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1831年的墨尔本或1819年的利物浦，皮尔更有人情味，更加圆通老练，他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1843年和1844年的经济繁荣使宪章运动陷于低潮；运动在1848年的最后一次复兴，反映的是爱尔兰的痛苦，而不是英国工匠们的野心，也不是任何模仿欧洲革命的愿望。晚期的宪章运动不仅更带有爱尔兰特色，也更具实验性和多样性。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 Connor)提出了土地安置计划，欧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死灰复燃，随之兴起的还有欧洲革命者的一些想法——因为许多欧洲革命者最终流亡到了英国。但无论朱利安·哈尼(Julian Harney)和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友谊多么令人神往，群众性运动已告终结。以往的宪章运动分子仍然活跃在针对单一问题的各种运动中，例如禁酒运动、合作社运动(1844年的罗奇代尔先锋商店的源头就是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其他人则移居国外。许多以前的宪章运动分子，最终体面地进入维多利亚中期的地方政府担任公务员，或者进入新兴的地方报业。

“除非主建造城市”

1832年，从中东传播过来的霍乱席卷欧洲，在英国导致31 000人死亡。1833年，议会投票表决，为基础教育拨款3万英镑。同时，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在牛津大学宣讲“民族弃教”。这些事件只是恰好发生在政治改革时期(议会花在温莎城堡的马厩上的时间和金钱，要比教育经费多)，但是它们是决定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人们理性界定自己社会地位的方式。

霍乱肆虐凸显了城市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尽管其影响在农村同样致命。新工业城镇面积不大，人口密集，步行上班十分普遍。城市的土地使用与阶层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数量较少的有产阶层，在棉纺城镇可能占人口不到5%，却通常占有50%的土地面积。工人们一般住在工厂附近，或者靠近道路、运河以及后来铁路等交通方便的地方。他们的居住环境肮脏不堪，因为19世纪的城镇往往烟雾弥漫、臭气熏天。对于工人来说，这里的房租和其他生活开销都很贵。租一套过得去的房子，可能需要一个熟练工人每周收入的1/4——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结果贫民窟在老城区激增，如伦敦的贫民窟聚集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地下室”，苏格兰自治城的“地带”(lands)，以及梅瑟蒂德菲尔的“瓷器区”(China)。不仅如此，地主和投机建筑商还制造了带有地区特色的新贫民窟，如约克郡的“背靠背”连排式公寓和窄小的“房间加厨房”或“单向筒子楼”公寓。在1870年之前，在格拉斯哥，70%的家庭住在这样的公寓里。

住房条件差，卫生条件会更糟。富裕的市民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出资成立委员会来提供水、排污和街道照明，以及一定程度的治安管理——结果这就让周边贫民的恶劣生存条件雪上加霜。中产阶级居住区使用新式抽水马桶，经常把污物排入劳工阶级居住区的供水系统中。

流行病的暴发，似乎成了劳工阶级的报复。被仆人和小雇员等大批穷人环绕着的富人们，平日里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是现在却突然变得容易被传染。例如，1856年，日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阿·坎·泰特(A. C. Tait)在卡莱尔失去了他7个孩子中的5个——都是死于猩红热。1831年，政府强迫地方贵族成立临时卫生委员会以对抗霍乱。埃德温·查德威克担心，由于家庭顶梁柱的死亡以及人们糟糕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多的人会沦为贫民。1840年，他代表济贫法委员会主持了“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调查报告于1842年发表。随着报告的出炉，以及随后发生的社会骚乱——更不用说新一轮霍乱暴发的威胁，政府不得不在1848年出台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赋予市政当局建立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权力，委员会听命于三名公共卫生专员——其中包括了查德威克本人。除了边沁主义者之外，还动员了其他力量，如宪章派和激进分子，但可能更多的是保守党、职业人士和慈善家。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的表现，能体现整个卫生改革运动的过程。这位后来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人，可能是一位心怀偏见的低教会派托利党人——麦考利将他的风格称为“埃克塞特大厅的驴叫声”——但他继承了威尔伯福斯操纵公众舆论和精英意见的技巧，以获得有效的政府干预。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些技巧被用来帮助矿工、工厂工人、移居国外的穷人和贫民窟的居民。有些人认为行政改革具有自己的动力，不受议会行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议会对社会状况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官员(掌权的人)和像阿什利这样的积极分子，都具备制定自己的法则的力量，“保守党对历史的阐释”(对这种观点的称法有失公允)将议会和这两股力量进行了对比。但这只是对改革进程的部分解释。官员们的行为标准因部门而异，因人而异。有些人恪尽职守，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另一些人则代表了文官制度下公务员队伍轻松、懒散的作风。作为邮局高级官员的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仍然有时间每周狩猎两次，并且每年稳定发表1.7部小说。其中一部《三个文员》(The Three Clerks， 1857年)，生动描绘了改革前死气沉沉的文官制度，也表达了特罗洛普本人对改革者的奚落。

