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改革的危险往往是矫枉过正：1549年的康沃尔叛乱中，反对克兰麦的第一《公祷书》，是民众会集举事的原因。传道者的许可制度到1548年9月已瓦解，萨默塞特被迫暂时禁止所有布道——无论是否获得许可证，他只支持宣讲官方布道书。他承诺“结束所有宗教争议”和建立“统一秩序”；而克兰麦希望让英格兰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他写信给不来梅改革宗教会领袖艾伯特·哈登伯格(Albert Hardenberg)：

我们渴望在我们的教堂宣扬上帝的真正教义，我们完全不希望变化和不稳定，也不希望模棱两可：但是，抛开所有世俗的考虑，我们希望向后人传递一种真实明确的、符合《圣经》规则的教义形式。让所有国家都尊重我们的教义，它由学识渊博、虔诚的信徒组成的权威来表述；这教义也给所有后代传下可供模仿的模式。为了实现这一重要想法，我们认为有必要得到学者的帮助，把他们的观点与我们自己的观点加以比较，这样可以消除教义上的争议，建立一个完整的、真正的教义体系。

响应克兰麦号召的新教神学家包括来自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瑟(Martin Bucer)，来自波兰的拉司基(JohnàLasco)，来自意大利的彼得·菲密格理(Peter Martyr Vermigli)，以及有争议的嘉布遣会前副主教贝尔纳尔迪诺·奥齐诺(Bernardino Ochino)，他在16世纪40年代初高调皈依新教。

然而，克兰麦不是一个激进的人。到了1550年，他自己皈依了圣餐礼的新教神学，但他认为他的首要责任是维护英格兰教会的“秩序和体面”——这意味着要保留教士的法衣和许多旧的天主教礼拜仪式。这并不是激进的新教徒的观点。诺森伯兰曾无意中欲授予约翰·诺克斯一个罗彻斯特主教头衔(还好诺克斯拒绝了)；约翰·胡珀(John Hooper)，被任命为格洛斯特主教，但很快就在教士法衣问题上与克兰麦发生了争执。不久，克兰麦开始意识到，宗教统一只能以牺牲一致性为代价，他的《公祷书》的两个版本(1549年，1552年)不仅需要得到议会批准，也必须通过《信仰划一法案》强制执行；因此英格兰教会的教义和礼拜仪式，现在都依赖于议会权威，而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

在玛丽统治期间，流亡中的诺克斯提出了一个理论：臣民有权反抗被盲目崇拜的统治者。这一理论震惊了欧洲。诺森伯兰是诺克斯的资助人，说明公爵将自己的未来与新教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沉迷宫廷作乐，爱德华六世于1552年4月感染了麻疹，严重降低了对肺结核的免疫力，不到一年他便死于肺结核。依据出生时间顺序及亨利八世的遗嘱，信仰天主教的玛丽(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是合法继承人。但1553年7月诺森伯兰郡未遂的政变呼吁更合理的解释。事实是，诺森伯兰让他的长子于5月2日娶了简·格雷(Jane Grey)，将自己的家族与王权搭上关系。简是萨福克公爵夫人(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都铎的长女)的长女；根据亨利八世的遗嘱，简是排在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之后的王位继承人。接下来，爱德华与议会拟定了“继承案”，剥夺了他的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继承权，确立简和她的继承人为王位继承人。爱德华于1553年7月6日去世，诺森伯兰和议会四天后宣布简为女王。公爵的背叛似乎得到了证实，但他的阴谋跟爱德华本人的愿望是一致的。通过对修改《继承法案》的各个阶段的时序分析表明，最初的想法完全出于爱德华，但是爱德华在诺森伯兰公爵本人或他的部下的请求下修改了这一法案。爱德华亲自起草了“继承案”(保存至今)，并且完全由他自己修正。最起码，他一直是心甘情愿与诺森伯兰公爵合作的。

简·格雷只在位了九天。诺克斯代表她进行声辩，并威胁道，如果玛丽夺取王位，将恢复天主教并实行暴政。但是政变被扼杀了。玛丽得到了她的拥护者的警告，逃到弗瑞林姆(Framlingham)——天主教霍华德家族的城墙堡垒。在东盎格利亚乡绅的支持下，她向南进军。此时伦敦也改变了立场；诺森伯兰公爵、简及其主要盟友都受到审判并被送往伦敦塔。

女性统治的问题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16世纪，胜者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新教徒，拥护玛丽的天主教徒是失败者。此外，玛丽是一名女性统治者，在她所处的时代，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统治有些另类、不自然。早期社会是父权制，父权制也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社会态度，这规定了国家应该由男性来统治。因此，玛丽的死后名誉往往与她的具体行为关系不大，甚至与她统治时期教区和当地社区的宗教状况关系也不大，而是与有关新教的争论、反西班牙仇外心理和性别政治紧密相关。

