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冬-1902年春
沈曾植(1850—1922),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晚号寐叟。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富著述,工书,藏金石拓本甚彩。精通哲、史、地、医、佛、文艺诸学,有《海日楼诗集》、《汉律辑树》、《机秘史笺注》等行世。且有《苗阁琐谈》、《辛丑札记》、《寐叟题跋》等学术札记十余种。
自古以来,历代皆有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伦,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马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入京之后的第三年,沈曾植还刑部主事,感时伤事,在《寐碑叟题跋》中记日:“光绪壬寅正月,重人都门,过澄云阁与杜维话旧,携此本归。斜日离离,容云四合,矮窗展玩,招怅移晷,桑榆书画之缘,意复从此始耶?其心迹可见一斑。沈晚年寡交白晦,自号谷隐居士,居沪鬻书自给,而求书者不绝于门,以得片纸为宝。百年匆匆而过,历史人物与历史风云已成历史。昔于髯翁有句云:“天上风云原一瞬,人间成毁不须惊”,吟罢怅然。如沈曾植者,于今为不朽者有二:一学术、二书艺也。
沈曾植家学甚厚。其祖沈维鐈不惟久为仕宦,且五任学政,校刊图书颇多,务尚实学。沈曾植学力淹通,曾受张之洞聘为武昌两湖书院史席。其精通典籍,以至客人居所尽见书架,必高呼主人乃知所在。后曾赴日本考察制度文物,眼界益开。
他的书法,幼学包世臣,远接邓石如,筑基于碑学无疑。这也是清代乾嘉学派以后嘉道碑学中兴的风习所染,世人难出其右。王森然认为沈书“扇欧、赵之余风,集琳琅之万品,内地网罗,蕃外选购,采其众长,树立一家”(《近代名家评传》),一言以概,即说其书各魏备不卑唐,植根于魏、唐而能融汇众有。这一句评价一般人当不起,但沈曾植确乎仿佛之。他的高明既在于不像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偏激地尊魏而卑唐。审度包、康两家书法,包长于理论而拙于书艺,所书锋落一偏,绞转拖沓,实欠俊拔之致;康则气象恢闳,盘纡纵横,有似其人,然或失于张狂而乏蕴藉。沈氏之为人既沉潜自晦,衡诸其书,亦线画凝炼而气势铺陈,灵光内蕴而骨力洞达,诚清民之书法巨擘,断非虚誉。沙孟海先生说他:“晚年取法于黄道周、倪元潞,兼两家之长,一生功夫,尽工钟繇、索靖,所以变态极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游龙舞风,奇趣横生”(《近三百年之书学》),可谓言言尽揭沈书底里。“变态极多”、“奇趣横生”二语,基本概括了其书之特点。马宗霍《书林藻鉴》记曾农髯语颇有意思,亦可见沈氏本人对“奇正”之旨的态度:
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叟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髯曰:“翁覃谿稳一生误字之,石庵八十后能到不稳,蝯叟交七十后更不稳,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处否?”
这“不稳”即奇变、险绝之美。沙孟海所谓:“变态极多”、“奇趣横生”或即此指。证诸《书赠青仁轴》、《赠芸庄联》、《太乙近天都诗轴》等作,确乎如此。马宗霍谓之为:“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言不为过。曾农髯还说过:“叟读碑多,写字少,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此处生亦审美上“拙”之来历。“不稳”与“生”“拙”必于平正中来。对此,沈氏在论书时曾有说法:“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对于“经生”书、“院体”书以及“馆阁”书“名家薄之于算子之消,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模平竖直之外?”可见沈子培的基本观点。高足王蘧常早年求师指点,沈亦告之:“求书理,以为近晋,可从三王二爨人”。在此,我们发现,沈曾植的书学理想正在于融冶碑帖、化合晋魏。他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是真正开此一风气的实力派大家。
沈曾植学识渊博,《清史稿》记载:“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王国维居沪期间多请益于寐叟,其作《寿序》,认为清代学术三变,清初为经世之学,乾嘉是稽古实学,道咸之后,学术转新,寐叟乃新学术的帅将。沈氏的一生,非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同历代的中国文人一样,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忧世之深,过于龚魏”(王国维语)。因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曾力陈假洋资造铁路等,成为了“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
沈氏一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命运忧思不已,主张经世致用,从学术立场出发来干预时事。1901年,沈曾植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下车伊始,即行改革旧制,允许师范生中的优秀者入学,广开人才之源;添设政治科,以强化学生的时事教育及参政意识;并附设东文学堂,以娴熟西学的罗振玉为监学,又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博士为教习。教育内容主要“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为国家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三方面人才。一系列革新举措使得南洋公学的办学面貌焕然一新,它体现了沈曾植近代新式教育的眼光,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不断进步与开明。1907年,沈曾植由江西调任安微提学使,旋即赴日本考察学务,“驰驱咨谋,日不暇给”,“甚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这次出访,使沈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得以完全确立。
