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正的战斗。在五一节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从郑州、从西安、从兰州等生产原子弹部件的地方，率千军万马，将原子弹部件一个个护送到罗布泊基地……那都是一列列警卫森严的绝密专列，其警卫的级别与中央领导出访等同。每到一个站，全部清一色一级警卫，就连车站的负责人甚至当地的最高领导都不知专列上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一次回忆中王淦昌这样描述过当时参与护送原子弹部件的情景：“我们都像天上掉下的神秘人物，不能跟车站或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话，对方也不敢问我们一声是干什么的。有意思的是，那些警卫我的战士，只要我一行动，他们就左右前后地簇拥着，我真当了回大干部。
太有趣了！”大爆炸就在眼前。
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钢铁巨人在罗布泊湖边高高地耸立。这座由人民解放军124团5000余名官兵苦战数月竖起的铁塔，是原子弹试验的最后地点。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
9月中旬，王淦昌等基地技术与行政负责人全部被北京叫了去。
这无疑是党中央对基地最高领导层做最后的一次检查和动员，但爆炸时间却没有确定。“听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临结束时对在场的这些早已按捺不住的将军们和科学家们这样说，“在正式命令下达之前的时间里，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无论从技术还是从官兵的战斗情绪上，一定要一切从零做起……”王淦昌和将军们如期回到罗布泊。基地所有人都明白，凭经验，中国的许多重要事件，一般都发生在元旦、五一、七一这样的喜庆日子。这回中央让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这等于告诉大家：国庆前将进行原子弹正式爆炸试验！9月15日，9月20日，9月30日……国庆快到了，怎么中央还没有下达爆炸试验命令？王淦昌也同大家想的一样，该是国庆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国庆节那天，北京仍然没有命令。
“王先生，张爱萍将军明天要带你们去古楼兰！”像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一样，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着北京下达爆炸命令。当听部下有人这样通知他时，不免奇怪地反问：“张将军让我们到古楼兰干什么？”“听说是带你们去散散心，那儿有很多鱼螺化石呢！”“什么什么？去拾鱼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么时候了，谁有那份闲心呀，不去！”“是王先生说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说着话时，帐篷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张副总长来啦！”工作人员赶紧趁机溜走，免得挨克。
“王先生，我是来向您转达周总理话的。”张爱萍说着在王淦昌的铺上坐下，郑重其事地说，“总理指示说，我们的‘小太阳’要等国庆过后，让那些来参加我们15周年庆典的外国朋友都送走后再爆。为了稳定军心，我和基地司令员同志作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让大家进行预防、预想查漏补缺，增加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怕大家在临战时大意紧张带来急躁情绪而影响我们的‘万无一失’，我准备组织同志们到古楼兰散心来调整一下情绪，您看如何？”王淦昌这才恍然大悟：“张副总长，你们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虑战斗艺术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情绪现在波动很大，太需要调整了。包括我在内，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楼兰去拾鱼螺化石！”“王先生，由您一带头，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几倍！”张爱萍握住王淦昌的手，动情地说，“王先生，你那么大年岁整天跟大家没日没夜地工作，千万要注意身体。否则我无法向总理交代啊！”“谢谢。谢谢总理和你的关心。”第二天，王淦昌随张爱萍一行到了古楼兰一带，那实在是个值得一看的戈壁滩上的独特景致。古河道虽然干涸了，却留下了深深的河床和随手可拾的鱼螺化石。加上左右追逐的、摇动着小尾巴和眼睛光亮溜圆的黄羊群，使整个“死亡之海”呈现少见的生命画卷。不用说，“诗人将军”的这一招，让随行人员简直乐开了怀。但唯独只有一个人既不拾鱼螺化石，又无半句笑语，他就是王淦昌。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张爱萍关切地问道。
“没没，我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或者哪个环节上有质量问题，我想回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线路接头安装得牢不牢。一想到这些，我就没了其他心思啊，张将军！”张爱萍把科学家的双手放在自己胸前，对天长叹一声：“国宝，我终于明白总理为什么这样珍重您这样的国宝啊！”“现在我下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从现在开始的48小时内，全体人员进入战斗状态……”10月14日下午，张爱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头房”里向基地高级将领和王淦昌等技术领导者下达正式命令。
“‘小太阳’终于要闪光了！”王淦昌内心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而作为现场的技术主要负责人，王淦昌又无法平静。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他和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已经不知多少次检查过每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接头、线路或者装置，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经沙场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心头紧张得直冒虚汗——他相信自己和同事们的能力，但他又担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件太大的事了，只要有半点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现难以料想的可怕后果！啊，实在太可怕了！那绝对是不能想象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万一……那可怎么办呢？不，不能有这种“万一”，绝对不能有！可谁又能保证没有这种“万一”呢？
事后有人说那两天里的“王老头”真的像个老头，不管见什么人，都要不停地问你这儿到底怎么样了？那儿到底有没有问题？当别人清楚地告诉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时，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
“你怎么就敢保证没有问题？”训完，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检查，直到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才罢手，可等临要离开时，又在唠叨：“再一起想想，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呀！”他心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14日傍晚7点20分原子弹放到铁塔，当那个巨大的圆锥体“家伙”傲然挺拔地耸立时，所有的人都紧张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
