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判断，生活条件的实际恶化程度，被人们关注到的有多少。在1750年之前，食品价格低廉，加上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使得工资稳定，穷人的实际收入可能有所增加。伦敦人对杜松子酒的渴望所产生的可怕问题(穷人们喜欢喝茶，这种喜好虽然损害力较小，但当时同样遭到批评)表明，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并不过低。然而，在18世纪下半叶，许多人的情况似乎已经恶化，又回归到粮食收成不佳甚至不足的旧循环。再加上工业经济的短暂衰退和失业浪潮，使得最底层人们的生活变得危险且悲惨。此外，人口迅速增长和机械创新，导致工资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使得新兴无产阶级中更贫困的成员不一定能分享工业发展带来的好处。

18世纪的社会问题，其敏感程度比其他时候看起来尤甚，虽然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或全面的答案。穷人开始反击，主要用传统武器来捍卫陷入困境的经济秩序。为了应对物资短缺和高物价，他们呼吁旧有法律制定限制中间商和垄断机构的条文。为了反对削减工资和引进机械，他们联合起来，试图挫败他们的主人，组建俱乐部、提供社会保险。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经常爆发激烈的反叛和骚乱。尽管他们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人们对富有的中间商的所作所为普遍心存不满，拥有土地的乡绅阶层对这种不满情绪表示同情。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专业化市场的崛起，无论对地主还是食品商来说都至关重要。陈腐的工业关系的机制存在类似的情况：由于资本主义制造商和非熟练劳动者的共同欺骗行为，旧的学徒法得不到有效执行。认真遵守此类限制性做法的公司，将无法参与新的投资和行业。各个行业协会更得不到重视。纯粹提供养老金和疾病津贴的俱乐部，得到了上层社会的鼓励。但是，联合会(或工会)也经常受到压制，即使工会是针对18世纪雇主较明显的不公正行为而成立，例如在西部的服装业使用卡车。工会组织有时会取得成功，如伦敦的裁缝业或皇家造船厂——这要归功于成熟的行业工会组织的决心。在大多数新兴行业中，制造商都占有绝对优势。

底层民众不满情绪的最极端表现，在某些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容忍——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家长式统治者们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必要的安全阀，即使有时候令人感到遗憾。政府很少动用过度的手段来镇压骚乱，对少数相关人也只是采取警告性惩罚措施。如果挑衅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即使看起来十分极端，惩罚通常会轻得出乎意料。选举骚乱在大部分时间内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在像考文垂这样动**的城市里，由于选民众多以及那些不是选民的人的积极参与，每次选举都注定会发生骚乱。18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由于饥荒而反复爆发的食物骚乱，也或多或少被视为乡村生活不受欢迎但是必要的方面。在一定限度内，政府对此类事件有高度容忍度。例如，1765年伦敦斯皮特菲尔兹(Spitalfields)的缫丝工人认为，贝德福德公爵支持法国丝绸的进口而使他们的困境更加恶化，因而群起抗议，愤怒的工人全面包围了公爵的府邸。暴乱严重到不得不动用军队的地步，但伦敦上流社会把暴乱看作一种有趣的消遣也并不令人惊讶，而值得人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当然，如果暴乱持续下去，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因此，18世纪30年代最初的反对收费公路的骚乱，得到了相对宽容的对待，甚至得到了有产阶层的鼓励——因为他们跟社会底层民众一样，憎恶对公路收费。但事后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惩戒性判罚。此外，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对民众骚乱的态度有所改变。为了捍卫选举权和新闻自由，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发起了旷日持久和有争议的运动，在街头引发了暴力示威活动。随后以“威尔克斯和自由”的名义与权威发生的冲突，产生了太多政治影响，已无法令当局熟视无睹。1780年的反教皇戈登骚乱首次在伦敦制造了一种切实的恐怖状态，标志着暴乱进入了另一个重要阶段。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才能让政府放弃原来的对暴乱的容忍政策，并让有产权阶级意识到：大众的暴乱是可怕的。

对于最底层人口的增多和贫困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没有永久的解决办法。18世纪依然依据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法》和1662年的《定居法》来救济贫民。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些贫穷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与美国奴隶或俄国农奴的情况相差无几，或者还不如他们。贫民救济，要不依靠吝啬的邻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要不让贫民寄宿在另一家穷人的家里——有可能这家主人冷酷无情，对他的房客进行系统性剥削。《定居法》规定，必须为那些住不上每年房租不少于10英镑的房子的人，在其出生地提供一座住所——而10英镑是不小的一笔钱。在实践中，这些严厉的规定并不那么令人生畏。济贫是大多数教区开支的一个主要项目，到18世纪末期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济贫经常延伸到定期户外救济，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生活成本的上升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定居法》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执行。不幸的是，该法律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其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确切地说，是那些可能给他们所逃往的教区增加负担的人。但即便如此，18世纪下半叶对人口移动的限制，实际上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认真实施这些法规，就难以满足工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与其他时代一样，有产阶级对穷人感到强烈不满，对他们制造的犯罪更加感到不满。一个商业化的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同时，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刺激了更多犯罪。诸如高速公路抢劫这样明目张胆的犯罪，或诸如违反狩猎法等在社会学上最有趣的犯罪，历来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但绝大多数犯罪都是这样那样的小偷小摸——这是针对有价值财产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似乎在不断增多，特别是在城市地区。面对这种违法的浪潮(毫无疑问，形容为“浪潮”有点夸大其词，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时期的私人财产几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城市犯罪的上升呼吁有效的警察队伍来增强侦查力度和破案概率(如果不是呼吁更温和的解决办法的话)。但是，警察部队会带来许多危险，尤其是它在政治庇护方面的潜在用途。此外，当时的人们对任何一支听命于政府的、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所带来的持续威胁，都高度警惕。一方面将常备军队保持在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允许一支更新颖、更险恶的力量来代替它——没有人觉得有这样做的必要。因此，除了少数和部分例外——例如伦敦的菲尔丁兄弟的努力——这个时期在扼制犯罪方面没有显著改善。恰恰相反，即使是对无关紧要的罪行，当局仍然会依靠纯粹的训诫、流放或死刑来威胁。这是一段对轻微罪行滥用死刑的时期，19世纪初的改革派对此进行过严厉抨击。事实上，这是试图阻止财产犯罪浪潮的唯一可行手段。即便如此，事实证明，这么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陪审团不会定这样的重罪，法官也只在最明显的案件中才谴责此类罪行。与实际犯罪数量相比，被定罪的案件较少。即使宣判了死刑，在法官，或在地位高的庇护人的请求下，仍有很大的机会改判缓刑。这样，司法程序不可避免地陷入政策不连贯和政治操纵的混乱局面，这也成了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

