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自足并有点孤立的社会中，一般模式是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主导所设计的。在表面之下，这个时代的预言家和经济学家们发现，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生产力下降。社会学家发现了深刻的不平等和阶级鸿沟，这些阻碍了“停滞社会”的现代化。英国人对自己的体制和传统的态度是自满得意。对于英国人来说，现在的生活似乎明显更好。出生率下降意味着家庭规模变小，也更富有。房屋装潢得更好；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汽车；可以用便宜的按揭贷款买房；每年夏天都去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度过一个体面的假期。
日益惬意的生活，也不局限于住在郊区半独立式房屋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的人们也可以乘飞机去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沿岸旅游，或在酒吧、俱乐部和其他地方狂欢，因为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给他们带来了选择的自由。工薪阶层的年轻人成为社会学分析和反叛传统的潮流所喜欢的目标，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古怪，流行文化在他们中间也更盛行。像长发的北爱尔兰和曼联足球运动员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这样的体育明星，代表了与20世纪20年代的杰克·霍布斯非常不同的价值观。披头士乐队(一群利物浦青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取得了音乐上的突破，使得英国成为所谓“放任型”社会的先驱。在这样的社会里，酒精和毒品泛滥，裙子短得出奇，性行为也更加开放。1966年英格兰足球队在世界杯赛上的胜利，为年轻人的新好战性增添了爱国主义的光环，尤其是因为英格兰队击败了老对手德国队。足球流氓高唱着“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届世界杯”!
此外，在麦克米伦首相等的享乐主义观点以及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文明宽容政策的助推下，中产阶级改革者开始了其他社会变革。法律对性犯罪、同性恋和其他情况的罪行从轻发落。堕胎以及避孕药和其他容易获得的避孕手段，为无休止的性放纵提供了空间；离婚和单亲家庭急剧增多。据称，在美国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政策的推波助澜下，青年文化曾袭卷英国上下。尤其是英国大学中，混合了各种文化。在这里，越来越多的背井离乡的工人阶级学生与更具侵略性的同时代中产阶级融合在一起，因数量庞大，增强了对青年的吸引力。许多新的大学在1963年之后的十年里纷纷成立，而老牌大学大幅扩大规模。一些批评人士抱怨说，“更多意味着更滥”。其他人反驳说，只有5%的年轻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英国人的潜力几乎没有得到挖掘。由于社会富足解决了基本的生计问题，所以思维清晰的大学生可以将他们的精力转向新的奋斗方向。
50年代后期的核裁军运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产阶级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有一段时间，该运动差一点影响工党成为执政党。60年代后期，同样的**形成了对美国越战的抗议。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法国索邦大学的学生反抗运动，也在英国校园中短暂爆发，然后同样神秘地偃旗息鼓了。
这些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公众满足的表面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各种根深蒂固的分裂力量。在哈罗德·威尔逊的第一任首相(1964—1970)期间，各种不同的群体爆发了反抗。世界的生态受到破坏，且受到难以想象的恐怖武器的威胁——这种背景下的年轻人，对消费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价值观不感兴趣。在其他地方，威尔士和苏格兰产生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抗议潮流；在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或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此类抗议，更让人难忘。威尔士和苏格兰并没有充分享受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红利。为苏格兰以及后来(1964年)威尔士所创建的国务大臣等职位，几乎没有满足他们的民族愿望。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合理地抱怨说，伊丽莎白二世的称号在他们的国家是不恰当的。在威尔士，其古老的语言和文化在强大的英语文化的冲击下濒临灭绝。在1966年的一次补选中，卡马森(Carmarthen)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获胜，随后发起了代表威尔士语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以及几次未遂的爆炸企图)。统一主义者的一个成功回应是：在1969年，查尔斯王子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在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占领了汉密尔顿席位和几个地方当局；一种新的反英格兰情绪似乎席卷了苏格兰的高地和低地。
“有色”少数裔引起的问题，更加违反宪法或更不平静。自1950年以来，从印度、巴基斯坦、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移民到英国的人有一百多万人。他们住着破旧的房子，在就业中和在警察执法中(有时候)遭到种族歧视。除此之外，老城区的种族偏见更加危险。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右翼灾祸预言家以诺·鲍威尔(Enoch Powell)以煽动性言论激化了种族歧视。根据美国的种族骚乱，他预测英国城市将成为“血河”。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北爱尔兰，从1920年起一直由占多数的新教徒控制，现在出现了动**。信奉罗马天主教(通常是民族主义者)的少数派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在实践中，维持宗教和种族和谐的努力显然已经落空。军队进驻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以维持秩序。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在英国各城市制造了一波令人震惊的爆炸事件，表明古老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险恶阶段。在60年代后期，少数族裔举行了从布里克斯顿(Brixton)到贝尔法斯特的游行，建立在双方同意基础上的自由英国似乎正在瓦解，好像跟1910年至1914年间的情况一样。
迄今为止，只有部分社会结构保持完好，因为整体人口的生活水平很高并且还在继续改善。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正在加剧新的社会紧张局势。在这糟糕的十年里，英国举步维艰，采取了一个接一个的金融权宜之计，经历了频繁的国际收支危机和多次英镑挤兑。作为权宜之计，1967年的英镑贬值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补救效果。通货膨胀率开始显著上升，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肆无忌惮地扩大货币供应量——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误导版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所有预测现在都被推翻了，因为通胀上升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
