；铲除名利的根。

12）治人效果：让被治之人心服口服——摸透人的精、气、神；联手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