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邓锡铭等人在王淦昌的指导下，利用一个四级平面波放大钕玻璃激光系统产生的激光束照射平面靶获得成功。这可以说在世界上完完全全的第一例实验成果。
“王老师，我们的实验有结果了！我给您带实验报告来了！”这天，正在“灰楼”进行核弹紧张测试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邓锡铭的电话。他忍不住丢下手中的急活，说：“今晚你在宾馆等我，啊，什么地方都不要去。”邓锡铭想说一声“还是我去见您”，王淦昌电话已经挂了。“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日。当时王淦昌先生已经年近花甲，但他蹬着自行车从中关村来到友谊宾馆。外面下着雪，他进门时浑身上下都被雪水淋湿了。让我好感动。”邓锡铭在几十年后回忆与王淦昌共同战斗的岁月，历历在目。“我们在王淦昌先生的指导下，利用我出差住的友谊宾馆为基地，召集了当时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几位研究人员，开了几天专业座谈会。白天王淦昌先生很忙，我们只能凑他晚上时间。
那段时间也怪，天天下雪下雨，特别寒冷。但王先生天天晚上自个儿蹬着自行车跑到宾馆来，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教育极深。根据王先生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很快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打靶试验不断由实验性转向运用性方向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然而由于体制上的分离，上海光机所的激光打靶实验受技术与条件设备的影响，王淦昌得知后立即提出与他所在的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进行合作，并一针见血指出“合则成，分则败”，“中国的科学研究条件达不到西方世界，因此我们就要学瞎子背瘸子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激光聚变方面的实验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将来不及人家的多和快，但技术上我们要超过人家，特别是牌子上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国牌！’”而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王淦昌一边埋头于祖国的秘密核试验研究，一边始终不放松激光打靶的前沿科研。
1980年，在他和另一位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推动下，中国第一台大功率激光装置成功，并又经3年的运行调试和打靶实验，于1987年获得国家级鉴定，正式命名这个在国防和现代科研技术上有广泛用途的装置为“神光”。
当时主管国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得知此事大喜，特意挥笔写信给王淦昌和王大珩：“在建军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感谢你们又告诉我一个喜讯，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已经建成。这对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很值得祝贺。所有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你们和许多同志多年来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国防力量的增强，精勤不息贡献殊多。现在又在高技术领域带头拼搏，喜讯频传，令人高兴。请转达我对同志们的敬意和祝贺！”王淦昌在激光核聚变上的研究一直到他去世前从未间断过。在他的建议下，这项工作还列入了“中国863计划”的前沿项目之中，全国上下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实验工作。这些都是后话。
让我们还是回到当年王淦昌他们进行原子弹等核武器研制的惊心动魄的秘密历程吧。
“咚——！”“咚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河北怀来县的燕山脚下，周围的百姓突然每天都能听到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着隆隆爆炸声，总有一条“火龙”带着长长的尾巴蹿出古长城，直刺天际……直到八十年代，这里的百姓才知道，原来当年一声声奇怪的爆炸和一条条“火龙”，都是科学家们为了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小爆实验”。燕山脚下的这块当年的神秘爆炸地就是中国核试验历史上有名的“十七号工地”。
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在这里前后进行了数年的几千次核“小爆试验”。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镜头中看到原子弹那巨大杀伤力时，很难想象得出最初的核爆炸竟与“囡囡玩爆竹”（王淦昌语）没什么两样。但研究原子弹的专家们知道，要成功进行杀伤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这种不装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号工地”上，王淦昌指挥着中国核试验前的一系列土法“冷爆炸”。“我们开始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们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装炸药，然后引爆……粗看看不出那是什么伟大的核试验，就跟我们打日本鬼子、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干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参加引爆工程的老战士这么说道。其实，这些看起来很土的爆炸试验，科学家们心里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时，负责核心技术的科学家们进行着两大系统方面的决战：一是原子弹的整体理论设计；二是王淦昌他们的实际爆炸试验。“十七号工地”是完成后一任务。统率这支“爆炸队伍”的除王淦昌外，还有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和苏耀光等人，都是实验物理学、炸药学、爆轰学、电子学方面的权威人物。在他们手下，有方正之、钱晋、任益民、陈党宜、刘长禄、林传骝、孙维昌等数十位有专长的年轻人，组成两个小组进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工作条件的艰苦程度难以想象。大家都吃住在帐篷里，工地又正好在风沙口上，有时一顿饭会逢上几次刮沙，一碗饭里半碗是沙。可小伙子们谁都没怨言。为啥？一方面他们知道这是在为国家从事一项最光荣和了不起的事业，一方面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有时比他们过得还要艰苦，还说什么？
