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忠

摇面店

说得更贴切一点的话，摇面店其实仅是一家摇面的作坊。之所以将摇面的作坊叫摇面店，是因为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间，在江南水乡的乡野间，是很难找到几家像样的店铺的，所以凡是有现金交易的大多作坊，诸如竹匠、铁匠、摇面等等的工场，都被武断地纳入到了店的范畴中。

摇面店由一对老夫妻操持着。女主人是个弯背的老太。稀疏而又有点花白了的头发，往后脑勺梳理着，盘在一只黑色的网状发罩里。村里人背底里都管她叫“弯背大妹”。有村里的老人背底里曾议论过她的身世，说大妹年轻时小巧玲珑，特标致，是城里“坛上”一家“堂子”里的当家小姐，当年曾有人出二十担米钿想去亲近她，也没能如愿。解放那年被政府遣散后，不得已才跟了这陈茂老头，来我们这个乡村里落了根。陈茂可是个干瘪得没啥肉势的老头，脖子两旁锁骨的凹槽里，几乎能装得下两盅菜油。平日里除了去村上的茶馆店泡壶茶喝茶、聊天打发时间，要不就是坐在堂屋里的竹榻上，手上握着一杆锃亮的黄铜水烟壶，时不时在他的脸前腾起一团青灰色的烟雾。水烟壶的座子后端，有一只放烟丝的联体罐子，抽烟的时候，用右手小指那长长的指甲，挑开半圆形的盖子，再伸出两只手指抓起一小撮烟丝，来回轻轻地揉几下，揉成弹丸状，然后装进烟斗里。那时候，水烟壶在乡村里是不多见的。毕竟水烟壶是货真价实的黄铜铸成的，它也就成了身份的象征。由于水烟壶里灌有水，抽得重了，那苦涩的烟水会不小心吸到嘴里，掌握吸的分量是头等的事。由于抽烟时水烟壶里的积水会不停地翻滚，抽起来会发出“忽落、忽落”的响声，煞是好听好玩。陈茂右边的上嘴角，长有一粒米白色的“饭休子”，抽起烟来，那“饭休子”会随着鼓动的腮帮子，一上一下地抖动，直怕它会冷不丁掉下来。

那时候，农村里的口粮常是紧绷绷的，一天中除了中饭，晚饭和早饭不是吃点山芋、番瓜之类的粗粮，就是米粥或面食。况且吃的面食也大多是“麦面条”、“面老虫”之类的面疙瘩。能吃到一顿细密的面条，那算是饱了口福了。假如再能在面汤里放上点咸菜或毛豆子之类的蔬菜的话，准能吃得“眼眉毛也要落下来”（吴语方言：眉开眼笑的意思）。

每次去摇面，我总会派妹妹打前站到摇面店里去侦察一番，看看当天由谁在当班。妹妹那时候还小，端不动盛着面粉的搪瓷盆，没办法只好撅着小嘴先去。如果大妹不在的话，宁愿端着搪瓷盆缩在哪个树荫底下等上一段时间。陈茂和大妹年纪有一把了，虽不再跟着队里的劳力去出工，但毕竟还有点自留地该收拾，种蔬菜、割草之类的小生活还得弯背大妹弓着背去做。大妹一走，陈茂就得在家值班。但我最忌由陈茂为我们拌面，一见我们前去摇面，他总懒洋洋地从竹榻里站起身来，把手上的水烟壶往八仙桌上一搁，凭空拍几下手后再来回搓几下，就要接过面盆，将面粉倒在缸盆里开始拌面，那掐烟丝的手指上，满是呛人的水烟味，如果真去用水洗了，也不一定能把那味洗净。每次由他出手摇的面，总有一股浓烈的烟草味的，吃着都有点恶心。