这是“地方自治”和职业专业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它最强大的发端来自大城市，以及新一代在苏格兰受过训练的医生——他们正在从低端的外科医师兼药剂师成长为一支自我管理的专业队伍。利物浦于1847年任命了第一位卫生医疗官员；一年以后，伦敦市中心(俗称存在各种社会危险的“一平方英里”)任命了活跃的约翰·西蒙医生(Dr John Simon)为卫生医疗官员。到1854年，各地卫生医疗官员的任命，成为强制性举措。此举至关重要，因为不仅可以督促城市执行重大的供水、排水和贫民窟清洁计划，而且还能确保实施有关避免建筑和过度拥挤的规定。

新的工业社会对教育机构提出了质疑。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福音派人士汉娜·莫尔(Hannah More)认为，为了向孩子们灌输宗教思想，他们应该学习阅读而不是写作。亚当·斯密担心劳动分工会造成工人阶级的思维迟钝，希望通过国家教育来缓解这种影响。由于加尔文主义对苏格兰教会的改造，苏格兰有了国家教育；但在英格兰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在19世纪之前，英格兰有文法学校(多数是在宗教改革前成立的)、独立或“冒险”的学校和慈善学校。这些学校在质量上千差万别，且永远无法全员接受不断扩大的年轻人口，更不用说为新城区服务并提高教育水准。然而，在1800年前后，包括乔治三世在内的一些人，倾向于把教育作为预防革命的手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廉价的也因此具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根据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和贝尔(Andrew Bell)所创立的“导生制”，高年级的小学生死记硬背课文内容，然后传授给低年级的学生——这种做法直接导致1808年成立了“英国和外国学校学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s Society)，以及1811年成立了“全国学会”。然而，这两次全国性的举动恰逢两股势力——一方是这两场运动的发起人非国教信徒，另一方是国教圣公会——的敌对情绪激化的时期。在随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宗教派别间的敌意继续凌驾于教育标准之上。

在受人资助的学校或“公学”的改革中，宗教对立只是英国国教的内部矛盾，并且不那么激烈。18世纪末，学校的条件尤其寒碜。但在1829年，广教派教士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在拉格比公学开展他的事业之前，情况有了改观。事实上，他的改革与1832年的保守的政治解决方案相似，但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对于那些一心要读大学的人来说，“人文教育”(拉丁文和希腊文)仍然占主导地位。“人文教育”曾经是为年轻的贵族子弟提供的、毫无实用意义的仪式化教育；但现在，通过奖学金和助学金(如在牛津和剑桥)，它得以提升，开始为中产阶级子弟提供实用教育。中产阶级子弟的目标是为了获得资助、受到教育，进入各个职业行当；但其作用更为深远：引领其他中产阶级子弟去实践净化了的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到1842年阿诺德去世的时候，其他历史更久的公立学校已经在纷纷效仿他的模式。而铁路系统的扩展和1857年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汤姆·布朗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的显著成功，对这场教育改革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学的改造为新一代改革者提供了范例，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在那里接受过教育的。与边沁派不同，他们没有制订一个高度统一的计划，而是谋求改造只对贵族和国教教徒开放的教育机构，使其为全社会服务。弗·丹·莫里斯(F. D. Maurice)的追随者(其中就包括托马斯·休斯)试图成为劳资纠纷的仲裁者。1848年，他们表达了“国有化”的理想，其必然结果是把劳工阶层纳入“政治社会”中。他们并不孤单。在布拉德福德，一位年轻激进的羊毛制造商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曾经是贵格会教友)写道：

