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1789)

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

革命及其影响

1688年“光荣革命”的历史重要性，在数代人不断重新解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起伏不定。在20世纪，这场革命尤其不被人重视；甚至在现代历史学术的要求下，其意义可能有完全消失的危险。麦考利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辉格党人所钟爱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精神的决定性胜利，已经萎缩成自私的专制政治的保守反应。特别是与现代革命相比，它似乎更像是宫廷政变，而不是社会或政治权力的真正转变。这种印象得以加强或许是因为其具备当时最值得信赖的特征之一——相对没有那么暴力。然而，这方面可能言过其实了。在苏格兰，对被废国王的支持者不得不通过武力来镇压，这一过程于1689年完成。在爱尔兰，完全是一场浴血之战，这在爱尔兰神话和记忆中仍然占有突出位置。当伦敦德里的围困被解除，詹姆士二世在博恩战役中被彻底击败时，阿尔斯特的新教徒们当然认为他们的救赎是光荣的，但他们几乎没有想到：没有不流血的胜利。

在英格兰，人们很容易认为情况也是这样的。前保皇党尼古拉斯·埃斯特兰奇(Nicholas L’ Estrange)证实，仅仅因为偶然，因为詹姆士二世的朋友们没有章法，尤其是国王本人出人意料地未在自己的王权范围内提高王权标准，才避免了如同17世纪中叶那么严重的内战。然而，令埃斯特兰奇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家人在斯图亚特王朝的事业中免遭进一步的牺牲——这或许让我们了解到，在革命过程中英格兰相对比较平静。从1689年1月在伦敦举行的议会辩论开始，随后的几个世纪一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妥协感，即有必要从边缘后退一步。该会议通过简单的通过一项法案的权宜之计转变为议会，尽可能遵循1660年复辟时使用的程序形式，显示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即：把表面上非法的事物变成合法的。在实质问题上，优先事项显然是找到一个共同的核心协议，而不是测试任何一方提供的更极端的解决方案。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成为国王，王后是玛丽。由丹比领导的托利党更喜欢玛丽作为唯一的君主，或者以詹姆士二世的名义实行某种形式的摄政统治。但新教徒的救世主只接受王冠。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尽一切努力隐瞒正在做的事情的革命性质。虽然詹姆士的所谓非法行为——特别是他对常备军的依赖以及他对分配和暂停权力的依赖——遭到正式谴责，但是《权利法案》却竭尽全力假装被废的国王实际上已退位，让被遗弃的王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奥兰治家族的保护。尽管出现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但足以获得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的同意。不可避免地存在例外情况，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Sancroft)领导的一些教士，以及在七主教案件中协助推翻詹姆士二世的两位主教，拒绝宣读“大会”拟定的措辞谨慎的誓言。其他人，比如诺丁汉的保守党，1681年至1687年，政府反对派的资深拥护者们，则努力与一个合法的国王的概念做斗争——在议会中国王被视作不一定合法的实际存在，但毕竟这不是上帝的任命。

然而，议会君主制被实质性地接受了。这一成就的深刻意义被掩盖，不仅是为了有意识地试图避免1689年的教条式处方，而且它的意义也被随之而来的长期痛苦所淡化。被动的服从和不抵抗，仍然是有影响力的理念。一些精心构建的论点支持这种理念，这种论点强调1688年的“新教之风”乃天意，同时也强调每个公民与任何形式的政权合作而不是服从无政府状态的责任。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这些观念继续在人们的思想中发挥作用，赋予了许多人对自己感受到的愤怒和绝望的合理解释，这些人已经看到了1688年发生的事情的必要性，但却发现难以忍受所有的后果。除此之外，他们深陷英国圣公会对18世纪思想的正统观念，并帮助确立了潜在的威权主义——该主义在美国和法国革命时代仍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但是，基于这样的观点，1688年进行的重大改变，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真正革命性的事物。《权利法案》显然超越了构成1660年王政复辟立法基础的世袭权利，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议会表达的国民意愿。首先是威廉和玛丽，然后是玛丽的妹妹安妮，最后，在1700年后者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去世后，汉诺威的王位候选人(詹姆士一世的女性血统的后裔)的头衔，都由有产阶级来决定。在理论和实践中，专制主义似乎在西方世界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不应低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18世纪和19世纪的辉格党夸大了契约理论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契约理论似乎在1689年取得了胜利：并且，他们低估了它所带来的紧张、矛盾和冲突。但从根本上看，辉格党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断然拒绝了整套政府理论，并视契约理论为一个历史转折点。

君主制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1688年革命者有意识的关注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对英格兰与外国势力关系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这方面，革命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在1688年之前，相继的统治者(克伦威尔、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政策主要是亲法国人和反荷兰人。1688年之后，法国差不多成了一个永久的敌人，在争夺海外势力时双方成了永久的对手。冲突的规模也达到新高。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使英国既卷入大陆战争又卷入殖民战争——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的战争以来，英国一直没有参加过这两类战争；并且这些战争，在技术和战略上的复杂性大幅提升。英国人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后果中，受到各种考虑的影响。在大战略方面，优先考虑的是打击路易十四在低地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并防止建立一个由西班牙和法国组成的强大的新波旁帝国。英国的商业利益，曾经面对荷兰经济扩张时，是需要保护；现在面对法国竞争更持久的挑战，是采取激进立场，尤其是主张英国从西班牙帝国那里分享一部分贸易(如果不是领土)。这些论点被辉格党编织成一个干预主义外交政策的系统性案例，在威廉三世和马尔伯勒伯爵(Malborough)的大陆战役中表达得最清楚。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王朝问题，这些考虑因素并不会导致许多英国人拥护这些年来的巨额资金支出和资源耗费。九年战争被恰当地称为“英国王位继承战争”。正因为威廉认为英国的反法联盟在逻辑上会遵循他自己对英国事务的干预，他才会在1688年启航前往托贝(Torbay)。然而事实上，路易十四对詹姆士二世的轻率拥护，更有可能得到威廉的新臣民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支持。1697年英法通过谈判达成了令人不安的和平时，法国人对詹姆士派阵营的支持撤回了。但四年后，西班牙王位继承处于危险之中，欧洲再次处于战争边缘，这次又支持路易对斯图亚特王朝——这一次以支持詹姆士的儿子“老王位觊觎者”(Old Pretender)的名义，他说服了许多不情愿的英国人参与一场与欧洲大陆的冲突。