摇面店靠墙位置，架着一张用杂木做成的木架子。木架子中间铺着木板，两边钉着上方的木棍，使其隔成一条凹槽。落下来的面皮，就堆积在这凹槽里面。摇面机就分架在木架子的两头。大机器边上，架着两只黑褐色的瓷缸。小的一只是水缸。水缸用木板盖着，打开缸盖，一只表面有暗绿色花形的小洋碗浮在中间。先将搪瓷面盆里盛来的面粉倒入沾满面粉尘的缸盆里，用水泡着，搅成一簇簇羊毛状后，就可用白铁皮卷成的小畚箕，铲到那台大的机器里然后就可以开始摇面了。摇面机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大摇面机只用两根近二十公分来粗的辊轴，将面粉团，在大的摇面机里来回地滚上几遍，就会成了一卷图画似的卷轴。

大的摇面机有一只筛子般大小的轮盘，轮盘上装着一个套有铁皮筒的把柄，轻易还不怎么好转动它。像我们小孩子，非得双手抓住那把柄，侧着身子使出吃奶的劲，才能使机器“吱嘎、吱嘎”地转动起来。大妹会时不时地腾出只手来，帮着在轮盘上带一把。大妹一只手握着小的“稗草”扫帚，一手握着根小木棍，当机器里落下来的面板落入凹槽里时，她便会不停地用扫帚将存放在台板上的面粉掸到面板上，然后顺着面板一路扫过来，扫过一段，便将面板卷在那根小木棍上。三遍过后，就可进小摇面机切割了。小摇面机由两根螺纹状的轴组成。卷在小木棍上的面皮经螺纹状的轴切割，一条条细如针线的面条，似黄梅季里的阵雨丝。大妹端坐在木架子的横头，顺手接起下落的面条，一把把折叠着，晾挂到搪瓷面盆的四沿上。小摇面机摇着很轻松，不知是过度轻松，还是成功在望，我总把小摇面机摇得“横铃、横铃”直叫，常忙得接面条的大妹手忙脚乱。

一轮夕阳挂上西方的树梢。头顶着挂有蓬松面条的搪瓷面盆，兄妹俩齐步走在回家的路上，轻哼起一曲曲欢快的童谣。

茶馆店

我老家的村子里，原来有一家茶馆。

茶馆就是主人的家。房子总共有两进。前后都是三大间，中间天井的一边是三间圆堂。后面三间正屋，是主人日常起居的地方。余下的就是茶馆的全部，是日常茶客喝茶的场所，不算大，也不算小！中间那间串堂里，三张八仙桌呈品字形摆设，两间边房里，各放着两张长近4米，宽只有50至60公分的长条桌。凳子是用杂树锯开后钉的。场地的横头有一间小小的灶披间，用来烧水泡茶。那块很大的天井里，只有在人多的时候，才在那里露天放几张八仙桌，招待客人……茶馆里，使用的是“一脱色”的宜兴紫砂茶壶，和白色的瓷质小茶盅。每天早上，主人就会将茶具洗得油光锃亮，几乎能照得出人影来。

茶馆的主人，是一个看上去比我外公还要大的老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知道他的姓，只听茶客都叫他“梅保老老头”，我也就跟着这么叫！那老头又长又瘦，直足是个俗语里的“瘦骨几”。平时总穿一件对襟的老粗布衣裳，配一条深蓝颜色的绉裙。除了这，几乎没看见他穿过其他衣服。梅保老老头几乎整天没有空手的辰光，除了拎只铜铫串行在堂里为茶客添水外，总是一只手拿着一支用火纸卷的“煤头”，另一只手握着一柄锃亮的黄铜水烟管。抽烟前，先将嘴卷成圆形，然后把“煤头”凑到几乎掉光了牙齿的瘪嘴前，用舌头突然阻住吹向“煤头”的风，“扑脱”一声吹燃。抽起烟来，摇头晃脑，很是入迷！况且，抽起那水烟管来，里面会发出“忽落忽落”的水声，煞是好听、好玩！平时，只要远远听见“扑通扑通”的咳嗽声，准是他又在茶馆内抽烟！

听大人们闲聊的时候讲，那老头原来是做“道士”出身的，脑子特别地机灵，况且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年轻时，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只是“破四旧”时，他将那些“家生”全部主动交了公，政府也没再追究他。由于社会环境断了他的财路，况人上了点年纪，又长得弱不禁风，更不会那些要带有点技术的农活，所以只好开了家茶馆谋生。

