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离开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时间里，王淦昌认为这是他一生从事科学实验工作最得心应手的好时光，不仅因为这儿的生活条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学留学和在浙江大学工作时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这儿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美国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4GeV级高能质子加速器，但苏联这台高能加速器是10GeV级的，超过“老美”的级别。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着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领域获得最快捷的途径，美国科学家张伯伦和塞格雷仅在美国高能加速器建成几个月，就利用它发现了反质子，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苏联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在当时，世界物理学界谁拥有了高能加速器，谁就可以去拥抱诺贝尔奖，谁就能主宰东西方世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领域搏一搏。在刚到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时，苏联朋友在用伏尔加葡萄酒招待中国客人时就流露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
“美国的张伯伦和塞格雷算什么？比起我们的‘北极熊’，他们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驴。小毛驴怎么能与我们雄健的北极熊较量？哈哈哈……”苏联朋友自豪地拍打着自己造的10GeV高能加速器，用猩红的眼睛盯着王淦昌等中国朋友，半醒半醉地说道：“我们一起……
一起把美国佬赶到大西洋里，喂……喂鲨鱼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我们全看你的了。
啊，来来，为我们的苏维埃，为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干杯！”王淦昌不会喝酒，尤其是苏联的那种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几口常熟老家的那种米酒，但在苏联朋友的盛情邀请下，没喝酒心却快醉了！那天，中国专家第一次来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钊等漫步在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的伏尔加河、杜布纳河边，顿觉心旷神怡。之后，他们再没有时间进行如此悠闲地散步了，每天必须有十几小时甚至近20小时站在那台庞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连续几天在见不着一丝光亮的云室内……王淦昌开始是作为课题组长指挥中国助手们的，后来担任了联合研究所副所长，手下不仅有中国科学家，还有苏联、越南、民主德国、波兰等国的几十名学者。王淦昌成了整个研究所的一名指挥官，一名向世界科学技术最前沿冲锋的指挥官。
在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那段历史，现今是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淦昌当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着难忘的感受。他说：“我和王先生在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他已经近50岁了，我们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高能物理都没有经验。王老作为中国组的组长，为了维护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荣誉，组织大家从头学起。每天晚上在中国同志内部开展互帮互学，王老自己毫不例外，与大家一起学习，以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很快，王老领导一个小组建成了苏联当时第一个大型丙烷气泡室，并开展实验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近50岁的科学家要转向新的学科领域，学习新的知识，是何等的困难。
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艰苦的学习战胜了困难，不仅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领域中出色的专家。”王淦昌心里清楚，他作为中国组的组长和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身后不仅有一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看着他工作！当然，作为对手，美国人也在死死地盯着他。从当时的物理科学领域看，竞争也处在白热化状态。特别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热门的前沿课题，加上政治家们狂热的叫喊，对基本粒子与原子核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性的认识，成了当时著名科学家最醉心的研究项目。王淦昌执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抢先研究出成果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王淦昌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选择研究方向，这好比决战前的指挥方案，制定得好，就胜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断送整个战役。由王乃彦院士审校，李瑞芝、孙晓光、常甲辰编著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中记述了当年王淦昌领导中国科学家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利用苏联高能加速器进行一系列实验探索和完成了一项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发现的过程。