战争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之一是英国军队的完胜，特别是在马尔伯勒领导之下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至少在现在，不仅是信奉新教的国王的继承问题得到了有效保障。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被广泛认为仅仅是法国养老金领取者的国家，在短时间内获得的新声誉。马尔伯勒在布伦海姆和拉米利斯的胜利，还有鲁克(Rooke)在直布罗陀的胜利，斯坦霍普(Stanhope)在米诺卡的胜利，将英国确立为大陆政治的主要力量，也是地中海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法国海外的有力竞争对手。战争的后期阶段，军事胜利似乎使军费开支在国家支出中的比例减少了，虽然在布伦海姆战役时期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英国还是打消了膨胀的野心；但是1713年在乌特勒支(Utrecht)签订和平条约时，彰显了胜利的重要影响力，甚至创造了法国外交史学家所谓的欧洲“英国霸权”的印象。

战争对国内也造成重大影响。在和平时期，财政支出每年200万英镑就被认为过多，而战争的费用达到近1.5亿英镑。这笔巨额支出，需要相应提高税收，并带来广泛的政治影响。但回想起来更有意思的是，财政支出的1/3都是通过借款来实现的。只能从一个活跃且灵活的金融市场中，才能借到这笔巨资，而17世纪后期的经济状况就创造了这么一个金融市场。虽然土地价值受到农业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但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已经大幅增长，而且所释放的投资盈余，多年来一直在冲击经济。一个革命后的政府，急需现金，并准备抵押未出生的几代纳税人的收入，以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利率，并提供有希望的投资可能性。一批金融家的倡议，最终促成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他们原则上并未做开天辟地的新事。只要战争爆发，各国政府就不得不依赖来自商界的贷款。新事物就是政治基础设施，这是这一时期特别沉重的借贷所必需的。新政权的信誉是建立在议会头衔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明确认识到有产阶级最终会买单，那么这个政权的信誉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没有认识到政权必须与这些阶级及其代表密切合作，那么就不存在这样的理解。国债及其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把非法王朝、金融界和纳税公众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之上的。

几十年里，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增加了国家的债务负担。历届政府都越来越依赖贷款，而税收的主要功能通常仅仅是支付债务的利息。事后看来，这个体系的优势在当时的欧洲独一无二，无可匹敌。一个本来有点动摇的政权的政治安全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战时的国家资源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将大量私人财富引入公共支出。当时，这种体系的缺点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国家债务实际可以偿还、国家能够摆脱破产威胁的妄称，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一个传统上普遍厌恶税收的社会，现在愈加焦虑，而新形式的税收使得财政部和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的工作愈加困难。然而，即使在当时，也有人对新体制的无价的政治优势有清醒的认识。这源于这种体制对议会的影响，特别是对下议院的影响。因为在这个体制精心设计的过程中，一切都依赖议会，议会理所当然地拥有在金融问题上的权力。土地税是纳税人承担国债的基本保证，对其一次审议需要耗费一年。即使是长期授权的关税和消费税，也是经过漫长的辩论和讨价还价才得以延长和更新。“预算”名义上是18世纪中叶的一项成就，当时该术语最初被使用，是在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担任第一财务大臣时期(1743—1754)。但它的基本特征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正是在1689年最终确立了议会在宪政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在17世纪，人们将该立法机构看作是过去英格兰中世纪的一种有些荒谬和令人不爽的残余，对于有效的君主制政府来说，是一种非理性的阻碍——这种政府可能完全无法行之有效。现在，议会的未来是安全的；自1689年以来，议会每年都会举行一次相当长的会议。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给一个古老的问题带来了新的转折：18世纪的政治家们行事的时候，不再希望忽略议会，更不会希望如何粉碎它。相反，他们必须考虑如何操纵它。对议会的管理艺术，是乔治王朝政治行为的关键。

在17世纪后期，政治革命必然会引发教会革命的前景或恐慌(取决于个人观点)。在这方面，1688年的革命是重要的，或许不仅是因为它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没有做什么。许多同时代人希望彻底修改17世纪60年代的教会和解方案。有人提出要建立一个真正全面的国教。对于一些“非国教徒”，尤其是长老会，同意建立国教的愿望，比自1604年汉普顿法院以来的任何时候似乎都更强烈。然而，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与1662年一样，英国圣公会的乡绅阶层不允许削弱教会的等级制和主教制。在这个时候谈论一个罗德派(Laudian)或高教会派的反应是不合适的。但任何与“非国教徒”真正和解的迹象很快就消失了。相反，在最近发生的事件的背景下，后者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仅仅得到一点勉强的宽容。1689年的《宽容法案》实际上赋予了清教徒在英国圣公会主教许可的场所内做礼拜的自由——前提是有关人员同意《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的规定并得到《信仰划一法案》基本原则的支持。这似乎与詹姆士二世向各类持“非国教徒”所承诺的前景相去甚远。

毫无疑问，出于这个原因，淡化《宽容法案》的全部意义是习惯性做法。给予那些信仰被严格限定的人以极其有限的自由，这对那些抵制“放纵宣言”所提供的**并欢迎奥兰治的威廉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低廉的补偿。但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人的观点。对于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遭受过严重迫害的“非国教徒”来说，《宽容法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定保障。从焦虑的教徒的角度来看，维持《复辟协议》(Restoration Settlement)的实质，同样非常重要。1662年的《公祷书》一直是圣公会崇拜的礼仪基础，直到20世纪；但在1689年，它似乎提供了一个不稳定的教义平台——若没有这个平台，建立的新教可能会失去。荒谬的是，由此产生的教会排他性，与英格兰在18世纪的声誉有很大关系，那时的英格兰在野蛮世界中被视为文明社会。除了少数教派和教皇之外，接纳所有人的一个全面的国家教会，与一个受限制的宗教机构是非常不同的——后者与大量的非国教教徒共存。这种差异可能意味着一个宽容的多元社会。对信仰自由法律上给予承认远远超出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所取得的成就，而伏尔泰称赞其为发展自由社会的关键因素。如果是这样，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光荣革命的结果。