起初，这仅限于东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老工业区。后两个地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煤矿和工厂关闭以及工人下岗密切相关。但到了1973年，英国的经济问题显然已经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后果。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它在世界贸易和生产中的份额，都在严重下滑——也许是无可挽回的下滑。英国似乎已经取代土耳其，成为传说中的“欧洲病夫”。
为了抗议生活水平下降，工会发动了工人的集体力量。工会成员迅速增加，1979年达到1300多万人的峰值。罢工此起彼伏，煤矿的罢工最为严重。1972年2月举行了全国矿工罢工，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煤炭工业已经全面萎缩，但希思政府还是充分见识了矿工罢工破坏国家生产和能源供应的能力。1974年2月，另一场矿工罢工迫使政府召集主题为“谁来治理英国？”的选举。出人意料，答案是：人们略倾向工党——于是政府随之大换班。矿工们再次赢得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并在工资表中恢复了以前的高排名。
日益扩大的抗议情绪、不愿接受传统的制裁和纪律，以及在工会强力挤压下动摇的生产基础——这些形成了不祥的背景，因为英国在享受了短暂而令人陶醉的“富裕”之后，将要迎接新国际秩序的陌生挑战。
从70年代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为宏观经济和社会学治理提供了一个永久的、痛苦的案例。与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英国的经济持续下滑——按绝对价值计算，甚至低于自己早期的生产水平。1973至1974年的能源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给经济雪上加霜。不过这刺激了英国在这十年里去开采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
凭借核电站和水电计划以及丰富的煤炭供应，英国在很多方面都能比其他许多竞争对手更好地应对这些新的困难。但是，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不可避免地推动了自191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会施压，要求在1975年底工资增长30%——这进一步加剧了通胀。英国的通货膨胀继续保持在历史高位，1980年曾一度超过20%，随后在1982至1983年降到相对容易控制的10%左右。此后，由于工资增长放缓，以及许多商品实际价格相对下降，货币供应受到限制；到1987年秋季，通货膨胀率下降至4%左右。
随着价格上涨以及工资和其他各项成本的压力，失业再次成为英国国内主要的祸害。到1980年，失业人数已超过200万——是自30年代以来的最大规模。随着政府投资和货币供应的减少，到1983年春季，失业人口已经超过300万。之后三年，失业人口一直保持在这一惊人水平，甚至有所上升；直到1987年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失业人数才小幅减少，下降至300万以下。经济的中心似乎出现了严重的溃烂——几十万人，其中许多是青少年或其他年轻人，注定在数年内要依靠国家救济，而公共福利服务正在递减。
有证据表明，其他方面也有所下降。虽然人口继续增加，从1951年的5000多万增加到1981年的5600多万；但人们注意到：1975至1978年期间，实际上人口有所下降。在经济衰退期间，出生率急剧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这给社会服务带来了压力，老年人必然依赖于身体健全的就业人员创造的财富。
其结果，对社会结构最具破坏性。1974至1975年是通货膨胀失控的最初阶段，紧跟着是政府与工会签订不安的所谓“社会契约”时期。契约是威尔逊和后来的卡拉汉(Callaghan， 1975—1978)的工党政府跟工会谈判的结果。工会同意调整他们的工资要求，以换取针对其需求的特定政府政策，特别是工作保护。此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罢工，直到1978至1979年所谓的“不满的冬天”，当时公务员甚至包括市政公墓的挖墓人都发动了一连串的罢工，帮助保守党选举获胜。
此后，工会继续坚定地举行维护“工作权”的示威活动，抗议削减公共支出和高失业率。不仅传统上脆弱的地区，如苏格兰、默西赛德郡和东北部，甚至曾经繁荣的地区，如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失业率都达到20%以上。在钢铁行业，康塞特(Consett)、肖顿(Shotton)和科比(Corby)等大工厂永久倒闭。因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包括大学)投资减少以及艺术和环境支出减少，人们的生活质量间接受到影响。英国现在成了后凯恩斯主义“滞胀”现象的典型例子——即同时出现了工业衰退和高通胀。
这些经济压力严重影响了70年代的社会稳定。它们助长了其他已经十分明显的社会、社区或种族的紧张局势。最令人不安的案例仍然是北爱尔兰。英国最高的失业率加剧了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之间根深蒂固的种族和宗教仇恨。整个70年代，北爱尔兰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民权运动的成功，冲击了原来的统一主义的主导地位；1972年的斯托蒙特(Stormont)大会，支持英国议会的直接统治。但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重新开始制造暴力，同时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牧师发表侵略性的反教皇言论来蛊惑民众。
无疑，斯托蒙特大会的闭幕没有使双方实现和平。军队继续在伯格赛德(Bogside)和佛尔斯路(Falls Road)上巡逻。在阿尔斯特和南部的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发生了紧张的边界事件——因为爱尔兰共和军从爱尔兰共和国获得资金和武器。有时，北爱尔兰的地方性暴力事件会跨过大海，蔓延到英国本土，在英国城市制造可怕的炸弹袭击，甚至暗杀政治家。女王的亲戚蒙巴顿勋爵是一位杰出的海军上将和政治家，1979年在爱尔兰附近的一艘船上被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炸死。
英国政府做出新的努力：让都柏林政府直接参与北爱尔兰事务——这是自1922年以来的第一次。1985年11月，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爱尔兰统一党总理加勒特·菲茨杰拉德(Garret Fitzgerald)达成盎格鲁-爱尔兰希尔斯堡协议。但是，这导致了阿尔斯特的统一主义者的抗议，并抵制英国议会。在那个不幸的岛屿上，真正的全爱尔兰的团结精神仍然遥不可及。爱尔兰历史悠久的种族仇恨尚未得到平息，矛盾双方都能轻易地弄到枪支。一再发生的暴力事件让公众开始明白事情的严重性：1984年的保守党会议期间，有人企图暗杀住在布莱顿酒店的撒切尔夫人；1991年2月，爱尔兰共和军向唐宁街10号发射迫击炮未遂。
