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上)(1 / 1)

报告文学

(1)常熟文章

何建明

常熟人早有一股气:不知从什么开始,我们常熟竟然被“小昆山”、“叫花子张家港”超过了!唉,不开心,一百个不开心!常熟人很有些压抑。

谁都知道自古以来,在苏州诸县中,常熟一直是诸“兄弟”中的老大,而且论建城史,常熟甚至可以同伍子胥建的姑苏城比悠久。客官请看——

论风景,苏州有的,常熟也都有。

说到水,苏州人爱把太湖抬出来,常熟人这时会笑着指指那碧波**漾的尚湖告诉你:它的面积比两个杭州西湖还大。

说到山,苏州人总喜欢把狮子山搬出来,常熟人摇头,说到了我们的虞山,你就不用再登江南的所有山了,因为虞山是苏南一带距长江入海口最近的一座岳峰,站在虞山顶,后收千里江南美景,前望长江大海风光,难怪当年吴王会西施修乐亭也挑在虞山顶上。

苏州有座千年古刹寒山寺名扬四海,常熟人说,他们的兴福寺方丈做过寒山寺大和尚的师傅;苏州的虎丘塔日映斜阳,常熟人说他们的南宋方塔堪称“南国第一塔”。

苏州人说,他们有位卖家园修学堂的大教育家范仲淹,常熟人说,他们的言子是当年孔子三千子弟中惟一的一位江南人,堪称“南方夫子”,名列十哲中第九位,后人传称知识分子为“老九”就是从言子这儿得来的,言子因此是读书鼻祖……

苏州后来称为“府”,常熟为此一直耿耿于怀。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常熟一直是独立于苏州之外的省辖“较大市”,与后来升级为地区级的泰州等一样待遇,但人家泰州早已跟苏州在行政级别上平起平坐。常熟人对此内心不服,因为离苏州、无锡和上海太近,尤其是离苏州太近,他们一直没能升格为地级市。

常熟人有这样一块心病。而常熟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苏州,即使现在我在苏州城内采访,经常有人会说:要说生活和环境,常熟不比苏州差——嘿嘿,这话让常熟人舒服了许多,慢慢地,常熟人也习惯在苏州面前俯首称臣了。

常熟在苏州管辖之下,无可翻案。这也就罢了,但常熟在周边诸县中间,则始终是“兄长”的角色和“兄长”风光,而且它确实有理由和实力嘛。小时候我只听大人说去一趟常熟总是说去“常熟城”的,还从未听说到吴江和昆山、太仓等周围几个地方的名字后面要加“城”字的,除非是上苏州才叫到城里去。

才几十年的工夫,昆山和张家港包括太仓这些县城,小得根本不能用城字来形容,最多只能说“街”。然而常熟城不同,那是像模像样的城,有街有道,纵横交叉,水陆网状,小桥流水处皆是人家。

你听明朝大诗人沈以潜一诗曰:

吴下琴川古有名,

放舟落日偶经行。

七溪流水皆通海,

十里青山半入城。

常熟古时又名琴川,是因为城内有七条江流穿城而过,从空中俯视风景如画的江南城郭犹如一把七弦古琴。这“古琴”两边既有半入城的江南名岳虞山,又有明镜一般、面积达十平方公里的尚湖、昆湖两大水域,如此江绕城、城抱山、山枕湖,构成了常熟这个千年古城的名艳风韵。

常熟历史上有太多的名流英雄。光是文化大家就有与唐伯虎齐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徐桢卿,还有“江南诗圣”钱谦益和“巾帼烈女”柳如是,及晚清《孽海花》作者曾朴等常熟邑人。两代帝师翁同龢自然不用多说,常熟人在明清朝考为状元的就有8人,有9人在朝中当过宰相。这样的大牌人物,在苏州列县中是不可能有的。说今,“两弹一星”的元勋王淦昌是常熟人,大学者钱昌照是常熟人,我国电信和外贸事业的开拓者李强是常熟人,水利大师张光斗也是常熟人,后来常熟的一部分划到了张家港,张光斗先生也一下子从“常熟名人”的名单中被划了出去。有人后来再问张光斗老先生你到底是常熟人还是张家港人?老先生幽默地说:我是苏州人。