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的代价是，有着奥古斯都时代特征的社会紧张局势和政治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宗教机构的困境。这一时期的巨大呼声是“教会处在危险中”。回想起来，教会是否真的处于危险之中，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对于那些梦想恢复罗德派教会的人来说，宽容显然是一种可怕的打击。但是，自由主义神学和情绪的浪潮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无害。此外，根据《宣誓法案》及《结社法案》(The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英国国教徒享有的政治权利被《革命协议》(Revolution Settlement)所完好保留。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在实践中，有迹象表明，“非国教徒”能够挑战并逃避这种权利。为了满足法规的要求，许多非国教教徒遵守国教的规定，每年根据圣公会的仪式举行圣礼；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会议室中进行其余的活动——这种做法长期刺激着他们的敌人。在此期间，偶然合规的实际做法是否有所增长，尚不确定。但毫无疑问，越来越明显的是，现在不信国教的小礼拜堂得到公开承认，那些参加在这些小礼拜堂举行的宗教活动的人所遵循的双重标准显而易见。此外，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初的一般氛围，引起了教徒们的焦虑甚至导致歇斯底里。人们对神学思辨和自然神教的倾向进行了大量讨论，并且非常恐惧。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写的《基督教并不神秘》(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是最早和最系统的、推广“自然”宗教而反对“启示”宗教的尝试。该书1697年引发了就此类问题的激烈辩论。一些最严重的违反者自己就是现有的教会的神职人员。攻击三位一体主义的辉格党怀疑论者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以及连续担任三届主教但否认主教职位和教会本身的神圣性质的本杰明·霍德利(Benjamin Hoadly)，都只是异端精神的最突出的例子，这种精神似乎标志着英格兰早期启蒙运动的进步。

高教会派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在安妮女王的统治下达到了顶峰；当时信仰虔诚且在神学上很保守，她对这种趋势推波助澜。但这种反应的力量更多源于其他变化，其中许多与政党政治有关。保守党经常将自己描述为“教会党”，他们的实力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对教会的危机感。他们还广泛吸收了边远地区圣公会乡绅的情感支持。对于后者，革命开辟的世界只带来痛苦。这段时期的战争，引发了自17世纪50年代以来最重的直接税。对于已经受到农业萧条影响的庄园来说，对一英镑征收四先令的土地税，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此外，乡绅做出这种牺牲，似乎只是为了使绅士阶层的敌人受益。乡绅阶层包括商人、制造商，以及在斯图亚特晚期的商业和金融扩张中最活跃的“有钱人”。这些人似乎往往是“非国教徒”，除了间接税之外，几乎都逃脱了其他税赋，并且总是追随辉格党的政治理念。新旧政党制度之间的联系有时很脆弱。安妮统治时期的新托利党党员，通常来自具有清教徒或辉格党背景的家庭；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就是这样的人。另一方面，辉格党人似乎不太可能是1679年“原初”辉格党人(Country Whigs)的后代；他们对地位和权力的不遗余力的追求，使得他们获得了不太好的声誉——那就是把党派利益放在原则之上。但是在18世纪初，毫无疑问，党派意识十分强烈。这种意识可能在1710年达到了顶点——当时辉格党弹劾了保守派牧师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指控他宣扬旧的非抵抗主义。随后经常发生的动乱，清楚地揭示了革命偶然制造了政治上的不稳定。1694年的《三年法案》主要是为了迫使王室定期召集议会，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但它也促进了频繁的选举，结果是导致经历一段选举冲突最激烈、竞争最大热的时期——20年里举行了10次大选，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频繁。此外，随着1695年《许可证法》(Licensing Act)的失效，有效废除了国家审查制度，确保了一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公共辩论论坛。这些年来，格拉布街(Grub Street)的建立、报刊出版的出现，以及真正具备的政治意识的民众的成长进入了关键阶段——这绝非巧合。总的来说，历史学家认为，安妮的统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天然背景。但根据当时可获得的证据，似乎有人认为：有限的君主制和稳定的金融会导致政治混乱。

知更鸟统治的兴起

1714年汉诺威人的继位，使原来就很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在安妮活着的时候，即使不是从逻辑上，至少也是从情感上，人们将她视为一个真正的斯图亚特女王，她代表她的家族占据着王位。随着一位讲德语的汉诺威选帝侯的到来，这种理由变得非常牵强；这位德意志选帝侯坚定地致力于在国外进行干预，并在国内推行辉格党的自由主义。从王朝的立场来看，1714年的一切，都是在反复无常地玩弄手腕。许多人敦促“老王位的觊觎者”重回伦敦，值得放弃天主教；如果詹姆士三世重返英国圣公会，显然会增加第二次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个人牺牲，1715年的詹姆士党人的叛乱只能无疾而终。路易十四在同年去世，法国无法参与在英国的冒险活动。即使在苏格兰，叛乱如火如荼，但斯图亚特王朝的前景并不乐观。1708年在一个相当紧迫的气氛中达成的苏格兰联盟，已经抹平了很多王权继承问题。许多苏格兰人惋惜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民议会和独立性。但是，联盟经过精心设计，保存了苏格兰的法律和教会机构；同时，通过纳入英格兰的帝国体系，苏格兰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1715年的詹姆士党人的叛乱，无论从哪一点来看，败局已定。

如果“老王位觊觎者”错过了他的机会，那在另一种意义上，他的显然成功的竞争对手乔治一世，也错过了他的机会。在安妮的统治后期，不受欢迎的战争、“危险中的教会”的选举口号，以及女王自己对辉格党的愤怒，帮助托利党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既定教会的利益，优先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感情依恋。如果新政权效仿威廉三世1689年的策略，采取明智的两党政策，自己就可以缓解1714年的过渡。然而事实却相反，乔治一世显然已经准备好让汉诺威人的继承成为辉格党的独有财产。1714至1721年间，辉格党人谋求统治大权，全面排挤托利党，增大了詹姆士党人的叛乱的危险，并且普遍威胁要重塑革命和解方案。首先通过了《七年法》(Septennial Act)，确保新的辉格党政府在大部分工作完成之前，不必面对无法管理的选民。有传言说，当那个时候到来时，辉格党将取消对议会期限的所有法定限制，使“长期议会”或“养老金领取者”(pensioner)议会得以复兴。与此同时，安妮统治下的保守党曾试图用来束缚“非国教徒”的手段——《偶尔领圣餐禁令》(Occasional Conformity)和《分裂法》首先被叫停，然后在1718年完全被废除。《大学法案》(Universities Bill)旨在让王室完全控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补助费和奖学金，以期把这两个主要的教职人员的摇篮改变成辉格党的自留地。最重要的是，1719年的《贵族法案》计划将上议院限制在现有规模之内。这将使得无论君主如何改变主意，辉格党在上议院始终可以保持霸权地位，并为辉格党人提供了审查那些影响他们利益的立法的权力。通过这一计划，对托利党进行了一场稳步、系统的清洗，无论是郡长、和平委员会成员，还是在军队和各级文职部门中。