其他紧张局势虽没有那么暴力，但同样令人不安。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以宪法形式继续表达自己的心声。在1979年“分权”措施失败后，凯尔特民族主义似乎有所收敛，但在威尔士仍然存在政治和文化冲突。捍卫威尔士语仍然吸引了许多热情的忠实分子，甚至还有愤怒的爱国者以绝食至死相威胁。有些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乡村拥有“第二个家”，他们的房子有时会被当地的纵火犯烧毁。在苏格兰，政府仍然面对很大的分权压力，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基础削弱的情况下。然而，总的来说，威尔士和苏格兰仍然是和平的社会，没有像海对岸凯尔特人的北爱尔兰那样，被民族主义者痛苦地撕裂。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规模的黑人社区越来越动**；其中大部分黑人居住在大城市贫穷、破旧的贫民区。伦敦的诺丁山地区和布里斯托尔的圣保罗地区出现了零星的麻烦。1981年夏，英国曾一度经历了美国模式的种族骚乱的全部恐怖，因为利物浦的托迪斯(Toxteth)地区和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地区的黑人年轻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骚乱，一切都被电视报道忠实地记录下来(电视报道或许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了。另一次暴力事件发生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Tottenham)的布罗德沃特农场(Broadwater Farm)住宅区，黑人青年在那里谋杀了一名警察。这些事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移民社区与警察之间缺乏信任。由于黑人年轻人的失业率尤为严重，而且在就业、住房和社会机会方面普遍存在歧视，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和恐慌的理由。
其他麻烦也在累积。有一些工会抗议活动因为带有恐吓色彩，远远超出了此类活动通常会有的范畴。例如在伦敦北部举行的针对格伦威克(Grunwick)工厂的示威活动。青少年观众在足球比赛和其他运动场所制造盲目的暴力，破坏赛事。因此，英国的传统稳定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四面八方的冲击。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沮丧地观察到，英国正变得像智利一样“无法治理”。
事实上，这一说法夸张得有点离谱。很少有社会能够在高失业率、通胀上升和公共支出减少的情况下像英国人一样保持平静。有证据表明，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机构，现在受到的待遇低于其历史上任何时期应得的尊重：牛津大学遭到“静坐”抗议；警察、法官、教会领袖(和足球裁判员)未能维持他们以前的权威；即使王室成员也受到公众的批评或骚扰。尽管如此，制度和公民生活的大结构仍然是坚固的。但是，毫无疑问，发生社会摩擦和潜在的分裂的地方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必须重新审视和重新制定古老的制裁和限制措施，以使英国社会得以继续。
在这个动**的时期，英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内省阶段。在现实中，一种深刻的孤立心理决定了大众的态度，自1918年以后经常如此。与美国人在北约的正式联盟仍在继续，但对承诺没有多少热情。20世纪70年代后期，核裁军运动方兴未艾，是一种少见的和平的抗议形式，表明这种依赖于恐怖的核武器的联盟引起了很多公众的不安。拟议的巡航导弹计划引起了更多不安，并导致女性示威者在伯克郡的格林汉康蒙(Greenham Common)导弹基地进行长期抗议——这是女性政治的新起点。
在经历了多次外交内斗之后，英国于1973年进入欧洲共同市场。1975年的一次独立公投中，绝大多数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支持英国成为其成员。但“欧洲”主要在非政治背景下引起了人们的喜爱。欧陆的一揽子度假计划、欧陆的汽车和食品的普及，以及欧洲足球比赛并没有让英国人更热切地喜欢他们的欧洲邻居。1975年以后，英国人对共同市场继续怀着闷闷不乐的敌意；民意调查显示，英国人持续反对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员。无论如何，这个庞大的组织主要由隐身的官僚组成，很少受到民主制约；总部远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这样的机构很难在英国这样的独立国家赢得公众的喜爱。加入共同市场意味着更高的食品价格，以及海量黄油和葡萄酒等将涌入英国市场，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人的广泛谴责——自1846年废除《谷物法》以来，英国人一直享受着廉价食品政策。英国人既是似是而非的“欧洲人”，也是似是而非的“大西洋主义者”。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迹象表明，由于加入欧洲共同体带来了经济利益，英国人心甘情愿地成为其成员，反欧洲主义思潮也正在逐渐减弱。到1987年6月大选时，工党不再提议通过谈判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因为该组织现在包括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社会主义政府。1986年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统密特朗签订协议，建设连接英法的、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高速铁路海底隧道。这条隧道于1994年开始运营，这显示英国的孤立主义至少有了部分让步。
1986年英国同意加入欧洲单一市场，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最后，经过内阁的多次内部争论，撒切尔夫人于1990年10月被迫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然而，对于与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在保守党和政府的几个层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在迫使执政十一年的撒切尔夫人于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这件事上，这一分歧是主因。
英联邦的民族情绪仍然保留了一些影响力，以女王为名义国家元首。然而，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描述。无论是涉及进入英国城市的黑人移民，还是关于如何应对南非种族隔离，与英联邦国家的这层关系，都可能产生摩擦而不是善意。与此同时，1989年英国与中国达成协议，在八年后将香港归还中国——再次表明，英国的世界角色正在不可逆转地削弱。
帝国格局迅速衰退的进程仍在继续，但是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不满。经济和军事上的疲软，决定了英国采取的是有控制的紧缩政策。最艰难的遗留问题是南罗得西亚，这片与南非毗邻的土地推行着种族隔离系统，存在种族大屠杀的危险。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出现了180度大转变，于1979年12月授予罗得西亚(后改名为津巴布韦)完全自治权——无视白人定居者的抗议。议会和公众欢呼、喝彩这次帝国的撤退。吉卜林和赛希尔·罗兹(Cecil Rhodes)的帝国主义精神终于被驱除了。“帝国”的观念似乎已经不太可能进一步扰乱英国人的心理。
然后，出乎意料的是，1982年3月下旬，阿根廷人出兵占领福克兰群岛(阿根廷人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 1833年被英占领)荒芜的前哨基地。英国政府在公众强烈呼声之下做出积极响应。两艘仅存的航空母舰和数十艘其他战舰、多架战斗机和一万名士兵组成一支特遣部队，被派往8000英里外的南大西洋的风暴海域。在迅速且成功的战斗中，得到了美国技术的支持，这些岛屿很快被重新夺回；6月14日，英国国旗再次飘扬在斯坦利港。
福克兰群岛战争极受欢迎；持不同政见者、核裁军运动或其他不同观点根本无人顾及。与此同时，在战争开始之前，除了从邮票上，英国人民几乎不知道这些遥远而几乎毫无价值的前哨小岛。一场战争似乎不会重振帝国的雄风。战后，增强海军力量或向南大西洋增加财政资源的公众愿望，并不比战前更强烈。福克兰群岛事件表明，英国人民中不耐烦的孤立感正在上升。面对国际怀疑论，英国仍然可以显示出强国的身份，在陆军、海军和技术方面，比像阿根廷这样的军事独裁国家更具优势。民族自豪感得到了复兴。