茶馆的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只有在农闲、节日或者春节的时候，人气才旺一些。

那时候，农村里特别穷，一个正常的男劳动力，一天只能赚五六毛工钱。因此，在我们儿童手上，有个几分钱，已经称得上“大款”了。那时候的学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好多的回家作业，一般放学回家后，我们就拿个小篮，结伴去大队里的小窑场上去捡煤渣。然后，再以两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梅保老老头。那老头很体谅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他总是来者不拒！“你们去捡好了，我反正要烧的！”甚至有时候才七八斤煤渣，他也会给你塞个两毛钱！老感觉每一次吃亏的总是他！

每到节日，茶馆的生意特别地好，也总是缺少人手的时候。梅保老老头就会找我们小孩子去做帮手，帮他去干些在老虎灶旁扇风箱、空了的铜铫里加水再煮等杂活。每到那个时候，我总是第一个去报名，一来，可以赚他一两毛钱的工钱，二来，图个闹猛。况且，茶馆里还会请说书先生来，说上几段那时候很难听到的古书。到下午茶客需求小的时候，可以溜去听上一回。

说书的先生姓丁，据说住在尚湖边的一个小村庄上，其他的就不知道了。那个时候，因为“破四旧”的缘故，因此，诸如《岳飞》、《七侠五义》之类的古书是很难看到的，只能听说书先生胡编杜撰，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听得大人们个个聚精会神，就连我这样的小毛孩，也听得津津有味。（那是因为当时农村里的文娱活动太少了），况且说书先生还要在情节里加一些黄段子，博得听的人不时哄堂大笑！

茶馆的常客，是附近的一些村民和大队里的一些老年人。那时候穷，一般人家是没有茶叶什么的，村上哪家人家来了亲戚，为显得主人阔气，也为客人消磨时光，往往把客人往他那里送。因此，茶馆也就慢慢变成了街谈巷议、小道消息的传播中心，只要哪里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会在里面品头论足地论战一番，害得茶客们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连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都会拿到茶馆里来叫众人评判。

梅保老老头晚上是很少出门的。不过，只要当天茶馆里有人提起自己村上的哪个人，生了大一点的毛病，那晚，茶馆到那病人家的路上，准会留下一连串“扑通扑通”的咳嗽声。他总会到病人的床头安慰几句，或者找那病人的家人，问问缺不缺治疗的钱，“我带着，你们尽管先拿去用！”……

很多年前，梅保老老头带着“扑通扑通”的咳嗽声，去了另一个世界。虽然不是穿着老粗布衣裳和深蓝颜色的绉裙离开我们的，但前去看望他的每一个村里人，都为他的离去扼腕痛惜！

虽然又是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茶馆已经被小洋楼所取代。但那又长又瘦，整天一手拿着“煤头”，一手握着水烟管的那个老头的形象，以及茶馆里洗得照得出人影来的茶具，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剃头店

两棵一抱来粗的榉树，是三角墩最显眼的地标。一过春天，一眼望去，高大的树冠，如两顶嫩绿的油纸伞，盛开在暗淡的房舍顶上，婆娑而轻摆的伞下，似乎有纤纤少女打着它碎步轻移。到得夏天，榉树斑驳的树杆上，知了贴在其上，鼓动着暗竭色的腹腔，唱着“吱哩吱哩”的歌，听来着实有种心花怒放的感觉。榉树上还会长出一种五彩的叫做“红颈剌毛”的虫来，在树荫下走过，会冷不丁掉下点看不见、摸勿着的刺，粘上皮肤，会有点隐隐的难受，不一会就隆起一个个一分头镍币大小的小包，让你痒个够。

三角墩紧靠着一条小河，架在河上的木板桥很简陋，由两根好粗的树棍架着，上面铺着并不密实的木板，一旦竖起来，就像围在猪圈边的栏栅。走在上面，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因此也总提心吊胆的，不仅怕它会突然断裂，还怕小脚会卡到夹缝中去。