如果这种大举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将创建一个与此时的瑞典非常相似的体制，这个体制造成了瑞典50年的国家式微和贵族派系主义。该体制将建立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其权力像17世纪几代英国人十分害怕的绝对君主制一样不受限制。它也将使18世纪最具特色的成就之一成为不可能——那就是一个稳定而灵活的政治结构。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辉格党人之间的分歧。他们的计划起初进行得相对顺利，在乔治一世统治初期，辉格党人团结起来，粉碎了他们的对手。但这种联盟是短暂的。新国王公然使用英国的海军力量来实现汉诺威人在波罗的海的野心，他的外交政策因引起严重的外交危机。在党派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争权夺利。1717年的最终结果是辉格党出现分裂，使沃波尔(Walpole)和唐森德(Townshend)站在了反对立场，让斯坦霍普(Stanhope)和桑德兰(Sunderland)在宫廷中的地位更加巩固。宫廷政治也出现剧变。国王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二世和他的妻子卡罗琳公主，明确表示他们打算与唐森德站在一起，从而开始了汉诺威王室成员继承王位的政治阴谋的悠久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希望完成斯坦霍普的宏伟计划——即建立辉格主义提供的一统天下。在下议院，沃波尔本人在否决《贵族法案》并迫使政府放弃《大学法案》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南海泡沫”破灭之后不久，从他的计划的残骸中拯救出一些东西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回想起来，“南海泡沫”和随之而来的一般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必然性。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即这次危机是由前几年伴随“金钱利益”兴起的强烈而膨胀的商业主义造成的。然而，最初对于引起这场动**的南海计划有很多说法。英格兰银行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在战争期间获得了超额的投资回报，并且显然国家债权人之间存在着更大竞争空间。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托利党大臣们，确实曾鼓励在1711年成立南海公司，以期在辉格银行之外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此外，毫无疑问的是，社会上有资金，这些资金不仅存在于伦敦市，而且存在于储蓄者中，有望对公共债务进行更广泛和更公平的投资。南海公司1719年的计划似乎成功地重新分配了国债，同时为国家财政部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困难的出现不是因为该计划的基本逻辑，而是其中所涉及的众多不同利益。对于公司董事们，特别是启动该项目的内部团体，不仅需要为自己，还要为许多朝臣、大臣和国会议员谋取暴利——因为他们的支持，对于确保公司的提案被接受至关重要。这种支持是以高价购买的，比如提供条件优惠的股票，或以公开贿赂的形式赠送股票。简而言之，参与南海计划管理的许多人痴迷于快速获利——这只能通过提升公司潜力，让其远远超出竞争对手提供的投资机会来实现。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在南部海域的贸易实力。1713年的英国和西班牙签订的条约，使该公司垄断了西班牙的奴隶贸易，并可以向西班牙控制的美洲市场出口欧洲商品。从理论上讲，公司的商业前景一片光明。在实践中，从伦敦管理这一遥远贸易困难巨大，而且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之间经常发生的激烈冲突，更增加了管理困难。无法证明这种贸易在短期内是有利可图的；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难以实现1719年提出的疯狂预想。但在1720年初期普遍存在的投机狂热中，人们很快就忘记了现实。鉴于股票价格一路飙升，不断鼓励新的投机者进行投资，使得那些已经购买的人以可观的利润抛售他们的股票。资金的不断流入，使得公司有理由增发股票，对投资的稳定性愈加充满信心，更不用说政客们可能获得的更丰厚回报了。在这种由腐败政权、幼稚的投资公众和沉重的国家债务的合力之下，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泡沫不断增长，刺激越来越不可信的项目中产生更多的欺诈性泡沫。当信心最终崩塌、泡沫彻底破裂时，后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出卖大量土地或其他财产、以高得离谱的价格购买南海公司股票的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这些受害者，而他们绝不仅来自最富有阶层。议会匆匆通过了一项严格限制将来的股份公司的法规——但这只是亡羊补牢。需要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以尽量减少对政府的损害。国王和威尔士亲王公开和解。反对派辉格党人重掌政府要职，唐森德开始去争取国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的好感，沃波尔推动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泡沫危机的解决方案——该方案至少可以保护国债，并挽救宫廷的面子。沃波尔的这项任务，使他背上了遮掩高层腐败和舞弊的坏名声。某种程度上，沃波尔利用了这一严重事实。许多涉及1720年肮脏交易的人都是保守党人，他们和辉格党人一样，不愿公开曝光。此外，南海泡沫是国际危机的一部分，类似于巴黎的密西西比泡沫和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狂热；把责任归咎于与政府或宫廷无关的某些人和非个人金融力量，是合情合理的。无论如何，国王的大臣们除了两三个适当的替罪羊外，其他的都逃脱了惩罚。对于沃波尔而言，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一场伟大的政治胜利，无意间消灭了他的政治对手。两年内，斯坦霍普和桑德兰相继去世，为沃波尔执政的时代开辟了道路——他的政敌称之为“知更鸟统治”。