但福克兰群岛之战所表现的沙文主义，几乎在它开始时就消失了。英国国内重返熟悉的罢工、经济衰退和社会不满，例如1984年3月的一场激烈的矿工罢工，持续了整整一年。警方和矿工的纠察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全国矿工联盟内部就是分裂的，重要的中部地区的煤田继续开工——结果全国矿工联盟惨败，且更多矿井关闭了。
矿工能够迫使英国政府屈服——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和民间传说的一个主要特征。随着石油、天然气、电力和核能的大力发展，煤炭对英国的能源供应不那么重要了，矿工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明显了。然而，在矿工罢工之后，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组织了一系列罢工，特别是教师引发的长期纠纷，导致1985至198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学秩序遭受严重破坏。
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使80年代初期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似乎是英国在20世纪最右倾的一届政府。与此同时，工党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 Benn)领导着一场极左的、迈向原教旨社会主义的基层运动。共识似乎已经**然无存。评论人员引用了叶芝的话说，“最好的缺乏一切信念，而最糟糕的充满**”。工党中持不同政见的右翼成员组成了一个新政党，有些人从中找到了慰藉，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奉行凯恩斯式的经济中间路线，提倡收入政策、欧洲主义和核威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经济抱有很多宿命论，1983年6月的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大胜，获得397个席位；而工党明显下降至209个，自由党17个，社会民主党只有6个席位。
人们再次担心温和的中间意见在大漩涡中会被一扫而空，但是其他更有希望的发展取代了这种担心。英国的经济变革有了回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国民经济有利变革的结果。北海的石油使英国能够自给自足，因此在其能源供给上处于独特的优势地位。国际收支突然出现逆转，有了大量、持续的盈余(直到1986年)。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不那么重要了。当然，石油、电子产品、航空航天(如协和式飞机)、高架桥(Humber Bridge)、高速列车、海峡隧道和计算机芯片方面的技术奇迹表明，本土的创新潜力和科学创造力并没有枯竭。
在80年代中期，也有不少迹象表明，这些发展创造了新的繁荣，至少在英格兰南部、部分中部地区和东盎格利亚。东盎格利亚的增长尤为明显。像斯温顿(Swindon)和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这样的小镇，呈突飞猛进之势。由于英镑的贬值和一些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下跌，英国经济在1987年初开始迅速发展，并达到4%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增长主要依靠金融服务、信贷、投资和消费热潮，而不是英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制造业继续呈现远低于1970年以前的生产水平。自从工业化以来，在历史变革中，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动**。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1986年10月27日发生在伦敦金融城的所谓“大爆炸”：为交易商提供的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高度复杂的计算机网络，取代了股票经纪人在证券交易所大楼里成群乱转的古老景象。这反映了资本市场的新国际主义。资本市场也有助于修复伦敦东区——数十年来这一区域一直被忽视。“雅皮士”(yuppy，年轻上进的专业人士)的社会现象，被广泛讨论并经常被谴责，他们大多是从事股票经纪、投资或商业银行业务的高收入青年。
对于许多英国公民来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危机之后，生活突然变得更加舒适。住房持有率继续提高，到1987年底，三分之二的人口拥有自己的住房。持有股份也变得更加普遍。政府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如电信系统、英国天然气公司、不列颠石油公司和机场(在80年代末供水和电力公司也实行私有化)。相反，工会在公众中的受尊重程度在下降，甚至工会成员也从1980年的1300万人左右下降到1987年的900万人。
在这个时期，英国并不是文化贫瘠之地或智力上缺乏冒险精神。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家仍然非常有创意。几位英国著名建筑师获得了国际知名度，如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师)。英国音乐界从未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繁荣昌盛，伦敦似乎是世界音乐之都；在利兹、卡迪夫和其他地方，出现了管弦乐和歌剧的重要新发展。英国的文学周刊保持着高质量。英国广播公司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传播机构，其影响力因士气和收入下降而受到削弱——虽然与撒切尔政府的纠纷分散了很多精力。尽管从1981年开始，政府实施了开支削减政策，大学在文科、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包括医学)方面仍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
一位美国评论员伯纳德·诺斯特(Bernard Nossiter)甚至在70年代末声称，英国表面的经济衰退和失业，其实掩盖了一些更积极的东西，即：创造性地利用闲暇。英国中产阶级和熟练工人阶级反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大规模生产的常规模式，并选择更大程度地摆脱自动化劳动的苦役。这种观点可能过于乐观，忽视了古老的工作实践和管理惯性中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阻碍经济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此外，英国文化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受到技术创新失败和创业精神减弱的威胁。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在80年代中期遇到的“人才流失”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被吸引到大西洋彼岸去了。工业革命以后的两百年里，英国人仍然不愿意以现代化的模式来培养他们的科学天才。然而，尽管有这种明显的弱点，英国人才并不一定不能够应对社会激变和工业弱点之外的新压力，而不仅是承担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贸领头羊和国际地位的负担。