如果穷人指望不上国家，他们把希望寄托给教会，但是希望渺茫。18世纪的教会，在今天被认为在社会政策方面声誉欠佳。教会是乔治王朝时期庇护人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难期望它对主流的态度提出系统的挑战。但教会实在根本配不上它的声誉。18世纪的慈善行为有时会被遗忘——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慈善绝大多数是自愿的、非正式的。如果没有此前或随后有关慈善行为的官方或国家文件，它被遗忘是必然的。然而，在捐赠和一系列教育、卫生和娱乐机构的维护方面，文件记录之丰富是令人惊讶的。慈善常常带着施舍的态度，而且部分动机是为了阻止穷人对社会和政治构成的威胁。但其他时期也有类似的慈善行动，而且救济的规模十分庞大。典型的做法是向慈善机构捐款和建立社团，包括修建学校、向医院捐款、成立济贫所及监督福利团体。在这方面，教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各个教堂——都参与其中。而最不积极的，是被后来的改革者所斥责的英国圣公会的要人，包括主教、副主教、座堂主任牧师和大教堂教士。

然而，有关教会在18世纪的地位，存在一些矛盾现象。该世纪早期“自然”宗教的影响，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行动而非信仰。基督徒的行为要表现得像个基督徒，而慈善最能表达宗教热诚。但是，理性的宗教无论多么仁慈，并没有给那些因缺乏教育或智力不足、不够理性的人提供太多的精神慰藉。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所有主要教堂的精神能量明显萎靡不振。由于自然神论者对三位一体学说的挑战，出现了神学方面的紧张关系。受此影响，主流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明显削弱，暂时只有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一贯的支持。农村地区的教会，依托于其部分神职人员的住所和个人承诺，继续开展其不太稳定的工作。在城镇里，教会倾向于收缩，或者像“非国教徒”那样去吸引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会众，因为他们有能力为贫穷城镇补充教士的俸金、装修或重建教堂。

结果是，由教会的叛逆之子卫斯理公会运动，给穷人在来世补偿今世所遭受的苦难以精神安慰。卫斯理公会错综复杂，很难概括其重要性。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本人就是牛津大学的高教会派观点和政治保守主义的知名学者。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他的影响力似乎表达了17世纪宗教的清教徒精神。他自己的精神之旅好比一场暴风骤雨，极其冲动而不稳定。但是，他赋予他的追随者的组织和纪律约束，却接近专制。在神学方面，卫斯理是一位阿明尼乌派教徒；但加尔文主义对卫斯理公会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在这个领域，走在卫斯理之前的先行者是威尔士的格里菲思·琼斯(Griffith Jones)和豪威尔·哈里斯(Hawell Harris)，以及英格兰的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等。对他们的敌人来说，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是危险的，甚至是煽动性的人物。露天布道可被视为对教区神职人员独占布道坛的公开冲击。从非专业权威的角度来看，卫斯理乐意向所有层次的人传播他的救赎福音，使得乡绅和郡民不寒而栗。然而，他的政治观点是专制性的，他没有对社会秩序提出任何挑战。他和他的追随者始终只关切一个问题：福音传道者是否能给所有人提供救赎，尤其是穷人，包括英格兰采矿和制造业的被抛弃的社区，他们往往被更时髦的神职人员所忽略。他的成就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在他去世的时候，虔诚的卫斯理公会教徒大约只有七八万人。然而，他不安分的生活和旅行引起的恐慌和争议，表明了他对乔治王朝社会的影响程度很。卫斯理公会教徒被指控罪大恶极，其中一些指控相互矛盾。他们的传道人既是罗马天主教徒又有清教徒，既有詹姆士党人又有共和党人。他们一方面性虐妻子，另一方面却对她们施加影响，让她们放弃所有肉体的快乐；他们一方面垂涎其他男人的物品，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别人使用世俗的商品。对卫斯理公会的各种指控，明显说明卫斯理触及了当时一个有关良知的痛处，并暴露了信仰中的尴尬缺陷。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卫斯理公会运动的早期历史给人的印象是，当时存在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社会问题。但是这么说也有可能不无夸张。因为同时，人们也普遍认为英国社会避免了最坏的极端情况。令外国人深有感触的是英国社会结构的灵活性和凝聚力，而不是其紧张和僵化。从伏尔泰到格罗斯雷(Grosley)修士，相继来到英国的法国人记载了这个国家没有“种姓制度”，特别是个人可以沿着社会阶梯轻易地上下“移动”。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社会没有什么贵族特权和优势，这一点赢得了外国人的称赞。贵族犯罪可能会由上议院审判，但当他们被送上绞刑架时，他们的遭遇像普通罪犯一样，要进行公示。1760年，当费雷尔伯爵因谋杀他的仆人而被处决时，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命运明确证实：在犯罪和死刑方面，英格兰的法律对贵族、庶民一视同仁。在一个不太要紧但也许同样重要的事情上，格罗斯雷惊讶地发现，无论什么级别的人，都得支付收费公路的费用，贵族也没有辛免。此外，面临生活水平下降和物资匮乏的英国城市贫民，似乎过得比法国或德意志农民更好。英国劳工(虽然必须承认，评论者通常指伦敦的劳工)似乎收入很高，吃得也不错，非常独立且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可能是，外国人所强调的英国人对“绅士”一词的灵活定义。从外表上看，任何穿得像绅士一样的人，都被当作绅士对待。中产阶级甚至是等级较低的伦敦人，都在效仿上流社会的时尚、举止和观点。很明显，这是一个社会的真实标志，在这里，所有社会价值观、差异和习俗，都让位于金钱的权威。英格兰是18世纪欧洲一个富豪社会的杰出典范。