剃头店就占据着三角墩的中心位置。一条斜着走向的泥土路，就横在榉树与剃头店中间。店不大，只有两小间朝南的小五路头的平瓦房，也就近二十来个平方。门店特简易，只有当门开着时，才能晓得那是家剃头店。当然，这简易是以现在的目光去衡量的。想当年，那已经算相当阔气的了。店门口的两端，各钉有一根木桩，搭着同样简易的廊沿。廊沿里放着两张长条凳，除了下雨天，一般等着剃头的顾客，或者过路的闲客，也就大多坐在廊沿下，一边看着风景，一边还可嚼嚼山海经。小店的东墙和南墙上开有几扇联在一起的大窗子——其实说它叫窗子也真有点恭维了。那简直就像是半段头的门——窗扇上根本就没有一块玻璃，每个窗格上，就用几块特薄的小木板钉着。

店主人是一个叫保兴的驼背老先生。想起他，眼前就会浮现那蜷曲着的河虾。背地里，大多都管他叫“弯背保兴”。当然，当着他的面是没一个人敢这么叫的，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他“剃头保兴”。毕竟是把头交由他处理，容不得半点玩笑，万一被他一个心火，整了个“飞机”式，那怎好做人？“飞机”式是那个年代、那个社会的特有产物，被人剃了那款式，那腰板也就一辈子直不了，比保兴还难堪！

保兴的个不高，脸和身材同样都是瘦削削的。有人曾和他开过玩笑，说他百年后，最多也就装一“狗屎篓”。他也不发火，只一个劲地“呵呵”着笑。“狗屎篓”是无锡羊尖那个小集镇上专有的特产。样子就像大的畚箕，同样是由竹篾编织而成，只是在把手位置，用几根“竹抢”圈成半圆形的提环，这样，既可提又可背。当地农村有一俗语，叫“羊尖狗屎篓，样样甩得唠！”

剃头店店里放着两张能转悠的专用剃头凳。凳子大部分是木质结构，只是在椅背的下端，露着一根月亮形的扁铁，上面有锯齿形的牙口，以调节靠背的舒适度。凳子一定有些年月了，转悠起来会“吱呀吱呀”地叫，叫得一直会酸到牙齿软！小时候好玩，我常坐在转椅上，叫我妹妹推着转悠，实有种悠哉优哉的感觉。靠北的墙上，挂着两块半人来高的“洋镜”玻璃。那时候，不到剃头店，是看不到镜子的。也许是年纪实在太小，没见过世面的缘故，不懂得人会在镜子里面留有影子，因此常感觉特好奇，常怀疑小店的背后也同样开着家剃头店，曾有几次偷偷地转到剃头店的背后去看，结果，老让人失望。

“弯背保兴”住在西边的村庄上，我家门前的大渠道，是他来去的必经之路。每天，总是在那两个时间段，一个弓着背，低着头，反剪着双手放在屁股后面，手上还抓着只藤篮的老头的身影，就会从视线里慢慢走入，在一丛丛低矮的楝树林中若隐若现，最后又慢慢地从视线里消失。每当他走过，就会有喜欢调侃的村民，对着我们小屁孩发噱：“看，那老头准又丢了啥东西，在一路寻找着呢。”有些小屁孩会信以为真，有时就一路追赶着去跟在保兴的背后看。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走路时他总特意保持着反剪着手的姿势，或许那是为了称那驼背的势子。

在当地的农村风俗中，剃头匠是不能随意请来做上门生意的。只有在家中的老人百年后，才能将剃头匠请上门来服务。因此，剃头店很少有关门的时候。一旦关着门，村民就会议论着村上的“某某某”已经先走一步了。真是有点道理的。

人一旦坐上那张转椅，剃头保兴便会扯着那块士林颜色的布围，侧着身，凭空“啪”的一声，抖得清脆而有力。待得围上你的颈圈，便要对着你问一句：“小鬼，剃啥个头？”我是小屁孩，也只能学舌父亲交代的那句话“小西式头”，剪刀，便在你的头顶“刷、刷”唱响。

