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怀着谨小慎微的心情迈进新千年，全然不同于20世纪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心情。20世纪初，南非战争正酣，那时的英国人不可一世；1945年，经历过二战煎熬的英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不过，在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执政期间，英国人安居乐业，甚至感到心满意足。这种情绪建立在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大众消费主义的基础之上。消费主义的风行表明，大部分人口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布莱尔也许是唯一没有被经济窘境所困扰的工党首相。1949年的艾德礼政府和1967年的威尔逊政府，都受到过英镑贬值的冲击。现在英镑十分坚挺，甚至坚挺得有点过了头。布莱尔手下得力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执掌经济，确保每年2%以上的稳定增长。近来英国人最关注的失业率，降至25年来的最低；通胀率降至1.8%，也是西欧国家中的最低；2001年11月的利率降至4%，也是40年来的最低水平。一个世纪前工党成立的初衷是捍卫劳工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利益，现如今的工党可以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一个“务实的政党”——对于这样的政党，资产阶级再不会感到畏惧。
如今的英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金融业和信贷。英国曾经是世界工厂，但是现在的制造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下降至20%以下；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增至75%，其中包括商业服务、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服务，而且以计算机技术主导。自从1986年的金融大爆炸以来，伦敦一直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许多城市所畏惧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恰好是伦敦的优势。其他欧洲经济体正深陷困境，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它们眼巴巴地看着海峡对面的英国——曾经的“欧洲病夫”——正在快速发展。在某些方面，英国的经济稳定只是表面现象。英国经济严重依赖于国内消费，尤其是鼓励个人借贷的火爆房地产业，个人贷款也可以用于购买第二、第三辆汽车，或者去西班牙买一栋假日别墅。使用信用卡透支的消费额飙升到数十亿英镑。这一轮消费浪潮的显著特点在于，人们具有承受重度债务的胆量，尤其是住房按揭，或者支付子女的中学或大学教育费用。人们已经抛弃维多利亚时代留下来的古老训诫——花销不要超出自己的财务能力。据统计，2007年的成人人均负债约高达3.3万英镑。高借贷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稳定的利率。一旦房价下跌或股市低迷，许多人将陷入资产负值或财务危机。但是在新千年之初，这些风险似乎都很遥远。新工党遵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如减少监管、私有化、资本自由流动，以及从保守党继承的低税率，似乎与其传统理念背道而驰。在布莱尔的工党政府的领导之下，在经济方面，英国人现在都是撒切尔主义者，尽管在社会政策方面还不是。很明显，工党政治家经常提到“市场”，而从来不提“资本主义”。
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老工党的标志性政策——公有制、对工业的控制、再分配税、全面福利，或支持工会——都胎死腹中。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强调管理至上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分析师描述了不断扩大的半官方机构、“沙皇”、工作、私人融资计划等类似的“不入主流的社会力量”，并同时强调了非选举产生的管理咨询师、特别顾问，以及舆论导向专家，他们削弱了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权威。大卫·马宽德(David Marquand)在2004年出版的《大众的衰落》(Decline of the Public)一书中说道，从1979年以来，继倡导自由市场的撒切尔主义者之后，是布莱尔的管理至上主义者。他们常常带着反知识分子的平民主义色彩，不再坚持维多利亚时代公正无私的公共服务的理想。在这种陌生的政治氛围中，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是首届没有受到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派别挑战的工党政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清楚明了的思想，已经缺乏说服力，正如撒切尔夫人之后的任何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在继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之后，再没有人讲过什么有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问世。其实克罗斯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也已经过时。1979年，工会最强大的时候，其成员多达1300多万人；如今的工会成员只有那时候的一半多一点，因此许多工会组织的地位被边缘化了或被忽略了，还有一些工会进行了合并。像身份明确的矿工或搬运工组成的独立工会，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成员组成复杂的组织，如联合工会和“法庭之友”(后来又被并入联合工会)。工会与工党的传统亲密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工党的资金来源还依赖于工会。这届政府似乎是中间派，乐意征求各派别的意见——这么做绝不是出于工党的执政理念。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比起1945年或1983年的情景，已经微乎其微——不过现在的人们似乎也不太在意它们之间的差别。
英国政坛被布莱尔的个人魅力所主导。他超越了左右翼之间的老分歧，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驾驭媒体。他手下有一批精干的顾问，其规模超过任何一位前首相的顾问团队，现在他是英国政坛的真正主宰。于是在2001年6月的大选中(由于口蹄疫的暴发，大选日期被推迟一个月)，工党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获得167个议会席位，占绝大多数，不亚于1997年的大选。经受了后撒切尔时代的创伤的保守党，仍然没有恢复元气。保守党赢得166个席位，比上一届大选多了一位，然后他们失去了英格兰南部的一部分席位，这些席位被第三个政党：自由民主党抢了去。然而，这次极其无聊的大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低投票率，仅有59%，是自1918年以来的最低。英国引以为豪的是人人参与的民主制度和议会宪政，1940年“大本钟为自由发出洪亮的钟声”——撒切尔夫人也曾这么说过；但是现在的英国正在退出自己的历史角色。很明显，为赢得选举权进行的长期斗争，宪章派和妇女参政论者的无记名投票，似乎迷失了初衷。