这一时期的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富豪统治的本质决定的。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产阶级没有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土地，没有大规模征用贵族或绅士的土地。手工业者和商业家庭稳步融入有地阶层，改变了这个阶层的确切构成，但没有显著影响其整体性质。在更高的社会阶层，大地主的地位在18世纪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但土地只是一种财产形式，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即使在这个世纪初，土地的首要地位也在逐渐削弱。在光荣革命时期对国民收入的估算表明，农业收入几乎占总收入的一半。但这个比例正在发生变化，到1780年可能下降到了1/3。事实上，土地本身只是英国经济普遍商业化的一部分；在土地开发和改良方面，土地越来越被视为类似于在股票、贸易和制造业上的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短暂的农业萧条对贸易没有多大影响，但反过来则不然；商业衰退对土地价格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美洲战争中，当海外贸易遭受灾难性的萧条时，其影响立即反映在房地产价值上，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有地产阶级拥有更大比例的非土地财产，情况就会大不相同。虽然他们在采矿权和某些政府债券等部门拥有重要地位，但显然他们并未拥有大量非土地财产。工业资本、个人财富和贸易中的动产，绝大部分归中产阶级所有。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增长，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外国人非常赞许的英国社会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也依赖于他们。

当然，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人”并不是一个具有社会自觉意识或特别凝聚力的群体。中产阶级内部，无论在财富规模还是活动爱好方面，仍然是多种多样的。在拥有巨额财富并统治首都的城市商业巨头，与代表商业化英格兰骨干的小商人或工匠之间，存在遥远的差距。商业化的英格兰被称作新的“店主之国”——人们常以为这种称法出自18世纪末的拿破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早就使用过了。乡村中产阶级(大多数是很快就获得乡村绅士头衔的佃农)和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在工业社会初期发迹的商人、医生和律师)大为不同。尽管如此，这些人仍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往往都是注重个人奋斗，积极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投入自己的劳动，从商业或职业的创业活动中获得利润——从这方面说，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共同拥有、控制或经营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在大小城镇都很少受到挑战；即使在许多农村教区，他们比高傲的寡头和贵族更能代表统治阶级，后者只是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显得更为重要。

这个阶级的主导基调，其务实的态度和坦率的商业逻辑，在方方面面都是清晰可辨的，尤其是它在教育中的影响力。18世纪，英国教育表现欠佳，乏善可陈。在这方面，对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时期所建学术界、文法学校和大学的调查显示，状况令人忧虑。语法学校继续积极履行其向相对底层家庭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数量确实很少。事实证明，大多数学校资金匮乏，难以满足或无法摆脱他们的控制人的贪婪。他们中，任教的神职人员经常做得最好；但他们工资低微和缺乏支持，普遍被沮丧情绪困扰。英格兰的大学给人一种自满和懒惰的印象，特别是将之与苏格兰同行相比的话。在边界以北，学术生活的特点是宗教冲突甚至偏执。但它也显示出苏格兰启蒙运动欣欣向荣、极富活力的迹象。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医学科学等多个领域，苏格兰对欧洲和整个时代的贡献是巨大的。英格兰大学的水准则远远不够。它们的职能，部分是为了训练其神职人员，部分是为了给上流社会和富人提供广泛的教育。它们表现出比一般情况更多的热情。像牛津大学赫特福德这样的新基金会提供的创新性教学，或者剑桥数学奖学金的真正进步，绝不能证实罗兰森的印刷品或反教会宣传所给人的印象。即便如此，它们显然也不能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

但事实是，文法学校和大学的设立原本就不是为了中产阶级。在缺少文法学校和大学的情况下，中产阶级采用捐款和收费的手段，创办了大批务实、进步的教育机构，来培养中产阶级的孩子，为各行各业和商业界提供劳动力。这些学校往往是昙花一现，当它们消失时，很少留下痕迹，以至于维多利亚时代吹毛求疵的人认为，它们从未存在过。即使是18世纪最大的学校，包括北安普顿和沃灵顿的不信奉国教的学院——即使是同类学校中最好的学校，不久以后也消失了。但与此同时，他们提供了商业阶层所依赖的基本的、朴实无华的教育。

结果显然是促使一种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它具有明确的务实主义色彩。如果说，曾经有一个英国启蒙运动，那也许就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启蒙。18世纪中叶，使人们着迷的既不是神学论战，也不是哲学思辨，而是应用技术。成立于1758年的技术学会，十分恰当地表达了这种精神。也许学会成立初期最具争议的项目是：通过公路，将水产品从沿海运到伦敦的计划，该计划打破了泰晤士河鱼类经销商的垄断地位，并大幅降低了这种重要又有营养(这一点得到特别强调)的商品的价格。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有点奇怪，但它的目标非常实用。技术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但它只是许多正式和非正式、持久和短暂的俱乐部或协会中最著名的一个；这些组织依赖于人们对科学或伪科学知识的兴趣。这种兴趣，在地方各郡和首都一样热烈。同样，与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月球协会相关的利奇菲尔德圈，也是许多业余团体中十分著名的，这些团体对科学的态度一丝不苟。它们所催生的文学潮流，让我们粗略地了解到：普通公众对科学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即使是以娱乐为主题的月刊杂志，也刊登了这个时代的无数发明和推测遐想。这是一个醉心于探索物质世界的时代。

中产阶级在工作和学习之余，需要属于自己阶层的消遣和娱乐活动。18世纪总是让人联想到时髦的特权社会的娱乐活动；在其鼎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温泉小镇巴斯。然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光顾，巴斯或许已经失去了其在乔治王朝时期的繁荣，变得默默无闻了。其开发者伍兹家族和首位仪式主持人“花花公子”纳什的事业，不仅要仰仗自身名人的声望，还依赖于中产阶级的金钱。每一位前往巴斯洗浴或参加聚会(Assembly)的贵族，都会带动一群人出钱去体验那里的上流社会的氛围。在这方面，如同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正是中产阶级对上流社会的时尚和习惯的一贯忠诚，才维持了休闲和奢侈活动的商业可行性，同时也维护了贵族精英希望自己显得高高在上的面子。无论如何，巴斯并不是唯一的水疗之城。温泉疗养成了地区性的乃至全国性的时尚，各郡纷纷效仿著名的巴斯，开发了一些类似的水疗中心。当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18世纪20年代初游历英格兰时，他发现了许多温泉小镇。他惊讶地注意到，特恩布里奇(Turnbridge)是一个“以社交聚会和休闲娱乐为主要业务”的小镇。但是，特恩布里奇在首都周围有几个竞争对手：埃普索姆(Epsom)、德威(Dulwich)和西德纳姆韦尔斯(Sydenham Wells)都为寻求乡村新鲜空气和矿物盐的伦敦人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度假胜地。在已经是现代游客的祖辈最钟爱的峰区，笛福发现，巴克斯顿(Buxton)和马特洛克(Matlock)的游客数量超过了它们的住宿接待能力。尤其是巴克斯顿，在18世纪中叶发展迅速。尽管到了80年代，它不但要与特恩布里奇竞争仅次于巴斯的第二温泉城的地位，同时，它也面临来自新的竞争对手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的压力。

