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氘和氚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是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所能掌握的。美国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氢弹探索，他们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用了10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中国总理对部下“用3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可想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小黄，有一天我们要搞氢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进行轻核理论研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钱三强把30来岁的黄祖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叮嘱道。正是钱三强的这着棋，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开始进入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日，钱三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兵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喜上眉梢。经研究，于敏被派到核研究院的理论部，而这时的理论部真是兵强马壮：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这么一批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年轻科学家，给全面主持生产与技术工作的王淦昌犹如送来了千军万马。
“其他的我不用说，大家也与我一样清楚，周总理说的‘3年拿下氢弹’，这是道死命令。
虽说我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可是对氢弹我们谁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没碰过，三强同志没碰过，钱学森同志没碰过，你们也都没碰过，但我们必须用别人七八年、十几年搞出来的东西，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它搞出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有趣，我们这儿可以有好几个诸葛亮！”一次会上，王淦昌点着理论部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说。
“王先生说得对，要说氢弹可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苏联人撤走后，我们还有王先生、三强院长，他们都是在西方留学或者搞实验时，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原子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就连我们几位年轻同志也知道原子方面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氢弹就不一样了，谁都是门外汉。现在上面给的研制时间又这么紧，但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邓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诗人气质，容易激动。他的话就像给理论部的年轻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邓主任和王先生说得对，第一步我们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要方向对头，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满信心地说。
“稼先和于敏兄在这方面是行家，有他们的理论功底，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周光召说。
“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己的氢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觉得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住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夜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的玩意儿”，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
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如美国的氢弹试验装置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进行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关于氢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了，因为没有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为此女物理学家何泽慧率30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同年9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算机所不分昼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氢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邓稼先得知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我们都会吓出毛病来呀！”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功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害得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我又可以为不远的将来的胜利而干它个大醉！”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己的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谈，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他从心眼里喜欢邓稼先。“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种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一条路子入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王淦昌不愧是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为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许多被动局面。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辟蹊径，并和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于理论方案”。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淦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氢弹试验。
由子氢弹的原理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王淦昌是实验高手，但氢弹试验却让他费尽心思。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足脑筋的。“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试验解决问题，都用冷试验解决，这样来提高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王淦昌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王淦昌懂得，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等于把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口粮剥夺了，因而他比别人想得更多。
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冷试验的10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热试验。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正是在一次次冷试验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当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后，整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入了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氢弹试验实在太复杂，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炸实验，再到物理测试，每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几阵子的。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基地上，从细微的一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置，他都要过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虽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但见过王淦昌的人，实际上谁都不会相信他有那么高的“待遇”。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职守的科学家的态度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
