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第四篇一个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他是一座大山,一座让中国扬眉吐气的大山。
这座大山早已在我们面前耸立,尽管许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为他实在太高太大。而这座大山支撑的,正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构筑起的象征科学与国力的那个神秘的核世界。这座大山就是被国际人士称为“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题记楔子1999年5月8日晚上10点,当我刚从外地采访顺道回到江苏常熟老家的父母亲身边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你看新闻了吗?北约把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今天大学生们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北京的妻子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开父母一直用着的那台黑白14寸电视机,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的血淋淋的场面和首都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愤怒声讨的镜头……这一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宁静的日子。我睡不着,并且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发动对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轰炸?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相当的话,它敢发动这样的野蛮袭击吗?在这个令亿万国人悲愤与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乡,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1964年10月16日,当广播电台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就有人传言说王淦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研制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我国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的内幕不再成为“绝密”时,我和我的常熟老乡们才知道在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来就是王淦昌先生!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特殊使命,隐姓埋名18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年参与中国“两弹”研制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中,有被人或称为“两弹元勋”或称为“两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彭桓武……那么,王淦昌在这批科学巨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还是让我们用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核武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钱三强的话来说:“我的学长王淦昌同志对我国原子核科学基础研究和原子能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淦昌同志是清华大学第一届(1929届)物理系毕业生,比我高七级,他在学校时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等,教师有赵忠尧等。我们在学校常听老师们提到第一届学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为了准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曾在北京召开过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浙江省代表、闻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学知识、开朗的性格和直率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到,要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时应请他一起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最初设在北京东皇城根、后迁到中关村的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摇篮”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长就是钱三强,副所长则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为所长的钱三强从此时起不仅是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位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许多场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还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又先后参加过几次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和有关工作,因此所内的组织领导责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负了主要责任。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其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拟定的。规划定稿中包括了质子加速器、电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辐射化学的研究和同位素制备等,使得规划扩大了。所有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核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科学技术范围勾出了初步蓝图……”钱三强先生说的后来这个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同我国一切合作协议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成了后来专司负责研制中国核武器的“九院”(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也称二机部“九局”和“九所”。“九院”在六七十年代里,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宝贝疙瘩”,在国家高级机密会议上常被念叨。
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将这个绝密单位有意设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墙边。那里一片荒芜,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住在这里的农家突然有一天发现在田间地头上耸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常有各种轿车进出。于是“灰楼”便成了一个神秘禁区。一二十年后,人们这才知道,这神秘的“灰楼”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
“灰楼”现在依旧耸立在原地,周围有了无数远比它高大和宏伟的建筑。往日的“灰楼”淹没在闹市之中的海淀花园路的中央地段。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的“灰楼”时,眼前突然升腾起那光彻天地的“蘑菇云”……