常熟人有资格成为苏州地区的“长子”,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除了它的建城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原因外(常熟也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这一点与苏州城是平起平坐的),还与历史上的一对兄弟有关——

在中华民族开元世纪之时,有一对兄弟不远数千里,从富庶的国度来到当时荆蛮的江南大地,甘心断发文身当农民,并带领当地百姓垦田治水,建立“勾吴”之国的仲雍与泰伯兄弟俩。仲雍是周太王的次子,本名虞仲,在当时的王室中,虞仲精于文韬武略又忠厚勤劳而深得人心。但周太王则中意其幼子季历之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继承商周大业。虞仲明白后便劝兄长泰伯一起顺从父意,让国避位。泰伯被兄弟说服后,两人借采药为名,从渭水流域,千里迢迢来到了常熟、无锡一带。后来子昌顺利继位,使中华民族有了一段非常辉煌的兴邦历史。而身为王子的虞仲兄弟俩,却在江南的荒蛮的原野上同百姓一起堵水垦荒,苦心经营,最后也建立起了江南东吴的悠久伟业。虞仲殁后葬于常熟城边的山头,此山因而得名虞山。如今每逢清明时节,仲雍墓前总是围着成千上万的当地百姓为这位先祖烧香磕头……

仲虞随伯氏,让国来荆蛮。放言求自废,民迹终忘还。端委治勾吴,子孙列雄藩……虞仲的这段美德为千古所传颂。

这段历史和仲雍墓立于常熟,也说明了常熟在古代的历史地位。这个时间比伍子胥在苏州建水城要早出数百年。

在《常熟市志》上还有一则典故,也能说明常熟在远古时代早有繁荣昌盛之景象:

据传孔子晚年不放心各地学生的作为,便驾车到南方察访言子的德行。

一日,孔子来到常熟西南郊的“十里亭”,时值炎夏之季,一路上闷热异常,孔子一行很想进城早些歇息。孔子举目四望,见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蛳,即下车含笑问道:“去此城内有几许路?”那孩童见孔子一副斯文样子,便拿起盛螺蛳的钵头顶在头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来“钵为冠,水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常熟城古时称“琴川”)。孔子听罢暗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书达理,足见此地文风之盛。吾何须再去关照子游?于是孔子折身回了山东。

那天我在常熟,与一群北京来的文友听常熟市委副书记秦卫星介绍,讲起一件事:

说前年有北京几个部委领导到常熟来检查工作,常熟城内的本地人喜欢早晨到兴福寺吃面。这天,市长书记带北京来的领导一起到兴福寺去吃面,北京客人一看吃面的场景便感慨道:你们这个地方肯定干群关系好,群众生活富足。主人问何以见得?客人说:看看这个吃面的场景就明白了。五六百人,大家吃得和和气气,而且你们市长书记跟老百姓很随便地坐在一起,这要在别的地方,市长书记是不太可能跟老百姓挨得这么近的。常熟人觉得奇怪,问为什么。北京的领导说:现在有好多地方的官员根本不敢挨着老百姓,天天躲着,出门都要警车和保安跟着,怕老百姓告状、找麻烦。

原来如此!

常熟人说:“我们这里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的。即使老百姓有什么要紧的事,也会很客气地跟干部反映。说得再严重一点,假如有人想耍横蛮,市长书记也不会有啥怕的。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认真去解决嘛!”

