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代表着前工业化社会秩序的永恒品质。在一个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中，它平衡工业革命的力量：英国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君主制就越程式化、仪式化和大众化，因为它所主张的价值观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竞争之上。

“礼仪的重大提升”

相对于工业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潜在紧张，英国在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爱尔兰除外)应该算是一个秩序井然、和谐稳定的社会。尽管政治骚乱并没有完全消失，但这种骚乱很少发生，因此不足以留下广泛的印记。在英国本土，盗窃和暴力等犯罪行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率都下降了——在人口迅速扩大的社会中，这是非同寻常的成就，有力颠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更高的犯罪率的论断。刑事犯罪案例登记员在1901年指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目睹了行为举止的巨大变化：过去碰到冲突，不管动不动口，先动手再说；现在变成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不同阶层的行为举止都比较接近了，无法无天的风气退化了”。这个很大程度上自我调节的社会，依靠志愿组织来救助精神上和物质上有需求的人，这些组织包括教会、互助会，以及庞大的慈善组织网络。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教育。19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承认，光靠教会的自愿努力，无法提供足以满足工业国家需求的基础教育体系。1870年，自由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成立了教育委员会，负责在没有教会学校的地方建立公立小学(尽管直到1880年，才强制要求儿童上学；并且，在1891年之前，上学必须付费)。地方性倡议，特别是在伦敦和北部的一些制造业城镇，将一套面向少年甚至成人的非常有效、门类广泛的技术教育体系，移植到了小学中。但是由于这种做法更多地取决于每个学校董事会的思路观念，因此该体系课程，参差不齐，绝比不上德国的同类做法。制造业城镇，特别是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建立了市立大学——这些大学主要不是为那些进入传统行业的人设立的，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比，它们淡化了古典人文教育。当时的人们将政府对教育的责任视为穆勒说的体现，而没有看到这是政府承担更广泛的社会组织责任的开端。

“别墅托利党人”：保守党的复兴

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法案》，将城镇中成年男子的选民比例从20%增至60%，而在郡县，这一比例提高到了70%——这给政客们带来了麻烦。家庭选举权制度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选民人数，尽管这绝不是普选(即使是对男子来说，也远远达不到普选的程度)；改革后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而以前每个人的投票都是公开的。

对于习惯于从未输掉大选的自由党联盟来说，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无固定形式的非正式联盟能否继续取得成功？这个问题现在显得更加严峻，因为格拉斯顿的第一任政府于1873至1874年以传统的自由党的风格瓦解，然后以非传统方式败选，从而自1846年以来首次把权力转移给了保守党。对于失利，自由党从两方面做出了回应。在某些城市地区，尤其是在伯明翰，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作为当地的主要政治人物，实行了严格的政党组织“核心小组”制度。“核心小组”由一群自封的地方知名人士组成，往往是不信奉国教的商人；他们通常强烈批评自由党的领导人，指责他们过于谨慎和过于贵族化。成立于1877年的“全国自由党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试图将五花八门的地方“核心小组”实行一定程度的统一管理。另一方面，仍然主要由贵族构成的自由党领导人对此表示震惊。横跨这两派的，是具有很高威望的格拉斯顿(W. E. Gladstone)。他是利物浦玉米商(原籍苏格兰)之子，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受过教育。他本人是英国国教徒，但在他的职业生涯后期对非国教教徒的诉求表示同情，因此能够吸引维多利亚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好感。格拉斯顿背后没有“核心小组”为他撑腰：他的志向是获得国家的权力，而不是地方的权力基础。他从地方组织的领袖脱颖而出，赢得了广大的自由主义者的青睐；他的手段是发表政治演说和发行宣传小册子。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通过电报连接起来，形成新的巨大宣传网络，首次实现了全国性的即时辩论：政客发表演讲的第二天早上，演讲稿就到了全国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早餐桌上。因此，在1868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中，格拉斯顿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试图借助道德义愤建立一个大众阵线：1876年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屠杀基督教徒，他反对英国迪斯雷利政府采取的苟安政策；1879至1880年，他强烈指责保守党人在帝国伟业中犯下的道德和经济罪行(“中洛锡安郡竞选运动”)。“讲坛”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政治活动的典型形式：格拉斯顿发明了一个新的政治辩论论坛，他的同时代人，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不得不加入进来。

1867年的《改革法案》为保守党带来了新的机遇。原来对失败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了的保守党人，开始占上风了。1867年，“全国保守与宪政协会联盟”成立；1870年，中央办公室开始改善调整竞选策略。保守党的目标是城镇选区：要获得政治权力，保守党人必须将其基地从郡县扩大到新建的城镇和郊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迪斯雷利的领导下，他们令人信服地赢得了1874年的大选；在迪斯雷利于1881年去世后，在索尔兹伯里的领导下，保守党成为主要政党。保守党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这个政党将本质上拥护等级制、贵族和英国国教的政党，与大城市中不断壮大的中下阶层的诉求联系起来：保守党成了有产者和爱国主义的政党。迪斯雷利认为，政治上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正确的方针政策，还取决于如何推介自己。1872年，他在兰开夏郡和水晶宫的著名演讲中，将自由党描述成不爱国、危及财产、威胁国家体制、背叛的帝国利益的政党。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他主张实行社会改革政策，这使他特别吸引最近成为选民的劳工阶级成员。这些演讲的主题，尤其是爱国主题，很快就被其他保守党人所继，成为下一世纪大多数保守党竞选演说的范本。

1874至1880年，保守党执政。执政头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大部分是由内政大臣理查德·阿谢顿·克罗斯(R. A. Cross)推动的，包括工匠的住所、公共卫生、互助会、河流污染、食品和药品销售、商业航运、工会、工厂、酒类经营许可和教育等，都是立法的主题。其中许多改革在保守党执政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中”，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皮尔派-自由党的传统——正是这样的传统激发了上一届格拉斯顿政府的改革动机。这些改革对中产阶级利益的影响，可能比对劳工阶级的利益影响更大，并且由于这些社会措施不是强制性的，其效果比预期的要有限(例如，到1880年，87个威尔士和英格兰城镇中只有10个决定实施《工匠住房法》)。尽管如此，这些改革在为保守党造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们表明，保守党能够有效处理城市问题，并且为“托利民主”已经实现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与德国保守派处理城市生活问题的方法相比，英国的改革更加具有整体性、协调性和建设性。

