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1914)
H. C. G. 马修(H. C. G. Matthew)
自由贸易：工业经济的猖獗
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展现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但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许多展品，尤其是来自德意志各州的，让英国制造商在细看其优异技术时，驻足惊叹。由宫廷赞助并由贵族组织的这次博览会，反映了英国对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的重视。博览会点燃了公众的热情。一列列专用的火车把参观者从全国各地载往伦敦，这是一个令人疲惫但又令人振奋的长途一日游。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访问伦敦。展览的成功，令当时的人们惊叹不已。参观人数每日在报刊上公布，到最后，共售出600多万张门票；甚至有一天，超过10.9万人参观了“令人炫目的透明玻璃拱”——设在海德公园、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的展览馆：水晶宫。博览会的丰厚收入，后来用于建造南肯辛顿的多座博物馆。庞大的人群举止得体，公开拥戴君主制。有产阶级成员对自己感到庆幸：19世纪40年代的紧张、一触即发的革命气氛，在50年代转为平静；到60年代，社会气氛已经变得非常自信。在展览会上出现的一首街头民谣，突出反映了一种奇特的融合——工匠的自力更生精神、崇尚自由贸易的国际主义和推崇君主体制的沙文主义——这种融合的主张，也是19世纪剩余时间里英国民众生活的基调：
哦，英格兰最大的财富，当然是诚实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光荣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此相聚，不分宗教和国籍，彼此友好地致意。
像来自同一个强大祖先的子孙，愿这个神圣的纽带不断延续，愿沾血的战争之剑收起，代之以和平的橄榄枝。
但是请听!号角已吹响，维多利亚女王确实莅临，她将和我们永久在一起，她是我们赞颂的君主。我相信每一颗心都会响应我下面的倡议——让她的朋友如意、富足，让她的敌人深陷混乱。
此类民谣的基调，说明了帕麦斯顿勋爵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深受人们爱戴。1852年组建的阿伯丁勋爵的联合政府，在克里米亚与俄国开战(1854—1856)；战争中的失利导致联合政府解散——此刻的帕麦斯顿在废墟中脱颖而出，出任首相。他一直担任首相，领导着自由党联合政府，直到1865年10月去世——中间只有一次短暂的间歇。帕麦斯顿极度自信，将英国看作唯一的世界强国；他集贵族、改革家、自由贸易的倡议者、国际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等多种角色于一身，并成功地同时扮演了所有这些角色。
1851年的大博览会所展示的社会，其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同一年的人口普查提供了更多的统计分析。两个事实引发了公众的想象。在英国本岛，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尽管通常是相当小的城镇)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这与过去、与任何其他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经济致力于发展以城镇为基础的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自由贸易运动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伴随着这一过程应运而生。自由贸易的曙光让人们忘记了19世纪20年代自由派托利党的梦想，即经济可以在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平衡。农业仍然是最大的产业，在50年代和60年代其产值和产量确实有了显著提高。但人口的增长集中在城镇，而且劳动者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城市。70年代，随着北美大草原的开发，英国农业面临危机；但是捍卫农业利益的人寥寥无几。70年代的“田间造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事件，失业的劳动者因工资下降而组织了这场运动，最后地方行政长官和农场主不得不调军队来收割庄稼。到了50年代，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南威尔士和苏格兰南部)借助于亚当·斯密的世界贸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不是任何有意识的政治决定，坐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过山车：乘车者除了眼前忽高忽低的车轨，什么也看不见，前方是没人到过的地方。城镇人口过半的国家，还没有先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如此眷念农村的景象和传统。
1851年的人口普查中，一个统计数据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即关于宗教的状况。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试图评估英国参加宗教或不参加宗教礼拜活动的人口普查。关于统计数据，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要义不容置疑且令人惊讶：
只有部分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去教堂；而且在所有参加礼拜活动的人当中，英国国教徒勉强过半。英国总人口17 927 609人，去教堂参加礼拜活动的人分别是：
英国国教徒
5 292 551人
罗马天主教徒
383 630人
新教教徒
4 536 265人
在潜在的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信徒中，超过525万人留在家中。这次人口普查是非国教徒的胜利。他们要求拥有更大的政治代表性和关注度，现在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所有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最强大的武器——“事实”的支持；这些要求也得到了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兰开夏郡制造商葛雷硬先生(Mr Gradgrind)的赞同。
19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或许也越来越世俗化，当然也越来越去国教化。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政治反映了这些趋势，所有趋势都朝向自由主义。
1847至1868年间，保守党(1846年分裂后，党派的残余部分被视为保护主义者)连续在六次大选中失利(1847年、1852年、1857年、1859年、1865年、1868年)。保守党败选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谁赢得了这几次大选，却说不清楚。多数派政府依靠四大群体的支持：辉格党、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和皮尔派(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追随者)。而这种支持总是容易解体。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经典的政治模式总是这样，联合政府由上述所有或大多数团体组成，各派之间相互妥协和讨价还价，直到再也无法达成一致，然后就到了崩溃的地步：政府将在不解散议会的情况下下台；保守党将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在此期间，非保守党党派将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击败保守党，强制解散议会，赢得大选，并重新夺回权力。这一总体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在1852年、1858年—1859年、1866年—1868年的内阁由占少数的保守党组阁(德比/迪斯雷利)。