这就是常熟。

其实,常熟的故事最精彩的也应该是这三十年来的景况。

第1章绣娘和小裁缝合唱“好一朵茉莉花”

在常熟城的东南边,现在有一片非常壮观的新城景区,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常熟服装城”。这里一年的营业额在400亿左右,是中国十大市场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服装市场。据说每年从这里销售和批发出去的服装够全世界一半人穿的了。什么样的世界名牌都有,绝对不是假冒伪劣,而是世界服装名牌企业在这里或设了专卖店,或在这里加工制作……

常熟的服装是有名的,关键是这个地方的小裁缝特别多,而且手艺巧而细。说几个事例你就会信服。

比如如今全国闻名的“波司登”这么有影响力的世界名牌,就是因为它的创始者、老板高德康自己是一位“小裁缝”出身。与老一代常熟裁缝相比,高德康只能算是串巷走村的“起码头”小师傅。常熟一带真正做衣服的大裁缝大师傅是一般不会亲自“出门”做生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门面,而且非常讲究,一般的小生意根本不接,要接也都是有钱人家求上门的活,还有就是专门给那些富贵达官人家定做的活儿。常熟大裁缝师傅蛮讲究哪!你要想见他,必须约时间,而且人家出来见你之前先要品茶喝汤,再等双手和脸面洗得干干净净后再出来与你会面。旧时,大裁缝比师爷还要吃香,有点像北方唱戏的梅兰芳派头。

“波司登”的高德康这样的小裁缝,现在能够把生意做得全世界闻名,是因为他这个“小裁缝”有经济头脑、手艺也属高超。

北京人都听说过“红都”服装,这是当年专门给中央领导定做的品牌服装。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多数国家领导人出国和平时穿的礼宾制服都是“红都”裁缝们的手艺,而“红都”的头把剪刀的大裁缝师傅就是常熟人,名叫田阿桐。

小裁缝在乡镇企业时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小,尤其是对“纺织之乡”的常熟现代经济来说,更是如此。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苏州一带特别是“高乡”常熟地区,有四种手艺人是从来没有因政治原因而消亡过,这四种手艺人分别是裁缝、绣娘、砖瓦匠、木匠,他们都是散落在民间的能工巧匠。我老家将区域分为“高乡”和“低乡”,主要是按照是否可以种植棉花而划分的。棉花地不能被水淹,相对需要距江河湖水平面高一些的地方种植,便于排水。苏州是水乡,许多地方的土地基本上与湖塘江河的水平面一样高,甚至还要低一些,这是因为广阔的平原在几千年、几百年前基本上是冲积而成或是围屯而成的,因而有不少低洼地,就是在同一个乡村,也有高地和低洼地之分。

我的老家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棉花的我没有考证,但我很小的时候就从纺线的奶奶口中知道了“黄道婆”。

黄道婆布道苏南大地的农民,特别是农民妇女学会了纺纱织布,这是鱼米之乡的苏南大地发生的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即原来这里的百姓主要是靠种稻和河湖养殖富足的,后来因为种植了棉花这一经济作物,它既可以解决自家的穿衣盖被,同时又能将多余的衣被布匹作商业交易,这使得苏南大地迅速地超过了其他地方,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

其实世界经济发展史早已告诉了我们一件有意思的事:凡是种植棉花的地方,后来几乎都可能成为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或者说这里的经济发展总是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列。

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最早也是从一台纺织机开始的。我们知道,英国工业革命前是个田园牧歌情调的国家,当时人称“快乐的英格兰”。它的居民有80%从事农业。由于英国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卖给邻国,这使得它的农业经济比当时的任何国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业性质。随着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业务不断紧密起来。走过“圈地运动”和“海盗生涯”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便创世纪地进行了后来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的大工业革命。这场大革命最先肇始于棉纺织工业部门。之前英国纺织部门中主导地位的是毛纺织业,但英国传统的产业革命却没能从毛纺织业开始,其原因是毛纺织业为英国的传统工业部门,它雄厚的基础和充足的原料,在世界市场上一直处于垄断地位。政府不仅没有意识到对它进行技术改进的迫切性,相反在政策上给予保护和特权。当时英国甚至有这样一条法令:凡死在英国领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织的寿衣来入殓。但与此相反,棉纺织业则是英国的一个新兴产业部门,因而对它的技术革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纺织业有两道重要工序:纺纱和织布。这两道工序必须平衡才能生产正常。可是在1733年,兰开夏的一位钟表匠发明了飞梭,完全彻底地打破了这种平衡。用飞梭取代手工引线,使织布效率提高了数倍,这样纺纱的人就怎么也赶不上织布的人了。这“纱荒”着实让英国人整整苦恼了30多年。1765年,有位叫哈格里佛斯的英国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才算结束了这种局面。哈格里佛斯是在看妻子珍妮纺纱时受启发后精心研制成功了这台影响英国乃至影响世界的“珍妮纺织机”的,这位木匠不曾想到,他的历史性功绩还使世界从此诞生了无产阶级。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但这是真实的客观存在。