当然，温泉水的供应有限；但另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海水，则并不短缺。医疗界急切地想证实盐水和海风的无法估量的好处，想让人们相信在海水中沐浴与泡温泉一样，这样的休闲有利于健康。海滨城市布莱顿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但海滨度假胜地的发展早已开始。拉塞尔医生在1749年发表了《腺体疾病治疗中海水的应用》(A Dissertation on the Use of Sea Water in the Diseases of the Glands)这篇论文，对这一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韦茅斯港(Weymouth)大肆宣传英吉利海峡的海水中含有很高比例的矿物质；到1780年，它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度假胜地。从伦敦到马盖特和拉姆斯盖特交通便捷，这两个地方更早出了名，并能提供更复杂多样的休闲活动。位于约克郡海岸上的斯卡伯勒(Scarborough)也同样发达。在这些发展中，医疗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是不难看出，普遍的社会需求是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上流社会每年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安排，还有围绕宫廷的活动时间表；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也有自己普罗化的集市和假日——两者需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真空，新的度假地正好填补了这段空间，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利润。这些地方基本上是为城市的中产阶级打造的，让他们暂时摆脱城市生活，换一个新的环境，相当于贵族们退隐乡村生活。它们存在的基础是能满足中产阶级的独特需求。通过收取服务费确保能够提供体面的服务，营造富有的氛围。在某些方面，女性是新富裕生活最明显的受益者，这种灵活但受保护的环境，对她们尤其重要。早在度假胜地出现之前，笛福就对它的特征进行了充分的描述，称其为“新流行的聚会式社交方式”。聚会是18世纪中叶流行的休闲方式，包含有舞蹈、玩牌、饮茶及普通的社交活动。即使在许多集镇，聚会为各种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场所，既有像婚姻介绍这样严肃的，也有像乡村八卦一样随意的。在大城市，可能会举行壮观的聚会，以展示市民的自豪感。在诺威奇，18世纪50年代建造的剧院和聚会大厅由当地建筑师托马斯·伊沃里(Thomas Ivory)设计，外观独特。在建造这两栋建筑的同时，一座宏伟的新教堂也落成了——恰好证明了宗教与娱乐之间的社会联系。许多人花了钱准备每天参加聚会，同时在周日前往教堂做礼拜。

把复杂时代的所有文化发展归纳为单一模式，似乎不太明智。然而毫无疑问，乔治王朝中期艺术的主导基调是为了迎合富有且自命不凡的庞大中产阶级的需求。从朴素的贵族古典主义到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不是简单的倒退。相反，古典传统继续被诠释，就像文艺复兴之后的几代人所做的那样。但是，那些无处不在的亚当壁炉和韦奇伍德瓷器，明显带有一种崭新的甚至是反贵族的精神。奥古斯都艺术的胜利一直是精英阶层的胜利，因为这些艺术品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消费。注重秩序、结构和形式，是18世纪早期艺术的标志；能深刻理解其古典意义，是诠释它们的关键。对教皇进行贺拉斯式的讽刺、伯灵顿的帕拉第奥风格的建筑设计，以及威廉·肯特等古典主义者所钟爱的、仍然基本上正统的园林景观，都属于同一类。但是20年之后，中产阶级教育所培养的注重实用主义的人，很少能体会讽刺语言中的微妙意味，能理解或者认同威尼斯文艺复兴的人则更少。相比之下，18世纪中叶的文化成就，既不复杂也不精致。由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实践的风景如画的园艺，以及由“能人”布朗所开发的“自然”景观的风尚，摆脱了18世纪早期模仿古典主义和隐喻的热情。新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流浪汉题材的小说还是清教徒式的小说，其性质明显都是资产阶级的。有时候，正如理查森(Richardson)在《帕梅拉》(Pamela)和《克拉丽莎》(Clarissa)中对**贵族带偏见的描绘一样，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其他时候，如在斯莫利特(Smollet)和菲尔丁(Fielding)的冒险故事中，这种资产阶级性质表现为对下层和中等阶层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兴趣。无论如何，这些趋势汇集在一起，并在60年代的情绪中产生了最具特色的表达。例如，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的《商第传》(Tristram Shandy)进入了国王宫殿和普通家庭的客厅，既吸引了富豪也吸引了小职员。但是，不应该让人们对伤感主义运动的普遍热情抹杀其作为中产阶级价值观载体的重要性。商业化的英格兰的财富，赋予了消费社会文雅的绅士风度，情感在想象中使得这一风度达到完美。情感产生“自然”的品位，有德行的人的品位，无论你的出生背景还是成长环境，这是绅士风度的真正标准；情感还提升了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强调家庭生活和对加尔文主义美德观念的忠诚，反对以“英勇”为标尺但具有等级化的个人荣誉观念。在乔治二世于1760年去世后，新的国王和王后想努力证明，自己才是这些理想的恰当标志，以给宫廷社会带来几乎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氛。在这方面，他们忠实地反映了许多臣民的道德观念。早期的中产阶级只是在模仿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现在，至少从理论上讲，没有必要再继续模仿了。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不需要努力去模仿别人的举止。正如麦肯齐的有影响力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一个善感的人实际上是“无阶级”的。

