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写此文时，友人将一本《苏州农村改革30年》送到我手上。上面有一段话：

苏州农村中传统的手工业发达，能工巧匠众多，因此历史上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吴江丝绸业；吴县的刺绣、工艺和建筑业；常熟、太仓、张家港一带的土纺土织布。

“在20世纪20-30年代，苏州的乡村工业已具相当规模，是当地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常熟的织布手工业场有31家，织布机300架左右，男女工人约4000人。”而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受当时的政治性政策影响，从城镇工业企业中下放了一批职工到农村，后来在70年代又有近2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了农村，这期间有近万上海人因种种原因没有到更边远的地方而通过各种关系落户到了苏州一带，这些城镇人员到了农村，一方面他们有知识，又有一定工业技术，同时苏州在当时为了帮助这些人能够在农村“扎根”，于是主张和鼓励社队创办一些以“多种经营”为名义的小企业。1972年，苏州地委公开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要求，社队企业因此在坚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原则下得到了积极发展的第一个**，这就是苏州地区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78年时其乡镇企业已初具规模，而且当时的苏州地委明确要求各级党委都把发展社队企业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目标。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的1978年底，全苏州社队企业已经形成第一个发展**，全地区6县（市）社队两级集体工业企业已经有7508家，拥有固定资产3.35亿元，职工达40余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7%。1979年7月1日，国务院在党的生日这一天，以少有的方式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草案）》的通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总结苏州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向全国各地发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号召，因为在两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中央专门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社办企业的重要决策。苏州作为乡镇社队企业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给中央作出上述决策提供了某种依据，所以它的发展毫无疑问更是走在别的地区前头。到1980年邓小平到苏州视察时所看到相当一部分农民们已经盖起了小洋房，这证明苏州的乡镇企业发展不仅已经呈现“半壁江山”之势，而且广大农民通过创办乡镇企业获得了生活的富有。1980年，苏州全地区的乡镇社队企业实现产值35.3亿元，比1979年增长了50.7%，这种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由于近一半劳动力在乡镇企业上班，一般农民家庭的收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于是成片的老宅基地上出现了两上两下或三上三下的农家楼房……

无疑，在这之前和这一阶段中，常熟的乡镇企业发展是全苏州走在最前列的县，其总量和工业产值远远超过兄弟县市，与同样有传统优势的吴江、吴县相比也快了一截，“小弟弟”昆山、张家港更无法与之比高低。1980年，常熟的乡镇企业产值总量据说已有20亿元，这个数据如果能够在早几年被周恩来总理看到的话，老人家或许又会感慨地说：“要是有十个常熟就好了。”1968年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曾经感慨过“要是全国有20个常熟就好了”这样的话。那时常熟的工农业生产总量很小，到1980年时已经翻了几番。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到苏州时提出“小康”概念时的常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也还是刚刚起步阶段。

1980年到1985年，常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可以用势不可挡四个字来形容。

这个时候便出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后，需要一个销售和周转平台。

平台是什么？平台在何处？当时常熟人并不知道这些，更不知道如何去寻找这样的平台。

南门。汽车站。这是常熟当时通向苏州、无锡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口，除了轮船码头外，这里是过往常熟最热闹的地方。轮船码头和汽车站相隔不足一里路，但汽车站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船车码头的作用，多数过往常熟和从常熟通向外面的主要交通是依靠这个车站。那个时候，无论买什么车票必须排队，原因是班车少，于是车站候车室总挤满了等候在此的乘客，人一多，就会有人想买个水喝、填个肚子什么的，这就会有那些脑筋灵光的人推着小车或自行车，或用塑料袋，或用竹篮装些茶水、茶叶蛋之类的东西在一旁吆喝着做个小买卖。但那些工商部门管得紧，称这类推车做小买卖的人是“投机倒把”，而且政府机关还有专门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专司“打击”事务，有关人员系着红袖章，时常出没在车站四周，一旦发现“投机倒把分子”，不是没收货郎担，就是抓进去罚款。“走！赶快走！”“再不走抓你进去吃官司！”

车站上，这样的情景经常见到。

后来似乎专司打击“投机倒把”的人员不见了，于是车站的出口处的马路两边开始出现摆地摊的人群儿……

“要买衣服喔！”

“便宜，一件五块钱本地毛衣喽！”

