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1851)

克里斯托弗·哈维(Christopher Harvie)

对革命的思考

1881年，年轻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发表了《关于工业革命的系列讲稿》(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把这一时期跟“玫瑰战争”视为英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个“两个重要的革命的时代”(法国的政治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但这种提法也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虽然攻占巴士底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工业化的影响是渐进的、相对的。这场革命，只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才突显出来，“革命”的概念，对英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英国人对这个词感到不寒而栗——而对那些近距离接触革命的欧洲人来说，意义更大。事实上，是一位法国人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法国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于1827年首次使用了“革命”这个比喻，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1848年之后让“革命”这一概念在欧洲流传开来。这使得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棘手，因为需要平衡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和当时的意义。前者引导我们去关注工业变革，即在不起眼的工厂里开发的新工艺；后者让我们了解：在工业时代之前，削弱统治阶级势力的过程是多么缓慢，而在科学时代，宗教势力是多么顽固。大约在1830年左右，人们才意识到了实质性和永久性的工业变革；又过了20年，中产阶级才开始相信：工业革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这些变革，难道没有确切的记载吗？从理论上讲，有。但是，“事实至上”的时代是如此变化莫测且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以至于记录和评估事实变得很不容易。直到1801年，英国才有官方人口普查——在那之前，关于英国人口是在增长还是在萎缩，存在着极大的争议。虽然这次人口普查随后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涵盖职业和住房条件的社会分析工具，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791年至19世纪60年代之间，由地形测量局分阶段进行的全国性系统测绘，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和政府采取的紧缩政策，对数据的统计汇编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受到监管或被征税的商品或企业减少了(相比之下，大陆的集权国家在积极收集它们的小型工业企业的数据)。因此，在英国，围绕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工业化是否对民众有益，仍然存在争议。此时，现代政治隐约出现了。汤因比的同时代人同意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即到1848年，资本主义工业化未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1917年以后，苏俄似乎展示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有计划的工业化”。但是，这种模式很快暴露了其代价，那就是牺牲人们的生活和自由。关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重申，要通过自由市场运作实现工业化。他们认为，虽然英国资本主义在短期内仍要面临投资资源短缺的难题，但他们实际上做到了既刺激了投资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对“工业化是否对人民群众有益”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尚无定论。考虑到英国经济发展对爱尔兰、印度和美国南部各州的直接(远非幸运)影响，这一争论的结果也会受到地域的影响。

如果说统计的数据和背景存在问题，那么意识层面也同样存在问题。“工业化”这个概念，到了19世纪20年代才出现。无论统治阶层信奉什么经济学说，作为地方行政官和土地所有者，他们的信条是：稳定性，他们的价值观仍然是工业化之前的。但到1829年，工业化的趋势突然变得毋庸置疑。在简·奥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说问世之后仅仅11年，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中，一个刺耳的新声描绘了“这个时代的标志”：我们移除高山，变海洋为通途；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我们向蛮荒的大自然宣战；发动强大的引擎，总是胜利归来，载满了战利品。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生动地、充满感情地概括了一幕幕当时的景象：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在威佛利系列小说(Waverley Novels)中描述的、从英雄政治到经济政治的转变，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位于新拉纳克(New Lanark)的规划有序的工厂社区，绝望的手摇织布工的空想政治，欧洲到访者的恐慌和惊讶等。仅仅几个月后，卡莱尔的话在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号”机车上变成了铁一般的事实。但是，我们能从这些意象中获得一系列与我们及那个时代本身相关的概念吗？这个时代的先驱、探索者乔治·马尔科姆·扬(George Malcolm Young)在自己的作品《时代肖像》(The Portrait of an Age， 1936年)中，描写了各个角色“受到福音派教规的无法估量的压力的控制，以及受到他们所普遍信仰的进步观念的激励”。但扬撰写的历史(“重要人物的谈话”)是精英们的历史，忽视了民众(矿工和工厂工人、爱尔兰农场雇工和伦敦街头的流浪汉)，或者仅将他们视为“麻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犀利的，他认为：伟大的运动源自数百万普通民众个体所做出的决定；而扬的作品中缺乏这样的洞察力。与托尔斯泰笔下的法国和俄国士兵处于同一时代的英国人，很少会同意“重要人物”的观点：据我们所知，只有少数人走进过教堂；而且从他们所写的和阅读的内容来看，他们对进步几乎没有足够的信心。然而，无论那些遭受“后人居高临下的评判”的人的行动自由受到多大的限制，他们的抉择仍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观点。创造“后人居高临下的评判”这一短语的爱·帕·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确实存在一种持续的解释框架：法律。无论司法的过程中存在多大的偏颇(在18世纪，这是司空见惯的残酷现实)，“法治”仍被视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主张仍然有效。1832年，年轻的国会议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主张政治改革，以保护法治免受任意权力的侵害：“被法律压垮的人，除了诉诸强力之外没有其他希望。如果法律视他们为敌人，那么他们将成为法律的敌人……”把新的群体纳入法律的保护，这些人将会遵循国家制度。这种理念中和了工业变革的“革命性”后果，也打消了人们以“革命”建立新政治制度的企图。

此外，法律的演变为其他社会和政治变革树立了一个典范。在1859年牛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经济学被选为“最美最妙的上帝的自然法则”——当然法理学或地质学也曾在考虑之列。个人道德、技术创新以及英国人所追求的理想——所有这些，汇成了进步与法治并举的强大洪流。

在所有阶级中，旧的道德问题(贿赂和无信仰、饮酒、嫖娼和赌博等)，即使不被认定为反社会，也逐渐被视为过时的。除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还有从苏格兰或法国传播过来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以及更便宜的消费品——这些都表明：人的生命可以更长，生活可以过得更精致。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把海军部里他下属的妻子视作合法的“额外福利”；而同样好色的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却因为他的妻子和家庭而感到痛苦。糜烂的生活预示着需要催生出新的道德规范：无论是由腐败或奴隶制的罪恶、无产阶级的骚乱或法国人所催生，还是由上帝的愤怒〔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他的诗作中对此进行了戏剧性的描绘〕所催生。