如果中产阶级文化是多愁善感的，那么它也有一定的狭隘性。只有当艺术家自己渴望证明愿意接受外部影响的时候，这种狭隘性才能得到缓解。但是，标新立异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活动可能会有些误导。肖像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爵士，公认的新王朝时期的英国艺术大师，有意识地呼吁英国去效仿欧洲大陆的风格，他本人也在向庸俗但优越的欧洲艺术传统转型。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体现了国内的许多新趋势。对于雷诺兹来说，就像他的同行海曼(Hayman)和盖恩斯伯勒(Gainborough)一样，他们对于新兴的富有公众和贵族庇护人同样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影响力也巧妙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国家活力和有组织的专业精神。1768年成立的皇家艺术学院，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协会，类似于代表医生和律师的专业机构。在另一个层面，该学院把充满活力的本土艺术推上巅峰。贺加斯(Hogarth)就是本土艺术的先驱，尽管他本人从未目睹自己达到巅峰。并非外国影响在这个或其他文化领域都不重要。安杰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是崇尚时尚的伦敦最受欢迎的装饰艺术家；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是伦敦最成功的肖像画家之一。但是，这两位艺术家都没有像18世纪初外国艺术家那样发挥作用。没有像韦里奥(Verrio)那样的人统领宏伟的装饰艺术，没有像亨德尔(Handel)那样鹤立鸡群的音乐家，也没有像赖斯布雷克(Rysbrack)或鲁比利亚克(Roubiliac)那样的人引领纪念雕塑。相反，有修饰英国人房子的亚当兄弟，有传授音乐的伯尼(Burney)或博伊斯(Boyce)，还有描绘墓园的威尔顿(Wilton)。

画家们最能体现新的文化信心。霍迦斯在自觉地努力创造真正的本土艺术传统，最令人称赞的是他单枪匹马地为这一伟大事业而奋斗。他创立的英国画派的继任者们，可以自如地借用大陆的画技，而没有自卑感或依赖感——这一点很了不起。在这方面，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18世纪中叶不是最受赞扬但也许是最具创新性的艺术家，也很具有代表性。他恰好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朋友，他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医生、科学家兼诗人。赖特最擅长的是他的带有教育目的的科学实验和发现。但他也是熟练的、光的“操作者”，其手法不亚于卡拉瓦乔(Caravaggio)。像其他艺术家一样，赖特去了意大利——但这是在其主要杰作问世之后，而不是之前。当他回来时，在许多人看来，他似乎失去了而不是获得了灵感。

纷争的政治

乔治王朝中期的英格兰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深刻而广泛，并对未来举足轻重。但是，在世袭的权力和习俗的力量压倒一切的时代，这些变革对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还难以评估。从表面上看，18世纪中叶的政治特征几乎没有变化。诺斯(1770—1782)和小皮特(1783—1801)的政府，在执政能力和政策方面，能够与沃波尔和佩勒姆相比。重大的宪法变革确实很少；在19世纪威胁“旧制度”的动**和改革的洪流，看起来尚未形成。然而，在这方面的表面现象，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大批民众具有政治觉悟，政治的语言、目标，甚至机制都受到影响，而不仅由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客们来左右政治了。不说别的，1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报纸、版画和小册子中所展示的唇枪舌剑的范围和激烈程度，足以证明公众辩论的活力和政治家参政的热情。在这些辩论中，有一位政治家似乎占据了特殊位置。对老皮特的评价，是这样褒贬不一；即使在两个世纪之后，都很难给予他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恰切的评价。在1754年之前，皮特的职业生涯远未取得成功。作为一个挥霍无度的家庭中被偏爱的幼子，小皮特加入了辉格党，并最终通过婚姻进入了一个辉格党的望族——即斯托的坦普尔家族(Temple)。年轻时，他是一个爱国者演说家，以令人生畏的辩才和鲁莽的**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名声。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因强烈抨击汉诺威王朝而声名鹊起，并获得了高涨的人气，但这也使他成为国王不喜欢的人物。1746年，佩勒姆家族为他提供职位——其条件是有经济收入但没有政治前景。作为军队主计长，皮特被排除在高级决策之外，并在议会辩论中被有效地“捂住了嘴”。这似乎是爱国者晋升上的又一个范例，即以牺牲原则而换来职位。但是，18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使皮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1754年首相亨利·佩勒姆的突然去世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国王的话也证明了其重要性：“现在我将不再有和平日子了。”佩勒姆的继任者是他的兄长纽卡斯尔(Newcastle)，一位精明强干、经验丰富的大臣，绝不是辉格党内部传说所描绘的荒谬平庸之辈。但在上议院，他发现很难行使他的兄弟或沃波尔的控制力。皮特在下议院的主要竞争对手亨利·福克斯，缺乏取代佩勒姆的政治勇气或分量。自汉诺威人继位以来，议会中的主导力量是辉格党的“老集团”，但其几乎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他们的反对派托利党，现在越来越不甘心继续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也不再认真考虑迎接海峡对岸的流亡“国王”，而是在构思新的想法。难道皮特不能满足双方的愿望吗？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尤其是国际形势。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确定了未来的主要冲突领域，但没有开始解决它们。海外的主要焦点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的命运，而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世界性冲突——这两个国家是重商主义时代最成功的商业大国。在北美，法国试图建立一条从魁北克贯穿到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带状防线，以切断英国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两国就有争议的产糖岛屿不断发生争吵，就像在西非两国就奴隶和橡胶贸易发生争吵一样。在印度，由于本土王子热衷于派系斗争且虚弱无力，加上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强取豪夺，使得当地的局势极不稳定。这一切都预示着两国之间将要爆发一场决定性的殊死之战，以确立各自的帝国地位。一旦战争爆发，对英格兰和皮特的政治对手来说，都是灾难性的。1755至1756年，英国未能在大西洋给予法国海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在地中海又丧失了梅诺卡岛，倒霉的海军上将宾(Byng)成了无情的替罪羊——这一切，让老辉格党政府名誉扫地。这正好成就了皮特，或许也成就了大英第一帝国。

随后的几年，在历史上已经成为一个特别重要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时期。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彻底击溃了法国，在其他地方也扭转了波旁王朝的威胁——这一系列成功代表了帝国成就的巅峰。其时，皮特于1756年出任国务大臣，并成为下议院领袖，是国家的决策者之一。他成功地打击了辉格党的“老集团”政客，似乎预示着一位新政治家和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约翰逊博士将沃波尔和皮特做了精辟的比较，称前者是“国王赋予人民的大臣”，而后者是“人民赋予国王的大臣”。然而，皮特登上权力顶峰，更多依赖于自己精明的政治判断力和纯粹的运气，而不是公众的拥护。民众给予他的支持，是由他在伦敦城的朋友和在地方各郡新结识的托利党同僚一手策划的。他的第一轮执政，即1756至1757年的皮特-德文郡(Pitt-Devonshire)内阁，脆弱且短命；他的第二轮执政，即1757年的联盟，更为成功，部分归功于与纽卡斯尔达成的交易，部分原因是威尔士亲王(后来的乔治三世)的支持。利益权衡与辉格党“老集团”的这种结合，与皮特的历届前任和对手所构想的任何手段一样，是一种见利忘义的政治策略。这一做法与沃波尔在1720年所做的极其相似——当时沃波尔和乔治王子(后来的乔治二世)通过威逼利诱重回宫廷。