如果不对这些群众做出一些让步，如果不是所有阶级都认真努力让他们吃饱饭，那么迟早会发生动乱。但是我认为，防止动乱的最佳政治方法是让中产阶级同情工人，帮助他们实现合理的要求，并以此来反对工人们不合理的要求。

福斯特的妻子是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的女儿，也是学校巡视员兼诗人马修·阿诺德的姐姐。这个主张崇高思想和温和改革的“知识贵族”，其事业已经从福音派宗教转向政治活动。

阿诺德的公学，以及大多数政治家都属于广教会派和圣公会自由派的传统，他们的原则是视教会为国家的合作伙伴，且神学教义必须严格服从这一关系。福音派崇尚宗教制裁，但其简单易懂的神学理论受到了自由派的攻击；到1832年的《改革法案》出台的时候，这种攻击似乎达到了**。教士们担心边沁主义潮流，或者无神论改革浪潮即将到来，约翰·凯布尔(John Keble)在牛津大学布道时，宣告了一股来自教士的抵抗力量，这种抵抗基于圣公会的使徒传统，即所谓“书册运动”(Tractarianism)亦即牛津运动，并没有通过社会改革或“高教会派”形式来反对自由主义——这是英国圣公会传统的一种保守的、精神上的诉求。12年后的1845年，牛津运动出现分裂，包括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内的领袖们决定，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与罗马分开，于是他们与罗马天主教保持一致。虽然敌视牛津运动的人攻击它但运动还是通过像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这样虔诚的平信徒，以及它对宗教教育和建筑的影响，巩固了圣公会的精神。广教会派处境困难，因为它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欣赏宗教；而在英格兰教区，只有不到1/5的人参加他们的教会活动。1851年那次绝无仅有的宗教人口普查表明，确实只有大约35%的英格兰人参加周日的礼拜仪式(虽然地区差异极大)，且其中一半人还在“坐听”持不同意见的牧师的布道。1848年和以后的岁月里，广教会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努力去接近劳工阶层——如果说有一个工人是被这个组织的领袖莫利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的神学所说服，那么就有10个工人是受他的同事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小说的影响；还有更多人是得到了切实的帮助，如勒德洛(John Malcolm Ludlow)为各工会做的工作，以及尼尔(Edward Vansittart Neale)发动的初期合作社运动。

英国国教徒至少拥有传统、财富和控制着广大的区域，而非国教教徒却没有这些。非国教不仅帮派分裂，而且常常被各统治阶级所猜忌。其中一些领袖，如循道宗著名的杰贝兹·邦廷(Jabez Bunting)，试图通过保守主义来实现内部的团结一致。乡村和矿区的非国教教徒的标志是政治激进主义(南威尔士的变化尤为剧烈)；城市的精英阶层在政治上也非常激进，如一神论者或贵格会教徒。直到19世纪50年代，在《谷物法》运动取得成功之后，非国教才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要求提高自己的公民地位，或根据“解放社”(Liberation Society，成立于1844年)的纲领，要求废除圣公会的国教地位。有组织的非国教教徒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同时也是制造麻烦的)制度性作用，但它还是在逐渐损失自己，富有的非国教教徒正源源不断地转向圣公会。

在苏格兰，关于圣职授予权的争议，在1833年至1843年的“十年冲突”时期达到了顶点。最终，已确立的苏格兰教会被“瓦解”，同时新的独立“自由教会”建立了。1845年，《济贫法》出台，苏格兰教会的世俗角色很快就被解除。但宗教政治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继续困扰着苏格兰的中产阶级。

“隆隆作响的变革之辙”