现实就是证据。现状得到提升了吗？改善了吗？英国旅行者在1839年惊恐地发现，匈牙利人在自己的航道上没有帆船，而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在多瑙河上有三角帆船，无论这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出于保护桨手和骑手的利益，或许是出于保障匈牙利贵族自由出行的权利，又或许是出于对土耳其的一切东西的厌恶——面对这种现象，英国人的典型反应是，“邪恶的利益集团”在阻碍改革和进步。虽然“进步”和法治都不是必然的进程，但仍需要为之抗争，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进行斗争——国内的“旧腐败”和新的不满情绪，以及国外强大的竞争对手。进步意味着道德成长，而不是对经济或政治操纵一切。例如，克雷克夫人(Mrs Dinah Maria Craik)的小说《约翰·哈利法克斯绅士》(John Halifax，Gentleman， 1852年)的主人公就表达了这样的价值观：

只要是他能做的事，在完成之前，他不会中途将其搁置；他的各项事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的工作都在当天完成。作为地方法官和土地所有者，无论是面对每天冒出来的无数细小的事情，还是他所感兴趣的时事，他都会以同样的方式一丝不苟地对待。无论处理外界的事务，还是处理身边的事物，他似乎都决定“趁白天工作”。如果他能做到，他一定尽心尽力，恪尽职守，确保所有的善得到认可，所有的恶得到补救，或者至少得到宽恕。

虽然法治是一种属于英格兰的传统，但其作为“高效”政府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不列颠的内部边界地区被创造的。为了使他们的国家摆脱落后状态，苏格兰人曾将其独特的法律制度作为巩固土地资本、建立和管理“公民社会”的工具。在爱丁堡，亚当·斯密、威廉·罗伯逊、亚当·弗格森和大卫·休谟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与法学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帕特里克·科洪(Patrick Colquhoun)、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和《爱丁堡评论》的撰稿人等，把这一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传播到了南方。与苏格兰相比，爱尔兰的贡献则完全不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曾写道：“法律假定在爱尔兰没有天主教徒呼吸的空间。”新教徒的法律，根据它的定义，必然是强制性的。因此，爱尔兰于1814年创建了不列颠的第一支由国家组织的警察部队，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一系列法律改革有助于推动在1799年废除压迫苏格兰煤矿工人和制盐工人的农奴制，以及在1807年停止了大英帝国的奴隶贸易，但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佃农并没有因为法律“改善”了农村的状况而受益。法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保护财产的工具：当英国面对来自欧洲的攻击威胁时，法律的这个功能使一个松散的社会的地方统治阶层团结一心。1745年，部落首领和领主曾聚集在受法国支持的查理·爱德华(即“小王位觊觎者”)的周围；而此时这些人成了土地所有者，他们与革命者没有共同的事业。对他们来说，雅各宾党与詹姆士二世党一样，都是异己。但随后使用法律来加强民族团结和保障经济变革的做法，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工业发展

一位生活在1815年的老人或许会记得，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在曼彻斯特的游行，引发了伦敦的恐慌。这位老人必然会对一个重要的国际变化感到震惊，即：英国和法国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这不仅是因为英国与法国进行了20多年的战争，并最终取得滑铁卢之役的胜利，更是因为英国工业持续发展，并占领了许多重要的贸易市场。英国的封锁摧毁了法国大海港的经济——波尔多的街道上杂草丛生；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占据了世界总贸易额的20%，以及约50%的世界工业品贸易。

工业发展并没有遵循预定的、可预测的成功途径。这是一个渐进的、随机的过程。亚当·斯密曾对工业充满疑虑；即使到了19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仍在怀疑技术能否普遍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采用格列高利·金(Gregory King)预算法的一个世纪里，英国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1688年，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国民总收入的1/5(如果全英国的数字，占比会更小，因为包括了经济落后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到了1800年，英国“制造业”的产值约占国民收入的25%，而贸易和运输业占23%。然而，这种增长并没有超越法国的产能。真正让英国脱颖而出的是质变，尤其是在营销、技术和政府干预的模式上的质变，以及1800年占国民产值33%的资本主义农业。法国的革命运动，虽然提高了农民权利却阻碍了法国农业的发展；但在英国，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了更有效的资产形式，同时也成为开发商业产品的关键。

1745年，法国的人口为2100万，是英国的两倍。由于王室的庇护和国家控制，法国的经济不仅工业产量巨大，而且具有技术创新性，增长速度不亚于英国。但英国的技术发展是由新需求驱动的；而在法国，技术的发展不仅受到政府干预的抑制，还因传统资源丰富而缺乏动力。法国仍然有充足的木材来生产木炭，而英国制铁工厂不得不选用煤炭作为燃料。法国庞大的羊毛产业依赖小农农业；而在英国，圈地运动和不断增长的农业效率限制了此类家庭产业，并鼓励投资兴建需要水、蒸汽动力或可以系统化生产的大型工业厂房。最重要的是，英国在18世纪70年代已经赢得了贸易战，将法国赶出了西班牙的属地、印度和加拿大。英国虽然失去了北美殖民地，但是棉花贸易的兴盛很快弥补了这一损失。

1801年，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英格兰有830万人，苏格兰有163万人，威尔士有58.7万人，爱尔兰有522万人。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有了定论：自1750年以来，英国人口大约增长了25%，增幅高出欧洲平均水准50%。但关于人口增长的原因的争论，仍在继续。175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人口死亡率出现下降趋势(由于食物供应更充足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流行病致死率的下降)；随着更多的幸存儿童进入生育年龄，1750年后出生率开始上升。

在英国，制造业活动的增加和家庭农场的消失，使儿童成为宝贵的收入来源。农业作家亚瑟·扬(Arthur Young)劝告道：“去吧，我的孩子们，去生孩子，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在爱尔兰，人口增长取决于两个不同的因素：一是地主希望获得更高的租金，二是爱尔兰人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种植马铃薯。马铃薯将一片土地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三倍；而地主意识到，新增农场上的人口增加，意味着每英亩土地将收获大约土地租金三倍的收益。因此，在1780年至1831年的50年间，人口翻了一番。

最近的一项数据表明，在19世纪早期，英国农业的生产率是法国的2.5倍，而法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已经比欧洲其他国家高得多。结果是，英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正在从乡村向城镇迁徙，而城乡居民都能吃饱饭。1801年，大约30%的不列颠本岛人居住在城镇，21%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1万的城镇，这一比例远高于任何北欧国家。然而，不到1/4的城镇人口居住在工业城镇。居住在工业城镇的人口比生活在海港、造船厂城镇和地区中心的人少。伦敦已经是一个无人能及的大都市了，拥有大约110万人口，占英国全部城市人口的1/3还多。

