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欧洲，极权主义席卷了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陷入了混乱；相比较而言，英国表现出惊人的稳定。英国的社会和文化等级变化很小。议会、法院和以牛津和剑桥(几乎完全是公立学校的保护区)为首的高度分层的教育体系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声望。面对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个君主国巧妙地回应以微不足道的变化，以此来保持其尊严。例如，乔治五世出席温布利杯决赛，这是工人阶级一年一度的节日。1935年乔治五世的银禧年登基纪念，也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欢腾。甚至与爱德华八世退位相关的短暂危机，也没有使君主制受到什么损害。英国仍然与一个饱受冲突**的欧洲大陆相隔绝，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民族知之甚少。
在艺术领域，30年代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繁荣和充满创造性的时期。在诗歌中，最重要的人物仍然是T. S. 艾略特，一位出生在美国的保守的英国天主教徒。他的《四个四重奏》从1930年开始陆续问世，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事实上，艾略特越来越认为戏剧是一种更适合的艺术形式，他从《大教堂的谋杀案》(1935年)开始戏剧创作。这部戏剧是对托马斯·贝克特殉道的最有分量的评论。然而，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们强烈反对脱离于20年代的布鲁姆斯伯里精神。在当时的漩涡中，年轻的诗人如奥登(W. H. Auden)、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和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奥登的著名诗歌《西班牙》(1937年)受到他在内战中短暂服役的启发，成为当时文学潮流的缩影。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年轻的诗人，即使实际上没有成为共产党人，也与一种新马克思主义亲近。与之相反，当时的两位更出色的年轻小说家伊芙琳·沃(Evelyn Waugh)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都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尽管两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其他观点截然不同。
英国音乐的波动性较小。国王御前音乐家埃尔加于1934年去世，不过他自从1919年创作了惆怅的、描绘秋天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就没有什么新作品问世了。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和弗雷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的浪漫主义流派，不得不与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和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追随者的不成调的甚至毫无结构的试验性风格相竞争。阿诺德·巴克斯(Arnold Bax)和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音诗，是一种当代流行的全音阶作曲技巧，深深地根植于英国传统的曲调和主题，是现代音乐融洽地与本土音乐传统相结合的典范。
在视觉艺术方面，30年代是一个充满**和创新的时期，无论是在雕塑还是在绘画中。约克郡矿工之子亨利·摩尔(Henry Moore)和他的弟子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的作品，让英国雕塑焕发出新的活力。另一位先驱是画家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的妻子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在此期间，英国绘画也异常活跃，从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的乡村基督教象征主义到保罗·纳什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成功融合。在各个方面，30年代的英国都比以往更为出色。在建筑和设计方面亟须创新，建筑师诺曼·萧(Norman Shaw)、查尔斯·沃赛(Charles Voysey)和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的鼎盛时期是在1914年以前；从那以后，建筑设计不再墨守成规。从体现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德国包豪斯(Bauhaus)的影响的大型公共建筑，到带有新艺术风格或装饰艺术色彩的工厂和电影院，再到普通但重要的地标(如弗兰克·皮克和霍尔登的伦敦新地下火车站)，英国建筑体现了许多反叛色彩和真正意义的解放。在一个更容易理解的层面上，皇家艺术学院和流行艺术节(如亨利·伍德爵士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伦敦“逍遥音乐会”等)所展示的新生活，体现了某种文化进步——如果算不上文化革命的话。
从各个方面来说，30年代的英国，在较老的工业区之外，展现的是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文化想象力也使国家充满活力。但局势在1937年发生突变，不是因为任何直接的国内不团结或争论，而是因为来自外交事务的影响。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的大部分内部和谐都建立在一成不变的外交政策之上。凯恩斯于1919年所表达的情绪，在1922年把劳合·乔治赶下了台——现在这种情绪已渗透到整个社会。右翼不愿参与海外军事冒险的做法，遭到了左翼的抵制；左翼坚信1919年的和平解决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报复性的，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是民族和帝国之间对抗的产物，而不是为了建立更和谐的世界。在20年代，英国的国防逐渐削弱——公众几乎没有抗议，因为想当然地认为未来十年内不会发生重大战争。战舰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尤其受到削减，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的时候最热衷于这么做。这之前在新加坡竣工的巨大的新海军基地，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主要的军事目的是确保对印度的统治。但出于对甘地和国会运动的逐步和部分妥协，使得在次大陆的英国驻军从1925年的57 000人缓慢减少到1938年的51 000人。同样，与爱尔兰自由邦的关系日益和谐，最终达成了1936年的“协议”；并且勾销了爱尔兰欠英国的所有债务，减少了陆军或海军的另一个潜在难题。
即使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担任德国总理之后，30年代初期英国公众的情绪仍然是淡漠的。英国的工人运动也倾向于和平主义——除了少数例外，例如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它代表右翼国民政府，对武器预算投反对票。在社会主义左翼，有一些人民阵线的拥护者，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他敦促需要与苏联结盟，并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国际不和的真正补救办法。相反，大多数保守党都不希望采取冒进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自从鲍德温对人们说，未来的战争很大程度上由空中力量决定胜负，不可能有真正的防御——轰炸机总能穿过防线。面对1931年中国满洲里或1935年阿比西尼亚的危机，保守党几乎没有热情去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有一些右翼分子，特别是一些新闻业巨头宣称，英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之间有共同点，两国都是条顿人的后代，都反对共产主义。一群政治家和记者在马洛(Marlow)附近的泰晤士河畔的克里维登(Cliveden)的阿斯特勋爵和勋爵夫人(Lord and Lady Astor)的豪宅里寻求庇护。人们普遍认为，外交部的想法正在朝着这一路的方向转变。