然而，即使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19世纪40年代仍然是危机四伏的十年。英国工业仍然以纺织业为主，其产品市场有限，还要面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日益激烈的竞争。该行业资本过剩，每个新发明的采用都意味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商业萧条一轮比一轮严峻和持久。实际工资增长缓慢，或许不足以应对手工业的急速衰落，以及高昂的城市最低生活成本。马克思通过开办工厂的恩格斯的描述来观察英国的情况，对他来说，这只是当时状况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注定要断送在自己的资本剩余积累上；在下一次经济衰退中，工资越来越低的劳工们将起来，果断反抗资本主义。马克思应该会很认同雪莱的挑战：

起来吧，像雄狮初醒，

你们人多势众，不可战胜——

快摇落你们身上的枷锁，

像摇落沉睡时沾身的露珠——

他们只有几人，你们却众多。

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让事态达到了革命的临界点：1845年、1846年和1848年的马铃薯枯萎病，破坏了爱尔兰人口增长的基础；1845至1850年间，100多万人死于营养不良；1845至1855年间，有200万爱尔兰人移居外乡。来到英国本土的爱尔兰移民，生活贫困，甘愿接受远低于英国人标准的工资，已经被视为具有爆炸性的力量。卡莱尔在他的《宪章运动》(1839年)中写道：

每一个愿意摘下统计数字的眼镜去看的人，都会发现在城镇或乡村……英国底层劳工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接近那些在各个市场上与他们抢饭碗的爱尔兰人……

革命并未爆发，主要是由于工业的蓬勃发展吸收了剩余的劳动力和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多样化的经济。经济的主要的、在心理上也是最令人惊叹的工具是铁路。

自17世纪初以来，各种原始类型的铁轨将煤从矿井运到港口或河流；到1800年，英国全国各地铺设了大约200英里长的马匹拉动的轨道，规格和样式各不相同：先是木制的轨道，后来有了铁轨。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铸铁，从90年代开始使用更加可靠的锻铁“护轮轨”。当时出现了两种形式的蒸汽牵引机车：固定的低压机车拖着车厢上坡，而轻型高压“移动”机车可以在轨道上自行运行。1804年，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在威尔士展示了他发明的移动机车，这种机车很快在北方煤田得到采用。在北方煤田区，像乔治·斯蒂芬森这样“观摩”过机车的人，正在建造大承载力的边缘铁路；1800至1825年，由于煤炭产量翻了一番，对这种铁轨的需求使得靠马匹牵引的运输能力达到了极限。到1830年，在议会的授权之下，整个英国本土已经建成了375英里的铁路线。

随着连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铁路得到大力推广，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商业繁荣引发了新一轮铁路建设的**。1820至1830年间，棉纺织品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同时曼彻斯特的人口增长了47%。然而，处于垄断地位的布里奇沃特运河(Bridgewater)无法满足这些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需求，这时急需一个更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出现。这种对运力的要求，几乎超过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在公开竞争的压力下，斯蒂芬森父子赶在那条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竣工前夕才生产出了更高效的机车。然而，获得殊荣的“火箭”号(1830年)和实现大规模生产的“专利者”号(1834年)之间的差异，几乎不亚于“火箭”号与其笨拙但可靠的前身“旅行者”号(Locomotion)之间的差异。此后半个世纪里，火车机车的设计没有多大改变。

在19世纪30年代，又一轮投机热潮推动了铁路的发展。到1840年，将近2400英里的铁路把伦敦与伯明翰、曼彻斯特及布莱顿连接起来。一些新线路生意红火、实现盈利，而其他线路投资过度，且面临刑事和法律指控，遇到了麻烦。在股份公司的早期阶段，没有多少约束规则，那些成功将“临时股票变成黄金”的人声名鹊起。例如“铁路之王”乔治·哈德森(George Hudson)，他在1845年控制了1/3的铁路系统。哈德森用开辟新路线筹集的资金来支付现有线路的股息，从而获得了可观的利润；由他推波助澜的40年代的铁路投资狂热，在1848年偃旗息鼓；他的投机行径暴露、遭到攻击，不得不逃离英国。但是这时全国的铁路线已经增加到8000多英里，铁路网已经从北方的阿伯丁延伸到南部的普利茅斯。