除此之外，人口分布仍然相当均匀。各郡的绝对人口仍然在增长。“凯尔特人的边缘地带”的人口，仍然占爱尔兰全境的近一半(45%)：在大城镇中，都柏林(16.5万)和爱丁堡(8.3万)仍紧随伦敦之后；科克(Cork)和利默里克(Limerick)比大多数制造业城镇都要大。这些区域中心的复杂的组织结构，一方面反映了当地绅士、神职人员、农民和专业人士所起到的主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数十年来贸易增长的结果。

贸易超过了工业，成为英国经济的主体。欧洲大陆的城镇，一直受到严格控制(或者说最近才有所松动)，其贸易受到限制，复杂的税制也抑制了商贸发展的积极性。中世纪德意志小城市的城门天黑前就关闭——此举是为了防止“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市场。但相比之下，在英国，内部商贸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且“重商主义”的政府积极鼓励“通过外贸”获取财富。18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吉利海峡上似乎战事不断；同时，以马恩岛为据点的大规模走私很有吸引力，这使得商业路线向北移动。利物浦靠粮食和奴隶贸易，后来靠棉花贸易崛起；格拉斯哥靠烟草和亚麻贸易，随后靠棉花贸易和工程技术而发达。然而随着这些城市通往内地的高效交通路线的开辟，以及内地制造业的长足发展，它们作为贸易转口港的功能逐渐被取代。

贸易和商品流通，为工业化提供了核心推动力。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像英国这样，有3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并且他们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供暖设施。也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像英国这样，控制着如此庞大的海外市场。英国商人通过一些机制，可以处理所有这些事情——法律即使不鼓励但也不会阻止建立这些机制——这些机制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利润、信贷和进一步的投资。在国内，一个不断扩大的“体面阶层”为服装、餐具、建筑材料、瓷器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市场需求——这种“内部”需求，在1750至1800年间增长了大约42%。但在同一时期，出口行业的增长超过了200%；其中大部分增长出现在1780年之后的几年里。

除农业外，在出口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的还有其他三个主要产业——煤炭、铁和纺织。前两者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固定设备、基础设施和多种选择。但是，到1750年，纺织品占了出口总值的50%以上；到1800年甚至超过了60%。1750年棉花出口无足轻重，而18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9%，占据主导地位。煤炭产量在1750至1800年间翻了一番，因为蒸汽泵的使用使得更深、更广的煤层得以被开采，且马匹拉动的铁轨车可以把煤运到更远的水运码头。由于战争需求的推动，冶炼过程中使用煤代替木炭，以及在18世纪80年代“搅炼法”和“滚轧法”工艺的改善，铁产量在1788至1806年间增长了200%。但纺织品才是实现工业化腾飞的中坚力量。

羊毛一直是英格兰的特色产品，虽然在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的亚麻制品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政府的支持下也正在不断扩张。棉织品的增长主要是因为采用了机器化生产，以及美国南部奴隶制所带来的原材料供应的快速增长。新机器还很简陋，但棉织品需求量的上升，意味着纺织工人抵制引入机器的问题得到了化解。在18世纪30年代，当约翰·凯(John Kay)打算推出他发明的飞梭织机(能使一个织布工的产量增加一倍)时，机器被捣毁了；但到了70年代，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的手动珍妮纺纱机(一种多轴纺纱机)、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力细纱机，以及约翰·凯的机器都被重新启用。阿克赖特发明的水力细纱机，以及它所需的大工厂，从德比郡山谷蔓延到兰开夏郡和苏格兰。在竞争导致棉织品价格下降(1784至1832年间价格下降了2/3)之前，这些工厂可以赚取巨额财富。阿克赖特精明地利用了他的专利权，这给他带来了20万英镑的财富和准男爵爵位。未来保守党首相之父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起初只是个印花布的印染工人；后来发迹，他手下有15 000名员工。罗伯特·欧文估算，在1799年到1829年之间，他的新拉纳克工厂支付的5%股息，给他和他的合伙人带来了30万英镑的利润。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使用手织机的织工日子过得也很不错。但是随着动力纺织机的引进，爱尔兰移民拥入了劳动力市场；在1815年之后，退役军人也加入了劳动大军，这些使织工的处境成为这个时代最惨的悲剧之一。

棉纺技术被推广到其他纺织业——迅速推广到约克郡的精纺毛料业，并缓慢推广到亚麻和羊毛业。同时，棉纺技术也促进了工程技术和金属结构建筑物的发展。要驱动数千个(纺织机的)锭子，必须建造强大而可靠的机械装置，因为纺织工厂(相当于易燃的引火盒)必须使用金属的柱子和托梁，才能防火。1770年，阿克赖特雇用水磨匠和钟表匠在克罗姆福德(Cromford)安装了他的木制机械。但是，随着功率高达150马力的水轮、复杂的走锭细纱机(一种结合珍妮纺纱机和精纺机特点的纺织机，能纺非常细的纱)和蒸汽动力的使用，工厂设计和机器制造很快成为专业化的工作。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分离式冷凝蒸汽机和曲杆齿轮联动蒸汽机，分别于1774年和1781年获得了专利。到了1800年，棉纺厂成了蒸汽机的主要用户，因为蒸汽机为走锭细纱机提供了可靠和持续的动力。反过来，蒸汽机所需的日益复杂的技术，既促进了其自身的进一步应用——1804年被应用于机车，1812年被应用于船运——同时还促进了机床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ay)发明的螺纹切削车床。这种车床(及其相关发明千分尺)使零件的绝对精确加工成为可能。从此以后，机器可以自我复制，并且其构造也越来越复杂。18世纪合格钟表匠的标准，不再是高端的技能，而是机械工程中普通的技能。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土木工程的黄金时代创造了条件，因为像布林德利(Brindley)、斯梅顿(Smeaton)、特尔福德(Telford)和雷尼(Rennie)这样的工程师，都在尽可能高效地利用水运和马力。在蒸汽机发展的同时，风力开发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帆船变得如此复杂、如此先进，以至于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它们一直与蒸汽船保持着旗鼓相当的竞争力。由收费公路信托公司，甚至政府出资修缮和监管的全国的道路破败；在某些情况下，也铺设了全新的道路。1745年从伦敦到爱丁堡需要将近两周的时间渐已1796年则仅需要两天半；到了1830年，乘坐四轮马车或轮船，仅需要大约36小时。在17世纪的河流航运稳步增长的基础上，爱尔兰在18世纪30年代开辟了几条使用闸门的“死水”运河。但是，正是布里奇沃特公爵(Bridgewater)的计划显示了水运对工业增长的重要性。1760至1771年，该计划通过水路将曼彻斯特与当地的煤田和利物浦连接起来。布里奇沃特的工程师布林德利设计了“狭窄”的运河，以防止河水在“干旱的”中部地区流失。在1764至1772年的和平时期，信贷成本较低，绅士、商人、制造商和银行家的公司纷纷投资修建运河，把所有主要通航河流连接起来。就牛津运河而言，这种私人投资项目可以获得高达30%的股息，但平均回报约为8%。下一轮水运交通建设的**，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这一次投入的成本规模超出了其商业回报，但英国此时拥有欧洲最发达的河流航运网络。在这一事业中，来自农业和工业部门的“改良者”团结一致，克服了许多影响或阻碍合作的因素。

