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91)
肯尼思·O. 摩根(Kenneth O. Morgan)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7月17日，在伦敦市长于官邸举行的年度宴会上，英国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对英国社会的不良状况发出严厉警告。在国内，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三重联盟”威胁要进行大规模联合罢工，以支持铁路工人的要求，他们要求承认工会的地位和一周48小时工作制。除了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可能瘫痪之外，爱尔兰海对岸处于近乎爆发内战的状态：在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有20多万人已武装起来，悠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峻、血腥的冲突。在国外，在印度和埃及都存在民族主义问题。在不远的东南欧，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于6月28日在波黑的萨拉热窝遇刺，巴尔干半岛的各民族再次卷入动乱。
因此，在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所呈现的经典形象是一个处于解体边缘的文明自由民主国家，被制裁措施和制度已无法应对的紧张局势所困扰。然而，正如过去一样，一旦最高的战争危机爆发，这些冲突因素就会以惊人的速度消退。团结一致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国家。英国在8月4日宣战之后的头几个星期里，不可避免地引起恐慌。只有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大力措施才能稳住国家的货币和信贷。本着“一切照常”的职业道德，制造业和商业部门努力调整去适应战争带来的挑战。实际战斗的初期阶段几乎是灾难性的，因为英国远征军仓促拼凑起来并被派遣到佛兰德斯和法国，在伊普尔(Ypres)遭遇严重逆转，部队方寸大乱并遭受重创，不得不从蒙斯(Mons)撤退。英军兵力减少到只剩三个兵团，其战斗力几乎从一开始就被严重削弱。只有法国军队在马恩河(Marne)顽强抵抗，阻止了德军向巴黎的快速推进以及德国及其奥地利盟友的早期胜利。
然而，在最初的灾难之后，国家及其领导人安下心来准备打持久战。在敌对行动期间，爱尔兰自治等重要的国内问题被搁置。不同政党之间宣布无限期休战。1914年夏天的工业骚乱逐渐消失，英国工会联盟(TUC)表现得比雇主还爱国。一种奇怪的平静笼罩着全国，因为关于战争的正义性已经形成了广泛的(但远非普遍的)共识。让一个自由社会接受战争的一个要素，是某种广泛的、人道的理由来解释战争的真正含义。劳合·乔治提供了这个理由，他曾经是1899年南非布尔战争的一个坚决反对者，多年来一直是阿斯奎斯自由党政府中最直言不讳的左翼成员。劳合·乔治在最初几周仍然保持沉默。但是，1914年9月19日在伦敦女王大厅，他向聚集的威尔士同胞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讲，毫无保留地决心战斗到底。他占据或声称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宣称，这是一场代表自由主义原则的战争，一场保护“弹丸小国”的圣战，这些小国包括被德国公然入侵的比利时，或现在受到奥匈帝国威胁的塞尔维亚和黑山。战争不仅得到了所有基督教教会的领导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到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的所有自由派重要人物的支持。毫不奇怪，当战争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时，它很快得到了响应，尤其是英国境内的苏格兰和威尔士。
在接下来可怕的四年里，关于战争的正义性这一广泛共识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侵蚀。当然，这种共识也经历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在1916年5月以后——因为这个时候制定了不受欢迎的、为武装部队征兵的政策。最终，到1917年，纯粹的厌战情绪正在造成影响，与其他因素很不一样——比如有组织的劳工越来越好战，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救世主般的吸引力。当然，这种共识也是通过一些手段来维持的，如对新闻机构的微妙或粗暴操纵、媒体审查，以及政府宣传“匈奴人”所犯下的暴行。对激进或反战评论家的迫害也很多。尽管存在政府压力，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反征兵协会”(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和民主控制联盟(它主张通过谈判寻求和平)等机构，还是在1917年对公众舆论产生了一些影响。兰斯多恩勋爵对和平的呼吁(1917年11月29日)引起了轰动。尽管如此，战争年代的现有证据表明，广大人民群体仍然相信战争是公正和必要的；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继续战斗直到德国敌人完全投降。响应武装部队征兵的人员中，志愿者的比重很大而且热情高涨：事实证明，在1914至1916年间法国的扩军过程中，自愿参军的人数比此后的强制征兵更为理想。从1914年秋季西部战线的最初僵局，拖延到1918年8月至9月最终盟军取得突破，长期陆地和海上的冲突，其实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忍耐。
这些可怕的岁月所造成的心理和道德影响，深深地烙在了英国人的记忆和世界观里。这种影响，在整整一代人的文学情感上抹上了浓重的色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这些影响左右着英国在应对外国战争威胁时所采取的政策。西部前线的战争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形式，即双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挖了狭长的战壕，无法利用移动攻击火力的新武器——这种战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曾被广泛应用。近四年来，在法国战场几乎没有什么起色。英军偶尔会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发动几次进攻——这些尝试总是以巨大的伤亡收场。对于一个百年无战事的国家来说，伤亡的规模让人几乎无法理解。1915年9月，英国人在洛斯(Loos)的进攻被击败。损失更大的是，1916年6月，英军在索姆(Somme)河上的进攻，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第一天就有6万人阵亡。仅在这里，英军的伤亡就达42万。这些经历中最可怕的是1917年8月至9月的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当时有超过30万英军死亡或受伤，其中许多人在暴雨中淹死在佛兰德斯的沼泽地里。当不能移动作战时，骑兵和像“坦克”这样的机械发明都不起作用。新型战斗机的效果也不怎么样。与其他场合一样，指挥官与普通步兵之间的阶级划分阻碍了他们之间的交流——这在整个过程中是致命的。实际上，英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再是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1918年3月和4月，英国军队拼命争取在亚眠地区(the Amiens)阻止德军新的推进。直到8月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爵士最终取得戏剧性突破，战争才显示出即将结束的迹象。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等人倡导通过更为外围的“东方”策略来规避西部战线的僵局——这种尝试也连续失败了。1915年夏天向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远征，是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但是军事管理不善，导致了更大的损失；一年之后，对萨洛尼卡(Salonika)的远征也是如此。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极大地损害了丘吉尔作为理性政治家的声誉，过了数年时间，他才挽回了损失。即使在英国传统的霸权地区公海上，1916年6月在日德兰的一场重大海战，英国充其量只是和德国公海舰队打了个平手。英国皇家舰队损失了三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