然而核试验毕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别是原子弹爆炸实验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就是怎么实现炸药的内爆问题，即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轰后所产生的冲击波符合内爆的要求。这中间会涉及流体动力学等其他学科，王淦昌是实验物理的高手，但流体动力学等毕竟不是专长。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必须对每一门所涉及的技术有足够的熟悉和运用能力。
“王先生，今天我们的爆炸试验比前几次有了大的进步，但似乎仍不能达到特别的效果，我以为由于内爆的时间差的要求极高，必须制造出一种平面波和曲面波发生器，这样才可能使内爆的时间差得到相应控制和把握。”王淦昌对助手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使他整整几天没有停止过一刻的分析和思考。“啊，有了，我们可以采用‘炸药透镜法’，即高低爆速法。简单地说，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发散的球面爆轰波高速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曲面。你们看……”王淦昌拿过一支笔，随手就在一张纸上画了起来。
“哎，圆乎乎的，正像个‘胖子’。”不知谁说了一句，惹得大伙都把头凑到王淦昌笔下，“这不，还真像个胖子哩！”“嘿嘿。有趣，是有点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说：“那就叫它‘胖子’吧！”其实，像这样在一个个实验中创立的新技术、新方法，后来连王淦昌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弹太复杂，从孩子那样捏泥团团到将几十吨的庞然大物送入高空成功爆炸，王淦昌和无数科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和探索不计其数。
“王先生，十七号的实验进展如何？能不能跟上前方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来请进西花厅。
“报告总理，我们刚刚完成一次微缩原子弹模型爆炸试验。一切正常。”王淦昌习惯地拍拍身上的尘埃，用科学家的准确语言向周恩来报告。
“好，太好了。看来我们有希望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时间完成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嘛！”周恩来兴奋地握住王淦昌的手，“下一步王先生看来又得让你更辛苦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你们在‘十七号工地’上的试验要搬到西边去了……”王淦昌听了很激动，他明白周恩来所说的“西边”，就是原子弹的引爆地——他和千千万万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向往的地方——罗布泊。
大爆炸“老太婆，快帮我把衣服准备好，要带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里，便冲着正在为孩子们准备饭菜的夫人嚷嚷道。
“天都热了，你要带棉的干啥呀！”夫人一边忙着自己手头的活，一边不解地回头问王淦昌。
“这次我要去西边。那儿天凉嘛！”“西边！西边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说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说好，在家等他们吗？怎么说话老不算数？没见几个囡都对你意见大着呢！”夫人吴月琴心里有气这是自然的。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她这一辈子似乎嫁给了一个只知道在外跑而连家都极少呆得住的丈夫。刚进王家门那几年，当时仅17岁的她，稀里糊涂地嫁给了还是“学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几年空房。先是他上清华大学，后又到德国留学，这一晃前后就是六七年，可她却在这期间由一名小媳妇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叫吴月琴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有博士文凭的丈夫留洋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抢着叫他“爸爸”时，竟然躲在一边满脸的不好意思！吴月琴出生在乡下一个医生家庭，与其他农家姑娘没有啥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旧式家庭的要求做着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做的一切。与别人家小媳妇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有大学问的教授，而且定期给她和孩子们寄钱。这使得她心里感到有种超越于别的女人的优势。她因此也就任劳任怨地把家里所有的活全包在了身上。都说南方的女人能干，可吴月琴不干行吗？
丈夫一年四季没几天在家，即使回家也等于多了个连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爷公子”。后来孩子大了，对他们的妈说：“爸的毛病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要不给他泡茶看他渴了怎么办？”吴月琴偷着笑了，心想你们知道啥？你们爸是有学问的人，在外面教书做事都是用脑，回家还不让他静静心。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呀？”吴月琴有些急了。
王淦昌随口说：“西安。到西安去。”其实这是王淦昌瞎编的，因为铁的纪律不允许他把实情告诉家人，多少年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在夫人吴月琴及子女面前他也从没透过一个字。
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临出家门时王淦昌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习惯了，而且把这个“欠”字看得一点也不重（他子女的话）。
王淦昌女儿说：“年长后的父亲有时坐下来在我们几个儿女面前叹气说，咱们家的后代没出一个杰出的人。他一说这话就立即受到了我们几个子女的反击。我们告诉他，我们家也不像别人家那样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呀！老爷子一听，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告诉他，就是说你也没有一点像做父亲的样。父亲一生是个天真的人，他听了我们的话愣了半晌，很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不像父亲嘛？我一直做得很不错嘛，虽然我知道在外面时间呆得长，可那是工作，是国家交给我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呀。我们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做重要工作，可你还是个父亲，还要对家庭和子女负责！你这方面做好了吗？老爷子听了后就沉默不言了。有时对我们的话还特别生气。不过隔了几天后他见了我们又露出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说：‘嘿嘿，真有趣，看来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实验做得太差了，实在太差了！’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把一生心思全部扑在事业和国家利益上的科学家。”在王淦昌子女印象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家里见得上他的影子。