王淦昌到联合研究所工作时，正是国际上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时期。他以准确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寻找粒子（包括发现各种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统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的产生规律。科学家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预言的实验，这种发现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选好技术路线，一般来说会有所发现；另一种是带有偶然性的，就是在众多的实验结果中察觉到异常点，并进行确认，这种工作对实验工作人员的要求就相对的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学发现，其价值一般比不上后者。王淦昌在设计研究课题时，对这两种工作都给予重视：新粒子的发现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类所掌握的实验资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则必然会有结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击核靶，既可以产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对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过程中的产生规律提供许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选择的两个研究方向，正好发挥了联合研究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能量优势。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按照王淦昌的编排，乐曲的展开，都是以由他亲自负责的寻找新粒子课题为主旋律，并辅以两个平等出现的旋律——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异粒子的产生规律（由丁大钊和另一位苏联同志负责）和介子与质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负责，后来把其中非弹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划给另一个由苏联工作人员为主的研究组）。当然，研究组的主攻方向是寻找新粒子。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难度自不待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联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后，人们都期望能尽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论谁分配在哪个课题组，在观察原始实验资料时，都要为这个主攻方向积累资料。
“大家过来一下，看看这张‘蜘蛛网’奇特吗？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惊呼他的助手们，让他们都过去仔细看一下气泡室里出现的一个奇迹。
“对对，看到了！真的像蜘蛛网呀！”助手们顿时欢呼起来，围着王淦昌让他给这个新奇的粒子起个名字，因为这新奇的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将震惊整个世界。
“它是反西格马负超子，当然应该叫反西格马负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自言自语道。
“中国朋友发现新奇粒子啦！”“乌拉，伟大的苏维埃高能加速器万岁！”“斯大林——毛泽东万岁！”王淦昌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义不亚于一项单纯的诺贝尔奖，因为它使当时的基础科学又向纵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钊院士所言：王淦昌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学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从50年代认为是‘基本’而发展到60年代认为‘不基本’，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发展到更深入的层次。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归功于这些活跃科学思想的学者的创造性劳动”。
“为了让美帝国主义看看社会主义科学成就”，苏联《真理报》和中国的《人民日报》都为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专门作了重要报道。苏联的科学权威刊物《自然》杂志还指出：“实际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微观世界的体系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25年后的中国政府在那个难忘的“科学春天”里，特别向王淦昌等当年参与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科学家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5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回到中国，一次谈起苏联当年的杜布纳研究所时，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当杜布纳科学城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时，中国政府突然给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放弃手头工作，立即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什么新任务这么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核事业与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说，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决定离开杜布纳的那一夜，他静静地思索了一下各种可能。他已经好久没顾上看看报纸了，可当他拿起一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一份苏联的《真理报》时，不由内心一阵隐痛：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骂得不可开交了！“太糟糕啦！”王淦昌从不对政治时势发表评语，然而他内心明白：中国要与苏联彻底分手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将同时要与苏联“老大哥”们断绝交往了。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相对而言，苏联要强大得多先进得多。“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着。第二天，他把在留苏期间积省下来的14万卢布以买设备的名义全部交给了国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来，想开最后一次会议。大家知道，我已经接到回国的命令。”离开杜布纳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联合研究所的中国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气对大家说道。助手们这才想起应该给王淦昌开个欢送会，准备点水果茶点什么的。“汪容，你们别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话对大家说。”汪容等年轻人只好折回，坐到原来的位置，静等一向严格要求的王淦昌“训话”。