战争也没有完全呈现皮特的崇拜者所宣扬的完美无瑕。皮特追求的基本战略，与他以前所推崇的爱国宣言完全不一致。他坚持不惜花重金与普鲁士建立联盟，并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来维持在德意志的一支部队——这个做法延续了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外交战略。皮特自己对七年战争有一个独特设想，他采取联合行动攻击法国海岸，转移法国人在德意志战场上的注意力；这是一次绝望的尝试，目的只是为了向他的朋友(对他的“汉诺威王朝”政策越来越失望的托利党人)证明他的爱国者决心。在军事方面，此举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基本上毫无效果。胜利的最终来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皮特难以驾驭的其他力量。总的来说，法国人因为未能为海军和殖民战争筹集资源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享有的优势虽然有限，但具有决定性，特别是当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少将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时。皮特称赞克莱夫为“天赐”的将军——这等于在口头上承认，他无法将任命克莱夫的功劳归于自己名下。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对魁北克的英勇攻击，曾令全国振奋，但他也只是众多指挥官中的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一位，英国指挥官们在北美的战斗还是负多胜少。但胜利解决了战争中的所有问题，至少在和平谈判之前是这样。在奇迹年1759年(那一年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局势都发生了转折)之前，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联盟摇摇欲坠，到了瓦解的边缘。皮特的托利党支持者一直在谈论抛弃这位大臣——因为他的政策让他们感到恐慌；纽卡斯尔盟友也一再威胁要抛弃皮特这位同僚，因为他花钱如水却换来屡屡败绩。1759年，这些困难都化解了。

七年战争的胜利不应当全部归功于皮特。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他的历史声誉似乎是当之无愧的。即使皮特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被夸大了，但他在改变18世纪政治的性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传统的政治结构明显出现了裂纹。托利党遭排挤，以及辉格党把庇护权控制在一个狭窄的圈子内的能力，都没有维持太久。皮特至少带来了与旧政治决裂的希望。特别是在伦敦，因为他与这里的广大选民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同样，作为一名战争领导者，他确实具有一种当时任何竞争对手不具备的、至关重要的品质；没有这种品质，战争就不可能继续下去，更不用说最终获胜了。这种品质就是政治上的勇气，以及与其相伴的自信(有时这种自信难以与轻率的傲慢相区别)。这种品质，可以给那些更有能力和谨慎的人提供敢于去战斗和赢得辉煌胜利的道德基础。正当老辉格党领袖纽卡斯尔和福克斯等人明显惊慌失措的时候，皮特对自己的领导力充满信心——这是左右战争方向的关键因素。如果政治桂冠归根结底要献给那些甘愿冒一切风险的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皮特配得上这份殊荣。

无论皮特成就的性质如何，这些年来他具有争议的活动恰好为随后发生的事件拉开了序幕。18世纪60年代政治性质的转变，将永远与新国王乔治三世以及他最不安分的臣民约翰·威尔克斯联系在一起。对国王而言，这些年是极其痛苦的。然而乔治三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只不过是针对他祖父统治时期延续下来的各项趋势不得已而为之的。他所谓的废除旧的政党区别的革命决心尤其如此。随着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和皮特成功地招纳托利党人进入政府，政党间的差异已经大为削弱。1760年的党派差异主要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实质内容上，不情愿和勉强忍耐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老托利党因参与新政权而怀有的心照不宣的自豪感。在宫廷，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并被授予恰当的职位、荣誉和贵族头衔。在各郡，他们重返郡长的职位——而在前十年他们没有做到；在中部各郡，郡长这个职位再一次像专门为乡绅设立的，其中许多是老保守党人甚至是老保皇派。令人敬畏的托利党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当时的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在政治上备受新政权的赏识，他在1762年从首相希特(John Stuart, 3rd Earl of Bute)那里获得一份养老金。他的重新被接纳，并非没有讽刺意味。约翰逊在30年代写了一篇爱国檄文，猛烈抨击沃波尔在加勒比的亲西班牙政策，以及英国在那里的殖民野心。现在，新国王乔治三世提出对福克兰群岛的权力要求，并且对西班牙采取绥靖政策；在新政权下，约翰逊用同样铿锵有力且有说服力的文章捍卫乔治三世的政策，把福克兰群岛描述成“一片凄凉阴郁的孤岛，被人类视为无用之地，冬天风暴不断，夏天寸草不生”。在英国外交政策史上，这并不是福克兰群岛问题的终结。约翰逊个人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在牛津大学的历史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认可。46年来，作为多愁善感的詹姆士党人的家园和圣地，牛津大学一直被冷落在政坛的荒野，因为连续几代的辉格党教士垄断了大学里有名有利的职位。汉诺威王朝早期的英格兰教会教士们，通常是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的几所小型辉格学院培养的。在新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牛津大学在情感上有回家的感觉。奇怪的是，即使在汉诺威王朝初期，牛津大学已经培养了不止一位首相。但佩勒姆几乎没有试图阻止他哥哥把教会的庇护权交给剑桥大学，而皮特曾一度屈尊利用自己的母校牛津大学的詹姆士二世党协会。在乔治三世的统治下，牛津大学出了一位首相诺思勋爵(Lord North)，他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也正好代表了保王党郡县的老托利党一系。

如果托利党重返宫廷并不令人惊讶，那么乔治三世的其他新举措也就不奇怪了。这一政权，曾怀着善意和崇高的理想。新的“爱国国王”可能会试图加强王室特权——任何这样的想法都会被迅速粉碎。《王权继承法》(The Demise of the Crown Act)规定，法官不得像过去那样在君主死亡时辞职，从而消除了国王可能利用其合法权力扫除辉格党把持的司法机构的疑虑。与此同时，《年金法案》(the Civil List Act)规定把王室津贴严格控制在每年80万英镑；这与拨给乔治二世的津贴相同。但有一项重要的补充规定，即：王室费用产生的任何盈余都归财政部而非国王。随着通货膨胀，这一规定使王室应对宫廷开支上涨的能力严重不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做出了最得不偿失的让步。这是莱斯特家族党在威尔斯亲王弗雷德里克统治下的真正遗产——这不是缔造仁慈君主的奇幻计划，而是为了进一步限制王室的特权。