但是，铁路时代也缔造了英雄：斯蒂芬森和他聪明的儿子罗伯特、约瑟夫·洛克(Joseph Locke)、丹尼尔·古奇(Daniel Gooch)和博学多识的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i)。他们的巨大项目(轨距为7英尺的大西部铁路、先进的“大不列颠”号铁甲蒸汽船，以及18 000吨的“大东方”号巨轮)不仅让公众痴迷，也让那些不幸的出资人胆寒。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后来问道：“是什么诗人向星星发射了这些巨拱？”这批被卡莱尔称为“工业领袖”的人，是比棉纺大亨更引人注目的企业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后来将他们形容为“自助自立”的典范。

在没有任何现代施工技术的情况下，英国人在短短20年里建造了这种新的运输系统。“筑路工人”(据称在1848年有25万筑路工人)在啤酒和牛肉的驱动下完成了英国早期铁路这一巨大的大地艺术。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的形象是可怜的工厂奴隶或饥饿的棉织工。到了50年代，其形象是身强力壮的劳工，他们能在6个月内让水晶宫拔地而起，他们被送到克里米亚战场去修筑铁路和营地，弥补了军队的软弱无能。然而，铁路耗费的资金是空前的：到1849年，铁路上的投资已不少于2.246亿英镑。1849年，铁路的总收入仍然很低，仅为1140万英镑；尽管到1859年，总收入已增加到2440万英镑，但铁路一直是一项收益稳定但很有限的投资，甚至一些铁路公司的收益远远达不到稳定的水平。1852年之前，客运的收益要高于货运；随后货物运输量有了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铁路公司有计划有步骤地购买了其主要竞争对手：运河。这些运河的业主此前一直享有巨额利润，很不情愿在竞争中看着自己的金饭碗被抢。到了50年代中期，运河网的战略性河段已经归铁路公司所有，运河运输业务被无情地转移到铁路上。在这个工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亚当·斯密所谴责的“资本家的阴谋”已成为事实。

政治与外交：帕麦斯顿时代

铁路的繁荣时代恰逢政治的戏剧性变革。1842至1844年连续三年农业丰收，粮食充足，价格低廉。然而在1845年，恶劣的天气摧毁了收成，第一轮马铃薯枯萎病袭击了爱尔兰。反谷物法联盟的论点似乎得到了证实。皮尔试图在内阁推行自由贸易主张，但以失败并辞职告终；只是在辉格党无法组建内阁时，他才重回政坛。1846年2月，他提出了3年内取消谷物进口关税的一揽子措施。因此，他通过给《济贫法》和各地警察部队提供资金，赢得了(或者说希望赢得)绅士阶层的支持。但他的政党存在严重的分裂。那年5月，当他的对爱尔兰的高压政策受到谴责时，只有少数人支持他。在随后的选举中，约翰·罗素回归，组建了辉格党内阁；此后辉格党和后来的自由党主宰了英国政坛。包括格莱斯顿(Gladstone)、阿伯丁(Aberdeen)和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在内的皮尔派精英倒向辉格党；被削弱的保守党绅士现在发现自己的领导是前辉格党人德比勋爵、乔治·本廷克伯爵(Lord George Bentinck)，以及从前的激进分子、外来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保守党作为一个党派仍屹立不倒，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只执政过5年。

那时有了更强大的党内管理，集中体现在圣詹姆士宫的两个新俱乐部：改革俱乐部和(保守党的)卡尔顿俱乐部，两者均成立于1832年。但如果把政治立场设想成非左即右的，那就相当于把后来的标准硬套在了当时的政治上。那时候还没有全国性的政党组织，也没有什么政党纲领，公开演讲也很少见。领袖们——仍然主要是辉格党巨头——会在选举前(每7年举行一次)向他们最亲近的同僚(通常是亲戚)透露一些关于政策动向的暗示。有望当选的候选人前往可能获选的选区发表演说，在当地名人显贵中拉选票；只有获得体面的支持率，才有望“参加竞选”。