当然，不能指望当时的人可以预测未来相对稳定的时代到来。18世纪20年代困难重重，尤其是人类健康和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极恶劣。20年代之初，不仅有南海泡沫，而且人们还担心目前正在摧毁法国南部的瘟疫，疾病很容易通过马赛从航道传染到伦敦。当然，过度恐慌是没有必要的；自从近四百年前黑死病首次发病以来，一直肆虐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疾病菌株，有的灭绝了，有的是接近休眠状态。但这种迹象在当时并不明显，无论如何，少数本土疾病继续对人口数量产生严重影响。在这方面，18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令人痛苦。从1727年开始，在乔治二世统治的前三年，英国受到连续几波天花和类似于流感的传染病的影响，同时代人们不确切地将其描述为“疟疾”和“发烧”。这些疾病对人口的影响显然是严重的。自17世纪70年代以来缓慢而微弱的人口增长似乎停止了，这是自16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死亡率。到1731年，英国总人口约为520万——这个数字可能低于1655年克伦威尔统治英格兰的时期。

这段时期的疾病不仅是生理上的。南海泡沫所特有的贪婪、欺骗和歇斯底里，被媒体和教会谴责为随后几年的重大社会通病。奢侈和挥霍的生活被视为因，道德腐败和涣散是其恶果。在当时破坏公众生活的重大丑闻中，似乎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一系列议会调查揭露了高层的广泛腐败现象。德文特湖(Derwentwater)庄园的受托人被揭露，曾密谋将被没收的詹姆士党人的财产以人为的低价出售给他们自己的人。慈善公司的董事们和官员的职责本该是为穷人提供就业和援助，但是却犯下贿赂、挪用资金甚至彻底侵吞公款等罪行。在这两个案例中，政府的知名议员和支持者都受到牵连。更为耸人听闻的是，大法官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Macclesfield)遭到弹劾，被指控组织售卖司法部门的职位。当他被查出把大法官法庭(Chancery)受托管理的私有财产收益用于资助商业法司法人士时，甚至连他的国务大臣同事也拒绝为他辩护。财产监护人的侵权行为，在这个充分尊重财产权的时代似乎特别令人震惊。此外，公开的违法行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对应的隐秘违法行为。犯罪行为是社会扭曲的一面镜子。但它又不仅是一面镜子，犯罪行为似乎变得更有组织、更商业化，也更惊人。“窃贼王”乔纳森·王尔德(Jonathan Wild)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他的大部分钱财都是自己的手下“偷窃”而来的。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富绅官员在大都市的腐败勾结。他只是严重的经济犯罪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皇家森林中的偷猎者，往往是组织良好、系统化的伦敦市场供应商。南部和东部沿海的走私者，根据市场原则和经济规模调整行动，他们同样离不开与官员和广大公众的频繁“合作”。当局试图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打击这些罪行。王尔德因案子败露被绳之以法，1725年被处死，而他的死，使他获得了流行神话中的地位。温莎森林和其他地方的偷猎者是新立法的打击对象，即1723年严厉的《布莱克法案》(Black Act)。他们在20世纪获得了民间英雄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有意将他们视为真正的流行文化代表。随着政府打压措施的加重，走私队伍似乎更加壮大了；在18世纪30年代他们最活跃的时候，为了给消费社会提供走私商品服务，他们敢与乔治二世的龙骑兵对阵。

这是早期汉诺威王朝时期英格兰出现的情况。在这方面，南海泡沫最好不被看作革命后英格兰的最后结局，而是开启18世纪中期揭开繁荣、庸俗和商业化历史时期的壮观序幕。这种戏剧性的比喻是特别恰当的，因为在表演艺术史上，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伦敦剧院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政治作用。直到1737年法院采取行动以获得广泛的审查权力之前，舆论以及新闻界对泡沫期间和之后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越来越多的批评。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约翰·盖伊(John Gay)的《乞丐的歌剧》(Beggar’s Opera)更有效地表达这种批评，这是1728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这部歌剧的初衷是否真的作为一种政治讽刺作品尚不确定；但是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人们立即把它视作政治讽刺作品。盖伊传达的信息，很好地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的幻想和普遍关注。它清楚地把乔治二世的宫廷描绘成一个“小偷”的厨房；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与伦敦黑社会的差不多。这是菲尔丁(Fielding)通过对乔纳森·王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进行客观比较而强化的一点。在蒲柏的《愚人志》(Dunciad)、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和博灵布鲁克(Bolingbroke)的《工匠》(Craftsman)中，也有着非常类似的主题；这些都是非凡的十年间创作的极具争议的讽刺作品。讽刺的许多元素都是共通的：回归古典主义、乡村价值观的魅力、美丽的农村田园风光，尤其是对18世纪早期商业化的、金钱至上价值观的世界的不断批评。在这些方面，沃波尔时代的文学和新闻批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多年来流行的潮流最后、最激烈的尾声。但是，它并未给出对于未来的构想，或对其他可能性的建设性分析。

当盖伊的观众在麦克希斯(Macheath)身上窥见沃波尔政治的本质时，他们抓住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方面，即汉诺威政权的政治性质与当代社会所谓的弊病之间的密切关系。除了一些例外(特别是漫画家威廉·霍迦斯，他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来讽刺礼仪和道德)，伦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们的观点非常一致，认为沃波尔是个大魔头。他的典型形象是一个诺福克的爆发官吏，靠系统性腐败致富(他在1712年被托利党人以侵吞公款的罪名起诉)，并通过不择手段和向宫廷趋炎附势而登上权力的顶峰。在1727年之前，他的姻兄弟唐森德跟他一样从腐败中分羹，一样声名狼藉。但乔治一世的去世和一位新国王的登基使他明显受到了公众的关注。通过他对乔治二世，尤其是卡罗琳王后的熟练操纵，沃波尔排挤掉了所有竞争者，1730年甚至包括唐森德本人。结果他很快就实现了大权独揽，这是自17世纪70年代的丹比以来没有人取得的地位。他的专权不可避免地引来了格鲁布街对他个人地位的攻击。他是伟人、英国巨人、大山一样的人。他也是人们的政治幻觉的完美代表——诺福克骗子，萨沃伊罕见的魔术师，灵魔般的巫师，精灵的化身，演技超常的大师将军等等。他对脾气暴躁和反复无常的乔治二世的掌控，以及他对以前无法驾驭的议会的控制，都被无数的抨击文章和版画描绘成一名不折不扣的政治魔术师。