作为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玛丽坚定地致力于实现世袭君主制的理想，决定嫁给她的表哥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在1551年后，腓力成了西班牙的摄政王，很快(作为腓力二世)又即位成为西班牙、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新大陆的君主。虽然玛丽的婚姻成为新教抗议她的重点，但也给她带来许多优势。通过在执政初期结婚，她可以避免那些原则上反对女性统治的人的攻击；而她想生个孩子的愿望(始终未能如愿)也是个重要的信号，说明她非常重视作为世袭君主的职责——那就是延续王朝的血脉。在现有的候选人中，腓力是最合格的配偶：玛丽配偶的英国候选人都是无名的贵族家族的子孙——而下嫁给一位臣民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的外交和商业利益一般是亲哈布斯堡和亲尼德兰的——亨利八世的第一次离婚是个重要例外。总的来说，没有理由认为玛丽的婚姻或信仰天主教是她走向成功不可逾越的障碍。后来的历史学家通常把大部分反西班牙和反天主教的偏见归咎于她的臣民。这些偏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议会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腓力会将英格兰卷入他的欧洲战争；二是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在宗教和商业上处于敌对状态，以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重创达到顶点，新教教会历史学家把两国的矛盾追溯到玛丽时代。

玛丽的目标是主持一个“共识”政府：将激进的新教徒和诺森伯兰公爵的亲密追随者排除在外，但这点她未能如愿，因为她不得不强行让枢密院接受她的三项主要政策：她与腓力国王的婚姻(1554年7月)，让英国恢复罗马天主教(1554年11月)，对法国宣战(1557年6月)。另一方面，她是位足够强大、为所欲为的统治者。她的婚礼在温彻斯特大教堂(Winchester Cathedral)举行。根据当时的一份纪录，她是由一位著名的西班牙贵族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交付给新郎的；但是根据另一份记载，她是由温彻斯特侯爵和其他英国贵族交付给新郎的。西班牙和英国的侍臣的位置经过精心安排，按照他们的等级、交叉站立在通往王座的台阶上。大量旗帜、横幅、飘带和其他装饰着西班牙和英国服饰的纹章图案，都是特地为这个盛大场合而制作的，民间的庆祝活动也是欢天喜地、盛况空前。

为婚姻铺平道路的条约已于1553年12月获得通过。这些条约表面上是维护英国人的利益——因为虽然腓力在玛丽有生之年成为国王，且英国成了双君主国，但是如果玛丽过世，腓力没有独立的王位继承权；没有妻子，他不能独立行使王室任免权；未经同意，他也不能将玛丽或他们将来的任何一个孩子带到国外。这些条约于1554年4月由议会批准。当时还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腓力作为丈夫对待妻子的权力，并规定玛丽婚后应与婚前一样保持“单独和唯一女王”头衔。但腓力一抵达英格兰，他就被赋予优先于玛丽的权力。官方文件对两位君主的称呼是这样的：“腓力和玛丽，承蒙上帝的恩典，英格兰、法国、那不勒斯、耶路撒冷和爱尔兰的国王和王后；信仰的捍卫者；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王子……”在国家职能方面，例如在温莎城堡的嘉德勋章受勋仪式上，腓力很快就自行扮演起国王和君主的角色——这种做法，被后来的君主制国家所效仿。腓力是否仅仅是婚姻条款中所界定的“亲王”，还是凭借自己的权力直接成为国王，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只有当他离开英国，在布鲁塞尔或其他地方时，玛丽才恢复了她这个统治者的“唯一”权威：腓力在英格兰的时间段是1554年7月至1555年8月，和1557年3月至7月；在玛丽执政的其他时间，他都不在英格兰。1555年腓力首次离开后，君主“缺席”问题开始被提上政治议程。1557年7月第二次离开后，腓力不愿返回英格兰，当时英格兰发动了对法战争——显然，玛丽将不会有机会怀孕了，这恶化了政治气氛，预示着双君主制的有效运作接近尾声。

腓力有属于自己的王家寝宫。女王的寝宫在父亲和弟弟统治期间，作为王宫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国王的侧翼”；腓力办公的地方是女王或其配偶以前用过的，位于白厅的主要位置，那也曾是红衣主教沃尔西用过的房间，实际上比玛丽的那一侧更堂皇、更宽敞。鉴于玛丽的寝宫相对较小，腓力一定会觉得空间局促。腓力从西班牙带来了服侍他的全套人马，但是到了英格兰，发现这里已经给他配齐了，还配有一支由100名弓箭手组成的护卫队。双方达成妥协，即腓力在私人卧室里只使用西班牙人，他的英国仆人负责卧室外的服务和礼仪活动。