当行动的时机显现时，公众舆论是抵制的。希特勒德国于1936年初进入莱茵兰，直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只有少数声音呼吁英国做出军事回应——如孤立且不受欢迎的丘吉尔。早些时候，针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公众普遍赞同外交部的绥靖政策，尽管有些尴尬。实际上，意大利人被允许占领位于非洲之角的这个古老的帝国，有英国一点点的经济或军事参与。对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精神做出了正式承诺，但他们合起来的力度远远不够。在阿比西尼亚危机期间，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爵士被作为一个公共牺牲品一样推到幕前——但很明显，对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绥靖政策是英国政府的集体决定。现在可以查到的内阁纪录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如何，霍尔几个月后几乎没有争议地重新进入政府。在西班牙，一个左翼民主选举产生的共和党政府，遭到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进攻，后来右翼势力得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武装援助——对此，英国政府恪守“不干涉政策”，即使这意味着西班牙的民主最终会被消灭。1937年10月，一位强势人物内维尔·张伯伦出现了，他信心百倍地致力于积极、主动地寻求与法西斯独裁者的妥协，而不是鲍德温的被动的绥靖政策，再次强化了英国不想参与欧洲事务的情绪。政府内的主要人物，如霍勒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爵士和亨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驻柏林大使)，推动了这项政策的出台。
然而，在各个层面，公众情绪突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政府也开始转向需要彻底改革国防，特别是在空中。从1935年起，国家正在组建一支新的以战斗机为基础的空军，以最新技术为后盾，包括“雷达”及其他防空和防御系统。通过像提萨德(Henry Tizard)和他的竞争对手林德曼这样的人，当权者偶尔再次听到科学创新的声音。到1937年，重整军备计划显然已经启动，尽管有来自财政部的压力——财政部关注计划对收支平衡的影响。私下里，人们现在已经知道，英国与美国建立了更广泛的经贸联系。英国仍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而美国一国就可以承担英国武器计划的开销。更广泛地说，公众的心理受到西班牙内战事件的深刻影响。不仅像奥登这样的诗人或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散文作家，而且许多与国际纵队并肩作战的英国工人阶级志愿者，也正在被推向新的国际主义。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将希特勒政权和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的真实情况告知了英国公众。即使在工党的左翼分子中，像贝文和沃特·西特里尼(Walter Citrine)这样的工会领导人，也在积极反对奉行新和平主义的工党政客，因为他们拒绝向法西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会和劳工团体提供武装援助。张伯伦是一位非常不善于随机应变的首相，所以他更难以维持平衡。
德国在1938年发动了一些列军事行动，占领了奥地利，随后威胁捷克斯洛伐克(表面上代表波希米亚西部边缘的苏台德德国人)，这些事件在英国造成了全国性的良心危机。张伯伦做出管理上的果断回应。他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最后于1938年9月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实际上，他纵容了德国人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吞并苏台德地区，而不会遭到英国或法国的武装报复。在短时间内，这种投降政策似乎也顺应了公众的情绪。张伯伦以胜利的方式回归，以一种不祥的语言宣布，我们还处在和平时代。但这种放弃责任的行为再也站不住脚了。有些人声称张伯伦正在寻求喘息空间，为了让英国在后来的军事方面更有效地对抗德国——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内阁审议纪录的支持。来自丘吉尔及其同僚，甚至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新近从外交部辞职以抗议张伯伦的外交政策)的批评之声，现在更加符合民众的情绪。到1938年底，慕尼黑显然要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民主国家发动武装侵略；英国全国一片愤然。自1916年劳合·乔治以来最强大的首相张伯伦，在几个月前还坚不可摧，突然受到众人的指责。要加紧步伐重整军备，政府与工程行业的工会开始新的谈判，试图加快弹药和飞机生产。
当希特勒于1939年3月最终入侵布拉格时，英国公众的愤怒爆发出来了。张伯伦因外界压力而被迫做出保卫波兰的军事承诺——波兰位于远离英国海岸的东欧，并且不能保证苏联将协助保护波兰的东部边界。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都没有干预欧洲大陆事务(可以追溯到1812年半岛战争的结束)，现在突然发生了逆转。政府被惊恐的舆论所淹没。英国甚至想与苏联正式结盟——虽然事情进展缓慢，以至于苏联在8月与德国签订了协议。在夏季，有一种新的情绪弥漫开来，决心倾全国甚至整个帝国之力抵抗德国的侵略。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在几次尝试修补、最后一分钟妥协的努力无果之后，张伯伦在9月3日的广播中宣布：英国已向德国宣战。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即使是力量微弱的共产党——其中许多领导人物反对莫斯科的官方路线，也加入了反法西斯的事业。在下议院，工党成员亚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代表英格兰“发言”——实际上他的演讲也代表了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帝国的其他领地。
在围绕绥靖政策的争议的后期阶段，公众辩论的气氛变得前所未有地激烈。30年代初的自满情绪被搁置一旁。国民政府和工党之间就很多问题存在持续的敌意，如无休止的失业、“失业救济金”的丑闻和“经济状况调查”的操作等。除此之外，“慕尼黑人”(张伯伦、西蒙、霍尔和他们的追随者)跟由丘吉尔领导的民族主义批评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丘吉尔谴责懦弱的绥靖政策是可耻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上，英国的左翼和右翼都一致抗议，这在西班牙或阿比西尼亚事件时还未出现。国内和国际矛盾加在一起，让英国社会成为一个充满**的、动**的整体。张伯伦是30年代总体繁荣的设计师、郊区中产阶级的伟人和这十年的主导者，现在突然成为骗人的、腐朽的政治秩序的象征。1940年，两位年轻的激进记者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和弗兰克·欧文(Frank Owen)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强烈谴责张伯伦是难逃其咎的“罪人”——这可能是自威尔克斯(John Wilkes)时代以来，对政府最严厉的批评。