然后，公众仍然需要英雄。他们从历史中而不是现实中寻找英雄人物。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喜欢追忆二战时期的传奇英雄人物，尤其在1940年——当时的英国被认为在“最光辉的时刻”孤军奋战。体现这一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包括敦刻尔克大撤退、希特勒的“闪电战”和不列颠之战——有关这些战事的影片，无休止地在电影院和电视屏幕上播放。圣诞节那天，女王讲话后，这些片子立马上映，反日耳曼情绪高涨。尤其是对丘吉尔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度，有关他的传记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这种崇拜延伸到了全世界，甚至连不是历史学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也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里摆放着丘吉尔的半身像。丘吉尔的价值观、对大英帝国的热忱，以及对过时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依恋，距离2001年的英国已经非常遥远；但是他所展现的坚强意志和国际影响力，是任何一位后继的首相所无法企及的。他的受欢迎程度，远胜于一战时期的首相劳合·乔治。每当发生恐怖主义危机或者环境灾难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敦刻尔克战役的精神，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加里波利之战和索姆河战役。
作为上个千年的杰出人物，丘吉尔仍然具有偶像般的感召力。20世纪90年代，王室因家庭内部动**导致其威望受损，丘吉尔取代了皇家的影响力。公众对王室的认识，模糊而犹豫，是视其为王室家族个人？还是宪政意义上的君主制？还是法律意义上的王权？人们围绕王室俸禄和税收的无休止争论，正体现了这种混淆。例如，谁才是王室的形象代表呢？虽然女王保住了她的王位，或者说是在勉强维持，但却不能算一个受人尊敬的偶像。2002年6月举行了盛大的伊丽莎白二世登基50周年庆典。白金汉宫的花坛里回**着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的经典歌曲《你所需要的只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庆典前不久，愈百岁的王太后刚刚去世，她受人爱戴，被视作希特勒“闪电战”时期的英雄人物，她的离世令全国人民悲痛不已。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于2004年娶了同样已经离异的情人卡米拉·帕克·鲍尔斯(Camilla Parker-Bowles)。他们俩曾长期保持情人关系，《时代》杂志称卡米拉为他的“伴侣”，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说明人们对王室的道德问题更加宽容了。与澳大利亚的情况不同，共和制在英国还远没有构成威胁。2005年，电影《女王》的上映，再次唤醒了人们对王室的忠诚；这部电影以同情的口吻(但说不上奉承)讲述了1997年戴安娜王妃亡故后女王所处的困境。身为女爵士的海伦·米伦(Helen Mirren)在片中扮演了伊丽莎白女王，并众望所归捧得奥斯卡大奖。尽管诸如美国人、法国人这样的国民以自己的公民身份而自豪，然而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更乐意做地位更低的“女王的臣民”。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社会和平时期，从维多利亚的鼎盛时期以来难得有类似的时期。这一时期内，没有发生过去常见的紧张，如大罢工、抗议人头税及种族暴乱等事件。高级警官曾指责，警察奉行制度性种族歧视政策；但是现在他们对内地城市的少数民族社区实行安抚策略，这一做法收效喜人。新法西斯主义英国国家党发起了各项运动，并在北部各个城市的白人男性劳工中形成自己的号召力。尽管人们对此感到忧心，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和奥地利的海德尔(J梨rg Haider)那样强烈的种族主义。即使在长期深陷教派冲突的北爱尔兰，暴力趋势也大为减弱。尽管围绕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的争议导致(以及解除一些极端清教徒组织的武装)北爱尔兰地方议会无法开会，但某种形式的和平进程仍在继续。阿尔斯特省正在走向自从1922年爱尔兰分裂以来从未有过的正常状态，同时还从爱尔兰的经济繁荣中受益。
唯一重大的社会抗议活动发生在2000年之初，出乎意料地来自农村地区。乡村联盟(Countryside Alliance)壮大起来，在议会广场举行了几场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农村居民有多种不满，比如，抗议诸如邮政、公交等地方便利设施的减少，农场主抱怨政府处置口蹄疫方式不当，还有来自猎狐者的更具体的抗议——他们向议会提议，禁止带猎犬狩猎。但是在一个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城市和郊区的社会，农村居民的抗议不太可能形成大气候，正如1846年他们抗议《谷物法》的情景一样。不循规蹈矩的上议院出人意料地动用了1911年议会法案，通过了禁止带猎犬猎狐的提案，最终使得猎狐得到禁止。然而，当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热情之后，法案难以实施——这也是典型的英国人方式。乡村的猎人照旧残害、杀害狐狸、野兔、公鹿和其他野生动物。
除了禁止猎狐之外，新千年之初的英国，还发起了消除阶级鸿沟的运动。而实际上，此时的阶级鸿沟比以往愈加明显。英国的社会稳定，源自人们普遍不愿意挑战不平均的社会结构。社会各中间阶层的广大人群——常常生活在虚构的“中间英格兰”——正趋向大致平等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方式更加同质化。然而，跟布莱尔上台之前保守党执政的18年里一样，布莱尔时代的特点之一是：社会越来越不平等。20世纪70年代曾出现过财富和收入更加均衡的趋势，但是在随后的30年里，这一趋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当然，工党成功地把自己的许多社会政策瞄准了内地城市的穷人。工党给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提供财富再分配式的税收减免、创造就业的新政计划、旨在减半且最终消灭儿童贫困的各种运动，以及在贫困地区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工党政府还签署了《欧洲社会宪章》(European Social Chapter)，并实施了保守党曾反对的最低工资——即使最初的最低工资并不高。这些举措自然有效地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活，像“避难所”“拯救孩子基金会”和“帮助老年人”这样的慈善机构，也为穷人带来了福音。
但是，根据2007年朗特利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报告，贫困人口的比例依然没变，甚至有所增大。报告称，“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增长到了17%。2007年，还有1270万人生活在“相对贫困”中，这些人的收入在中位收入的60%以下。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众多城市，或者诸如位于南威尔士、东北英格兰前矿区的贫困社区，差不多一半的家庭都属于“相对贫困”人口。内地城市还有一些几乎无法救助的“底层阶级”(underclass)。相反，有钱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资产富足的”人因房价飙升而获益，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地区，他们中有些人因股市上涨而财富稳定增加。最富有的1%的人口，在1979年占全国收入的5%；到2000年后，这个比例翻了一番。私募公司的收益和城市奖金都迅速增长。2007年，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达到了285万英镑；然而通过巧妙的运作，他们纳税的税率比他们的办公室保洁工的税率还低。因为伦敦的文化活力和仁慈的税收制度，许多跨国公司的主管和董事长视伦敦为理想的居住地。富人和穷人越来越明显地居住在不同地区，通过邮政编码就能识别；他们的孩子上不同的学校，相互也不认识。而左派知识分子曾在这个国家声称：社会主义就是平等。对财产继承和资本转移采取宽松的政策，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贫富差距会代代相传。随着人生机遇越来越受家庭背景和教育主宰，在千禧年的英国，阶层流动性十分有限。英国知名大臣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声称，他的政党不受富豪的影响。新工党的执政理念与前首相迪斯雷利的“民族一体化制度”不同，现在的英国成了“两个民族”。直到2008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宣布，英国的社会不平等在缩小。