如果拿当时百姓富裕的物质生活作为依据的话，能看出来这个时期的人们好像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对这个国家也没有忧虑。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尽情地举办着各种大型活动，对国王和女王的尊威怀着无限“遐想”。户外活动和喜庆游行的规模，与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一样盛大，室内的庆典和娱乐活动也一样。大量奢侈品被征用。奢侈品的分配并不局限于少数人：采取人人有份的政策，让尽可能多的侍臣获得额外福利。常驻大使、贵族、枢密院委员和一部分王室家庭成员都获得了慷慨的津贴。百姓的仪式试图展现双君主制。议会召开之前，将举行由西班牙和英国贵族及侍臣参加的弥撒和盛大的游行。在1555年6月和1557年10月分别为玛丽的姨妈、腓力的祖母胡安娜(Juana，曾经的卡斯提尔女王)和葡萄牙约翰三世国王举办了安魂弥撒。

玛丽恢复了在耶稣受难日的“**环”祈福仪式。她还触摸病人的瘰疬，即“国王的罪恶”；并热衷于参加“濯足节”，在仪式上为许多与她年龄相仿的贫穷女人洗脚。亨利八世在每年的“濯足节”仪式上平均花费63英镑，而玛丽为此需要花费160英镑。

在圣保罗大教堂为女王胡安娜举办安魂弥撒时，西班牙和英国贵族肩并肩走在肃穆的游行队伍前列，德·菲利亚(Feria)伯爵和温彻斯特侯爵走在最前面；随后跟着的是王室成员，法国、威尼斯和葡萄牙大使，神职人员以及一小群手持金银装饰的横幅和纹章盾的哀悼者。一辆华丽的灵车是在木质框架上用蜡建造而成，并带有装饰性的圆顶和镀金华盖。围绕灵车的四个火炬，仅蜡烛就重达1231磅。可见其盛大程度不亚于亨利八世的葬礼。

人们常常认为，腓力在政府中没有发挥积极作用，他的兴趣局限于扩张皇家海军和边境防御，为英格兰加入哈布斯堡王朝和瓦卢瓦王朝的战争做准备。这种观点纯粹是臆断。他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他一抵达英格兰，贝德福德伯爵就被指示“告知国王王国的整体状况，以及一切有关此国的事，尽你们所知道的真事”，并回答国王希望讨论的任何问题，“履行忠实的议员职责”。在温彻斯特庆祝王室婚姻两天后，枢密院向文书下达了一项长期有效的命令，即“从今以后，所有需要呈递给国王的有关地产的文件，都应以拉丁文或西班牙文书写，并将该记录送交给请求国王陛下指定的财产接收人来接收”。任何重要的国家文件，都应由国王和女王共同签字；为了加速处理次要事务，还制作了一枚包含两人名字的图章。

到1554年，枢密院内部形成了一个与王室政策制定相关的核心集团，但这个集团并不包括枢密院成员或大多数经常出席议会的人。相反，它的政治影响力完全来自个人与国王和女王的关系。集团成员会随时变动，但通常包括阿伦德尔伯爵、彭布罗克伯爵、威廉·佩吉特爵士(现在是勋爵)和其他三人。教皇朱利叶斯三世任命红衣主教波尔(Pole)为自己的教廷使节，负责英格兰与罗马之间的调停；玛丽也任命波尔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波尔在流亡回国后，成为核心集团的关键人物。尽管他不是枢密院委员，但他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对世俗和宗教事务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实上，自从诺森伯兰公爵政变失败后、女王抵达伦敦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通过信函为英格兰与罗马的重归于好献计献策。

似乎为了让这个核心集团具体化，腓力第一次离开英格兰那天(1555年8月29日)，一级新的会议政府建立了。这个是所谓的“特选委员会”或“国务委员会”，一个独特的欧洲(和哈布斯堡)类型的委员会。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做法的基础是卡斯提尔、阿拉贡、西印度群岛等的地区委员会，以及战争委员会、金融委员会等部门委员会和宗教裁判所；在这些委员会之上，还设立了一个制定政策的国务委员会。最后一种类型的委员会，是由腓力为英国所重新设计的。其成员将居住在宫廷里，并考虑“国家和财政的所有事业及其他重大时刻的伟大事业”。他们每周向腓力汇报三次，并在周日向其他枢密院委员汇报。当务之急是筹备即将于1555年10月召开的玛丽当政以来的第四届议会；还有王室的财政，特别是王室债务和对王室家族某些职位的收费。该委员会在1555年9月向腓力呈递了四份综合性报告，此后委员会与腓力之间就英国的事务保持定期通信。

