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表现出越来越愿意在教会内工作的意愿。他们对詹姆士一世的即位的反应，即“千人请愿书”(The Millenary Petition)，只是要求在现有框架内提出修改。在1604年的“汉普顿宫会议”上，詹姆士主持了由主教和清教徒参加的会议，讨论完全是关于如何使国教更有效地传播福音。清教徒渴望拥有一个虔诚的国王，像1200年前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为他的国家带来良好的秩序，并促进和保护真正的宗教。他们要求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做更少的事。他们希望在教会内工作，而不是反对教会。即使是占全国人口5%的天主教徒，也屈服于由英格兰国教徒领导的精神攻击。该世纪头25年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天主教徒是否应该宣誓效忠，并回避教皇要求他们做出的政治效忠。争论的结果是，英格兰国教徒的观点获胜，虽然天主教徒仍坚持自己的信仰，但是他们放弃了政治抵抗。火药阴谋事件(the Gunpowder Plot)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天主教阴谋。随着英格兰天主教越来越不受武装神职人员的控制，而是受谨慎的贵族和绅士的控制，天主教变得越来越主张和平，在政治上也越来越被认可。

在长期议会召开之前，新教保持团结，如果不算一致的话。清教徒更多地参与到教会的活动中，而选择退出教会并违背教会而建立宗教场所或集会的人极少。数百人，也许数千人选择迁往北美新英格兰，而不是服从大主教劳德要求的英格兰国教的狭隘教义。但是没有出现分裂现象。

内战和政权空白时期，不仅英格兰国教出现了瓦解，英格兰的清教也出现了瓦解。英格兰教会的基本结构(主教、教堂法庭)被废除或被禁止(如《公祷书》、圣诞节或复活节的庆祝)。天主教堂变成了布道中心，或被世俗化(用作营房、监狱或商场)。在成千上万的教区里，尽管旧的仪式和庆典被禁止，但仍在延续。但教会领导人失去了他们的勇气。主教逃离、躲藏起来或保持沉默，他们去世后也没有人代替他们。到1660年，幸存的主教年龄都在70岁以上，英格兰国教的主教成了濒危物种。

但那些梦想用像马萨诸塞、苏格兰或日内瓦那样的加尔文教，取代英格兰国教的人感到失望。议会设想的长老会制度也夭折了。内战的混乱造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教派和教堂。浸礼会教徒是1640年以前为数不多的强大的地下教会之一，他们通过军队蓬勃发展起来。许多新的团体否认加尔文教的信念(上帝的选民注定会得救)，并宣称上帝的恩典可以免费获得。有些人甚至宣称人人可以获得救赎。这些团体在伦敦和其他郡级城市中最为显眼。所有教派中最大的是贵格派教徒，他们在农村进行的非正式传播福音在16世纪50年代获得了数千名信徒。贵格派谴责宗教的形式化，以及他们教堂里“唯利是图的牧师”的似是而非的权威，所以贵格派要求人们在自己身上找到神圣的火花，圣灵会直接降临到基督徒身上，既不需要教会也不需要《圣经》作为传播中介。他们对正式的礼拜和什一税的仇恨，使他们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消极抵抗运动。1656年，他们的领导人之一詹姆斯·纳勒(James Nayler)因“亵渎神明罪”被第二届摄政议会审判。虽然他逃脱了死刑判决，但他遭受了各种严酷的体罚，议会花了几个小时来讨论要把他身体哪些部位切片或切断。

1660年以后，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教并没有恢复其地位。教会可能会在复辟中恢复了古老的外在形式，但它既没有自信，也没有力量重新实现大一统。英格兰圣公会为自己做的辩护是防御性的、前卫的。随着高级专员委员会的消失和教区法院的废弃，教会缺乏惩罚违规者的武器。这些机构的废除所带来的耻辱，使教会在制度上变得虚弱。1660年，庆祝复活节的活动和随处可见的五月柱可能是自发的，这显示出它们在流行文化中的深厚根源。但那些藐视教会的人不会被迫参加集会。1662年，教会决定不通过改动礼拜仪式和弱化主教的权力来扩大其吸引力，这一决定使两千名神职人员离开了教会。尽管教会试图防止非法的非国教徒的秘密聚会，但是浸信派、贵格派和其他激进分子并没有被斩草除根。更为重要的是，1662年，温和派清教徒内有几十万“非国教徒”重新审视了他们的愿望，是希望成为国家教会的一部分(尽管不是所提供的选项)，还是渴望保持对上帝的纯粹崇拜。在16世纪80年代和17世纪，他们曾更愿意“等待治安法官”留在教会里，等待更美好的时光。在复辟时期，他们越来越赞成分离。在17世纪初，他们“对巴比伦更为虔诚”；而此时他们放弃了这种顺应时势的做法，并开始分裂。1689年的《宽容法案》正式承认了宗教多元化的事实。由于无法惩罚那些不是其成员的人，也无法强迫男性和女性成为其成员，英格兰国教实际上是一种失效的精神力量。