在这个时候，由张伯伦主持的政府，很难使英国社会为一个共同的事业团结在一起。然而，如1914年8月一样，英国团结在了一起。实际上，当1939年战争爆发时，所有地区和阶级都还达成一致意见。与1914年一样，公开的宣传是：这场战争是代表被压迫民族和受迫害种族的一场圣战。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为了这样的一场圣战；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比1914年更是必要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为了不同的动机而参战，或者是为了政治领域的不同优先追求。但是仍然存在广泛一致的迫切要求，以达成新的共识。如同20年前，面对全面战争的挑战和动**，英国重新获得了团结和民族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公众情绪明显不如1914年8月之后的那么激愤或强硬。一战时的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现在都**然无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战争初期的奇特特征。在1940年4月之前的所谓“虚假战争”期间，战斗似乎很遥远，几乎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这是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说《打出更多旗帜》(Put Out More Flags)中所描绘的、一个充满好奇的模糊阶段。英国采取了大规模的空袭预防措施：公园里挖了战壕，向高空释放拦截气球，在公共建筑物上部署防空武器。向男女老幼分发了3800万个防毒面具；把几十万的学童从主要城市撤离到可能更安全的偏远农村地区(尽管许多人后来又逃回家了)。食品、衣服、汽油和其他商品的配给供应，突然变得司空见惯。起初，战争本身显得波澜不惊，喜讯从远方传来——如英国海军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是在1939年末，德国战列舰“格拉夫斯佩”号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港外的普拉特河(River Plate)河口，被英国三艘较小的战舰逼入绝境。
公众情绪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在政府态度的模棱两可上。虽然内阁已经重建，把丘吉尔纳入了其中——如同1914年一样他回到海军部；但是掌权者仍然是原班人马，依然是1931年的国民政府。特别是工会，对一个仍由工会的老对手和阶级敌人张伯伦领导的政府深表怀疑。接着在1940年4月，冷战开始升温。德国人入侵了挪威，在纳尔维克(Narvik)打散了英国海军和陆军。不久之后，荷兰和比利时被占领，法国军队在无序的撤退中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列颠群岛本身的安全，现在已经面临着明确且紧迫的威胁。
30年代的旧政府不能再这样存在下去了。在1940年5月7日至8日的下议院中，80名保守党人反对张伯伦的领导。两天后，他辞职了。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战时内阁首相，工党和自由党都加入了政府。首相的变更，总体上没有1916年12月那么明显的阴谋。事实上，丘吉尔在新闻界和议会中拥有更广泛的支持基础，而且比劳合·乔治拥有更多来自陆海空军高级指挥官的忠诚。
丘吉尔体现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统一情怀，他的同时代人中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战争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意义。他在电台和下议院的鼓舞人心的演讲，为他的国家在这个“最光辉的时刻”激发了新的民族意识。他能够把丢脸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描述成英国人智慧和决心的一场“胜利”。随着法国在6月中旬向德军投降，英国的领土安全受到了自1804年拿破仑一世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此时的英国孤立无援。
英国在陆军和海军方面的防御工作是值得商榷的。在国内战线，除了动员后备部队，还有一支平民组成的“家园护卫队”。在后来的喜剧片《老爸上战场》(Dad’s Army)里有滑稽的模仿，这支业余的队伍真有些搞笑。幸运的是，它的军事效力从未经受过考验。但真正的战斗在空中，现在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新闻大亨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迅速建立起喷火战斗机和飓风战斗机的储备。从8月中旬开始，德国空军发起一波又一波的闪电式空袭；最先的目标是英国机场和飞机制造厂，后来是伦敦、考文垂、普利茅斯、利物浦、赫尔、斯旺西以及其他港口和主要城市。奇迹般地，面对这种恐怖的轰炸，平民的士气和国家防御坚不可摧。在空战中，驾驶喷火战机和飓风战机的“少数”传奇飞行员(包括许多波兰人、捷克人和加拿大人)在8月至10月期间对德国空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到了圣诞节，德军即将入侵的威胁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尽管对伦敦和其他地方的“闪电式”空袭仍在继续。丘吉尔声名鹊起，人民的团结精神随之高涨。敦刻尔克和英国上空的空战，制造了无数神话——这助长了潜在的孤立主义和一种不真实的民族自力更生的感觉，导致英国战后对西欧联合的冷漠。英国人认为，在没有好战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援下，英国人凭借一己之力已经避免了敌人的占领，自1066年以来一贯如此。尽管如此，1940年的“最光辉时刻”的言辞，让人们充满骄傲和**，感觉这是成就最高的历史时刻。
战争的后期进程，尤其是海上和空中战争，对英国的国际和帝国地位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影响。这场战争起初是一场传统的欧洲冲突，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西方的力量平衡，通过在北海和北大西洋广泛部署英国海军来保持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实际上，在1941年夏天英国已经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因为英军挫败了德国登陆不列颠岛的威胁(希特勒对此一直犹豫不决)，并击退了德国的空袭。随着英国商船队的日夜运行和(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租借法案》的出台，确保了在战争剩余时间内，英国可以获得免费的食品和原材料供应，不列颠群岛本身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即使是很容易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英国船只，也还在不断增加。丘吉尔密切关注中立国爱尔兰的港口以及其反英总理德瓦莱拉(de Valera)。在1944年夏季和秋季，德军从荷兰基地发射的V1和V2导弹对英国构成了进一步威胁。尽管这种新武器令人深感震惊，并且在英格兰东南部造成生命和财产的严重破坏，但并没有严重危害国家的安全。
然而，从1940年末开始，战争很快就展现了更广泛的帝国主题。最初的冲突只是为了保护西欧和中欧免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威胁，但战争迅速变成了维持英联邦和帝国的宏大使命——正如几十年来所做的努力一样。英联邦的白人统治的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南非)立即提供了原材料、海军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此外，尤其是印度和埃及提供的信贷(在战后造成很多麻烦的所谓“英镑结余”)帮助英国购买物资，并部分弥补了海外资产损失和“隐形”收入的下降。1941年6月苏联参战；1941年12月，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之后，美国也进入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演化成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战斗在每一个大陆和每一个大洋打响，大英帝国的庞大结构也受到严重威胁。