尽管这个国务委员会没有按照应有的频次向腓力汇报，但是委员会一直让他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直到政权结束。报告通常涉及三到十几个主题；有时腓力给报告做了批注之后，又把原报告寄回伦敦，或者另附封面、处理信函中的议题。无论是哪种方式，腓力都仔细研究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1556年夏天，他忧心忡忡，担心国内起义、法国入侵及沿海的防御情况。国务委员会写信宽慰他，苏塞克斯伯爵、其他贵族和海军上校已被派往各自郡县并负责沿海防御。当腓力收到来信，得知法国正在总动员，位于迪耶普(Dieppe)的海军正蓄势待发，他立马把彭布罗克伯爵以海军上尉的头衔派往加来，担任守城总指挥。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腓力与玛丽结婚后不仅仅是傀儡或“亲王”，他是英格兰国王，并且一直以这个身份在行事——即使他经常不在英格兰，且远离妻子。

反宗教改革和危机

玛丽已经决定恢复与罗马的关系。几次失败尝试之后，终于在其执政时期的第三届议会时得以实现。然而，她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作假。简·格雷被推翻之后，她的支持者因为她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而拥护她；但是当她在威斯敏斯特安全登基后，人们才发现她激进的天主教信条。我们应该注意到约翰·福克斯和其他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新教辩论家的偏见，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玛丽除了迫害一事无成。的确，她脱离了人的价值观和现实感，她残酷迫害对手，1555年2月后烧死至少287人——她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击败敌人。但是知名的新教殉道士包括胡珀主教、黎德利(Ridley)主教、拉蒂默(Latimer)主教和大主教克兰麦，他们同样也是直接政治报复的受害者。许多玛丽时期的“殉道者”都是极端的新教徒，亨利八世或弗朗索瓦一世也会毫无怜悯地把他们烧死。按照16世纪的标准，玛丽恐怖统治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规模和强度，因为这些受害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1555年2月至1558年11月之间)被烧死，并且处决集中在伦敦、东南部和东盎格利亚。在其他地方新教还没成气候，北方只烧死一名新教徒，西南地区五个，威尔士三个。都铎王朝中期，信奉新教的人数在伦敦仍不超过总人口的40%；在南部和东部郡县约占15%；在诺威奇、布里斯托尔、考文垂和科尔切斯特等城镇约占25%；在北方不到5%。

更具破坏性的是，许多受害者都很年轻。自从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后，已知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三到了自由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法定年龄——14岁。因此，他们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背教者，因为如果他们对教皇权威一无所知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放弃信仰。法律规定应受惩罚的不应是简单的教义错误或真正的无知，而是“顽固的”异端邪说。根据教会法规，不是所有玛丽时期的殉道者的火刑都是合法的，包括克兰麦的。这证明了新教徒眼中受害者的立场，受害者引用了《圣经》：“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的口中获取力量。”[2]玛丽的做法遭到来自内部的反对，因为腓力明确表示他无法接受活生生把人烧死的行为，因为这很可能会引燃更强烈的抵抗。腓力虽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却质疑宗教法庭的权力，并决心阻止教皇过度干涉自己领土内的事务。腓力不赞成玛丽使用火刑，这对女王是重大打击。

玛丽辩护说，自己的真正目标始终是让英格兰与罗马和解；迫害是她计划的一小部分。因此，对她来说有利的是，到目前为止，议会里拥有土地的平信徒彻底世俗化了，因为他们几乎二话不说地否定了亨利和爱德华时代的宗教立法，并重新制定了《异端法》，长期以来他们的唯一条件是：不应该归还自1536年以来被没收的教会土地。然而玛丽需要教皇的帮助，她不能单枪匹马。1554年11月，波尔枢机主教流亡归来，代表教皇赦免了王国的罪孽，并宣布英格兰与罗马重归于好。然后，他本着反宗教改革的精神进行了教会改革，涉及礼拜仪式、教士礼仪、教育和主教监督等领域。但他的方法高瞻远瞩。他没有把人当作个人，而是群体；他在布道前强调纪律；他试图成为一名“宽容的”教士，帮助那些智力不足以自行做选择的人做出选择。这些方法无法扼制异端。波尔自称为“北极星”，认为他在英格兰可以引导迷失的灵魂。没有人给他提供完成使命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只有三年时间，几乎没钱——这是不够的。教会的机器要慢慢地停转了；如果不提高神职人员的生活津贴，就不可能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准，特别是北方地区。

如果说玛丽失败了，那也不是因为诸如托马斯·怀亚特(Thomas Wyatt)爵士在肯特郡(1554年1月)叛乱之类的反抗和阴谋(总的来说她有效地处理了托马斯·怀亚特事件)，而是因为她的政策与议会冲突。议会阻扰了她让丈夫加冕的计划，同时强烈反对她与罗马教廷修好——除非她答应土地所有者有关前宗教土地的要求。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腓力同样坚决要求尊重议会的意愿，因为他担心玛丽的不妥协态度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当议会随后以多数票拒绝没收800名左右逃往法兰克福、苏黎世、日内瓦和其他地方的新教徒的土地时，玛丽受到了羞辱，尤其是因为这些流亡者当中善于表达的成员不懈地发布反天主教的宣传，以及反对她的颠覆性文学。在涉及财产问题的领域，人们情绪如此高涨，以至于下议院的辩论几乎陷入一场打斗，并且双方都采用了不正当手段。