15日的一天是在检查再检查中度过的。大爆炸前的十几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我问过数位参加原子弹试验的人，他们都用了极其简单的“太紧张”或“稀里糊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好在我看到了张蕴钰司令员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一日》的文章，他在文中细述了原子弹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个试验场区有多少人没有睡觉，至少在那个晚上没有人能像以往睡得踏实。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光在朦胧的月色下却有些显得暗淡昏黄。我们住的帐篷内非常安静，听不见以往熟悉的呼噜声。在躺下之前我们都互相催促过，但能否真正睡着却又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我们的激动和不安似乎都已经稳定下来。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在上午10点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很显然，铁塔上任何一项工作都不需要我们，更不要说伸手去干。对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担心。但是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假如在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这时来的目的，也正是在这里。在我们党内和军内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领导和同志们必须在一起。如果真的“响”了，我们和塔上的同志一起来个“太空葬”，那真是一种灿烂辉煌的荣耀，那时我们会成为最早庆祝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人……
车到铁塔前，我们在警戒线外下车，简单地问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觉将军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会儿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致意。然后我们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像在清闲地散步。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在进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如洗，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对试验来说这真是一个顶好的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将军从小砖房出来在铁塔下迎接他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主任留在塔下。
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为我们消除了身上的静电后，我们又登上了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安装时我已看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庄严、纯正，令人肃然起敬。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合上启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了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
“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是静静地展开地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是大战前的战场。
我突然摸了摸装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够启爆这个核装置的钥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篮里，我和方正知教授并肩站立，我们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体态和面色也类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脸络腮胡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他的气质使他更像一个高级熟练工人，他的名字应该记在功臣榜上，使更多人记住他。
我们3人走下吊篮之后，李觉将军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我们对面而立彼此相看着。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苦命”的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从西藏到青海，从青海到罗布泊，在这里他才能够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他喜欢考古，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启爆电缆这时已经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是那样紧贴在我的衬衣口袋里。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已经不再是本来面目，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着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一个爆心纪念碑。其实，真正的纪念碑还是这座铁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领导同志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教授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和技术负责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他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在对原子弹诅咒和祈祷。爆炸后我又见到他——这个试验方案的制订者，并对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满脸。”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负责指挥的张震寰同志。
即将工作的启动控制系统是可靠的。主控站的门口堆放着许多沙袋，这些都是用来堵塞门洞的，以防止冲击波的压力。在上甘岭作战中我们也使用过米袋和面袋来构筑工事，今天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场。事实证明没有比这种办法更经济和更有利于争取时间了。
在主控站担任指令长的是忻贤杰同志。他学术一流，功底深厚，与人共事平易近人，是个很有声誉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带领这些科技人员将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撞击这个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时，我曾沉痛地向他遗体告别。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将军说“K1”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员送来包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吴际霖和我站在一起，这位核武器研制的领导者，我始终忘不了当时他的那种复杂表情，与平时的和颜悦色判若两人。