“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今后的高能物理实验方向应该如何选择？这是顶顶重要的。我比你们先离开联合所，你们也要做好马上回国的准备。回去后我们的条件比这儿差了，但新中国的物理科学实验不能停止！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必须有数。这是我离开杜布纳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道题，你们回答好，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比给我开个隆重的欢送会要开心得多！”王淦昌说完自个儿又乐起来，“真有意思！”弟子们一下也跟着乐了，像往常一样，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仗”来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当着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着，而这样的事在杜布纳联合所是常有的事。导师与学生进行角色的交换，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鲜事儿。这不，已经打好领带准备回国的王淦昌，还是以一颗平常心坐在台下听自己的学生发表高论。
这时，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轻轻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干吗了。”汪容转头一瞅，差点笑出声。原来，聚精会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么时候从沙发上“出溜”了下来，蹲坐在地毯上竟毫无察觉。“先生，您还是坐起来舒服些。”汪容将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没有感觉似的两眼直盯着黑板……
这一幕，几十年后汪容一直没有忘记过。他说：“王淦昌先生对科学的真诚与专注，教育了中国物理学界几代人，并且永远是后人的榜样。”王淦昌回国没多久，被通知到二机部部长办公室。
什么事这么急呀？王淦昌走进部长刘杰的办公室时，见老朋友、好搭档钱三强教授也在。钱三强此时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王淦昌内心的紧张似乎减少了一半。
“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有人想卡我们，我们就要争口气！”我们中国也要造原子弹？！王淦昌一阵激动，他看看钱三强。钱三强朝他重重地点点头。
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觉自己的手心热得很。
“毛主席给原子弹研制工程定的代号是‘596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从现在起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刚入伍的战士，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向刘杰部长保证：“行，我能做到！”刘杰和钱三强顿时对视着笑了，请王淦昌坐下。
“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个化名吧？总不能叫我们王先生阿狗阿猫呀！”刘杰的一句话，使气氛异常的办公室里响出了一阵笑声。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来。他眨了眨眼睛，说：“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么样？”“好呀，王京同志！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吧！”刘杰高兴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钱三强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从这天起外国科学界发现，即将要拥抱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弹1997年的那个夏日，我问过王淦昌先生：“你当时真的没预感到国家高层领导有朝一日让你去研制原子弹？”90岁的王淦昌准确地回答我：“怎么没有预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当然知道先进的国家都在把物理科学技术运用于国防和军事上，核武器是我们核物理科学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终体现。我们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从钱三强教授把我从浙江大学调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们就制定了新中国物理科学的前沿课题，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当然真的要搞原子弹，还是我从苏联回国接受命令后才知道的。”中国搞原子弹是被逼出来的。代号“596工程”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政府针锋相对时上马的。
当美国人于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德国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国陆军部建议研制核炸弹，他在信中这样对德国的陆军将领们说：“我冒昧地请你们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发展将使人们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比现在的炸弹大许多倍的炸弹……显然，如果我上述所说的可能性得以实现，这肯定是在可能范围内的——那么，首先利用这种炸弹的国家就具有一种超过其他国家的无比优势性。尊敬的将军们，相信科学家们的见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国陆军将军们并没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议放在眼里。后来也有人曾经把一些研制核武器的资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过幸亏没有被希特勒重视，否则今天人类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了。与德国人相反，美国人对原子弹的兴趣远超过德国人。在二战后期，著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用同样的方法写了一封建议造原子弹的信，不过他的信是直接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说：“利用大量铀进行核裂变链式反应已成为可能，这样将产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类似镭的新元素……这一现象将导致制造炸弹。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可以设想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巨大的新型炸弹……