玛丽执政时期的重大政治危机爆发于1557年3月。当时腓力寻求英格兰干预对法战争。大多数枢密院成员拒绝参战，只有来自腓力及后来玛丽本人的压力，才促使议会最终做出对腓力有利的决定。1557年6月7日英国对法宣战。一开始还算顺利，但战争在四个不同战场进行。人们普遍不希望英国参战，尽管取得了圣昆廷(Saint-Quentin)大捷，在这场战役中英军也只是配角。腓力认为这场战斗极其重要，它后来被描绘在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the Escorial)的一幅大型壁画中。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是腓力在1563至1584年间在马德里附近建造的新的宫殿和修道院建筑群。但在英格兰，这场战役实际毫不起眼，因为高昂的战争成本和其余战场发生的危险，让这场胜利黯然失色。

最糟糕的是，腓力于1557年7月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前往布鲁塞尔之后，腓力和玛丽夫妻之间的相互信任已经崩溃。玛丽大肆宣称的“怀孕”被证明是假孕。当一位爱说笑的人无情地打趣说，“她没有多长时间可以等了”，侍臣甚至一些女王自己的仆人都会窃笑，“她丈夫已经离开她8个月了”。无法怀上孩子的沮丧，让女王几乎濒临绝望。

当战争(从英格兰的观点出发)严重失利，导致1558年1月1日加来失守，人们对玛丽的指责十分严厉。这座城镇是亨利五世留给英国人在大陆的最后一笔遗产。对国家声望的打击，让政权陷入瘫痪，腓力的最后支持者也潜逃了，特选委员会完全瓦解。与此同时，法国的亨利二世兴高采烈，且玛丽·斯图亚特与其王子的婚礼突然提前了，这是当年亨利八世和摄政王萨默塞特侵略的危险后果。只有波尔和温彻斯特侯爵继续得到腓力信任。不久，玛丽于1558年11月去世，只有她最亲密的天主教支持者为她哀悼举丧；而且数小时之后，波尔也巧合地死了——对新教教徒来说，这似乎是神圣的证明。

伊丽莎白一世宗教和解政策

伊丽莎白一世——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25岁的女儿，于1558年11月17日登上王位。起初她的重点是解决宗教问题。她的个人信条仍然难以捉摸，但她最初的目的可能是恢复她父亲的宗教立法，重建自己的王权至尊，与罗马教廷决裂，允许以改革之后的形式举行圣餐仪式(包括使用面包和酒)，仅此而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的首席顾问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后来的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比她更加高明。他本人就是一位热情的新教徒，也是玛丽时期流亡者的著名盟友和支持者，他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设计了自己所倾向的条款。

1559年1月议会开会时，塞西尔和他的密友贝德福德伯爵提出议案：重新确立王权至尊；要依据克兰麦1552年《公祷书》的完整新教礼拜仪式。但当这些遭到玛丽时期的主教们和保守派的反对，塞西尔为此设下了圈套。3月31日，在威斯敏斯特发起了一场辩论，争论焦点集中在《圣经》所主张之教义上。当天主教徒走出了大教堂，塞西尔取得了宣传上的胜利，两位主教甚至被监禁。没错，伊丽莎白被称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不是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领袖”——这旨在尽量减少神圣君主制对一个女人的影响。但是，在没有一位教士同意的情况下，《至尊法案》和《信仰划一法案》终于通过了——在宪法史上是头一回。天主教的护教论者发出了“违规”的抗议声，他们指责塞西尔实行高压政治：“部分通过暴力，部分通过恐惧”。另一项法案把前修道院财产归还给王室，因为玛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已经开始把这部分财产归还给教会了；而后一项法案则以牺牲主教利益为代价，巩固了王室的财产。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和解政策于1563年完成，当时宗教会议(Convocation)批准了定义英格兰圣公会教义的《三十九条信纲》：这些是基于爱德华统治时期由克兰麦起草的四十二条。最后，1571年，宗教和解运动比《教会统一条例》更加严酷，因为《捐款法》要求所有受益的神职人员要么同意《三十九条信纲》，要么辞职。