“珍妮纺织机”的发明,改变了英国和世界的男女分工的自然状态,因为这部“珍妮纺织机”是个力气活,只有男人们才能操纵得了它。一些有钱人家拥有了它便开始囤积纺纱品,而一些没钱拥有它的男人们只能到拥有“珍妮纺织机”的人家当佣工。渐渐地,纺织机越来越先进,当佣工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慢慢成了一个阶级,这就是受雇于资本家的无产阶级。

苏南包括上海和无锡一带的农民其实都受过黄道婆织布的影响,这里之所以比别的地方更富裕一些,与妇女们会织布纺纱有直接关系。

有人还提出另一个观点,说苏南吴地的妇女们之所以会纺纱织布,从时间上讲还有更早的历史渊源。

他们说早在吴越时代,越国美女西施被吴王从越国弄到吴国后,这位淘纱织丝能手就把自己的技术传播到了民间,故而吴地就有了织布纺纱的传统。这也是对的,西施和她的越女们对淘纱织丝技术的传授,对吴地的纺织业的发展绝对起过重要作用。但从历史书以及包括民间遗留的一些传统文化中,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黄道婆的真传和史实。西施或许离我们太远,也许此说纯粹是文学上的一种演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苏州一带的民间纺织业相当发达,尤其是农民,几乎没有一个生理正常的妇女是不会纺纱织布的,就连一些条件差一点的家庭的男人也都会纺纱织布,只是男人干这种活得偷着干,否则会被人瞅不起。在封建社会这种现象很普遍。

苏南的乡镇企业最早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其实在常熟一带,这种手工为主的小企业行为即使在解放初期或“文革”期间仍然没有停止过,只是处在低级水平和半地下的状态。我记得“文革”期间,一般家庭穿的衣服大多是自家织的粗布,上商店买的“洋布”很少,只有那些吃皇粮的城里人才可能上布店里“扯布”去,就是城里人,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穿土布。

土布在“文革”时期虽然没有市场,但有民间的“亲情交易”行为,即作为逢年过节的礼物相赠。

“文革”后期,一种叫“的确良”的布匹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与粗布相比,“的确良”穿在身上,一是光亮笔挺,二是在夏天“的确凉”,价格嘛还基本能接受。我记得第一次穿“的确良”上学去,确实太“洋气了”,于是同学后来给我起了个“洋明”的诨号,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好笑。女孩子们更不用说有多喜欢“的确良”。

这是一场革命,对苏南传统纺织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有一点没有变化:小裁缝的生意没有改变,反而更好了,因为“的确良”的做工更讲究,缝纫机的作用变得不可替代。但“的确良”的盛行还带来了另一个革命,即“纽扣革命”。为什么?因为土布和老式纺织,其纽扣虽然也有工业品的纽扣,但老裁缝还继续沿用那些纯粹的布棉组成的扣子,如长衫和对胸扣,用的都是棉布做的扣子,可是“的确良”衣衫盛行后,纽扣就必须是机器生产的工业品了。苏州附近的常州有个国营纽扣厂,于是这个厂便成了那些香饽饽,有人千方百计地从那里捣鼓出一些纽扣来满足民间做衣服之用。纽扣不是什么先进的工业品,常州纽扣厂稍稍加加班,其纽扣就堆积如山了,后来根本就不好卖了。这更加给了那些“挖墙脚”的人提供了发财机会,于是常熟和常州之间有一条秘密的“纽扣”交易通道……