那个时期以及从此以后，沃波尔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他善于巧妙地利用影响力甚至以贿赂来开道。稳定似乎是这一时期的标志，也是这一时代区别于早年的政治混乱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可以将稳定看作是行政部门的权力的最高峰。由于战争而膨胀的政府，特别是为运营新金融体系而建立的庞大政府机器，显然产生了大量新的恩惠。此外，革命后的政府非常需要在下议院获得多数支持，这也为利用这种恩惠来管理议会提供了强烈的动力。因此，出现了一个更加庞大、更有纪律性的在朝财政部党，能够弥合皇室和下议院之间的古老鸿沟，开创了行政与立法之间和睦共处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理论，但并非所有的前提都是万无一失的，也并非所有的结论都是必然的。沃波尔的管理原则远不够新颖。至少自查理二世统治以来，历任大臣已经采用过这些原则，以便在下议院维持一个实质性的在朝党。安妮及她的继任者统治的时期，官员们溜须拍马、追名逐利，更不用说腐败盛行。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沃波尔执政的和平年代减少了特权庇护关系的数量。毫无疑问，沃波尔本人和他的有效继任者亨利·佩尔汉姆(Henry Pelham)都是精明的管理者，而且这两个人都将执政党变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权力手段。但要打造乔治时代英格兰的传统的议会体制，需要的不仅是庇护制。

这并不是要否定沃波尔自己独特的才干。作为一个朝臣，他是无可比拟的。他对王后(部分通过她)和国王的操纵，完美地结合了奉承、哄骗和威胁等手段。与卡罗琳王后关系密切的赫维(Hervey)有充分的机会目睹这一切，并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精彩的描述。能在朝臣中脱颖而出并不新奇，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各种天赋的非凡组合，使他能够以同样的技巧处理与议会议员的关系。他决定作为第一大臣继续留在下议院这一点，非常关键。前任大臣们传统上会离开下议院而进入上议院，但是沃波尔留在了最终控制政府钱袋子的下议院。作为论辩者，他有些粗俗(并不一定是缺点)、娴熟，并极有效率。作为调解人，他了解和顺应典型的乡绅观点的能力十分突出。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策，这与他的老辉格党派同事的风格有着重大的不同。对待教会方面，他希望避免古老的敌意进一步加剧。在《补偿法案》(Indemnity Act)的协助下，“非国教徒”可以享受信仰自由，甚至拥有一些地方权力。但是，他并没有真的试图打破圣公会在原则上的垄断地位；并且，废除《宣誓条例》和《公司法》(Corporation Act)是100年以后的事。他也认真讨论过其他领域的大规模改革，包括公司、大学或议会本身。在沃波尔的统治下，辉格党对法国实行新和平政策，对其他所有国家也都奉行和平政策——这样就给国内的人民带来了低税收的宝贵益处。从理论上讲，辉格党至高无上的地位仍然毋庸置疑。在实践中，沃波尔巧妙地改变了汉诺威政权的基础。他把强制政治让位于政治共识；独裁专制政治被一个乏味但却稳固的执政联盟所取代——这个联盟向愿意就未界定的“革命原则”献言献策的任何人开放。

即使没有沃波尔，汉诺威政权最终也会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仅仅就腐败而言，并不是沃波尔的管理方式产生的新事物，而是庇护程度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在1714年之前，宫廷的不确定或不一致的政策，使得对宾客和庇护人的统计非常困难。从选举金字塔顶端的自治市民，到卑微的收税官或普通议员，获取经济利益和权力的手段还远未明朗。在安妮女王统治下，政党政治的大部分不稳定性都源于由此产生的振**。在1715年之后，大概在一代人这么长时间内，这个问题通过公共生活的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解决了。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反对将托利党纳入他们的政府部门，除了1743年短暂的“大屁股政府”(这是沃波尔垮台后不稳定的产物)，托利党仍在野40多年。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对托利党的排斥，更能确保政府部门的稳定。在朝的托利党人毫无疑问首先是朝臣，其次才是托利党人；很多托利党人无法忍受永远无缘于官位和可观收入的前景。此外，沃波尔的辉格党纲领的要求特别宽松，许多以前支持托利党的家庭很容易就接纳了辉格党的新原则。对于那些出于兴趣或本能而自然靠近宫廷政治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18世纪初，康沃尔郡附近的自治市镇，辉格党和托利党割据平分秋色；到了30年代，已经成了辉格党可靠的自留地。在上议院中，只有少数托利党人继续忠于他们在下议院的朋友。尽管在1712年，哈利(Harley)在那里获得了托利党的多数席位。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或剧烈的，而是稳定且持久的渐变，18世纪一些最重要的政治名称人物也是变化中的一部分，包括皮特家族和福克斯家族。

沃波尔和佩勒姆统治下的政治舞台的稳定性，无疑是汉诺威体系的一项重大成就；但重要的是不要夸大其程度。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的政治，并没有陷入与他们俩常常相关的僵局。汉诺威人对辉格主义的认同(尽管是掺水分的辉格派)，导致铁杆的“乡村”托利党家族被永久疏远。这些家族中尽管很少产生一流的政治家，但在反对派中保持了一定的韧性，并成为其他潜在的敌对因素的核心，他们会使那些背叛他们的同志的日子不好过。例如，当他们的一位贵族领导人高尔伯爵(Earl Gower)加入亨利·佩勒姆一伙时，就导致了1747年大选时在高尔的家乡斯塔福德郡爆发空前的骚乱。事实上，在各个郡，托利党有自己的地盘。在郡级选民的“40先令自由人”中，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西部乡村和威尔士，托利党得到了一贯的甚至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其他地方，即使不是处于主导地位，他们也是有影响力的。辉格派的持续舞弊行为使托利主义在教会的实力必然受到影响。但教会的一个伟大的神学院牛津大学，仍然忠于圣公会的绅士阶层；并且托利党人家族有足够的教会庇护，来维持自己强大的利益。在大城市，也有潜在的反政府的巨大力量。例如，在伦敦、布里斯托、诺威奇和纽卡斯尔，民众有参与政治的悠久传统，并为保守党的煽动者提供了支持。沃波尔体系的基础太广泛，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狭隘的专制集团——虽然城镇中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教士阶层以及大量的中下阶层都反对它。这个时代的稳定局面，可能是表面上的。