之后，英格兰圣公会成为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国家的支柱。尽管存在缺陷，但它让英格兰免遭当时困扰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尼德兰——的宗教内战。然而，虽然宗教和解意味着英格兰成为正式的新教国家，但是为了赢得教区居民(特别是偏远郡县和边境地区)的人心，还需要做大量的传教工作。在伦敦、城镇、东南部和东盎格利亚之外，天主教仍然占主导地位：主教和大多数教区的负责人都是玛丽统治时期任命的人，而坚定的新教徒则占少数。伊丽莎白和塞西尔继承了亨利反教皇主义和爱德华时代新教的所有负面和破坏性因素，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建立改革后的教会——不过，纯粹以教会的方式看待他们的任务是不妥的。在这个阶段，一些人惯性思维很强，他们曾把教会视为资产即将被剥夺的有钱“公司”，或者视其为社会政治联盟——其领导人是地方长官，其节日界定了社会日历。此外，新教强调“神圣”的布道和上帝的话语，是一种学术信条，对于沉浸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口头传统和象征仪式的农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天主教的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的内部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坚定的新教徒成功地营销了一种竞争性产品——基督教福音的传播。死亡引发了一场动态变化。宗教改革后，英国天主教更多地依赖亨利和玛丽时期的艰难求生能力，而不是1570年后神学院教士和耶稣会会士的努力。超过225名自称为罗马天主教徒的玛丽时代的神父，在1571年之前活跃于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尽管失去了在教会的职位，但有官方教会内的“第五纵队”支持，仍然愿意为罗马传教。然而到了1590年，只有1/4玛丽时期的教士们还活着，到1603年剩下的不到一打了。此外，伊丽莎白和塞西尔也在迫害天主教教士，有时甚至到了残忍的程度；而且随着对西班牙或教皇入侵的恐惧的增加，手段更加残忍。因此，1584至1585年，议会被说服颁布法律，规定：如果任何教士自1559年以来是由教皇当局任命的，那么他自动成为叛逆者，定罪不需要额外的证据。很多教士在伦敦塔被像理查德·托普克利夫(Richard Topcliffe)一样的人百般折磨，被戴上镣铐。理查德·托普克利夫由塞西尔或其代理人授权，伊丽莎白一世认识他，与他说过话，他在议会任职，但伊丽莎白总是假装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有100名天主教教士以不同方式遭到野蛮对待。

但最终迫使天主教陷入少数派地位的，是新教的福音传播而不是上述迫害。这种传福音的主要方式是布道，尽管伊丽莎白的吝啬和自己保守的宗教观点排除了全面的政府传道计划。自愿的“清教徒”努力，通常会取得更大成就。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统治下，宗教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权本身，而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主要推力”来自下层。

“清教徒”是一个贬义词，用于表示保守派所反对的意见的性质和程度。清教徒是指“教会叛逆者”或“更热切的”新教徒；但清教徒价值观的核心在于：新教徒在腐败和顽固不化的世界里“分别为圣”的能力。“清教徒”是有信仰的人，其中许多人是前玛丽时期的流亡者。他们试图从圣公会根除腐败和“天主教仪式”(如洗礼时的十字架、婚戒、圣餐仪式中的下跪、穿罩袍和白色罩衣、使用风琴等)；但伊丽莎白坚持拒绝调整宗教和解政策，即使在细节上。她要做的重要的事情是将她批准的请愿书传达给主教们。事实上，当清教徒的观点被清教徒教士测试时，需要严格一致。为了回应有关牧师法衣和仪式的争论，帕克大主教公布了《公告书》(1566年)，强调了《公祷书》的礼拜规定。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坎特伯雷大主教，1576—1583年在位)与清教徒一样渴望宗教改革。他敢于告诉伊丽莎白女王，他服从于更高的权力，于是他被停职了。他的继任者约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 1583—1604年在位)要求所有神职人员都赞同王权至尊、《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否则就会被剥夺权力。

婚姻与继承

在伊丽莎白的政治生涯中，其中30年里被女王的婚姻问题、新教继承以及来自欧洲和苏格兰的天主教威胁所缠绕。在天主教大国眼中，伊丽莎白不适合当一国之君。她是一个未婚女人、异教徒，还是个私生女。她的头衔和王位继承权，受到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挑战。针对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塞西尔及他在枢密院和议会的“可信赖的朋友”采取了积极主动和令人惊讶的激进方法——这出于他们强烈的新教身份感和神圣天意。塞西尔曾在1559年末威胁要辞职，因为伊丽莎白最初拒绝向苏格兰派遣一支远征军，以帮助诺克斯及其盟友趁玛丽·斯图亚特还在法国时发动一场新教革命。但即使革命成功、玛丽作为寡妇从法国返回苏格兰，塞西尔、他的追随者和间谍组织首脑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仍认为，反动势力(特别是罗马教皇、西班牙和玛丽在法国吉斯家族的关系)正在策反英格兰，并且他们打算把玛丽作为武器。出于这个原因，新教改革必须通过一切可用手段来传播，玛丽也被排除在英国王位继承权之外。1566年后，尼德兰的新教徒发动了叛乱，反抗西班牙腓力二世的统治——就是否派兵武力干预这场叛乱的问题，塞西尔采取了谨慎立场(与沃尔辛厄姆和莱斯特伯爵相比)。