不过，虽然存在阶级鸿沟问题，但没有发生革命。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认命，仅相信自己的子女的境况会更好。四分之三的人口拥有自己的住房，开着至少一辆轿车，每年至少一次乘坐假日廉价航班出国度假，使用着诸如手机、录像机和个人电脑这样的先进科技产品，品尝着异域美食，在电视上观看体育赛事放松心身(尽管参加体育运动不如以前频繁了)。虽然协和式飞机在运行30年后因技术过时而于2003年停止跨越大西洋的飞行，但英国人制造的空中客车A380于2007年交付使用。越来越多敢于冒险的个人，可以在维珍银河公司(Virgin Galactic)网站上预定未来的太空之旅。教育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融合剂，高等教育迅猛发展，使得近乎一半的高中生都能上大学。在提倡“终身教育”的英国社会，教育并不止步于21岁。女性尤其获益于教育事业，现在女大学生占了大学生总数的一半。因此，女性在职业发展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还没有完全实现同等报酬)。甚至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女性。随着受教育的女性优先重视职业发展，结婚和生育年龄被延迟，导致生育率下降。女性生产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提高到30岁。像**后女性口服避孕药之类的避孕品，在药店里随时可以买到。此外，几十年来，人工流产已经合法，女性有了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尽管此举遭到提倡“生命权”的罗马天主教徒的反对。虽然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它的锋芒，但是这场运动在英国留下了深刻、永久的影响。
这一切意味着：公共争辩的焦点不再是社会福利和平等——自从劳合·乔治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以来，这些都曾经是社会思想家日夜思考的主题。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地转向了有关生活质量的问题，比如健康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个人福祉和个人自由。人们越来越关注吃得太好又缺乏运动的成年人的肥胖问题，甚至儿童的肥胖问题。因吸烟有害，从2007年起，在工作场所、饭店和酒吧、娱乐场所，以及公共交通系统实行了禁烟。围绕酗酒、因特网和其他形式的赌博以及贩毒，也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同时，政府的另一部分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比如：在市中心允许通宵饮酒，在内地城市开设赌场(一家超级赌场被上议院否决)，以及在划分“软毒品”和“硬毒品”方面，政策的左右摇摆(大麻制品的危害性，先是被降级，随后又被升级)。当时装模特凯特·摩丝(Kate Moss)被人发现吸食可卡因时，她的职业生涯短暂受挫；但是作为楷模，她的形象后来又得到了改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部分明显受益的人口是“同性恋”群体，现在普遍称之为“男同”和“女同”。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同性成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已经合法化，公众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宽容、少了一份苛求。只有一些宗教团体仍然在反对同性行为，但已无济于事。2004年的一项里程碑式立法，就是允许民事伴侣关系(实际上，就是同性婚姻)，同时赋予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新法律权利。公众人物自信地宣布自己的性取向。从奥斯卡·王尔德以来，曾经造成众多受害者的旧清教徒式的迫害，现在已经消除，但并没有出现令人兴奋不已的情景。同样，异性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从未有过地开放和多样化；“伴侣关系”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正式的婚姻，而且离婚率达到了一半。
除此之外，所有这一切表明，教会的影响力在削弱，而教会一直反对赋予同性恋者性平等权以及更加便利的离婚。已经被同性恋教士和女牧师问题搅得焦头烂额的英国圣公会，似乎在失去自己的权威——任何一个礼拜日里，只有不到10%的自称领圣餐者参加礼拜活动。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热忱，远胜于圣公会教徒。信徒最多的新教，在过去的400年里，曾一直是英国国民性的核心，但是现在新教正在迅速萎缩。70%以上的人或许会声称他们“信上帝”，“教会学校”(几所穆斯林学校)也在努力办学，并且顽固的世俗无神论者只是极少数。但是，出于众多实际目的，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宗教国家。清教主义和贞洁道德观在全面隐退。当人们要求布莱尔的新闻发言人阿利斯特·坎贝尔(Alastair Campell)谈一谈首相的坚定宗教观时，他干净利落地回答道：“我们不信上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布莱尔离职后，于2007年底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最显著的社会变化是英国6000多万人口中有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这一事实自然引发了人们充满焦虑的争论。联合王国当然是一个由不同本土民族组成的多文化的统一国家，他们包括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继早期的撒克逊人入侵之后，不列颠曾遭到丹麦人和诺曼人的入侵。在最近的几百年里，都铎王朝时期的佛兰德斯织布工，斯图亚特王朝末期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历尽东欧大屠杀的犹太人，以及20世纪50年代后、来自黑人英联邦的移民——这些外来移民向英国引入了新的少数民族文化。到2000年，来自印度次大陆、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大批人口在英国安家落户，而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此外，还有来自中东、远东和巴尔干半岛的难民，以及合法或非法的移民。针对如“洪水”般涌入英国的移民，人们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些政治家也在借题发挥。人们开始关注生活在诸如牛津郡坎普斯菲尔德(Campsfield)的拘留营里的难民的待遇问题，以及他们是否有权在英国定居。如果把寻求避难的人悉数遣返，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尤其令人心碎。