当然，只有在政权本身分裂时才会产生真正的危机。到18世纪30年代早期，沃波尔在宫廷里遭遇了竞争对手的一致反对。当他在推广著名的消费税制度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可乘之机；这个项目在财政上是合理的，但却唤醒了众多英国人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感，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张。只有当沃波尔在1733年撤回他的计划并且乔治二世坚决支持他打击宫廷里的对手的时候，他的政府才得以挽救。即便如此，1734年的大选中，出现了对他普遍的反对，并且严重削弱了他在下议院的多数优势。四年后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1738年和1739年英国的海外扩张战略，需要对西班牙帝国采取激进立场——此举更加危险，因为它得到了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的支持。由被冷落的托利党人、不满的辉格党人、敌对的商人、受欢迎的政治家和王位继承人组成的联盟，的确对沃波尔构成了威胁，最终不仅迫使沃波尔陷入一场他非常厌恶的战争，还导致了他的下台。人们对利益的问题特别令人担忧；在弗雷德里克于1751年去世之前，佩勒姆遇到了与沃波尔相同的问题。

即使没有这些内部压力，辉格党的优势地位也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詹姆士党人的威胁可能被夸大了；许多为“海峡对岸的国王”举杯祝贺的人，是否真的愿意拿他们的财产或生命去为斯图亚特家族冒险——这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如此，他们中更坚定的人得到了一些鼓励。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不仅让英国卷入了海外对西班牙的战争，而且卷入了对欧洲大陆上强大的波旁王朝联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乔治二世似乎主要关心保护他心爱的选帝侯领地；随之而来的是与国内利益发生冲突，最重要的是英国的金钱和士兵的鲜血被投洒到德意志和荷兰的做法广受抨击，给爱国的政客们提供了足够的把柄来攻击政府。沃波尔早就预测到：战争意味着同时在英国土地上进行国王继承权的斗争——事实证明，就是如此。当詹姆士党人于1745年入侵英国时，对汉诺威王朝构成全面的威胁。按照欧洲标准，英国常备军的规模很小；即使是1765年12月“小王位觊觎者”(Young Pretender)率领一小股装备落后的武装进入英国中部地区中心地带，也已经把国防军忙活得筋疲力尽了。政府早就抛弃了一支没有保守党支持的有效民兵组织；许多乡绅最多只是保持不情愿的中立。在詹姆士党人的军队被击退并最终在卡洛登(Culloden)被击垮之后，对苏格兰高地人进行的凶残清剿，说明了伦敦当局的担忧到了恐慌的程度。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方面，1745年的危机使辉格政府志得意满的状态有所收敛。人们对辉格政府的习惯印象是政治上冷漠并保留贵族般的优雅——这种印象可能具有误导性。这种印象很难与1745年衣衫褴褛且残酷血腥的叛乱分子的形象相匹配，18世纪50年代早期相对稳定年代的辉格党人也不是这副形象。

例如，佩勒姆的灵巧管理使得他能够引导英国安全地但是不太光彩地走出战争，并且其财务上的聪明才智能够使国债处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也会错误地判断政治气候。他在1753年颁布的《犹太人入籍法案》，旨在缓解英国犹太人社区的公民权利被侵犯的状况，但是却引发了高派教会的敌意和不宽容的浪潮，迫使他很快废除这一不讨人喜欢的政策，以避免在1754年大选中对自己不利。其次，詹姆士党人的威胁警报和远征也并未结束。即使到了1753年，在伦敦依然能看到一位詹姆士党人被公开绞死的惊人场面——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18世纪的政治较为温和，但也并非总是如此。

工业和闲暇

詹姆士党人垂死挣扎之时，正是前工业化社会消失的时候。因为，被描述成工业革命的巨大经济增长和变革，发生在18世纪中叶。然而，回想起来为工业腾飞提供平台的时期，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令人担忧的经济衰退期；如何评估这一时期，仍然存在问题。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农产品价格低得出奇；一些重要的制造业地区，尤其是旧纺织中心，遭受了严重的失业和动**。但也有更可喜的发展。食品价格低，促使消费品支出增加，从而鼓励新兴产业，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虽然低廉的价格会抑制农业，但是也会刺激产量的增加，例如在东盎格利亚就是如此。经常与“芜菁唐森德”时期有关的农业混合改良技术，并不完全属于这个时期，但它们的重要性当然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其他行业的进展非常显著。例如，18世纪30年代见证了交通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全国收费公路系统的建设。在1730年之前，只建立了少数收费公路信托基金。大多数主要道路的维护，包括北安普敦郡以外的大北路和几乎整条大西路，都依赖于那些恰好位于附近的倒霉的教区。乔治王朝初期，英格兰的道路承受着快速增长的客运量的巨大压力，以及主要消费中心之间更加繁重的货运负担，道路的状况恶化到简直成了国家的耻辱。收费公路信托即使不受欢迎，也是一个简洁的解决方案。由一个精心设计的分级收费制度，吸引大量本地筹集的资金，用于公路维修和维护。信托的鼎盛时期在18世纪中间的40年间。它们充分证实了地方的活力，在北部和中西班地区修建了大量新道路；到1770年，运河在货运上成了极有竞争力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相对高效的运输网络。交通的发展对出行次数的影响是巨大的。约克、曼彻斯特和埃克塞特等主要地方中心，在18世纪20年代，去伦敦来回需要3天以上的行程；到1780年，行程被缩短到24小时内。几乎所有路线的行程时间都显著缩短了，似乎已将当时的交通技术推向了极限；直到大约1820年交通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大改进。由于麦克亚当(Macadam)和泰尔福德(Telford)的功劳，人们花在旅途上的时间进一步缩短。

如果没有内陆消费、贸易和资本的大幅扩张，就不可能有收费公路的发展。但这些年，国内经济增长远赶不上海外扩张。当然，当时的表面现象可能也产生了误导。爱国政治家们继续在公众面前基本上保持古老的帝国观念。殖民地仍然主要被视为有价值的原材料来源，同时作为过剩人口的倾销场所，或作为增加国家黄金储备的渠道。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是拥有蔗糖种植园的西印度群岛；1739年的英国—西班牙战争跟以前的两国战争一样，被视为打入南美洲的黄金国的一种手段——因为那里拥有诱人的黄金、白银和热带产品。然而后来看起来，很明显，英国的海外贸易正朝着一个相当新的帝国的方向脱胎换骨。充满活力的出口市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以外，特别是在北美。纺织品作为传统的主要出口产品，受益于这种重新定位，但在与金属工业相关的新型制造业，生产家用商品、工具、武器和各种器具的行业，增长更为明显——简而言之，对“伯明翰商品”的需求急剧扩大。