但是，保守党的真正兴趣在于巩固城市中产阶级的基础，赢得劳工阶级的支持只是额外的收获。丑化自由党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仅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保守党声称自己是有能力奉行帝国主义的政党，但其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对南非和阿富汗发生的事件处理不当，以及军事行动开支巨大，严重损毁了自己的声望。既要当帝国主义者，又要做到缩减开支这一中产阶级的美德——这十分困难：格拉斯顿的中洛锡安郡系列演说，巧妙地暴露了这种自我矛盾。

保守党在1880年大选中失败，部分原因是格莱斯顿的演说，部分原因是那年的贸易衰退。1880至1885年当政的格拉斯顿政府，是自由党的最低谷时期，党内焦躁不安，内阁分歧重重。在帝国事务中，保守党的指责似乎得到了证实：犹豫和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最终导致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于1885年在喀土穆被击杀。自由党人因过分习惯于殖民地办公室的“官方思路”，而不会拒绝扩展帝国的责任；自由党上了台，同时也表示有一些遗憾：在选举中，这个党损失了两派选民：因为做得过了头，自由党疏远了反帝国主义者；又因为犹豫不决而得罪了拥护帝国主义的人。在国内事务中，格拉斯顿决心控制和减少开支，这使积极的改革变得举步维艰。与1868至1874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仅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即1884年的郡县级选举权改革。农业劳工获得了选举权，人们期待郡县的席位交到自由党手中；而保守党的索尔兹伯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举措，利用上议院的否决权，为自己的党派捞了一大把：议席重新分配法案使城镇选区的界限划分对保守党有利。因此，保守党得以利用自由党的改革，建立了只有一名议员的中产阶级城市和郊区选区的政治结构——此后，其政治上的成功一直依赖这个政治结构。

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自由党越来越依赖“凯尔特人”，即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议员。因此，这三个地区的所关切和优先的事项，被挪到了英帝国舞台的中心。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地方自治受挫

人人都承认，存在“爱尔兰问题”。但是究竟是什么问题？几乎没有共识。迪斯雷利描述了伦敦人的迷惑：

我想看到一个公众人物能站出来，说一说爱尔兰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说这是一个物质问题；另一个人说是信仰问题。现在又成了缺少贵族的问题，然后又是没有铁路的问题。今天是教皇的问题，第二天是土豆的问题。

爱尔兰的农业绝对是该地区最大的产业，且绝大多数地产由新教徒所有；与流传的说法相反，新教徒大多居住在庄园里或在庄园附近。爱尔兰的农业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但与英格兰相比，其资金投入仍然严重不足。爱尔兰自身无法创造多少资金，也没能从英格兰吸引太多资金。爱尔兰的经济养活的人口，不知有多少迁移到了英国本岛，使得英国的城镇无论大小，都有爱尔兰人社区；1841至1925年间，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包括：475万移民到美国，7万到加拿大和3.7万到澳大利亚。

1798年爱尔兰爆发了一场叛乱；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丹尼尔·奥康奈尔试图废除《1800年联邦法》，但以失败告终；1845至1846年，爆发了大饥荒。所有这些导致了19世纪60年代的芬尼亚爱尔兰独立运动；这场运动在美国、加拿大和爱尔兰策划了起义。1867年，运动制造了一系列炸弹爆炸案，让英格兰感到震惊；特别是在伦敦的克拉肯威尔(Clerkenwell)监狱发生的爆炸中，造成一百多名无辜者死亡。芬尼亚运动不代表爱尔兰人的普遍观点，但存在将来转变成普遍观点的危险——鉴于此，自由党政治家，尤其是格莱斯顿还是采取了让步措施。1869年在爱尔兰撤销圣公会的国教教会的地位，1870年推出《土地法》，以及1873年的教育改革失败(被爱尔兰议员否决)——这些都表明威斯敏斯特可以为爱尔兰大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些改革还不够。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领导的“自治协会”运动开始壮大，而此前在爱尔兰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党则被迫撤离。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农业萧条，使情况更加恶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跟巴特一样都是新教教徒)在1877年成为自治派的领袖，并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890年的离婚丑闻毁掉他的前程。帕内尔总是毫不犹豫或者无所顾忌地利用任何政治局势；但是即使如此强硬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也胜不过土地联盟(Land League)，因为土地联盟为农民争取土地所有权。1879年，帕内尔怀着矛盾的心情当上了土地联盟的主席。土地联盟是崇尚“武力”的芬尼亚派和崇尚“道德”的帕内尔派的强力融合，形成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的人民阵线。在1879年至1882年农业最萧条时期的“土地战争”中，该联盟长期想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的运动进行了斗争，他们采取了暴力手段，并“抵制”驱赶运动的制造者〔“抵制”(boycott)这个词来自查尔斯·博伊科特上尉(Charles Boycott)的名字；面对社会和经济上的排斥，上尉的精神崩溃了〕。爱尔兰乡村的暴动，以及格莱斯顿的内侄、爱尔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于1882年被刺杀，使英国的有产阶级感到震惊和恐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只习惯于暴力程度很低的犯罪。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1880年再次上台的格莱斯顿政府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做出让步。1881年出台的《土地法》满足了农民的许多要求，却没有赋予他们土地所有权。地方自治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强了(在1884年的郡县制改革的帮助下)，在1885年12月的选举中赢得了86个席位，从而成为能够在威斯敏斯特左右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格莱斯顿曾私下里恳求索尔兹伯里通过两党合作来处理爱尔兰问题，但是遭到拒绝；于是格莱斯顿表示支持爱尔兰自治，以此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格莱斯顿的决定与自由党思想的主旨十分吻合，但决定是基于政治上的必要性：此后，自由党在无须自治党议员游说支持的情况下取得大选胜利，只有一1906年这一次。大多数自由党人都拥护权力下放，用格莱斯顿的话说，这是各民族“正当争取自由的权利”；不容否认，1886年的爱尔兰已经证明自己是这样一个民族。问题是，其民族性是应该得到承认还是粉碎之？此外，格莱斯顿在1886年推出的温和的《地方自治议案》虽然没有允许爱尔兰独立，但是议案的反对者却不这么认为：首先，尽管有帕内尔的保证，但从长远来看，议案将导致爱尔兰独立；其次，那里的新教徒主要集中在阿尔斯特省的工业之都贝尔法斯特，议案没有给他们提供保障，让他们免受“罗马统治”。

