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朋党之见，君子病焉。”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