重商主义理论能够适应新的趋势，但当时人们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认清这个过程。到了18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13个美洲殖民地的全部重要性，商人和行政官员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与法国竞争北大西洋世界的主导地位。对北美殖民地的重视，也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乔治王朝时期的伦敦发展迅速，确保了其在西方世界最大、最具活力的城市的地位。但事实是，与英国的其他城市相比较，伦敦并不那么重要。美洲新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西部新的或不断增长的港口城市：特别是利物浦、布里斯托、格拉斯哥等，在短期内怀特黑文的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这些港口的工业腹地、塞文谷和中西部地区、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地区以及苏格兰西部的兴起，使工业基础战略性地从南部、东部和西部，向北部和中部地区转移。

这一时期的人口趋势清楚地体现了这种转变。在18世纪20年代的灾难之后，人口开始再次增长，尽管在30年代增长速度非常缓慢。1750年政府提出进行人口普查，但是流产了；如果完成了这次普查，预计能确定总人口约为580万，比20年前增加约50万。到1770年，人口达到了大约640万；到1790年接近800万。按照19世纪的标准，这并不是一个惊人的增长率。尽管如此，它代表了现代人口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一般来说，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情况与人口增长大致同步。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期，不乏重要的创新发明和新兴企业。但在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 1678—1717)时代和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 1730—1795)时代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这方面，18世纪中叶又是一次分水岭。人们熟悉的早期工业革命中的巨人，如博尔顿、瓦特、加贝特、阿克赖特，以及韦奇伍德本人，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深刻影响了民族意识；在18世纪60年代初爆发的七年战争期间，诸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快速发展，极其振奋人心。城市发展本身，反映了经济增长和人们普遍对这种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些记得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状况并继续活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的人，将60年代和70年代描述为城市物质生活发生巨变和改善的时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较小的城镇。发展重点始终是城市的空间、卫生和秩序。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这些不断扩大的城市，备受外地人的青睐，因为它们拥有宽敞的广场、整齐的房屋和仓库。相比之下，旧商业中心杂乱无章的城市面貌、狭窄的街道和木材加盖茅草的房屋，看上去已经过时，甚至有些原始。任何有自尊的城镇都会借机向议会申请成立拥有重建城市的权利的改造委员会。今天许多保存完好的乔治王朝时期的城镇，都得益于这一时期的重建计划。也许最富有想象力的城镇规划的例子发生在英格兰边界以北；爱丁堡的新城(New Town)继续证明了城市奠基人在这方面的贡献。位于不列颠岛南部的首都也不甘落后。作为现代化进程的象征性举动，同时也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伦敦金融城的多扇中世纪城门于1761年被拆除；其中的路德门(Ludgate)曾经被修复和装饰一新，人们信心满满地计划再使用数百年——但是修复后不到30年就被拆除了。在附近的威斯敏斯特，最大的单一城市重建项目于1762年几乎同时开工。威斯敏斯特重建委员会成员及其在各个教区的合作伙伴将改变这个大都市，大片区域旧貌换新颜。下水道和水管得到广泛铺设或重新设计。街道和人行道都是鹅卵石铺就的，很多路是第一次修整；广场被清理、修复，并用各种雕塑和植物装饰；对房屋进行系统性编号；五颜六色的旧路标令人眼花缭乱，甚至给路人带来危险，它们被一一清除。到了18世纪80年代，除了贫民窟之外，首都焕然一新的外貌，使伦敦人备感骄傲，也令游客特别是外国人惊叹不已。

变化不仅发生在城市和小镇。在大多数情况下，乡村建筑的变化缓慢一些；但就土地本身，新的模式正在出现。农业革命中最著名的表象，即议会圈地法案，主要集中在18世纪下半叶。这些法案的经济影响力可能被夸大了，因为从统计数字上看，它们不比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悄然进行的非议会圈地运动更突出；此外，它们主要是从英国南部和西部——从约克郡到格洛斯特郡的地带的一个特征。但作为在贫瘠或可转换土地上农业的盈利能力的标志，它们是有力的证据；并且它们对地貌的影响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到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圈地法案表明，人们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心达到了近乎自负的程度。令人好奇的是，斯密本人并没有完全分享这种信心。但斯密是一名学者，他的作品基本上是理论而非实践观察，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更为波澜壮阔的发展之前构思出来的。他的同乡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是一位更有信心的导师，他的《政治调查》(Political Survey， 1774年)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毫无保留的颂扬。

不断加快的经济和物质增长，不可避免地对英国社会的特性产生了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结果符合前几个时期商业多样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因此，在社会结构方面，其主要影响可以说是加剧了社会等级差异。由于财富的分配非常不均衡，而且由于税收的水平和性质对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微乎其微，中上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比底层的改善更为显著。原则上，这绝不是新鲜事。例如，16和17世纪的农业发展，已经明显改变了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圈地运动、囤积居奇以及总体上的改善，正在逐渐使乡村焕然一新，村民们通常是小财产所有者、自由民？或热爱老英格兰的自耕农等。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通常出身于乡绅地主的租户，而不是土地所有者本人——现在正在主导一个农业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之下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多地被迫沦为无地劳动者。这个进程有时被夸大了，因为它的实际发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条件。但这个进程确实在18世纪加速了；最重要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18世纪的英格兰正在发展为一个更加两极分化的社会。更糟糕的是，两极化的破坏性后果十分明显。且不说当时识字率和通信技术的大幅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加，也会让更多令人担忧的贫富差距愈加明显。统治精英生活奢侈、铺张浪费；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虽然幅度不大，但是累积起来的影响力更大——造成高度商业化、以金钱为基础的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尤为刺眼。如果这是一种病态，那么它在首都表现得最为显眼。在伦敦，由于相对缺乏完善的社会约束和习俗，可怜的穷人经常与舒适的资产阶级甚至富豪阶层密切接触，但却一贫如洗，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在菲尔丁和霍迦斯作品中所描述的道德愤怒和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