王淦昌女儿说：“他还挺厉害，我们小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打。我们见了他很害怕。其实我们知道父亲很忙，但毕竟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搞原子弹等核武器，就知道父亲平时很忙，可在我们上学读书等问题上关心甚少呀。我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文化不高，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的学业呢。父亲不是大学问家吗，怎么就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抽点时间辅导辅导我们呢？特别是在考大学等关键时刻，我们多么渴望父亲能在身边帮我们一把，哪怕是站在我们身边鼓鼓劲也是好的，可父亲没有那么做。
他不是几年不着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也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忙他自己的事。而且一回家我们还得跟着母亲为他准备这准备那的！最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在我们5个兄弟姐妹结婚时，当父亲的他竟然没有一次在我们的婚礼上出现过，我们能对他没有意见吗？唉，我们的父亲真是一生从不知家是个什么概念！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以后，父亲其实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学生。
家的概念和当父亲包括当丈夫是怎么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从德国留学回来后紧接着是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得最长的日子，可那是战乱，我们跟着父亲随浙江大学迁移了多少次，国难当头时的父亲一方面为了帮助学校坚持上课，一方面以极大精力投入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解放后，父亲上调中科院工作的前几年，我们全家还在杭州，等全家后来搬到北京没多少日子他又经常出国访问。1956年他又受中央派遣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国后，父亲马上投身到原子弹研制中，那几年别说一年见不了他几次回家，国家让他隐姓埋名，连真名都不能用，本来就不管家的父亲还能对家和我们几个子女做些什么呢？唉，父亲就这样度过了他的六七十年。等‘两弹’上天后，他老人家仍然又十多年承担着原子能研究的领导工作，当他在80多岁时退居二线，有时间真正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时，他发现他不仅当上了爷爷，而且还当上太爷爷了……父亲曾感慨地说，这辈子他真没有体味到当一个完整的父亲和完整的丈夫是个什么样。他说他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别人的后代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了。”
王淦昌的女儿其实并不太了解他的为人，在核试验的千军万马中，他是一个最有人缘的大科学家，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都说：“王老先生是个大好人。”几乎在王淦昌手下当过学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忆起几件难忘的事，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和同样排在中国“两弹元勋”之列的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这样的杰出科学家，还是曾经担任过王淦昌秘书、司机一类的普通工作人员，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王先生对我们的帮助，绝对不仅仅在事业和学术上，他平常对大家的体贴关心的程度胜过对他自己。”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与原子弹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与死神拥抱。”这是说由于核物质很多是属于放射性的，做实验和研究的工作人员确实难免会患上各种恶性疾病，比如从事过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就相当高。英年早逝的邓稼先便是一例。
其实为了祖国的核事业而献身的，又何止邓稼先一个？在中国核研制工作中与邓稼先齐名的丁大钊院士，也由于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劳累导致了肾功能严重衰退。王淦昌得知后比丁大钊还着急，那时王淦昌自己快80高龄了，为了丁大钊的病东奔西走，亲自给彭真、张爱萍写信求助，还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直到盯着中央决定批准给丁大钊进行换肾手术。事后有人说丁大钊的命是导师王淦昌给争来的，王淦昌听后说：“我和祖国已经失去邓稼先这样的好同志，不能再让另一位杰出科学家英年早逝了。”跟随王淦昌进行核科研的同志们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年王淦昌先生在进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时，认识了上海光机研究所从事X光光谱工作的助理研究员小卢。那年小卢不幸也患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闻讯后及时与上海光机所的领导通话，要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抢救小卢。他后来出差到上海，办完事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小卢住的医院。生命垂危的小卢情绪波动很大，但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王淦昌竟然亲自跑到医院来看望他。