这样的叫卖声延续了半年、一年……车站两侧的马路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是几个，后来变成了十几个、几十个。有人向上面反映“车站秩序很乱”，于是就有人出来“整治”。可没几天，摆地摊的人更多了，不再是几十个，而是上百个，长溜溜的俨然像一条卖货郎的街。

“赶得走他们吗？”

“像野草似的，你今天割，明天他们又长得更疯了。根本赶不走。”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收点管理费吧，都是乡里乡亲的。”

“也行，车站秩序不能因为这个乱啊！”

“没问题。秩序我们负责。”

南门的周边，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城乡交叉地段，常熟县城管不了，属于琴南乡管理。琴南乡的人出面每天向摆地摊的人收一份“管理费”，这就使得所有摆摊的人成为了“合法”经营。

“车站那儿可以摆摊了！听说一天能卖十几件衣服，好的时候有上百元进账！”

“这么好的生意啊！”

南门车站摆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名声扬开了。后来连苏州和无锡那里的消息灵通人士都驮着大包小包向常熟汽车站奔来……摆摊的人越来越多，简直比进出车站的乘客还要多出几倍。开始是车站十字路口全被占满了，再后来沿着车站一直向县城内延伸达数百米，好不热闹！

“再这样下去怎么行？我们车站快成商场了！得把他们统统赶走，否则要么我们车站关门，要么他们小贩收摊！”车站为此提出强烈抗议。

问题摆到了“收费而肥”的琴南乡领导面前。

“车站搬家肯定不行，那我们划一块地盘让小贩进场做买卖？！”有人出主意道。

“这样行吗？”

“给市里打个报告试试。”于是有了琴南乡向常熟市政府建议在车站划出一块地盘建一个招商场的报告。

这是好事，应该支持！常熟市委、市政府很快同意了琴南乡的意见。

1985年，在距常熟汽车站约二三百米的一块农田被征用并在上面搭了一个几百平米的大棚，乡政府的干部像模像样地在门口挂起了一块“招商场”的木牌子。

“做买卖的进去啦！”

“不准再在马路上摆摊了！一律进招商场去——”

干部们像赶鸭子似的开始每天在车站的十字路口吆喝着，奇怪的是那些习惯于马路边摆摊的小贩们谁也不愿意进到大棚内的“招商场”去。

“你们这是怎么啦？就愿意在马路边吸灰尘挨雨淋哪？”

“领导啊，大棚好是好，可我们进去了，人家买东西的不往那里去，我们不还得出来嘛！”

这可是个大难题！怎么办？面对空空如也的大棚，“招商场”的管理人员无奈地摇头，哭笑不得。

车站十字路口的地摊仍然热闹，并且越来越热闹，甚至达到了锥足难立的地步。

“哎老哥，这个地方有点太不方便，要不我们到旁边的大棚里再把货数一数？那里没人，我们验货点钱也安全些。”

“好好，去大棚！”

“你每天能给我多少件衣服？一百件？能不能再多一点？这个地方交货太乱了，我们以后约在旁边的大棚里如何？”

“好。以后我们就约在大棚里交接货。”

“就是，这儿多宽敞。”

一拨又一拨的小贩们在没有人“赶”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移师大棚里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交易，相比马路边的地摊，这样的交易数量大而又安全，于是大棚里渐渐热起来，一直到马路边的地摊开始与大棚连接起来……

哈哈，这真是怪了，起初赶他们都赶不进来，现在竟然自个儿往“招商场”搬啊！这下子把琴南乡的干部们喜得眉睫上直挂彩灯。农民们并没有学哲学，他们也不懂得市场经济是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操纵着，然而他们却在这只“无形之手”下感受着越来越势不可挡的商潮的巨大力量和由此带来的收获的喜悦。

“那个时候，我们用了60万元搭起的一个大棚，最早的时候按人头收摊位费，起初时一天收一个人5毛钱，可没几个月，大棚的摊位爆满，我们不得不涨价，按一个月收几十块钱；但没出半年，摊位还是不够，就只好再涨价，一直涨到几百元一个月，还是不够用。所以只好再扩大……”顾邦君是常熟招商场第一任总经理，共干了11年，经历了如今服装业称为“中国第一市场”的常熟服装城的“发育”全过程。