“九院”院长是李觉将军,他是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直接指挥“两弹”研制的现场组织者。
三位副院长便是主管核试验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论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设计研究的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则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负责人,极富才能且十分年轻。从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干格局一直沿袭至1978年。后来李觉不再兼任院长了,由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兼任院长,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亚和邓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后升任为副院长、院长职务。
“王淦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武器试验等实验诊断方面进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周光召同志写这评语时是1996年2月。作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论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向用词极其严谨的周光召,在评价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贡献时,在仅有180个字且大部分是专业名词的评语中,重复用了两次“奠基”和两次“关键”的字眼。显然,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中国“核弹先驱”。
“两弹”成功爆炸之后的若干年里,在“两弹”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后来都从“国家特级机密”的帷幕后走到了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前台,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没有走出神秘帷幕的“两弹”研制工作的大科学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决定王淦昌参与“两弹”研制领导和组织工作时他已55岁了,是所有直接参与研制工作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科学家。1980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全国科学工作大会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被确定,长期得不到应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们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王淦昌此时已是73岁高龄了,他说,当国家领导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为中国核能事业做些业务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当与他并肩战斗十几个春秋的“后生”们如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他则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作的第一线上,虽然那时他也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众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制“两弹”是中国的最高机密,所有参与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员也得“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审查是最严格的,凡与“两弹”研制工作沾点边的几十万参与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非中共党员决策者。王淦昌当时被推荐为“九院”副院长,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从1961年4月走进那座“灰楼”起,他经历了长达18年之久的隐姓埋名。他不仅是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中隐姓埋名时间最长的一个,即使是可以公开身份之后的七八年中仍严格按照组织规定,极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正好72岁。介绍他入党的是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另一位我国杰出的核工业领导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专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时候要求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他的入党申请书里,我看到了这位为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是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大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拨正航向,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80寿辰时说过一段很感人的话:“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于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妒贤嫉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时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鄙视别人的劳动。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1997年一个夏日,我终于在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里见到了我久仰的“老乡”。
“啊,老乡来了!坐坐。”90高龄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纯正的“常熟土话”,使我心头敬畏之感**然散去。初次见面,我就惊喜地发现:这位像泰山一般的丰碑人物没有半点架子,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他刚拉着我的手坐下,就有电话打来。坐在沙发里的他竟无半点拖沓之感,站起来直奔电话机,说话的声音也格外清朗洪亮。我当时就想:老先生活100岁不成任何问题。
王淦昌思维的活跃和惊人的记忆力,使我消除了采访的疑虑,于是给他留下了一长串问题,并另约其他时间长谈。他爽朗地答应了,告别时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希望你将来成为大文豪”的题词。
不久,正当我忙着为采访作准备时,突然有一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