竞选活动耗资巨大，因此不能成为惯例。拥有领地的贵族在他们所在的“口袋选区”有着坚不可摧的地位。譬如，一个农民或手艺人想要通过公开投票，与伍德斯托克的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的贵族一争高下，那几乎是自杀之举。同样，各郡县也由大家族掌控。在中等规模的选区，竞选活动更加开放，但成本也很高。这些地方的选民有时出现腐败行为。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中对此类情况有所描述，小说中伊墩斯维尔(Eatanswill)的情况就是这样。新获得选举权的大城镇有时会推选身无分文但很活跃的参选人，例如麦考利被选为利兹的议员。但更多的情况下，人们会投票给当地的富商——因为富商们通常有实力承担竞选的大部分费用。然而，有些情况在今天仍然很常见：英格兰比较保守，而“凯尔特人外缘地区”比较激进。

虽然1834年惠灵顿的短暂的临时内阁是英国最后一次由公爵担任首相的情况，但是权力仍然被控制在土地贵族手中。在议会中，辉格党仍然与保守党平分秋色。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只是最近才达到这种状态，但这足以说明统治精英阶层不是一成不变的。皮尔和格莱斯顿都是牛津大学的优等生，而他们的上一代都是地方工商界的大亨。更令人瞩目的是本杰明·迪斯雷利的脱颖而出，这位冒险家兼小说家来自犹太教家庭，而犹太教民到了1860年才在英国获得完全的公民平等权利。

政府各部门在国内立法上花费的时间很少，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在外国事务和军事上。这并不奇怪，因为后者占据了国家预算的1/3以上。自1815年以来，海军和军队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海军在1822年购买了第一艘汽船，一艘叫作“猿猴”号的拖船。1828年，海军又极不情愿地订购了其他几艘汽船。海军部的大臣们觉得“汽船的引入”是蓄意对至高无上的帝国的致命打击”。利用船桨来驱动，意味着要损失舷炮的火力，而风帆战舰可以服役多年；因此德文波特(海军基地)仍然在1848年推出了全帆三层甲板战舰。而此时，螺旋桨已经成功运用于小型船只，帆船的时代已临近末日。原来长期服役的陆军士兵大约为13万人；在1830年时，其中42%是爱尔兰人，14%是苏格兰人。这批军饷低下、住宿条件恶劣的士兵，维持了爱尔兰和各殖民地的和平。在许多小规模战役中，这支军队在印度和1839至1842年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扩大了英国的贸易和影响力——是为了捍卫自由贸易商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保护没落的特许公司。

英国渐渐从欧洲事务中淡出，也反映在它的外交政策上。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大陆保守派领导人，尤其是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试图通过大国的定期会议在欧洲建立合作体系。但即使在1814年，英国外交官也希望通过传统的权力平衡手段来实现安全——即使这意味着要复兴法国作为抗衡俄国的平衡力量。从那时到18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法之间维持着一种默契的协议；但是在1830年，这层关系受到了干扰：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脱离了荷兰——看起来似乎可能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这一问题很快有了解决方案：比利时保持中立，同时其新王室与英国保有密切联系——所有这些都以《伦敦条约》(1839年)为保障。1914年8月，德国违反这一条约，终结了长期的和平。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其他问题不太容易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与奥斯曼帝国的逐渐衰落有关。英国希望把奥斯曼帝国作为缓冲，来抵御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人物是帕麦斯顿(Palmerston)。1830年，46岁的他才刚刚开始从事外交事务，他挤进了白厅脏兮兮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权力鼎盛的时候，才只有区区45名工作人员)。在那里，作为外交部的实权派人物，他一干就是30年。他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在1847年，欧洲最著名的英国政治家不是帕麦斯顿，而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棉布商科布登。他在欧洲各个首都备受欢迎；各个东道主确信一件事：保守的君主制度行将就木，自由主义时代的黎明即将到来。

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一小群德意志社会主义者，在伦敦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预言在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的工人将领导一场欧洲革命。2月24日，巴黎爆发反对国王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的起义；随后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各省也相继爆发革命。但是英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当宪章派于4月14日向伦敦发出最后一次大规模请愿时，英国一时出现了恐慌：当局临时征召了一万名特别警员；内政部则买通了各电报社，令其一周内不得为宪章主义者服务。就像率先在欧洲大陆发动起义的是中产阶级志愿大军，英国警察可能比宪章派更加感到不满。但是警察对政府绝对忠诚，革命没有在英国发生。肯宁顿公地上的宪章派解散离去，请愿运动结束，议会笑到了最后。

