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饮冰室书斋”和梁启超故居，中为梁启超的坐像。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他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梁启超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现在很受学界重视。

梁启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缺乏作为政治家必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他还是一个“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胡适语）的性情中人。他反对康有为参与复辟帝制，但他却真诚地为导师祝寿；康有为去世时，他还主持吊唁仪式。他应胡适之邀来北大讲课，却在课上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徐志摩结婚的时候，他身为主婚人却在婚礼上严厉批评徐志摩，要徐志摩认真对待婚姻。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症，被医院误诊为右肾肿瘤，亲友纷纷谴责医院，他却告诫众人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不成熟便从根本上怀疑科学。他以生命的代价留给人世间一份最为宝贵的宽容。

梁启超虽然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胞。1914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透过这座墓碑，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此次新会之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纪念梁启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

中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匍匐在王权脚下的历史，习惯了下跪的中国人始终站不起来。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形式上不再生活在磕头、下跪之中，但世世代代被奴役的命运使国人在思想上依然是跪着的。在精神上，人格上，我们还没有真正站起来。面对古老的专制传统，面对遍地的阿Ｑ、韦小宝，如何让中华民族首先在思想、人格、精神上站起来，是近代以来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梁启超那富于才情的笔调的确启迪了整整一个时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的启蒙，他学生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林语堂说梁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笔尖常带感情，感染了不止一代人，有人甚至把他看作是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精神之父”。今天重读他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激扬文字，那些曾震撼了老大中国，给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全新的理想和价值的文字，我们依然感到内心深处的震撼。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绕不过去的人。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包括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的巨人在内的民族精英又有谁没有受过梁启超思想的滋润。

戊戌变法康梁并称，但他当时不过二十几岁，初露头角，主要是以他的笔热情地呼唤变法而为人所知。特别是他在《时务报》的言论文章曾倾动一时，他办过《中外记闻》等报刊，这是他最早的报业生涯。当然，他曾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发现并培养了蔡锷这样的学生。

百日维新遭慈禧太后血洗后，康梁流亡海外，康停止了前进的脚步，以保皇自居，梁启超的事业则可以说是在日本真正开始的，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影响深远的报刊，写了大量至今传诵不衰的文章，大力宣传新思想、新观念，著名的《新民说》最初就是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他翻译、引进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国民”、“权利”等汉语所缺乏的新词汇就是他首倡的。1905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那些与《民报》论战的文章，虽然当时看来，就多数青年的心理而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但梁所描写的共和革命后果，如内部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事实相似。辛亥革命前夕，他所写的大量政论，其中包括了许多传播宪政思想的文章，对当时中国的立宪运动无疑起着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意义。随着立宪政治在中国的尝试和失败，梁启超的精神遗产也早就渐渐被人淡忘了。

他的一生和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有过合作，幻想他们能把中国带入民主的新时代。这些是他生命的败笔，但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推动维新变法；他和他最钟爱的学生蔡锷一起，毫不含糊地反对袁世凯称帝，终于打倒了民国以后的第一个“家天下”；他和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反对拉历史倒车的恩师康有为，无疑都是他写下的光辉一笔，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但我认为，梁启超在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价值不在这些地方，而是他长期致力于办报、办刊，宣传新思想，致力于思想建设，要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这才是他成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原因。他在20世纪初就写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民说》，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从此，新民的理想一直是梁启超精神世界的主旋律。

近代以来，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主要途径无非是办报刊、办大学、办出版社，正是这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给“百无一用”的书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也提供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处所。正是通过传播思想、知识，教育新人，他们才发挥出了前无古人的影响力。梁启超是以从事维新变法的政治事业登上历史舞台的，但一开始他就与新生的报刊、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当然是政治人物，在袁世凯、段祺瑞的政府中都出任过要职，在护国运动中也是居领袖地位，长期是进步党（后来是研究系）的领袖。但终其一生，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漫长的流亡岁月中，他是一个办报、读书、写作的职业报人。退出政坛后，他还支持创办了《晨报》、《时事新报》这样有广泛舆论影响的大报。他长期在清华任教，致力于学术研究，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在一个新的领域作出贡献，他的晚年是以职业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的知识分子良知从来没有泯灭过，五四之后，杭州发生“浙江一师风潮”，政府派警察镇压学生，他公开通电反对。他去世前的一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剧，他正生病住院，但他同样愤怒地抗议了。

他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他在流亡时期的作为对当时的社会转型功不可没，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思想界、舆论界他的影响久盛不衰。老实说，在五四之前，他的影响是首屈一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老大民族，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精神巨人的崛起，穿越了戊戌、辛亥和民国以来动**乱世的梁启超迅速被淹没，被遗忘了。

即使如此，五四运动也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虽然那时他远在巴黎，但他是国民外交协会的精神领袖和主要发起人，这个社会各界个团体组成的社团在推动五四学生走上街头起过重要作。他本人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1919年4月5日，他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当年9月9日的日本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有这样的记载：

“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

日本的情报应当不是空穴来风。这里说的林、熊、汪等要人都是梁启超从进步党到研究系的长期政治伙伴，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说他们代表的研究系是五四学生运动的背景之一，是没有问题的。从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这两份研究系背景的报纸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舆论报道也可找到某些线索。

梁启超指出：“‘五四运动’与共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他希望把运动的方向转到内政方面。没有“半内政”性质或者紧接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群众运动，不是“无结果”的，就是政府一手炮制的。旅欧归国之后，他一手发起“国民制宪运动”，高度评价并积极参加了“国民废兵运动”，呼吁成立“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虽然这些运动最终都没有结出什么可喜的果实，但他的目的只是要借此养成做共和国民的资格，他说：

“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

“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

这是我们陌生已久的思想，他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国民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来培育健康的国民意识，这里的“国民”当然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公民”，也就是梁启超早年说的“新民”。从“新民”到“国民”，我的初浅理解是，在清王朝专制时代他呼唤新民，也就是致力于思想启蒙。在共和国出现以后，他希望在实践层面教育、锻炼一代国民。我认为这是他新民理想的自然延伸。

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肯定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贡献，而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抛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种种狭隘偏见之后，对梁启超的评价渐趋客观，对他当年与同盟会论战时的不少观点的看法也越来越合乎事实。梁启超不是没有缺点、没有局限的，但他思想之深邃、目光之宏大、学问之渊博、人格之健全，都是他那个时代所罕有的。在近代中国，他是完全当得起“精神巨人”这个称号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作为思想家他是多产的，留下了上千万字的庞大思想遗产。

无论如何，我以为他的一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他呼唤新民抓住了民族生死存亡的要穴所在。没有人格上站起来的精神独立的国民，什么样的共和制度都会变形，什么样的旗帜都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五四之后他力倡国民运动时的国民思想，与他早年呼唤新民的努力，往往被忽视，这条线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意义上，他在思想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所提出的这一问题，代表了20世纪初为使中国早日跨入一个新时代、一个和人类先进文明接轨的时代所作的最有价值的思考，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在精神上、制度上都站起来。

近百年前，梁启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他的新民理想至今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没有对历史灾难的反省，没有对人性的肯定，没有新思想的阳光照耀，我们终久还是精神的奴隶，我们精神的膝盖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而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