后来的反战宣传描绘了一批愤怒的民众，他们对陆军和海军指挥官们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因为是他们的糟糕指挥导致几乎在每个战区英军都遭受了惨败。“战争诗人”，如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艾萨克·罗森伯格(两人阵亡)和齐格弗里德·沙宣、罗伯特·格雷夫斯(两人幸存)，特别被帕斯尚尔战役的杀戮所震撼，他们都鼓励人们放弃战争这个想法，因为战争的杀戮可能导致整整一代年轻人丧命!战争的最新统计数据(英国75万人阵亡，另有250万人受伤，许多人永久残疾)强化了大规模的反军国主义情绪。然而，当时的大多数人并不反战，即使他们应该如此。战争初期的英西线总司令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在1915年底被取消了指挥权，而他的继任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一个冷峻寡言的低地苏格兰人，因勇敢和正直，稳步树立起了在公众心中的声望；埃德温·鲁琴斯爵士(Edwin Lutyens)设计了高耸的战争纪念碑，以纪念在蒂耶普瓦勒(Thiepval)阵亡的英国士兵。其他海军和陆军领导人，如海军上将比蒂(Beatty)和艾伦比(Allenby)将军(他们在1917年至1918年间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战役，他们率军从埃及出发，通过巴勒斯坦进军叙利亚，消灭了德国人的重要盟友土耳其人)成了受欢迎的英雄。严酷又不可避免的阵地战，是结束战争的关键。布鲁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著名的“老比尔”漫画，敦促他的战友：如果知道“有一个更好的洞”，就请钻吧——象征着士兵们用一种幽默情绪来面对阵地战的恐惧。在经历了绝望的军事危机和得到美国巨大的军事、财政援助之后，英国和法国的陆军攻破了德军的防线，到达德国边境——1918年11月11日，签订停战协议。而民众对战争的热情达到顶峰。自从安妮女王在位时的统帅马尔伯勒(Marlborough)时代以来，英伦岛上酝酿出了一种新的军事狂热。
战争广受追捧(以及随后的不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所有人口以及整个社会和经济都被卷入了其中。经过一段悠闲的初始阶段，战争在1915至1916年带来了巨大的工业和社会转型；它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建立了国家权力和集体主义控制的“利维坦”。工业、农业的生产和分配，都被用来满足强大的战争机器的需要。这个模式是由新成立的军需部制定的，劳合·乔治于1915年5月接管了军需部。负责处理武器和弹药供应中的瓶颈，该部成为一个巨大的中央机器引擎，通过“干劲饱满”的人们，使整个工业活跃起来。新模式在社会福利、住房政策和妇女地位等不同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煤矿、铁路、商人和其他航运都受到国家控制。战前一再鼓吹的自由放任原则——包括自由贸易本身的神圣原则，都被绕过或忽视。同样，传统的劳资关系体系也进入了全新的模式。1915年3月，政府和工会(矿工除外)之间进行谈判并签订《财政协议》(The Treasury Agreement)，协议禁止罢工，但也保证工会领导人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并间接地为他们提供接触政府的新渠道。
在战争年代，《财政协定》当然没有实现普遍工业和平的目标。煤炭行业存在重大争议，特别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成功举行了正式罢工。军需部通过将非技术工人(特别是女性)引入工程工厂，试图“稀释”劳动力，并试图控制军备工业的劳动力流动——这些举措带来了很多麻烦，特别是在克莱德赛德(Clydeside)。1916至1917年苏格兰和谢菲尔德商店服务员的非正式罢工提醒我们，战争年代的“共识”是肤浅的，远非真正的一致。然而，战争确实确立了工会的持续法人地位，对新成立的英国工业联合会的雇主们也一样。一种新的、有机的、有计划的劳资关系体系即将出现。重要的是，埃里克·格德斯爵士、约瑟夫·麦克雷爵士、德文波特勋爵和罗丹达勋爵等有势力的商人，在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任职。这象征着工业巨头和政治精英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爱德华七世的“自由英格兰”正在变成一个“公司化”的国家，几乎是后人所称的“大不列颠有限公司”。
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活动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体影响确实是深刻的。像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这样的左翼反战人士讽刺地指出，战争的必要性在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半个世纪以来工会和进步人道主义运动的成就。政府活动正在呈现新的景象。在和平年代，治理英国的是技术专家、专业人士和公务员精英，现在又增加了新的阶层，行政和管理类人员大规模增加。像威廉·贝弗里奇或西博姆·朗特里这样的社会改革者，甚至是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在中央政府中成为有影响力甚至受人尊敬的人物——特别是在劳埃德·乔治于1916年12月接替阿斯奎斯担任首相之后。工资上涨了，工作条件也改善了。1917年的《玉米生产法》重振了英国的农业，为佃农和他们的雇工提供了新生。政府还重视技术教育和其他教育，特别是在1918年通过了《费舍法案》(H. A. L. Fisher’s Act)。该法案规定，要普及免费小学教育，并为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等教育创造机会。政府的各项调查(其中一项是由索尔兹伯里勋爵这样的保守派所领导的)为国家住房计划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个领域在1914年之前几乎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忽视。地方政府提供带补贴的住房制度，制定了一项原则，即为工人阶级提供几十万套的廉租房，并清除城市中心和老工业区的贫民窟；政府也开始关注公共卫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国家正在打一场大规模摧毁人类生命的战争；另一方面，国内正通过改善医疗、改善儿童和老年人以及哺乳母亲的生活条件，以及成立医学研究委员会这样的措施来保护生命。到1918年底，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卫生部，以协调卫生和国家保险，并接管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职责。