无论何时这些话题被提起，伊丽莎白都试图加以禁止或限制讨论，或谢绝采纳枢密院委员们的建议。她将这些话题重新界定为“国家问题”：它们变成了国家机密(arcana imperii)——在古典文学中表达“秘密”或“国家秘密”的短语；如果在没有统治者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讨论，就会戳穿主权的面纱。伊丽莎白总是把这些事情留给她自己一个人做决定——或者说更多的是犹豫不决——辩称她需要在涉及王权和国家的问题上得到进一步的“建议”，从而把需要“建议”作为拒绝议员谏言的借口。人们反复地问她为什么不结婚，但很少得到答案。弗朗西斯·培根后来回忆她是如何“允许别人追求她，甚至向她调情”，这些“调情没怎么减损她的声望，更没有减损她的王权”。然而，有人说她是利用“求爱”来建立政治关系——这有些夸大其词了。她接连有四位“中意者”：罗伯特·达德利——莱斯特伯爵、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最后一位是埃塞克斯伯爵二世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她给四个人都送过秋波，但罗伯特·达德利是她唯一真正想嫁的男人。她上台的头18个月里，罗伯特·达德利是宫廷里的常客。西班牙大使曾写道：“罗伯特伯爵如此得宠，使得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有传言说女王陛下白天晚上都去他的房间拜访他。”到了1559年秋天，他们的亲密关系引起了桃色八卦：罗伯特已经是有妇之夫，妻子是爱米·罗布萨(Amy Robsart)。伊丽莎白可能坠入爱河了。有人谈论婚姻(也许也涉及离婚)。这一丑闻于1560年9月破裂，当时有消息传到宫廷，称爱米在牛津附近的库姆纳宫(Cumnor Place)家中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法医陪审团判定为意外死亡——但爱米是意外死亡还是自杀，从未得到证实或解释。伊丽莎白犹豫了，然后认为与达德利结婚太危险了。拖延两年后，她的意中人进入了枢密院。伊丽莎白一直保留着对达德利的爱慕之情：她把他的微型画像珍藏在衣橱里，并深情地保存着他去世前不久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不稳定。特别是当达德利擅自行事时，女王会羞辱他，甚至将他从宫廷赶出去。

在与达德利短暂的风流韵事之后，伊丽莎白试图将她的个人感情与政治考量脱离开来。她的婚姻成了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工具。在她的欧洲追求者中，只有弗朗索瓦(安茹公爵，1574年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但早于其王兄亨利三世去世)，似乎真的对她感兴趣。在谈判开始时，她以不寻常的礼貌和媚态招待公爵的代理人。她跟他谈论爱情而不是外交或条约。她款待了他，并给了他大量送给公爵的礼物和爱情信物。当安茹公爵亲自前往英国、展开追求时，伊丽莎白完美地扮演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角色。她把他的微型画像戴在自己的裙子上，或者夹在她的祈祷书中随身携带；他离开后，她给他写信，还有一首哀婉忧伤的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伊丽莎白在更年期前的最后一次恋情——但这仅仅是猜测。多少是真实的爱情，多少是逢场作戏、意在与法国签订协约，以确保英格兰能抵御不断增长的、来自西班牙的威胁——是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

对于其他追求者，伊丽莎白的确是在逢场作戏：求爱为直接的外交谈判提供了借口。腓力二世是她的第一个“追求者”；然后是瑞典国王埃里克(Eric)十四世；荷斯坦公爵阿道弗斯；奥地利大公查尔斯；法国查理九世的弟弟亨利——后来继承了法国王位的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伊丽莎白以这些谈判自娱自乐，让这些候选人之间争风吃醋。伊丽莎白在1563年至1567年间考虑过奥地利大公查尔斯，因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被认为虽然信奉天主教但比实际情况更灵活。塞西尔发现，大公坚持要在女王住处里举办天主教弥撒——这难以接受，外交努力失败了。1570至1571年，同样的障碍挫败了与法国的谈判。伊丽莎白在这个阶段寻求与法国王室缔结婚姻，仅仅是因为她认为：法国人在没有王室婚姻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同意签订对抗西班牙的协约。当亨利要求一年四季都要做天主教礼拜时，该计划破产了。

毋庸置疑，如果候选人和条约合适，伊丽莎白可能已经结婚了。有时人们说，她童年和年轻时的经历，让她在原则上厌恶婚姻。她在1559年对议会说：“在我的大理石墓碑上，应该刻着这么一句墓志铭，那就是：一位在位这么久的女王，至死还是处女——这对我来说足够了。”但不能按字面理解她的声明。她常常要被迫回应来自(男性)枢密院委员们催婚的压力，她觉得这种压力有些无理。她是位天生的政治家，也是高超的演说家。她原则上不愿结婚的说法，与她差一点嫁给罗伯特·达德利的事实互相矛盾。