这些和其他事态的发展，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带来了新的生机。在1987年6月的大选中，尽管工党在新领袖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领导下构成激烈的竞争，保守党还是再次轻松获胜，占375个席位；工党占229个席位，而衰弱且涣散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则只有22个席位。因此，撒切尔夫人成为自1812至1827年利物浦勋爵以来，第一位赢得三次大选的首相——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保守党在竞选活动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声称他们已经恢复了国家的繁荣，也是国家安全的可靠保护者。工党的单边核裁军政策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在蓬勃发展的英格兰南部，工党四分五裂、观念陈旧，不可能获选。
另一方面，选举结果显示，英国内部的区域鸿沟非常明显。保守党的大量选票来自南部和中部地区，但在北方的工业城市失势。在威尔士，工党得到5%的摇摆选票；在苏格兰，这个数字是7.5%。人们谈论着南北方之间的基本社会鸿沟：南方日益繁荣，充满自信；北方在腐朽没落，高失业率，城市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不到位。19世纪40年代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描述的“两个国家”，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那么泾渭分明。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显示出一连串既分裂又稳定的因素，两种因素脆弱地共存着，破坏的力量十分明显。在北爱尔兰、工业界以及城市中的黑人聚居区，社会问题显而易见。政治共识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新挑战：由本恩领导的新马克思主义工党左派；准法西斯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思想；或者是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表现出的贵族精英主义。传统的关系(年轻人对待他们的父母、“女权主义”的妻子对待丈夫、工人对待雇主和工会领袖、学生对待他们的老师、公民对待法律和秩序的监护人等)似乎在不断发生变化。《英国正在死亡吗？》是1979年一本耐人寻味的书。相比之下，英国的稳定性往往表现为对古典模式和祖先怀着类似于宗教的崇敬，如对王室的崇拜，或者模糊的“遗产”概念——这往往需要有选择地和感性地阅读英国历史。
1987年大选后，撒切尔夫人的政府陷入混乱，显著加剧了公众的不稳定。在这十年(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奉行货币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力量；挑战教会、大学和地方政府等机构；凭借首相本人几乎无敌的个人优势，撒切尔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国内，一些更激进的提案遇到了重大反对意见。政府试图将市场力量引入教育领域，甚至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怒。一项以社区费(或“人头税”)取代家庭税收制度的提议，招致全国各地的抗议。毕竟，早在1381年，生来自由的英国人在瓦特·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就曾起义、反对征收人头税——这一段记忆仍然在流行。更为灾难性的是，政府做出了一个不明智决定，即1989年首先在苏格兰征收人头税。这使得苏格兰的专业人士、中产阶级舆论更加疏远保守党。在爱丁堡举行了一次多党制宪会议，会议制订了把税收权力下放给苏格兰议会的计划。
最严重的是，经济的表面复苏开始不那么可靠了。首先是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市发生大崩盘，股价下挫了22%。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的减税政策，现在被视为导致巨额国际收支赤字的罪魁祸首——创下20亿英镑的最遭纪录。失业率大幅上升，英镑承受着贬值的压力。更糟糕的是，政府主要夸耀的征服通胀，现在受到消费信贷和消费热潮的威胁。银行利率飙升至15%——每位按揭买房者都感受到了这种影响。更甚者，劳森与首相就欧洲政策进行了激烈争吵之后宣布辞职；随后，最新任命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也辞了职。
撒切尔夫人自己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她充满个性、专横的领导风格，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负债资产”。她在外交事务中的“强硬”名声(可以追溯到福克兰群岛战争)，现在也似乎不值得信赖——特别是与英国的欧洲伙伴就统一货币问题一再发生争执的时候。与此同时，工党对尼尔·金诺克的“新现实主义”做出调整，变得越来越温和，因此更受选民欢迎；工党还放弃了对大规模国有化和单方面核裁军的承诺，以及其对欧洲的敌意——并在此过程中开始排挤拥护本恩的极左翼残余分子。在1990年的夏天，英国政治的巨变可能即将到来。
秋天，巨变如期而至。面对多名内阁成员辞职、补选失败以及对欧洲事务和经济的困难，撒切尔夫人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1月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挑战了她的党内领导地位(实际上是首相职位)。赫塞尔廷是辞职的前任内阁同僚之一。尽管撒切尔夫人赢得了第一轮投票(204票对赫塞尔廷的152票)，但她遭遇的党内反对意见，足以迫使她辞职。像1922年的劳合·乔治和1940年的内维尔·张伯伦一样，是保守党的后座议员，而不是选民，把她拉下了马。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利者是约翰·梅杰(John Major)，一位鲜为人知的英国财政大臣，也是一位看似温和的人。因此，他成为首相，引领国家从持续十一年之久的“撒切尔主义”过渡到更加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进入千禧年
1990年撒切尔的倒台，如同1922年劳合·乔治的倒台一样，都是极其痛苦的。随着前任领导的离开，似乎开启了一段更加平静的时期，梅杰称之为“一个国内和平的国家”。作为促进统一之举，梅杰把撒切尔的主要对手赫塞尔廷请进了内阁。国家曾有过一段平静时期。不受欢迎的人头税被取消。1991年2月，英国参加海湾战争，英国的装甲部队和喷气式战斗机出色地协助美军和其他“联合”部队把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部队赶出科威特——此举曾一度为政府赢得广泛支持，即使现在没有“福克兰群岛因素”来推动保守党的事业。
重要的是，梅杰似乎在欧洲问题上弥合了党内的分歧。1991年在谈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简称《马约》)的过程中(该条约加快了欧洲的一体化，包括1999年开始使用的统一货币)，英国政府似乎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英政府从欧洲伙伴那里赢得了将来从货币联盟中“有退出选择”的权利，以及保障工人的权利和最低工资的“欧洲社会宪章”，成功维护了保守党表面上的团结。
另一方面，撒切尔统治后期仍然面对各种基本困难，尤其是经济的衰退。这一时期，英格兰中部的中产阶级日子最不好过：工作不稳定、住房按揭利息高、陷入负资产和房价下跌。铁路系统的新一轮私有化，也引起了极大争议。
由于保守党的天然支持者遭遇了所有这些问题，而且在欧洲事务上，保守党也是困难重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保守党将在1992年的大选中输给工党——当然，至少民意测验是这么显示的。但是结果证明，这些预测是误导性的。约翰·梅杰以朴实无华、诚实守信、从不耍诡计的良好形象脱颖而出。他意外获胜，为保守党赢得336个席位；工党获271个，自民党仅20个。政府赢得了“埃克萨斯人”的支持——这些人爱国，平时喜欢阅读《太阳报》，是生活在像巴西尔登(Basildon)这样的新兴小镇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保守党和工党分别获得41.85%和34.16%的选票；保守党的整体表现比议会的席位数量所反映的还要出色：共赢得1420万张选票，创历史新高。选民们似乎并不相信工党领袖金诺克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对多数选民来说，工党仍然是一个过时的、注重阶级意识的政党，而不能给人们带来繁荣的未来。保守党已经连续赢得了四次大选，这是自19世纪《谷物法》废除之后的自由党前身辉格党以来的最佳成绩；看起来，保守党注定要继续保持它的优势地位。