因此，1846年至1868年间的政治制度将保守党人排除在权力之外，同时又允许他们偶尔以少数派执政。在同一时期，由阿伯丁勋爵于1852年首次组建的多数派联盟，逐渐融合成“自由党”；19世纪60年代，这个联盟经常被称为“自由党”。尽管如此，它仍然存在内部分歧，易于解体。在行政层面，辉格党、皮尔派和帕麦斯顿勋爵占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统治是因为人们的容忍。19世纪40年代，反《谷物法》联盟中所体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意识的高涨，使政治家们明白，只有与中产阶级的期望达成一致，才能维持旧的政治结构。在1853至1859年、1859至1865年间，来自皮尔派的财政大臣威廉·埃尔特·格莱斯顿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预算，力图在财政上满足这些期望。制造业阶层想要自由贸易，格莱斯顿就确保他们如愿以偿。
“自由贸易”当然不仅意味着取消保护性关税。“自由贸易”或“自由放任主义”是简略的术语，体现的是一整套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哲学原理。1848年首次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堪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自由主义手册。该书言简意赅地点出要义：“简而言之，自由放任主义应该具有普遍意义：任何脱离它的行为，除非出于某种大善，否则必定是一种邪恶。”这套理论设定：国家应该靠边站。穆勒等人把“国家”与社会对立看待，是基于个人可以而且应该独立行事的假设。个人主义、自尊、自立及自愿组建合作性社团，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自由主义的要旨。因此，经济应该是自我调节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只要手持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Selfhelp， 1859年)，都应该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来源于广泛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者的著作。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并非从天而降：它自然地融入并超越了一系列关于进化论的文章。无论是在个人、国家还是全球层面，进化的概念，以及随后的“进步”的概念，都渗透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因为进化是由科学定律决定的(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实证主义”)，所以人的责任是发现并遵守这些定律，而不是干涉它们。因此，大多数实证主义者〔如担任有影响力的周刊《经济学家》编辑的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写了多部社会学著作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都是强有力的自由放任主义支持者。
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他或她必须做好准备并具备知识：自由社会的核心是具备知识，以及评论知识的自由。道德的选择必须是知情的选择：心怀同情心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是乔治·艾略特(本名为“玛丽·安·埃文斯”)小说的主题；她自己的一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自由精神的实践和硕果。
1855年和1861年两度废除“知识税”(对报纸征收的印花税，以及对纸张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成为弥足珍贵的自由立法的典范。废除这些税收，才可能促使伦敦和地方上自由报业的诞生，它既是自由主义英国的缩影，也是其保障。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报和周末报都迎来了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地方上，绝大多数报纸在政治和一般性观点方面都非常开放。到1863年，英国的报纸超过了1000家，其中绝大部分是新近创办的。例如，在1867年的约克郡，86家当地报纸中有66家是在1853年以后成立的。在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于1855年重新创刊，作为一便士日报和自由报业的旗舰，其发行量在1871年达到了20万份，远远超过了《泰晤士报》。新创办的地方报纸秉承了《每日电讯报》的风格，毫不掩饰地热情歌颂进步主义。1862年，格莱斯顿巡视纽卡斯尔造船厂，这家业界领先的报纸就此次巡视发表了下面的社论，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
如果我们向德比勋爵(保守党领袖)献上一朵政治三色堇，并告诉他“那是为了纪念”时，那是因为“保护主义”的低劣谬论和疯狂不能仅仅因为它们已被宽恕而被遗忘……自由贸易戴上荣耀的绿色桂冠已十载，她的手上还握着法国条约(1860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未来征服的象征，我们终于将“自由贸易”请上了永久的神座。
到了19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具体来讲就是不设保护性关税)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的核心正统，几乎与新教传承一样不可动摇。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取得了完胜，因为他们的信仰中最根本的信条已经被确立为一条被广泛接受的政治原则，只有固执、任性、自负、顽固、守旧的政治家才会否认它。正如迪斯雷利所说，议会前座的保守党政治家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他们想要自己的政党再次成为多数党，他们必须接受：保护主义“不仅已经死了，而且该死”。保守党的预算案变得与自由党的一样，也全心全意地服务于自由贸易。
在财政政策领域之外，关于“自由贸易”应该走多远，意见不一。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压力集团倡导了一系列“消极的”自由贸易措施：废除国家教会，取消强制性教会税，取消进入牛津、剑桥及公职的宗教测试，取消对土地的转让或使用的限制，终止基于赏赐制而委任公务员。除此之外，在60年代，各个选区广泛兴起了要求进一步改革议会的运动；这一要求受到许多但不是所有自由党议员的欢迎。对这些问题进行立法的自由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是一个错综复杂、相互关联、各为其主的松散联盟——其最基本的共同点是都崇尚、忠于自由贸易的经济。在联盟内部，存在许多提倡改革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宗教性质的。6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的宗教复兴，使自由党内部增加了许多宗教活动家，也激发了他们更大的热情去抒发意见，或为党派的成功而卖力。罗马天主教徒、非国教教徒，甚至世俗主义者，都在这一广泛的进步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因他们对圣公会和国立教会的敌意而形成共同的强音。在整个19世纪，人们投票给自由党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或许是，非国教力量太壮大了。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该联盟的领导层是清一色的英国圣公会成员，虽然是温和的改革派。因此，就改革的速度，联盟的领导层和更激进的支持者之间有相当大的争议。总的来说，领袖们(帕麦斯顿、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想进行温和的改革，这将有助于加强整个圣公会的地位；而激进派要求的改革是：逐渐取消圣公会的国教地位。于是，双方只能达成有限的一致，例如同意取消强制性教会税，但同时就其政策的最终目的存在分歧。这种政治方法的最大成就是1869年在爱尔兰取缔圣公会的国教地位。
善于表达的工人阶级成员参加自由党，特别是在选区一级，是非常重要的。在19世纪30年代和1840年代初期，宪章派所提出的六点要求，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不可能被拥有政治权力的阶级所采纳。到50年代后期，激进的宪政改革运动(通常由前宪章派成员领导)只要求改变选举权——即使在这方面，最多也只是要求赋予每个家庭男性户主选举权(称之为“家庭选举权”)。两个党派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自由党的，要满足这些要求并不困难。两党出于各自的盘算，也都想改变现在的体制。一些保守党人希望改变它，因为从1847年开始，他们的经历表明，他们无法在现有制度中赢得大选。包括格莱斯顿和约翰·罗素勋爵在内的一些自由党人，希望稍稍扩大选举权的覆盖面，以便包容更多自由主义工匠——这些都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支持自由党的削减开支和改革计划。一些激进分子，如贵格派商人约翰·布莱特，希望实行“家庭选举权”制度，为自由主义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基础；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指出，他们不希望把投票权给予所谓的“社会残渣”(即穷人、无业者、“不节俭者”、身无分文的人)。罗伯特·罗伊(Robert Lowe)等一些自由主义者，虽然对普通立法持激进态度，但不相信任何走向“民主”的变革，因为他们认为“聪明阶级”会被它淹没。一些保守党，如后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担心家庭选举权制度会因增加所得税等直接税而使财产受损。一些辉格党人认为，没有理由去改变一个总是选出非保守党掌控的议会的制度。