这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导致英国政治发生重大危机。1886年夏天，面对格莱斯顿的《地方自治议案》，自由党出现了分裂：93名议员〔其中多数是在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统治下的辉格党人，但也有一些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领导下的激进分子〕与保守党一起投票反对该议案；这次投票导致自由党政府下台，随后的20年里保守党(或称统一党，是一个反地方自治联盟)称霸政坛。自由党内的统一主义者(来自自由主义的叛逃者)脱党而去，随之而去的还有大部分的自由党的报纸，还有几乎所有传统上支付了该党大部分选举费用的土地贵族。尽管在上议院中，自由党现在只是极少数派，对自由党来说，丧失影响力和金钱可能比流失倒戈议员更为严重。

1886年的分裂削弱了自由党，但让格莱斯顿控制了该党和全国自由党联盟；1891年，联盟在纽卡斯尔召开大会，他接受了其激进方案，从而巩固了自己对联盟的控制权。因此，地方自治将自由主义交到了格莱斯顿手里。1886年之前，爱尔兰阻止了二级议案的通过，因此地方自治不仅正当，而且有必要。但是在1886年之后，鉴于上议院的存在，地方自治的议案不可能通过。因此，地方自治既激发了自由党人为正义而抗争，又使他们遭受长达二三十年的挫折。

自然，爱尔兰的事件影响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这两个地区，废除政教合一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并且都经历了土地运动。尽管在1882年，政府动用部队镇压了斯凯岛(Isle of Skye)的佃农示威游行，但这两个地区几乎没有爱尔兰部分地区的暴力特征。两个地区的某些自由党人都要求实行“全面地方自治”；19世纪末，威尔士和苏格兰、爱尔兰一样，经历了文化复兴；地方自治运动在文化复兴的鼓动下而兴起，并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自由党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与爱尔兰不同，自由党能够将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准民族主义运动遏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同爱尔兰相比，苏格兰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门以及在威尔士日益重要的南威尔士煤田，使这两个地区与帝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苏格兰南部和南威尔士，自由党的帝国主义胜过了民族主义。

自由党出现了分裂；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进行了各种尝试，但仍无法统一。保守党趁机巩固了阵地。他们不是活跃的反变革派。索尔兹伯里并未试图推翻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自由党取得的成就，尽管当时他曾强烈反对自由党的政策。保守党的立场，以及保守党与自由党的统一主义派建立的联盟，取决于阻止事情做成，而不是去做事。因此，尽管通过了一些立法(特别是在1888年建立了民选的郡议会；在1890年公布了改善工人阶级住房的措施；后来又通过了1902年的《教育法》，此举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中等教育体系)，但1886至1905年间掌权的统一派没有通过什么意义重大的立法——这也不是它的初衷。保守党主要依靠城市选民，希望继续保持50年代和60年代自由党执政时期的国家状况，但又不喜欢地方自治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新产物。保守党排斥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不是因为它背弃了本世纪中叶自由贸易时代的成就，而是因为格莱斯顿派的自由党人的进步似乎超出了那个时期的目标。因此，反格莱斯顿联盟严重依赖地方自治这个立场，以使联盟保持团结并把自由党人拒之门外。这个联盟冒着选举失利的危险，超越了其反地方自治的立场，到了20世纪初才意识到这样的风险。自由党继续推行地方自治，等于为联盟维持下去助了一臂之力。1892至1895年自由党少数政府短暂执政(这是格莱斯顿的最后一届政府，1894年他退休后由罗斯伯里继任)，在第二个《地方自治议案》上花费了很多心血。该议案在下议院成功通过了，但最终还是被上议院否决。自由党可以在英格兰各郡县、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笼络鱼龙混杂的绝对多数人，但他们无法维持或重复这一成功。1895年，统一主义者令人信服地赢得了大选，并在1900年利用南非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暂时胜利举行了“卡其色大选”，确定了他们在议会的多数席位。

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

统一派反对地方自治的做法，始终具有帝国主义的意味：帝国的权力绝对不能放弃。1800年通过《英爱联合法案》的情况，恰好显示了爱尔兰的战略重要性，而地方自治再次将爱尔兰置于危险之地。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里，帝国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现在必须看看这些问题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总体而言，英国人并不希望加强帝国的直接权威；试图延续帝国权威的施压集团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确，在白人定居的老殖民地，英国人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移交：1867年通过了《加拿大自治领法》(Dominion of Canada Act)；1900年通过了《澳大利亚联邦法》(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Act)。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40年中，英国在非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吞并了大片土地。1851年，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在世界航运中占绝对优势，即使在1870年后英国在制成品中的主导地位削弱的情况下，这种优势仍在延续。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英国的利益——即使英帝国的势力没有正式存在。因此，在正式的领土吞并之前，非正式的帝国影响力已经存在了。有句格言说得好：“贸易紧随国旗而来。”在几乎每种情况下，事实都恰恰相反。正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所说的那样，没有哪一个小海湾——无论它多么偏远——没有英国代表在那里组织石蜡油和当地商品的运输。

在东非和中非，最早来到这里的欧洲人常常是宗教人士，比如像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这样的福音派医学传教士。他一边传播福音，一边治病救人，并揭露了内陆地区不人道的奴隶贸易。1872年，斯坦利(H. M. Stanley)“营救”了利文斯通；前者对这次“营救”行动进行了巧妙的自我宣传，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冒险故事之一，并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黑大陆”的兴趣。