然而，实际上这次选举只是延长了导致保守党四分五裂的分歧和痛苦。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崩溃降临。无论是保守党还是首相，都无法从这次创伤中恢复过来。英镑面临巨大压力，英国政府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RM)，并使英镑对所有主要货币贬值。这对梅杰首相和拉蒙特(Norman Lamont)财政大臣是一次致命打击，瞬间毁掉了保守党善于管理经济的美誉。保守党的支持率在民意测验中直线下滑；工党的支持率有时候超过保守党30个百分点。而且在接下来的四年半里，工党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似乎无力挽回败局。
经济复苏需要政府削减支出、增加税收。1993年克拉克(Kenneth Clarke)接替拉蒙特担任财政大臣，情况才慢慢好转。还有其他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撒切尔的旗舰政策：工业和公用事业的私有化失去了光泽。公众发现，私有化的火车经常不守时，私有化的税务公司在夏季出现断水现象，还有公司高管的薪水也增长太快。
然而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政府曾一度取得一些进展。1993年末，梅杰与爱尔兰总理成功签订了《唐宁街协议》。第二年新芬党宣布停火。此次停火持续了将近两年。和平重新回到冲突不断的贝尔法斯特的街头，英国军队也逐渐撤出。但是1996年在金丝雀码头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表明脆弱的和平是暂时的。自从1922年爱尔兰分裂以来，支持统一的新教徒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政治鸿沟，其实一直没有缩小。跟皮特以后所有前任首相一样，梅杰没能弥合北爱尔兰世代的教派分歧。
尤其是，保守党被欧洲关系所困扰。1991年签订的《马约》并没有成为建立和谐的平台，而是导致选举失败的定时炸弹。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麦克米伦和希思的领导下，保守党成为更亲欧的政党，而工党更加敌视欧洲。现在它们的立场完全颠倒过来了。工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把英国送上欧洲舞台的中心，包括《欧洲社会宪章》和最低工资，受到各工会的热烈欢迎；而保守党内部意见不一，因为撒切尔执政后期出现的欧洲怀疑主义或者恐欧盟症变得越来越狂热。
推动反欧情绪的，不再是帝国发出的警告，而是英国的国家独立受到了威胁。《马约》被认为是对王国主权的挑战，因为议会将受到压力倾向欧洲共同体，并接受欧元，去除英镑在历史上的卓越地位，因此该条约成了争论的焦点。关于欧洲问题，保守党内阁也是意见不一，如同1903至1905年的内阁关于关税改革和帝国问题一样龃龉不合。梅杰跟当年的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一样无助且优柔寡断——1906年的结果是，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
在下议院，保守党的不同派别就《马约》和欧洲问题进行的争论，年复一年。党内分歧导致在补选和地方政府选举中受损，直到保守党在基层几乎消亡了。199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工党赢得64个席位，而保守党只有18个，自民党2个；此后的情况越来越糟。关于食品的各种争论使事态更加混乱。小牛肉、羊肉以及在英国水域的捕鱼权，据说都受到了来自布鲁塞尔的威胁。最糟糕的是，英国暴发了疯牛病，这种传染病导致了几人死亡，对公共健康构成重大威胁。以德国为首的欧盟禁止英国牛肉出口到大陆。疯牛病也是撒切尔放松动物饲料监管政策的结果，但是这件事引起了英国牛农、保守党普通议员和广大恐欧盟人士的大规模抗议。1996年夏季兴起了一股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反德浪潮。小报，如默多克控制的《太阳报》，煽动民粹主义者的仇外情绪。但是牛肉出口禁令没有取消。梅杰在恐欧盟的批评人士毫无理智的攻击下，被迫于1995年辞去党魁职务，但轻松击败了一位右翼挑战者约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这一事件凸显了梅杰在政治上的长期软弱性。
90年代中期，百姓生活的基调和风格比政府的政策更能体现一种理想破灭和愤世嫉俗的情绪。政府意外陷落性丑闻和金融丑闻的泥潭，使人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那是漫长的一党执政的初期阶段。一个生僻的词“污秽”(sleaze)表达了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印象，反对梅杰和他的政府的小报们也在不遗余力地煽风点火。一批次要政府部门的大臣卷入了性犯罪，并被迫辞职。即使在道德宽容的时代，这些行为如果是在政治家身上，也是不可接受的。对保守党尤其难以接受，因为该党不明智地宣称自己崇尚“家庭价值观”，并鼓励民众在道德上“返璞归真”(go back to basics)——在这个模糊的短语里，潜伏着危险。
更糟的是，政治家们与商界和金融界存在着隐秘的联系——揭示了威斯敏斯特的深层腐败。大臣们和普通议员被曝光接受了来自私人公司和中间游说集团的未申报财物，导致几名大臣辞职。
政策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内阁大臣在斯科特调查中被公开谴责，调查报告指控他们在1991年之前瞒着议会把军火卖给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这些武器被伊拉克用来对付英军)。同时，诺兰委员会(Nolan Committee)谴责公众生活标准，并呼吁更大的透明度。
依据美国或者意大利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英国政界的违法行为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英国从18世纪末就开始根除腐败了。根据英国的标准，这些行为是令人震惊的。政府即使不腐败，也显得对腐败掉以轻心；而作为首相的梅杰，要么不知道实情，要么对此不够重视。
保守党的人气衰弱了，普遍的“污秽”使得90年代中期成了幻想破灭的时期。像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我们所在的国家》(The State We’re In)和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的《不对任何人负责》(Accountable to None)(都出版于1995年)等批评性作品，都谴责了后撒切尔英国的社会不平等、中央集权和淡化的社区意识；赫顿呼吁公民权利和共和国的团结。许多机构都受到了攻击，甚至君主制本身也面临一波自从摄政时期以来未有过的大众批评。私密的家庭问题刺激了这种批评，比如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分居和离婚；同时有人批评女王的财富、生活方式，以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温莎城堡失火后，动用了公共资金来修复，导致大规模的批评。1992年，女王称这一年是“极其糟糕的一年”。共和制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
其他方面，因罗伯特·麦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养老金丑闻和莱斯银行(Lloyd’s Bank)的保险问题，人们对伦敦金融城的信心也受挫。刑事司法体系出现了警察滥用职权的案例，如伯明翰六人炸弹案(Birmingham Six)，在这起案件中证据被做了手脚。人们批评内政部侵犯人权和政治干预法律。