但欧洲也没有重演1793年的情景。巴黎的共和政府希望与英国保持合作，坚决反对国内的激进分子，也不打算向国外输出革命。帕麦斯顿不希望改变权力平衡，但他提倡立宪体制，并主张奥地利应从意大利撤军。这种温和的政策没有取得成功，英国没能保住自由主义者所取得的任何成绩。英国实施了土地改革，并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俄国给奥地利提供援助来镇压革命者，使其可以腾出手来处理其他事务。这些举措使得旧的专制体制东山再起。但此时的奥地利正在苟延残喘，而俄国人在东欧开始占据令人担忧的主导地位。

融合

《谷物法》的废除、1848年紧急情况的妥善处理，以及铁路的迅速扩张，不仅使经济形势充满了希望，而且新的政治共识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的利益有所损失，但农业生产的高效率使其能够抵御外国的竞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到，它必须与旧的统治阶级合作，才能控制工业工人；还要向工人做出足够的让步，才能避免爆发政治动乱。在这种背景下，铁路、蒸汽船和电报都极为有用(特别是与纺织业相比)。“富有魅力”，成为工业化极具吸引力的广告语。从功能上讲，新兴行业汇集了土地、商业和工业等资源，也让律师们发了大财。

到19世纪50年代，法律将劳工阶级纳入其中，或者说至少将他们的领袖纳入其中。诸如工程师和木匠这样的技术工人组建了“新模式”的工会；他们不再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以国家权力干预，而是强调契约平等。他们不是通过公开示威，而是通过对两党议员施加外交压力来发挥作用。他们在做事程序和形象上摒弃了旧的、类似阴谋社团的盟誓和神秘主义，而是近乎保守地恪守法律条文，注重捍卫他们作为劳工阶级代表的尊严。

经济和社会理论也在朝着“融合”思想的方向发展。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具有颠覆性，且持悲观主义态度，马克思所发展的那一分支仍然如此。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1840年的《逻辑学》(Logic)和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中，将功利主义与渐进的改革以及对温和的劳工领袖的同情加以调和。穆勒惊讶地发现，他的《逻辑学》〔该书大量借鉴了圣西门(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法国社会学传统〕居然成了古老大学的正统，当时这些大学正在从牛津运动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是，作为“理性主义的圣徒”的穆勒，出于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热情，成功地使他那融合了功利主义、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和改良派“社会主义”的思想被当局的改革者所接受。这些改革人士借19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高品位的文学评论，广泛传播穆勒的思想。

在倡导政治融合的人看来，“法治”远没有实现。戴西(A. V. Dicey)用“法治”这个词来形容19世纪的政府，他本人在19世纪60年代写道：“作为约翰·史密斯的约翰·史密斯是无法被禁止的，但作为工匠的约翰·史密斯却能受到禁止。”但他预计，选举权的扩大将结束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一点在后来基本实现了。