常熟服装城的前称一直沿用“招商城”，从字面上可以看出管理者最初的用意，无非是搭个棚、圈个地方，让那些散落在马路边的小商小贩搬到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交易，所以起初常熟人并没有将它看做是一个产业来加以发展的，只是后来商势猛烈得叫人不可思议，故而一再扩大，直到发展到今天面积达几十平方公里、年销售额达500多亿元的“中国服装第一城”的景况。

在常熟的当代史志上，招商城无疑是最值得赞美的一件事。现在的华东地区有几大市场，比如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的纺织市场，名气都很大，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浙江的义乌市场和绍兴市场，其实开始都是常熟招商场的“徒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常熟招商城已经名扬神州大地时，义乌的商贩和绍兴人才开始学着常熟人的方法腾块地方搞个马路市场，最早他们都想复制和克隆常熟招商城，但结果都失败了，于是开始从自己的本地实际出发，寻找其市场特色，渐渐形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和绍兴的纺织市场，并且大器晚成，尤其是义乌人紧紧抓住小商品做文章，且文章越做越大，如今就年销售额而言，超过了“师傅”常熟。

这也不足为怪。中国那么大，市场各有各的特色才能形成普天同市之势态。中国需要十个、一百个像常熟、义乌和绍兴这样的不同特色的市场，因为中国有13亿人的消费群体。

话说常熟招商城为什么从一开始建起就不断地“扩”却仍然跟不上涌进来的商家潮水，这个现象许多外地人弄不明白，而这正是常熟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动力。

这就是当时的常熟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态势下催发的家庭工业经济的全面启动。此话怎讲？是什么产业可以全面推动一个地区的家庭的全面启动？

——纺织业和服装业。

如上面所言，像老潘、高德康等一批小裁缝的能人带动的服装业影响下，一大批乡镇社队企业开始纷纷转向收入丰厚而又产业蒸蒸日上的服装生产，同时由于服装生产的大发展必然带动服装业的前端产品及前端产业——纺织业的强烈需求，于是在服装业推动下的常熟纺织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这片素有纺织传统的热土上奔腾而起，并迅速形成滚滚洪流……

蔡小兴，一位比顾邦君“资格”更老的“招商城”的老板。他是当年南门汽车站的最早的管理者。老蔡那年从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岗位上下来后被乡里调到“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具体的工作是每天带着一个小本本沿着马路挨个让小摊不要放在马路中央碍事顺便收取每个摊位三毛、五毛管理费之类的事。

“1983年时，大约有100来个小摊在汽车站马路边做买卖，到1984年时已经有四五百个小贩了。我天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有人还说我是‘纵容资本主义尾巴来干扰社会主义大道’，小商小贩反过来也骂我是光知收钱而不知为他们开绿灯的‘吸血鬼’，我里外不是人，很生气，便对乡里领导说：马路市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弄不好会被来来往往的汽车轧死人的，再说我们也得让人家做生意的人有个好环境，我们乡里也可以多收些管理费。乡里领导研究后觉得我的想法很好，于是由多种经营公司怀湖泾村联合名义向市政府打了个报告，想不到市政府很快批复我们筹建‘常熟招商城’的建议。后来我拿着这份批复去办了一个执照，这样我们就名正言顺了。但我还是想不到后来招商城会办得这么个样子……”12年前我在采访蔡小兴时他这样说。

常熟招商城的发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像义乌市场一样，当年几个卖纽扣的人为了生计在县城那儿摆摊一直发展到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义乌小商品市场”。

1985年5月10日，一个占地12亩、有200个摊位的“常熟招商场”，仅用80天建起并正式挂牌营业。

“开张那天，我们不敢请任何领导到现场，一怕冷场，二怕是否对路，要是知道招商场能发展到今天‘中国服装第一市’这么个规模，我一定倾全力把它搞得热热闹闹。但那个时候我顾邦君顾不得面子，只能顾‘夹里’。”顾邦君在2008年的一个下午，他站在人流如潮、高楼迭起、高度现代化的“中国常熟服装城”前如此对我说。“面子”和“夹里”是我们苏州人讲的土话，前面是脸面的问题，后者讲的是实际的东西。苏州人特别讲脸面和体面，但现在的苏州人更讲求实实在在的“夹里”，即生活的质量和生活实质与实惠，这也是苏州人在这迅猛发展的三十年间所发生的最大的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之一。