“王先生，您能到我的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这年轻轻的一生献身给祖国的核科学工作没吃亏……”小卢拉着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王淦昌一面安慰小卢，一面找到医院领导，希望他们尽力抢救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生命。为了让小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到中国核物理同行们的关怀之情，王淦昌特意多留一些时间在医院，陪着他聊天，给他剥香蕉……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深为感动。几天后，小卢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特意让家人拿来录音机，向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录了一段充满深情的告别话。王淦昌后来听了小卢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说的话，长长地叹了声：“为了中国的强大，多少人在他们不该离别人世的时间走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怨言的呢？努力吧！”努力吧，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铭。
虽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但只要一提起“王老头”，当年参加核试验的官兵和科研人员，可谓无人不晓。当时赴青海戈壁滩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的数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部队官兵。上年岁的都是些科技人员，数千人的科技队伍中，王淦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淦昌57岁，彭桓武、郭永怀50刚出头，王淦昌的部下邓稼先、周光召才40来岁。当第一次在实验场上听到有人叫他“王老头”时，王淦昌抹抹自己微秃的后脑勺，不无惊诧地叫了一声：“呀，我真的老了！”为了纪念自己为中国原子弹试验而献身的沧桑岁月，他拔下一根银丝，悄悄地藏在试验场的一道石窟里，然后逢人便说：“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头了！”“老老头”就是常熟话“老头”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里减不掉好多小时候的习惯，比如他的乡音。
其实在王淦昌的性格里，似乎很难找到他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浪漫情调。书本、图纸、公式、实验，是他全部的生命内容和兴趣所在。从不张扬自己，从不挑剔别人，从不计较组织，在无形的生活空间正正规规地要求着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里寻求和丰富着自己人生的乐趣，以及在奥妙无穷的科学世界里不断探求未知与发现新奇，这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征。王淦昌一生活了91岁，组织上和他的学生多次为他祝过寿，但在所有的祝寿中，都没有比得上他在80寿辰时那个热烈而隆重的场面。
那是1987年的事。王淦昌80大寿的庆典筹备由中国科协、中科院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一批中国资深科学家，以及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王淦昌的好友与学生们一致主张和发起。但像王淦昌这样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如此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大师，没有“国家级”组织出面贺寿，似乎实在过意不去。
“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给王老办个漂漂亮亮，热热闹闹的祝寿会？”“还用问？早等你老兄这句话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核学会的几位领导电话一商量，一场“私办”的祝寿会变成了“官方”的。最后，私方、官方意见统一。
5月28日，北京的科学会堂里春意浓浓，笑语盈盈。一群群中外知名的科学界泰斗和学者，三三两两地兴冲冲步入会场。“寿星”王淦昌这天特意着一身浅灰色西服，系一条紫红色领带，鼻梁上架着黑边眼镜，使得他神采奕奕，根本不像一个80老翁。我是从后来的照片上看到当时“老寿星”形象的。那次参加贺寿会的大多是王淦昌从事科学工作时的学长、同事和挚友，他们是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和国防科委、二机部、核工业部的领导刘杰、蒋心雄、伍绍祖等，还有一位特别人士，他便是从美国专门赶来的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教授。
在由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主持祝寿贺辞前，王淦昌收到了几份异常珍贵和特别的礼物，其中有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亲笔贺诗：“草原戈壁苦战斗，首次核弹凯歌奏。科技园丁勤耕耘，装点山河添锦绣。”王淦昌的家属告诉我，他生前特别欣赏这首贺诗，它常使王淦昌想起为国家和民族隐姓埋名的那些难忘岁月。
“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张劲夫同志也写了一副贺辞，这16个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王淦昌一生的科学追求精神与辉煌事业。据说当时一听中国“两弹元勋”王淦昌要过80寿辰，北京新闻界着实“疯”了一阵，科学会堂一下拥去了不少记者，他们特别想看一看“露出水面”的大科学家的“生日”到底怎么个过法——此前，这些国家级“绝密人物”很少被允许对外宣传。但是，记者一进去便发现：这哪是什么热热闹闹的庆贺，科学会堂内，一片肃静，座无虚席的台下，所有目光直盯着讲台——“各位师长、领导、同事和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刚才听了大家的讲话，我内心感到非常惭愧。其实我的缺点很多。就学术上讲，我做事、研究都不深不透，其次是理论学得太少，远不如我的学生。我不熟悉电子学，更不懂计算机。这对我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个很大的障碍。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古话，现在我体会更深。希望年轻人以我为借鉴，要比我做更多的工作，比我做得更好……”如果不是事先有人指点台上讲话的人正是王淦昌先生，记者们不会相信一位名盛天下的科学大师竟然会在80高寿的庆典上如此坦诚地在大庭广众前剖析自己的不足！“下面，我向大家汇报最近一个时期，我和一些同志开展准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况。我报告的题目是《准分子KEF和XEP强激光》……”记者们见此情景恍然大悟：原来科学大师们过“生日”竟这么独特！科学会堂的学术报告会结束后，以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学生为主，一个专为王淦昌先生80寿辰举行的冷餐会在北京理工大学进行。几乎在京的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化学系的毕业生全部到齐。李政道要求做当晚的司仪，他的开场白使许多人掉下了泪，在场许多学业有成的科学家，当年就是在王淦昌导师的敬业精神影响下才坚定地走了“科学救国，科学兴华”的道路，并在后来取得了卓越成就。