在提学使任上留意选拔和招揽人才。设存古学堂,以宋儒程氏读书日程为蓝本,选拔各学堂中的优秀生专开国学研究班,并借鉴国外大学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互相讨论、独立思考。他提出的教学方式是:知新温故、达变立常、内自折衷、不逾世变。他招揽了许多著名学者,其中有方守彝、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慨、陈衍等,使皖学达到了最盛期。
和政治上不同的是,他在学术上能锐意精进,勇于突破旧我。在晚年,沈曾植提出“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的观点,继而倡议在上海建立经科大学,并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希望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内,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复兴作相应的支持与准备。这是他在对中西差距,对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困境之成因获得日益深刻的体认后的深思熟虑。这就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使沈曾植成为晚清学术转型期继往开来的代表。
关于沈曾植一生学术活动的评价,以王国维在《七十寿序》中说得最为恰当: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祥。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纵观近代儒林,沈曾植称得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学者,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传统儒士,一位有着精深造诣和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文化名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沈曾植所追求的梦想和所从事的事业大都早巳烟消云散,难觅痕迹;但他毕生力行的儒家风范仍在影响着后来者,尤其是他晚年倡导的振兴亚洲儒学的口号,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响应并为世人所接受,仅此一端就可看出他的识高议平及先知之哲。
1922年沈曾植去世,王国维撰写挽联: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已,要为天下哭先生。
附:沈曾植先生年表
沈曾植先生,曾祖学阶,字自堂,邑庠生,诰赠光禄大夫。祖维?,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国藩即其门下士。父宗涵,字俨伯,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先生有二姐早卒。兄弟四人,长曾棨,先生居仲,弟曾桐、曾樾。
一八五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生于北京南横街寓所,其父年三十二岁,洪秀全是年起义。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八岁,五月十八父殁,哀痛如成人。家贫,随母读李义山诗。除夕仰望三星泪下,五十年后诗中忆及。
一八六0年(咸丰十一年,庚申)十一岁,英军入侵天津,先生随母避居昌平,登城楼目睹荒凉景象,甚悲痛。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岁,从俞策臣读《礼记》及唐诗半年。师将他去,先生牵衣哭不止,师赠画六页。母授王土祯《渔阳山人菁华录》,能背出许多佳句。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岁。从原仁和县今高隽生习诗词,以蝇头小楷抄读《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论》,对南明史事关心由此始。见老师与友人王砚香和诗,偷偷仿效、藏于书包内,老师发现,认为孺子可教。次岁老师他去,彼此挥泪而别。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岁,家境贫困,以祖传初拓《灵飞经》送当铺得三十钱卖米,极难割舍。
一八七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岁,以大学生应顺天府试,考官罗绎农惊为奇才,荐于主司,先生报罢,罗惋惜。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二岁,坐海船至沪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静夫人,经紫柏岭张良庙,见风光秀绝,徘徊久之。返京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勉先生读书。次年乡试中第二十二名。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乙亥)二十六岁,始治边疆地理学,得《游牧记》、《落帆楼文稿》以校东北、西藏、新疆地图及《圣武亲征录》。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二十八岁。去广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