然而，与新政权的头等大事——和平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老皮特-纽卡斯尔联合政府也散了：皮特于1761年辞职，因为乔治三世和希特拒绝听从他的主张将战争延伸到西班牙；纽卡斯尔因抗议和平条款而于第二年辞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他们所坚持的大多数论点已无足轻重。如果不把战争期间获得的一部分利益归还波旁王朝，就无法实现和平。把主要的法属西印度群岛归还法国，以及在加拿大水域保留法国的捕鱼权——这些让步并不过分。在1762年的外交环境下，如果皮特和纽卡斯尔不想跟法国拼个鱼死网破，他们要做出的让步不可能比这些少。此外，那些年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也付出了可怕的经济代价，到1761年这一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反对继续战争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和宣传小册子上，在伊斯雷尔·摩迪特(Israel Mauduitt)的《德意志战争思考》(Considerations on the German War)的引领下，反战呼声十分强烈。如果把战争进行到底，英国将以“破产”告终。此外，战争的标的物(获得腓特烈大帝的继续支持和一些额外的殖民地)的价值也存在疑虑。乔治三世和希特向西班牙求和，放弃了过多的利益，尤其体现在和平条款上。有可能他们认为，无论这场战争多么荣耀，并不是他们的战争，同时他们又急于求和。但在本质上，他们谋求和平的做法是谨慎合理的，并得到了绝大多数议会成员和公众舆论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新的政权如此具有争议性呢？或许主要是因为，新政府的掌权者在其无害的活动中夹杂着对旧政权的一定程度的个人恩怨，而这必然会产生麻烦。乔治三世的前私人教师希特勋爵被选中，来推行他的各项改革。希特是一位热爱知识的苏格兰贵族，但缺乏经验和技巧。为了让年轻的国王能够胜任君主的职责，希特给予的大部分指导都天真幼稚，而不够圆熟。当时没有反对自由和宪政的大阴谋，也没有推行新专制制度的任何意图。但毫无疑问，新国王和他的首相对在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独揽大权的人，怀着根深蒂固的憎恨；即使没有决心弃用他们，也会随时羞辱他们。“黑心”皮特在1757年被视为背叛了亲王的宫廷，公众对他的憎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皮特和希特在新形势下难以有什么合作。但皮特是一个妄自尊大之人，只有圣人才可能跟他长久合作。辉格党大家族是另一回事。他们的社会等级、影响力和继承的重要性将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人。毫无疑问，他们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新国王。像卡文迪什这样的家族，很容易将自己视为拥立国王继位的有功之臣，汉诺威选帝侯至多是他们的首要“奖品”。纽卡斯尔在执政一生之后，期望他的建议被一位学究式的、软弱无能的苏格兰贵族所采纳，这是有情可原的；这位贵族以优美的体态和对植物学家的庇护而著称。简而言之，新政权有充分的理由谨慎行事，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新旧政权之间尽可能顺利过渡。这绝不是不可能的。辉格党“老集团”很清楚，必须满足希特的要求。在没有自己的有号召力的领袖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满足于在新的管理体制下继续效力。一个典型的人物是诺思勋爵。他本人是纽卡斯尔公爵的堂兄弟，未来的首相；在新政权时期，他是乔治三世宫廷的被动追随者。即使是那些认为自己是新秩序的受害者的老朝臣，也不愿公开反对。哈德威克(Hardwicke)是辉格党人律师中的元老，也是佩勒姆体系的重臣之一；他也只是为他的朋友寻求个体面职位，并为他的家人谋求继续在宫廷里任职的机会。鉴于这种背景，希特和乔治三世把纽卡斯尔和他的朋友排挤出政府的做法，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当他们这样做，并坚持在1762年春天签订了和平条款时，英国政坛表面上一派祥和，但是他们实在是开启了近代英国政治中最持久的敌意之一。

如果新计划得以奏效，或许是值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抛弃旧政治势力的。但是，希特年纪轻轻就担任要职，被强大的政敌围攻，于是就任一年就辞职了——其主要目的是以后座议员的身份指导事务，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会不可避免地这么认为)从幕后来指导事务。因此，除了对抗老辉格党人的愚蠢之外，他还极不明智地采用阴谋诡计和施压等手段，更激发了他们的敌对情绪。这股反对力量和希特模棱两可的行为，成了20多年的政治模式。从短期来看，18世纪60年代首相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是一个噩梦般的循环。因为乔治三世一直在寻找一位私下里与他意气相投的并且能够主持议会的首相。在这个过程中，先后试用了罗金厄姆勋爵(Lord Rockingham)、皮特和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等辉格党人。但是觉得他们还是不够令人满意，直到1770年诺思勋爵的出现——他才是能够继承沃波尔和佩勒姆衣钵的人。经历了这些曲曲折折、派系分明的政治纷争，希特无足轻重但又具有破坏性地玩弄权术，猜忌辉格党人，以及持续不正当地利用自己的权势，这些都留下了负面的政治遗产。当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发表了《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1770年)，对当时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而经典的分析时，正是前述的这些不良影响，是他对新宫廷及其制度进行系统性抨击的基础。这篇“思考”作为辉格党的权威性文件进入历史，随后许多代人都把它视作记录乔治三世错误行为的有力证据。