只要一枚这样的炸弹，就足可以毁灭一个海港及附近地区……”爱因斯坦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瘫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心头为之一动：“造一个给希特勒看一看无妨。”于是经过两年准备，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研制原子弹计划正式启动。担任此项工程的组织指挥者是格罗夫斯将军，技术负责人是著名物理学家,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罗斯福本来是准备把原子弹用在打德国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还在东方战场挣扎。罗斯福觉得应该让全世界知道一下未来“世界第一强”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天，连续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一枚代号为“男孩”和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悲剧发生后，全球震惊，弄得当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的爱因斯坦后悔莫及，痛苦不堪地发表声明呼吁停止核试验，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无能为力，因为核物理科学成就已被政治家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成为用来向别人撒威风的武器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原子弹虽然不能再随便扔了，可它在苏联人的眼里却是一件必须对付并且一定要超过的东西。苏联专家们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核试验。从此，美苏的核竞争开始了。美国至1967年时，库存核弹头曾多达32000个，苏联也不甘示弱，光这两个核大国的核武器数量足可以将整个世界轰炸数遍。
“我们希望也有点那个东西。”那一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一起游泳，毛泽东向他伸出一个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么？”赫鲁晓夫从水中露出一颗硕大的光脑壳，装作不懂毛泽东的意思。
“当然是你们可以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原子弹嘛！”“什么？你们也要搞它？”赫鲁晓夫先是一愣，随即直晃脑袋，“不行不行，那东西要花很多很多钱。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至于军事上，有我们给你们张着核保护伞，兄弟的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泽东再也没有理会对方，独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熊猫烟”……
“主席说得很清楚，世界上两个强国现在都有了原子弹，我们也应该搞一点嘛！这‘一点’的意思就是从我们中国的实际出发，一点不搞是会受人欺负的，搞多了呢，不利于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一点’是必须要搞的，主席是铁了心要搞一点自己的原子弹！”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出席会议的老帅们和将军们讲述着毛泽东主席“要搞一点原子弹”的指示。
“第一步我们先搞一点原子弹，下一步就再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这话我在几年前就说过了，大家还一定记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泽东开口道。
“各位老帅和将军们都听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们不仅要搞原子弹，也还要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今后世界强国有的武器，我们也都得有一点。”周恩来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了一圈，口气往上一提，“10年，主席给我们下达的是10年时间先要搞出原子弹、氢弹来，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有！”会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
周恩来和毛泽东会心地笑了。“哟，主席，我要先走了。那头我还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来看看表，急忙跟毛泽东和诸位老帅与将军们打了声招呼，驱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说的急事，就是根据中央指示，尽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国物理学家接回来，以防不测。事后，秘密从苏联撤回中国物理学家的行动便开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借口回国汇报工作，从此离开了杜布纳。
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从苏联回来的中国物理学家，关切地问王淦昌：“在杜布纳的几年还好吗？我们的人都从那边撤回来了吗？”“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经撤回来了。大家现在都已经到各自的岗位报到，情绪十分高涨。”“这很好。你们在杜布纳联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们国家核物理的骨干力量，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还特别指出，第一步，我们要用五六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再用四五年把氢弹、洲陆导弹搞出来。你认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来将询问的目光投向物理学专家。
“我看是可以实现的。”王淦昌认真地点点头。
“好。有你这位专家的话，我心里就踏实多啦。”周恩来站起身，感慨道，“难怪格鲁谢林带领苏联专家撤出时对我说，‘你们有王淦昌，还怕造不出原子弹！’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会见过他吗？”“记得，总理，那次参加会见的还有苏方的阿尔齐莫维奇和我们郭沫若院长以及宋任穷部长。”“你的记性不错。那时是我们与苏联合作核科学的开端，仅仅几年，形势就变化得那么大。
今天一切得靠我们自己动手，你和同志们的担子不轻啊！”周恩来说得语重心长。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50多岁的王淦昌像一名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站起身子，脚又用力一拢。
“嗯，有点像当兵的样。”周恩来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听说你化名了？叫——”“王京，北京的京。”“好王京同志，老规矩，今晚还是请你从物理学的角度给我介绍介绍原子弹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准备……”据王淦昌的随身司机介绍，那些年里，他时不时需要在节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处。在那儿，王淦昌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或是周恩来请他上一节“原子弹知识课”。“王先生常常一进西花厅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次从西花厅出来后，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让我把车开到他的办公室。他总说总理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必须尽快找到正确答案。所以我常常见王先生为此而开夜车，有时一开就是一个通宵……”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来说，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仿佛每时每刻都会像“阵阵黑云”袭来，王淦昌从总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负的重任。