在17世纪初和中叶，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员都认为，神圣的要务是为英格兰民族带来敬虔、良好的行为准则和秩序。上帝正在引导子民走向一个和平与正义的应许之地，在那里他们会热爱并崇拜上帝，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詹姆士和查理一世、温特沃斯和劳德、皮姆和克伦威尔都怀着同一个愿景，那就是人类通过勇敢面对神圣挑战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有的政治作品都充斥着这样的思想：上帝存在于他的创造物中，以及在人类历史中和神意(他存在的标志)里，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活动。莎士比亚的戏剧、多恩的诗歌、亨利·帕克和年轻的约翰·弥尔顿的思想都宣告了同样的观点。马洛(Marlowe)的戏剧是唯一没有证明这一规则的作品。

在政权空白期，这样的希望没有幸存下来。弑君的创伤使得保皇派不再信仰上帝的神意；激进分子在1660年经历的深层次的背叛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之后的政治沉默。神之恩宠得到证实却又遭到背叛，这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相反，大多数清教徒和他们的后嗣融入了上帝的国度。他们接受了世界是充满罪恶的，是不完美的。每个饱含泪水的人，都必须通过在自己内心建造一座恩典圣殿来寻求个人安宁。人们接受了教会和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事实，这是17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在以下情况中是显而易见的，如查理二世偏颇的世界观与他深邃的个人神秘主义结合的方式，主教和神职人员的自由主义，以及“非国教徒”放弃寻求国教的要求。少数几个人继续寻求太平盛世(艾萨克·牛顿爵士成功地探索了物理法则，但是对《启示录》符文中基督复临的日期的探寻是失败的)，但是大多数人安于现状。约翰·弥尔顿英勇地挑战上帝，因为上帝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似乎引导了人民，但是在60年又背叛了他们。《失乐园》描述了一个让人堕落的万能造物主；《复乐园》描述了基督在荒野中所面对的**，以及人类可能错误地用世俗方式传播福音。也许共和主义者被**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力士参孙》极其深刻地讨论了一位得到上帝伟大天赋的人，却没有利用这些天赋为上帝效力。正如参孙与大利拉(Delilah)恋爱并失去他的力量一样，共和主义者在17世纪50年代因为肉体的欲望而分心，并失去了遵守上帝旨意的机会。但是复辟时期更典型的清教徒作品是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这部小说涉及个人寻求安宁与救赎。

基督教正在被非政治化、非神秘化。17世纪晚期特有的英格兰圣公会的宗教传单上的标题常常是“基督教的合理性”和“基督教并不神秘”等。上帝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无处不在，他现在成为推动事物发展的创造者，也是存在于个人内心并使个人顺从道德准则的精神。布道倡导的是睦邻友好和慈善救济的美德。鼓励传道人宣扬善待老人和动物的宗教职责，而不是宣扬世界的变革。约翰·洛克站在不信奉国教的一方，恳求实行宗教宽容，将教会定义为人们自愿组成的社团，人们会聚在一起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崇拜上帝。宗教已经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几乎成了一种爱好。当局无须担心成年人在私下见面会做什么。前几代的清教徒根本想象不到宗教会成为如此平淡的事情。

宗教观念的淡化，以宗教思想为主导的世界观的崩溃，体现在了文学作品和科学中。复辟时期的戏剧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区别，并不在于其庸俗性和琐碎，更在于其世俗化。根植于自然界的宗教经验的形而上学的诗歌，被更理智的和冷静理性的宗教诗歌所取代，或者被更为空灵的和其他世俗的诗歌所取代。

世俗化也体现在视觉艺术方面。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时期的乡村房屋，强调家长式的基督教价值观，房子中央有一个大厅，全家人和亲戚朋友聚在大厅里议事或吃饭。大厅里可能会摆放一张反映社会等级和层次的“高桌”，但是社会关系简单随和、不拘礼节。到17世纪末期，新建的房子已经有了客厅和私人餐厅，而仆人和其他家庭成员食宿分开。房屋建在宽大的花园内，花园四周砌着高墙，还有看家护院的人在巡逻。皇家宫殿就是这种风格。