“最后我提议：我们这些在座的王淦昌先生的学生，应当像王先生一样，勤奋工作到老！”李政道端起杯子，第一个将酒一饮而尽。
“向王先生学习，多为国家作贡献！”已经是院士或在学术领域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学生们，齐声高喊。
“有趣有趣！让我一下想起了当年在贵州湄潭的日子……”这一夜，王淦昌满脸笑容，开心得像个老顽童。他给自己的学生们讲了一段“最最危险的事情”。
“……1952年春，有一天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丁瓒同志把我叫去了。那时我是近代物理所副所长，三强同志是所长。丁瓒同志说，根据赴朝志愿军方面消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威力特别大。志愿军同志怀疑是不是美国人用了原子炮？因此上级命令中科院派人去战场实地调查。院里决定派我去……我一口答应了，一方面是内心被朝鲜战场吸引，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很想真正看一看是不是美国人真的用了原子武器。我首要的任务是到战场测试原子弹所产生的放射性，也就是了解原子弹对战争特别是对我方军队的影响。当时国内没有测试仪器，只能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便携式测试器，连现在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随身听’都不如。
同去的有同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小林，还有日坛医院的桓兴教授和一名部队同志……我们后来经过实地测试，没有发现任何原子武器的散裂物。志愿军同志们反映的杀伤力很大的炮可能是一种‘气浪弹’新型火炮，但绝对不是原子炮什么的。其实那时我们对原子武器的知识很贫乏，现在看起来十分幼稚。因为即使当量很小的原子弹，由于其爆炸后温度很高，不可能留下块状的弹片。我们的同志为什么怀疑美国人可能使用了原子武器呢？这是有原因的。自二战时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人多次扬言要动用原子弹来轰炸朝鲜和中国重要城市。事隔几十年后，据美国五角大楼透露，当年美国确实曾多次把原子弹轰炸朝鲜和中国的计划拿出来过，只是害怕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而搁置了。但美国人掌握原子弹后流露出的那种霸权主义的嘴脸是越来越清楚了。
朝鲜战争的亲历，使我也多少明白了中国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淦昌和同事们几年来日日夜夜盼望成功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就要进入最后阶段了。啊，罗布泊，“死亡之海”！在王淦昌心目中，罗布泊却是个“希望之海”、“生命之海”。为了让自己亲手研究的“小太阳”在罗布泊诞生和燃烧，习惯用数字来演奏生命进行曲的王淦昌，时不时哼出几声“罗布泊，罗布泊，你是心中的太阳，梦中的维纳斯……”为什么要选择罗布泊那样的“死亡之海”进行举世瞩目的原子弹试验？王淦昌对我近似天真的问话只是淡淡一笑，说那儿没人，炸起来不会伤着什么。说来也巧，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试验原子弹的美国人，当年选择的试验地也是“死亡之海”。王淦昌对美国人搞的那个“曼哈顿工程”心里是清楚的，美国将军格罗夫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在二战后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国家，要求奥本海默领导的数十万研制人类第一个核武器的勇士们最先完成的就是能吃得起和经受得起“死亡之海”的苦。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科学家给研制核武器的决策者一个信息，即原子弹的威力有可能使某个地区在瞬间彻底毁灭，因而不可能在任何有人类生存与集结的地方进行试验。当然，把一种新的威力无比的科学实验放在一个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也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人当年研制原子弹时并没有告诉外人，他们在他们的“死亡之海”——阿拉默果尔地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发了一份公报，谎称是“一座装有大量烈性炸药和烟火的军火仓库发生了爆炸”，直到20天后的8月6日广岛十几万人葬身火海，阿拉默果尔的原子弹试验场才不再成为是被封锁的绝密地方。
中国同样不例外。罗布泊的选择与保密是中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即使这样，美国还是先后派出了U2侦察机通过台湾机场入侵我领空，特别是对我原子弹研制基地罗布泊地区进行侦察与骚扰。“把老美的‘黑猫小姐’给我打下来！”毛泽东火了，命令刚刚组建的导弹营干掉美国的U2侦察机。那时中国的空军防空力量太薄弱了，庞大的领空只有一个导弹营，怎么打？
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是“游击战”，果不其然，1964年9月9日，这个时间离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间很近了，再不能让美国人操纵的侦察机在我“绝密地区”的上空横冲直撞了！空军导弹营营长岳振华在这一天立了大功，他和战友们一起“锁住”了再次潜入我领空的U2飞机，以三发导弹击中了它。为此，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这位英雄的导弹营营长和导弹营全体官兵，在人民大会堂还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
王淦昌离开夫人之后的心情非同寻常，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在之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将要加快速度，因为东西方核武器威胁的气焰越来越浓，毛泽东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全会开完第二天，王淦昌被中南海的一个电话叫了去。
“王先生，主席的精神已经给你传达了。看来国际形势需要我们把‘596工程’计划往前赶。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担子就更重了。但这就是政治。政治是常常不依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今天请你来，一方面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一方面我们共同想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总理说这话时，有意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挪动了一下。王淦昌顿时感到职责的神圣。
“请总理和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加快研制进度！”王淦昌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
