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英国领导人面对的问题远不止经济危机。在文化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保持这个古老国家的文化连贯性和统一性，是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布朗的立场不明确，既不太左也不偏右，他是新工党11年执政后的幸存者，然而还要体现他的不同之处。一个主要的担忧是模糊的英国性。在有可能出现国土分裂的时刻(这是切实的担忧)，历史学博士出身(在历届首相中独一无二)的布朗，从专业的历史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他试图把英国性与“英国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包括诸如宽容和热爱自由等品质——但是这些品质很难与地球上任何体面的国民价值观区分开来。布朗还制订了宪法修订计划，旨在加强国家统一，包括在更多的公共建筑前升起英国米字旗，作为象征性的姿态。但是他的家乡苏格兰给他施压，要求更大的独立性——这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事态的发展，2007年5月，在爱丁堡成立了以萨尔蒙德(Alex Salmond)为党魁的少数派苏格兰民族党政府，可能预示着300年之久的联盟的解体(英格兰与苏格兰在1707年达成了结盟协议)。美国人和法国人凭借宪法确立他们的公民身份和权利；而在英国，由于缺乏成文宪法，人们觉得自己是女王的臣民，所以英国人不可能通过美国人和法国人的方式来确立他们的身份和权利。当英国人谈及宪法的时候，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787年的美国人那样自豪地说，“我们是合众国的公民”。有人提议撰写一部体现民主思想的宪法，像《人权宣言》这类的文件；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太机械化、太正式，或者说不符合英国人的秉性。

这片古老的大地历经2000年后，现在面临着凯尔特人的民族主义和大批欧洲移民的挑战，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持她的民族连贯性呢？在一个被个人消费主义所分裂的社会中，1945年后的社会公民身份和公共领域还剩下什么？当未来很可能落入联邦制的变体中时，英国性到底有多大意义？太多的英国基本元素已经消失了，包括对爱国的新教的重视，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威胁，航海和贸易的自由，以及帝国的遗产。或许福利国家是唯一的国家黏合剂，英国的未来形态是一个大熔炉。联合王国的设想始于1603年，1707年与苏格兰联合，而到了1922年才实现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的统一。现在所有联盟关系似乎都很脆弱。长期以来，“英国性”已经与“英格兰性”混为一体，但是“英格兰性”本来就是难以界定的术语。英格兰差不多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正如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眼中的意大利一样。

然而，理解“英国性”的一个持久关键点是：求助于历史。即使是庸俗化的“遗产”形式，共同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统一力量仍然存在，并且这一统一力量仍然可以用来代表英国的多元文化现状。结果可能未必会产生和谐，就像在围绕公民自由的威胁的辩论中，人们呼唤《大宪章》一样。2007年，当人们庆祝废除奴隶贸易200周年时，人们的意识形态比以往更加一致。这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机会来反思当今的种族关系和文化多样性。除此之外，解放黑人不仅需要威廉·威尔伯福斯这样的白人慈善精英，还需要依靠黑人自身——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在法国，历史学家通过观察历史记忆(如回忆录)、历史人物、事件、思想或象征的遗迹，探索了本国内更痛苦的分裂，这些历史遗迹渗透且支配了现在，并塑造了对未来的看法。同样，英国人或许可以调动自己的历史记忆和神话故事，并把它们转化成持久的东西。只要他们铭记历史，他们未间断的共同历史将再延续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