改革与宗教

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政府没有发挥，也不希望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1815年出台的《谷物法》[1]所体现的那样，政府对“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不支持。但政府越来越多地奉行系统性的原则——相比于其他阶层，这些原则对工业资本家阶层更有利。当然，这里所说的其他阶层，不包括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往往也是投资矿业、运输和房地产开发的资本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理论是：连续性、权力分配，以及政府、经济和社会的相互渗透——更重要的是政府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机制的概念——补充了古典经济学、科学发现，甚至上层阶级精心培植的自然神论。

但这个理想的模型需要改革。在北美战争时期，这一模型存在的腐败和低效率问题，已经造成了损失。尽管暴民的骚乱事件(特别是1780年的戈登骚乱)使得受人尊敬的改革者更加谨慎，但改革依然具有公认的必要性。亚当·斯密和约翰·卫斯理的言论以各种方式表达了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是，如何将改革限制在宪政体制的框架之内？试图使政治更具原则性和更加均衡的努力，如“协会运动”，只是暴露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彻头彻尾的腐败。在苏格兰的“广大腐败选区”，4000多选民中要选出45名地方议员(114人中只有一人具有投票权，而在英格兰这一比例是7∶1)。这个选区从其“管理者”邓达斯家族(Dundas)——特别是在东印度公司和海军部的家族成员——那里得到了好处。1782年之后，在爱尔兰的“自由”议会，天主教徒依然没有投票权。

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极不均衡，制造业大城镇不得不依靠诸如“制造商总会”的集团施压，来表达它们的意见。1801年，拥有70万人的约克郡只有两名郡议员和26名自治市议员，而拥有18.8万人口的康沃尔郡却有两名郡议员和42名自治市议员。1793年之后，“非国教徒”和天主教徒被允许投票，但仍不能参加议会。另一方面，政治的影响力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从事政治的代价如此昂贵，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其实是件幸事。虽然贵格会的总人数一直在下降，但其复杂的家庭关系(若与教派外的人通婚，就不能留在教派中)支撑其在各行各业的事业，从铁和铅的冶炼厂到银行和铁路。思想开放、“最多相信一位上帝”的唯一神教派，是地方上科学和教育启蒙的积极领军者。

福音派的复兴有些不同。它起源于民粹主义和传统的高教会派，从17世纪的宗教遗产(其代表人物是班扬，并由约翰·卫斯理广为传播)和威廉·劳(William Law)的虔诚文学中汲取灵感。与“旧的非国教”和加尔文主义的“上帝拣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音派强调：上帝的恩典属于那些遵循《圣经》训导而生活的人。福音派受人尊敬，因为它没有排他性、不提倡基督宗教合一，也没有过于泛滥的“热情”(很多人成为不可知论者和高教会派成员后，对福音派提出严厉的批评，但他们起初都是虔诚的福音派人士)。福音派是诞生于危急时刻的信仰，它反对无神论的革命、冷漠的劳资关系和残暴的个人行为。虽然酗酒的皮特，好赌的福克斯，都曾受到德高望重的福音派教士施加的那种压力的影响。

福音派的复兴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它很快走上了特殊的道路。1795年，由于再也无法接受传统的圣职授任，卫斯理创立的“循道宗”脱离了圣公会。虽然他们依然是保守党，但是循道宗又进一步分离出若干派别。这些派别变得更加自主、更加激进，如同“原始循道宗”(于1811年脱离循道宗)。循道宗主要在北方传播，并且它是“约克郡的真正宗教”；而在其他地方，浸礼会和公理会在工业城镇广泛传播，这些地方的上层经常是唯一神教或贵格会的成员。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其“政治小说”《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 1867年)中描述了在1832年左右非国教者的价值观：

这群人不相信“旧时的英格兰”要多好有多好，这里的众多男女意识到他们的宗教并不完全是他们统治者的宗教，因此他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如果是这样，他们也会改变许多现在使世界变得更痛苦、更罪恶的东西。

“活的信仰”(Vital religion)在威尔士完成了一场宗教革命。1800年，威尔士80%以上的人口仍然追随国教；其18世纪中期的传教活动，即“流动学校”，提高了识字率(威尔士语)，并且培养了超出其承载能力的宗教热情。于是，倾向加尔文主义的循道宗和其他不信奉国教的派别，填补了这一空缺。到1851年，威尔士80%的人都去小礼拜堂。在苏格兰，掌管教育和济贫工作的长老会是处于正统地位的教派，实际上它也等同于一个二级的立法机关。长老会受土地所有者及其世俗的自由神职人员的控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长老会进行抨击，不仅有独立的长老会教友，而且还有那些希望将权力转移给会众的福音派人士。在爱尔兰，不遵从国教的传统，最初是从自由主义者们开始的。自由主义者的领袖将他们法律上的不利地位与天主教徒的处境进行比较。但是，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福音派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最终加深了信奉新教的东北地区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的鸿沟。