英国社会从战时经验中获得了一个重要收获：对英国人(实际上是大多数人口)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英国妇女是战争年代的最大受益者。成千上万的女性在前线服务，经常在战地医院就职。英国护士艾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因在比利时协助英国和法国战俘逃跑而被德国人处死，有力地提升了人们对女性的普遍尊重。在国内，像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夫人和她的大女儿克里斯塔贝尔(Christabel)——虽然不是她的社会主义小女儿西尔维娅(Sylvia)——这样的妇女参政运动领导人协助政府招募新兵。在广泛的其他领域，妇女在文职和行政部门、军需和其他工程工厂，以及之前仅为男性保留的许多其他陌生的任务中，发现了巨大的新机会。全面战争正在逐渐消除几十年来限制英国妇女的性别障碍。现在几乎不可能争辩说妇女无法充分行使公民权；因此，在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令》中，30岁及以上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这些进步几乎是突然发生的。那个漫长的、痛苦的、充满迫害和偏见的妇女史宣告结束。恢复和平后，全面的“重建”(不确切的)工作得以展开。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政府通过强调战争的积极和进步的后果，希望(或许是无意地)扩大和巩固当时的共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的政治也带了巨变。在战争爆发时，下议院仍主要由自由党和保守党(或统一派)之间的吉尔伯特式竞争所主导。然而，对于自由党而言，战争带来了灾难。部分是由于战争对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严重侵犯。部分是由于许多自由党人对当时所倡导的战争的优点刻意隐瞒。1915年5月，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转变为三党联盟，标志着自由主义没落的新阶段。此后，阿斯奎斯的领导显得无精打采、笨手笨脚，同时自由党内部对征兵制这一根本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认为，征兵标志着全心全意决心“战斗到底”。像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雷金纳·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这样的传统自由党人则优柔寡断。阿斯奎斯自己不高兴地摇了摇头。最后，所有18至45岁的成年男性都必须服从征兵制，但对阿斯奎斯和自由党伦理的批评，在继续加剧。
1916年12月，最后的危机来了。几个月来一直有人抱怨政府的失败——不仅是在战场上，而且未能解决爱尔兰问题和国内劳资纠纷。在1916年12月1日至19日之间，出现了拜占庭式复杂的政治“宫斗剧”，历史学家们像许多中世纪的学者一样争论不休。劳合·乔治与两位主要的统一主义者博纳·劳(Bonar Law)和爱尔兰人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一起，向阿斯奎斯提出成立一个新的最高战争委员会来管理战争。经过几天的犹豫，阿斯奎斯还是拒绝了这个建议。劳合·乔治随后辞职，并在12月4日至9日东山再起，当选为所有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的首相。除了下议院大约一半的自由党人之外，联合政府不仅包括所有的统一派成员，而且包括(在国家行政机构中占微弱多数的)工党。从此以后，在1916年12月到1918年11月之间，劳合·乔治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近乎坚不可摧的“半总统”。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战时内阁的首相，得到一个新的内阁办公室和一个“郊区花园”及私人秘书组成的顾问组的支持。在这个尖顶之下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机器。劳合·乔治的胜利帮助英国赢得了战争，但对于他自己的自由党而言，这意味着一场灾难。党内仍然四分五裂，其基础已被动摇，在议会中效率低下并意见不一，在媒体和知识分子眼中已经失去了斗志和动力。在1914年之前激活了许多社会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正在衰落。当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时，自由党已经是一个分裂的、羸弱的、残缺的存在，是一战中最大的受害者。
工党非常出乎意料地取代了自由党的位置。战争爆发时，工党内也存在很多分歧。与工会领导人的爱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许多社会主义左翼人士一直反对参战。因此，麦克唐纳不得不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位。战争期间的问题，如征兵制的影响(对军事和可能对工业的)，以及是否愿意为劳合·乔治效力，也困扰了工党。然而，战争对工党的长期影响是完全有益的。工党所依赖的工会，因战争经验而大大加强。到1919年初，工会成员的人数大约翻了一番，达到800多万。俄国的革命以及战争最后两年更广泛的反战激进主义，也为工党提供了新的活力。实际上，工党一直在为政府效力，并同时充当正式的反对派。工党的地位非常理想，正好利用了自由党内部的困难。最后，1918年的特许经营改革将选民从大约800万扩大到超过2100万。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选票大幅增加了，同时助推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分化的趋势。1918年的党章，赋予了工党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承诺——更重要的是，在选区和总部重组了结构，使其始终由工会主导。工党的壮大是战争的一个重大政治后果，虽然在当时无法被预见。
真正的受益者是保守党。战争顺其自然地使保守党成为多数党。除了被战争号召团结起来之外，作为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在1914年之前因关税和其他问题出现分歧后，保守党越来越关注商业和制造业的利益。他们现在的群众基础是城市或郊区，而不是乡绅。在战争结束时，随着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等新的、以商业为导向的人物的出现，保守党像工党一样，准备摧毁爱德华时代的政治体系。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劳合·乔治完全掌舵。自由党与保守党结成选举联盟，反对反政府的自由党的“和平主义者”和工党的“布尔什维克”。右翼统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
在国外，战争年代也造成了某些变化。从各方面来看，这是一场为帝国以及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帝国战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和印度提供了巨大的军事和其他援助。“澳新军团日”伴随着对加里波利苏弗拉湾(Suvla Bay)的回忆，成为澳大利亚历法中的一个悲剧性的、象征性的纪念日。1917年，劳合·乔治实际召集了一个由多个自治领首脑组成的帝国战争内阁，以协助母国的内阁。一个强大的帝国政治家，南非的扬·史末资(Jan Smuts)，甚至被邀请参加英国内阁的审议会议。在商业中，帝国的偏好正在成为现实。帝国的神秘感在这个时代十分强大。当时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埃德温·鲁琴斯在年轻时就是威廉·莫里斯的弟子，深受其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的启发。现在，埃德温·鲁琴斯和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正在通过重建印度德里市，将他们的才能转化为宏伟的现实。主要的建筑是象征古典权威的一座巨大的殖民总督官邸和几座行政大楼。在战争年代，帝国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事实上，战争年代的秘密条约确保了在和平时期托管式统治制度或其他计策，将使英国拥有比以往更广大的帝国领土，包括中东地区和波斯湾地区广阔的新区域。英国人受到“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个人主义者传奇般的英雄壮举的鼓舞；又因对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其他地区巨大的石油财富的渴望，大英帝国的疆土越来越辽阔。