帕麦斯顿回应了上述最后一派人的观点，并在没有承诺实行选举权改革的情况下，赢得了1865年的大选。同年秋天，帕麦斯顿去世。继任的罗素于1866年与格莱斯顿推出了一项主要针对城镇的、非常温和的改革议案，结果导致内阁分裂：党内一部分人认为该议案过了头，另一部分人觉得还不够，但都对议案不予支持。随后，第三届德比/迪斯雷利少数派保守党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城镇选举改革议案，从而放弃了反改革派的立场。某种形式的改革已成必然：当迪斯雷利意外宣布接受家庭选举权修正案时，自由党开始了习惯性重组；该法案随后被通过，其形式比前一年罗素、格莱斯顿提出的议案更具戏剧性，也更彻底。1832年的选举制度已经终结：此后一直到1918年，城市政治的规范已经建立(1884至1885年，各郡县的男性也获得了类似的投票权)。在1868年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自由党获得112个议会席位，以占绝大多数的优势赢得大选，再次证实其在1865年选举中所确立的主导政党的地位。事实上，1867年的《改革法案》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使得多数派保守党执政再次成为可能。但是这是1874年由迪斯雷利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这届政府并没有认真地试图否定过去30年来自由主义的任何主要成就，当然也不会更改自由贸易的核心要件。
格莱斯顿第一届政府(1868—1874)的头几年里，这些改革的压力达到了顶点：到1874年，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提出的许多要求得到了满足。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自由党不仅取缔了爱尔兰教会的国教地位，还废除了强制性的教会税、“知识税”、牛津和剑桥入学的宗教考试，以及军职买卖；自由党对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以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教育问题进行了立法；实行竞争上岗，放开了公务员招录制度；他们引入有限责任制，使资本主义对投资者来说相对安全。在这些改革举措之上，自由党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支持自由贸易的财政政策、适当的政府会计制度、最低预算以及削减开支。
尽管政治上一直存在拉锯和纷争，但这轮巨大的改革浪潮并没有受到严重阻碍。甚至确立圣公会的国教地位(完全捍卫其国立地位，一直是保守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的核心号召力)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明确而有效地终结了：削弱圣公会的地位，在30年代还仅仅是一个激进的梦想，到了70年代已然成为现实，而且几乎没有遇到明显的抵制。保守党的最后一张牌，即无须选举产生的上议院，仅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延迟废除纸张税，推迟废除教会税、无记名投票选举以及取消大学的宗教考试。有产权阶级和劳工阶级已经开始携手合作意欲大规模清理自由党掌舵的国家之船的甲板。
“自由贸易”成为主流思潮的时候，恰逢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从19世纪50年代初持续到70年代初。当时的人们认为，自由贸易促成了经济繁荣，——但是经济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取消关税壁垒，可能只会对英国经济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但在全国都在致力于经济发展这一大背景下，对“自由贸易”的重视，刺激了所有阶层共同的创业热情。从数字来看，19世纪中叶的经济繁荣并不惊人，而且这里面还存在轻度的通货膨胀。但这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似乎表明，20至50年代期间一直是当务之急的“英格兰状况”问题，可以或正在被在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框架内运作的市场力量解决。即使19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的“棉花饥荒”所造成的困境(当时英国棉纺厂的主要原料供应地是美国南部的种植园，美国内战切断了这一传统的原材料来源)也没有造成持久的政治影响；有产阶级感到庆幸，地方上的举措和自愿捐款，似乎足以让威斯敏斯特政府避免对兰开夏劳工的苦难承担任何直接责任(尽管实际上政府的贷款计划也起了重要作用)。
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英国经济在其复杂性以及产品和活动的范围来看，都非常出色。英国拥有丰富的早期工业经济的基本原材料——煤和铁；由于大陆国家需要进口英国的煤和铁，来为自己的工业化提供基本原材料，英国这两种大宗商品的世界性优势更为凸显。一个生机勃勃的制造业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物品，从船舶和蒸汽机到纺织品，再到装饰维多利亚时代家居的林林总总的小商品；英国船只把出口的商品运往世界，让整个贸易世界都留下维多利亚的烙印。这种活跃的工业活动，依赖于坚挺的货币，以及一个有时候会失灵但相对比较稳定的银行系统；特别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银行系统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流动人口：城镇和乡村
到1870年，经济进步的浪潮造就了一个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国家和经济体。1851年，尚有人认为城镇的增长难以为继——而事实上这样的势头在加强。到19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5的人生活在所谓的“农村地区”；也就是说，8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这个比例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大得多，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几乎保持不变。到1901年，超过5万居民的城镇有74个；伦敦(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称之为“大都市”)的人口，从1851年的230万增长到1911年的450万(如果算上所有郊区人口，则为730万)。增长最快的不是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传统“工业革命”城市，而是围绕工业中心地带形成的城镇群，如索尔福德(Salford)等。城市扩张的这些区域，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城市规划理论家帕特里克·盖德斯(Patrick Geddes)所称的“城市聚集区”：一大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其中若干城市合并形成一个事实上的非农村单元。到1911年，英国有7个这样的地区；而当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超过2个。它们是：大伦敦(730万人)、东南兰开夏(210万人)、西米德兰兹(160万人)、西约克郡(150万人)、默西赛德郡(120万人)、泰恩赛德(80万人)和中克莱德赛德(约150万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11年在本岛只有4000万人口的英国。一些城镇，如生产钢铁的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在半个世纪里从几乎没有人烟增长到12万人口。大多数这些“城市聚集区”都有一个不小的爱尔兰社群，因此这些地区的政治色彩比其他地方更偏向“橙色和绿色”。在19世纪末，伦敦和利兹也吸收了大规模的犹太社群，他们是如同爱尔兰饥荒一样凶猛的东欧“农村人口外流”的受害者。