纽扣多了,“的确良”衣服更加盛行于广大乡村之间。大量传统的土布衣服也基本上开始用工业品纽扣,毕竟用上它对土布衣衫也是一种提升——这种服饰上的革命是我这个年龄的苏州人都经历过的事。那时我们在中学时代,刚懂得一点儿“美学”,会对这类小事很敏感,男女同学之间的那种朦胧之爱会先从彼此的服饰讲究开始的。嘿,现在想起来十分有意思——这竟然同我写一本书牵上了关系。

其实任何一种深刻的社会革命,有时可能是在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中萌发的。不是吗?大胡子哈格里佛斯就是那一天下班后看到妻子珍妮很辛苦地纺着纱,便心疼地叫了一声“爱妻早些休息吧”。妻子“唉”了一声,结果手一松,不慎将纺车碰翻了,纺车则仍然带着那只锭子飞旋着。哈格里佛斯看着看着,突然心生灵感——如果把几个锭子同时竖起来,效率不是可以翻几倍吗?于是第二天哈格里佛斯动手做了一台多锭纺纱机让妻子珍妮试试,结果一试便成功了。

这台改变英国传统纺纱技术的机器,使人类文明又推进了一个先进阶级。

“无产阶级”的伟大发明就是在这样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中诞生的。

常熟(包括苏州其他县市)的现代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实也是靠了一台不起眼的缝纫机和后来的一台纺织机带动起来的。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里,迅速成长为具有中国乃至世界影响的“服装之城”,以及由服装和纺织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

由于“的确良”的诞生和“纽扣革命”,使苏南一带的手工业发展快速地朝着工业化方向发展,乡镇企业也因此不断跨跃性地上台并形成滚滚洪流……

然而这个洪流的形成,追踪其“源”也十分有意思,它靠的还是无数条涓涓细流汇合而成。比如缝纫机所形成的后来的服装业,纺织机所形成的后来的纺织业,前者开始是有那么一批串门走户的“小裁缝”所汇流而成的,后者是由无数巧手绣花的绣娘们汇流而成的。

常熟的这种具有本地特色的乡镇企业之路有十分明显的特色。“波司登”形成“世界名牌”的国家顶级服装大企业所走过的路就是如此,而高德康在常熟并非是惟一的成功人士,80年代前后的常熟,像“波司登”企业和高德康这样的“小裁缝”干得轰轰烈烈的有很多。原王市乡要比高德康所在的白茆乡的“小裁缝”厉害得多,只是后来在市场开拓方面没有高德康有远见和魄力而已。

潘炳福便是当年比高德康名气大得多的“小裁缝”中的老资格!

“老潘的眼睛很厉害!”早在二十年前我就认识这位著名服装“秋艳”的创始人、全国著名的乡镇企业家。第一次见老潘就觉得他的那双眼睛很独特,目光锐利。

那是80年代初,我在北京解放军兵种机关工作,有一天在北京的一份中央级大报看到一则消息:常熟王市举办第一个中国“农民服装节”。当时这事非常轰动,因为那个时候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极少听说办正式的服装节,而常熟农民却能办“服装节”。报道还披露了这样一件趣闻,说是上海大明星张瑞芳也被邀去参加王市的“农民服装节”。张瑞芳自己说,开始她接到这样的邀请,纯粹是为了“不好意思驳农民兄弟的面子”,哪知“去了后才发现常熟小镇的农民们个个穿得艳艳丽丽、漂漂亮亮。我演了一辈子农村妇女,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以后我再演农村妇女时可以告诉导演说,我也要穿得漂亮点!”