公众对英国社会的状态心存憎恶。在伦敦东部，高大上的后现代塔楼社区、一个生态公园，还有一个由伦敦码头区开发有限公司(Docklands Corporation)在金丝雀码头建设的小船坞——这一切光鲜亮丽，与睡在河岸街(the Strand)和林肯因河广场(Lincoln’s Inn Fields)的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财富、收入、医疗卫生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社会差距越来越大。除了像艾滋病这类较新的传染病之外，像肺结核这种早就绝迹的疾病也卷土重来，困扰着穷人。还有其他社会不稳定的来源。家庭瓦解十分迅速：离婚率高达三分之一，在欧盟国家中位居榜首，甚至高于北欧国家。像默西赛德郡等地区，长期存在年轻人失业的问题，许多不安全的住宅小区，以及城市里吸毒泛滥——这些问题在电影《猜火车》(Trainspotting)里都有所反映。该电影是根据爱丁堡作家欧文·威尔什(Irvine Welsh)的小说改编的。尽管英国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但是精神贫瘠，社会分裂。
然而在许多方面，这种感觉又是不均衡的，社会的绝望情绪被夸大了。尽管存在各种问题，梅杰治理下的英国还是越来越繁荣，大多数国民对生活非常满意。在黑人小伙史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被杀一案中，尽管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种族偏见，但在撒切尔时代的种族骚乱之后，少数族裔的境况在不断改善。随着大多数女性(包括已婚和未婚)参加工作，家庭的收入增加了；像保姆和幼儿托管人等家政服务人员的数量，自爱德华时代以来第一次出现增长。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同时非全日制和“继续”教育也开始普及。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女性达到了77岁)，带着养老金较早地退休，可以安享晚年。
出国度假变得稀松平常，尤其是1994年海峡隧道的铁路和公路开通之后。大多数家庭都可以享受集中供暖、微波炉、电视或个人电脑等生活的舒适和便捷。包括因特网和数字服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更多人可以在家里上班，并获取大量的知识。到2000年，英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2500万。城市生活开始复苏，像格拉斯哥、卡迪夫、纽卡斯尔或利兹这样的城市欣欣向荣，快乐的酒吧、世界各国的饭店和咖啡屋随处可见。购买国家彩票也非常流行(为慈善事业募集了大量资金)。休闲活动的流行，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普遍富裕。足球运动取得巨大成功，从欧洲大陆或南美引进外国球星，收取高额卫星电视转播费。另外，黑人足球运动员、田径运动员或板球运动员的成功，极大地改善了种族关系。
英国的大部分文化保持强大活力。伦敦仍然是出版中心；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获得了世界知名度。福斯特具有象征意义地设计了重建的柏林国会大厦，大厦于1999年开放。电影业尤其兴旺发达、充满创意，影院里的多屏幕技术吸引了更多观众。成功的电影包括历史经典《疯狂乔治王》(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由第4频道制作)及《光猪六壮士》(The Full Monty，1977年)，后者讲述的是六位失业的谢菲尔德钢铁工人如何把他们的才干转化成**表演的励志故事。媒体也充满了英国艺术和设计的活力；流行歌手辣妹组合展示了“女权”和新爱国主义。人们还谈到“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英国是流行时尚市场的领导者，如同披头士乐队鼎盛时期和“摇摆的60年代”一样。1995年至1997年，在出口增长的带动下，英国经济开始复苏，但评论员感到不解：为什么社会上明显缺少“感觉良好”的情绪？很奇怪，公众的情绪很低落。
政治因素是理想破灭的原因。但似乎也是政治，才能重新带来希望。作为过去的社会主义和工会罢工的象征，工党似乎注定永久当在野党了——但却出人意料地成为缔造更加美好世界的希望。工党的东山再起，是在金诺克领导时期，当时工党放弃了左翼政策。他的继任者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通过削弱工会的力量，继续现代化进程，并在党内会议上引入“一人一票”制度。
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在1994年史密斯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是托尼·布莱尔，一位41岁，受过公立学校和牛津大学教育的出庭律师。布莱尔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振兴了工党。他年轻俊朗的外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是英国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党魁。他声称工党已不是“工党”而是“新工党”。他在按揭购房的中产阶级中，比在工党的核心支持者工人阶级当中更受欢迎。他高唱爱国主义，高举联盟统一大旗。他说，英国在本质上还是个“年轻的”国家。他利用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作为宣传手段，让全党随时获知信息，并提升领袖的作用。他在下议院嘲笑梅杰说：“你跟随你的党，我领导我的党。”
新工党更加包容。布莱尔公开呼吁商界精英对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的支持；他试图取悦默多克的媒体机构——尽管它们曾经诋毁过工党；他甚至高度赞扬撒切尔在国有产业的私有化、提高住房持有率以及结束来自工会的束缚等方面的成就。他的模式不像是出自旧工党〔该党从凯尔·哈迪(Keir Hardie)到詹姆斯·卡拉汉，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更像是澳大利亚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或者克林顿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民主党。
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不遵循教条主义的工党。该党拒绝国家计划、国有化、福利待遇普及化、收入再分配，以及与工会的联系——与工会保持联系曾是1945年艾德礼领导的工党的特点。布莱尔发起了一项成功的运动，在1995年否决了致力于国有化的第四条党章。由于保守党的失败，工党在民意测验上大幅领先，布莱尔主宰了英国政坛。
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获胜。民意测验结果在这轮选举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保守党遭遇了比1945年或1906年更惨的大溃败，实际上是自惠灵顿公爵于1832年抵制《选举法修正法案》(Reform Act)以后，最严重的失利。10.9%的摇摆选民倒向了工党，工党赢得419个议会席位；而保守党只有165个；自由党获得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高：46个席位。五位内阁大臣丢了席位；代表英格兰郊区的选票大规模倒向工党，包括撒切尔在芬赤利(Finchley)的席位。所有主要城市的选票也投向了工党，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没有一个席位回归保守党。
这轮大选的另一个特点是，120多名女性被选为议员；其中100多名来自工党，都属于中产阶级——至此，工党中工会的因素基本上消失了。这是英国选举史上最了不起的大换血，这是对保守党执政缺位的不满反应，这种不满，从八年以前撒切尔实行人头税以来就开始累积了。44岁的布莱尔成为维多利亚时期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并很快树立了个人权威。