就“常熟招商场”到“中国常熟服装城”的变化过程，前后才20多年，可它的这一看似简单的更名变化，也是连常熟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事。

“常熟招商场。”

“常熟招商城。”

“中国常熟服装城……”

这三个名称，都是经工商部门注册而来的。从字面上看，它可以让人感受到的是从小到大、从量与质的变化，然而当地的常熟人感受到的何止是这些！那是一种革命！那是几个时代！那是翻天覆地！

“那是梦入天堂的变化！”说这话的是我的一位亲戚，叫蔡坤宝。蔡大我两岁，在我当年离开家乡前他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师，而且聪明的他还有一手雕花的手艺——专门为家什和木器装饰刻雕的手工艺制作技术，在苏南一带十分流行。木器和家具雕花师属于苏州城乡民间手工艺人员中最吃香的匠艺师，收入自然也是木匠、瓦匠等手工艺师的几倍。然而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雕花师也最多只能是比别人的饭碗里多几块红烧肉和鱼鸭鸡肉而已。

但30年之间，这位昔日木匠出身的雕花工艺师因常熟县城里的那个“招商场”（后来的服装城）而完全彻底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条农民富家之路。

1985年底，蔡坤宝听人说常熟汽车站旁边有个“招商场”专业交易一些服装之类的生意，还说一天能赚几百元甚至几千元，这让一天靠早出晚归的雕花匠蔡坤宝动心了，于是他专门找了个时间到招商场细细观摩了两天。令他惊奇万分的是：坐地买卖竟然真的能赚上几百、几千元啊！再细一问那些出手卖“的确良”和羊毛衫的人，你的货是自己的还是倒来的时，蔡坤宝更是惊出一身汗。有个自产羊毛衫的人告诉他，我自家有三台织衣机，一天织二三十件，用的“工人”全是自家人，除去“工钱”和成本，每件拿到招商场里卖掉，净赚十来块钱，这样一天净收入就是二三百块，一个月就是稳当赚进六七千块！有个专做“倒买倒卖”的人告诉他：我是专门从一家一户的织布人手里收衣服的，再拿到市场上来卖掉。“开始我负责收一个村，现在收三个村。那些有织机的人家把每天织好的衣服送到我家，我再拿到招商场卖掉，一件衣服平均赚两到三块钱……”蔡坤宝问这位“倒买倒卖”者：你平均一天能卖掉多少件。人家告诉他：一般是二三百件，多的时候也有四五百件。“那你一天就能赚一千块？！”蔡坤宝的眼珠瞪圆了。那个“倒买倒卖”者的眼睛则眯成了一条缝，满是喜色地回答道：“差不多吧！”

“从那一天开始，我决定扔掉木匠和雕花生意，发誓也要去做服装生意了！这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我的这位亲戚后来的发迹史我清楚，现在他除了有个三四百人的纺织厂外，还专门从事纺织原料的买卖。

世界金融危机之前，蔡坤宝的年经营额在1亿元上下，假如收入按10%计算，我想他肯定至少是个“千万富翁”了！

蔡坤宝的发迹在常熟人中极普通和普遍，常熟的农民中十有三四属于他这等的发迹者。是他们这些人共同经营了“常熟招商场”（现在的常熟服装城），并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服装市场的。当然更大的功劳者是滋长在这片热土上的四五十万“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人们，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们的不断添砖加瓦……

黄希芝，常熟服装城资格最老的老板之一，一位七十余岁的老阿婆，我认识她已经十几年了。

十多年前第一次采访她时她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服装老板了，那时她的生意已经很火爆，麾下的“翔祥公司”除了专营服装外，还有饭店、旅社等连锁公司，当时就有人对我说，黄希芝的财产“至少在千万元”。