一位九旬高龄的科学家在家门前的马路边散步时,被一个年轻的骑车人撞倒。那人见老人倒地后竟扬长而去。后来是过路人将他送到了医院。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当即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证实,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现在王老先生怎么样啦?”“股骨骨折,一条腿不能动弹,医生说至少得住院三个月……”该死的骑车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个好歹,将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假如这一撞发生在30多年前,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时候爆炸!据说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报界披露后,引起国内外震惊,他所住的北京医院病房里每天都有社会各界送来的鲜花,连整个走廊都堆得满满的。然而那个撞车人一直未露面,至今王淦昌老先生已经离世,那人仍逍遥在道德法庭之外。真是天理不容!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间仍没有忘却接受我采访的事,终因伤势严重被医生劝阻。这是我深感极大遗憾的。因为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国一代核科学大师王淦昌先生就带着他的未竟事业离我们而去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
1999年5月9日,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来到30年前曾经拜谒过的王淦昌故居,缅怀我心中的大师。当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农舍鞠躬时,枫塘湾的村民都围拢过来,他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北约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活着,再造几样厉害的武器,看还敢不敢侵犯我们中国的尊严!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人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水乡的支塘镇枫塘湾村。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郎中”(中医师)。王淦昌13岁时父母双亲都离开了人世,主要靠大哥和外祖母抚养。小时候的王淦昌就读过两所有名的学校,小学是在太仓的沙溪学校上的,那是个非常开明的学堂。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沙溪小镇也破天荒地举行了大游行。70多年后,王淦昌与家人谈起这件往事仍非常激动:“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当时虽然年纪很小,可心头觉得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是很光荣的事。啥叫国家的尊严,从那时就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然而封建的农村风俗习惯使得王淦昌过早地承受了包办婚姻的负担。在家人操办下,刚小学毕业才14虚岁的王淦昌在暑假里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小媳妇。当时他不懂什么叫家庭与婚姻,家里有个既是媳妇又像姐姐的女人帮他干这做那,他似乎很开心。当了一个多月“新郎官”后,王淦昌被表哥带到上海浦东,进了浦东中学。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从乡下到“十里洋场”,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浦东中学第一任校长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当时国内就有“南浦东,北南开”之说。在黄炎培先生的栽培下,该校毕业生几乎百分之百考上著名大学,如革命家闻一多、科学家钱昌照、教育家夏坚白、史学家范文澜、文学家胡也频,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等许多名人。严谨的学风,使王淦昌对数学萌发了浓厚兴趣。1925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当这位前程辉煌的18岁学子,兴冲冲地拿着入学通知书向家人报喜时,他的“姐姐”却抱来一个娃儿对他说:“快看,我们的囡囡长得多标致。”王淦昌的脸一下红到脖子根,竟然不知所措地躲得老远……
值得重重写一笔的是,在这之后的70多年里,王淦昌从一名乡下学子,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而他的夫人一直就是那位比他大三岁的结发妻子吴月琴,大科学家与她共生了三女二儿,孩子相继出生时,几乎都是在王淦昌读大学或在国外留学期间。王淦昌一生从事科学事业和肩负国家的特殊使命,从来没有管过一天家里的事。正是这位文化不高的夫人带大了三女二儿,并让孩子们一个个读上大学,当上了科技工作者、人民教师和国家干部。在王淦昌家做客时,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对身份悬殊的老夫妻竟能和睦亲爱地结合了近八十个春秋时,心头不由升起一股深深的敬意。94岁高龄的吴月琴老太太身子骨依旧硬朗,说话走路麻利干脆,全然不显半点迟钝,她的家人告诉我,老太太现在还坚持抢着上厨房为“老头子”做饭,我听后忍不住大为惊叹……
王淦昌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是第一届清华物理系学生,班上的同学连他只有4个人。后来4人中的3人都成就卓著。王淦昌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物理系毕业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的位置。当时引导他走上物理学之路的是中国物理学的开拓者叶企孙和吴有训先生。初进清华大学时,王淦昌对化学课十分感兴趣,后来听了叶企孙先生的物理课才立志毕生献身于物理科学事业。1926年3月8日,王淦昌经历了一场终身难忘的生死考验。那天,清华大学学生会集会,声讨日、美、英等国借口所谓的“大沽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荒唐行径。后来集会变成了大游行,清华、北大、师大、女师大等高校的学生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在游行队伍向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前的广场进发途中,全副武装的军警突然向学生开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王淦昌看见身边一位同学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惊诧地抬头时,又见女师大的两位同学也惨叫一声倒下了……王淦昌被乱了阵的人群挤到了墙角边,才免于一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时共死了47人,伤150多人,王淦昌的一位同班同学也牺牲在这次惨案之中。
当晚,王淦昌来到叶企孙教授家,诉说了白天的惨景。叶企孙听后,满腔义愤:“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数十年后,王淦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神态非常严峻地说:“叶先生的话,当时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可以说从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几十年来,我无论走到哪儿,都始终不忘为了实现‘祖国需要更加强大’这个愿望,并甘心情愿为之奋斗。”如果说叶企孙在悲愤时说的话使王淦昌树立了毕生的奋斗目标,那么另一位教授吴有训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激励了王淦昌在科学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可以说,中国的近代物理科学没有吴有训教授将不知要落后多少年。
这位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在早年留学美国时就与他的导师康普顿一起研究X射线散射谱效应,后来他的导师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很大一部分功劳来自吴有训的实验,因为康普顿进行的X射线散射谱研究当时受到了另一位著名X射线专家杜安的攻击,正是吴有训证明了自己导师的研究具有普遍性,并以实验驳斥了杜安的错误,所以国际上有人称康普顿获得的诺贝尔奖的X射线散射效应为“康普顿—吴效应”。王淦昌在晚年曾这样比喻自己的恩师:“中国能够拥有后来的原子弹的天地,如果没有吴有训先生当年手把手地教我们从拧螺丝钉开始进行实验性的艰苦工作,那么我们这些承担国家核试验的科学家至少可能晚十年八年才能把中国的原子弹送上天。”