海外战争

法国大革命在英国引起了普遍的热烈反响。在最坏的情况下，革命也会削弱这个老对手；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革命则会创造出另一个宪政国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詹姆斯·瓦特、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年轻的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Coleridge)都盛赞这场革命。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受到鼓舞，创作了《苏格兰人》(Scots wha’ hae)这首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的诗。当法国大革命看起来还只是一场温和的宪政运动的时候，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已经在1790年11月发表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伯克在文中严厉谴责了这场革命。虽然伯克表达了当权派的感受——特别是当巴黎在1791年6月向左倾斜时——即：若打破惯常的准则，暴力将会横行。但英国政府并没有马上附和伯克的观点。伯克认为，只有在保留基本政治结构的条件下，改革才能进行。伯克既攻击了法国，又美化了布莱克斯通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辩护。激进的英裔美国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发表了《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1791—1792)，以回应伯克的谴责。潘恩非常大胆地提出了个人主义民主改革的建议，这令英国的当权派感到惊慌。伯克可能已经引发了他本人曾试图避免的事情。6个月内，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卖出了19 000份，而潘恩的《人的权利》卖出了20万份，这对于一个仍然只有一半识字率的社会来说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自英国内战以来，出版的小册子从没有这么大的发行量，也没有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英国政府对两件事情感到震惊：法国的“自决”概念对英国的低地附庸国的影响，以及革命思想的传播。欧洲君主制国家更有理由感到担忧，于是在1792年夏天，这些国家放弃了18世纪战争的“绅士风度”，并将法国人视为应该被射杀的“疯狗”。法国人的回应是全民动员——“全国武装”。在英国，外交威胁升级为政治威胁：对法国的多次警告让巴黎的一些乐观革命者更加确信，战争将引发英国国内的革命。1793年2月，法国对英国宣战了。

但英国对战争毫无准备。当时，英国的陆军只有4.5万人，可以出海的战舰还不到1/10。此外，这次战争与以往的英法冲突有很大不同。英国陆军新的战斗风格，法国革命军攻击的猛烈程度，法国新指挥官的卓越能力——所有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让英国的盟友陷入被动。到1797年，奥地利被击败出局，英国只能独自对抗拿破仑的军队。

战争的头几年，困扰英国政府的是三件事：法国入侵的威胁、战争的代价和内部纷争。法国人尝试了三次入侵，一次经由威尔士，两次经由爱尔兰。1797年，法国军队在彭布鲁克郡登陆时，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但到了1798年秋，胡贝尔(Humbert)将军指挥的一支部队在梅奥(Mayo)的基拉拉(Killala)登陆，并与当地盟友一起战斗了两周，直到被击败。英国政府希望通过用1794年占领的科西嘉岛上的马特洛炮塔(Martello Towers)来抵御欧洲大陆，并启用民兵(自卫队)，以及将《民兵法》(Militia Acts)的覆盖范围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以此来保卫英国本土。所有这些都让参与其中的地方官员头疼不已。到1795年，英国对盟国的补贴已达到数千万英镑之巨——因此不得不大幅增加税收，并在1799年开始征收新发明的个人所得税，每一英镑的收入课税2先令又10便士。最后，英国政府对那些想向法国人求和、想与法国人结盟的团体进行了果断的打击。1793至1794年间，“皮特的恐怖统治”，加上地方行政官、实业家和爱国社团的积极行动，摧毁了许多激进的社团。这种镇压在苏格兰尤为激烈。在苏格兰，布拉克斯菲尔德勋爵(Lord Braxfield)以苏格兰式幽默说：这里，专横地维护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宪政”。

当一位受布拉克斯菲尔德迫害的人对他说，耶稣也是一个改革者，布拉克斯菲尔德回答说：“他做了那么多善事，到头来还不是被吊起来弄死了。”他的讽刺象征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上流社会自由主义的终结。在随后的30年里，皮特的苏格兰律师盟友邓达斯家族操刀，在苏格兰实施了持续的镇压。在爱尔兰，形势的逆转更加剧烈。1793年，战争迫使皮特向爱尔兰议会施压，要求授予天主教徒投票权，试图削弱他们对“不信神”的法国的热情，转而支持英国。但“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非教派激进主义迅速发展。到1798年，联合会在阿尔斯特(Ulster)遭到了极端新教组织奥兰治会(Orange Lodges)的抵制。当地的天主教农民对新教徒的特权深恶痛绝——这部分原因是他们受到了在法国受训、充满革命理想的牧师的影响，但这些农民也采取了暴力手段来抵制联合会。在安贝尔将军登陆前不久，联合会在威克洛(Wicklow)的势力迅速膨胀。虽然他们的势头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但足以使新教统治者明白自己的孤立处境。1800年，爱尔兰效仿1707年的苏格兰，与英格兰建立了政治联盟。

除了1801至1803年间的短暂休战，“海外战争”一直持续到1815年。到那时，英国已经在战争上花费了15亿英镑。但是，战争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微不足道。战争很快就从大众记忆中被抹去了。在大部分时间里，整个英国就像一个武装军营：英国大量征用民兵，在任何阶段，都有大约1/6的成年男子可以武装上阵。与法国相比，这些民兵实际上很少在国外服役，尽管其中有许多人(约21万)都牺牲了。战争导致法国的人口增长放缓——1800至1850年，法国人口增加了32%；而同期英国人口增长了50%——相比之下，战争对英国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1805年之后，英国海军的霸权地位从未被撼动。通过海上封锁，英国海军摧毁了法国大部分的工业，因为法国最发达的产业都建立在贸易港口。

亚当·斯密曾写过，战争会扭曲需求，并在某些类型的劳动力中创造“卖方市场”。事实的确是这样。铁的贸易不仅在英格兰中西部的传统地区蓬勃发展，而且在苏格兰中部和南威尔士繁荣起来。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原本是一个落后、偏远的威尔士小城(令人难以置信，居然有便捷的运河交通)，但在1790至1820年间，其人口增长了20倍；而威尔士最大的城镇卡马森(Carmarthen)，在18世纪中叶，人口也才不到4000人。由于海上封锁遏制了英国的对手，因此，英国在纺织业上的领先优势竟然达到了英国制造商为法国军队生产制服的地步。查塔姆、朴次茅斯和德文波特(Devonport)的巨大海军造船厂进一步扩建，成为大规模生产的先驱。他们建造的帆船战舰得到了显著改进——与此相比，19世纪50年代蒸汽动力取代传统动力，几乎只是一场小革命。