但实际上，一直维持庞大的帝国版图，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早在1914年之前，为了有效实施帝国的某项政策，财政和军事力量上的不足变得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越来越有效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在劳合·乔治担任首相期间，威尔士是忠心爱国的；与威尔士不同，爱尔兰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殖民叛乱景象。1916年4月，由少数共和党人和新芬党支持者发动的复活节起义，似乎是一场惨败。但是，由于阿斯奎斯政府对起义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到1918年中期，新芬党及其共和党信条几乎赢得了南爱尔兰所有26个郡的支持。像约翰·狄龙(John Dillon)这样的资深领袖，被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和埃蒙·德·瓦勒拉(Eamon de Valera)等新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抛在一边。到战争结束时，南爱尔兰实际上情势极为紧张，那里抵抗征兵制，处于以近乎暴乱的方式反抗王权和新教统治地位的状态。从19世纪40年代的丹尼尔·奥康奈尔到19世纪80年代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再到1900年之后的约翰·雷德蒙德，在这几十年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长期发展是遵守宪法的，而且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现在似乎到了新的、爆炸的边缘。因此，战争年代的一个明确道德是，对于克莱德赛德和威尔士采矿山谷来说，政治和社会共识已经非常脆弱，但还没有延伸到爱尔兰南部。随着爱尔兰共和主义的发展，一种新的反抗帝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印度人和埃及人可能都在谨慎地观望。这场战争留下了一个遗产：更加一体化但又更加孤立的英国，昔日宏伟的帝国角色正在被战后世界中更广泛的变革所瓦解。
20年代
当和平回归时，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劳合·乔治在1918年12月的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证明了战争年代的爱国主义和统一，也确保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平稳过渡。这次选举之所以被称作“优惠券选举”，是因为支持联合政府的候选人都收到一封感谢信。首相被一致称赞为“赢得战争的人”——这是自克伦威尔以来最具统治力的政治领导人。这个选举结果确实是压倒性的。联合政府在议会的支持者人数不少于526人(其中136人是自由党人，其余的几乎都是统一党人)，工党议员只有57名，独立自由党人26名。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个结果并不那么具有确定性。虽然工党只占57名议员的席位，但是该党已经赢得了250万张选票，这几乎是一次巨大的选举突破。在爱尔兰，新芬党在南部的81个席位中占据了73个；其代表退出了英国议会，并在都柏林建立了自己的非官方议会或“Dail”(爱尔兰国会之下议院)。即便如此，首相及其战时同僚的法律权威也是无可辩驳的。
选举似乎也证实，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正在迅速恢复正常状态。许多战时控制和国家集体主义的机构都消失了，好像从未存在过。主要产业被归还于私人手中，包括铁路、航运，甚至煤矿。煤矿的所有者们，可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最令人讨厌的群体。政府还开始实施一致的财务政策，以确保最终恢复金本位——这意味着要采用货币紧缩的做法，即逐渐收缩货币发放(在战争期间，货币曾被迅速超发)。伦敦金融城、阶级制度和私人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继续大行其道。为了表明这是具有人性的资本主义，政府也在1919至1920年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事实上，劳合·乔治在选举中更加积极地宣传自己是一位渴望建立“适合英雄施展才干的国度”的社会改革家，而不是一位决心要绞死德国皇帝或“把德国压榨得吱吱叫”的沙文主义者。因此，政府出台了一项有力的计划——即使很短暂，以扩大医疗和教育服务、提高养老金及推广全民失业保险。最引人注目的是由自由党人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森(Christopher Addison)博士发起的住房补贴计划。尽管财政部不愿意提供财政支持，该计划在1919至1922年期间共建造了20多万套公共住房——这是解决英国住房这一主要社会问题的一个有限但宝贵的开端。
但人们很快就不安地看到，生活已不再正常，1914年之前的舒坦日子无法轻易恢复。由于失去了外国市场，以及为了支付战争而出售海外投资，导致出现了新的、破坏性的经济问题。最不祥的是报纸头条密切关注的、大幅增加的国债。1914年，未兑现的债务资本为7.06亿英镑。六年后，这个数字已飙升至78.75亿英镑。在1918至1919年迅速通货膨胀后，人们高喊着要发展“经济”、结束公共支出中的“浪费”，以及恢复平衡的预算和坚挺的货币。
在政治上，事情也远非正常。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在不愉快的环境下掌权，背景是围绕着1918年“优惠券”大选的阴谋。他的执政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此外，联合执政容易陷入内部纷争，自由党人首相和他的保守党同事之间，在国内、外交和帝国事务上的关系持续紧张。劳合·乔治本人是一个超凡的人物，但他高高在上，全神贯注于国际和平会议，远离下议院；他也是一位没有党派的首相，在个人财务和性活动中十分随意，并不能赢得普遍的信任或爱戴。因此，停战期间的共识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矛盾。
反对派的一系列挑战，逐渐破坏了联合政府的执政基础。新的模式正在形成，这将塑造未来20年英国历史的进程。在左翼，劳合·乔治因忽视自由贸易等古老而神圣的原则，遭到许多自由党人的猛烈抨击。他的爱尔兰政策更加令人震惊。1919至1921年，英国政府以无限制的报复政策对爱尔兰共和军发动战争，导致后备部队在爱尔兰实施血腥暴行。后备部队是由皇家供养的，来支持陆军和警察部队。1921年12月，天生的谈判专家劳合乔治最终与新芬党领导人亚瑟·格里菲思(Arthur Griffith)和柯林斯达成了和平协议。从1922年1月起，建立了一个由爱尔兰南部26个天主教郡组成的爱尔兰自由邦，在北爱尔兰的6个新教郡留在英国。但是，在自由主义舆论中，这种大转变为时已晚，不足以修复劳合·乔治失去光泽的形象。
在工党和工会界，首相完全丧失了他长期享有的“劳工保护人”的声誉。1919至1921年，他的政府采用了强硬的手段(包括紧急权力和动用部队)，来处理矿工、铁路工人和许多其他工人(甚至包括警察)的全国大罢工。此后，政府未能阻止大规模的失业(很快增加到一百多万工人)的不断增长，也未能驱散笼罩在老工业区的阴影。1919年桑基(Sankey)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煤矿国有化——政府没有采纳报告的建议，明显欺骗了矿工；同时政府还通过进一步破坏铁路工人、运输工人和矿工组成的“三方联盟”，在“黑色星期五”(1921年4月15日)挫败矿工的罢工。这一系列事件在工人阶级的头脑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人们本来期望当选政府能够促进国家的团结和社会的统一，而实际上政府使阶级裂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如果联合政府受到左翼的攻击，来自右翼的攻击也会越来越大。保守党渴望恢复一个健康的独立政党政治体系，摆脱专制首相及其拥护者的冒险手段。尽管联合政府已经延续了将近四年，但困难重重，劳合·乔治本人也陷入绝境。