王淦昌先生与我谈起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时感慨道:“物理科学上任何一种发现或通过物理现象进行的任何一种核试验,没有百次千次甚至上万次实验,那是天方夜谭!”王淦昌在物理学界的权威正是他从吴有训先生那儿学到的实验能力,他在科学实验上的专心致志与心灵手巧的天才本领,连吴有训都极为称道。
1929年夏,王淦昌从清华大学毕业,吴有训邀他留校当助教,并给了他一个独立完成的实验任务: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种测量,德国物理学家曾在世纪初的20年代就做过,但中国在王淦昌开始进行这项实验前谁都没有重视过。半年时间里,王淦昌严格按照吴有训先生的要求,利用最简单的器材,出色地完成了实验,并写出了北平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大气中物理放射性现象研究的科学论文(事实上在中国也是首次)。吴有训对他的成果非常满意,亲自将论文译成英文,以《大气中的放射性和北平天气》为题,发表在清华大学的首期论文集上。1930年,在叶企孙、吴有训的关心下,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派遣到德国柏林大学……
“淦昌,快来抱抱你的囡囡!”行前,王淦昌回到常熟老家,一进门,大哥兴高采烈地抱出襁褓中的婴儿塞在他的怀里。王淦昌看了一眼,大惊:“怎么是男囡?”“当然是男囡嘛!要不,我们全家非得让你回来看一趟?!”大哥冲着满身书生气的王淦昌边笑边说。
“我多了个儿子?!”他把肩上的书包一扔,抱着新生婴儿在原地转起圈来,“哈哈哈,真有趣,真有趣,我有儿子啦!”这一年,王淦昌24岁,其实他自己也还是个满身孩子气的人呢。有趣的是他在清华大学时第一个暑假回到家,当听说自己有了一个女儿时,每天红着脸不敢多看家人一眼,家人让他给女儿起名,他更是躲着不出声,最后还是大哥圆场给侄女起了名。这实在难怪王淦昌,当时他才刚18岁。
1930年秋天,景色迷人的柏林迎来了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
王淦昌踏上欧洲这块美丽的土地时,就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强烈冲动。因为此时正是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物理科学的黄金岁月。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盖革、迈特内等一批顶尖科学家相继发现了影响20世纪后来几十年整个人类政治、军事与经济的伟大科学成果,镭的发现、铀的提炼、相对论的提出,使每一位科学家热血燃烧。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大有来不及取舍当年度的科学家们所发现的惊天动地的成果。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工业强国从自身利益发出,纷纷开始重视起科技革命,并将推进科技革命与本国社会发展紧紧联在一起。于是大量国家资本投入科研工作,使得本来就比较活跃的欧美物理学研究呈现“热火朝天”的景象。当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后,人们很快发现了射线的医疗作用,于是X光广泛被运用并使其在今天依然成为了解和战胜疾病的重要手段。随着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制成,很快就有人制成了标记原子,用来研究磷在植物枝叶中的分布,进而发生了一场肥料革命。最突出的例子要数原子能的运用了。1938年,物理学家刚发现中子会引起铀核裂变,在不到4年时间里,第一个反应堆便建成,美国人又用了不足7年时间便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使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力一下骤增,并一发而不可止。
科学家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发狂,政治家们则利用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而疯狂称王称霸。王淦昌从20世纪30年代初在柏林大学留学的日子里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这决定了他后来一辈子献身自己民族的科学强国实践。
王淦昌在漫长的一生中完成了数项影响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科学研究,但在90岁高龄时与我这位小他半个世纪的科学门外汉谈话时,说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年轻时没有坚持一次重要的实验活动:“如果那一次我坚持了,别说我王淦昌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王淦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分量也可能大不一样!”那天他是用自嘲的口气说这番话的,但后来当我了解真情后则实实在在地相信了这确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一个非常惋惜的事件——王淦昌到柏林大学后,有一个杰出的导师——著名的女物理学家、柏林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迈特内。迈特内的个人能力确实不容忽视,连爱因斯坦都评价她说是“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我们的居里夫人’”。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迈特内手下当研究生的日子,王淦昌是终身难忘的,女导师对科学研究的超人能力使他从井底探出头颅看天下。
王淦昌两次听到德国物理学家博特与他学生贝克用钋的粒子轰击轻元素硼和铍的实验,结果发现有一种穿透能力极强的射线放射出来,这射线能穿透10厘米厚的铅板却自身的强度减弱得很少,博特师生俩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R射线。自从发现质子后,科学家们纷纷开始向剖析质子组成的方向研究,所以博特他们的新发现立即引起诸多科学家的追踪研究,包括居里夫妇也着手抓紧实验,以争取新的发现。居里夫妇用他们强大的射线源研究博特首先发现的奇异射线,这对著名的物理学家夫妇用的是电离室测量射线的强度,以石蜡做屏蔽层,放置在铍源与测量装置之间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计算器的数字大大增加。但遗憾的是居里夫妇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射线的物理现象包含着新的一种特殊物质,简单认为那R辐射能量极大的现象只是R的射线效应,仅仅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写了个简单的报告发表便完事了。然而就在居里夫妇把一项重大发现束之高阁时,年轻的迈特内助手、中国的王淦昌则特别地关注着博特师徒俩的那根神秘的射线以及他们没有能解释得清的未知结果……
“尊敬的迈特内教授,我知道您早在1922年就对R辐射与元素衰变的关系进行过实验研究,并对其性质也作过一系列研究。最近我听了科斯特斯教授关于博特先生的有关R辐射具有那么强大的穿透力的介绍,我非常怀疑……”“嗯!什么怀疑?我听着呢,你说吧,密斯特王。”迈特内侧了一下头,继续做着她的实验。
王淦昌大胆向导师陈述道:“我以为实验用的是电离探测器,那样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如果改用云室作探测器,然后对博特教授的实验进行不断的重复实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尊敬的迈特内教授。”迈特内放下实验,思忖片刻,摇摇头说:“不可能,这将是个永远徒劳的实验,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密斯特王。”
王淦昌知道迈特内是公认的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某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现象都不会轻易放过的科学家,怎么偏偏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毫无兴趣呢?他认定博特的实验坏就坏在计算器计数上,如果改用云室作实验,其结果必然两样。“尊敬的迈特内教授,我还是想着云室可能解决博特教授未解释清楚的问题,所以能否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我的师兄朋友菲利普先生的云室对博特教授的实验进行重新研究?”“密斯特王,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博特先生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完成吧。”迈特内的回答让王淦昌感到十分意外。两次要求都遭到拒绝,使王淦昌无法再就自己认定的预见得以在实验中加以证实。