“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有人把这些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一个从来不知政治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嘛!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上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聂老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那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聂荣臻一愣，继而笑开了：“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着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聂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说,“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军阀’吗？他们骂我是‘大军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子弹等核武器试验，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那我就让谁尝尝‘蘑菇蛋’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造造原子弹呀！”王淦昌被逗笑了，自言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聂帅的到来，使基地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的心头暂时消除了一丝掠过的疑云。爆炸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无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
经请示中央，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在聂荣臻到来后的第二天进行。
王淦昌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们感觉这一次试验似乎比两年前进行原子弹试验时还要紧张，原因是这一次大家心里都没多少底。“我到罗布泊不下10次，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知道了，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40多岁，如果是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了……知道成功了，五脏六腑和浑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在十几年后对作家彭继超谈起当年的心情时，充满了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经让全世界震惊的中国西部罗布泊又腾起一团直冲云霄的蘑菇云……
这便是让王淦昌终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阳”——氢弹爆炸成功了！“王院长，你感觉怎么样？”在“大太阳”徐徐升起的一刻，聂荣臻元帅握住王淦昌的手，关切地问。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轻松，太不轻松了！”聂帅听后，默默地点点头，因为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氢弹大爆炸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时此刻的聂帅心头不由涌起了难以形容的忧郁：唉，罗布泊的“大太阳”虽然升起，可当量级的热核聚变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聂帅最担心的不仅是这些，他担心的是一场已经开始袭击神州大地的劫难……
“‘**’？”“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有功之臣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帅望着身披绿军大衣、脑门已呈光溜的王淦昌的背影，心头一阵痛楚：这么好的老科学家，忠心耿耿为祖国，凭什么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们吗？一个被别人“火烧”、“炮轰”的人？
聂荣臻对天长叹：“唉，老天啊，能多给我几年时间，中国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强国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也可以不再总受人欺压了。”然而突发的政治风云，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历程开始陷入可怕的命运——1967年初，当中央决定大当量的氢弹“实弹”试验正式下达后，一些重要部门和生产基地却像断了齿的轮子转不动。那个试验必须用的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华北某金属结构厂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动手。
“张震寰，你去用3天时间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派大将。
作为氢弹试验的基地总指挥，张震寰后来因为忙不开身，周恩来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将到这个金属结构厂，他整整用了12个白天和黑夜总算动员职工到车间干活了。
至于王淦昌他们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张三张三说要“革命”没时间，催李四李四讲“批判”还没完。“这样还能干事吗？勿来事勿来事！”王淦昌一着急就冒出几句别人半懂半不懂的常熟话来。
“啥都可以马虎，科学实验是马虎不得的。这样搞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试验嘛！”王淦昌向周恩来总理和元帅们发起牢骚来。
于是一封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产生了。
“毛主席号召做的事绝不能耽误！”“特别公函”所到之处，全都“坚决拥护”。
“为试验发展中国核武器作贡献是顶顶光荣的事”，成了千军万马的战斗号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颠倒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狂热，就连国家一级机密单位的人也跟着发疯与发高烧。
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后的第二、第三天，聂荣臻元帅在基地的“马兰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试验高层会议，基地指挥方面的负责人有张震寰、张蕴钰、李觉、胡若嘏等，技术负责人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钱学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会英、于敏、周光召等。聂帅给大家出的议题很清楚：总结此次核爆经验，来年进行百万吨当量的空投氢弹核试验。
“大家谈的时候不要过于慎重，随便些。”聂帅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听说来年就要搞大当量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将军们和科学家们精神振奋。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处都在贴大字报、抄家，可这样的风我绝不允许它刮到基地来，也不允许它对准在我们这儿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学家们。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指挥的最高机密单位呀，乱冲乱批还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要想动你们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几位老帅都说了，那就拿我们的命一起抵上！”王淦昌他们听完聂荣臻的这番话，内心泛起无比感激的巨澜。尤其是周光召，这位已经被冲击得不轻的科学家，身体又有病，在聂帅亲自过问和保护下，才使他摆脱了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来到基地重新参加激动人心的核试验。
就在这时，一向被外界视为“苍蝇也飞不进”的罗布泊也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事。