事实上，海军的问题，典型地代表了英国政府存在的许多问题。1797年，水手的悲惨状况引发了在斯皮特黑德(Spithead)和诺尔(Nore)的哗变。这些动乱没什么政治内涵，无论哗变者心中有多么大的怨气，他们绝大多数仍然是爱国的。这几起事件并没有影响纳尔逊(Nelson)的舰队卓越的战斗力——1805年10月，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摧毁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从而确立了自己永久的海上霸权地位。政府采用软硬皆施的手段来处理水兵哗变——实际上，政府对付组织良好的码头工人的罢工，也是采用同样的手法。在其他领域，就改善工人阶级的困境的问题，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态度。1799年通过的《结社法》视工会为革命团体，并将其定为非法组织；政府还成功地抵制了确保法定最低工资和恢复旧的劳资关系的提议——即使这些提议得到了制造商(主要是小规模制造商)的支持。这些措施，以及投资转移到政府基金和贸易战所造成的萧条，导致1790至1814年间的实际平均工资停滞不前。不过，18世纪90年代后，许多农村教区采取了相对慷慨的贫困救济举措(所谓的“斯品汉姆兰制度”)，这些举措继续进行，无疑可以缓解更尖锐的社会矛盾。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避免直接参与欧洲的战事；相反，英国给那些以各种方式集结起来的盟友提供资助，让他们出面来反对法国革命军，以及后来的拿破仑。这种做法只是18世纪战争中所采用的雇佣军模式的一种改进。直到1811至1814年，当英国将自己的部队派往伊比利亚半岛时，英军才直接卷入欧洲战事。然而，英国在其他地区斩获颇丰：加强了对印度的控制；通过新加坡实现了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有效统治；1795至1816年间，征服了锡兰；从荷兰人手中接管了南非；并声称埃及归自己所有。英国还非正式地获得了对中美、南美地区前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霸权。

1815年6月，惠灵顿将军率领的多国部队和他的普鲁士盟友取得了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此后，英国以军事胜利者自居。但这场战争给欧洲留下的是法国人的烙印。无论拿破仑的军队走到哪里，他们都会传播(或者说他们的对手会模仿)法国的法律、度量衡标准、行政管理模式，以及革命的民族主义精神。欧洲的格局完全改变了。在1789年之前，英国一直是欧洲大陆共同体的一部分。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生活在巴黎跟在爱丁堡一样安适——也许比在伦敦生活更舒适。而1815年以后，英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也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但英国仍与欧洲生活仍保持着距离。

在国内，战争和萧条将政治思想分化为“革命主义”和“忠于现有政府”两派。“皮特的恐怖统治”、爱国社团以及“教会与国王”的拥趸等，迫使早先已经普遍存在的民主思想家要么隐退，要么与爱尔兰或工人阶级等真正受压迫的群体结盟。“雅各宾传统”对工业和经济的变革与对既存政府的“邪恶”一样敏感。“雅各宾传统”是各种思潮散漫的、不稳定的结合体，从无政府主义到宗教千禧年主义；在宪章运动出现之前(当然也包括宪章运动自身)，“雅各宾传统”一直是劳工运动的标志。

然而，矛盾的是，执政精英毫不留情的务实态度，以及他们用来巩固国家权力的镇压手段——而不是用契约政治思想——在统治者内部唤醒了一批激进的反对派。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克拉帕姆教派(the Clapham Sect)掌控之下的福音主义，旨在转变上层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反复强调的方案，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边沁是一位富有的律师，他或多或少地认为，社会可以通过一套类似于经济学的不言而喻的原则来治理。其中，最容易掌握的是“功利主义”，即：社会行动的目的应该是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好处”。作为所有“社会契约”理想的死敌，边沁反对法国大革命，并试图让历届英国政府对他的观点感兴趣，特别是有关法律和监狱改革的部分。他本来可能比他想象的更成功，但屡屡挫败驱使他转向民主改革派；到1815年，他开始支持普选。边沁的弟子们被称作“哲学上的激进分子”，他们提出了一套将体制改革与政治连续性结合起来的改革方案。1815年后，随着一批温和的劳工阶级领导人成为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向统治者和劳工阶级双方提供了这一方案。由此既产生了集权的国家行动模式，又产生了公共干预理论；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这两者始终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依据边沁的理论，地方当局应在适当规模的地区增加税收并采取行政行动；地方政府应受到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的支薪稽查员的监督。因此，“旧的腐败”和现行的肆意挥霍会得到遏制，地方政府也会对当地百姓负责——但事实上，官员还是处于支配地位。边沁和他的追随者穆勒父子，以及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可能已经投向民主，但他们不愿意让人民代表做更多的事情——最多只是让他们投票赞成或否决官员的行为。毫不奇怪，他们的模式在英属印度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法律已经转变为阶级斗争的模式。习惯于在法庭上争取伤残赔偿的工人失去了他们惯有的权利，并且他们的独立诉讼权利也受到了限制。有产阶级由于惊恐，使一直软弱无效的惩罚措施最终也步步升级。“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工业化和压制的结果，这意味着对不公平法律的抗争。威廉·科贝特对富人结成秘而不宣的联盟、对穷人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不赞同，罗伯特·欧文则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边沁派也认为，法律机构是一个“巨大的险恶利益集团”。虽然最终只有爱尔兰人挺身而出反对它，但他们的失败像滑铁卢一样，证明了法治的胜利只是“一场死里逃生”。法治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或许是因为人们在新一轮宪政浪潮的影响下，希望它能更长久地维持下去。