就在王淦昌的建议被导师无情拒绝,居里夫妇同样钻了牛角尖的一个多月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先生像王淦昌一样,怀疑博特和居里夫妇认定的R辐射效应,他认为R辐射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能量,便像王淦昌设想的利用云室,采用线性放大器质子所产生的脉冲进行一个一个测量,并将其与电子所产生的脉冲分解,结果发现质子的数量奇多,与当时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R射线的理论不符。查德威克认为从铍源放射出的是一种新的物质组成的辐射,于是他连续奋战数日,终于证实了这种粒子是一种质量与质子相近的中性粒子,即被后人称为的中子。查德威克同时还认为这种粒子是原子核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子的发现,轰动了整个物理界,也轰动了世界。那些更企盼搞清原子核构成的政治家们早已等不及了。因为这太重要了,它紧接着就可以制造后来证明确实可以征服全人类的原子弹!1935年,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柏林大学校园内一个绿荫覆盖的小道上,迈特内教授十分歉意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很对不起,密斯特王,我没能支持你的建议。不过,这是个运气问题。”女科学家朝自己的学生耸耸肩,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王淦昌对天长长地叹了一声。他有自己的见地,他认为科学就是科学,与运气是两回事,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事。王淦昌和后来了解此事的其他人,都肯定地认为,倘若迈特内听了他的建议,加上迈特内本人具有别人难以相比的实验能力,中子的发现非她的学生王淦昌莫属!然而犹太血统的大科学家迈特内教授太把王淦昌当做科学娃娃看待了。几十年后,有人曾问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过他的导师?王淦昌断然摇头道:“不不,我不仅不会有丝毫的抱怨,反而终身感恩迈特内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为我日后能在物理科学上有所建树作出了榜样。至于说到中子的发现这件事,这不全怪迈特内教授。假如当初我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也可能获得迈特内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把这次自己犯的错误当教训牢牢记在心头。”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国物理学界认为是极其可惜的事件,但王淦昌跟随迈特内教授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实验室过的难忘岁月,使他领略和接受了许多国际物理科学的前沿知识与技术。1933年底,王淦昌在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之后,走访了欧洲几个著名实验室,有幸见到了卢瑟神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学大师,大开眼界,为日后从事独立的科学实验工作拓展了思路。1934年4月,他带着“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祖国,然而此时的中国正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经恩师叶企孙介绍,王淦昌先是在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当时山东是处于日本侵略者眼皮底下的一块“东亚肥肉”,局势动**,根本无法很好地在那里进行教学与实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盛邀他去浙江大学当物理教授。浙江大学离王淦昌的老家近,且又是一所名校,当时已在政界、教育界和学术界久负盛名的陈独秀、邵飘萍、陈布雷等都是浙大毕业生。浙江大学的朴实和浓厚的学术风气,是王淦昌所渴求的。于是,1936年暑假,王淦昌来到了浙江大学物理系,那年王淦昌不到而立之年,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长相细嫩且说话时易脸红,所以浙大的师生们都亲昵地称他是“娃娃教授”。
关于中子和中微子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过去我们普通人对它太陌生,但自从有了原子弹等核武器后,我们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有关它们的肤浅知识,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谁“捕获”了这些只有瞬间生命但却威力无比的小东西,谁就可以主宰世界。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几乎是全世界物理学家在20世纪上中叶竞争最激烈和最热门的课题,因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且关系到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科学家没有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野心与功利,他们只有一颗探求自然界奥秘的赤诚之心。王淦昌毫不例外。当他在柏林大学的迈特内手下痛失获得中子的发现权后,又重新投入了另一个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实验与探索。
正如杨振宁博士指出的那样,自从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先生为解释衰变能谱的连续性提出中微子假说后,第二年6月又预言β射线连续谱应有明晰上限后,泡利在纽约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对他的朋友拉比聊天时这样说:“我以为,原子核的发现,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界基本粒子的刚刚开始,在那个原子的家庭里,除质子和电子外还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认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里的小子们都了不起!”半年之后,正在柏林大学读书的王淦昌用CM计数器精确地测定出RAE的β谱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1934年,大物理学家费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对中微子假说为基础,建立了著名的β衰变理论,费米的论文寄至英国《自然》周刊,结果被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远离了读者所感兴趣的实在”的评语而“枪毙”,幸亏费米后来把论文寄到德国另一家杂志得以刊出,才使一项震惊世界的科学理论正式被承认。
自泡利和费米对中微子的假说肯定之后,一时间,全世界的科学家几乎都盯着中微子这个未出世的“金色小子”,并拼命想抢占最先的发现权。居里夫妇、维克、贝特、派尔斯、阿尔圭雷兹等都先后上阵一试,但都没能抱住中微子这个“金色小子”,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掌握俘获的正确办法。
大科学家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无策。