当然，这种速度的城市增长，在20世纪的欠发达国家中相当普遍，但在19世纪没有先例。要概括这些城镇的特点并不容易。它们的建筑风格和标准各不相同：从格拉斯哥坚不可摧的石头经济公寓，到矿区城镇通常由劣质砖建成的“背靠背，双上双下”小房子，再到中产阶层居住的体面郊区别墅。此类住房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几乎全部都是用于出租：自住业主很少见，虽然到19世纪末变得更加普遍。一些关心当地居民的城市，对城镇有良好的市政规划，建设了公园、图书馆、音乐厅和浴室等公共设施；另一些地方则任由投机开发商自行其是。
这些不断发展的城镇由铁路主导，铁路首次造就了全国一体化的经济。火车站和铁路编组站会占用城镇的空间，从而改变了城镇中心的面貌；铁路提供了便宜的交通工具，使得境况较好的人可远离市中心、居住到郊区；铁路也会让一切蒙上一层烟尘。肮脏和喧闹，是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特征：火车、工厂和房屋的烟囱以及马匹带来污物；行进在圆石路上的手拉车、马车和马匹制造各种噪声。当汽车运输在20世纪初开始取代马匹时，每个人都注意到：城镇中心变得更加安静、清洁了。但噪声、污秽和糟糕的住房与人们的适应能力有关：改善城市生活的需求变得强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生产是他们生活的理由，佛罗伦斯·贝尔夫人在她的著作《在工厂》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这是一部研究典型工业城镇米德尔斯堡的经典著作；米德尔斯堡的存在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制铁：米德尔斯堡没有浪漫的过去，没有堂皇的传统，但是这种飞速的巨大增长，赋予了它别样的浪漫和尊严；这是实力的尊严，能够在没有历史基础、没有时间基座的支撑的情况下，凭借其自身纯粹的力量而屹立不倒的尊严……虽然它可能没有古代的魅力和美丽，但没有一座制造业的城镇会缺乏自己独特的趣味和风景。高大的烟囱、粗笨的窑炉和熔炉，透过冬日下午的烟雾隐约显现，犹如城堡的塔楼和尖顶。黄昏和黑夜是观看炼铁城的理想条件：白天是烟云柱，夜晚是火焰柱。
在大博览会之后的20年里，这些城镇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博览会上展出的机械装置的激发)转移到了乡村。“高级农业”(投资于化肥、排水系统、建筑物、收割机和脱粒机等农业机械，以及与新铁路连接的道路建设)从表面上驳斥了自由贸易将对农村造成打击的论点；高级农业还帮助乡村实现现代化，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物质上；甚至在农村，人们担心传统宗教的延续问题，因为许多人开始不信奉国教，甚至转向唯物主义。
精力充沛、积极进取的一代农民赢得了财富，过上了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巴塞特郡(Barsetshire)系列小说所描绘的宁静、休闲的郡县生活。1868年，英国消费的食品中有80%仍然是本国生产的。但是，尽管推行了“高级农业”，许多地区，尤其是爱尔兰和苏格兰，仍然严重缺乏资本投入；20世纪初期，苏格兰高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普遍靠脚犁耕地、人力扬谷。
在19世纪70年代，连年歉收，北美大草原的开发，以及往返英国与海外羊毛产区又快捷又便宜的航运，导致了“大萧条”。只有牛奶、干草和秸秆的生产没有受到严酷的外国竞争的冲击。特别是粮食价格大幅下跌，打击了以产粮为主的英国东部地区；但农场主，尤其小农场主，反应迟缓，不愿接受粮价的持续下跌，也没有及时调整去适应对乳制品的新需求。西部牧区受到的影响较小。随着城镇的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在下降——经济的萧条加速了这一过程：1851年农业占国民收入的20.3%，到了1901年仅占6.4%，英国的大部分食品和羊毛等原材料都依赖进口——这一事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即使在保守党内部，对保护农业的呼声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当然也没有改变支持自由贸易的财政体制。一些主张土地改革的自由党人不搞保护主义，而是提倡小规模农业(1885年的“三英亩加一头牛”运动)作为解决方案；为苏格兰高地设立的“小农场委员会”(1886年)，有权建立不受地主干预的小农团体——此举是英国本土土地改革中唯一的重大成就，从长远来看也很是了不起。
城镇里工时更短、工资更高的吸引力，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机械化，以及19世纪最后25年的农业萧条，都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流——大部分流向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城镇；其余的一些流向煤田(特别是在威尔士)，一些流向英国的殖民地，一些人参了军。1861至1901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男性劳动力总数下降超过40%；尽管许多农村未婚女性在诸如女子友爱会(Girls’ Friendly Society)等机构的帮助下，前往城镇从事家政服务——但总体来讲，女性在城镇更不容易找到职业，因此农村地区女性总人口减少幅度较小，于是出现了显著的农村性别失衡现象。
所有这些，都使得农村社会死气沉沉、被人遗忘，表现出衰败社区典型的听天由命的特点。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小说的出版跨度(1872—1896)几乎覆盖了整个农业萧条的年代；他的小说捕捉到了决定乡村社区及其居民命运的无法控制、遥不可及的力量。哈代写到了已经消逝的乡村习惯和传统。这些小说虽然在形式上有些古老，却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色彩。
《卡斯特桥市长》(Mayor of Casterbridge)描写了玉米商迈克尔·亨查德(Michael Henchard)的命运，他因不能适应新的交易方式而走向毁灭。当亨查德破产的时候，哈代这样评述他：他的思绪似乎倾向于认为，是某种力量在跟他较劲。威塞克斯小说所描绘的“一贯的悲剧”，是一种文明的解体。1895年，哈代对他的小说进行整体评价时说：“从根本上说，这种变化是因为承载当地传统和幽默的常住农民，最近被一群或多或少流动的劳工所取代，这导致了地方历史的连续性出现断裂；对于保存地方的传奇、民俗、亲密的社交关系以及古怪的个性，这种断裂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致命。对于这些传统而言，存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一代又一代人要依附于一片特定的土地生活。”幸运的是，塞西尔·夏普(Cecil Sharp)、马乔里·肯尼迪-弗雷泽(Marjorie Kennedy-Fraser)以及其他民俗和民间歌舞历史学家，在这些传统完全消失之前，记录下了英国乡村生活的优良品质。
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策，加速了乡村习俗的衰落。多项教育措施(例如，1872年的《苏格兰教育法案》)致力于让说盖尔语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及说威尔士语的威尔士人都使用英语，并让农民适应城市生活。在1850到1900年之间，农村变革和教育政策对这些地方语言造成重大打击。尤其在苏格兰，这种冲击几乎是毁灭性的。然而，在威尔士，当地出台了计划，确保从1889年开始，在学校里教授威尔士语。
在一些地区，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离开城镇回乡收割庄稼，小城镇的居民也经常到周围的乡村去偷猎。一些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住在农村，出门就是荒野和田地；他们的运动爱好，如赛灵狗和赛鸽，也都跟农村有关。中产阶级人士趁土地价格低时，买下一片乡村土地。对于有产阶级中善于理财的人士来说，农村变成了一个昂贵的游乐场，一个“度周末”的地方；但是对于大城市的许多居民而言，乡村成了一个偏僻甚至是危险的地方，居住着一群充满好奇的人，他们的口音、衣着和举止都很古怪。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喜剧《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年)描绘了大都市人的口气：
布莱克奈尔夫人：……土地已经不值钱了，也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它给人带来社会地位，却又让人留不住。土地就是这样。
杰克：我有一栋乡间别墅，附带一大片土地，估计有1500英亩；但是我的真正收入不靠这块地。事实上，我估摸着，偷猎的人是唯一能从中获益的人。
布莱克奈尔夫人：乡间别墅!……我倒希望你有一座城里的房子。像格温朵琳这样天性单纯、完美无缺的女孩怎么能住到乡下去呢？!