2008年为写苏州这部书，我到常熟服装城第一个点名要采访的就是她。

老阿婆见我后，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老朋友”、“老朋友”。虽然十几年里只有几次见面，但确实算是老朋友了——在记录常熟服装城的历史变迁中，我是一个笔录者，黄希芝是一个亲历者。我知道黄希芝是个不平凡的阿婆。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只有15岁的她，就是一个浪漫色彩很浓的少女，苏州女中毕业后她瞒着父母报名随解放军南下，后来因为军队考虑她是独生女，就把关系转到了地方政府，黄希芝因此成为解放后常熟市政府机关的一名年轻女干部。1958年一件不经意的生活琐事铸就了黄希芝曲折的一生，她从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青春的美好理想……直到1979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她才有了家庭和第一个孩子，哪知孩子才几个月她却发现自己患了绝症。生活真像一杯苦酒，手术后的黄希芝为了孩子和远在新疆的丈夫，不得不在街头摆地摊——她是南门汽车站摆地摊中最早的小贩之一，可那时她和那些小贩摆地摊是被当做“投机倒把分子”经常受到打击的对象，黄希芝为了给儿子挣几块钱的“奶水钱”，不得不整天“流窜”在汽车站周围。1985年，常熟招商场正式开张了，饱尝了无地摆摊之苦的黄希芝，凭着经商的经验和久积的那份期待，倾囊2万元，租下了几个摊位，正是这大胆的一步，使得黄希芝彻底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

“我的命运是跟着常熟服装城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服装城就没有我黄希芝的今天。”多年担任常熟服装城商会会长和常熟市政协委员的黄希芝如此深情地说，我记得十多年前她说过同样的话。

细细品味这位阿婆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历史课题：到底是常熟的招商城（服装城）改变了像黄希芝这样的数以万计的常熟人的命运，还是数以万计的黄希芝式的常熟人决定了常熟服装城的命运？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课题，就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一样，到底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奋斗精神推进和改变了中国命运，还是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和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一样。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与本质的变化，来自于内因与外因两个因素，历史的进步首先是人民要求进步的意愿和革命的动力，其次才是时代的发展与推进影响了人民的这种进步与意愿的实现，两者缺一不可。

常熟服装城的建立与发展史实证明，在近二三十年间发生在这块热土上的一场改变了当地人民生活和地区经济及社会面貌的革命，首先是人民有极其强烈改变自身命运的需求和奋斗精神，其次是政府和党的组织因势利导了人民的这种愿望和需求，并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又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了发展的机遇，从而获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这也许就是常熟人创造的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我称其为“常熟经济的市场模式”。

常熟经济的市场模式与昆山、张家港和吴江等很不一样，它所带给这个区域的百姓和社会的效应是磁铁般的吸引力和太阳般的辐射力。

到过常熟的人都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在富庶的苏州，常熟也许是最务实的一个县（市），这里的百姓生活和他们的生活心态是最富足与和谐的，这跟常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实惠有着直接关系。

马克思经典经济学说告诉我们，任何经济形式所带给社会的财富肯定归结为资本的合理流通与释放。常熟因为一个服装城，一个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20余万客商的**经营、241条辐射到全国各地的1000多个城市的客货供应链，和日均资金流量近7亿元的32个专业市场组成的巨大市场，它所给这个城市的几十万劳动者（多数是农民）的效应和效益显然巨大无比。

“办一个市场，兴一方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地百姓”，这是常熟执政者在创办服装城初起就建立的理念，这个理念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年，因而形成了从“一个市场——兴旺产业——繁荣经济——实惠百姓”这样的良性的发展模式和社会进步标向。

在常熟市场发展日趋显示力量的时候，许多地方，包括江苏和苏州市本地的领导者也曾想“克隆”常熟市场，以求同样的经济效益，然而几乎都失败了，这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和不知所措，甚至至今不知所以然。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省城南京，有领导曾指示狠下决心要“办一个比常熟更强大的市场”，结果投资和本钱下得很大，但不到一两年就草草收场。在苏州和无锡也有人不服气，断然举出十条、百条理由认为：我们基础和条件都比常熟强，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超过或者接近常熟的“招商城”？但最后也失败了。弄不懂到底为什么。外省市来学习常熟办市场的人更多了，成功者同样无几，这又是为什么？

对此常熟人坦然笑言：我们的市场克隆不了。因为我们的市场是由几十万当地百姓的自觉行为和丰厚的本地资源，以及市场自由经济的自身规律决定的，三者缺一不可。

这话听起来和看起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和理由，但细细想来，却是道理万千，真理一条：你走什么道路，必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