除此之外，对和平条约以及由此而来的“凡尔赛体系”的幻想破灭的情绪更为普遍。1919年的和平解决方案越来越不受欢迎。该方案涉及英国与其盟国之间在战争期间缔结的秘密条约，以及在经济赔偿和边境安排上施加给德国人的不公正的条款。没有哪本书比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更有效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作为英国财政部顾问的凯恩斯，在巴黎和会期间辞职，以示抗议。他的这本书迅速成为大西洋两岸的畅销书。该书的结论是，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偿将导致其财政崩溃，从而永久地削弱欧洲经济。凯恩斯用令人难忘的优美的语言描述了凡尔赛宫的狂热、腐败的气氛，谈判代表在这种氛围中达成各种秘密交易。他谴责劳合·乔治为“一无是处”的人。英国首相在后来的历届国际会议上为缔造欧洲和平进行的努力，变得不受欢迎。用邦纳·劳(Bonar Law)的话说，英国拒绝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英帝国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庞大，但同时必须收回对欧洲的承诺。否则，像1914年8月那样，另一场悲剧将降临英国大地。劳合·乔治联合政府遭受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22年10月。当时，为了保卫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地位以及那里的海峡，英国与土耳其之间差一点爆发战争。保守派以及英国的左派都反对这种经济主义的新战事。政府的右翼基础崩溃了。劳合·乔治于1922年10月19日下台，余生都与政治无缘。
随后有两股反对劳合·乔治政府的力量——分别由拉姆齐·麦克唐纳和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为代表，两者都在导致1922年10月联合政府垮台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麦克唐纳倡导令人陶醉的乌托邦国际主义和“勇敢的新世界”理想主义，是壮大中的工党的完美代言人。在1922年和1923年的大选中，工党的席位迅速增加。他可以与克莱德赛德的社会主义和伦敦当权派的风格都保持联系。另外，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着代表郊区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和正统爱国主义的保守党，他们都对劳合·乔治的政治实验和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国际冒险主义感到震惊。鲍德温在1923至1924年、1924至1929年和1935至1937年担任首相，对于迫切需要恢复安宁生活和社会稳定的英国来说，他是恰当的领导人。
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在不断经历变化和动**。许多战前既定的模式，现在似乎都受到攻击。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的小规模运动表明，王国的统一本身可能受到威胁。两个地方都效仿爱尔兰模式成立了各自的小型民族主义政党：1925年威尔士民族党和1928年的苏格兰民族党。然而，它们的实质性意义在于遥远的未来。
在艺术、文学、音乐、绘画和建筑方面，从战前幸存下来的巨匠(如鲁德亚德·吉卜林和托马斯·哈代、爱德华·埃尔加和鲁琴斯)尚未过气，但已经受到了“现代主义”和叛逆的前卫运动的潜在挑战。在小说家中，乔伊斯和劳伦斯的主要作品已经完成；事实上，在《恋爱中的女人》(该小说反映了战争岁月的社会弊病)于1920年问世之后，劳伦斯后来的工作似乎相对不起眼。更具创新性的作品来自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有关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小圈子。尤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创造的一系列非凡的“意识流”小说，以其对人性的微妙描绘和奇特流畅的形式，证明了小说中“现代主义”的生命力。更为正统的是E. M.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1924年)，一部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间接相关的小说家的作品，该作品在处理西方和东方文化的相互作用时，反映了西方自由人文主义的自信心在日益下降。诗人T. S.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以其令人不安的节奏和意象，成为诗歌中最显著的开拓性成就。这首长诗充满了基督徒的谦卑和个人忧郁的基调，捕捉到20世纪20年代文化的一个强大方面。除了萧伯纳的《圣女贞德》(最能体现他的哲学思想)之外，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没有什么起色。在艺术、设计和建筑方面，这也不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像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这样的画家仍在寻求新的风格，而保罗·纳什(Paul Nash)等其他画家显然还在原地踏步。在艺术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再次出了一些有名的叛逆者。艺术评论家和赞助人罗杰·弗莱(Roger Fry)，以及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和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等，试图在绘画表现形式上摆脱现实主义模式。事实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包括作家和艺术家，以及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散文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及团体的哲学家导师乔治·爱德华·摩尔(G. E. Moore)等〕体现了20年代英国文化现状的许多优点和局限性。它试图通过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诗人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灵感来浇灌英国艺术。它破坏偶像的同时，又树立新的崇拜对象。斯特拉奇对维多利亚时期主要人物(从女王以下)的短处进行了讽刺性探究，他那种“打碎偶像”的愿望表露无遗。更糟糕的是，布鲁姆斯伯里鼓励一种近亲式的、几乎是部落式的艺术传播观；它成了一个带有王朝光环的“象牙塔”。30年代的作家们批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是一个新的文化当权派。他们指责这个团体没有充分重视道德(而只关注纯粹的审美)的敏感性，以及缺乏对政治或公众的关切。布鲁姆斯伯里的精神，可能会鼓励不同类别的艺术与民众越来越拉开距离。
这一时期的艺术发展，表现出反抗和解放精神，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相呼应。获得投票权的妇女(1918年部分妇女，随后1928年所有妇女都获得了投票权)能够享受其他自由：有吸烟的权利，享受看电影等新的休闲娱乐，追求更开放、更少受约束的“**”，穿颜色更加亮丽的服装。在20年代的回忆录中经常受赞赏的“天之骄子”〔Bright Young Things，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的讽刺作品和戏剧似乎是专门写他们的〕，他们的世界观十分局限。他们通常是中上阶层的背景。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常常就读于某某公学，牛津或剑桥——特别是牛津大学，它与一种自由的文化自我表达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倾向于颓废、虚无主义，或两者兼而有之，就像30年代以“反战”抗议为标志一样(同样错误地)。较老的大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可能远远低于后来的宣传神话所说的那样，但它们融入了对一个更无形、无根的世界的探索氛围中。