尽管如此，一个往日幸福农村的形象仍然停留在城镇居民的脑海中：不管是什么阶级，每当他(或她)有可能，都住在一个带花园的房子里，也许还租一块菜地。他在城里重建了乡村，却无视痛苦的农村生活的现实。城镇的建筑风格和规划，越来越反映人们对乡村的怀旧情绪；当贵格会大企业家、吉百利家族在伯恩维勒(Bournville)开展社区建设实验时，当19世纪末的“花园城市”运动风起云涌时，这种怀旧情绪达到了顶峰。
大众和阶级：城市工人
毫不奇怪，人口迁移导致的城市化和农村地区的衰落，对社会各阶层造成了深刻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有产阶级最害怕的是出现一个或多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劳工阶级，所幸的是本世纪下半叶没有出现这样的阶级——这也许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大多数工业劳动者除了他们的劳动产品外，没有留下任何纪念品：他们的生活细节，他们的抱负、希望、信仰、喜好、厌恶、习惯和热情，基本上都被人遗忘。在大英帝国，对外族着迷并训练有素的公务员，以极高的效率写下了不少报告，详细记录了外族人在上述方面的情况；但在国内，只有在19世纪末，才有人开始系统地观察城市贫民的生活习俗。亨利·梅休印象式的《伦敦劳动力和伦敦穷人：愿意工作、不能工作和不愿工作者的状况与收益百科全书》(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a Cyclopaedia of the Condition and Earnings of those that will work, those that cannot work, and those that will not work， 1861—1862)开了一个头，但是不够系统，而且此后没有类似的报告问世。据我们所知，劳工们的生活高度复杂、形式多样，且常常带着各自的地域性和宗教色彩。
1860至1914年间，实际工资翻了一番，一个本分劳工的生活水平开始迅速提高。1868至1874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以及1880至1896年期间，工资增长尤其迅速；在后一段时期，实际工资上涨了近45%。到了19世纪80年代，许多人开始享受休闲时光了，这是19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衣、食、住等方面的必需品消费之外，人们手头有了一些余钱(虽然不多)。引人注目的是，财富盈余并没有带来人口出生率的上升，反而是下降——这种情况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的有产阶级身上。随后，效仿他们的劳工阶级也出现了这一情况。因此，多出来的钱并没有花在多出生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令人吃惊且前所未有的变化。从马尔萨斯(Malthus)到马克思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根据“工资铁律”，劳工阶级只能维持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因为任何剩余财富都会被更多的孩子用掉；而事实却偏离了他们的预测。自80年代以后，控制家庭规模，是为英国工人阶级相对富裕的基础。这种情况发生的过程和原因尚不清楚。男女结婚更晚了；他们可能已经采用了19世纪70年代后开始普及的、相当不可靠的避孕措施；妇女可能将堕胎作为终止怀孕的常规手段。
“劳工阶级”(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总是使用复数形式)当然涵盖了广泛的范围。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行对伦敦的社会调查，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伦敦人的生活和工作》(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他归纳了6个主要类别：“高薪劳动力”“定期标准收入”“定期小额收入”“间歇性收入”“临时收入”，以及布斯所称的“最低阶层”。“定期标准收入者”的群体数量最大，相当于其他五个类别的人数之和；而且正是这一类别的男女缩小了家庭规模，增加了实际收入，同时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经济中的潜在力量。
“定期标准收入者”的日子越来越好，于是他们加入了工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通过工会谈判以获得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19世纪中叶的工会，大多数都是覆盖面有限的“行业工会”。其成员通过做学徒或从事熟练的机器操作获得了行业的资质，他们希望借助工会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在同行中的特权和来之不易的优势地位。对熟练劳动力的稳定需求，强化了工会的影响和地位；一些技术的发展扩大而不是削弱了其重要性，例如铁船建造技术。在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在80年代，工会成员得到了补充，开始纳入更多有正规工作的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实现工会增员，因为会费相当高的工会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甚至这不是主要目的——更是为了各种各样的“自助”救济。因此，工会与“互助会”密切相关，有时其本身就是“互助会”。任何有自尊心的工人能够从工会获得的第一个救济是丧葬补助——避免由济贫院来支付丧葬费；但许多工会也有疾病和失业救济金，因为国家尚未为临时受灾的人提供任何帮助；除了济贫院这张最后的安全网之外，国家更缺少帮助那些永久性弱势群体的机制。
在1945年后的观察者看来，工会活动是在最不同寻常的社会背景下变得更加活跃的。1874年之后的20年里，陡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即物价下跌了(相比而言，工资下降的幅度略小)。另一方面，有固定工作的人的实际工资上涨了。但是，工会成员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很难相信，雇主降了工人的工资，仍然会让他生活得更好。于是，新的工会主义关注的是捍卫工人阶级的工资——这是一种对现实的反应，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除了团结的想法之外，还算不上一种意识形态。一些社会主义者参与了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罢工：1888年布莱恩特和梅的火柴厂的罢工，以及1889年为了“码头工人的六便士”的伦敦码头大罢工。两次罢工都吸引了不少中产阶级的兴趣，可能是因为发生在伦敦，而且在激进分子的眼皮底下。但这两次并不是典型的罢工(实际上伦敦码头罢工并非由工会组织：工会是在罢工结束后成立的)；也不应过分夸大领导罢工的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等“社会主义者”的作用。甚至大部分的工会领袖都是格莱斯顿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马克思在英国几乎度过了他的整个写作人生，然而在其小圈子之外，他和他的作品几乎不为人知；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组织的作品，只有很少的读者。实际上，劳工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制，使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感到绝望。