英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许多努力，都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的传统交通线路——以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及其腹地的军事基地为中心，因为这里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意大利于1940年8月参战后，英国军队在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兰向意大利军施加压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军付出更大努力来保护埃及和北非的沿海地区。1941年，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将军领导下的英国军队，攻占了整个昔兰尼加(Cyrenaica)，并向的黎波里挺进，但后来被迫撤退回埃及。1942年托布鲁克(Tobruk)的沦陷，在英国国内引发一场重大政治危机，甚至使丘吉尔的地位受到威胁。
1942年晚些时候，最重要的军事活动涉及英国第八军。这支部队先是由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将军领导，后来由蒙哥马利指挥。第八军抵抗德国向开罗和苏伊士的进攻。蒙哥马利于1942年11月在阿拉曼最终取得突破，英军成功并持续穿越今利比亚，通过的黎波里，进入突尼斯。在这里，蒙哥马利与奥马尔·布拉德雷(Omar Bradley)将军率领的美国军队会师——会师前布拉德雷这支军队从阿尔及尔附近的最初登陆点向东行军。随后盟军发动的一系列战役，包括占领西西里岛，从意大利**，从安齐奥(Anzio)海滩头到阿尔卑斯山——都离不开帝国的战略交通要道，以及对地中海东部的控制。那些认为应该在1943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苏联红军的压力的人，看到在地中海地区集中这么多军事力量而感到沮丧和愤怒。然而，丘吉尔重视地中海的战略意见占了上风。1944年，英国军队再次登陆希腊，驱逐了德国人；之后又挫败了希腊左翼运动——即希腊民族解放军(ELAS)。
在远东地区，英军也在拼命维系帝国的基础。日本穿过中国、入侵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包括占领美国在菲律宾的所有基地——这使丘吉尔在战略安排上将远东地区置于中东地区之上，因为这里是日军通往印度次大陆的要道。英军吃了几次大败仗。最致命的是1941年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被日本炸弹和鱼雷击沉。随后日军迅速穿越马来亚，并于1942年2月15日迫使在新加坡的8万多英国和帝国军队投降。这场灾难，是指挥官珀西瓦尔(Percival)将军以及丘吉尔本人(他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严重错误的预判导致的结果。首相在下议院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投降”。这是帝国衰落的里程碑，例如，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向美国寻求在太平洋地区的保护，而不是向宗主国英帝国。
然而，灾难没有持续发生。日军对缅甸的进军被迫推迟了，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将军的“缅甸远征军特种部队”(Chindits)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虽然印度受到国会运动以及日军从缅甸发动袭击的威胁，英国还是维持了在印度的统治。到1944年末，英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仍然强大，即使失去马来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即使需要依赖美国的陆地和海军援助。
最后在1944年6月，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指挥下，盟军从诺曼底海滩登陆法国，战争再次在欧洲大陆展开。最后阶段的英国军事战术引发了军事历史学家的一些争议，尤其是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进军速度的延误。在阿纳姆的空降是一场灾难。即便如此，最终还是一场快速的大胜仗。1945年5月9日，蒙哥马利将军正式接受德军在吕讷堡灌丛(Luneburg Heath)的无条件投降。希特勒本人几天前就自杀了。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造成巨大破坏，当时就造成十多万人死亡，随后日本也于8月15日投降。
在整个过程中，战争紧紧牵动着民族心理，没有表现出1914年至1918年大战期间的疑虑或愉快的沙文主义。最令人满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年里，伤亡人数比以阵地战为主的一战四年间的要少得多。这一次共有27万军人在六年内牺牲，以及在国内有6万多名平民死于德国空袭。战役更具外围性，更具偶发性，最终在技术基础上更有效地进行。甚至像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样的和平运动的退伍军人也觉得，这是一场漂亮的战争。与此同时，围绕英国外部角色的所有重要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在中东和远东地区，即使英国再次控制了亚洲的中国香港、沙捞越(Sarawak)、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非洲的英属索马里等地区，帝国体系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战时会议和1945年7月至8月的波茨坦和平会议上，美国人对加速非殖民化进程感到关切。丘吉尔焦虑地发现，他担任首相，打了六年的血腥战争，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大英帝国的解体趋势。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国内，全面战争的影响同样重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二战后英国的人口格局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中央集权和控制力极强的政府，仍规范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然而，与1914至1918年不同的是，这个国家机器似乎更加公正，并且这一趋势更有可能延续到战后世界。这场战争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平等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曾出现过。乔治·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里认为，社会正在发生革命。配给供应簿、防毒面具、身份证和其他战时控制措施，平等地折磨着人们，意味着“公平分摊”的理念。“闪电战”期间，人们共同承受苦难。“被疏散者”取得了显著的影响，他们是从伦敦、伯明翰、利物浦和其他城市撤离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村社区的学童们。全国的大部分人第一次发生相互交集，尽管不一定相互了解或相互喜欢。来自城市贫民窟的疏散儿童获得了医疗服务和食品供给——意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战争意味着在30年代可怕的衰退之后可以恢复充分就业了。平等主义也鼓励了人们对社会规划的信心，即使车间和矿井口跟伦敦官僚的会议之间不一定存在明显或直接的联系。然而，结果是，怀着战时的团结精神和平等付出的精神，人们开始提出有关公共政策的新问题。在武装部队中同样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信念，这块“适合英雄的土地”不会像1918年后那样，把军人肆意抛弃。这种情绪，被战时媒体精确捕捉，包括由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编辑的插图杂志《图画邮报》(Picture Post)、《每日镜报》(Daily Mirror)，以及约克郡作家J. B. 普里斯特利(Priestley)的流行电台脱口秀。他的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式的本土激进主义风格，吸引了大批听众。