一八八0年(光绪六年,庚辰)三十一岁,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土出身,识康有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铭等学者,李已享文名,先生无名,两卷经翁同和阅,称先生通人。精读历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对蒙古地理有创获。冬,还嘉兴。次岁再去广州省叔父。秋后游苏州灵岩听泉,十月回京。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三十五岁,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书遭盗。法人又欲侵华,先生愤愤不已。次年为广东乡试出策问题目,皆“宋元学案”及蒙古史迹,参试者有康有为,未取,全场交白卷。中秋与京中名土会于陶然亭。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十八岁,考订元代《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定为回回人所画,参考诸书校定城邑,有发现。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康有为上书变法,朝廷保守派大哗,将逮康,先生劝其作沉迷金石态韬晦,康博览群碑,著成《广艺舟双楫》。康甚惮先生,一日说大话,先生云“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愧而退。
次岁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日本那珂通博土慕名来华求教西北地理诸事,先生以中原音切蒙古音教之而去。先生兼治诸邻国地理,考订唐宋航海路线,同时研究宋儒及佛道大典。以中和教康有为,纠正气质之偏,言其受质冬夏气多春秋气少,康答信逊谢。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四十二岁,冬,迁员外郎。
次春任江苏司郎中。二月叔父卒于穗。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四十五岁。给事中上书抨击康有为,请焚毁《新学伪经考》,皇帝同意。先生营救无效。甲午海战中国败,先生忧愤深广。好友李慈铭殁,痛哭。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岁,上书请求允许他个人向英人借款修铁道,为权臣所阻未果。
次年,俄皇尼古拉二世阴谋办黑龙江渔业航务,先生怒斥俄大使。八月二十九日母丧,大哀重病一年,久治不愈,自开处方立治,因侍母疾日久,故通医书。袁世凯召先生去小站委以重任,谢绝。十月。德军侵胶州湾。康有为来吊,先生流涕告康可上万言书求变法。
次岁奉母灵柩南归安葬。皇帝将重用康有为,先生赠《唐顺宗实录》,请康一阅,忧康改革过激生变。康读毕默然。五月应张之洞聘主持两湖书院。提出治学必实用,于人心世道利弊当探本清源。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岁,返家合葬父母于祖茔。回武昌时遇盗,失书籍碑帖数十种。居武昌株园,与陈石遗唱和,评议古诗。
一九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一岁,八国联军入侵,先生携家眷在上海,本拟入京,见时局如斯,乃奔走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赴武昌晤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等,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顾忌,牵制侵略者。七月敌兵入都,九月李鸿章来沪见先生说:“倘某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遇杀身之祸矣!”先生大病一场。
次年春至南京为刘坤一拟奏稿,提出:设议局,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整科举,设警察等十事。“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前八字为用,后八字为体。张之洞召见,共议新政,仍返扬州。不久任南洋公学监督。
一九0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三岁,辞南洋公学职回京刑部效力,前后十八年。住上斜街。调外务部合和会司员外郎。
次年任江西广信府知府。至南昌,巡抚柯逢时召见,共议全省大计。时土子不愿读书,先生引孟子语“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一九0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五十七岁,天主教徒王安之打伤南昌知县江召棠,民愤起报复,误伤法、美基督教牧师,法、美两国闻讯,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巡抚胡鼎臣要杀百姓数人向法、美乞和,先生以为不可滥杀百姓,坚持谈判,法、美气焰收敛。四月任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日人请教者甚多。归皖,设存古学堂,请陈抑斋按外国高校教学法,取各校高材生聚集一堂施教。与安庆名土马其昶、姚仲实、姚永慨、方纶叔博土、胡季庵、徐铁华论文赋诗。十二月升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苏新法,减轻租税负担。建天柱阁并作联语:“楼阁华严,乘大悲愿;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有挂笏亭,幽静可读书,名官斋为“曼陀罗室”。
一九0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九岁,慈禧太后、光绪同日病殁。
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己酉)六十岁,创建造纸厂,外国求开铜官山,严拒。命日本教习去黄山采取植物标本,又命人采取霍山药材标本,甚丰富。又欲为两岳植物标本,未成。诏下为礼学馆顾问。八月张之洞卒,甚悲。自写五绝说:“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萨道。无佛无众生,灵源同一照”。为马其昶编订并石印《抱润轩文集》。命举人谢石钦赴日考察税制,日大藏省出示文书,谢等回国,编成一书,先生序印之。
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庚戌)六十一岁,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广记》卷八、《音乐举要》卷九乐星图谱于后,与姜夔自度曲谱互相证明,用安庆造新纸印成。上书言国事,被权臣所扣压。赋一律寄慨:“不待招邀入户庭,龙山推分我忘形。留连未免耽光景,铺缀谁能较醉醒?两后百科争夏大,风前一叶警秋蘦。五更残月难留影,起看苍龙大角星。”贝子戴振到安庆,当局命出巨款招待,先生不许,得罪上方及戴振,后者以贪财色出名。先生上书乞退回故里。在皖五年,多病,夜眠二小时,仍坚持讲学会客。待秋后去沪时只有十万卷书,财物无多,人以为怪。十月回嘉兴,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十二月整理审订张百熙《退思轩诗集》并作序。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六十二岁,去南京与杨仁山居土讨论佛学,一月始归,住上海新闸路三十三号,六月回嘉兴,七月大水,先生和郡守筹办救灾。事毕,清帝退位,先生常居上海。