王市离我老家也很近,小时候父亲带我走亲戚时没少去过。于是我决定借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再游一次王市,看看那里的“农民服装节”到底什么样。

80年代,中国的不少地方男人们还多数穿着中山装和绿色军装,女人们稍稍时尚一点的也就是穿些花格子的“翻领衣”。但令我不曾想到的是,田埂边的王市“农民服装节”上,不仅人山人海,而且竟然有一半以上是外乡人,包括不少说着“阿拉”的上海人。这让我惊喜不已。我老家的人历来就有“洋上海”之说,意思是说,上海人最讲究吃穿,相比较上海人对衣服更为挑剔。问题是,现在十分讲究的上海人竟然跑到百里之遥的“乡下”来参观王市的农民服装节,你说奇不奇?更奇的是,上海人竟然对“乡下人”做的服装大加赞赏,成批成批地往回买。于是老潘——潘炳福的“秋艳”牌服装没过多久就享誉上海外滩……

其实老潘的“秋艳”能够征服上海滩,还是他那双“厉害”的眼睛起了作用。

大约在1980年,老潘带着几个“小裁缝”办起一家乡镇小服装店后,便学着城里人的做法,给自己的服装起了“秋艳”的名字。老潘当裁缝师傅的时候就是个很讲面子的人,不管是有钱人用高级料子做的高档衣服,还是普通人家的日用衣衫,只要到他手里,都是“挺呱呱”的。办了厂子,跟串门走户那种“吃百家饭”的裁缝生意不一样了,尤其是打出“秋艳”牌子后,老潘整天想着“不能光给农民兄弟姐妹穿,要让城里人也喜欢”的奋斗目标。

有一次他听上海服装店的一位朋友说:滑雪衫将取代中西式棉衣,可当时中国市场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新时装。然而老潘的眼睛就是“厉害”,他认定用不了多少时间,那轻便、漂亮的滑雪衫必将风行中国市场,于是他果断地决定将“秋艳”服装的大部分生产能力转产做滑雪衫,并亲自南下到广州购料采样,回厂后与技术人员一起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种色彩鲜明而独特的带帽女式滑雪衫。此款服饰一投入市场就风靡上海滩,那些穿着讲究的上海女同胞为买上一件“秋艳”滑雪衫不惜请上两天假去专门店排队,据说老潘在上海的合作伙伴那家商店最多创造一个星期卖出“秋艳”滑雪衫8万件的纪录。

都说老潘爱用眼睛“扫市场”,而且在口袋里还总带着三件宝:小剪刀、皮尺和计算器。当他的目光“扫”到一个新款式、好面料时,他就动用自己的“三件宝”,然后回厂开动脑子,几天后肯定又有一款让同行眼红死的新产品问世。

1983年,老潘又一次来到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扫市场”,在五颜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从众多穿中山装的人流中敏锐地发现已有一些人开始着起紧身掐腰、线条优雅的西装了。可多数中国人当时仍然比较保守。取两者之优,兼成国人时尚,必胜无疑。老潘一边走心里一边就已有了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的新服饰了……

果然不久,上海商场里出现了一种中长马裤呢做面料、内托全夹、紧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这新款服装一上市,便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卡曲衫”热。

1984年,老潘的“秋艳”系列中再度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颖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装系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绣花仿毛、粗花呢西装及男女风衣系列。

……

再后来,老潘几乎每月都要推出一个新产品,甚至每天推一款,到后来一天能推出三个新产品……

老潘所在的王市从此成为常熟服装市场的一个发源地。

王市的服装业对当时常熟的其他乡镇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本来这个富饶的江南水乡的庶民们非常懂得学他人之技而富本家之道,所以王市的“秋艳”和老潘式的乡镇兴业之路很快成为大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像与王市近邻的碧溪、东张等乡镇,没用两三年时间,其服装和纺织业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每每回老家探亲,东张的表兄总会把我拉到东张的一家“雄牌”服装厂去“试衣”——表兄自然少不了会给我弄几身合适的男休闲装穿穿。老实说,开始时我并没有将这样顺手牵羊穿在身上的东西当回事,只是后来当我穿着“雄牌”在虹桥机场候机时,才知道这衣服还真是很有“品位”呵!