记录这种情绪最著名的文件是贝弗里奇(Beveridge)1942年11月的报告。这是出自一位严谨的学术型经济学家的报告，它概述了一项令人兴奋的全面社会保障计划。该计划由中央税收出资，包括产假福利和子女津贴、全民健康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死亡抚恤金。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项“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计划。欣喜若狂的公众反应，让这位缺乏个人魅力的贝弗里奇成了一个新名人，成为另一个“人民的威廉”；这份报告强调了社会政策在战后公共议程上的重要性，以及免费的国家医疗服务等其他优先事项。《巴洛报告》(Barlow Report，实际发布于1940年)主张对停滞不前的“萧条地区”进行彻底改革。随后，1945年的《工业分散法》(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Act)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使经济基础设施多样化和现代化，扭转英格兰东北部和南威尔士等地区的经济衰退。1942年的尤斯瓦特报告(Uthwatt Report)概述了一种新的城市规划动态方法：在主要大都市周围提供“绿化带”；对土地使用进行新的控制；并通过发展“新城镇”来接纳老城区溢出的过剩人口。所有这些战时蓝图的基础，是对1943年预算方案和1944年政府白皮书中阐述的充分就业的进一步承诺。30年代，许多社区被停滞和经济的及人力的浪费所困扰，这样的悲剧再不会重演。那时失业游行者的领袖们现在在政府中很活跃，如爱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她是代表贾罗的国会议员和1936年饥饿大游行的领导人。
支持这一社会创新潮流的是财政政策的转变；政府承诺采取反周期政策，做人力预算和需求管理。这些做法甚至被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和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爵士这样的传统主义战时财政大臣所接受。凯恩斯本人曾在财政部任职，并极大地影响了内阁强大的经济部门。凯恩斯曾经是1919年战后解决方案的主要批评者，现在不仅是制定国内预算政策的关键人物，而且也是外部财政安排的关键人物——包括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使国际贸易和货币合理化。最激进的秘方现在是在最古板的圈子中提出的：主要产业和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征收遗产税；医疗职业有薪水，还要接受国家指导。这些设想都引发了保守党和工党内阁大臣之间越来越多的争论，后座的议员也会愤怒地发飙，如直率的格拉斯哥犹太人伊曼纽尔·辛威尔(Emanuel Shinwell)和一位出色的威尔士前矿工阿内林·贝万(Aneurin Bevan)。但是，在像丘吉尔这样的传统战时领导人的支持下，这种社会和知识分子的辩论百花齐放，比1917至1918年的“重建”讨论具有更加精确的构想和更广泛的吸引力。这确实是新气象的标志。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战争为旧的价值观赋予了新的生命。显而易见，文学并没有像1914至1918年那样受到刺激；没有产生与一战时期类似的一代“战争诗人”。政府给战争艺术家提供一些资助，鼓励他们去描绘“闪电战”和其他地方的体验：亨利·摩尔、约翰·派珀(John Piper)和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是三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保罗·纳什是两场战争中的官方战争艺术家。
有趣的是，音乐是一种受到强有力刺激的艺术形式，特别是战时音乐创作得到了CEMA(鼓励音乐和艺术战时促进委员会)的赞助。海丝夫人(Dame Myra Hess)在“闪电战”期间在伦敦举行的午餐时间钢琴音乐会，表明了公众对音乐的一种新的热情。作曲家的杰出表现来自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创作了一部动人、充满人情味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孩子》)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作品。后者的《彼得·格赖姆斯》(Peter Grimes)于1945年6月首演，为英国歌剧带来了非凡的新活力。英国歌剧主要还是源自50年前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和Sullivan)的合作作品(一位是剧作家，另一位是作曲家)。在战争期间，电影也成为一种创新的艺术形式。像电影《与祖国同在》(In Which we Serve)和《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有效地利用了战时主题：分离、失去、牺牲。电影为一个商业倾向的行业注入了创造性的现实主义。
然而，在所有文化传播的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在公众心目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像汤米·汉德利(Tommy Handley)这样的喜剧演员，像维拉·林恩(Vera Lynn)这样的流行歌手，像理查德·迪姆布勒比(Richard Dimbleby)和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ord Vaughan Thomas)这样的战地记者，成为当时伟大的大众艺人和新闻传播者。在一个被不熟悉的社会和思想观念震动的世界里，英国广播公司仍然是一个基本保守、令人放心的机构，恪守对上帝、国王和家庭的承诺，关注生命的连续性和国家遗产的永久性。在六年战争的大屠杀中，这正是大众所需求的。
无论如何，民众的意识和受教育程度都日益提高。自1918年以来，英国教育没有经历过任何重大改革；由于1922年的盖德斯经济政策，政府缩减开支，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挫。工人阶层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受过中学教育；按照国际标准，在1939年之前上过大学或接受过其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非常小，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几乎全部是富裕或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只有在威尔士除外。因此，1944年出台的《巴特勒教育法案》(Butler Education Act)是战争年代的另一个社会里程碑，它设立了新的普及全面中等教育的框架，像高卢一样分为三个部分，即现代中学、文法中学和技术中学。与此同时，法案为文法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计划未来对学校建筑和设备的巨大投资，以确保更高的识字率以及社会和职业流动性。在战后的世界里，大多数落榜的学生就读于“现代”学校。尽管人们对其办学水准有诸多怀疑，但在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的男女学生必定有良好的人生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决心恢复传统价值观和思想，然而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普遍要求社会变革，甚至是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缩小。事实上，二战对英国人民最重要的遗产包括：在两种认知上的一致性：公众要求社会变革，政府部门也承认战前社会的不公正和分裂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这次变革的主要力量是现在的工会。它已经不是1918年后政府的局外人了。当时最强大的工会领导人、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贝文(Bevin)， 1940年5月被丘吉尔任命为劳工大臣，是负责国内事务的主要大臣。在他的支持下，工会与政府合作，来规范工作实践、改善工业条件，以及规划经济战略，两者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英国工会联盟(TUC)书记沃特·西特里尼(Walter Citrine)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名辅助成员。
战争期间确实发生过罢工，特别是1942年肯特郡的矿工罢工，以及1941年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和1942至1943年南威尔士的男学徒罢工。但与正在形成的、更广泛的共识相比较，罢工是相对较小的事件。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工会联盟起草了一份修订的公共优先事业清单，包括主要行业和公共服务的国有化、维持充分就业、依据贝弗里奇报告建立福利国家，以及更多基于“公平分摊”战时精神的平等主义财政意见。
