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

纪晓岚五十岁，天降大任于斯人，受诏总篡《四库全书》，他一生的荣耀与辉煌，在此达到了顶点。

《四库全书》是一项旷古文化工程，纪晓岚入主四库馆，十有余年，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扶奥提纲，溯源彻尾。它著录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

纪晓岚又瘁毕生之力，著《四库全书总目》，撮著作之大凡，审传本之得失，成为中国目录学的巨著。又编《四库全书简明总目》二十卷，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提纲挚领，别**要。

总篡《四库全书》的艰辛与躬谨已印证了他惊人的意志力和博大精深的学识。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其中有380多种佚书是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搜集失而复得的珍品。还有不少书籍，经过艰苦的考订而恢复了原貌。郦道元的《水经注》，便是经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长期混淆的“经”与“注”得以区别开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思想学术价值，介绍著录与存目书籍，写明作者名姓、所处时代、该书要旨和基本评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目录学著作。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据官方上报的数字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销毁、抽毁的书目多达2600多种，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纪晓岚生活的年代，是所谓“雍乾盛世”，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一个时代。尤其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便是大规模文字狱的兴起。

有清以来，严酷的文化专制从康熙帝始，到雍正朝为发轫。纪晓岚出生的第二年，便有川陕总督年羹尧的文字狱。纪晓岚五岁那年，即有吕留良文字狱、谢济世私注《大学》诽谤案等。雍正朝十三年，文字狱近二十起，乾隆朝六十年，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起，这是仅仅见诸于史册的记载，被湮灭者尚不在其数。

乾隆朝的文字狱五花八门。它的罪名有妄议朝政、谤讪君上、妄为著述、不避圣讳、篡拟禁史、怀恋胜国、收藏禁书、隐匿不首、隐寓讥讽、私怀怨望、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之气等。用最荒唐的逻辑推理，胡乱引申作者原意，只凭想象断定作者动机，使一大批无辜人受到迫害。在受害人当中，既有一般生员、塾师、举人等中下层知识分子，也有宗室贵族及政府官吏，此外还有商人、僧侣、江湖术士等。文字狱的株连，也远远超过了《大清律》的规定。制造文字狱是乾隆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文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提高皇权，至少在雍乾二朝是个发明。

乾隆构筑文字狱的手法也是十分卑劣的。

文字狱**期间，所有的统治机器为了清查案情、追究同党、查缴书版而全速运转。触此网者，或被凌迟，或被砍头，或被流徙，便是坟墓里的僵尸也不放过。文网恢恢，甚至连那些偶尔信手涂鸦的疯子也不能幸免。乾隆朝疯汉文字狱有二十起之多，可视为一大奇观。

纪晓岚就是在这样一片文化专制的风声鹤唳之中，入主《四库全书》篡修之事的。

作为乾隆帝“文治武功”的一项重要内容，开馆修《四库》是他对知识分子“胡萝卜加大棒”式的笼络和威逼，在种种文化专制的高压之下，从事这项工作的危险决非耸人听闻。

一方面，随着禁书政策的日益严厉，修书过程中，不断有书籍被指控为违碍而遭禁毁，《四库》开馆期间的五十余起文字狱，大多是从修书得到的“眼线”。仅是乾隆四十五年，为了彻底清理“违碍”字句，乾隆帝传谕，四库馆对存目书及准备发还藏书家的书籍进行检索，总计查出了应毁书一百四十四部，抽毁书一百八十一部，数量之大，令人瞠目。长达十九年的禁书活动中，共禁毁图书三千一百余部，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这个统计数字，尚不包括民间自行销毁之书版。

另一方面，虽然四库馆臣屡被恩宠，赏哈密瓜，赐千叟宴，然因缮写违制或校书讹错，动辄得咎。纪晓岗屡被记过，因《古文尚书》、扬子《法言》等书多次获咎，出钱赔写过校错书籍，几次被罚往承德校书，颇有几番险象丛生。然而他比起陆费墀来，还算是幸运的。乾隆五十二年，帝于进呈全书中发现违碍字句，令重新缮写，并严饬馆臣，总校陆费墀困此赔光了家产，忧愤而死，死后仍被抄没房产祖业，只留下两千两之数作为家属赡养。另一总纂陆锡熊，则在赴盛京（沈阳）校书途中，连冻带吓，死于客次。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种高压之下，纪晓岚还是以一己之力，保护了一大批书籍免遭秦火。

纪晓岚的仕途基本上是顺畅的，他一直是乾隆皇帝的一个宠臣，这并非是他处事圆滑。他曾自作挽联曰：“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可谓心境之真实写照。他要在夹缝中生存，其实难矣哉。

朝鲜书壮官徐有闻说过：“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纪昀、铁保、玉保诸人，终不依附。”

朝鲜冬至书壮官沈永兴，曾评价纪晓岚：“尚书纪昀，文艺超伦、清白节俭，虽宠爱不及和珅，而甚敬重之。一弊裘七八年。”纪晓岚能够洁身自好，不与权臣同流合污，是一个知识分子气节之所在。

纪晓岚以才华横溢名世。他闳览博闻，文情华瞻，于书无所不通，贯彻儒籍，修率性情，时人称为通儒。他在学术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在音律学、考据学、谱牒学、目录学诸方面皆可扛鼎。

他不轻率著书。尝谓：

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己大备，后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也曾说他平生未尝著书，间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地弃掷，未尝存稿。从以上他的话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饱学之士的谦虚。

七十岁的纪晓岚曾总结过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之后，以文章与天下项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笔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矣……大旨期不乖于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