“K2”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我屏住了呼吸，我们面对着爆心的方向，戴着深度黑色的防护眼镜，头朝下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
王淦昌这个时候在哪里？
在张蕴钰的视野里没有见到他的身影，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王淦昌仍在布置一项项比司令员启动大爆炸似乎还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后的科学数据的测试与采样——这是验证原子弹爆炸必须和最重要的事。将军和士兵们可以看到“蘑菇云”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对科学家来说，大爆炸仅仅是表象，获得各项数据和采集到各种样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着大爆炸前必须交代完的几十项细微的事。但毕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辉煌的，作为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王淦昌比所有参加试验的官兵和将士们更期待亲眼看到自己研制的“小太阳”闪出万丈光芒！一切安排就绪，但这并不意味就没有什么事做了。从决定16日爆炸试验倒计时48小时开始，所有技术问题已经全部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然而这不能按捺得住王淦昌那颗悬在嗓门口的心。
我与王淦昌先生本来有约，请他细说一下在原子弹爆炸24小时内的每一个细微的工作与他的心情。因他后来突然离开人世而未能实现。我从郭光甄、苏方学著的《娃娃博士邓稼先》一书中见到了有关王淦昌和他弟子邓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写，可以一窥这位大科学家当时的情景：
当原子弹试验进入48小时准备程序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几乎晕厥，其中最甚者数王淦昌教授和邓稼先。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身旁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牢不牢。他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吗？你确实看清楚了？没有丝毫差错吧？他甚至还要求打开已经贴上封条的工号大门，再进去检查线路，总担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条线路引起脱焊……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紧张得不得不绷紧的心弦是何等颤动！是啊，在庞大而无比复杂的原子弹工程试验中哪怕是一个焊接头、一个线路、一只螺帽的任何一点点的松动，便有可能使整个试验陷入可怕的后果！这样的问题，谁都不敢设想。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谁该负责？又有谁负得起这种责任？不管什么责任，不管负得起还是负不起，作为生产和技术总负责人的王淦昌第一个跑不掉！大爆炸前，他无疑是最最紧张和压力最最大的一个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不易激动，都说大科学家最沉得住气，但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岁的士兵更沉不住气了——“5、4、3……”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似乎连心跳都停止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王淦昌在黑色防护镜下看到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在他前方有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携着百米高的沙尘，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于是所有躲在掩体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呼：“成功啦！”“我们成功啦！”那情景，王淦昌一辈子也忘不了：士兵们纷纷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往空中扔去，将军们互相捶拳，科学家们抱成一团……他们喊呀叫呀甚至骂呀，连王淦昌这样年纪的“老头儿”都兴奋得跟着年轻人在地上乱蹦乱跳。王淦昌突然感觉两眼模糊，用手抹一抹，原来是泪水，是激动的泪水！“王院长，我们成功啦！”“王先生，我们终于胜利啦！”邓稼先、程开甲等科学家们一齐围过来，一个劲儿地向王淦昌祝贺。
“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弟子们见他们的恩师说的仍然是那类“太有趣”、“太高兴”的话，忍俊不禁地更加放声大笑起来。
当天傍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内。
毛泽东笑呵呵地示意周恩来：“你说，你来向大家报告好消息吧。”在毛泽东面前，早已站满了被接见的《东方红》剧组的几千名工作人员。
周恩来一边笑着，一边退后毛泽东半步：“主席，还是你来讲吧。”这下可乐坏了在场被接见的艺术工作者们，他们看到了一幕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亲密谦让。
毛泽东又笑了，对着话筒朝周恩来说：“今天应当由你讲，今天一定由你讲。”周恩来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他走近话筒，用目光扫了一眼全场，说：“请同志们坐下。因为我们的合影架子还要接待很多人，我怕你们一高兴把它跺塌了！”全场一片哄堂大笑。
“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两个好消息：第一，赫鲁晓夫下台了！”周恩来伸出一个手指。他的声音刚落，全场齐声欢呼。
“第二，今天下午3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伸出另一个手指，并把臂膀举得高高的。
“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中国万岁！”人民大会堂内的欢呼声，飞向天空，飞向神州大地……
劫难中的秘密历程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惊醒了西方世界的霸权主义者。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隔日便开始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使西方政要和情报部门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谁主持和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一篇篇臆测文章带着情报部门和政要们的恐慌心理，不断抛出。
“K.C.Wang！”“一个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K.C.Wang领导和主持了毛泽东的东方大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K.C.Wang——中国的奥本海默！”一时间，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大量地刊载着一篇又一篇有关K.C.Wang的“传奇”、“轶事”，K.C.Wang成为公众议论的东方神秘人物。
K.C.Wang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测王淦昌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有足够理由的。这位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迈特纳手下曾与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后来又在40年代提出微中子实验建议，50年代末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无疑是此次东方核爆炸的“领头马”。