在某些地区，英国的贸易尝试得到武力的支持。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印度政府对鸦片的垄断，以及英国通过一系列“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全面开放通商口岸，并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这是英国所有帝国主义扩张中最不光彩的一笔，因为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贯政策，而不是处理地方危机的偶然结果。政府拐弯抹角地介入，有时候是通过特许公司来开辟小的殖民地：特许公司是具有政府担保的、对某个地区的贸易权和管理权的贸易公司。尼日利亚、东非和罗得西亚，最终都被以这种方式纳入英国的统治，因为当一家特许公司破产〔或者实际破产，如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英国南非公司在1920年之前从未支付过股息，并于1923年被接管〕，英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起行政责任。

除了这个庞大且主要是非正式的贸易网络外，印度是核心，是“镶在帝国王冠上的主要宝石”——如今已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但是考虑到欧洲以外的安全问题，英国人依然认为印度是个焦点。1857至1858年的印度兵变后，老的东印度公司清盘解散，其所辖领土由英国直接管理。1876年，在女王的明确授意下，威斯敏斯特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她为“印度女皇”。

为了保护印度以及通往该次大陆的路线，英国进行了一系列兼并。离印度不远的缅甸和马来亚被吞并，这项行动主要是在设于加尔各答的印度政府的敦促下进行的。印度政府实施了自己的帝国主义计划，具有其独特的系统化手段，与伦敦的随性做法完全不同。在这条路线上，英国把埃及和苏丹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帝国扩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保障印度安全的考虑。这种简单的说法，当然不足以概括每一次吞并的极其复杂的过程。最具争议的吞并是埃及和南非，应对此加以注意。

通往印度的路线，使地中海东部的安全成为英国长期以来的关注重点，尤其是针对俄国的安全问题。1854至1856年间，英国和法国在皮埃蒙特-撒丁国的一些协助下，派出了庞大的舰队和军队来支援奥斯曼土耳其。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很复杂，但根源是俄国向辽阔而脆弱的奥斯曼帝国的渗透。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与“落后”的俄国交战，其表现令人失望，并且在某些方面显得十分无能——尽管，海上运输大批增援部队确实面临相当大的麻烦。报纸通过电报报道了前方部队的困境，清楚地反映了这些问题，也暴露了一个自由国家参与战争的荒诞之处；报纸的报道也让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赢得了“提灯天使”的美名。这场战争主要是一系列围困，长时间处于僵局，最后在克里米亚和亚洲土耳其的卡尔斯地区进行血腥决战——这种情况跟后来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类似。土耳其保住了，因此英国人撑住了奥斯曼帝国，而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英国希望土耳其能够改革，成为一个现代的、自由的国家。但这个希望落空了。到19世纪70年代，土耳其再次分解，并受到俄国的攻击。1874至1880年间执政的迪斯雷利政府继续执行捍卫土耳其完整性的克里米亚政策：格莱斯顿领导下的反对党自由党认为，这项政策不再可行，并支持将“欧洲境内的土耳其”的大部分领土分割成若干独立的基督教国家。1878年出席柏林会议的“欧洲协同体”就分割土耳其达成了共识，迪斯雷利带着“和平和荣耀”返回伦敦，还将塞浦路斯岛归入帝国的统治；塞浦路斯岛被认为对东地中海具有战略重要性，但实际上却不具备作为海军基地的价值。

随着土耳其解体，埃及变得越来越自力更生。它开始组织开挖苏伊士运河。运河于1870年开放，这对英国与印度的联系至关重要。修建运河的资本流入，破坏了埃及的稳定，使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开始瓦解。1875年，迪斯雷利从埃及总督手中买下了运河运营公司的大量股份。因此，当埃及到达破产的地步，并试图发动军事政变时，不仅触及英国在埃及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英国的经济利益。格莱斯顿多次尝试其他解决方案未果，不得已于1882年代表运河债权人入侵并占领了埃及。英军一直到1954年才撤离；埃及从未被正式吞并，其地位相当于理论上独立的印度的藩属国。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系列战争之后，英国自然而然地正式吞并了叛乱的苏丹：1885年，马赫迪(Mahdi)杀死了特立独行的戈登；1898年，在恩图曼(Omdurman)战役中，陆军元帅基奇纳(Kitchener)最终残酷粉碎了马赫迪领导的苏丹起义。土耳其的衰落，使英国得以控制东地中海和东北非洲。

南非的事件本来与上述地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布尔人的存在而变得复杂。英国于1795年占领了开普(Cape)，以保障通往印度的路线。南非腹地(布尔人在19世纪30年代向这里迁徙)的安全，影响了开普敦。英国提出了各种将布尔人纳入联邦的计划，并在1877年布尔人遭到祖鲁人的削弱时，迪斯雷利政府趁机把同盟关系强加给了布尔人。不称职的将领(这是英国在南非的军事行动的特征)导致800名英军在伊桑德拉瓦纳(Isandhlwana)丧生，这是在殖民战争中少有的、“长矛战胜火枪”的情况。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挫折，祖鲁人在乌伦迪(Ulundi，1879年)战役中被打得惨败。布尔人希望重新获得独立。1881年的一场短暂的战斗中，一小群英军在马朱巴山(Majuba Hill)战败，布尔人大肆宣传这次胜利的意义，随后与英方达成了一份不明确的协议：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奥兰治自治邦(Orange Free State)独立，但服从英国的宗主地位。在德兰士瓦，越来越多的钻石开采，以及1886年发现了黄金，使状况发生改变。从财务上讲，南部非洲实际上是英国的珍贵“皇家珠宝”。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等人控制着资本的涌入，破坏了布尔人的农村经济，就像埃及发生的情况一样。跟埃及一样，德兰士瓦破产了，但布尔(Boers)在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的领导下仍然保持着严格的政治掌控力。1896年，罗兹的密友詹姆森博士试图煽动外侨(居住在德兰士瓦但不享有政治权利的英国人)起义，但是失败了。新任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主张英国的权力高于布尔人共和国，决心通过战争击溃克鲁格。米尔纳激怒了克鲁格。1899年，克鲁格向开普殖民地发起进攻，发动一场短暂的有限战争。然而，布尔人拥有充足的德国武器；英国人习惯于跟未经训练、没有火枪的土著人进行殖民战争，但是与布尔人的战斗显得笨拙无能，随后吃了一系列灾难性败仗。英军只有在重型武器的协助下，才于1900年攻下布尔人的主要城市。战争似乎结束了，殖民地大臣张伯伦说服了索尔兹伯里举行“卡其大选”，统一主义派轻松赢得大选。但是布尔人拒绝接受失败，并以游击战术骚扰英国人。英国人予以回击，烧毁了布尔人的农场，清除了草原，并有组织地将布尔人家庭赶进“集中营”。集中营的高死亡率，导致英国国内发生激进抗议活动。“什么时候战争不再像战争？”接替罗斯伯里(Rosebery)担任自由党领袖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问道，他自己回答说：“就是当战争以在南非这样野蛮手段进行的时候。”1902年，双方谈判议和：米尔纳试图粉碎南非白人(Afrikanerdom)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但以失败告终。