当然，较老的道德标准的维护者，似乎在战后遭受了权威危机。没有哪个地方比教会中更明显，教会显然是全面战争的受害者之一——罗马天主教可能除外，因为它大部分成员是爱尔兰人。非国教的小教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曾是许多人的道德灯塔；现在，其会员和资金来源都在减少，其权威也在削弱。即使在威尔士和北方的根据地，非国教小教堂也在逐渐没落。尤其是战争产生的对清教主义和严守安息日主义(Sabbatarianism)的挑战，严重动摇了小教堂对信众的控制力。战争结束后，英格兰教会也很难保持其既定的国教角色。蓝道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和科斯摩·朗(Cosmo Lang)等大主教在宣讲旧的凝聚力和戒律，但他们的话似乎越来越显得苍白。
从形式上讲，英国显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教会领袖仍然受人尊重，且不可分割地与皇室和有土地的贵族联系在一起。周日仍然是宁静、沉闷的，因为火车停运，商店和剧院关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教堂也是如此。1927至1928年对英国圣公会祈祷书的修订，引发了激烈的公众辩论；英国天主教徒与基督教福音派之间的旧战争死灰复燃。宗教认同感渗透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家庭、社区及他们所维护的爱国主义形式中，正如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的宗教节目所表明的那样。宗教与英帝国的联系也是如此，特别是通过童子军和团契等青年活动。战争本身鼓励了一种世俗的信仰，鲁琴斯在白厅竖立的阵亡纪念碑和一年一度的休战纪念日就象征着这种信仰。然而，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有许多形式上的做法提醒人们他们的宗教遗产，但是基督教的影响和神秘感显然在减弱，特别是在战后一代和退役军人中。
1926年的全国大罢工充分说明，教会不能有效影响事件的发展。那一年，工业衰退、失业和社会苦难的可怕循环，导致了英国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阶级冲突。1919年至1921年的大规模罢工现已成过去。首相鲍德温呼吁“和平岁月，主啊”。但在英国最大的工业采煤业中，局势仍然紧张，因为矿工们工资被削减，甚至被解雇，矿工家庭的生活水平在下降。1926年4月，政府终止了对采矿业的补贴。5月2日，鲍德温中断了与工会联盟(TUC)代表团的谈判。几乎是偶然地，工会发动了大罢工。9天(5月3日至12日)内，英国完全陷入了停滞状态。工会在挑战政府和宪法制度方面的潜在经济力量，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影响力。教会领袖们呼吁调解，但无济于事。
实际上，全国大罢工足够和平。没有发生针对许多工贼(包括为此目的旷课的许多牛津和剑桥学生)的暴力。工贼们驾驶公共汽车，并从事其他破坏罢工的活动。警察或武装部队没有施暴，他们也没有遭到来自工人的暴力。最终，工会联盟突然在5月12日宣布取消罢工，因为约克郡、坎布里亚郡、泰恩赛德、南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工业区一如既往地不为所动；并且几个关键工人群体(如电力工程师)从未被号召去罢工。对于工会来说，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特别是对于矿工们来说。他们的罢工又苦苦地支撑了几个月。英国的阶级斗争是一场短暂的、不流血的小冲突。对于中产阶级的旁观者来说，罢工不痛不痒，甚至非常有趣。
很显然，全国大罢工所揭示和强化的分裂，是在未来20年或更长时间内困扰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英国的煤田，1926年大罢工中胜利和背叛的记忆，直到1984至1985年的全国矿工罢工时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由于工会内部意志不坚定，以及政府做好了充分准备且态度强硬(有一批像丘吉尔一样的强硬派大臣，丘吉尔当时任财政大臣)， 1926年的大罢工似乎没有效果。尽管如此，根据一位威尔士矿工后来的回忆，大罢工确实展现了英国工人阶级非凡的忠诚和阶级团结，不仅在较老的采矿、钢铁和造船业，而且在新的服务业，比如公路或铁路运输和配送中的“半熟练”工人。这个国家的阶级划分已昭然若揭，即使没有酿成身体上的暴力。人们还对警察或公务员的中立性表示了深深的怀疑，甚至怀疑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立性——实际上BBC在面对政府压力时努力保持其独立性。在采矿区，大罢工之后，矿主开始迫害工人，大幅削减工资，并试图破坏矿工联合会作为工人的声音的基本作用。像亚瑟·库克这样的蛊惑人心的矿工领导人，现在成了袖手旁观者；而继任的工会领袖和工党不再迁就一个回报和机会明显扭曲的社会制度——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对战争年代的社会统一的嘲讽。随着英国在萧条时期继续蹒跚而行，对大罢工的记忆还没有消失，同时，阶级抗议仍未消除。
在20年代后期，英国安定下来，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人口继续增长，只是速度较慢：从1911年的40 831 000增长到1921年的42 769 000；到1931年的人口普查时，增长到44 795 000。但阶级鸿沟在不断加深，乔治·奥威尔等年轻作家后来强调了这一点。在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20年代是一段社会富裕、人民对生活越来越满意的时期。有很多为郊区中产阶级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这些项目源于1919至1921年的艾迪森住房计划和后来的内维尔·张伯伦的计划，这些计划直接给私人住宅开发商提供补贴。经历过战争后，更多人渴望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住房；一个安静的家庭环境；更多的休闲活动；例如，到1930年，私家车超过100万辆，其中最著名的是外号叫“奥斯汀婴儿”(Baby Austin)的这款车；出现了使室内生活更加舒适的设备和机械助手，如吸尘器。通过BBC广播的力量，娱乐节目和生活指南被带给千家万户。1880至1918年间，初级管理人员、公务员、教师、技术工人、白领行政人员及职业团体有了大幅增加。对他们来说，20年代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因为物价开始下降，购房也不难，还可以享受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技术先进的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特别是位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长桥的赫伯特·奥斯汀和位于牛津附近的考利的威廉·莫里斯的现代汽车厂。郊区居住生活的新模式在它们周围兴盛起来。对于这些人来说，在经历了战争和大罢工的所有不必要的激奋之后，单调但踏实的价值观似乎很有吸引力——这种价值观的代表人物是热爱大自然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他身上体现了“安全第一”的哲理。
然而对于许多其他领域来说，这是一个越来越绝望和幻灭的时期。例如，在战争结束后短暂而令人振奋的复兴之后，农村在20世纪20年代陷入了萧条。农村人口稳步下降，特别是在英格兰南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小麦种植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收入水平下降，从苏格兰高地到康沃尔的小乡镇的活力正在减退。英国乡村生活在表面上保留了不变的传统；1918至1926年间，“绿色革命”大大扩大了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土地所有权的最大转变。但在表面之下的是负债模式，按揭和银行贷款的负担，以及明显的衰退，使城乡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越来越大。许多英国文学作品以乡村为背景，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和社会影响。