从后来那些撤密的档案资料上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为了实现我国独立自主地“搞点原子弹”，在王淦昌回国之前就抓紧开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设。当时兵分两路，一路是由李觉将军带领万名官兵开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进行未来原子弹试制基地的建设；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个“灰楼”里开展技术研制工作。后者由钱三强领头，下面是技术负责“三巨头”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的领导组织工作。
然而原子弹到底怎样才能研制出来？当时中国虽然有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著名物理学家和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中坚力量，但毕竟过去谁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原子弹以及研制工作，从何着手呢？
“原子弹研制就像要进行一场战争，需要多方面全力配合协作，还要有巨大的物质条件保障。”一次，毛泽东找来钱三强，认认真真地听了钱教授的一番话后，大手一挥，对钱三强说：“放心，这件事中央会通盘考虑。只要研制工作需要，其他部门必须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面，人、财、物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关键的关键还是原子弹的研制技术。而技术工作的核心部门就在李觉将军担任院长、王淦昌担任第一副院长，及彭桓武、郭永怀领导的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九院”等三大部门。
“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是要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王淦昌经常这样向他的那些“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灌输。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的知识与理论太多，好多新参与进来的同志都得加强理论基础学习，技术骨干也同样存在再学习和打基础的必要，因此在研制初期，王淦昌不仅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完成好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在“五六年时间内搞出原子弹”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得利用一切时间为参与研制工作的同志们“开小灶充电”。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讲效率的，谁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训。有一次他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完成一项计划，邓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朱光亚同志曾提到当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闻。”邓稼先后来在研制两弹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称“两弹元勋”之一。那时邓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将，所以王淦昌对他们的要求自然格外严格。
“你们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的原子弹，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倒了，而一些烟囱却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儿？想一想，这是很有趣也很有学问的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离不开对国外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研究与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经弄清楚或尚没弄清楚的问题交给大家讨论，而每一次讨论就是对研制原子弹工作的推进。
原子弹的核爆炸过程之巨大，可以摧毁一个城市与区域。在这复杂而巨大的爆炸过程中，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还要与实验的结果相符。为了弄清这些高难度的问题，王淦昌会几天甚至几个月不能静下心来。
“走，今天太累了，你带我到王府井转转。”王淦昌往车里一坐。许久，司机毫无反应。他火了，“怎么回事？我的话没听到？”“王先生，对不起。你的话我都听到了，但我不能带你去。”司机一脸委屈。
“为什么？”王淦昌一脸茫然。
“这是中央给您定的纪律。王府井那儿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面，说不准有人认出您来，所以我们不能去……”“哟，我把这事给忘了。”王淦昌回过神来，连忙给司机作揖，“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无奈地瞅瞅四周，独自往“灰楼”旁边那块荒地走去……
核武器爆炸过程，实际是物理作用的过程。掌握它，还得回到核反应前的爆炸压缩过程。怎样掌握这个过程呢？
王淦昌的脚下突然被荆棘绊了一下，脑子里闪出一个伴他几十年科学实验的“宝贝玩艺”——云室。没错，用云室照相可以获得X光照相的效果。
“小伙子们，今天请你们到我家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让后勤要来一辆车，然后叫上两名年轻同志跟他上了车。两个小伙子一听乐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请他们尝尝他家乡的阳澄湖大闸蟹。到了王家，这两个小伙子知道“上当了”：原来，王淦昌让他们从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来。
“小心小心，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是我的心肝宝贝呀！”看着王淦昌轻手轻脚，小伙子们也只好卖力起来。
“嘿嘿，下回我一定请你们吃大闸蟹，正宗阳澄湖的。”大科学家一说起家乡的事，就仿佛年轻了好几十岁。