世纪末的反应：新的国家观念

与布尔人的战争代价巨大，其花费远远超过19世纪英国其他所有帝国主义扩张行动的总和。战争未能粉碎布尔人，但确实粉碎了格莱斯顿的财政体制，将政府支出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此后再也降不下来了。这场战争还使许多知识界一直担忧的问题变得鲜明且具有戏剧化。战争显示了帝国的优势和对帝国的忠诚——因为白人殖民地会派遣部队来增援，但也显示了其弱点。帝国似乎过度扩张，协调不足。英国海军不再独霸天下，法国海军已形成威胁，相继崛起的还有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海军。“光荣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外交政策开始显得很危险。帝国之间的竞争意味着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法国最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敌人，德国则最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朋友。德国于1898年开始推行海军振兴计划，并试图占得“太阳下的一席之地”，以及在布尔战争期间对克鲁格的支持，都使德国看起来像是一个强大的威胁；厄斯金·柴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的经典间谍小说《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 1903年)就准确捕捉到了当时人们的感受。1902年的英日同盟确保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军安全。为了减少帝国的责任，英国与其他强国签订协议，如1904年与法国签订协议解决了就北非问题的分歧，1907年与俄国签约解决波斯问题。布尔战争导致英国外交政策走上了“新路线”。虽然这些协约涉及的是欧洲以外的地区，但它们的真正意义在于欧洲内部。尽管它们不是盟约，但在欧洲日益紧张的局势下，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站在法俄同盟一边，针对德国和奥地利。与法俄同盟的亲近程度到底如何，当时尚不清楚。

布尔战争引发的对世界安全的忧虑，也使公众开始谈论英国的相对经济地位，因为国家的力量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19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大大削弱了。美国、德国、法国和俄国在这一时期都是重要的工业强国；在经济的某些领域中，美、德两国要胜英国一筹。英国现在已成为列强中的一员，不再是没有同行者的开拓者。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社会和政府依然照常行事，似乎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自由贸易，最少的政府支出，自主和自我调节的经济——这是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由主义国家所奉行的准则，保守党跟自由党一样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们。1851年中央政府的人均支出为2.00英镑；到1891年，只增加到2.50英镑(到1913年，涨到4.00英镑)。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情况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布尔战争就是一个例证。

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进展缓慢，引来了对统治精英的能力的批评。军事上的无能和南非战争中新兵的素质低下，导致有产阶级在社会上大声疾呼，要求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安排进行重新评估。

在考虑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各种批评之前，应该指出一种普遍的影响力，即“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先前看到，实证主义者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大力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开始有了不同的形式。“适者生存”的斗争，在市场上的个人之间已经不那么明显，而更体现为国家之间的竞争。这极大地减少了被讨论的单元数量，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与民族竞争有关的帝国主义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无数个体是否比单个“种族”更适合作为研究的对象，以及是否“先进的种族”可以通过政府、社会甚至基因组织来控制自己的命运。这个概念(结合了英国进化科学和德国的有机国家概念)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种族”一词成为整个政界改革派的共同语言，从右派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到新自由主义哲学家霍布森(J. A. Hobson)和霍布豪斯(L. T. Hobhouse)，再到左派剧作家萧伯纳(G. B. Shaw)。随着大众媒体报道了许多成功的小规模殖民军事远征活动，人们很容易做出轻率的假设，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形式就是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种族优越性。这些迎合大众的报道都强调个人的胆量、品格、进取心和“赢得帝国伟业”的重要性，而很少提到交战双方技术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一方是一支训练有素、配备来复枪的欧洲军队，从19世纪90年代起还偶尔使用机枪；交战的另一方是大多使用长矛的当地武装，最多也只有几杆零星的滑膛枪。

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批评，以经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形式，来自三个主要的政治阵营：一是心存不满的保守党和统一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的领袖过于死板，墨守皮尔-格莱斯顿的财政政策的准则；二是自由党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必须继续前进以应对新的挑战；三是社会主义者，至少乍一看是在挑战整个国家秩序。三个阵营在要求提高“国家效率”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口号，旨在表明愿意利用政府权力为“帝国间的竞赛”来组织和立法，以迎接世界挑战。

自由贸易国家一直受到批评。在19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者是艺术评论家和社会评论家约翰·拉斯金。虽然在政治上无法给拉斯金归类，但他强有力的散文作品，如《给那后来的》(Unto this Last，1862年)，抨击了工业社会的美学；但他没有写出非常系统的评论文章。他的美学批评得到了“前拉斐尔派”的追捧。后者是由画家、作家和艺匠组成的团体，他们借助威廉·莫里斯的著作和设计强调了工业化之前英国的价值：这是一个处处是手工业者、农民心满意足、充满浪漫色彩的神话般的王国。在这种影响下，设计和建筑发生了广泛的变革，诺曼·肖(Norman Shaw)和世纪之交的鲁琴斯(Lutyens)所设计的“英式风格”住宅建筑是这场变革的缩影，它们是新郊区最好的建筑。莫里斯还发表了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论调，他所描绘的英国是一个田园式的、自给自足的、人人平等的自耕农社会。莫里斯没有对抗工业化，而是绕开了它。