在20多年后的80年代中期，当中西方世界开始出现某些和解时，王淦昌作为中国核能代表团团长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不小的轰动。
“原来中国的‘奥本海默’是那么慈祥，而并不是几十年来盛传的恶魔呀！”美国公众发现政府和情报部门又将他们捉弄了几十年。
西方世界知道王淦昌的名字的比中国人还多，这正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西方传媒在当局霸权主义思想引导下，对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每一点发展都感到紧张和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可以影响世界和象征一个国家实力的核武器与尖端科学领域里所出现的任何一点事，西方当局和情报部门都要大肆渲染一番。
美国的霸权主义者害怕“中国奥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们感到格外恐惧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炸后，中国的核试验就像下凡的仙女在浪漫地散花，仿佛要把整个罗布泊的四季照个通体透亮。美国情报部门连续不断地派了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间谍飞机飞越那块令霸权主义者惊恐的“死亡之海”，而且得到的情报是：中国核试验的研制速度、技术水平，太快太神，实在是不可思议！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塔绑式铀球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掩饰恐慌心理，恶意说中国的铀球原子弹只是具有实验性质的核试验，从这一步到实用核爆炸至少还要5年。
结果仅仅时过半载，1965年5月14日，罗布泊上空又一声巨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飞行员于福海在几千米高空将原子弹准确无误地投下，后据雷达测得：空爆原子弹与靶心目标仅40米偏差！这一次西方政要们哑了。
1966年10月27日，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飞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响！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啊！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开始装出一副阿Q嘴脸，说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真是极其难受的“大度”！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刹那间，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生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竟然被挤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光彩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晕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太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量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迹运行。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10公里高10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半夜起床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氢弹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100个奥本海默？”白宫一片惊恐。在他们看来，中国倘若没有100个奥本海默，就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中国奥本海默”们！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又是个“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一旦获得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作为核武器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将他们接回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这对刚刚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被“左”、右倾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变得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报上有自己的名字，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入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现。
自进入“灰楼”或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虽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这3个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后的“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无论从国家的总理到共和国的元帅，还是整天厮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们，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头”，这是他听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唤。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这位平时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唠叨着。回到家，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在这20多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试验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先驱”，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时局与形势的考虑，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搞氢弹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及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蛋”的威力远比那个“蛋”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也仅有美苏英3国能够掌握。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氢弹“老四”。这时，王淦昌、钱三强等中国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一无所知。
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3年到5年能爆炸氢弹”的报告，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3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高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