如果工会是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体制表达，那么共同爱好的休闲活动——尤其是男性工薪阶层喜爱的，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团结感。从朴次茅斯到阿伯丁的工业城镇，观看英式足球成为男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只有男性)的常规娱乐；此类比赛最初由公立中学和大学的业余俱乐部创办，但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上职业化了。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每个有自尊心的工业城镇都建立了一个足球俱乐部。其中一些足球队反映了一座城市的不同宗教派别，比如格拉斯哥的天主教“凯尔特人队”和“新教流浪者队”，还有默西赛德郡(Merceyside)的天主教“埃弗顿队”和新教的“利物浦队”。所有这些球队都激发了追随者对当地的热爱、**和自我认同，令许多政治组织者羡慕不已。足球运动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社会的产物：杯赛(从1871年起)和联赛(从1888年起)的常规性和复杂性，维持眼前和持久兴趣的需要，每周门票和客场比赛的火车票的预算，自我规范的庞大人群——这些都反映了这是一支有纪律、有秩序的劳动大军；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娱乐活动花钱，观看球员们为通常由当地商人组织的俱乐部踢球。对整个足球“赛季”的持续关注，使工人具有更广阔的时间观，这也类似于农民们所熟悉的、与气候季节有关的时间观。
1873年后，组织了板球郡际锦标赛(County Championship)，此项运动时间更长、更别具一格，也更具有社交性。板球越来越受欢迎，其原因比足球运动的兴起更加复杂。这或许说明，尽管英国社会经历了工业化和劳动分工，但个人主义精神得以保留下来。来自格洛斯特郡的医生威廉·吉尔伯特·格雷斯(William. Gilbert. Grace)，近乎专制般地控制着当时的球场和球员，创造了许多至今都没人打破的击球、投球和接球纪着；他几乎与1874至1876年间的冠军骑师弗雷德·阿切尔(Fred Archer)一样，成了民族英雄。格雷斯别具一格的大胡子，常常让人们误以为是他索尔兹伯里勋爵——当然这种混淆可能对后者更有利。
此前，劳工阶层的旅行都是为了拼命寻找新的工作或居住地。到了19世纪80年代，旅行已经开始成为一种休闲活动：对许多人来说，在新设立的公共假日，参加个人或公司组织的海滨之行，就仿佛是一年一次的远足。布莱克浦(Blackpool)、莫克姆(Morecambe)、斯卡伯勒(Scarborough)、绍森德(Southend)、伊斯特本(Eastbourne)、波托贝洛(Portobello)等度假胜地应运而生，既满足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一需求。劳工阶层的假日几乎都在城里度过：“海滩”指的是码头、杂耍表演和海滨更衣室，它们后面是旅馆、民宿和商店。90年代，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试图以徒步和骑自行车俱乐部的形式组织去乡村旅行，来拓宽这一旅游传统。但是乡村旅行对中产阶级的下层，而不是劳工阶层，更具有吸引力。
大众媒体的发展，以及通过电报实现的覆盖全国的快速通信，催生了劳工阶层的另一项重大娱乐活动：赌博，尤其是赌马，以及通过新生的足球博彩业进行赌球。赌博成了挂在彩虹尽头的一罐金子：休闲可能很有趣，但闲暇也可能用来赚钱——尽管赢钱的概率很低。
劳工阶级中比较富裕的一部分人，开始分享一点儿半个世纪前工业革命给有产阶级带来的繁荣和期望。饮食有所改善，除面包、土豆和啤酒外，还能吃上肉、牛奶和蔬菜。住房条件也有所改善；由于肥皂更便宜了，而且到处都买得到，房屋更加清洁，人们也更加注意个人卫生了。有固定工作的家庭用书籍、照片以及装饰性的家具来装点自己的屋子。体面的生活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手上有钱花，可以证明对生活方式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生活安定，不用总把眼光盯着工资袋，可以抬头扩大眼界了。分期付款公司的兴起为人们的生活追求提供了支持，这些公司让劳工阶级收入中盈余的大部分都这样支出了。
工薪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重要，但必须客观合理地看待。19世纪下半叶的每个10年里，经济都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当时的许多人认为，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是“大萧条”时期，企业的利润和人们的收入都出现了下降。如我们所见，农业方面的确出现了大萧条。对于整个工业而言，这是一个调整期而不是萧条期——但是对于工人来说，“调整期”通常意味着处境不妙。在80年代，“失业”一词被赋予了现代含义。
从上教堂做礼拜的意义上讲，宗教对大多数城镇工人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并不是说上帝的教会失去了大城镇，而是教会从来没有占领过城镇。”圣公会牧师温宁顿-英格拉姆(A. F. Winnington-Ingram)在1896年这么写道。农村劳工进入城镇后，新教教会(无论是国教还是非国教)都未能成功说服他们继续上教堂做礼拜，也没能打动出生在城里的大多数人去这么做——尽管教会提供了慈善施舍和主日学校这样的间接**，以及传教团、奋兴派圣斗士、救世军和教会军团这样的直接接触。在1902至1903年的伦敦，只有大约19%的人口定期去教堂，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地区。在首都以外的城市，这个比例或许略高；而在小城镇，这个比例会高得多。只有罗马天主教的活动，才吸引了大批劳工阶级的成员：天主教组织满足了劳工阶层的需求，教会通过自己的社会组织和俱乐部，巧妙地吸收了天主教教徒和“爱尔兰人”。
这并不是说劳工阶层对宗教毫无兴趣。即使有世俗的选择，“借助仪式”(尤其是婚礼和葬礼)仍然十分流行。不上教堂做礼拜的人，似乎也没有对宗教怀有强烈的敌意，除非宗教抹上罗马天主教的色彩或者采用死板老套的形式，并与爱尔兰移民和当地社群之间的摩擦联系在一起。相反，他们憎恨与有产阶层的地位和权力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尤其是圣公会。在口齿伶俐的人都在大力倡导去教堂做礼拜的社会中，不去教堂既是对宗教不感兴趣的表现，也是一种抗议。
职员和商业：中下阶层
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是中产阶级规模壮大的黄金时代。1851年，中产阶级是一个相对较小且相当容易识别的群体：专业人士、商人、银行家、大型店主等。这个群体和劳工阶层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到19世纪末，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格局。经济变革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可以称为下层中产阶级。经济中的服务业已经发展成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的部门。随着英国经济逐渐走向工业化、商业化，一支庞大的白领工人大军应运而生，他们在零售、银行、会计、广告和贸易领域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工厂的管理从父系的家族传承，交给了新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制造业的管理队伍也迅速壮大。随着政府在新职责上的支出增加，尤其在根据1870年的法令所建立的教育体系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公务员队伍开始迅速扩大。商店、办公室和电话交换基站，为妇女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变化对人们的影响十分显著，产生了一支庞大的城市劳动者大军：他们在新式的技术学院接受过教育，搭乘火车或新建的地铁通勤；他们住在当时位于城市边缘的郊区，或像克罗伊登(Croydon)这样的小镇；19世纪70年代，这些小镇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城市职员的宿舍。郊区化是19世纪下半叶城市生活的典型创新：成排的整洁的房屋，或是小型公寓或半独立式，而且屋前屋后常常带着小花园——这些景象，显示了这一新社会阶层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住房理想。