在各个层面上，这种思潮附和着显著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实际上，在1940年至1945年间，可以说英国比其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快地向左倾斜。在政府中，丘吉尔政府的工党大臣们赫然占据着内务部门的要职：劳工大臣贝文；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格林伍德、道尔顿(Hugh Dalton)和其他人也成为人们熟悉和值得信赖的人物。他们是，战后重建这一信念的守护者。改革派的保守党大臣也是如此，如教育法案的缔造者巴特勒(R. A. Butler)。他们的观点与政策制定者们的新正统观念相协调，他们中的许多是自由主义理论家，如凯恩斯或贝弗里奇，或者仅仅是无党派技术官僚。
除了威斯敏斯特和白厅之外，很明显，公众变得更加激进。公众的思想倾向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报纸上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记录了这一点——尽管同时代人很少关注这些来自美国的、陌生的社会学统计方式。在补选中，模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大众财富党(Common Wealth Party)取得了几次成功。在苏联红军打赢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向柏林挺进之后，公众普遍对红军充满了热情。甚至在军队中也是如此，在时政小组和讨论圈中，左翼或新颖的想法都被大肆宣传。来自北非沙漠或远东地区军人的家书，愤愤地要求在战后得到更好的待遇。
因此，随着战争的结束，重建，是一个更加连贯和深刻的理念。1918年，许多蓝图都设想得不妥当，注定要被财政部置诸脑后。这次更像是一场人民的战争。重建的想法更精确，既有更民主的推动力，也有更多理性基础。一旦战争结束，就会显现出巨大的影响。1945年5月，在德国投降几天后，丘吉尔的联合政府突然意外瓦解，而远东地区对日本人的战争仍在继续。令丘吉尔感到沮丧的是，代表普通民众意愿的工党国家行政部，坚持要求工党的大臣们离开政府。7月将举行大选。
1918年的“优惠券选举”始终是一次虚伪的表演。即使这次选举没有被凯恩斯所暗示的歇斯底里的“绞死德国皇帝”的沙文主义所污染——这个因素无疑是存在的。普遍的爱国主义**，使得1918年11月至12月的竞选误导了公众情绪。然而，在1945年6月至7月期间，人们的头脑更加清醒：更准确地关注住房和医疗、充分就业和工业振兴；更关注战后迫切的社会需求，而不是外部或大英帝国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受人尊敬的战争领袖温斯顿·丘吉尔的权力和威望显得无关紧要，甚至成了保守党的尴尬。
令人惊讶的是，选举结果是自190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滑坡。工党增加了203个席位，共占394个席位；而保守党占210个席位。平凡、沉默寡言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发现自己进了唐宁街10号，成为被绝大多数人推选的政府首脑。除此之外，欧内斯特·贝文担任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担任副首相，道尔顿担任财政大臣，以及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担任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这是对战争年代变化的气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评判，毫无疑问也是对30年代的苦难的延迟判决，以及对慕尼黑和西班牙、贾罗和饥饿游行的痛苦记忆。在英国历史上，罕见地似乎呈现出一种不连续和脱节的状况；它使大臣们和群众选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困惑。正如一位新任工党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思(James Griffiths)十分困惑地惊呼的那样：“这以后——会怎样？”
战后世界
事实上，一个阶段紧跟着另一个阶段不断到来。1945至1951年的工党政府，虽然在其六年任期内存在大量的国内党派纷争——甚至偶尔会相当激烈，但是却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即：建立一个基于混合经济的民主国家和福利国家。这一共识，使得英国顺利实现了战后的艰难转型；这一共识，在本质上延续了一代人或更多代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和经济环境非常不同的情况下，战后时期出现的、由艾德礼奠定基础的共识，才受到决定性挑战。在这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权所引入的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平衡，似乎非常符合民众意愿。
在某种程度上，艾德礼政府确实制订了一项卓越的持续改革计划。主要行业和机构被纳入公有制，包括煤炭、铁路、公路运输、民用航空、天然气、电力、有线和无线广播，甚至英格兰银行。总的来说，英国20%的工业被纳入“公共部门”。边远省份的公司及私人资本家被分管企业的公共行政官员董事会所取代。直到1948年9月钢铁国有化带来了政府内部的分歧，公有制的主要前提(正如1945年劳工宣言所阐明的那样)才受到挑战。
公共财政扶持的社会福利也有很大的扩展，通常被称为“福利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最有争议的是贝文于1946年推出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该计划于1948年7月生效。免费医疗服务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论，医生们极力抵制——他们认为这是在实施一个薪酬制度，使他们成为国家雇员，并会破坏私人行医。然而，战后的公众共识足以迫使该法案通过，并使所有公民能够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其他值得注意的措施包括：1946年引入的国家保险制度，非常符合贝弗里奇的战时提案；国家提供补贴的廉租房也重获新的动力——到1952年，该计划共提供了100多万套新的临时住房；增加养老金；提高国民义务教育年限；还有儿童津贴。
有人说，这些措施在当时受到人们的一致欢迎——而实际上远非如此。政府向批评者做出了许多让步。贝文本人不得不允许医学界保留私人诊所，并在国有化医院内设立“自费床位”——这是典型的英国式妥协。在中等教育中，公立学校与国家文法学校并肩繁荣。事实上，1945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风行的年代，伊顿和其他私人教育机构从未如此繁荣，慈善机构的地位也受到国税局的保护。由于政府要鼓励房产销售，同时也是出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原则，公共住房计划在消减。
然而，尽管有其局限性，福利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接下来的20年，福利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平衡的、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的重要属性。尽管1951年4月大臣之间发生争吵，导致贝文和其他两位大臣因假牙和眼镜指控而辞职，但受到公众支持的综合性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完好保留了下来。同样，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和新的区域政策也延续下来，这些政策为威尔士的山区、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的中央工业带等曾经荒废的地区重新赋予了生命力。鉴于这些好处，工会会员准备接受工资冻结、贬值和不愉快的困难时期。尽管许多要求被政府断然拒绝，他们仍然保持对政府的忠诚。