如果说在保兴那里剃头是一种直觉的享受的话，那么，在一旁观看他为别人剃头，便是视觉上的享受了。弓着的脊背，正好产生与客人的身体间最完美的空间。那一个转身，一个提腿，都是一个漂亮的符号，根植在幼小的记忆中。那时候，很少能接触到剃头匠，以至于一直误认为凡是干剃头这一行当的，非要有驼背这一特殊人群来担当，或者说，要当个好的剃头匠，必须要练就驼着背的职业素质。

一旦对某种东西产生了好感，也就对存在于它周围所有的东西同样会产生美好的记忆。挂在洋镜边上的那块又黑、又脏、又光、又亮的鐾刀布（吴语方言，是一块大约六七公分宽，四五十公分长的细密帆布，两头用平布包边，悬挂在墙上，当剃刀钝了时，剃头师傅便会抓住鐾刀布的另一头，把剃刀在上面来回地使劲刮擦，使刀刃锋利起来），便是最好的注解。

并没有等着我长大，剃头保兴就在那一丛丛的楝树林中走到了尽头，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杂货店

杂货店，是三角墩上惟一一家有商品出售的商店。杂货店的房子，是食堂隔壁的农户家场前的小屋。

杂货店里的柜台好高，以至于像我们孩童去买东西，那又矮又胖的店老板非得伏在台面上，才能看得到我们的人影来。店老板是常熟城里派下来的，有一个好响亮的名字——马剑飞。五短身材，圆圆的脸。一头乌黑而又锃亮的头发，并不比刘德华的差。那时候还不兴叫老板啥的，一统称作“同志”。男的是同志，女的也是同志，叫起来倒是方便多了。当然那时的“同志”与现在的“同志”，又是天壤之别的解释了。

店里的柜台有两张，呈曲尺形摆设。一张柜台的横头，放着两只又脏又黑的小缸。每只缸上，盖着两块由小木板拼成的半圆形缸盖，缸盖上放着一柄白铁皮做的直杆勺子。现在的网络上，经常能看到有“打酱油路过”的调侃语，我至今还未弄明白它的真实意思。而那个年代打酱油，是实实在在要自带酱油瓶的。从父母手里接过两毛钱，小手指穿进绑在瓶颈上的细麻绳，便拎着酱油瓶，光着脚丫优哉悠哉地晃悠着。把酱油瓶摆到缸上的盖子上，递上两毛钱，马老板便要问一句：“娘老子嗯讲可以落两只糖吃个？”如果你默不作声，眼睛晃悠晃悠地看着他笑，他便会不声不响地把你的瓶口打开，然后装上白铁皮做成的漏斗，在两只缸中分别舀上一勺，灌进瓶中。打得次数多了，我也便明白，原来那缸里，分别装着两种不同品质的酱油。一只缸里是九分钱一勺，一只缸里是一毛一勺，两者合一，便正好是两毛钱。

马老板特别地慈善，每次打两毛钱酱油，他会额外赏你一个小小的棉籽饼，作为小小的奖励。因此，现在所谓的有奖销售，其实在“文革”中就已初具雏形了。

呵呵，可能有人要抬杠了，你一样酱油，就花了大半的篇幅，是否对酱油情有独钟？其实，我现在对酱油已完全失去好感了。那时的农村，实没啥小菜来伴饭的，只能在吃饭时拿只小的罐头，把盐和酱油搅着倒进罐头里，再用白开水一冲，也就成了当时农村里响当当的名菜——“酱油汤”。我想，大凡农村里走出来的，或多或少都曾享用过这道名菜的。

那时的杂货店里，会不定期供应一些诸如带鱼、小黄鱼、马江鱼、橡皮鱼之类的海鲜产品，价格也特别地便宜，才三四毛钱一斤，甚至更低。小店门口会提前几天贴出告示。到货的前夜，村民会络绎不绝地拎着竹篮，前来杂货店排队。排队的方式也很特别，只要把竹篮放着（甚至有的人只要随便在周围找块诸如造房子用的砖头，哪怕是块小石头啥的），然后认准你的上家，就可回家睡觉了，到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时，你只再前往去替代昨天的排队标志即可。届时，杂货店的帮手，会来给排队的村民发放序号。一般都是村子上的人，也都十分地自觉，几乎没一个人会无故插队的。