“先生,侬能不能将身上的衣服让阿拉试试?”那天,我穿着一件浅黄色的“雄牌”,坐在候机室的椅子里看书,有位“阿拉”过来问我。如此唐突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不免让我记忆深刻。

上海人总是怪怪的,别人好的东西总想据为己有。

“可以啊!”我脱下身上的“雄牌”。

“果真是雄牌!”他一边看着我脱衣,一边翻开内侧看商标,欣喜地说道。然后试了试,非常合身。“先生,你这件衣服花了多少钱?”他问。

我摇摇头,因为是表兄给我的,真不知道价格。

“那——侬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卖给阿拉?”上海人突然提出,一脸诚恳。

“卖给你了我穿什么?”我的话让这位上海“阿拉”有些窘迫。

“那就算了,算了。”这个上海人后来跟我紧挨着坐在同一排机舱内,直至此时我才知道“雄牌”在上海的传奇——

“这个品牌在上海卖疯了,据说最多一天能卖8万件!男人们以穿‘雄牌’而自豪,女人们都喜欢给自己的男人买‘雄牌’……”

原来如此。

因为有这样的奇遇,所以当我的表兄第二次带我去“雄牌”服装厂“试穿”时,我特意采访了一下这个厂,也就更全面地了解了一下这个厂的发迹史——

“雄牌”厂其实也是一个“小裁缝”搞起来的乡镇企业,最初时是东张的几位有些经营头脑的“小裁缝”合作成立的乡办服装厂,后来跟着到王市服装节去销货,其间被上海人看中了,于是上海人的资金加东张人的手艺,缺少男性服饰市场的“雄牌”给上海滩来了一次“服装革命”。

上海女人本来从心理上瞧不起“娘娘腔”的小男人们,现在“雄牌”让许多“娘娘腔”的男人们“雄”起了,不仅男人们得意了,女人们也高兴了,所以上海滩上的“雄牌”服饰男装风越刮越烈,最后到了谁没拥有一套“雄牌”似乎就不是男人的份上。

这个世界有时很疯狂。上海市场上的服装疯狂原来是从常熟乡镇企业刮出来的,这是许多人并不知道的一件趣事。

发生在东张镇同一地的另一个服装厂也令我吃惊和意外。这个厂的产品曾经在中国体育用品和休闲服饰业创造过辉煌,那便是“圣达菲”服装。

据说这个“圣达菲”是中国第一个休闲服品牌。之前我同样不知道它竟然也是在我的故乡常熟地盘上诞生出来的。问题上,这个后来成长为中国名牌的服装是在一个完全叫人想象不出来的地方诞生的。

我第一次去“圣达菲”厂时,需要从小镇东张坐15分钟的车,然而再需要摆过一个渡口,再一脚湿一脚滑地走上几百米泥地,才能到达这么一个庄稼地边上的村办企业。

“圣达菲”在东张的北新小村,那天接待我的郭道辉与我同龄,他说这个企业最早是郭氏四兄弟与北新村联办的。

我去的那年正好已改制,厂子每年向村上交60万元外,就全部属于郭氏四兄弟。我对郭氏兄弟的“圣达菲”怀有特殊疑问:为什么选择一个如此偏远的乡下却又起了一个洋名?郭道辉告诉我:他的一个弟弟前些年在阿根廷办了个公司,阿根廷首都有条很出名的服装街叫圣达菲,于是热衷服装业的郭氏兄弟商量也要搞一个中国的“圣达菲”。可为何又选择了常熟东张这么一个非常偏远的乡下来办厂呢?