一九一二年(壬子)六十三岁,在海滨建楼,晨雾缭绕,似黄山峨媚山,作《山居图》寄意。中外登门求教者甚多。九月返嘉兴咏故园草木成九首诗。
次岁题所居为《海日楼》。俄人卡伊萨林持辜鸿铭信求见,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文:“夙闻儒者沈子培之名,兹得相见之机,余于彼所以期待之者至甚。前在北京,与中国儒者谈论,偶涉欧罗巴事每多舛伪。余意沈氏未必有理解欧罗巴实际之知识,迨一接其言论风采,而宿疑顿祛。沈氏实中国之完人,孔子所谓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异少年,蕴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鄂那德达蒲思评论古代西欧之文明,所谓意识完全者,诚中国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动无不协于礼义,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国之情形无论已;即于国外亦洞悉其情伪,所谓象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更能见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恶改革,守旧派之魁首也。”(辜鸿铭译自卡伊萨林日记)弟子王蘧常先生评曰:“公在逊清觥之为维新之魁,何云恶改革?何云守旧?盖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过与不及,皆公所深恶。卡氏未为知公也。”卡氏亦贵族,“改革”大抵指辛亥革命。先生在明,当抗清而死;在清当作遗老以终。此封建伦理使之然。重君主,轻民国,“民”又何曾有过“国”?在遗老中能改革陈弊,发展工厂铁道,比较重民生,合乎现实,在学术上勇于开拓、一点不守旧,与他门下的王国维同为悲剧人物。蘧老为师辩护,亦时代使然。后人苛求,何益……
一九一四年(甲寅)六十五岁,回乡扫墓,登烟雨楼作诗多首。袁世凯连年派人问候,又聘为史馆总纂,谢绝。
次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学,给以启导,王甚敬先生。浙人聘先生修省志,提出只续为宜,叙事起于旧志所止的乾隆元年,止于宣统三年,聘朱疆村、张尔田、王国维诸学者任事,人才济济。
一九—六年(丙辰)六十七岁,袁世凯窃国,先生早洞悉其奸,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之,见康诗:“巨君谋帝制。假尧衣弟佗。与公谋覆之,日夕同画沙。偕公被密捕,头颅巨万赊。……”其中事实已难考订。
王国维自日本来沪,先生说:“郝氏《尔雅义疏》一书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似未能观其会通。君何不分条理之?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释例一卷。”王照办。五月袁贼死。七月,去敦煌盗过唐人手迹的法国人伯希和来与先生讨论契丹、蒙兀儿国书及摩尼、婆罗门诸教源流。
一九一七年(丁巳)六十八岁,四月张勋北上,五月七日先生抱病北行。十三日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二十五日事败、奔弟子封家,一见痛哭,七月乘海船归沪。冬大病,头重脚轻。
一九一八年(戊午)六十九岁,亲友弟子拟庆先生与夫人七十双寿,苦辞。书商送来元刻明补《乐府诗集》一百卷,乃以此为庆典纪念品。秋移居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题寓楼为“隐谷”,自号隐谷居土,筹备亚洲学术研究会。题在安庆所作的词为“僾词”。
一九一九年(己未)七十岁,二月十日起写《月爱老人客话》一卷。海内赠寿文寿诗甚多,先生以自寿诗作答。夏,移居新闸路九十一号,写成《全拙庵温故录》。
一九二0年(庚申)七十一岁,为日本学者白川省三讲《尚书》。九月中风,神智清楚,年终痊愈。
一九二一年(辛酉)七十二岁,弟殁大哭,病数月。始卖字以自给,求者极多不暇接,日本人尤众。
一九二二年(壬戌)七十三岁,正月病愈,三月回乡扫墓。四月弟子林殁。又病,病中每日看书,无学不治。六月十一日,与夫人结婚半世纪,按故乡风习重偕花烛。七月十五日复病,得樊公诗,和以七律五首,后不再作诗,兹录其一:“不死何妨更论文?冀州飙举思夫君。金壶墨尽搜残刻,黄叶阶干省旧闻。俗谛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梦秋云。年年心绪凋残尽,念我桓山鸟失群。”十月初二中午起书二对联。初三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初六葬于祖茔侧南门外王店榨篰村。
先生别名颇多,见于题跋者有:惹庵、忆庵、乙僧、寐翁、睡庵、睡翁、乙叟、逊斋、逊翁、耄逊、巽斋、逊叟、李乡农、馀斋老人、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里病维摩、释持、梵持、建持、持卿、随庵、守平居土、谷隐居土、浮轩、癯禅、癯翁、东畴小隐等等。
先生著作多,刻印少,现大部散失,存目四十八种:地理十五种,计有刘宋法显《佛国记校注》一卷,唐樊绰《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录注》二卷,《黑鞑事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注录》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岛夷广证》二卷,《女真考略》一卷,《蒙古源流疏证》八卷,刑法二种,与徐博泉同辑《汉律辑存》一卷,《普书·刑法补志》一卷,二稿已佚。佛书菁华录《佛藏一勺》四卷。《海日楼文集》二卷,《乙庵诗存》、《海日楼诗集》十二卷,朱古微编、陈石遗序《海日楼诗补编》,李证刚编词四卷,书牍二卷,王蘧常编《类贴考》、《寐叟题跋》、《碑跋》一卷,其他札记十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