那么，谁仍然置身“法律之外”呢？爱尔兰人曾经受伤太深。奥康奈尔留给新一代爱国者的遗产是“废除联盟”。虽然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像苏格兰人一样，迫切地想在英国的主流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大饥荒使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而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并且将来可能会得到移居美洲的同胞的帮助。移居殖民地的人，可能因为移植了英国的体制而感到自豪——但正如移民局所知，海外遗民们的法律概念里并不包含给当地人的权利。当法院维持广教会派那模糊且无所不包的教义时，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都心怀不满。他们虽然无法驱逐广教会派，但可以给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建筑和宗教礼拜活动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早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前，知识分子就接受了政治和社会进化的概念，如丁尼生所写的，“自由缓慢地向下延展，从一个范例到另一个范例”。托马斯·卡莱尔虽然并不倾向自由主义，但赞扬自力更生和职业道德，赋予个人主义近乎宗教的品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自由党的核心人物，他不同寻常，只是因为他希望将“融合”的思想扩展到政治上被忽视的另一半人口——女性(其公民权和法律平等权发展缓慢，但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加速)。另外两位桀骜不驯的才智超群之士很难约束。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他的作品《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在1843年引起轰动。他把对贵族的尊敬与认为经济和环境越来越具破坏性的观点结合起来。但与罗伯特·欧文相比，他的直接政治影响微乎其微。没有人比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更猛烈地抨击法律的拖沓和不公，然而也没有人比他更担心革命和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前者有“兜圈子衙门”、泰特·巴纳克尓斯(the Tite Barnacles)、庄迪斯诉庄迪斯案(Jarndyce vs Jarndyce)的例子，后者有斯莱克布里奇(Slackbridge)、德发日太太(Madame Defarge)和比尔·赛克斯(Bill Sikes)的例子。戴西的评价恰到好处，他将狄更斯与沙夫茨伯里并列为推动公众舆论走向“积极”改革立法的力量。

好斗的“非国教教徒”和传统的激进主义者有自己的世界观，与当权派的世界观相差甚远；但当权派却把触角伸向了他们。19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在阅读“工业小说”，如迪斯雷利的《西比尔》(Sybil)。他们对大城镇的生存条件既感到担忧又十分着迷，城市的问题使他们联想到自己，并试图通过个人主义道德去解决它们。但是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夫人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和查理·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的《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无法提供任何这样的保证——对于小说中最具英雄气概的人物来说，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移民。在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当要考虑如何改善焦煤城曼彻斯特居民的未来时，狄更斯曾经发出的卡莱尔式的辛辣讽刺，现在出现了动摇并消失了。

但在焦煤城，没有几个人有时间或金钱来阅读文人围绕他们的困境所写的小说，人们也不太了解他们在阅读什么东西——尽管他们的阅读习惯显然受到文学激进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共同影响。《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的早期社会调查员亨利·梅休将柯贝特(Cobbett)和哈兹利特(Hazlitt)的新闻传统延续到了19世纪60年代；而来自同一个反世俗环境的狄更斯则摈弃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工会中的“劳工贵族”会阅读那些地位比他们更高的人希望他们读的东西，宗教信徒仍然读他们的《圣经》和《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但是那些“粗人”和“酒馆群体”读什么呢？在渔港上、织工中和农场里，民间传统得以保留，并不断发展。19世纪后期，一位美国教授发现，2/3伟大的英国传统民谣仍然在苏格兰东北部的“农场”中传唱；在那里，更为平民化的“茅屋民谣”在耕夫和马车夫中传播着有关农民的故事。同时，“骑手语录社”保留了一种原始但有效的工会主义思想。

乔伊斯·加里的小说《非蒙主佑》(Except the Lord， 1953年)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一位激进的青年政治家。小说的主人公切斯特·尼姆(Chester Nimmo)走进了游乐场的帐篷里，一群演员正在表演《玛丽亚·马登，或红色谷仓谋杀案》(Maria Marten, or the Murder in the Red Barn)，这部19世纪经久不衰的情节剧，是根据1830年“斯温船长”起义前夕发生的真实谋杀案改编的。下面是尼姆的反应：

我们看的这出戏，数百万人都看过。讲的故事是富人对穷人施加的最残酷的伤害。全剧竭尽可能地展示了穷人的美德、无辜和无助，以及富人们无耻的残酷和无情的自我放纵。

这只是数百部此类戏剧中的一部。我常常纳闷，这样的宣传怎么没有给英格兰带来一场流血的革命，跟法国、意大利、德国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这宣传的力量是巨大的呀!正如我所说的，这对我自己的生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位敏感且具有历史意识的小说家，加里似乎感受到了劳工阶层中一种深深的怨恨和不满——而这些，被掩盖在劳工阶级具有的政治尊严和自助精神下面。可政治上的“融合”、一排排干净的工人住宅、越来越华丽的小教堂，以及仍然锁着门的礼拜日公园，都未能抚慰工人们心中的怨恨和不满。

[1]　该法案限制谷物进口，保护英国的土地贵族利益。——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