后来的传说证明，在某些方面这确实是一个经济紧缩和普遍萧条的时代。从一开始，英国就面临着巨大的战后债务。原材料和基本食品供应持续短缺；由于缺乏美元，导致与北美的贸易严重失衡，使情况雪上加霜。1947年7月，在外汇兑换热潮之后，出现近乎恐慌的英镑挤兑；1949年9月决定将英镑兑美元贬值；1951年7月至8月朝鲜战争期间的国际收支异常困难。食品、衣服、汽油和许多家用商品的配给制一直延续到1954年。规划和控制由白厅的不露面官僚管理(并被“投机倒把”和“黑市”钻空了)。这种规划和控制成为当时最“正常”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工薪阶层大多认为，自1945年以来的岁月，是自鼎盛时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以来最好的年代。工资比1938年的水平高出30%。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业有保障，环境和教育设施也更加令人满意。在英国，人们可以从事足球和板球等大众体育运动，去电影院和舞厅，还可以享受休闲活动。海布里、维拉公园或老特拉福德等足球场，每周吸引了超过6万名热情(且完全和平)的观众。
1951年，工党政府在在任的最后几个月推出了一个英国节(Festival of Britain)，以庆祝1851年大博览会一百周年。在面对经济短缺和海外事务严重阴霾的时候，一些心怀偏见的批评人士认为，这不是举行全国欢乐节日的时候——但庆祝这个节日，被证明是一个大成功。除了其他好处之外，它还开启了对废弃的泰晤士河南岸的大规模清理工作；其核心建筑是罗伯特·马修(Robert Matthew)设计的、用来举办音乐和其他艺术活动的新节日大厅(Festival Hall)。节日庆典使建筑师、雕塑家和设计师新的创造力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它还展示了英国人潜在的一些技术和制造技能。沿着泰晤士河南岸的巴特西(Battersea)这个游乐园，成了欢乐和发明的海洋。这场节日庆典，证明了英国人的文化仍然充满活力，他们仍然向往着和平，仍然重视自己的传统。
事实上，1951年之后，保守党英国节所展示的民众喜悦之情得以延续。1951至1964年，是保守党不间断统治时期，四位首相先后是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和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 Home)；他们均奉行社会和平政策，一般允许工会发展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增长的自由和集体谈判能力。也很少有大罢工，也没有家庭暴力——即使在北爱尔兰。福利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所增加的条款相对较少。充分就业仍然是一个普遍关注的优先事项。事实上，人们认为，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方法能永久地确保充分就业。这种方法体现在“Butskell先生”〔这是两个人名的合成词，一个是保守党领袖巴特勒(Butler)，另一个是工党领袖盖茨克尔(Gaitskell)，两人当时都提出了中间派政策〕的财政信条里。
当失业率在1959至1960年再次抬头时，保守党在推动干预主义的地区政策方面，与其工党前任一样积极。这一时期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半崇拜的)左翼报纸漫画家“维琪”(Vicky)称为“超级麦克”。因此，1951年至1964年之间没有出现任何与艾德礼式共识的重大偏离。1964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的工党，以微弱多数重掌政府(在1966年的大选中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表明国家政策没有大幅度偏离过去20年来人们广泛接受的政治和社会框架。
国内的政治和谐，为艺术的实验和创新提供了空间。在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荒芜的十年之后，50年代出现了许多杰出小说家及其主要作品，其中一些人在战前就开始写作：乔伊斯·凯利(Joyce Cary)、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和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等，是其中最杰出的。英国戏剧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复兴，从爱尔兰人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先锋作品，到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等坚定人物的社会现实主义。后者的《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 1956年)在斯隆广场皇家宫廷剧院的激进主义大本营上演，因其蔑视自1945年以来英国的社会变革而引起轰动。混沌、浪漫的“愤怒的青年”诞生了。在《局外人》(The Outsider)中，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捕捉到了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
诗歌也表现出很大的活力，特别是通过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他于1953年在纽约酗酒死亡。北爱尔兰也出现了“阿尔斯特文艺复兴”。在海外，前往美国旅行的英国人注意到，英国戏剧家和演员近乎垄断了百老汇。尽管英国在经济和技术上比美国落后，但仍然可以通过其文化成就在美国演绎英国本土的作品——这并非是没有依据的幻觉。
英国音乐也异乎寻常地充满活力，布里顿(Britten)在作曲和歌剧方面依然活跃；像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这样年长的人物也很活跃。更令人鼓舞的是，音乐制作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迹象，即它不那么神秘了，也不再只是中产阶级的活动。学校交响乐团和业余音乐团体蓬勃发展。当地的音乐节正在快速涌现，1947年在爱丁堡推出的音乐节最为出色。所有这一切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通过艺术委员会提供赞助——无论人们对这个机构的存在和影响力有多大的争议。
遗憾的是，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没什么进步。“新城镇”大多是冷漠的、“斯大林主义式”统一的代名词，即使像白金汉郡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这样的新镇，其街道网格让人想起罗马时期的城镇规划，而在“闪电战”中遭受破坏的老城区的重建机会经常不被重视，特别是在曼彻斯特、斯旺西和圣保罗大教堂周围的伦敦金融城。丑陋的高层公寓穿透了天际线。新的城市建筑和大学往往显得冷峻而没有吸引力。“平板玻璃”并不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概念，主要城市中心和古老的大教堂城市的设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在艺术界的其他地方，英国广播公司，无论是其广播还是电视，都显示出文化先驱的迹象。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三套节目”(The Third Programme)从1946年开始极大地刺激了音乐和戏剧的发展。电视在1950年之后开始在全国普及；尽管存在各种局限性，电视成了有效的社会工具，让国民更了解自己的国家。通过广告获得资金的“独立”电视台始于1954年。英国广播公司在满足少数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威尔士人以及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有色”移民——的兴趣方面，也很有价值。
电影也逐渐成为新艺术实验的媒介。电影的低价和非正式的氛围，能够吸引大众，其地位也因为普通观众而得到加强，并且立即摆脱了来自电视的竞争挑战。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著名的电影事件是伊灵电影公司(Ealing Studios)的喜剧，其特点是以克制的幽默和温和的宽容重新诠释了传统的英国主题。《买路钱》(Passport to Pimlico)、《仁心与冠冕》(Kind Hearts and Coronets)以及此类风格的其他电影，证明了英国社会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在英国阶级体系的阴影下制作的无穷无尽的电影则远没有那么有趣，它们以充满感情的、自视甚高的、令人茫然不解的术语来描绘工人阶级——前几代就移居伦敦西区的剧院观众对这些术语非常熟悉。外国人通常被描绘成不可靠的或只是滑稽的〔这一时期大量出版的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儿童书中就是这么描绘外国人的〕。像友善的村庄“鲍比”等持久的象征，被电影《寒夜青灯》(Blue Lamp)或电视剧如《警察狄克逊》(Dixon of Dock Green)赋予了感性的新意。