这些家庭在自由主义时代过得很好：自由主义要求个人取得成就，这一阶层响应了自由主义的号召。他们崇尚着美德、竞争、体面、效率和目标感。他们尊重成就、金钱和成功。他们不确定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对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指挥权的人做出了回应：他们也尊重等级制度。在这方面，他们与19世纪50年代坚定的个人主义式自由主义者的大不相同——那时候的个人主义是由“善良的旧事业”的前工业主义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所支撑的。他们正试图在社会秩序中正在寻求一个稳固的位置——因此欲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保守党视其为可利用的工具。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具有非国教传统的小镇上，例如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集镇，中产下层掌管着城镇；由此带来的自信以及不遵从国教的传统，让他们保持着自由。在大城镇中，他们倾向于充当协作阶级，帮助贵族和中上层阶级获得权力，以换取承认和地位。
《每日邮报》由哈姆斯沃思兄弟于1896年创立，在全国范围内有很高的发行量，很快便挤占了地方报刊的市场，成为中下阶层的代表性读物。最初它遵循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基调，后来在布尔战争中又倒向了统一主义。“勤杂工写给勤杂工看的东西。”索尔兹伯里勋爵轻蔑地评论该报及其读者。
有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上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职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国教教会的神职人员、行政高官；他们拥有共同的大学教育背景，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同一所公学学习过。在许多城镇中，他们的生活比19世纪上半叶更加离群索居：他们搬出了市中心，住进了位于郊区的、更加气派的别墅中。这个阶层有送孩子上寄宿学校的习惯，这提高了该阶层的国家视野，并减弱了其成员的地域根源。拉格比公学的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的精神，得到了其继任者的诠释和修改，这种精神渗透了各行各业。在以希腊文、拉丁文和古代历史为主的课程的培育下，在国教广教会派的道德感化下，为“强身健体”而举行不间断的比赛(冬天的橄榄球，夏天的板球和田径运动)，以度过每个闲暇时光；职业精神值得敬仰，但又十分刻板。这个阶层越来越重视培养帝国的管理者，而忽略了一个工业国家的需要。
从事制造业的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受此风气的影响。越来越多制造商没有将他们的孩子提早送入家族企业，而是让他们接受针对职业阶层的教育过程。棉纺厂主和造船厂主的儿子学习希腊文，打橄榄球——不同于德国制造业的子弟，后者学习科学和会计学。接受过这种教育的青年，通常没有兴趣回归制造业的生活；因此，要保持企业家和制造业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股精神一直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些人发现，商业比工业更适合他们的兴趣，于是他们进入了正在扩张的银行业。因为在这个行业，工厂车间的血汗以及劳资关系简化成了一列列数字。
英国经济越来越依赖这批人的能力。大宗商品的贸易曾出现巨额逆差(1851年为2700万英镑，1911年为1.34亿英镑)。由于银行、保险、海运业的利润，以及英国海外投资资金的收入等“无形收益”，这一逆差被扭转为总体顺差。服务业的收入(1851年为2400万英镑，1911年为1.52亿英镑)和海外股息(1851年为1200万英镑，1911年为1.88亿英镑)似乎已成为英国繁荣的重要因素，随之诞生的是中产阶级，其主要专长是管理金钱，而不是管理人或产品。
英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这一重要发展，与制造业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一样，是计划外的，是早期工业化的自然产物，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随着“世界工厂”的产品出售到国外，其他经济体受到了刺激，迫切需要自己无法提供的资金。英国与这些经济体的竞争，以及19世纪80年代某些制造业部门的萧条，降低了英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因此那只“看不见的手”让服务业的发展步上了正轨。
同样，对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既不能过分夸大，也不能过分强调其新颖性。土地、工业和商业的轻松融合，早就是一种公认的英国传统。这一传统没能让英国的贵族成为欧洲大陆式的特权阶层，并且为制造商提供了身份地位作为报偿。一些人获得了这种奖赏，另一些人，特别是不从国教者，却没有得到这一好处。制造业和制造商在英国仍然势力强大。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19世纪上半叶人们所期望又畏惧的英国社会的权力上层，或者“中产阶级中的君主”。部分是由于，贵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吸纳制造商，从而抹平了其政治和社会影响。
中产阶级信奉新教，并且是活跃的信徒。他们在圣公会和大学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学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因为根据1854年的《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文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要求文职应聘者通过专业和公务员考试。体面的生活需要养得起房，雇得起用人，付得起中学和大学的学费，这使得中产阶级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控制家庭的规模——这一趋势比劳工阶层的小家庭现象出现得早。