工党的上台过渡期顺风顺水，经济迅速好转。这是历史上第一届上台的时候没有遭遇金融危机的工党政府；上台之后，经济继续保持稳定：信任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执行审慎的金融政策；恪守竞选前的承诺，即维持保守党的税收和支出限制；利率将由独立的英格兰银行委员会而不是政客来决定；股价指数从1997年5月的4300点上升到2000年底的6000点左右；在许多国内政策上，政府长期奉行谨慎甚至保守主义原则，尤其是削减部分福利系统的支出，以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并提倡“工作福利”的道德准则；许多左翼人士的抗议被置之不理；医疗卫生体系的支出水平引起了很多争议，直到2000年夏，政府大幅增加投入才罢休；政府对企业执行体谅、友好的政策；在维护法律和秩序上立场坚定；并首次开始收大学学费——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一个原本中间偏左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同凡响的。另一方面，政府实施家庭纳税减免政策，提高向儿童的投入，以及设定工人的最低工资(起初的标准是时薪3.6镑)——这些举措，带有财富再分配和渐进的社会主义色彩。
关于欧洲事务，这届工党政府似乎比前任更加积极。但是布莱尔跟梅杰一样，不愿意加入欧洲统一货币体系。他的直觉既亲欧又亲美。在第二次大选之后的某个时间，举行了公投。然而在北爱尔兰，政府终于在几十年的暴力之后取得了难得的突破。1998年4月的耶稣受难日，新芬党和统一党的领袖坐在谈判桌前，达成了协议。协议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根据在苏格兰的模式，在贝尔法斯特成立一个由108位成员组成的大会；来自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部长组成一个跨境委员会，负责处理安全和其他事务；还成立了英-爱委员会(British-Irish Council)。这是自1922年爱尔兰独立以来，阿尔斯特的政治家们意见最一致的时候，同时也是布莱尔一项非凡的外交成就。一个月后，在北爱尔兰举行的公投中，该协议得到71%的支持率，包括占多数的新教教徒。在消除武器方面经历了许多困难，随后在1999年11月北爱大会开始运行，在统一党领袖大卫·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的领导下，新芬党的部长们担任着各个要职。然后，这个被捧成“历史性”的新动议陷入停顿，因为内部分歧导致北爱大会暂停了。2000年夏，大会临时恢复工作，但是在“游行季节”(marching season)，北爱的气氛仍然紧张，和平进程依然不稳定。
北爱协议暗含的联邦制度，与一个国内的领域方向一致，在这个领域工党政府非常激进。在一系列体制改革中，政府通过投票把上议院的世袭议员清除出去，到2000年底仅剩下92名上议院议员。《欧洲人权公约》的内容被纳入英国法律中，政府还出台了一项措施来扩大信息自由。更了不起的是，1997年9月工党组织了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分权的公投。苏格兰人以压倒性多数支持在爱丁堡成立具有税权的苏格兰议会。在威尔士，以微弱多数(0.3个百分点的优势)支持成立由选举产生的大会。但是公投的结果将对联合王国的集权治理带来重大改变，联合王国自从1707年的《联合法令》以来就存在了。有人甚至预测，英国不再可能保持统一了。1999年夏苏格兰议会成立，议员依据各选区调整后的人口比例选举产生，工党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也有不少民族党席位。随着英国进一步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苏格兰议会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国内的多元化和跟欧洲的融合，会导致政府结构松散，法律、议会和内阁的角色会发生转变，关于英国的身份认同会产生不同的观点。有一些人看到这种趋势，产生了激进的英国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了后帝国的世界、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会以一贯的冷静去接受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
随着布莱尔政府稳住了脚跟，2000年1月，英国人民以喜悦的心情迎接新千年的到来。比起十年以前撒切尔夫人倒台之后的情形，人们现在的心情很是放松。经济在复苏；社会安宁，包括北爱；性别平等取得进步；少数族裔更广泛地融入主流社会；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忙于处理分权初期阶段的事务。至少在这个时期，英国似乎找到了自己觉得相对舒服的风格和国际领导力。
当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不同阶级、不同性别和不同代人之间的互动，像婚姻、家庭和为人父母这样的社会基石，都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而且打破了传统的结构。2000年7月做的一份官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30年里，财富、机遇和生活方式的差距几乎没有缩小。英国仍然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来自有职业的和无技能的家庭背景的孩子，在教育前景和人生机会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来自后者家庭的女孩，很可能在十几岁就当了未婚妈妈，而不是去继续求学。
古老的机构难以应对现代潮流。英格兰圣公会很难适应世俗的时代；像女牧师的授任这样的问题，增加了教会的焦虑。2000年，只有少数年纪大的人参加基督教仪式。不信奉国教的道德心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遗留产物；由于教会组织负债累累，威尔士的不少小礼拜堂关闭了。天主教会(爱尔兰人一般信奉天主教)因其反对堕胎而受到抨击。除了生活在偏远的苏格兰西部群岛的加尔文教徒之外，周日不再是主的日子，而是人们购物、驾车出行、看电影和踢足球的放松机会。重要的是，多年以来，来自印度次大陆和部分中东地区的移民数量增速较快，发展最快的宗教团体是伊斯兰教。
王室成了最近一场动**的众矢之的。有人预测，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去世后，查尔斯王子可能不会继承王位。但是1997年8月31日，查尔斯离婚的妻子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中丧生，人们爆发出非同寻常的感情宣泄。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她举行的葬礼上，人们倾泻出他们的巨大悲伤——因为对他们来说，她既是占据小报娱乐新闻头条的魅力标志，又是权势集团的局外人；她同情社会的受害者，如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单亲母亲和亚洲少数族裔等。她的葬礼或许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君主制的依恋，即使以漫不经心、不是那么恭顺的方式表达出来。2000年8月，伊丽莎白王太后举行百岁生日庆典；隆重的场面表明，公众对王室还保留着爱戴。澳大利亚曾举行建立共和国的全民公投，但是失败了。英国共和国似乎还很遥远。
在某种程度上，托尼·布莱尔代替了戴安娜，成为权威的灯塔而不是“风中之烛”(在葬礼上人们这么称呼王妃)。尽管媒体上笼罩着阴郁情绪，民调显示出人们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在西方世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没有英国人愿意移居国外。对新工党的热情，在2000年的大选中有所减损。保守党领袖黑格(William Hague)在民调中取得一些进步。人们一再抱怨政府公共支出不足，尤其是医疗卫生和铁路，人们还担心像转基因作物等环境问题、民粹主义青年文化、黑人社群的愿望，以及南北经济鸿沟。但是所有的不满都未超出现有的社会结构。英国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没有诞生种族主义右翼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