在较老的工业社区，特别是在英格兰的北部和东北部、南威尔士工业区、苏格兰中部的克莱德赛德以及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的贫民窟，这是一个让人愈加绝望的时期。工人阶级住房和生活条件的低劣，环境的肮脏，在20年代有详细记载。环境恶化也对贾罗、维甘(Wigan)和梅瑟蒂德菲尔等老城区造成了阴影。伴随着潮湿、不卫生的住房以及糟糕的学校和公共服务，关于儿童疾病和死亡、中年人肺结核、矿工肺病和残疾老年人的数据令人震惊。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老工业区的人口预期寿命，明显低于英格兰东南部和西米德兰兹郡的郡首府和水疗中心。20年代，社会鸿沟日益扩大，且因无休止的失业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失业困扰着缺乏投资的钢铁、造船和煤矿等老工业。192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决定恢复战前的金本位。事后遭到凯恩斯的尖锐批评，但得到了大多数正统经济学家和商人的广泛支持。这意味着英国煤炭和钢铁产出被严重高估，生产它们的工人的失业率较高。在教育和医疗设施的质量以及图书馆、游泳浴场或公园等设施的质量方面，在鲍德温平静主政的英国，社会差距更为明显。“安全第一”的时代，以其世俗化的进程，意味着〔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史学家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在1929年发表的一些著名讲座〕建立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宗教”。这种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2/3的国民总财富由40万人(不到人口的1%)所拥有，同时英国社会内部的生活质量存在巨大差异。
然而，这种日益加剧的社会分裂，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反抗或抗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即使在萧条时期，工人阶级世界也存在着温暖和团结，工人阶级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文化和娱乐。那个时期的遗物(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充满活力的矿工小屋、合唱团和铜管乐队；由工人阶级社区中的“合作社”提供的信贷基础)现在看起来似乎已经很遥远，甚至肥皂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也显得很遥远了。但它们确实证明了，即使在这些悲观的岁月中，工人阶级生活中也保有着力量和乐观。人民的统治者也鼓励大众娱乐，以此作为镇静剂，促进爱国情怀。这种“面包和马戏团”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厅。音乐厅的主角如乔治·罗比(George Robey，曾拒绝骑士爵位)仍然火爆。但这种艺术形式迅速被新的无声和有声电影所超越：查理·卓别林和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现在是影院的宠儿。除了英国工人阶级天生的韧性和自尊之外，还有一些品质使英国相对和平和融合。
这些可能要归功于当时备受诟病的政府。张伯伦担任卫生部长期间(1924—1929)是这一过程中的里程碑，这一时期有效地将伊丽莎白的《济贫法》贯彻到底。戴布帽的工人阶级中的足球迷，和住在郊区住宅开发区的、新兴的中产阶级，表面上被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熟悉的象征可以将他们全部联合起来，比如永远受欢迎的乔治五世——这或许是鲍德温提供的消磨意志的定心丸。1925年在新温布利球场举办的帝国展览会，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这十年的体育明星是板球运动员杰克·霍布斯(Jack Hobbs)，萨里队和英格兰队的开场击球手，他在1925年超过了传奇人物W. G. 格雷斯的百分纪录(125次)。杰克·霍布斯为人谦虚、从不抱怨，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且滴酒不沾，是个模范的家庭男人，是忠于皇家和国家的典范。他是一位愿意被业余的公立学校的“绅士们”(他们通过不同的大门进入了贵族竞技场)领导的专业“球员”。他总是打出一记直接的球棒，总是接受裁判的判决——无论判决多么令人失望或不公平，他都没有抱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转型的漩涡中，英国社会正在艰难恢复传统秩序，杰克·霍布斯温和、善良的个性，为这样的社会提供了可接受的试金石。
30年代
20年代以怀旧和创新的混乱迷蒙而结束。“上流社会”和宫廷一如既往地过着奢华的生活。烟画和杂志推崇社会名流的个人吸引力，如年迈的茶叶大亨托马斯·利普顿(‘Tommy’Lipton)或伦敦德里(Lady Londonderry)夫人等女招待。熟悉的名人们的影响，仍然在英国很多地方产生威力。埃尔加(Elgar)在1934年之前是英王御前音乐家；吉卜林(Kipling)一直在积极写作，直到1936年；托马斯·哈代于1928年满载荣誉去世，享年88岁。“安全第一”的理念只允许最谨慎的创新形式。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政治傀儡是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在1929年要求组建第二个工党政府。麦克唐纳在1914年至1818年有反战抗议的背景，但作为全国大罢工中令人放心的人物、社会主义极端分子的打击者和上流社会沙龙的座上宾，他似乎投身于贵族的怀抱之中了。作为一名“合法”的反叛者，对于一个致力于适度而不失控的变革的社会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象征。劳合·乔治现在是一位孤立的老政治家，丘吉尔因为对印度自治政府的“顽固”观点而将自己排除在保守党主流之外——于是麦克唐纳似乎是一个可靠的领袖，他所采取的步骤显得更为稳妥。
事实证明，第二个工党政府是一场灾难。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失去了对政治的控制。1929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所崩盘，随后是贸易和就业的螺旋式下降，这是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很明显，英国工党政府几乎无法提供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失业救济，失业率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到1932年末，达到近300万的受保人口。虽然失业率在20年代后期逐渐下降，但实际上工业停滞和社会衰退仍在延续。除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下降之外，还有一些英国特有的因素。这里的工业结构过度契合于传统工业，如煤炭、钢铁、纺织、造船业。长期以来，投资不足、人员臃肿和效率低下；同时英国的文化几十年来提倡人文学科和绅士风格，在商业教育或职业技能训练上乏善可陈。整个工业和制造业基础都急剧收缩，直到1935年才出现恢复的迹象。很久以来，在采矿业和其他领域出现的绝望，失业者的饥饿游行和示威活动，以及“靠救济金生活”的无助和无望——伟大的英国公众对这些情况已经屈从或麻木了。