当然，排队买来的海鲜，大多人家轻易是不会享用的。一般都是买回家洗净晒干后来装装门面的。那时候的物质特别匮乏，但人来客去的应酬，却是不少的，因此大多来了客人，肉不一定有，但海鲜和鸡蛋啥的，那是一般人家必备的。一到冬闲季节，在房前的麦田里，农户们便会用长凳架起蚕匾，晾晒一匾匾的橡皮鱼。橡皮鱼特别便宜，也就角把钱一斤，一般人家都会买上二三十斤，买回家后，先将橡皮鱼外面那层青砖色且带有沙里沙里的皮扒掉，再去头去内脏，只留下一截身段。有的鱼就埋在稻草灰里，说那样能保持不会腐败。

小店里的香烟，都是论根卖的，几乎整包买的人没有。香烟壳，也就成了紧俏的货色。农村的小孩子没啥文娱活动，只好挖空心思自寻快乐。那时候，小伙伴中特流行拍香烟壳。也就是把整张的烟壳折叠成小船一样的玩意，然后就像玩“石头、剪子、布”一样，将那玩意暗藏在手中，待所有玩这游戏的玩家的手都凑在一起的时候，就各自亮出手中的烟壳，再根据烟壳牌子售价的贵贱，来确定玩家的先后顺序。因此，小朋友尽管不会抽烟，对卷烟的价格，可是了如指掌。拥有一只上好牌子的烟壳，也便成了小伙伴论资排辈的根据。我当然也不想落后于他们。于是便只能求助于父亲。

好不容易问得老爸要了一毛钱，一路小跑赶往小店，踮手踮脚地趴到柜台上，手上举着那纸币直摇晃：“来两支‘牡丹’牌香烟！带个烟壳！”那马老板递来香烟时，竟还找给了个五分的硬币。我一路纳闷到家：这老头是不是找错钱了？才给了一毛，他还找我五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转过弯来，原来五毛钱一盒的“牡丹”烟，里面装着二十支烟的！呵呵，小鬼当家？世面也不领，哪能当得好？

（14）乱看周庄

王春鸣

很有可能，周庄，起初只是江南的一点乡愁，后来终于沦为一群又一群游人的集体记忆。连我居住的这个小城，这些年，也有很多人反复写着它，梦里周庄，雨里周庄。我想，这么多人都去了，我就不要去了吧。那些青石路，应该被踩得差不多了。那些风景，被指指点点，迎来送往的，也都老了吧。

却有一天什么也来不及想，就自己开着车，迷着路去了。一路上听的忧伤的苏联民歌，还在耳里，就随人潮拥进了张厅，沈厅。看到许多房子和一两个错别字，导游的声音最大。周庄原来这么没趣，连卖的东西也都和别的旅游地一样。有点意思的，是沈万三水底墓。顺着桐油漆的木头指示牌，几乎一直走到了出口，连个影儿都没有。只看到有人在叮叮当当造一只木船。他家的檐下，簸箕里盛着青色的蚕豆壳和掐下来的蒜苗尾巴。我问他水底墓在哪里。他的手在空中胡乱一挥，朝水边一指：“没有的，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有人无法释然，说，明明画着指示牌的呀！他真没有见识，也许在周庄，景点，都是一种传说和想象。做船的周庄人表扬我说得对。紫色酢浆草一簇簇的，开在水边的石缝里，这里是周庄低调的艳丽。

另一个出口处有古戏台。阳光照着寥落的长凳。没有游人，台上演员兀自唱着：“从今后，把钟楼佛殿远离却，下山去，寻一个年少哥哥！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一心不愿成佛！不念般若波罗！”水磨调子将一曲《思凡》搅得缠绵婉转，我就接近窒息地站在谢了的垂丝海棠树下，树影将剪碎的阳光泼在她的水袖我的眼帘上。