18世纪60年代还存在其他一触即发的因素。继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清楚地表明了工业时代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暴力性的劳资纠纷，在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等城市中心引发了广泛的骚乱，并有可能演化成政治动乱。即使在乡村，出现了多年的庄稼歉收、价格上涨以及物资严重匮乏。在这种氛围中，约翰·威尔克斯的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威尔克斯在历史上被称为“一位和蔼可亲的无赖”，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名声掩盖了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和足智多谋。时势和机会主义造就了威尔克斯。他所利用的民众的不满，在十年前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通用逮捕令允许任意逮捕政治犯，这是汉诺威政府的惯用做法；当威尔克斯的新闻活动促使乔治三世的大臣们动用这种逮捕令时，引起了巨大争议。例如，皮特和纽卡斯尔在他们的时代使用了这种逮捕令；但是随后这种手段被用来对付被排斥的托利党而不是吵吵嚷嚷的辉格党人——借口是他代表了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同样地，在1768年，威尔克斯代表米德尔塞克斯郡准备参加议会，但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下议院的席位——这种情况有不少先例，而且他被排除在外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米德尔塞克斯的选举人气很旺，与首都的狂热政治密切相关；米德尔塞克斯的选民可不能被视为一个腐朽的选区的一小撮选民。三年后，威尔克斯和他的朋友们抨击下议院不允许公开报道议会辩论——他们攻击的是这个立法机构古老且谨慎守卫的特权。但是，在新潮流下，守卫这一特权是不切实际的。拥护威尔克斯的激进分子通常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工匠。他们代表了“中下阶层”中最核心、最直言不讳、最有力量的部分。当他们把不满带到乡村时，他们不仅得到了对选民权利受到威胁感到担忧的地方绅士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全国各地城镇“中下阶层”的支持。虽然中产阶级是竞选活动的关键因素，但是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立场，抗议不一定是他们首选的政治手段。但他们参加威尔克斯组织的运动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无可置疑地表明了他们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是一股新生力量。然而，这种重要性中只有一部分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在汉诺威王朝初期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再适用，无论曾经有过多少成功的先例；觉得这些规则曾对他们有利的那些人，现在认为还是放弃它们更好。老辉格党人极力使宫廷的新思潮合法化，准备使用任何武器报复乔治三世。如果没有统治阶级中德高望重的人物的合作，威尔克斯所煽动的民众动乱，也终究不会产生重大效果。

叛乱与改革

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初，其政治活动往往千姿百态备受关注。然而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涉及英国在海外的地位，尤其是七国战争之后必然形成的新的帝国意识。英国在北美的有效霸权尤其令英国人陶醉。18世纪60年代初期，帝国公务员和大臣们为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设计了一个崭新的美好未来，他们沉浸在短暂的无拘无束的设想和规划中：魁北克省将提供取之不尽的鱼和毛皮；随着欧洲人定居于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州，美洲殖民地将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广阔市场，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基本的工业原材料，甚至为财政部提供新的收入来源——这对债务缠身的母国来说，前景诱人。西印度群岛被牢固地纳入一个受到有效监管的重商主义体系中，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奴隶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还稳定供应热带产品；并为贸易入侵西班牙帝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东方，出现了更加令人充满遐想、更令人兴奋的前景。在克莱武(Clive)于1757年在普拉西(Plassey)战胜法国之后，英国成为印度次大陆上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大国。从技术上讲，英国并没有在东印度群岛驻军。但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不可避免地参与了有效的殖民化。1765年，克莱武代表公司正式接受孟加拉的迪瓦尼(土地税)，从而对该地区直接进行政治控制而不仅是从事商业活动。此举虽然发生在普拉西战役之后，但是具有同样的里程碑意义。这些事件改变了英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新殖民地充满异国情调，并且展现了以前未被重视的文化——这些对新帝国的影响力格外强大。这一影响力较早地体现在弗朗西斯·海曼给克莱武绘制的巨幅肖像里。画中克莱武在接受殖民地本土王子的臣服，该画于1765年被立在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拉内拉赫(Ranelagh)剧院。亚洲奇珍异品的进口急剧增多，并且第一次引发了对印度社会的真正兴趣。东方新领地的其他方面并不那么高雅，影响也较小。在1768年的大选中，新闻突出地报道了一些曾经在东印度公司效力过的参选人。据称，他们利用自己的不义之财，买通进入议会的道路，“在印度大发横财之人”来了。他们的影响和罪恶行径都被夸大了。此外，在本质上，他们与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和“土耳其商人”“富人”以及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他们非传统的收入招致“收入单一的”古老家族的敌意。但他们的出现会引起强烈的好奇，并最终引起担忧。克莱武本人就是贪婪的“在印度大发横财之人”的化身。在东印度公司供职期间，他不知廉耻、不择手段地敛取个人财富，是整个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们将帝国视为快速致富的手段，甚至不惜采用犯罪手段。**似乎不仅来自印度。在征收迪瓦尼之后，人们疯狂投机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导致公司出现多次财务危机；同时，政府也越来越关注公司的活动——这些都将东印度政治错综复杂且腐败频仍的特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美洲没有出现英国人暴富后返回英国本土的问题。但帝国在美洲的扩张和维持殖民地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甚至比在东方的扩张带来的问题还要大，其影响也更加广泛。英国大臣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大西洋彼岸的臣民的潜在价值，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面对来自伦敦的干预，这13个殖民地已经形成了高度独立的态度。他们也没有看清大约250万名遥远、富有和足智多谋的移民阻碍和抵抗帝国政权的能力。其结果是，英、美关系在十年内出现了周期性的危机。从1765年颁布的《印花税法》(Stamp Act)开始，该法案引发美洲居民发出“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呼声，最终在1775年爆发了叛乱和战争。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即使在两个世纪之后，也很难确定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到1775年，战后大臣们的大部分目标都被公开或默认地放弃了。到1775年，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会想到，美洲会成为罗金厄姆勋爵所说的“聚宝盆”。用武力镇压殖民地的成本必然会很高昂，而且其最终后果也不可预测。英国在欧洲的敌人显然会把美国独立战争看作是一个调整势力均衡的机会——在七年战争中这些欧洲国家曾处于劣势。此外，还有人质疑战争的理由，不认为这是重商主义原则的必然结果。与《独立宣言》同一年发表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顺便说一句，与爱德华·吉本对罗马帝国的悲观考查的第一卷同时出版)，系统地推翻了帝国发展所依赖的经济理论。然而，除了少数例外，特别是伦敦的激进政客和一些非国教信徒，大多数英国人坚决支持对美洲的战争。战争的核心原则是捍卫议会无限的权威——在这一原则盛行的伟大时代，此举自然很重要。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于1765年发表的著名的《英国法律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毫不含糊地宣布了“议会至上”的无限法律权威；与美洲的冲突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此外，回头来看，似乎具有吸引力的经济论点在刚被提出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唯一认可的帝国概念是旧的重商主义帝国。拒绝接受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殖民地，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一些人认为：一个失控的帝国比没有帝国更糟糕；更有想象力的人几乎没能说服人们放弃这种观点。这里，如果有的话，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冲突。美洲居民内心里捍卫的，是17世纪英国人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抵制印花税与汉普顿反对征收造船税的斗争一样；凌驾于地方议会和地方权力的国家权力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英国人正在利用18世纪的武器——即议会的最高权威，这是18世纪最珍视的“教义”之一，也是在重商主义制度中不可分割的、无限的宗主权。这样，只有武力才能决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