有些人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举措来重建和振兴国家及其经济，并推动它们向新的方向发展。中间偏左派劳合·乔治在整个30年代仍然是一位年迈的、基本上被忽视的先知；他敦促英国也采用美国模式的新政。极左派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秘方，从社会主义联盟的集体主义，到后来的左翼图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再到小共产党的纯粹宗派主义。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声称看好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激进的右翼，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首先退出了保守党，后来又退出了工党，试图通过混合计划经济和反犹太主义来创造一种英国的法西斯主义变体。与此同时，资深社会主义作家萧伯纳和威尔斯(H. G. Wells)以不同的方式推动有计划的、清廉的、科学的乌托邦事业。但最受欢迎的解决方案，是在英国政治的传统组合中寻找。到1931年8月，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显然处于绝望之中。随着5月报告的公布，高涨的政府支出和不均衡的预算，成为工业崩溃的根本原因，出现了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政府被敦促削减社会支出，包括失业者生存所必需的社会福利。内阁四分五裂，银行家和工会联盟之间争吵不休。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
然而，第二天早上，不是一个保守党-自由党政府取代他的位置，而是麦克唐纳将继续担任新的“国家”政府的首相，几乎所有他自己的工党同僚都将被排除在外。在随后的10月大选中，这届政府(后来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并使英镑贬值)以绝大多数席位东山再起，拥有556名支持者；工党的席位减少到51个，几乎全部主要的前大臣在民意调查中都败北。这届“国民政府”将为30年代的英国定下基调。它的傀儡麦克唐纳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淡出，成为一个悲情人物。鲍德温的政治生涯勉强维持到1937年。他仍然能够动用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手腕：他在1935年推动通过了一项给予印度更多自治权的法案；在1936年让爱德华八世“认输”——这位无冕的君主蔑视普遍的惯例，既想保留他的王冠，又要迎娶一个离异的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最终只好选择退位。但政府内部的主要能量，来自新的技术官僚风格的保守党，他们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土老帽”形象。其中最突出的是内维尔·张伯伦，一位著名的伯明翰王朝的继承人，30年代政治生活中的杰出人物——无论在国内还是(后来的)国外。张伯伦引领了30年代前半期英国的经济复苏，在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为东米德兰兹和英格兰南部的发达工业区带来了新的繁荣。来自南威尔士、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等老区的移民，与郊区和轻工业中心的新增长相得益彰。政府采取了独特的管理和监管方式，即英国经济政策的“中间道路”。农民因牛奶和其他营销方案、配额的形式而受益；城市和郊区居民也获益，如改善交通(伦敦地铁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扩大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以及廉价的住房。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埋葬了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当时创立了一个新的关税和帝国优先的商业制度，原计划这个制度能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关税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卡特尔化的钢铁业似乎显示出工业巨头化也有一些好处。选民们非常感激，在1935年的大选中，他们以多数票回报了国民政府(现在几乎清一色都是保守党)，并给予了张伯伦的保守主义广泛的支持，直到30年代末在外交政策上出现新的分歧。
国民政府的政治无可争议地、毫无歉意地建立在阶级和地区差异之上。老工业区得到“特殊区域”发展计划的支持。按照流行的说法，工业化的苏格兰、东北部、坎布里亚郡、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威尔士都是“萧条地区”；只有当这些自给自足的社会的难民出现在伦敦和伯明翰、参加饥饿游行的时候，或在剧院门口向排队的人乞讨时，外部世界才发现这些社会的存在。在所谓的“萧条”社区中，有一种讽刺性的、自我维持的生活模式。在那里，工业正在萎缩，这意味着人们的收入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共公设施的破败更趋严重，工业在加速衰退。公众对失业人员举行的，从贾罗到伦敦的游行，记忆深刻。
一些当时最有力的文学作品(乔治·奥威尔有点模棱两可的长篇小说《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沃尔特·格林伍德的、描述悲惨生活的《领救济金的爱情》(Love on the Dole)，刘易斯·琼斯动情地描述威尔士采矿村的生活的《库玛地》(Cwmardy)、《我们的生活》(We Live)极大地引起了人们对这种结构性贫困的关注，触及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敏感问题。但很少有人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的根源。贵格会和其他理想主义者都在当地举办了慈善救济活动。政府通过特别区域委员会提供了一些援助，尽管新的区域政策几乎没使这些地区的工业基础实现多样化或改造提升。托马斯·琼斯讽刺地提出，这些地区可能会变成露天考古博物馆，而火车会将这里的居民带到达格纳姆(Dagenham)或豪恩斯洛(Hounslow)去寻找就业机会。还有一些创新做法，例如建立工商业区，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或投资补助，吸引实业家组团迁入老工业区。例如，白金汉郡的斯劳镇成为30年代许多工业活动的焦点；而那里的糟糕建筑成了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挖苦讽刺的目标。但是，总的来说，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施加的限制措施以及政府缺乏紧迫性，使得主要工业领域缺乏有效的支持。1935年《国防白皮书》出台，政府进行军备扩充，重点发展工程和飞机生产——直到这时，就业人数才大幅增加。
但是，遭受衰退影响的工业区得到的刺激政策很少，其主要原因是它们自给自足，发展受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还过得去，甚至在很多方面很惬意。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很低，私人住房便宜，消费者的选择也日益丰富。1933至1937年间，每年平均建造345 000所房屋。汽车工业和电气、化学和纺织品公司继续蓬勃发展。在英格兰中部地区，莱斯特和考文垂等城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富裕。生活的回报更加明显。赫伯特·查普曼的阿森纳职业足球队的运动员虽然收入不高，却能吃牛排、喝香槟。在伦敦外围，“地铁”不断延伸，向北通往赫特福德郡边缘的柯克佛斯特(Cockfosters)，或向西通往白金汉郡边界的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说明白领人口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和获得的服务都在扩大。在亨顿(Hendon)、哈罗或金斯伯里(Kingsbury)等郊区社区中，建造了许多整洁的商业步行街、新电影院和足球场。参差错落的半独立式中产阶级住宅，沿着主干道向远处延伸，甚至延伸到周围的乡村；它们相对不受旨在保护城市周边“绿化带”的环境政策的影响。伦敦以外的西部大道，成为不受控制的工业和住宅开发的代名词，建成一批劣质的、各时期风格都有的工厂(后代不恰当地把它们视为现代艺术的纪念碑)。如果说30年代失业和萧条期间，英国缺乏社会变革的一个原因在于老工业区缺乏政治和经济活力，那么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安于温馨舒适的郊区生活。在萧条的岁月里，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未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