更为积极的是，在50年代后期，一些席卷法国、意大利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电影的新浪潮，也对英国产生了一些真正的影响。一系列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电影，往往带有尖锐的社会评论，表明文化态度的转变。《甜言蜜语》(A Taste of Honey)或《年少莫轻狂》(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深入探索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他们的价值观所塑造的人际关系；这两部电影的流行，体现了英国电影业的新深度和敏感度。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电影业的发展表明了英国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安全与稳定。
普遍安宁的对外政策，有助于国内的稳定性。1945年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强国，是国际和平会议的“三巨头”之一，它通过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来证明了这一事实。在经济衰退的累积效应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之前，这件强大的外衣一直保留到1963年在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英国拥有自己强大的防御系统、自己的独立核武器、自己的英镑区，以及强大帝国(虽然正在逐渐解散)内部的战略、贸易和金融联系。在医学、物理学和化学方面，英国仍然十分卓越，一些杰出的英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和弗洛里(Howard Florey)发现了青霉素；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他的美国同事沃森(James Watson)共同发现了DNA。还有受尽折磨的数学天才艾伦·图灵(Alan Turing)，他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对德国恩尼格玛(Enigma)密码系统的破解项目，并在自杀前开创了计算机科学。
然而，二战后，英帝国采取了渐进的、必要的收缩政策，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此而重新定位。这是一个无情的过程，即使像丘吉尔这样资深的帝国主义者也无法阻止。1947年至1949年间，艾德礼政府给予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以自治权，这一时期是权力移交的关键时刻。这等于明确声明，英国在军事和财政上已经力不从心，而且最重要的是缺乏以武力继续持有遥远的土地的意愿了。非殖民化进程在50年代势如破竹，英国在西非和东非以及其他地区的领地纷纷获得了独立，甚至包括肯尼亚和塞浦路斯——在这两个地方，英军与本土民族主义势力发生了血腥的冲突。在南部非洲，1963年中非联邦最终解体，意味着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的独立。
到20世纪60年代初，只有少数几块杂乱的领土仍然在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英属洪都拉斯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中国香港、亚丁、斐济和其他一些前哨基地。现在，人们对于帝国的神秘感充满着怀念。“帝国日”从公立学校的日历中消失了；印度籍公务员匿名回国；国王不再是印度的皇帝。
然后在1956年10月，当埃及人宣布苏伊士运河从此被国有化后，当时的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惊人地联合法国和以色列采取秘密行动，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世界舆论，甚至包括美国，都反对英国。英镑地位受到威胁；石油供应枯竭；在联合国的谴责下，英国军队灰溜溜地撤回。公众对此几乎没有表达长期愤怒；旧帝国主义的声音相对平静。在195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在国内繁荣的基础上参选，并且轻松地赢得了胜利。按麦克米伦的话说，“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大写特写英国在亚非第三世界的新声望，因为英国解放了世界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而没有经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或比利时人在刚果的痛苦。一个曾经青睐杰里米·边沁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穆勒和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等自由派的世界，现在开始倾听伦敦经济学院的拉斯基和托尼、《新政治家》杂志(New Statesman)以及(甚至反对)工党所宣扬的社会民主主义信条。
在后帝国时期，英国成为一个更加自省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稳定的。随着英联邦内的联系变得更加礼仪化(虽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如英镑区的运行、英国对黄油和肉类等英联邦产品的偏好)，与美国的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即使在许多方面苦乐参半。从1949年开始，美国和英国通过北约在战略和地缘政治上紧紧捆绑在一起。不久，在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中，两国也结盟。此后，英、美两国在政策上密切合作，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政府掌权。
英国人对两个英语民族之间的平等“特殊关系”引以为豪。然而，很明显，在实践中英国在拼命维持自己虚幻的独立姿态。在朝鲜战争中、在与中国的交往(除了正式承认之外)、在中东，尤其是在欧洲面对苏联的威胁时，英国和美国的政策是相似的——即使不完全相同的话。1956年英国参与苏伊士行动，这是对英、美关系的一次罕见的背叛，不过这次尝试性行动很快被扑灭了。1962年英、美签订的《拿骚协议》确保美国给英国提供“核威慑”(“北极星”号潜艇)，使得英国的防御和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在本土附近，从1947年开始有人试图组建西欧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从战争结束后这个想法首次提出，英国政府就持怀疑态度——即使不是公开反对。其理由包括：英国与英联邦的联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独特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计划的自主性，等等。更重大的理由是，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西欧人是难以理解的外国人，英吉利海峡两岸很少有天然的联系。1963年，麦克米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第一次试图加入欧洲共同市场，遭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拒绝；1967年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的第二次努力再次被拒。英国人对未能加入这个国际机构没有表现出任何莫大的悲伤，因为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意味着食物价格上涨，削弱跟英联邦国家的联系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亲欧洲派逆清晰的舆论潮流和“千年历史”感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