王淦昌一头扎在他利用云室拍摄R射线的艰苦工作中。那时我们的许多基础技术非常落后，整个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只有几台很低级的计算机，而且包括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大多不会使用计算机技术。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负责人张劲夫同志称为“有了”的计算机分给了核物理学理论家周光召他们。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电子管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后来为了给研制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产了第二台计算机，晶体管的，比起第一台计算机不知强了多少倍，但即使这样一台计算机，在今天连小学生都会嫌它水平太低，因为它的运算能力到不了“286”水平。我们的前辈太了不起了，他们用最低级的技术条件进行着最尖端的科学研制。
王淦昌是个“计算机糊涂”——他一辈子就没入计算机的门，所有最繁杂的计算都是靠笔头功夫。当时利用云室进行R射线的拍摄就更不可能用计算机技术了，只能靠手工一张张地拍摄，那云室本来就屁股那么大一点点地方，黑咕隆咚地整天钻在里面能不难受吗？再加上R射线拍摄的不是普通的照相，R射线本身就是有放射性的。一天，一位年轻同志干着干着就没个姿势了，王淦昌一看就来火了：“像你这样怎么能照上什么东西吗？胆小鬼，走开！”说着，他自己动手，一干一整天。当他完成一批拍摄任务后走出云室时，才似乎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嗯，小青年跑哪儿去了？哟，是我把他训跑的。得，赶紧向他赔礼道歉去！”“囡囡同志，对不起哟，昨天是我的错，脾气太大、太急，向你道歉。”王淦昌找到那个年轻人，毕恭毕敬地说。王淦昌是原子弹研制中资格最老的大科学家，能如此平易近人，谁还能计较什么？年轻人臊得无地自容：“王先生您千万别这样，是我的错。是我工作不认真…
…”王淦昌欣慰地笑了，拍着小青年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当年在苏联杜布纳工作时怎么发现负超子的吗？其实没什么秘密，就是靠我们几位同志不辞辛苦日以继夜地拍摄片子，然而再夜以继日地一张张检查片子，中间不能有一点点差错。最后我们真的成功了。
科学工作就是这样，要有不怕苦坚持到底的作风，才能出成果。”“我一定听您的，王先生。”在世界核武器史上，几乎每一次成功的研制就像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当年美国人在进行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时，动员了75万人参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一直由30万—40万人组成的一支“秘密部队”和同样人数的几十个特殊部门参与，并且坚持了近20年时间。中国有多少人参与了原子弹试验？我从已经“透秘”的几本书中看到有6位数以上的人参加。其实这仅仅还只是在第一线的人马，至于那些配合“596工程”的后备军就不知其数了。王淦昌和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是整个核研制的总导演，不仅要统领全盘棋，更重要的是要攻克技术难关。1960年至1964年，中国什么样？三年自然灾害，共和国除了精神富有，其余都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这段岁月对王淦昌等埋头攀登科学尖端技术的科学家来说，实在是最艰难的岁月，不可能有机会获得外界的先进技术资料与信息。
美帝国主义国家早已封锁了我们陆上和空间的所有通道，我国连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与资料都不可能从正常渠道获得。
有一次王淦昌与周总理见面，他就直撞撞地请求道：“总理，我真想请求能以我的真名出国访问。那样的话，我可以从不少朋友那里带回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根本用不着的‘垃圾资料’和‘垃圾设备’。”周恩来听后笑了：“王先生，你只要一出去，即使捡垃圾，人家情报部门照样会把你抓起来。知道吗？自从你们几位著名科学家突然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后，好几次有外宾问我是怎么回事？问我们是不是也在进行‘曼哈顿工程’？我只能用外交辞令告诉他们，‘王淦昌等先生做着他们所一直从事的专业，很忙，所以不大露面嘛。’你要是往国外一跑，那帝国主义的情报机构可是巴不得呢！”关于中国科学家怎样在完全被人封锁的条件下研制出了原子弹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为之不解的一个谜团，也是西方敌对分子经常攻击我们的一大“嚼舌头根”的事。直到今天，当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一方面狡辩，一方面又无中生有地炮制了一个《考克斯报告》。
这个报告谎称我国在六十年代就“窃取”了他们的核情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门”特别窃取了他们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技术。这种毫无根据的捏造，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5月31日针对美国的谎言，在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指出：“《考克斯报告》荒唐可笑。我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考克斯报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本来依据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中国从来没说其他国家使用这一思想是窃取。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这段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事实：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理论与技术，都是由我国科学家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有些技术如王淦昌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研究核武器技术的宝贵财富，同时还被外国核试验广为运用。
1982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粒子束聚变研究室负责人库珀斯坦博士在中国参观了中国同行的实验室，在听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国科学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实验现场观看了中国电子束打靶的结果后，称赞中国的加速器物理设计考虑得比较周到细致，把计算机的模拟计算方法也用于了加速器的设计。库珀斯坦特别说，美国虽然也建造了许多台比中国规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设计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计算不如中国全面和深刻。