印度裔英国政治科学家帕雷克(Bhikhu Parekh)勋爵主持了多元文化主义报告，他在2000年坚定主张，英国应该公开地、积极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多文化、多信仰的社会，并应该为之感到庆幸。这种态度不仅体现在就业、福利和住房政策方面，还要贯穿到教育和英国的历史观上——应该把英国历史放在更加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重新诠释。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是种族平等委员会(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更倾向于强调文化融合而非多元主义。即使大部分旧的种族紧张已经减弱，有人抱怨在政治上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会威胁传统的文化特征，如儿童玩具、摇篮曲和儿童故事、复活节的热圣糕，以及互送圣诞卡片(“冬天节”是人们给圣诞节的替代性名称)。政府大臣、来自布莱克伯恩的议员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提议，穆斯林女性不得佩戴面纱——这引起极大争议。锡克裔英国女作家古帕丽特·考尔·哈蒂丝(Gurpreet Kaur Bhattis)备受争议的话剧《耻辱》(Behzti)在伯明翰REP大剧院上演。这部以锡克教寺庙为背景的话剧，内容涉及性虐待和谋杀，引起了英国锡克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的游行示威导致话剧停演。
但是来自亚洲的移民现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内阁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曾说道，印度咖喱鸡(chicken tikka masala)跟约克郡的布丁一样，成了英国的特色菜。2007年，差不多十分之一的英国人都来自国外：其中印度人有57万之多，其次是爱尔兰人(41.7万)和巴基斯坦人(27.4万)。当英格兰板球队在主场与印度队和西印度群岛各国的球队举行对抗赛时，观众对不同球队的支持同样各占一半——这就是为什么保守党政治家一度呼吁用一场“板球对抗赛”来作为界定国民身份的标准。尽管如此，英国的主流文化越来越不是纯粹的白人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足球队里，有大批天赋出众的黑人球员；还有许多来自欧洲和南美的球员，其中不少也是黑人。像阿森纳和切尔西这样的知名球队里，几乎没有一位本土球员。但是人们对“本地”球队的忠诚度丝毫不减。重要的不是哪个国家，而是哪一个俱乐部。
2004年后，种族和文化融合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来自欧洲各国的人口已经在改变着英国社会。同时大量的英国人口迁居到外国——大部分前往法国和西班牙。反过来，由于英国是个经济发达、文化活跃的福利国家，这个国家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外来人口。在伦敦就生活着30多万法国人，实际上伦敦已成了继巴黎、马赛和里昂之后的第四大“法国城市”；200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来到伦敦拉选票。2004年，欧盟接纳了10个新成员，其中大部分是东欧国家，从此英国社会出现了新的转折。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使其成员达到27个。尤其是，掌握技术能力的波兰人大批涌向英国。在2004至2007年的3年间，据估计有63万波兰人来到伦敦；紧随其后的是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立陶宛人。伦敦几个郊区的文化成分极其复杂。然后，波兰人和其他人通常能找到工作，主要从事水暖工和电工等家政行业的工作；他们纳税、不惹事，为英国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和92%的英国人一样，都是白种人——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大量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来到了北爱尔兰，打破了原有的人口结构平衡，使天平倾向当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少数派。北爱的警队成员，传统上主要是新教徒，现在招募了波兰人，进一步改变了警察队伍的结构。据估计，从2007年以来，英国接纳了总共150多万移民——实际的数字肯定要大得多。移民对英国的社会结构、宗教组成、主流文化及历史意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待全面的考证。
来自海外的移民，是新千年之交的英国所经历的两个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另一个变化是宪政的改组。1997至1999年，在布莱尔执政的头两年里，在上议院议长欧文勋爵(Lord Irvine of Lairg)的领导下，英国实行了大刀阔斧的宪政改革。上议院差不多失去了92%的世袭贵族。《人权法案》确保了司法审查的权力，以此来监督立法和公共政策。1999年，新的苏格兰议会和选举产生的威尔士议会分别在爱丁堡和卡迪夫成立。改革进程依然在继续，尽管在2000年之后更多的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于是，2004年后，上议院法官们注定要搬出威斯敏斯特宫，并组建美国式的独立的最高法庭——该法庭受首席大法官的管辖。作为政府和立法机关的成员以及司法系统的负责人，原来的大法官不再在上议院占据议长的席位，尽管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就做了这样的权力分割。大法官的权力实际上转移到了下议院。2007年，该职权由新的司法部负责人杰克·斯特劳行使。这样，历史悠久的、未成文的英国宪法(通过习俗和传统而不是书面法令来治理)越来越像美国的宪法：宪法里确定了法定的人权，最高法院监督政府，同时实现立法和司法的分权。英国还颁布了与美国类似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在政府内部形成更强大的信息披露文化，历史学家及其他人将从这项立法中获益。
最重要的是，随着苏格兰和威尔士在不同于英格兰的道路上继续发展，分权方案更加根深蒂固。在为大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以及为老人提供免费医疗等事务方面，工党主导的苏格兰政府推行不同于英格兰的政策。尽管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弱化，苏格兰民族党仍继续壮大，导致在将来的政府中，无论在威斯敏斯特还是爱丁堡，都有不同党派共存的现象。在威尔士，当地的议会不具备一级立法的权力，也不具备苏格兰议会所拥有的财政权；威尔士更像是一个不确定的“国家”。于是许多人士呼吁威尔士议会去争取跟苏格兰议会同等的权力。最后，2006年《威尔士政府法》(Government of Wales Act)做出了重大让步，给予威尔士议会更大的立法权——尽管经历了冗长繁琐的枢密院令机制。到2008年，由于实行了分权，英国的国内政策在各个地区有差异。这一点越来越明显，而且联合王国似乎正在逐年分裂。例如，在英国本岛，有4个差异很大的卫生体制。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强制推行了几个世纪的联合主义，现在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来自白厅的官员并不是最了解情况的人。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文化特性愈加明显。在苏格兰，实际上国内的政治事务完全由爱丁堡议会决定(苏格兰议会和政府大楼是由一位加泰罗尼亚建筑师设计的，宏伟气派，又不失现代气息)。英国国旗基本上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旗；苏格兰人很少唱英国国歌《天佑女王》。
尽管女王在迪赛德(Deeside)庄园的巴尔莫勒尔堡有她的府邸，而且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子经常穿着苏格兰短裙——苏格兰人并不买账。在威尔士，地方分权使得地方议会制定了新的教育和儿童政策，威尔士语得到了推广，200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说威尔士语的人口自从1911年以来首次有了增加。长期以来与小礼拜堂结合在一起的威尔士文化，现在在全世界风行起来。在20世纪60年代，威尔士的民族歌手哀婉地唱着《我们一直在这儿》(Dy ni yma o hyd)，红遍全球，威尔士语就此顽强地保留了下来。2000年，“紧张症合唱团”(Catatonia)的性感金发女郎告诉全世界，“每天早上我醒来，感谢上帝我是威尔士人。”