王淦昌就差没有急出毛病来。因为当时原子弹的爆试已经基本完成，但对核爆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有待认真的计算核证，然而事情恰恰在这方面进展极其缓慢。王淦昌是研究所三位副所长中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位，因所长钱三强忙于国务工作，所以，他肩膀上的担子比谁都重。
“这个事情不能老拖我们的后腿了！”王淦昌把彭桓武、郭永怀副所长和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叫在一起，“五巨头”共同研究主攻方向。
“老彭、老郭你们看看怎么办？”王淦昌问他的老伙计。
“初步结果我们已经有了，下一步的关键是论证。”“娃娃博士”邓稼先说。
彭桓武是直性子，说这是我们科学方面的事，就是上面不说什么，我们也要努力加速进展。
郭永怀表示完全同意。
“那么剩下的就看你们了！”王淦昌用期待的目光看了看他两位得力的助手邓稼先和周光召。
不用说，邓稼先和周光召本来就是研究所的超级数学天才，工作的认真和卖力自然不用多说。有一天，邓稼先刚从办公室出来，便遇上了王淦昌。“娃娃博士”是有名的技术尖子，平时研究所里的人对他恭敬三分，但“娃娃博士”唯独害怕比他年纪大一截、在学术上有世界影响的王淦昌。
“王先生，我又做错了什么呀？”邓稼先一见王淦昌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他，心里发毛起来。
同行的彭桓武也被王淦昌的怪模怪样搞糊涂了。
“头！为什么我们三个人的头都不一样呢？”王淦昌突然摸摸自己已显“光天化日”的脑袋问邓稼先和彭桓武。
邓稼先一愣，马上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您有大智若愚、大悟大彻的头，我等小辈怎能与您相提并论？”王淦昌还在独自思索，嘿嘿自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说完，他才转入正题，“论证怎么样了？”邓稼先顿了顿，说：“同志们夜以继日，估计能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但大家已经感到有些顶不住了，好几个人的腿都出现了浮肿……”“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你看王先生的腿也早已出现浮肿了。这不，他上午还在忙着跟中央联系，希望帮助解决所里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彭桓武正要为王淦昌提裤腿给邓稼先看，被王淦昌挡住了：“你老彭也好不了哪儿去。”王淦昌告诉邓稼先：“中央对我们这儿的事很关心，听说还开了专门会议。告诉同志们，国家困难是明摆着的事，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为的就是支持我们造出争气弹，我们大家要体谅中央，用实际行动把工作做好。”“是，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把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做好！”邓稼先发誓似的向王淦昌和彭桓武保证。
事隔两日，研究所里突然开来一辆轿车，车门一开，走出两位身材魁梧的人。原来这两位不是别人，正是王淦昌、邓稼先等他们熟悉的大元帅聂荣臻和陈毅。
“哈哈哈，王先生啊，这次你先不要带我到实验室去，我要先看看你们的‘弹药库’。”陈毅一边说一边就拉着聂荣臻往研究所的大食堂走。
“啊哈，将军同志你在这儿干啥子事哟？”陈毅一进食堂就瞅见了李觉将军也在里面。
李觉还是军人作风，“啪”的一个立正：“报告陈老总，我在给科学家们点馒头！”“新闻新闻，将军给科学家点馒头！”陈毅一听就兴致勃勃，“你点一下，够我们科学家同志一人几个馒头？”“这……”李觉为难地低下头。
“说嘛。”陈毅催他回答，并说，“我和聂帅今天来此，是受中央委托，查的就是你们的‘弹药库’！”“报告陈老总，每人不足一个半。”“这是什么军情吗？很紧急的军情呀！”陈毅大手一挥，指着李觉吼起来，“你是院长，你还是军委和中共中央派来保护我们这些‘国宝’的！让科学家吃不饱肚子，怎么能造得出争气弹吗？你得写检查！”“是！陈老总。”李觉又毕恭毕敬的一个立正。
“陈老总，别为难他了。你看看，稀饭都稀到这个程度。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有愧王先生他们这些科学家了。”聂荣臻用铁勺搅了搅大木桶里的稀粥，不无心疼地说道。
陈毅的脸顿时也沉了下来：“是嘛，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吗。”陈毅一手叉在腰里，另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一道旋风，“聂老总和我知道你们在这儿干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作，而且生活如此艰苦。
其实你们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也都知道。现在全国人民的日子都不好过，毛主席都不吃肉哪！但是国家再穷，我们不能不搞国防，不进行争气弹试验！所以，你们的肚子要先吃饱，吃饱了才能造争气弹。我先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你们的老部长、现在刚刚到东北局任书记的宋任穷上将想着你们，一下从东北给你们调了5万斤大豆来！大豆是好营养品哟！王先生，你们先享用着如何？”王淦昌连忙代表全所科技人员谢过陈老总和聂老总：“太感谢中央和两位老总的关怀，还有宋任穷部长。”陈毅哈哈大笑之后，一把拉过王淦昌的手，轻声道：“你那个……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响起来？我都等不及了！”“现在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数据论证，应该不会很长时间了！”王淦昌回答得非常肯定。
“好好。”陈毅紧握王淦昌的手，“有你这句话，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以后跟外国人谈判就硬气多了！”聂荣臻元帅走过来，弯下腰，轻轻扯起王淦昌的裤腿，用手指按了按王淦昌的腿，心疼地说：“看看，连王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的腿都浮肿了！”王淦昌心头一阵激动，忙说：“算不了什么，大伙比我还严重得多！我们能克服。”陈毅元帅又一次紧握王淦昌的手，这回他一个字都没说，只有晶莹的泪珠在眼眶内滚动……
两天后，中南海又传来电话，要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邓稼先等几个主要负责人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里没有说什么事，只说不用带任何文件资料。王淦昌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每次周总理邀他们去，大多是听汇报和征求意见一类，所以他提前总会得到一些通知，或准备一些材料什么的。
“说不定总理请我们吃一顿好饭呢！”邓稼先最年轻，想的也最活跃。
彭桓武斜了邓稼先一眼，说：“总理那么忙还忘不了请你吃饭？想得美！”邓稼先在三位尊师面前伸了伸舌头，不再敢胡言了。
一到中南海，王淦昌才发现，除了他们所里的几个负责人外，钱三强所长也被叫来了，还有钱学森。
“三强，学森，今天总理叫我们都到这儿研究什么大事情？”王淦昌忍不住问。
钱三强虽是研究所所长，但论资格比王淦昌“嫩”一点，故平时总称呼王淦昌为“王先生”。于是他说：“王先生，这回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学森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正在几位科学家疑惑不解时，掌声突然响起。王淦昌他们只见侧门间走出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元帅。