前拉斐尔画派的美学，以及其对中产阶级道德的全面批判，被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唯美主义者赋予了新的动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才思敏捷的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王尔德跟他的爱尔兰同胞帕内尔一样，因向公众暴露了他的性取向而身败名裂。王尔德的出色文章《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列举了唯美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而不是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

从1884年开始，这些社会主义的倾向得到了总部位于伦敦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补充。费边社的成员包括悉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萧伯纳、威尔斯(H. G. Wells)，后来还有年轻的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他们都是坚定的社会进化论者。费边社成员对自由经济秩序的批评，不仅认为这种秩序不公正，还认为其效率低下和浪费：一个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管理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将消除效率低下、经济危机周期，以及其失业和贫困等副产品。费边社主张通过立法而不是通过革命逐步达到这一目的(协会以古罗马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就是效仿他的策略)。费边社的主要贡献也许是协助英国左派发展了一个新的“进步”观——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围绕地方自治问题争吵不休，英国左派的视野受到了限制。因为费边社一般只向现有的知识分子演说，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大众的运动。但是，人们对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不满。来自艾尔郡(Ayrshire)煤田的煤矿工人基尔·哈迪(Keir Hardie)表示，日益工会化的工人阶级，必须在下议院拥有自己的代表(那时下议院议员仍未领薪水)。哈迪于1892年当选代表西汉姆的议员，在1888年帮助组建了苏格兰议会工党，并于1893年在布拉德福德成立了独立工党。独立工党视自己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它很难建立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组织。它与自由党一样，发表反帝国主义的言论，支持“全面自治”，但也呼吁国有化。海因德曼(H. M. Hyndman)的社会民主联盟，因其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更具活力，但也没有在民众中站稳脚跟。

旧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工党主义和关税改革，所有这些运动的影响都是有限的。自由党仍然是“左派”的主要政党(“左派”这个词首次被经常使用，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政治讨论中)。尽管如此，自由党提出的想法，以及其组织成功构成的威胁，都集中在自由主义思想上。自由党在19世纪最后20年的思想辩论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是始终主张土地改革的政党，人们对土地改革的热情被诸如美国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1880年)之类的作品重新点燃。乔治提出的问题是：“在不断增长的财富中，什么造成了贫困？”简而言之，这是因为土地所有人收取的租金，以及劳动者无法自由使用农村和城市土地。解决方案是征收彻底而有效的土地税，即“单一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大战以后，土地运动始终是激进主义的一大主题。

“我们曾将妇女和儿童从矿山、工厂里解救出来，为什么我们现在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比原先的情况更糟的堕落发生在他们身上？”自由派基督教历史学家、激进派人士阿诺德·汤因比问道；他与格林(T. H. Green)的激进思想，对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牛津大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汤因比的追随者们〔例如1884年在东伦敦创建“汤因比服务所”的巴内特教士(Canon Barnett)〕首先鼓励知识分子要有个人的(往往是宗教的)奉献精神，去现场观察劳工阶级的问题；其次及后来，要接受一个认识，即自愿的努力本身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先进的激进分子”开始期望政府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也希望有更多的“积极自由主义”，以确保每个人都有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途径。这势必要花钱，自由党人认为这笔钱应该通过增加直接税——特别是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来筹集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实现一定程度的再分配。1892至1895年少数派自由党政府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通过首次征收有效的遗产税来支付增加的社会改革和海军开支。这种运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尝试通过使自由市场体系“公平”地运作来为这个体系辩护；它试图使资本主义合理化，而不是替代资本主义。该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是霍布森，同时他也坚决抨击“不道德的”帝国主义。该运动希望将自由党转变为“新自由主义”，从而使得自由党继续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党，能够吸收和整合城市劳工阶级。这样可以避免德国的情况——即工人阶级组建了基于本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拒绝承认德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自由党的政治权宜考虑更强化了这种观点。在著名的塔夫河谷罢工案中(1900—1901)，司法部做出了一系列不利于工会的判决，质疑他们有组织纠察队的合法性，以及他们免去损失赔偿的自由；这之后，一些工会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迅速壮大起来，并与独立工党联手，于1900年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在布尔战争中分裂成三派的自由党处于最疲弱的时期，对一直站在自由党一边的工会主义者不能提供太多的补偿。劳工代表委员会秘书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在1903年2月与自由党协商了一项选举协议；根据该协议，自由党和工党的选区分支不会分散他们的选票，以免统一党人被选入议会。双方进一步达成一些地方协议——通过这些协议，许多工党候选人将有很大的机会当选。

左翼两党之间的这种调和，表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共识领域：工党(劳工代表委员会于1906年更名为工党)是“进步政党”的一部分，至少在目前是这样；它们同样具有进步政党的改革愿望，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拥护。

统一党人(是托利党和自由党统一主义派的联盟，1895年就应该这么称呼了，因为那一年自由党统一主义派的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和哈廷顿勋爵进入了索尔兹伯里的内阁)希望保留当时的英国宪政体制。但是，大多数人赞成保留当时的财政政策，并提倡自由贸易。索尔兹伯里勋爵尽管在两院中都占有多数席位，但并未给予保护主义有效的支持。但是，他党内的帝国主义派越来越多地认为，某种形式的帝国保护必不可少。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点。首先，这派人认为，美国和德国经济的日益强大是由于对新兴产业的保护，而且在技术先进的新时代(包括化学、电气、汽车产业)，如果不实施国家保护、采取一定程度的规划，以及加强工业与教育之间的合作，英国将输掉这场竞争——而只有政府才能主导完成所有这些事情。其次，他们认为帝国关税同盟(类似于19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可以整合整个帝国的经济，英国生产制成品，而殖民地提供原材料。第三，为了使帝国适应将来会愈加激烈的大国竞争，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而改革的资金来源，除了直接税之外，唯一的另一条来源就是包括食品税在内的关税。该计划体现在1903年约瑟夫·张伯伦发起的关税改革运动中，当时他仍为殖民地大臣；此举让前一年接替叔叔索尔兹伯里勋爵担任首相的亚瑟·巴尔弗(Arthur Balfour)十分难堪。关税改革计划资金充裕，组织精巧，内容丰富，它使统一党出现了分裂(尽管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是实际上离开该党的少数议员之一)。在一系列的补选中，然后在1906年的大选中，选民们对关税改革计划不感兴趣，当时自由党和29名工党议员以绝大多数票重回议会。英格兰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抛弃了地方自治，但没有抛弃自由贸易。皮尔-格莱斯顿的开放市场和食品低价的传统，仍然有很大影响力：“大面包和小面包”是自由党的响亮口号。