相比较之下，在英格兰，什么都没发生，建立英格兰地方议会的计划一再受挫。宪政专家称，英格兰是宪政改革的“黑洞”。有一些迹象令人担忧，那就是英格兰人对苏格兰的怨恨。没有人能够回答汤姆·迪耶(Tam Dalyell)提出来的西洛锡安问题，那就是：苏格兰国会议员可以投票表决有关英格兰的问题，但是反过来却不行。“巴尼特公式”(Barnett Formula)是1978年出台的一项临时条款，条款规定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提供比英格兰人更高的人均财政预算；北爱尔兰的居民获得的人均预算甚至更高——该公式以牺牲英格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备受批评。而且，像戈登·布朗和罗宾·库克这样的苏格兰议员，在威斯敏斯特占据显赫地位；然而英格兰议员却无权涉足苏格兰事务。一些保守党人呼吁成立英格兰议会。长期休眠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开始抬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展示英格兰的圣乔治旗。2003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橄榄球世界杯赛上，英国橄榄球联盟队意外夺冠，这一胜利似乎暂时激发了人们的英格兰情怀。然而，随着英格兰足球队的屡战屡败，这种英格兰情怀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
所有这些有关宪政制度的调整，宗旨在于加大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力度。戈登·布朗表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扩大自由，与维多利亚中期穆勒的说法如出一辙。尽管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分权措施深得人心，但是人们普遍觉得，英国还是一个行事隐蔽、善于私下操作的政体。政府的重大决策往往采用暗箱操作的方法——这招致广泛的批评，尤其是关于2003年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诸如赫顿报告这样的调查，也常常被指责是在替当局开脱。在一定程度上，英国还没有建立像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一样开放、透明的政府。英国国民也不能像1787年的美国人那样主宰宪制安排。法官们批评政府的政策，围绕人权立法的争议尤为激烈。这次争议涉及各项控制法令、反社会行为法令，以及古老的陪审团制度所面临的威胁(该制度在《英格兰大宪章》之前就确立，一直延续至今)，还有如何对待移民和寻求避难者的问题。对于《人权法案》的理解，法官们和政府常常相互矛盾。宪制改革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但是其影响却是零零碎碎，缺乏连续性。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所实施的地方分权，被人为地弄得极不均衡。各个地区以独立的方式引入分权，应对各自的独特问题，但缺乏适当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像联合部长理事会(Joint Ministerial Council)和海岛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Isles)这样的机构，试图团结联合王国，但是它们之间却几乎没有会过面。因此，英国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也制造了不少新的问题，这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在一些重要领域，英国十分活跃，是世界的灯塔。英国在许多基础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基因学：2000年，英国科学家绘制了有史以来第一幅人类基因图谱。在大多数文化生活方面，英国也是兴旺发达；尤其是在伦敦，其文化繁荣程度胜过巴黎和纽约。英国的音乐生活充满活力，伦敦有4个常驻交响乐团。2007年，皇家节日音乐厅(Royal Festival Hall)被重新装修，采用了1951年英国艺术节(Festival of Britain)一样的淡雅装饰风格，带有怀旧的情调——此举深受人们喜爱。一系列地方音乐节，是英国人离不开音乐的佐证。爱丁堡、格拉斯哥和卡迪夫开放了新的大型音乐厅，利物浦甚至在2008年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伦敦也是世界艺术的中心，典型的象征是：位于泰晤士河南岸、富于创意的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和一年一度的特纳奖(Turner Prize)。
在2000年的《博伊登报告》(Boyden report)发布之后，随着新剧目的推出，剧院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伦敦西区保持着一贯的繁荣，位于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三家剧院也迎来了可喜的发展。伦敦的两家地方剧院也开始火爆起来，一家是伊斯灵顿的阿尔梅达剧院(Almeida in Islington)，另一家是考文特花园的唐马仓库剧院(Donmar Warhouse)；这里经常邀请来自好莱坞的明星担任主角。1999年后，涌现了一批“时事剧院”，这类剧院成了政治辩论的后备论坛，第一部时事戏剧叫《司法的颜色》(Colour of Justice)。这部话剧围绕一起真实凶杀案展开。在这起案件中，一个名叫斯蒂芬·劳伦斯的黑人青年被白人青年所杀，警方处理这起种族杀人案时带有明显的偏袒，麦克弗森(Macpherson)对此展开调查。其他戏剧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包括波特斯巴火车事故，关于科学家凯利博士(Dr. David Kelly)之死的赫顿报告〔该剧叫《为战争辩护》(Justifying War)〕，贝尔法斯特的血腥礼拜日，以及关塔那摩营的恐怖主义囚犯的待遇等。其中有一部戏剧是戴维·黑尔(David Hare)执导的反伊拉克战争片《事情发生了》(Stuff Happens)，戏剧里糅入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人物的真实对话。接受国家补贴的剧院居然能够在重大问题上批评政府，正是因为言论自由得到了保障。这一时期有一部十分火爆的话剧是阿兰·本奈特(Alan Bennett)的《历史系男生》(History Boys)，该剧讲述的是一位同性恋历史老师跟他的学生们的关系，涉及了教育的价值问题：教育有其自身的目标而不是为了纯粹的物质主义标准。但本奈特还是不能超越历史上最受欢迎、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莎翁的悲剧《麦克白》《奥赛罗》和《李尔王》，以及诸如《无事生非》等喜剧，吸引了大批观众前往环球剧院；剧院也吸引了伊恩·麦克莱恩(Ian McKellen)和茱蒂·丹奇(Judy Dench)这样的大牌演员。如同在第一个伊丽莎白时代一样，不朽的莎翁在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依然大放异彩。
文学界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儿童作品。《哈利·波特》是由罗琳(J. K. Rowling)撰写的关于学校生活和巫术的传奇故事；该小说销量超过100万，故事也被搬上了银幕。尽管纸质书籍受到了电子媒体的挑战，但出版商利用在线营销并不断推出新作品来保持盈利。首先推出的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和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著作，借助电视系列节目的推波助澜而大为畅销。一些知名的小说也以历史为题材，帕特·巴克(Pat Barker)、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吉尔斯·佛登(Giles Foden)等作家，继续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方面面。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情节错综复杂的小说《赎罪》(Atonement)以二战为主要背景，再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文化多元的另一个表象是，少数族裔作家异军突起。2000年出版的小说《白牙》(White Teeth)的作者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就是他们中的先锋。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的《砖巷》(Brick Lane)赢得了大奖。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孟加拉妇女被迫嫁给伦敦西区的一位年龄比她大很多的男子，小说的主题不仅触及了种族问题，还触及了性别问题。少数族裔群体自己并不乐意看到这些有关他们的负面描述。2006年，当《砖巷》被拍成电影的时候，由于当地人的抗议，拍摄地不得不选在别处。还有一部大受欢迎的“少数裔”电影叫《我爱贝克汉姆》(Bend it Like Beckham，2002年)，是关于两个女足球运动员的故事：一个锡克女孩反叛其印度旁遮普父母；另一个英国女孩在挑战母亲的传统女性观念。糅合了种族、性和足球的这部电影，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