徐琴梅，共和国同龄人，出生在苏州城里，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由于这位弱不禁风的“苏州林妹妹”在苏北插队的日子里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回城后连个工作都没找到。在她走投无路时，听说常熟办起了一个地摊市场，徐琴梅掏出积攒的仅一块八毛钱，做起了小生意——也许她是常熟服装城内几万个老板中起家最可怜的一个。

一块八毛能做什么？徐琴梅来到当年的常熟招商场，看到有些小贩光顾做生意，连口饭都顾不得吃，于是她就到县城马路边上用这一块八毛买了几包“五香豆”，然后转手卖给了那些做生意的小贩。一块八毛后来变成了二块八毛，徐琴梅又用同样的方法把二块八毛变成了四块八毛、八块八毛……一直到几十万、几百万。

1997年我采访她那会儿，徐琴梅已经是常熟招商场名声显赫的大老板了，出门有“大林肯”，银行存款过千万。

“你靠啥生意挣得这么多，这么快啊？”虽说常熟招商场里生意好做，但几乎是白手起家的一个家庭妇女，能在十来年间赚进如此数目的钞票，连我都感到不可思议。徐琴梅笑笑，向我透露了赚大钱的秘密，“我靠出租和倒卖摊位。”

摊位能这么值钱？能让双手空空的人转眼间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常熟的市场经济奥秘连我这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二十年的“常熟人”都无法想象和认识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在现场搞明白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奥秘”。

这也是1997的事：

这一天，常熟招商城在进入新一轮的商铺招标。由于摊位事实上已经成为谁只要占有谁就可以发财的最佳捷径，因此围绕摊位的争夺成为了常熟上上下下都把眼珠子瞪得溜圆的一件大事。曾经有干部通过“内部认购”而获得一些摊位后暴富，结果百姓揭竿而起，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之后再也没有人敢这么做了——招商城的一切铺位皆公开拍卖。

“A门市部底价租金30万元，谁要价？”拍卖大厅内，人山人海，拍卖师喊出的第一声刚落音，台下一片喧腾……

“我要！”

“我要定了！”

“我出价60万！”

“70万，我出70万！”

“80万！”

“我出90万！”

“好，90万还有没有人出价了？”

“我——我出95万元！”

嘘，天文数字！

“还有没有老板出价了？有吗？没有了——95万成交！”

“哐！”随着拍卖师手中的槌棒落下，标志常熟招商场的又一个门市与摊位的出租价又一次创下全国纪录。当时我曾经对这个95万元的商铺进行过一次现场观摩，发现才十几平方米的门市柜面，既无上海“一百”那样的豪华气派，更没有北京“国贸”的国际水准，平平常常，然而它的出租价格却令人心惊肉跳。当时我曾向上海“一百”和北京“国贸”打听过同样面积的铺位价格，大约年租金在三四十万元之间。常熟招商城竟然高出近两倍！

“这就是我们招商城的含金量高呗！”一位常熟市领导很自豪地这样说。

什么叫寸土寸金，常熟的招商城就是。

我作过一个小小的计算：一张百元大面额的人民币，长16厘米、宽7.6厘米，合每张121.6平方厘米面积。如果那个铺面是18平方米，那么95万元的年租金就等于要用百元大面额人民币在这个商铺的地面上铺6.6层厚！也就是说，一张百元人民币那么大的一点点面积，一年要用660元钱才能把它租下来！商家没有是傻蛋的，660元租那么一块手掌大的地方，赚进的钱是多少？没有人告诉我，但拍卖现场那位以95万元拿出铺面的老板当时的一脸得意劲可以看出他的胸有成竹。

至此，我才明白那个徐琴梅为什么能依靠倒卖商铺就能成为“千万富婆”的奥秘了。原来由于市场交易的火爆而给常熟招商城里面形成了一个“铺位价差市场”——那些手中囤积铺位和急着想要商铺之间的私底下交易所形成的买卖……当时的徐琴梅手中有300个商铺，不等于有300个随时随地可以提钱取款的众多“小银行”一般？

陈正达，普通的常熟农民，今年51岁。以前一家三口靠1.5亩地营生。1992年他开始制作竹针、竹镊子等手工艺品到招商城贩卖，农忙时还要回家种“责任田”，就是靠着90公分的一个地摊，两年内他成了“万元户”。后来生意越来越红火，1996年他在常熟城内买了一套房子，彻底告别了乡下的农民生活。现在陈正达在服装城内有三个小商品店面，一年“七位数”收入是稳稳当当的。