但是，尽管1906年的自由党取得大选的胜利是因为几个消极因素——对关税改革的敌意，非国教教徒(宗教复兴使他们的地位提高了)对巴尔福1902年《教育法》的厌恶，以及对统一党处理帝国事务不力的普遍批评——气氛已经发生了改变。“旧自由主义”(和“旧托利主义”)仍然有不小的影响力，但是左派、右派以及自由党本身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国家的批评入木三分。

20世纪初(关于20世纪是应该从1900年的元月1日还是1901年的元月1日开始算起，依然存在争议)，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普遍用上了各种电器，包括电灯、电话、打字机、留声机、汽车等；很快又发明了无线电和飞机。这些电器在19世纪90年代就问世了，但是由于技术上不够成熟，市场推广比较缓慢。1907年，世界上第一座为电影院设计的建筑，在兰开夏郡的科恩(Colne)开业。忽然间，维多利亚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事物仿佛已成遥远的过去。短短几年间，三位最著名的公众人物相继离世(1898年格莱斯顿，1901年维多利亚本人，1903年索尔兹伯里)，更凸显了时代的变化。

爱德华时代：解除国家危机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和社会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帮助人们对19世纪的国家进行重新评估。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百姓的生活和工作》(共有33卷，1889至1903年间发表于4份期刊)和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1901年)都是这类调查。布斯和朗特里首次试图将“贫困”界定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同于《济贫法》对“贫困”的那种法律定义)。朗特里发现，约克郡人口的27%以上生活在他所说的“一级或二级贫困”中。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受雇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可能已有所提高；但事实表明，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生活在“贫困”(一个相对性的术语)中，处于经济灾难的边缘。这与前面提到的宫廷和贵族阶层的奢侈华丽的“富豪”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贫困人口差不多占总人口的30%，这令人震惊——也确实令当时的人感到震惊。但这也意味着70%的人生活相对富裕，这在19世纪中叶的“工资铁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格莱斯顿承认，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批贫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依稀能感觉到周围有生活困苦的人，但是无能为力。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年)描述了伦敦东区的情景，那里生活着“数量庞大、苦不堪言、难以管理的穷困群体”。因此，人们处理贫困的做法也是局限于某个区域的个人行为：以个人慈善的形式救济他们实际认识的人；或所谓的“值得帮助的穷人”的特殊群体，例如没落贵族。如今，在世纪之交，系统的调查不仅让人们惊讶地发现“超级种族”竟如此穷困；而且通过提供的数字，说明问题是可以处理的，还建议了补救手段：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大小，才知道解决办法。主张自由贸易的知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说：“1834年的问题是好吃懒做、甘愿受穷的问题，而1893年的问题却是贫困的问题。”他暗指贫困已经变成一个既可以界定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1905—1914年的自由党政府，尤其是在阿斯奎斯(Asquith)于1908年因坎贝尔-班纳曼(Campbell Bannerman)去世而成为首相之后，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免费的学校餐(1907年)、养老金〔阿斯奎斯在1908年就任首相之前制订的一项计划，由继他之后担任财政大臣的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确保计划在下议院通过〕、先于凯恩斯赤字财政的《发展法案》(Development Act， 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的职业介绍所(1909年)、劳合·乔治的《国家保险法案》(National Insurance Bill， 1911年，由国家、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为某些工人在疾病和失业期间提供了强制性保险)等，这些举措以及许多规模较小的措施，构成了现代福利国家第一批立法里程碑。维多利亚时代的信条是：个人的诚实和勤奋将确保适度的富裕，而以上的举措打破了这一信条。改革是基于以下认知：资本主义既浪费又低效，并且对个人具有惩罚性，而不论个人的品德如何；同时，改革也承认光有“自愿捐助制度”是不够的。但是这些仍然是主张自由贸易者推行的改革，他们认为：对制度做适度的调整可以逐步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现象，使之变得“公平”。

这些改革需要花费巨资，但是改革是广泛的共识。引起人们争议的是筹集支付改革费用的方式；为了打造“无畏”舰队以应对德国海军的扩张，也需要筹集大笔资金——这使得争议更加激烈。关税改革者提倡征收保护性间接税来筹资，而自由党则主张通过立法扩大直接税。劳合·乔治1909年的预算案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实行了“超级税”，并试图对土地征收有效税——这使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浮出水面。巴尔福和统一党利用上议院否决了该预算。

这已经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上议院来挫败自由党立法的最终结果：1893年的《自治法》和1906至1908年间的一系列议案，不是被修改得支离破碎就是被完全否决。否决该预算案，重创了英国代议制的根本信条——因为在传统上这是下议院的特权。统一党辩称，若采用传统的方式来否决财政立法案的话，自由党会利用这一惯例来“添加”实际的社会立法，但是所有税收最终都会而且一直都会造成社会后果。1910年的两次大选，让自由党不得不依靠工党和爱尔兰人的支持，但事实上仍然是上议院处于劣势，多数人都反对它：统一党领袖最终做出了让步——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追随者都心甘情愿；1919年的《议会法》把上议院的否决权限制为两年之内。

这场伟大的体制之争始于关于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问题：额外的税收负担将落在谁头上？是通过超级税落在富人身上？还是通过食品税落在穷人身上？随着争论的进行，又提出了另一个有关宪政结构的问题。在其爱尔兰支持者的要求下，自由党现在提出了第三个《爱尔兰自治议案》，该议案连同之前的撤销圣公会在威尔士的国教地位的议案，根据1914年《议会法》的条文，成为正式法律，——尽管在战争期间没有付诸实施。