各种艺术风格的建筑，是最吸引眼球、最令人自豪的成就。伦敦现代化的新地标拔地而起，包括由建筑大师诺曼·佛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俗称“小黄瓜”的瑞士再保险公司大楼(Swiss Re Tower)。坐落在威尔士卡迪夫海滨的千禧中心(Millennium Center)，是一座外墙镶嵌着当地板岩的多功能建筑。圣潘可拉斯火车站(St. Pancras)通过高铁“欧洲之星”把伦敦与巴黎、布鲁塞尔连通起来，2007年的重建吸引了媒体的大量报道。火车站由尼克·德比什尔(Nick Derbyshire)设计，设计风格与两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协调一致，一座是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George Gilbert Scott)设计的酒店，另一座是威廉·亨利·巴罗(W. H. Barlow)设计的车站顶棚——这两座建筑已经被废弃了几十年。英国的现代化创新设计，给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遗产应有的尊重。在火车站树立了一尊7英尺高的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的雕像。在这里树立他的雕像十分恰当，因为他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建筑情有独钟，他一直在为保护这座火车站和附近的酒店奔走呼吁，盛赞它们是代表英国爱国主义的璀璨明珠。
一如往常，大部分英国文化得以保留，是依靠中产阶级中的热衷人士和知识分子。单单歌剧院和戏剧院的票价，就把劳工阶层拒之门外了。另一方面，文化也在普遍变得大众化。很多批评人士抱怨BBC脱离了其创始人瑞斯勋爵(Lord Reith)原定的风格和基调，变得越来越“弱智”。“真人秀”是一个新奇事物，普通公民可以置身一个人造的社会环境中——比如一个封闭的屋子里或者一个沙漠荒岛——这样的电视节目为有偷窥欲的大众提供娱乐。在电视节目《名人老大哥》里，一名年轻的印度女性遭到同住的其他女性的种族歧视，这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作为补偿，布莱尔首相邀请她到唐宁街共享茶点——于是，她笑到了节目的最后，荣获冠军。数字革命使人们更加便捷地享受音频、视频和电视产品，也更具互动性；“ipods”和手提电脑让音乐发烧友可以随心所欲地下载、享受他们喜爱的音乐，不用像过去一样经常光顾唱片店。像“脸谱”这样的社交网站，能让人们通过因特网建立看不见的朋友链。通信变得十分便捷、直接。因此，传统的新闻业和写作受到了微博的冲击。在微博上，普通个人利用电子对话为自己和任何感兴趣的人创造一种随机、无固定结构的公共论坛。学究们抱怨文法正确的英语正在被“博客世界”的通俗文字所腐蚀；而事实上，由于宽带的推广，无处不在的因特网正在吞食更严肃的写作形式。而其他人则抗议说，真正流行的文化表达正在受到侵蚀——或者更糟：被资产阶级化。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pop festival)长期以来一直是追求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青年的解放论坛，现在越来越沦为中年人和中产人士追忆似水年华的场所。寻求吸毒和**的青年激进分子，不得不去别处体验更大的刺激——对他们来说，这也绝非难事。无论多么不合时宜，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还是继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在萨福克郡的根据地奥尔德堡和爱丁堡之后，成为固定的标志性文化活动。
几十年来，大多数英国公众争论的焦点几乎全部围绕国内事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英国手头的资源日渐减少，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处于最平静的时期，因此英国开始奉行越来越谨慎的外交政策。装载着核弹的三叉戟潜艇游**在苏格兰海域，无用武之地。跟撒切尔夫人一样，托尼·布莱尔亲自处理大部分外交事务，于是外交部更加被边缘化了。布莱尔似乎渴望英国在欧洲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英国人民怀疑他倾向“布鲁塞尔”，从而制约了他的想法。财政部向政府施压，要求英国不接受2001年问世的单一货币：欧元；因为财政部担心，一旦加入欧元体系，英国将失去掌管自己财政的权力，尤其是设定利率的权力。人们同样怀着某种岛国狭隘思维；小报记者们强烈反对加入欧元，因为新发行的欧元货币上可能没有女王的头像。英国置身于欧元区之外而安然无恙。有人提议制定一部新的欧盟宪法，更加明确地界定欧盟外长和各政府间机构的角色——这些提议同样引起了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的警觉。布莱尔不得不答应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投。2005年，在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投中否决了欧盟宪法——这样英国就没有必要举行公投了，英国政府松了口气，因为英国的公投肯定会否决欧盟宪法。2007年，在里斯本举行的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英国签署了缩水的欧盟宪法——《里斯本条约》。但依然有抗议的声音，要求举行公投。
2001年9月11日，基地恐怖主义分子驾驶飞机撞击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造成3000多人死亡。“九一一”灾难之后，英国突然间采取了充满争议的、积极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中，有67名英国公民遇难——这是自二战以来，英国在海外所遭受的最大生命损失。事件发生后仅仅几天，早就希望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建立密切关系的布莱尔，在布莱顿举行的工党大会上，发表了**澎湃的演讲。他表示深切同情美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坚决支持美国铲除恐怖主义，英国将与美国并肩作战。他的演讲表明，英国开启了基督教福音派的自由干预主义政策，以此解决全球问题，无论是恐怖主义、贫困，还是环境灾难。他的演讲如同格莱斯顿的演讲一样鼓舞人心，但也提升了人们难以满足的期望值。总而言之，英国是唯一一个派遣大批特遣队与美军共同战斗的国家，他们推翻了塔利班政权，铲除了阿富汗山区的基地组织根据地。有人告诫布莱尔和布什：阿富汗历来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在历史上，入侵阿富汗的国家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尤其是1839年和1878年的英阿战争，后来的苏联人入侵阿富汗也吃尽了苦头。但是塔利班政权很快被赶下了台，英军驻扎在赫尔曼德省(Helmand)及其他艰难的地区，布莱尔得到美国国会和布什总统的大力赞赏，被誉为跨大西洋的英雄。他甚至荣获美国国会自由勋章——但是他在卸任之后才前往美国接受这枚勋章。