自由之路

英国人，何苦为地主耕植，

当他们把你们当牛马来驱使？

何苦辛勤地、细心地织造

为你们的暴君织造锦袍？

还是钻进你们的地窖和破屋去，

而你们建造的楼厦别人在安居。

为何不挣脱自己锻造的铁链？

看，你们炼的钢对你们瞪着眼。

——雪莱《给英国老百姓之歌》

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托利党政府遇到了一批新的文学激进分子。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投入了秩序力量的怀抱中，紧随其后的是拜伦和雪莱。1812至1827年以利物浦伯爵为首相的政府，实际上是由资产阶级执政，该阶级由小乡绅、医生和商人的后代组成，甚至包括一名女演员——当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虽然政府被谴责为反动派(其中一些成员的确是这样)，但政府还是保持中间偏右的明确立场。这届政府对外采取自由政策(按照王朝复辟时期的欧洲的标准)，在国内推行和解政策。但它面对可怕的战后萧条和紧张的劳资关系，除了要支付战争债务，还要解决军人复员后的就业问题。强悍的反对派辉格党不但没有提供帮助，反而通过发表新文学评论的媒体和广泛的民众抗议文化来抨击托利党政府。这些媒体包括了亨利·赫瑟林顿(Henry Hetherington)和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的“没付印花税的”报纸；民众抗议的文化则来自威廉·科贝特的田园激进主义和威廉·布莱克有远见的千禧年主义。土地所有者给政府施压，希望通过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来获得粮食补贴，并最终如愿以偿——十多年来，这种做法缓解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但这都是有代价的。新工业城镇对秩序的威胁程度，超过了1811至1812年间的情形——因为战后繁荣的结束导致了广泛的失业和工资的急剧下降。自1800年以来，工人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工业地位，而非阶级立场)变得越来越清晰，地方政府官员、工业家和太平绅士都深感自己的孤立。

这些绅士经常表达的担忧(雅各宾暴徒在他们的门口咆哮)，以及一些劳工阶级领袖的明确的革命思想，会共同构成推翻政权的真正威胁吗？而事实上，政府阶层确是勉力支撑，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假如行动协调一致，假如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目的将工人与议会激进分子及首都的技术行业联系起来，假如统治阶层真的被吓破了胆——那么政府有可能会被推翻。但真要做到这一步，也很难。伦敦不是像巴黎那样的“绝对”首都；假如伦敦的激进分子动员群众起来造反，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权力杠杆可以供他们使唤。

伦敦没有与各郡一起行动。议会反对派与暴行势力划清界线，并强烈反对暴力行为；内政大臣西德茅斯子爵(Viscount Sidmouth)主张镇压，他和他手下的地方官员威吓抵抗力量，但是付出了代价。抗议的**发生在1819年8月16日的曼彻斯特，要求改革的人群在圣彼得广场举行大规模的和平游行示威。当地的地方长官命令义勇骑兵前去逮捕演说者。骑兵冲向人群，在那场“彼得卢惨案”(Peterloo)中，造成了11人死亡。运动的激进分子要复仇，政府则向抗议者内部渗透特务和奸细——这些导致了次年爆发的多起冲突，如苏格兰织布工的起义、在伦敦暗杀内阁成员的“卡托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像施绞刑和流放这样的镇压手段，严酷、野蛮、行之有效。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加剧了人民对政府的抵抗，人民也越来越不相信政府。

政府本身对无管制的工业化持怀疑态度。虽然政府在推行自由贸易、系统化管理和改革后的刑法，它仍然依赖农业收益，并担心会发生进一步的劳工阶级暴力行为。政府的支持者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对工业转移到城镇感到遗憾，因为他认为，在乡村工厂中，制造商对“那些依赖他和他的事业并与他和他的事业密切相关的人施加了有益的影响”。他可能想到过罗伯特·欧文和他在新拉纳克的工厂。为了大肆宣传自治的工业社区模式，欧文希望遏制工业化，并通过采用铁锹耕种的方式，使农业重新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自战争结束以来，全国弥漫着社会危机和乌托邦救世的氛围，他的“新道德世界”理论十分契合这样的潮流。

史上最强的毒药

来自恺撒的桂冠。

没有什么比盔甲的铁片

更让人变得丑陋不堪。

当金子和宝石用来装饰耕犁，

和平的艺术应令人仰慕不已。

工匠们要读懂这首诗，不需要了解工匠天才威廉·布莱克的宇宙论。对于许多人来说，未来似乎与约翰·马丁细致入微的巨幅教诲画一样，启示着大灾难的到来。这些作品的雕版画在19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

然而，辉格党在政治斗争中占据着优势。1820年，乔治四世试图与他的配偶离婚，导致王室的糗事被抖搂出来。《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主要撰稿人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支持卡罗琳王后(她是一个最不可能成为殉道者的人)，反对国王和内阁，以博取公众的喝彩。然后在1822年8月，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自杀了，他曾设法在梅特涅组织的维也纳会议上将英国从保守势力中摆脱出来。由此，利物浦政府更自由的一派可以不受阻挠地施展抱负了。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墨西哥等一些美洲国家的主权等相关事务。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继任者乔治·坎宁支持门罗主义，以保证南美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利益，英国也因此有幸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两年后，内阁废除了《六条法令》(Six Acts)和反工会立法，并在1826年结束了邓达斯家族对苏格兰的“管理”。惠灵顿公爵领导的政府于1829年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1828年，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 Connel)当选为爱尔兰克莱尔郡议员；但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被禁止列席议会。奥康奈尔善于控制爱尔兰公众的舆论，而面对以民族起义相威胁，惠灵顿政府只得屈服，

现在只有议会改革仍有待实施了，但这直接涉及政党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明智的让步来疏通压力集团(工会、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等)。然而，改革就意味着辉格党的胜利——包括他们对议会的控制和对官职的任命权。1828年，惠灵顿公爵在一些“激进分子”的压力之下，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但在第二年，激进派因天主教解放运动而与他分道扬镳。与此同时，辉格党虽然并没有肆无忌惮地鼓励激进的竞争对手，但国家变得越来越动**不安。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在格雷伯爵(Earl Grey)和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领导的辉格党赢得选举后，改革的压力升至顶峰。当辉格党的改革议案被上议院否决时，组织良好的“政治联盟”在各个城市举行了大规模集会；骚乱者袭击了诺丁汉城堡和布里斯托的主教宫殿——这两处都是反改革贵族的住所。而在梅瑟(Merthyr)，骚乱之后，工人领袖迪克·潘德林(Dic Penderyn)被处决。1832年4月，上议院以9票之差被迫做出让步，格雷政府总算松了口气；而在此前，格雷政府在英格兰南部残酷镇压农场工人的不满(即“斯温船长骚乱”)，显示出其保守的本质。