“我太普通了，像我这样的农民因为服装城而富起来的常熟人太多太多！”陈正达不屑一顾地对我说。

常熟办了招商城，到底有多少人通过这个平台赚了大钱、富了家庭，也许谁也说不清。但有些现象是明摆着的，比如你只要到占地3.71平方公里的招商城去转一转，你就会发现：除了那些在商城内设有铺位的大大小小的老板在点钞机上点钱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周边百姓也整天脸上露着笑颜在点钱——他们点的是出租房屋赚来的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坐地收金”。

商城周边现在大约有两万家城乡居民，95%以上的老百姓把自己多余的房屋出租给了在商城做买卖的老板们，或作仓库、或作车间，一年也有四五万、七八万的稳定收入。而这还都是些等闲之辈，假如有些头脑和手脚灵光一点的，则看准商城每天20多万来自四面八方的客源，便开起饭铺、旅店或运输站，这样的收入就不止是几万元的事了！

2008年底，常熟的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这个本地人口104万的县级城市，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一万美元，各金融机构存款超过800亿元，高居江苏全省各县之最。“这几个指标证明我们常熟的GDP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位官员说：“在常熟全市平均每户拥有一辆私家汽车，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老板。”

常熟的经济是“全民老板经济”，这个“全民老板经济”依托的正是常熟招商城的磁性力和辐射力。据常熟官方提供的数据表明，这个市场在2006年实现成交额306亿元。“其实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我们的服装城是个批发市场，如果算上从这里批发出去的货物的终端成交额，我们每年为全国市场的贡献应在1000亿以上。”常熟人这么说。

这个估计其实也是保守的。这位专营西北运输线和俄罗斯市场的客商透露，他每年从常熟市场批发的货物大约在15万件以上，作为中间商，他每件获利在10-15元之间，而他的后端还有两个中间商，他们的利润也跟他接近，也就是说，从常熟市场上批发出的每件服装假如是50元的话，真正卖到末端消费者手里的应是150元左右，如此估计常熟服装城为国家的贡献应超过1000亿元的GDP肯定是少说的，因为在制成服装前的加工和原料阶段还有至少两至三个利润环节。

常熟服装城的书记告诉我，现在这个市场带动的就业人数约50万人，其中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外地人。外地人中浙江人占了绝大多数。这个现象很有意思。都说浙江是民营经济最发育完善的地方，但浙江人则更愿意到常熟服装城来做生意，或者在这里生根落户。这是为什么？

浙江人的回答是：常熟的风水和纺织资源优势是浙江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比的。我们都知道浙江有个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市场，但义乌的老板多数曾是从常熟市场上滚打锻炼出来的，常熟市场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它是浙江义乌市场的“师傅”。

杨岩锡，浙江温州人。15岁时他到上海码头当搬运工，后来听说常熟招商城生意好做，于是把所有积攒掏出来在这儿租下三个摊位，宽不过1.5米，杨岩锡起初卖的是袜子，后来有钱后也批发服装。又过几年后他自己搞了一个叫“洋蕾”的服装品牌，去年他的“洋蕾”品牌服装一年就销了5000万元，而且获得了国家免检产品称号。靠常熟招商城“发”起来的杨岩锡说：常熟现在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不仅早已把全家人迁到这里定居，而且最近先后投资1.5亿元和1.8亿元建了一个“九龙国际尾服市场”及一个物流投资公司，他说他现在的目标不仅自己每年要赚回一个亿的生意，更重要的作为一名“新常熟人”要为常熟服装城贡献“绵薄之力”。

“只有把服装城建设得越来越好，我们的事业才能越来越红火。”常熟服装城的几万个老板，几乎都与杨岩锡怀有一样的心思。我知道，因为杨岩锡的成功和榜样的力量，他在温州老家的瑞安现在有500多人到了常熟服装城来做生意。

“常熟服装城不仅仅是常熟人，光我们浙江人在这儿为生的就有20多万人。”一位浙商告诉我。

呵，这就是一个市场的力量！

然而所有上面的这些内容我们仅仅看到的是市场的中心区域的景况，常熟的市场何止是一个“服装城”。常熟的市场遍及每一个乡镇与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