有一天，一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基地禁区，警卫人员想拦住，结果反被对方缴械。谁敢这么胆大妄为？原来一打听，是那个通天人物毛远新。
“谁敢冲核试验基地，就给我统统逮起来，一个也不放！”聂帅火了。一道命令下达，那个“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要员毛远新被官兵们押进一间小黑屋。
“谁干的？给我马上放人！”康生冲着聂帅高嚷。聂帅义正词严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国家保密地方，难道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下面的一件事更叫人听后心惊肉跳。
1967年6月17日，中央决定首次空投氢弹爆炸试验。聂荣臻亲自在基地坐镇。空投爆炸时间定在上午7点。一切准备就绪。聂帅和王淦昌等都进入了指挥室，等待空军飞行员驾着载有300万吨当量的热核装置起飞。
“嘶——”飞行员徐克江驾驶着726号“轰—6”飞机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聂帅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挥员与科学家们始终盯着战鹰，并且不时指指点点。8点整，徐克江的飞机进入空投区。地面指挥立即发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过去了，飞机竟然还在平稳地飞行，聂帅和王淦昌他们期待的大爆炸迟迟不见。
怎么回事？聂帅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则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聂帅，目光分明在说：
这是飞行员的问题。
是吗？聂帅又把头转向穿越于白云间的“轰—6”战机：嗯，好高嘛。它还在天空中转悠，好你个家伙！“快给我接通飞行员，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聂帅发脾气了。
“报告聂老总：飞行机长徐克江说他因为背毛主席语录而一时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扯淡！”聂帅脸色发青，看得出他是强忍着不让自己的口中吐出脏字。
“报告聂帅：北京来电。”“不接！”“是总理的。”聂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着冷静，不要紧张。”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传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贴向自动投掷器，然后用力一按……
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地想拽住坠下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圆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闪着强烈的光芒，亮彻天宇与大地之间……
王淦昌直流泪水……
空中投掷氢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着手研究地下核试验。
进入60年代，自从美国奥本海默完成“曼哈顿计划”，苏联的库尔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帅的紧逼下相继完成多次原子弹试验后，当时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为抑制对方的核试验，一方面想使自己永远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地位，签订了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试验条约。虽然这一条约对第三国并不存在约束力，然而毕竟核武器由于它所具有的巨大毁灭性后果，只要继续不停地试验，就会对自己的国土家园带来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地下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了出来。中国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想在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前面。王淦昌在接受这一新命令后立即开始布置。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入地下。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理论与设计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然而这位年已6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站在那儿半天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
‘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工作在花园路的“灰楼”，其间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这也是中央规定给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是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自由出没在公共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
“王先生，您快上车吧！您越这样，人家越会注意您的。”“伏尔加”里的大邵一边把车挡和油门开得最低，一边急红了脸跟在王淦昌的后面不停地叫唤。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决定不坐车就永远不坐车了！他从家门出来后直奔开往花园路的331路公共汽车站。他上了车，把大邵害苦了，开着“伏尔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车后面，一路上被后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车子骂得狗血喷头。331路车到站了，王淦昌从公共汽车下来后照样步行，任凭大邵大呼小喊。
一连数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这样“对峙”。结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岁的王淦昌，而是身强力壮的大邵。组织上让他为王淦昌开车时就说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们国家杰出的科学家，要像保护高级首长一样保护他，不得出任何差错。这是一项极重要的革命工作。”虽然大邵并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从事什么工作，但王淦昌经常进出中南海，去见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可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伏尔加”像只蜗牛似的跟着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着……望着性格耿直的“老头儿”，大邵突然灵机一动：“王先生你是不是爱国的？”大邵把“伏尔加”贴近王淦昌，然后伸出半个头冲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两眼直盯着驾驶座上的大邵：“我怎么会不爱国？”大邵心里偷偷一笑，“老头儿”上钩了！随即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我看你不爱国。”“我怎么不爱国？我不爱国怎么去……”王淦昌想说“去为国家造原子弹、氢弹”的话，但一想到纪律，便改说，“我不爱国为啥当初从德国回来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后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我看你不仅不爱国，而且你还里通外国……”大邵有意气他。
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沾边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阴谋”，“我怎么会里通外国？胡说八道！”“真的？真的是胡说？”“当然，绝对是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里通外国嘛！”王淦昌挺着脖子，分辩道。
“那——你为什么不坐专车？”“人家骂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我不是！笑话，我怎么会成‘反动’？成为坏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动学术权威”，气不打一处来。
大邵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里通外国’，那就证明人家确实是在胡说八道。既然您认定人家是在胡说八道，干吗还理他们？生他们的气呀？值得吗？您生了气，影响了工作，您说谁高兴？还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兴嘛！所以你犯得着吗？”这劈头盖脸的“反击”，真把王淦昌给拨开了：是啊，我凭什么跟那些无知又鲁莽的人计较呀？他们哪能理解我们这些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起来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糟糕，我干吗自己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吧，再不上后面的车就要顶我们的屁股了。”就这样，王淦昌重新坐进了“伏尔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