王淦昌对自己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科学成就也情有独钟。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导师发言之前问道：“王老师，在您所从事的众多科学研究中，您认为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获得世界上最高科学奖的学生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问这么个问题，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实会场上很多人心里帮着他们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还用问，成功地研制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呗！”但是错了。
只见王淦昌的脸上习惯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这个科研题目得到实现，这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话音刚落，李政道等科学大师们带头热烈鼓掌。是的，因为大家心里清楚，王淦昌作为中国“两弹元勋”，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和对中国作出特别贡献的，无疑是领导和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而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提出的发现中子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时的浙江大学里提出了中微子实验方案，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都可以归为“满意”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经说过，我一生重要的科学工作并没什么，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追求新的发明创造与新的发现才是真本事。王淦昌毕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大科学家，他把人类研制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及几项有可能获得最高科学奖的发现和发明并没有放在“最满意”的工作成就之列。仅此，我们也足可以见到一位科学大师的宽阔、深远与慈善胸怀。
王淦昌自己讲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于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实现了氘的聚变反应，四年之后人类又实现了铀的裂变。尽管人类在裂变能源的发展方面超乎寻常的顺利，但裂变能源的探索却格外艰辛与曲折。就像一个彩色的谜，它既令许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学家们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们无所适从。因为这一课题太伟大了，正如王淦昌说的，一旦被攻克，人类的能源问题将彻底被解决。这个贡献绝对比任何一项诺贝尔奖和任何一种核爆炸更荣耀、威力更大。
1952年，世界上第一例利用惯性约束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但之后的科学家们试图用受控热核聚变来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努力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世界上激光诞生的黄金岁月。而这段时间的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后来回国后又投身到了秘密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去。
有一日，上海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见到了王淦昌：“王先生，您最近关注过激光吗？听说这种东西在国际科学界成了热门话题。”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后又异常敏感地反问道：“激光？我怎么不清楚？”谢教授这一问，使正在专注研制原子弹的王淦昌意外地萌发了一个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强度特别大、方向性好、单色性和相干性好的四大特点吗，尤其是前两种，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实验中，不就可以创造出更神奇的效果来吗！”于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击氘化铀靶产生中子的想法，而这实际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科学概念的雏形。
王淦昌的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弹研制的最紧要关头，手头的要紧事太多，关于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事不得不放一下。1964年12月，当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等有功人员纷纷被毛泽东请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有一天小组讨论，王淦昌回单位取资料，说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的邓锡铭副研究员瞅见了匆匆而过的王淦昌，便一声“王老师”把他叫住了。
“哎，小邓呀！你最近在做什么？”王淦昌到过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几次，知道邓锡铭这位年轻有为的光机专家。
“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钕玻璃激光器试验，发现在激光束的聚焦点上，空气被击穿后光轴上出现了一连串火球。我们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现象，正想请您帮着解释呢？”“真的？”王淦昌一听惊讶地叫起来，“这是个新奇问题。太有趣了！来来，我们坐下来谈。”王淦昌随手把手中的一份报纸往旁边的一个石阶上一放，自己先往上一坐，随即招呼小邓：“你知道嘛，我最近正在设想用激光束打击靶子的实验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在实验中成功，热核聚变问题将得到解决，那将又是一大科学贡献！”“王老师，请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邓锡铭听后特别激动。
王淦昌看了看他，信任地点点头：“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我把已经写好的一份论文稿给你看，它会帮助你指导实验的。”当晚，邓锡铭从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页的论文稿。几天后，邓锡铭把王淦昌的建议直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
“王淦昌先生的建议可是件大事呀，咱们得抓紧办！”张劲夫同志当即表示赞同。中国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工作便迅速得到了重视和开展，而此时的美、英、法、德、日等国还没有想到此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