“坐坐，大家都围着饭桌坐下。”周总理一边跟科学家一一握手，一边招呼大家坐下。钱三强和钱学森坐在总理的左右手，王淦昌在聂荣臻元帅的边上，与周总理面对面。
周恩来总理开始说话：“今天请大家来，只有一个任务，吃肉！算做我和两位老总的一份感谢之心。”“嘻嘻……”总理的话刚落音，坐在王淦昌另一侧的邓稼先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们的‘娃娃博士’有什么新闻？”总理问。
“报告总理，”邓稼先的脸一下就红了起来，“我、我是兴奋的，毛主席和您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勒紧裤腰带不吃肉，可您和两位老总请我们来吃肉，这……我们过意不去。”“你这个‘娃娃博士’说得不错。国家目前有一定困难，主席带头不吃肉，但你们不一样。
主席和我，还有聂老总、陈老总都希望你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把我们的那个‘争气弹’研制出来。在两位老总的建议下，今天请你们来吃顿肉，一是向诸位致歉，二是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来，动筷动筷……”王淦昌事后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吃的一顿最香的饭。“肉过去不是没吃过，但总理和老帅亲自出面请我们吃肉，这是少有的事，而且是在全国人民连毛主席都不吃肉的岁月里，能吃一顿肉，这是一生中不会重复的事。”中国的原子弹要进行实弹试验了，科学家们都做好了“西行”的准备，只等中央一声号令。
“同志们，你们谁能背诵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在科学家“西行”前的动员大会上，上来就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我来！”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应声而出，“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好，记忆不错！”张爱萍热烈鼓掌后说，“今天这个动员会我想把它改为‘诗歌研讨会’。刚才那首诗，我看有个字可以改一下。现在请诸位不吝赐教！谁先来？”方才还很紧张的会场一下活跃了起来。
“我说把那‘无’字改成‘有’字为好。”有人说。
“妙妙！”张爱萍大声叫好，“王维那个时代的西域一片苍茫，别说找不到人烟，就是找到了人烟，你也不可能与其共饮和友善得起来。那时民族矛盾厉害哟！现在不同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族人民情如手足，你就是陌生一人走天涯，照样像在自己的故乡一样……
而今，我们的科技大军又要出征西域，去进行伟大的事业，那正是‘春风已度玉门关’啊！”“诗人将军”的一片**，激活了在场所有科学家的情绪。于是台上台下相互呼应：“张总长，我看这句话也该改一改，叫做‘春风已度玉门关’……”张爱萍将军高兴得指着台下的那位科学家，说你站起来让我瞅一眼，又说你可以带学生了。
“对啊，刚才这位同志改得好啊。”张爱萍将军突然端起一只水杯，“今天让我以茶代酒，为诸位话别。我没有发言稿，只有两首诗送给大家。第一首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场的诸位是当今的龙城飞将。当然，那‘胡马’就是一直用核武器威胁我们的核霸主。有你们这些龙城飞将，我中华民族就不怕几个‘胡马’了！第二首我要送给大家的也是王昌龄的，叫《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最后一句是全场所有科学家们齐声朗诵的，场面真是地动山摇。“太感人了！我都流出眼泪了！”王淦昌一生研究了数项世界级顶尖科学技术，在语言表达上仅能用有限的几个“太”字，然而这正是他那颗纯真心灵最真实和坦**的写照。没有虚夸，没有掩饰，只有直截了当的炽热与坦率，以及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
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在现场这样评价过王淦昌，说像王淦昌这样只知干活不知回报不计名利的大科学家，在世界上也是极少极少的。我们用王淦昌，就像用自然界的水和空气一样，好像根本没有想过一分钱的成本。
王淦昌就是上帝赐予中国科学事业的“空气”与“水”。
到达戈壁滩后王淦昌发现，这儿的一切远比王昌龄写的诗要苍凉和可怕得多。先说睡的地方，根本找不到一间房子——几万人集结的一个地方竟然没有一间房屋。然而，在我们这位老科学家的眼里，新中国和毛主席太了不起，一声号令，把整个“困着的”戈壁滩给“弄醒了”，而且到处“蛮开心”。王淦昌那腔常熟话细细听来很叫人解乏。在当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只有我英雄战士”的试验基础上，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引起大家的一阵不小的欢乐。
“王老，你得住进‘高间’。”一到高原，基地司令和先前到那儿的李觉将军就把王淦昌接进被基地同志们叫做“高干房间”的石头房子里。所谓的“高间”实际上是战士们用小石头垒起的一明两暗的3间10平方米的掩蔽建筑，这是专门为军委领导准备的。
王淦昌说什么都不愿住进去。“我同大家一样，不搞特殊，帐篷很好。大家能住我为什么不能？”王淦昌说啥也要搬到帐篷里跟他的“娃娃博士”和朱光亚这些年轻人住在一起，而且还加了一条理由，“我们可以随时研究问题”。
战士们背后都叫王淦昌是“王老头”，王淦昌并不在乎，反倒经常跟那些小战士们开玩笑：
“你们得好好谢我这个老头，这不，我一来你们的伙食就改善了！”原来，根据基地张蕴钰司令和李觉将军的指示，对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待遇要像对待基地最高首长一样。因此王淦昌每到一地检查工作，有关单位的领导就把平时不舍得吃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战士们趁机也能改善一下，故而大家特别盼着“王老头”出现。还有，“王老头”自己根本吃不了几口，好吃的都留给大家。
大家喜欢王淦昌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基地的上下都清楚，中国的原子弹什么时候真的开始爆炸试验，这只要看“王老头”的工作情况就明白了。别说是根本不掌握高级机密的普通士兵，就是基地司令也得看王淦昌他们的工作进展才能判断什么时候“争气弹”该耸立于长空了。
有人说：“基地机密虽多，但有‘王老头’这个活晴雨表，我们不比司令员知道得少。”这话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王淦昌到基地一线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事。“你不去我不放心。”周恩来对王淦昌有过这样的交代。仅凭这么一句话，王淦昌肩头的担子便可知其分量。
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抓缩小尺寸的局部聚合爆炸实验。由于戈壁滩基地特殊的环境所决定，各种车间、工号、实验场相距都十分远，常常为办一件事情，得清晨出发，晚上才能赶到。
远望戈壁滩似乎一展如平海，可当你坐在吉普车上飞速行进时，屁股就像坐在搓板上一样难受。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几乎每天都得在千里宽阔的戈壁滩上来来回回奔波。