应对改革

尽管鼓动改革具有近乎革命的性质，但1832年的法案覆盖了工业和商业力量中可能最容易惹麻烦的部门。但也仅此而已。苏格兰的选民人数从4579人增加到64 447人(增加了1407%)，但爱尔兰选民仅增加了21%。包括曼彻斯特、布拉德福德和伯明翰在内的41个英格兰大城镇，首次有了代表自己的议员；在658名议会议员中，来自这些大城镇的议员几乎占了一半(324名)，但一个英格兰选区的平均人口仍然低于900。只有349名选民的白金汉所推选的议员数量，跟拥有4172名选民的利兹一样多。占全国人口54%的英格兰继续占据下议院71%的席位。在1832年之前，这个比例是74%。“实质上的代表”，即代表利益而不是人，仍然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议会继续由地主利益集团主导。

接着，一些保守派担心边沁主义者会攻击贵族和教会。但议会中空谈理论的人很少，辉格党的改革热情也在迅速减弱。1833年，人道主义者如愿在大英帝国内废除了奴隶制，并通过实行工厂检查员制度对使用童工的情况进行监管。1834年，议会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该法案的设计师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视其为英国地方政府在系统和经济层面重建的基础。然而，它仍然是一座孤立的纪念碑。人们不仅憎恨《济贫法》，也憎恨它所象征的寒碜的济贫院或“巴士底狱”。

《泰晤士报》也在大肆抨击《新济贫法》，认为哲学上的激进主义或许已经做过了头。1834年是多事之秋，爱尔兰倒是一度平静，辉格党与奥康奈尔达成了谅解，并维持了6年。但在英国本土，仍处于早期阶段的劳工阶级发起的“另类社会”运动达到了顶峰。约翰·多尔蒂(John Doherty)等人领导的工会在发展壮大，免除印花税的报纸在发表各自的论点，《改革法案》(Reform Act)令激进分子感到失望，罗伯特·欧文回归政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全国联合总工会”的诞生，它将通过“全国大放假”或总罢工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在此之后，社会将在合作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工资将根据劳动时间计算。3月，政府发动反击，6名多塞特郡的工人被判刑，即所谓的“托尔帕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全国联合总工会”进行了太多的抗议和罢工，但其组织者却无法协调各种运动。欧文在8月退出，意味着这场运动的结束。10月16日议会被意外烧毁——如果此事发生在6个月前，那就可能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了。

随着地方政府改革的推进，辉格党取得了真正的胜利。此前苏格兰自治委员会的议员都是“自选”产生的；从1833年开始，将由纳税人投票选举产生。两年后，英格兰的城镇进行了改革。在较大的城镇，辉格党和激进分子占据了主要公职，并在总体上保住了他们的职位。但政府现在严重分裂。1834年11月，皮尔(Peel)领导的保守党上台，该党或多或少承诺会在改革框架内执政。不过，这只是一个虚假的胜利：辉格党人于1835年4月重新执政，但是领导他们的首相是极其保守的墨尔本。当辉格党在1841年垮台时，皮尔似乎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渐进式改革的精神，就连年轻的女王那位做事认真的丈夫：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阿尔伯特亲王也赞同皮尔的理念。

然而，皮尔受到两个方面的威胁。担心利润下降的制造商要求降低工人的工资，认为只有面包价格降低，他们才能降低工人的工资(面包是工人阶级的主食，他们每人每周吃大约5磅面包)。这只能通过允许自由进口粮食来实现，换句话说就是废除1815年的《谷物法》。因辉格党倒退而感到沮丧的激进派见风使舵，并掌握了主导权。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是一位不太成功的棉布商，在大西洋两岸都有生意；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是一位来自罗奇代尔(Rochdale)的贵格会地毯制造商；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是一位苏格兰记者，他在1843年创办了《经济学人》。他们成为“反谷物法联盟”的领军人物。1838年10月，他们在曼彻斯特主持了联盟成立大会。这个联盟既代表了在一定程度上又创立了具有商业头脑、崇尚个人主义的中产阶级——德意志人称之为(现在仍然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者”(Manchestertum)。通过请愿、示威，动员非国教教徒，以及富有想象力地使用新的“一便士邮政制”(1841年)等活动，联盟煽动起对土地贵族和皮尔本人广泛的敌意。

事实上，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皮尔曾遵循政治经济学的准则：大幅削减进口关税，重组英格兰银行，以及允许铁路公司拥有自由的企业领导权——尽管当时的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倾向于将其彻底国有化。但是联盟成员大为愤怒。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与越来越具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大军绑在了一起。一位离经叛道的曼彻斯特棉纱工厂主、年轻的德意志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目睹了工厂内涌动着的一波又一波不满的浪潮，他预言：

一旦工人决心不再任人买卖，决心自己来决定劳动的价值，成为不仅具有劳动力而且具有意志的人，那时候，今日的政治经济制度就走到了尽头。

恩格斯的预言的论据是经济萧条可能带来极端的后果，以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我可不关心政治，但是我是一名宪章运动分子。”1848年，一位伦敦清洁工对社会调查的先驱亨利·梅休这么说。《人民宪章》提出了六点著名的要求：成年男子的选举权、无记名投票、平等的选区、废除议会成员的财产资格规定、议员薪酬制以及每年举行议会。宪章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与法国大革命和丹尼尔·奥康内尔在爱尔兰的活动旗鼓相当。但对于这场极其复杂、高度本地化的运动来说，团结只是表面的、短暂的。在形式上，它是极端民主的(尽管只涉及男性选举权，关于女性选举的提议很早就被否决了)。这场运动一度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但维持了短短数年(1838—1842)就偃旗息鼓了。但在一些地区，由于受当地的经济困境、政治传统，以及领导人性格的影响，各种组织和旁门左道的活动此起彼伏。由于对已建立的政党、酗酒、爱尔兰、财产和教育等问题的态度不同，“武力”领袖和“精神”领袖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复杂。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中部地区，运动的领导层来自小商人和职业人士。在约克郡，由于失业严重和《新济贫法》的影响，运动的领袖们激进好斗；但他们与保守党一道共同发起了工厂改革运动。威尔士工业区的“边境城镇”就已经出现了多起“通过暴乱增加集体谈判筹码”的事件。1839年11月4日，纽波特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并最终与军方发生流血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冲突造成14人死亡。但随后的审判把示威中的暴乱者发配到了澳洲的塔斯马尼亚，而不是送上绞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