夜了的周庄变得可爱。那些没打烊的小店，每一个门口都有人做出笑容呼唤我：“来呀，喝一杯阿婆茶。”“吃饭了吗？到我家来吃饭。”“珍珠粉，十元钱四包了！”我渐行渐远，他的声音追过来，“十元钱五包了！……十元钱六包了……”我终于受不了了，白天他是卖十元钱三包的呀！我折回去了，到门口停一停，等他喊“十元钱七包了！”他才不喊了呢！笑眯眯地得逞似的看着我。我就十元钱买了六包。红红的灯笼照我回客栈。

一眼就看见那个土布店了。芦菲花布、浅蓝条子布做成的旗袍和裙子挂在织布机上面的墙上，满屋子都是棉花和外婆的味道哇。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迈进去，解下了一件盘花扣的短袖上衣。淡淡绿线格子，穿上它，我很像小红。问题是，叠着衬衫穿上去，根本扣不上，所以我就问斜着身子看我的店主，“有大一号的吗？”

她皱着脸，也不笑，脖子里晃**着一根皮卷尺，白底红刻纹的，凑近我反问：“是不是真要？是要我就给你找。”我被她问得郑重起来，说是。

她就猫腰弓背，比比划划的，一本正经地找了一会儿，拉出来一件。我说不对，不是一个颜色。她瞪我一眼：“不都是淡色的吗？你不要开玩笑，真的要你就先穿上，阿姨帮你挑的还有不好的？！”我挣扎，被她一把拽住，一粒粒盘扣扣上去。我说我不喜欢这个滚边，颜色不协调，也嫌大了一点。她假装生气地拍着衣服：“这个穿了不要太好看！洗洗它就缩水了，一衣缩三水，保证你缩到正好！”我根本就不想要这件衣服，却说不出口了，只好说你不要骗我，我家里的土布衣服怎么一水也没有缩？我还是喜欢那件。

“可是那件你嫌小啊，你这个姑娘怎么这样固执的？那个有什么好看的？”她直摇头。

我只管把她套在我身上的衣服一粒粒扣子剥下来。说要脱了衬衫直接试绿线格子的。她一脸嫌麻烦的样子指指后面，那里用一块土布帘子潦草地隔出更衣室，后面还有窗子，斜对着双桥，桥上游人如织，窗帘几近透明。我觉得没有办法，她豪爽地说：“脱！哪里有人？只有水！”

出人意料地合身。镜子里映出飞檐黛瓦和一个温静贤良的我。她笑逐颜开：“还是你自己有眼光，正正好！这件好！我帮你挑的不好！”

正正好什么呀？你不是一衣缩三水吗？嫌小了！

“姑娘，我刚才骗你哪，现在我说真话，不缩的！”她得意地转个圈圈，“做生意嘛就是这样的。你喜欢的大小不合适，我肯定要说它不好看，撺掇你买其他的。不然就做不成了嘛！谁知道两个固执的遇到一起。你偏偏要第一眼看中的，那我就转过来再说这件好啦！”

嘿，我反倒是无话可说了，只叫她别乱开价吓我，不过还是吓了一跳。这么好的土布，价格却低到让人吃惊。临走我不记得究竟是拥抱了她还是仅仅握了手。问到她姓周，跟周庄一个姓。以后我穿上土布衣服就会想起她。不由分说的样子，精明却天真的眼神落在你的身上时，劈里啪啦地爆着细小的芒刺。

我最后要走的时候已经被周庄的小店打扮得布衣荆钗，包里藏着麻绳布艺，手里拎着竹篾壳子热水瓶。经过北市街73号，在众多阿婆茶、酸梅汤、豆腐花、万三蹄的招牌之间，漆色剥落的木门安然半掩。煤球炉上水开了，用黑发卡拢着花白头发的奶奶伸手拎住铝壶，一缕缕水汽升起来，空气里噗噗地浮泛着生活的味道。在她身后，是她的正要上楼的老头子，背对整个周庄，他先在狭长的楼梯口颤巍巍咳了一声，然后慢慢向上爬，二楼的天窗里漏下光来，将一个黑色佝偻的身子，像剪影样映在一团长着毛边的光明里。

周庄，猫在瓦上船在水里，青石小路带我胡乱走走，看到的无非是一个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