4年以前，他曾成功地说服克林顿总统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动武，这件事很明显给他极大的鼓舞。他视阿富汗战争为符合道义的自由干预。通过参战，英国进一步巩固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九一一”恐怖袭击震惊了英国人，他们纷纷赞赏布莱尔的大胆举措。但是事情又出现了180度转弯。2002年4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Crawford)与布什总统的会议上，布莱尔秘密同意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拉克的独裁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被指控为恐怖主义的煽动者，他本人也因拥有生化武器而对世界构成威胁，或许将来还会开发核武器。随后，布莱尔多次发表声明，阐明伊拉克的威胁，必须消除其生化武器，最好是通过联合国的授权——如果行不通，则不得不采取单边行动。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官布利克斯(Hans Blix)的工作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2002年9月和2003年2月的两份材料证明，萨达姆在伊拉克境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莱尔一再鼓吹“45分钟内”就可以销毁这些武器。对第一份材料的草率分析，使它成了一份“骗人的材料”：材料的一部分是从一篇默默无闻的博士论文中抄袭而来。到2003年2月，布莱尔已经在计划派兵入侵伊拉克，与盟友美军并肩作战——他几乎是唯一这么做的欧洲领导人；在此之前，英军已经被派往塞拉利昂、巴尔干地区、伊拉克及阿富汗参战了。3.5万名英军前往海湾地区。鉴于萨达姆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唐宁街的口气就是要发动一场战争。尽管“改变政权”这个借口已经被推翻，但这场战争是精心策划的。布莱尔没有军事背景，1997至2001年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他主要致力于处理国内事务；现在他成了自帕麦斯顿以来最好战的英国首相。
结果英国民众爆发了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从未有过的愤怒。2003年2月15日，100多万人走上伦敦的街头——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示威，其他城市也爆发了类似的反战运动。反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异见人士古老的“制造麻烦”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革命时期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英国的民众一般对政治事务漠不关心，而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态度，让他们觉得，没有比外交政策更重大的事业了。示威者并不全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穆斯林狂热分子，有很多老年人、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中产阶层，还有大批小学生。就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侵略别国的合法性，总检察长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引起很多争议。伊战前夕，议会被迫举行投票表决，结果有139名工党议员投票反对政府的决策——尽管他们受到来自党内领袖的压力。这是最大规模的后座议员反叛。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代表后座议员们发表了一份强有力的声明。军人们焦急地想知道，在敌对状态结束后，政府是否可以有效地恢复秩序。他们指出，士兵们压力过大，7000士兵部署在阿富汗，还有不少士兵部署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北爱尔兰、直布罗陀和福克兰群岛，而且当消防员罢工的时候，还要配备军人去驾驶“绿色女神”消防车。那些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注意到，英国在侵略外国后，往往很难全身而退。例如格莱斯顿于1882年侵略埃及，原打算速战速决，结果被拖入战争的泥潭，直到1954年才摆脱出来。然而布莱尔固执己见，3月19日英美联军的飞机轰炸了巴格达、巴士拉和其他伊拉克城市。战争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
战争的实质性阶段很快结束了。5周后，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武器上都处于劣势的伊拉克军队被迅速击溃，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他藏匿起来，后来被发现，并被送上了绞架。但是布莱尔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对于伊战后的秩序恢复，似乎没有慎重的规划。伊拉克警察和军队被解散了，而美国人在寻求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和其他经济利益。在接下来的4年里，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在伊拉克此起彼伏，也给英军造成了伤亡。到2006年，伊拉克险些陷入内战的混乱状态。对布莱尔来说，伊拉克好比世界末日的启示。由于参与伊战在国民中极不得人心，布莱尔在政坛上不再所向无敌。到了9月，61%的选民对他这个首相不满意；他的新闻发言人阿利斯特·坎贝尔也被迫辞职。有一件插曲极大地损害了布莱尔的名誉：一名政府科学家大卫·凯利(David Kelly)私下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表达了对政府声明的质疑；不久，人们在牛津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报道称，他死于自杀，但是布莱尔难辞其咎。
从那以后，布莱尔首相一直被伊拉克问题缠身。英国的经济依然强劲，2006年的通胀率低至1.6%，是欧盟各国中最低的。工党仍然占据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但是伊拉克问题抢了它们的风头。政府组织了两次调查。关于凯利博士之死的赫顿调查，被人讥讽是在为政府粉饰，尽管报告的文件令人震惊，其中包括总检察长的观点。有关战争的情报背景的《巴特勒报告》，要尖锐得多，尽管带着或多或少的含蓄口吻。报告揭露了军情六局和唐宁街的亲密关系，包括布莱尔的新闻发言人阿利斯特·坎贝尔。报告还批评了政府“沙发式”的管理模式，那就是：国家顾问举行的非正式闭门会议，往往私下里做出国家的决策；由选举产生的大臣组成的内阁，本该是正式的决策机构，但是现在被晾在一边。布莱尔独揽大权是政府的严重缺陷。为了实现他个性化的统治，他绕开了议会、内阁和行政部门。他发现英国公众并不喜欢拿破仑式的统治方式，在他之前的首相劳合·乔治和撒切尔夫人也有同感。布莱尔忽然间从自丘吉尔以后最受欢迎的首相，跌落到最不得人心的首相。一部分议员甚至要求对他进行弹劾，指控他捏造证据、使英国发动了一场非法的战争。自从1805年的梅尔维尔勋爵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弹劾案(未遂)以来，英国从未启动过这一程序。
因此，伊拉克是个转折点。英国需要对海外冒险举动十分谨慎，并尽量不要与盟友美国靠得太近。随着帝国的终结，英国的军国主义精神也随之远去。梅富根战役、苏伊士运河战争甚或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的民族主义，早已不复存在。正如1906年约瑟夫·张伯伦和1956年的安东尼·艾登一样，布莱尔成了备受折磨的受害者。