统一党不情愿地接受了预算案，但不愿接受《自治法案》。在新领导人安德鲁·伯纳尔·劳(Andrew Bonar Law，他于1911年接替了巴尔福成为统一党领袖)的暗暗鼓励下，他们接受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在1886年提出的口号：“阿尔斯特将战斗，阿尔斯特将是正义的一方。”许多枪支(其中大部分多是德国制造)被运到北爱尔兰。人们开始怀疑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度。英国选民的投票使统一党作为整体三度失去执政的机会。尽管在阿尔斯特问题上自由党做出了实质性让步(本可以更早这样做)，但统一党还是在1914年将爱尔兰拖入了内战的边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后人无法知道统一党是否会阻止本来可能发生的内战。

因此，对政治和政治家来说，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动**的时期。自由主义的复兴，以及自由党愿意就久拖未决或受挫的许多问题进行讨论——这对统一党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统一党继续将自己视为国家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如果说旧统治阶层的衰落造成了社会的极大动**，新崛起的力量则十分活跃。妇女选举权运动可以追溯到1867年的《改革法案》，当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试图修改法案、赋予妇女投票权。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因为一些妇女赢得了地方选举和英格兰教会会议的投票权，并可以作为地方议会、学校董事会和济贫法委员会的候选人。但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赋予中产阶级妇女的次要公共角色(牧师、医生或议员的助手；担任慈善组织的秘书——其主席几乎总是男性；可以参加大学考试但不能获得学位)已经远远不够了。妇女被排除在帝国议会选举投票之外，这说明她们的权利被剥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也是推进新公民概念的运动。福西特夫人(Mrs Fawcett)的“全国妇女选举协会联合会”，于1897年联合众多知名组织，发起了一场基础广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运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潘克赫斯特(Pankhurst)领导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1903年)后来者居上，势头盖过了前者。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日益提倡针对财产和政治家个人施加暴力，其成员也因被监禁和绝食活动受尽折磨，甚至导致死亡。该联盟是推进还是阻碍了妇女事业，很难下定论：一方面，它把妇女运动搞得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它因倡导暴力，吓跑了包括议员在内的众多潜在的支持者——特别是阿斯奎斯首相，使得通过立法程序实现自身诉求的成功率更低。尽管在自由党和工党内部以及少数统一党中，有支持他们的声音，但在1914年之前，没有通过任何有关妇女选举权的立法。

爱德华时代也见证了工会运动的蓬勃扩展，工会会员从1901年的200万增加到1913年的410万。在1908年之后的几年中，物价上涨而工资停滞助推了这一新兴运动，运动渐显威力。在1910至1912年间，爆发了一系列大罢工，其中1911年发生的首次铁路大罢工规模最大。而作为首相的劳合·乔治平息了这场运动，这也没有先例。由于只有通过成为工会会员才能获得工党成员资格，并且由于大多数工会都隶属于工党(煤矿工会是一直支持工党的最大工会，1909年矿工加入工党，对工党来说是莫大的胜利)，工党实力大大增强。随着围绕意识形态的讨论日益激烈，工党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选区支部网络；其中很多讨论必然是乌托邦式的(许多是受威廉·莫里斯的启发)，因为执行手段还很有限。工党在下议院确立了稳固的基础，但规模有限，并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自由党签订的协定——协定为工党在1906年大选中获得了约30个席位。工党在选举中取得的席位很有限不足为奇，因为在它有望获得支持的那些工业选区中，大约60%的成年男子没有获得选举权。在下议院，工党在很大程度上已将自己视为代表工会利益的施压集团，成功修改了最初由自由党提出的议案，以阻止1906年的《劳资纠纷法》(Trade Dispute Act)对工会进行依法兼并；《劳资纠纷法》是因塔夫河谷案(Taff Vale)而出台的。工党还介入了社会问题和外交政策。工党在威斯敏斯特的势力发展缓慢，使得一些工会主义者(尤其是威尔士的一些矿工)转向工团主义——即，工会为了加强对劳工的控制力，绕开议员、议会和代议制政府，而采取“直接行动”。

工党的存在和成功，与工团主义的扩张和遇到的困难密切相关，这反映出工党与自由党在社会基础和指导方针方面的差异。劳工运动的团结，不仅是因为工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单独的阶级，而且他们之间存在文化上和社会性上的亲和力，在工作和休闲中拥有共同的体验。劳动者并没有感到自己与有产阶级有隔阂，但他们确实感到自己与众不同。这一感觉因自由党没有接纳工人作为候选人而得到强化：尽管工党和自由党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但自由党的中产阶级成员——那些在选区里起主导作用的人——将不会让那些人——他们认为应该从仆人出入的门走进他们的居所——当候选人。

“你美好的夏季结束了”

因此，爱德华时代革新后的自由主义面临许多困难。20世纪英国有两届推崇改革的伟大政府，自由党与其中的第一届政府一道积极地、富有想象力地解决了许多立法上的困难。它成功地遏制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等方面的危机；到1914年，军国主义已使许多大陆国家陷入政治僵局(尽管爱尔兰仍然可能是例外)。导致英国自由党政府终结的，不是国内分裂，而是外交事务。巴尔福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以及1905至1914年间自由党政府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实行“协约”政策——我们前面提到到过这项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喜忧参半的后果。在欧洲势力对比中，英国在情感上暗暗站在法俄联盟一边——虽然没有挑明。1905年英法之间秘密的军事对话，增加了这一承诺。尽管英国是最强大的帝国，但对大陆事务几乎不能施加直接影响。霍尔丹(R. B. Haldane)的军队改革，产生了一支专门派往欧洲的远征军；这支军队尽管高效，但与大陆列强的庞大应征部队相比还是势单力薄。确实，德国人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结果付出了代价。随着“欧洲大国统一行动”的概念被公然的民族主义主张所取代，英国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虽然格雷本人具有强烈的反德情绪，但仍继续避免与德国的对手正式结盟。但到1910年，局势已经很明朗，假如英国有敌人，那一定是德国。在北非，巴尔干和土耳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以及在海军建设计划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尽管英国尝试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军备限制协议，特别是在1911至1912年间)，英、德敌对关系公开化了。英、德敌对，不仅体现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甚至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对德国人曾经表示敬意和关切——现在这种情绪变成了惊慌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