与16世纪一样，17世纪的教堂建筑很少。也许大多数新教会是在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在伦敦重新建造的。然而，斯图亚特早期的教堂和小教堂(如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透着紧张和虔诚的风格，而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在伦敦设计建造的教堂透着冷静、轻松和理性的风格，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大理石取代了富有寓意的彩色玻璃和黑色木镶板。反映道德职责的男女直立雕像取代了卧位人物肖像。

在所有的视觉艺术中，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的反宗教改革艺术的影响(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结合在一起的精致风格)被法国路易十四的影响(自我放纵，沉迷于物质上的挥霍无度)所取代。17世纪初，艺术家、音乐家和诗人联手制作了假面舞剧，这种娱乐活动试图融合古典文明和基督教价值观，观众被吸引入戏成了表演者，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和本·琼森(Ben Jonson)为查理一世编写的《假面舞会》的幻想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国王开始相信自己的虔诚和美德会很快感染他的臣民，而这种秩序和一致性在全国跟在舞台上一样可以轻易实现。但是歌剧没有受这种幻觉影响，歌剧是17世纪晚期跟假面舞剧处于同等地位的艺术形式。虽然斯图亚特早期的作家围绕英雄故事和悲剧进行创作，但斯图亚特后期的作家转向了小说中的家庭说教，以及德莱顿(Dryden)和蒲柏(Pope)的讽刺史诗。

复辟时期的科学也在世俗化。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科学家们在寻求他们称之为“一场伟大的复兴”。依据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思想，由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和流亡的波希米亚人夸美纽斯(Comenius)等富有远见的社会工程师领导的科学机构，被清教徒政治家所推崇，这些机构承担其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重任。人类会驯服、支配自然界。医学上的进步将战胜疾病，农业进步将克服饥饿和匮乏。司法和教育的改革，将使人们和平享受新秩序。这是新教末世论的又一个方面，科学的天国和其他天国一样，于1660年消失了。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眼里，17世纪晚期不是一个富于远见的时代，而是零零碎碎的探究和改进的时代。弗朗西斯·培根关于精确观察、测量和归纳推理的原理，被法国人笛卡儿进一步提炼，使得植物和动物生命的分类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内战之前，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了血液循环，这在17世纪下半叶引发了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一系列进步。艾萨克·牛顿撰写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是两百年里理解物理规律的基础；在广泛的实验和测量的基础上，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创造了化学学科，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创造了地质学学科。物理学的进步沉重打击了以前的神秘主义。天体几何运动的发现在知识界摧毁了占星术的可信度。令人吃惊的是，自然规律的发现迅速增强了人类的信心，人们认为“万事”都能找到自然解释。受过教育的人抛弃了魔法、巫术和咒语。1640年后的一代人中，几乎没有人对女巫提出起诉。这并不是因为一般人不再相信咒语和魔法，而是因为不可能从持怀疑观点的法官和陪审员那里获得定罪。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并没有在各方面都取得进步。经济几乎仍然完全依赖人和动物的肌肉力量。在利用蒸汽方面没什么进步，更不用说利用天然气或电力了。从地下开采矿石和矿石冶炼同样遇到了技术瓶颈。科学正在改变态度，但还没有改变经济。

政治思想也被世俗化了。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主权和其道德基础剥离开来；在《利维坦》(1651年)中，他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概念，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取决于事实上的权力，以及为生活在这种权力下的臣民提供保护的能力。马基雅弗利虽然名声不好，但他的思想越来越有说服力，他驳斥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和斯图亚特王朝卫道士的君权神授论。

英格兰革命是一个转折点。在革命中，可能任何一方都没有得到他们所追求或为之战斗的东西。革命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也许更少，但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价值观，至少是政治精英的精神价值观。这是一个从基督教人文主义、骑士精神和崇古主义中汲取能量过渡到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时代。约翰·洛克在他的第二部《政府论》(1690年)中写道，“所有人生来就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指挥自己的行为，并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员，无须请求任何人离开或依赖任何人的意志”。约翰·洛克所传达的理念，只有当人们在对旧观念感到幻灭时，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一理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将产生深远影响。

[1] “Cabale”即该五人姓氏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2]　史称“七主教审讯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