2005年的大选，反映了伊战后的情形。对于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公开辩论。很少人期望迈克尔·霍华德领导下的保守党能取得比前任领袖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和伊恩·邓肯·史密斯(Ian Duncan Smith)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确实也没有什么大建树。自由民主党选择坚决批评伊战——但很明显他们是一个少数党。伊战给选举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布莱尔在他的达勒姆选区拉选票时，一位阵亡士兵的父亲挺身而出，准备挑战布莱尔——此举令布莱尔十分尴尬。他的支持率只有60%，比上一轮大选没有什么提高。保守党的席位仅增加到198个，甚至比工党的惨淡时期都要少——1983年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领导工党的时候最不景气。但是布莱尔的多数席位减少了100个，只有66个——表明此时的工党已江河日下。工党史无前例地赢得了第三次胜利——但是感觉上像是一场失败。
2007年4月，布莱尔依然能展现他卓越的说服力，撮合北爱尔兰的新芬党和民主统一党达成和平协议。在英国政府“赏钱”的援助下，多年停摆的北爱尔兰举行了选举，北爱尔兰分权政府终于成立。2007年，北爱尔兰成立了不同寻常的联合政府，统一党领袖伊恩·佩斯利(Revd Ian Paisley)担任首席大臣，新芬党领袖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担任副职——似乎永远不可和解的两派握手言和。这或许是自克伦威尔以来第一次，整个爱尔兰岛享受着如此长久的和平。也许只有布莱尔才能取得这一非凡的奇迹。在新加坡举行的申奥大会上，他的个人魅力极大地助力伦敦取得2012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是这些了不起的成就，不足以中和国民中广泛的理想幻灭和焦虑不安之感。
2005年7月7日，伦敦申奥成功的第二天，这种焦虑不安达到了顶点。那一天，伦敦多处发生大爆炸：地铁里3次，分别在罗素广场站、埃奇韦尔路(Edgware Road)和阿尔德盖特(Aldgate)；还有1次发生在塔维斯托克广场(Tavistock Square)附近的一辆公交车上。针对地铁的另外3次爆炸预谋没有得逞。袭击共造成52人遇难，大部分是上下班通勤的人，还有700余人受伤。4名穆斯林炸弹杀手也丧生。行凶者是被伊拉克战争激怒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基地组织的忠实追随者。两周后，伦敦地铁又遭到一次未遂的爆炸袭击——此次袭击未造成伤亡，真是个奇迹。面对这些事件，英国公众镇定自若，医务人员和消防员应对出色。但是公众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议会大厦和其他地标性建筑周围设置了保护性障碍物，并安装了电子安全设备。机场甚至火车站的乘客、体育赛事和其他大规模聚集活动的观众，都必须接受身体和物品安检。全国实行了一套新的监督管理体制。人们的移动自由在二战的时候受到纳粹德国空军的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受新芬党恐怖主义者的威胁，现在受到了永久性的威胁。在一段欺骗性的平静期之后，2007年7月，几个在苏格兰医院里工作的穆斯林，驾驶着满载炸药的小汽车冲进格拉斯哥的机场——虽然袭击没有得逞，但是这一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威胁无处不在。从此以后，英国人不得不生活在人身随时面临危险的气氛中。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应对。关于应对策略，存在激烈的争论。一方面要保护普通公民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要保障传统的个人自由，比如可以追溯到《大宪章》之前的人身保护法——英国人必须在两者间取得一个平衡。有人提议给普通公民发行身份证——这是二战以来的首次尝试，但引起了极大争议。2008年夏，布朗政府提议扩大警察的权力，把未经起诉的拘留日期延长到42天——这一提案引起的争议尤其激烈。提案被上议院否决。当局和公民自由的捍卫者之间意见不一。围绕优先事项和原则的争论，没完没了。
布莱尔派军入侵伊拉克时声称，伊战将会让英国人的生活更安全——结果恰恰相反。他还被指控售卖爵位，以此来为工党争取更多的捐款——这曾是劳合·乔治的做法。这种财政上的不当做法，进一步玷污了他的执政声誉。尽管警方没有找到指控的证据，但显然这些指控使这位一向声明自己“清白”的首相形象大为受损。这些“炒作”损害了他的声望。当他于2007年6月26日离职的时候，人们失去了一位最活跃、最卓越的首相之一，但是人们心中没有伤感。布莱尔最辉煌的政治生涯，以令人伤感的方式落下帷幕。
布莱尔的继任者是在他手下效力多年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自从1994年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以来，两人的关系长期紧张。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和赢得民心，布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新闻界极不看好他内在的苏格兰式忧郁，但起初，形势还是对他有利的。走马上任伊始，他要面对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危机：格拉斯哥机场遭遇未遂袭击；萨里郡的农业区再次暴发口蹄疫；7月底的瓢泼大雨导致塞文河和泰晤士河暴涨，英格兰中部的几个古镇遭受特大洪灾。长期的气候变化正在造成可怕的后果。实际上，布朗和他的新任大臣成功地应对了这些危机。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跟布莱尔有些相像，他风华正茂、英俊潇洒、温文尔雅，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头一年里就给人留下良好印象，但在竞选中颇感失落，尤其是当他的选区牛津郡的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的时候。在对待同僚和议会时，布朗试图给人留下开放和共治的印象；他提交了一份议案，每当遇到签订条约或参加战争这样的重大决策时，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这相当于在王室特权的棺椁上又钉了一颗钉子。到举行工党会议的时候，外界普遍认为，工党会提前举行大选；但是布朗在短暂的迟疑之后拒绝冒险，他成为1827年以后在位时间最短的首相——1827年的坎宁首相仅执政4个月。
随后，由于政策管理不当，零售银行业务的危机，以及警方对工党财政问题的调查，布朗的威信迅速下滑。英国开始从伊拉克南部撤军——此举颇得民心；英军开始撤离巴士拉，原来驻伊英军有7500人，计划到2008年春留守2500人。然而到2008年4月，政府宣布撤军计划延迟。不管怎样，从伊拉克撤回的士兵很可能会被派遣到战火未熄的阿富汗。2008年的上半年，多年来一直稳定的英国经济突然变得岌岌可危。除了美国的银行危机(即所谓的“信贷紧缩”)外，全球石油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通胀率飙升到4%以上，远在英格兰银行的预期目标之上；而经济产出和增长下跌。经济类报纸担忧经济可能会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同时会出现银行和信贷危机。由于房价下跌和利息上涨，导致固定资产的价值大幅缩水，因此房主受危机的冲击尤为严重——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国内经济的支柱。毫无疑问，拥有房产的人们会迁怒于布朗政府。在5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损失惨重。具有象征意义的伦敦市长一职，从2000年以来曾一直由工党成员执掌，现在也由特立独行的保守党人鲍里斯·约翰逊担任。执政多年的新工党，似乎面临着一场对保守党更有利的巨变，这次巨变可以与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相提并论。2008年初秋，经济进一步恶化。美国几家大银行的倒闭，对英国的银行和建筑行业造成重大冲击。布朗出台了应对之策：成功地对几家银行实行了国有化，对资本市场实行了历来最大限度的国家干预，因此他的个人威望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分析人士一致认为，英国经济将面临长时间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