“因为常熟这块地方水土好,到处都有心灵手巧的匠人,常熟的裁缝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匠人之一了,尤其对服装的细工和感觉也许连世界上最好的服装设计师都很难比,而且人诚实勤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中和选择像东张北新村这样一个地方的缘故。再有一点我想告诉你,其实常熟离我们上海才多少路?以后交通改善了,常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像我们上海的后花园,几支烟的工夫啥都搞定了。”这话是十几年前说的,当年我这个常熟人听了还觉得有些“遥远”。才过了几年,郭道辉描绘的诱人前景其实都实现了。昔日的东张北新小村现在就紧挨着长江第一大桥——苏通长江大桥,不仅不再“偏远”,而且成为交通枢纽之地。从这儿到上海一路都是高速路,花上一个多小时便可抵达上海的人民广场。郭氏“圣达菲”现在早已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总部,在国内和国外的分部也到处都是,而它的生产基地却仍然放在常熟。

“因为中国服装业的根在常熟,我们离不了这个根。”大老板郭道辉现在这么对我说。

中国的服装业之根为什么在常熟?这让我既感自豪,又感疑惑。那天我回到自己的老家,身边坐着我年迈的母亲和姐姐妹妹。姐姐的女儿马上要结婚了,姐姐在一旁绣着一块花边,这种情景在我小时候就见惯了,但这一天却让我有意外的收获。

“姐,你现在也算是一年收入几百万元的老板娘了,干吗还要自己动手绣花嘛?”姐家里办的纺织厂,有三四百个工人,姐夫在我面前多次说过他的产值一年已达上亿元,在当地也算中等水平的小老板了。姐姐平时花钱特大方,可却仍然自己动手绣一个几块钱就可以买回来的桌上装饰品。

“闲着也是闲着,花边是我们常熟人的本事,不能失传呗!”姐很随意地这么回答我。

这时我见母亲凑过去拿起针,熟练地挑起花边线针来,随之我妹也凑了过去……看着我母亲和姐姐妹妹三人的绣花的样子,我内心一阵感动和思索:原来我的亲人和家乡的妇女们,与众多小裁缝们一起汇聚的世代传统,不正是常熟服装业代代相传而永远繁荣昌盛的薪火吗?这不就是郭道辉先生所说的“中国服装业”的根吗?

是呵,我猛然省悟!

常熟人的心灵手巧非天生即有,而是世代形成的。很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早在100多年前的1904年,在我家乡常熟支塘镇就有了第一家叫“裕泰”的纱厂,我也不知道1999年常熟城内就有了第一家西服店,但我知道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见母亲和奶奶及邻居的女人们都会在休闲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绣花边——这种花边都是靠一针一针地勾挑起来的,很好看,其布和颜色都是非常讲究的。女人们靠一针一针地绣花,可以换得每月几元、十几元的收入,而且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只要她们低着头静静地在胸前行针时,都会让人感到她们非常美——那种美是恬静的美,优雅的美,和劳动的美。这是我在童年时代的记忆中仅有的几幅乡情美景之一,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很惬意。原因之一是:所有我故乡的美女无一例外地都是优秀的绣娘,原因之二是所有难看和不善良的女人肯定也是成不了绣娘的。

人民公社时代的绣娘与著名的常熟花边一样从来就没有被列入“资本主义草”的范围,所以这也是常熟地区的手工业和乡镇企业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早、更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70年代后期,随着小五金、小纺织的出现,一批绣娘被招进了乡镇企业,她们开始由绣娘变成乡镇企业里的“织女”——那种手撑机械电梭的织女……

“卡嚓嘶——”“卡嚓嘶——”这种声音在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的苏州一带,几乎在任何一个乡村和城镇旮旯里都能听到,这是苏州乡镇企业最具标志和繁荣阶段的一种特殊乡间音乐,它似乎像是在一夜之间覆盖了千百年来独领天下的蛙声和蝉鸣,从而使这里的农耕水乡开始转向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并存的新世界。

常熟无疑在这个阶段比周边的县市走在更前列,尤其是纺织和服装业上所表现出的区域经济特色更显现特殊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