中产阶级妇女也希望缩小家庭规模，因为她们开始对生活寄予更多的期望，而不仅是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因少生子女而得到部分解放的妇女，在慈善机构、教会、地方政治和艺术，尤其是音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女性克服重重困难，挤进了大学(她们可以听课，参加考试，但不能获得学位)；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牛津、剑桥和伦敦设立了女子学院。女性仍然不被鼓励从事每一种职业，但其中一些人成功地当上了医生。但是，最高级别的护理，是女性最容易获得的职业。
威风的排场
贵族(和绅士)仅受到这些变化的部分影响。在英国社会生活的三大阶级中，贵族可能是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变化最小的阶层。正如社会主义作家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所说，贵族是“一种出奇坚韧的物质”。它继续行使着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威斯敏斯特两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都出身贵族，几乎占据了帝国的所有上层职位，在各郡县掌控着地方政府，并统帅着军队——海军在社会阶层上相对不那么排外。贵族和绅士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农业繁荣中赚了一笔，但在农业萧条中亏了本；但是，由于他们对城市土地的娴熟投资以及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意外机遇，部分损失得到了弥补——因为原本不值钱的农地被征用，兴建市郊房屋，使土地的所有者发了财。英国贵族一直参与工业化，特别是在采矿、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等方面。现在，它与新一波的商业扩张精明地联系在一起：大多数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聘请一位贵族来为董事会撑门面。公司还通过精明的联姻来维持自己的财富，特别是与美国的新贵们联姻：最著名的例子是第九任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与康苏鲁·范德比尔特(Consuelo Vanderbilt)的婚姻。通过这些手段，尽管农业衰落，许多大贵族庄园仍然得以保存下来。这些庄园既能给人带来财富，又可供人享乐，因此被用作休闲娱乐的场所。城市居民对贵族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流行报纸和杂志对他们的描述：他们是一群生活悠闲的男女，在乡村玩赛马、狩猎、射击和钓鱼，在伦敦玩赌博、看戏剧。随着休闲对英国人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贵族并没有因为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而不受欢迎。宫廷起了带头作用。阿尔伯特亲王让南方的宫廷生活变得庄重严肃，这样的刻板也影响了北方的休闲娱乐活动。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迪赛德(Deeside)河畔修葺了巴尔莫勒尔宫(Balmoral)；他们对农民生活和农业知识乐此不疲，并做高调宣传；他们还庇护了广受欢迎的艺术家爱德温·兰西尔(Edwin Landseer)爵士，这位画家善于描绘乡村狩猎的场景。所有这一切，使得苏格兰受到了尊敬，同样人们也开始喜欢上英格兰北部和西部以及威尔士的荒野和山地。此时，浪漫主义运动正在衰落，却正是最受大众喜爱的阶段；宫廷将自己与浪漫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以此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人气，并体现了城市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兰西尔的《幽谷君主》是维多利亚时期被复制最多的一幅画，画中描绘的一头雄鹿并不是这块领地上的王者，而是猎人枪口下的困兽：峡谷不再安全，大自然被驯服了。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巴尔莫勒尔宫的生活过得很愉快，但他们也心怀着高尚情操：始终不忘对农民的责任。威尔士亲王，维多利亚的儿子爱德华(1901年继位)，却是一位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他的一系列丑闻使他的母亲感到震惊，但却令各报纸欣喜——因为这些丑闻为报业提供了爆料的素材。亲王与他的富豪朋友组成的小集团，代表了英国的“富豪政治”，从新的杂货零售业中发了大财的托马斯·利普顿爵士(Sir Thomas Lipton)是其中一员。在后摄政时代，福音派和牛津运动在贵族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使帕麦斯顿的纨绔主义显得格格不入——纨绔主义似乎要让位于铺张的消费和普遍的道德放纵。一些贵族，例如托利党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尽管生活的环境富丽堂皇，但仍沿袭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他的家庭向来对宗教信仰十分虔诚。索尔兹伯里是最后一位留胡须的首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十年(19世纪90年代)，他变成了与时代脱节的人。他的侄子和首相职位的继任者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被视为一位自由思想家。贝尔福和爱德华七世代表了新派贵族的特点：一个显然是怀疑论者，另一个则公然过着骄奢**逸的生活。
尽管维多利亚和她的儿子在风格上有显著差异，但君主制(法院和整个礼仪社会的最高端)在母子俩的统治下都经历了蓬勃发展。在她漫长的统治时期(1837—1901)，维多利亚小心翼翼地捍卫了君主制的特权——她越来越认为，保守党政府更好地保护了这些特权。在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后，维多利亚长时间没有在公共生活中露面。这种做法很不得民心。并且，在巴黎公社的刺激下，英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共和运动；19世纪70年代初，自由党领袖采取了某种手段，才阻止了这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君主的缺席和懒散——而不是她的君临天下——引起广泛的负面评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一些重要成员强烈拥护等级制；在不断发展的大众传播行业的精心包装下，君主制似乎成了社会稳定的支点，因为它注重家庭、连续性和宗教信仰。沃尔特·白哲特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宪政》(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1867年)中指出，英国人“遵守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戏剧表演……戏剧的**是女王”。君主制使权力合法化：“它通常像谜一样深藏不露，有时又像庆典游行一样招摇过市。”在1887年和1897年的女王登基周年庆典上，君主制大放异彩。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显然也是普通人，她的痛苦(作为“温莎城堡的遗孀”，勇敢地履行女王的职责)广为人知；再加上她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有这些都凸显了人的脆弱与体制的威严之间的反差，让人对体制的威严备加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