1963年11月20日，这在中国原子弹试验史上是应该记住的一天。这一天，虽说不是正式核爆炸，但却有着与核爆炸相似的重要。当时参加这项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炸试验的人不多，可从技术角度而言，王淦昌心里明白：成功与否，意味着中国原子弹正式爆炸日的到来。王淦昌在获得中南海直接批准后，便与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进入了紧张的实验实战。在那些日子里，王淦昌一天光跑研究室、车间和实验场就得好几个来回……终于有一天病倒了，血压一下高了起来，这可把基地上上下下吓坏了。
“你们怎么搞的？要是王先生有一丝闪失，我就枪毙你们！”基地的人还没见张蕴钰司令这么严厉地训斥过部下。
“张司令，不能怪医生，我是上了年纪，有些高原反应罢了，不要紧的。”王淦昌赶快出来打圆场，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有病也不说，甚至当着众人的面连药都不吃。
“轰——”成功啦！成功啦！缩小尺寸的实验性爆炸获得了绝对成功。王淦昌像年轻人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好极了！我太高兴了！中国的原子弹可以正式进入爆炸准备了！”1964年2月，中央一道命令，原二机部九所改为第九研究院，王淦昌被任命为副院长，继续主抓原子弹研制的生产与技术工作。4月，王淦昌和几位主要技术人员被北京派来的飞机突然接去。原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们下达了一项最机密的命令：“596工程”采取塔爆方式，于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随时听从中央下达的正式爆炸的命令，要万无一失地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当时我们听了中央的这一精神，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多年的梦就要实现了，紧张的是假如爆炸试验中出一点差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呢！”王淦昌在事后的几十年，还这样感慨。
谁都企盼成功，但谁都不可能在没有失败的经历中获得成功。王淦昌曾经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不惧怕失败。正是一次次的失败使我激发了对下一次实验的兴趣。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真理。”然而这一次没有失败，这一次不允许失败。虽然这对科学来说是有违规律的，但它必须是这种结果。你不管有什么理由，你一定得成功。这就是全中国、全民族给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全部任务。
王淦昌不像美国的奥本海默那么轻松，因为奥本海默是第一个试验原子弹的人，即使不成功也还可以进行第二、第三次试验，反正别人拿他没办法。王淦昌也不可能像苏联的科学家那么幸运，因为斯大林给苏联科学家的任务是“必须超过美国人的，不超过的我不想要”！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被隔海的美国人天天在用原子弹威胁，而“北极熊”更是张着大嘴巴要你好看呢！王淦昌没有退路。
然而，就在各个系统按照中央确定的日子，全力准备在预定时间爆炸原子弹时，问题真的出来了！气泡！报告王院长，×××的三次模拟试验中出现了气泡！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基地本来对科学家们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两天。但王淦昌没有休息，也无法休息。
他刚从设在酒泉的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回到基地，一个紧急电话就跟到了他的屁股后面。
“我马上就来！”没有顾得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带着卫兵和两名助手，又赶往酒泉。
“气泡事件”对当时整个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带来不大不小的紧张气氛。基地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要在当年的“国庆”进行原子弹实验核爆试验，这一严重的技术问题如果处理不掉，势必影响整个试验的时间表。能不急吗？基地司令员急，几万名将士急，聂荣臻、张爱萍等军委领导急，毛泽东和周恩来急。
自然，在一线负责技术和生产的王淦昌就更急了！根据当时酒泉工艺车间负责人祝麟芳回忆：自一批浓铀235在兰州气体扩散厂生产出来后，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第一套合格的铀235部件正式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开始组合。这个铀235部件是原子弹的“心脏”。原子弹是个比人的生命体更为复杂的特殊“生命体”，其“心脏”出现“气泡”就意味着爆炸试验彻底“泡汤”。不用多说，“气泡”问题已经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了。王淦昌赶到酒泉时，负责铀芯技术的物理学家姜圣阶总工程师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并正在发动技术与生产骨干找问题找原因。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继续重复试验！说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艰巨和困难，当时我们国内即使是生产最精密的高新技术产品，用的却是最原始的设备。酒泉厂消灭“气泡”的整个战斗就是这个状况。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无法上马，靠着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精神，一炉一炉地重复着试验，一丝不苟地查找问题，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彻底消灭了“气泡”这个幽灵。
五一节清晨，原子弹的“心脏”——铀芯正式安装完毕，而且经王淦昌等科学家检测合格。
至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诞生。
“全体集合！准备行动！”此时，从中南海传来一声号令。这句暗语告诉所有参与原子弹试验与生产的部门，原子弹安装开始！各路兵马向罗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里不踏实。”在指挥部会议上，王淦昌第一个提出要亲自去西安和兰州等原子弹重要部件的安装与生产地护送“宝贝儿子”到罗布泊来。
“王老，你年岁大了，有我各路精兵强将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院长劝王淦昌不要担当累差。但王淦昌说什么也不听：“如今最后一步了，而且部件运送的安全与否，责任重大，我是总管技术和生产的，不去，出了问题怎么向总理交代？不行，我一定得去！”“好吧。王老要去，警卫部队的同志听着，你们要像保护原子弹部件一样一丝不苟保护好王院长，出了一点问题，军纪严处！”张司令员吩咐手下的一名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