这时的王淦昌感到该是自己出击的时候了。他认为“不能用中微子的电离效应来探测它的存在。测量放射性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是能够获得中微子存在出证据的唯一希望”。因此他建议用K电子俘获的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指出“当一个β+类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K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依赖于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由于没有连续的β射线被射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用K电子俘获“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学家独特而敏锐的见解,开启了20世纪一项伟大发现的大门。
当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于1942年1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他随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实验,并一举获得成功。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10年后,阿伦与另一位物理学家戴维斯一起正式确定了俘获中微子的完整实验。又过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5年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了当年进行成功实验的美国科学家。王淦昌对此没有半点遗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为美国同行感到高兴。他说:“物理学的成就还是应由实验证实的,荣誉也应该给予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可见王淦昌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宽阔胸怀。
中微子的发现,使诺贝尔奖又一次与王淦昌擦肩而过。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来,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奖项。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是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就在日本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江大学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江大学学生,大多是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课的影响而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竟然要亲自动手研制中国的原子弹。在浙江大学同学为王淦昌庆贺40岁生日不久,中国的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江大学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作访问。一年之后,正在国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后来中国的原子弹主要研制者)。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桢抖着小胡子,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无可非议地成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1950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坦,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本身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因为或许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早已把诺贝尔奖牢牢揣在了怀内。
90高龄时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时,两眼闪着光芒:“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4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同行强烈反响。
当时与王淦昌同时开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的一套电子系统操作,不久就声称已发现一种叫“变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苏联走红,获得斯大林奖金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王淦昌对苏联同行的“成果”表示怀疑,便重新实验,结果他认为“仅凭一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并当即在公开场合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这是什么年代,王淦昌竟敢对已经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成果说三道四?但后来许多科学家都证实了王淦昌的判断是对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变子”。
几十年后,物理学家、院士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我心灵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我一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那时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王淦昌的行为和何院士的话发人深省。
1956年9月,王淦昌在莫斯科出席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会后,中国政府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使命:留在这个研究所,与苏联同志一起利用这儿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进行更好的科学研制工作,新中国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要搞更重要的核科学工作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有你就没有我的冷战状态,必然造成两大阵营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与斗争。特别是以原子弹为标志的核武器的诞生,使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核物理实验研究变得更加抢手。为了对付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政府制定了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核物理基础研究的计划,杜布纳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实施这一计划的首要部署。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派了最具发展潜力的核物理学家到此进行“充电”,除了王淦昌外,还有周光召和丁大钊、胡宁等。此时,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和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一起在美国留学期间,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揭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质,从而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奖。王淦昌既为自己的学生高兴,同时也憋着一股劲: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早日拿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