关于继承问题，塞西尔被苏格兰和玛丽·斯图亚特所困扰，尤其是1565年玛丽嫁给亨利·斯图亚特后。亨利·斯图亚特就是达恩利伯爵(Lord Darnley)，是伦诺克斯(Lennox)伯爵的儿子和亨利七世的曾孙。玛丽和亨利婚后一年，他们的儿子詹姆士王子出生。30年来，塞西尔一直担心“S. Q.”(“苏格兰女王”)还活着。他称她为“S. Q.”是因为，他甚至无法忍受说出她的名字。至少对他来说，“玛丽”和“苏格兰”在很大程度上是伊丽莎白政治的组织原则。

根据1572年议会召开前夕的一份备忘录，玛丽最终成为英格兰的囚犯，被软禁在谢菲尔德。塞西尔希望议会剥夺她的财产和公民权，并把她处决。在备忘录中，塞西尔批评伊丽莎白(他自己的女王)在“处理苏格兰女王的问题上优柔寡断”。他的分析是对伊丽莎白女王自即位以来所犯错误的猛烈抨击，而且有不少错误，都是以他对玛丽的个人看法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最大的指责就是伊丽莎白“拒绝”结婚——这在国内外曾引发了危机，在她忠诚的子民中产生了“不安”和迷惑。如果伊丽莎白效仿玛丽，结婚并生下一个男性后代和继任者，情况会好很多。

接下来，塞西尔说，伊丽莎白在过去的13年里一直试图安抚天主教徒，而忽略了新教徒。为此，她种的是“风”，收获的是“旋风”。塞西尔继续说，“从一开始”，伊丽莎白发落过玛丽，好像“她想用温柔和利益来感化玛丽，使其悔过自新。”她过去太宽容了，这是个根本性错误。玛丽在英格兰非常受欢迎，“更多人”认为她是伊丽莎白的合法继承人，许多人甚至认为她是“合法的女王”。“她每天都会赢得女王陛下的臣民的人心”——这非常危险。

这份备忘录切中了关于玛丽问题分歧的核心。在苏格兰事务上，伊丽莎白和塞西尔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尽管他们能在几乎所有其他问题上合作，但针对双方关心的苏格兰和玛丽问题，伊丽莎白和她的首席大臣还是互不相让。在围绕继承问题的争论上，塞西尔将新教信仰置于世袭王朝权利之前，伊丽莎白采取了相反的做法。虽然她是新教徒，但她将宗教和政治分开，将王国的理想置于宗教之前。玛丽本人是亨利七世的曾外孙女，与达恩利结婚后，她最可能继承王位——除非伊丽莎白本人结婚生子。在处理玛丽和苏格兰问题时，伊丽莎白十分反感塞西尔的认识：宗教立场先于合法的王朝权利。

伊丽莎白希望和玛丽达成和解协议。没错，她从不愿见到玛丽(虽然差一点就接见了)，也不愿指定她是自己的继承人。但她做好了保护自己权利的准备。最值得注意的是，1566年她提出，允许一个法官小组来验证亨利八世遗嘱的合法性，确定一下其是否有合法的签字、是否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塞西尔多次试图起草《排除议案》，以便通过《议会法案》永远排除玛丽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塞西尔完全可以被描述为一位准共和主义者，因为他个人的政治观点预示了1688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詹姆士二世被同僚和议会废黜，一位新教徒根据宗教立场继位，无视世袭王权权利。

描绘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玛丽这两个“竞争对手”的传统模式，只能到此为止。伊丽莎白当然想决定玛丽第二次婚姻的条约和对象。但这两个女王的共同点远超过了这个模式所允许的范畴。两者都维护君主制的理想：她们可能被异想天开地说成是“女性君主工会的全额付费会员”。两人都看到了允许宗教支配自己政策的危险，两人都厌恶她们的领头(和新教)议员跨越苏格兰边境进行串联活动——因为这样会削弱她们的理念，并将她们推向不希望去的方向。

但是，当玛丽女王在苏格兰犯错时，她不仅疏远了敌人，还疏远了自己的朋友。1568年5月，当她输掉了兰赛德战役(Langside)、逃往英格兰时，伊丽莎白(在塞西尔的建议下)囚禁了她。一连串的阴谋形成了，天主教的、教皇的和亲西班牙的野心结成危险的联盟，所有塞西尔的担忧似乎都将成真。但让玛丽嫁给诺福克公爵的阴谋，以及由信仰天主教的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领导的1569年北方起义，都缺乏连贯性，很容易被摧毁。到1572年，伊丽莎白和塞西尔通过了另一项重大考验，王国得以保持稳定：塞西尔被封为伯利男爵。

新教事业和无敌舰队

玛丽逃往英格兰和北方叛乱开启了政治新阶段。在整个欧洲，宗教方面的立场两极分化：英格兰扮演着新教的核心捍卫者的角色。1568年12月，塞西尔扣留了几艘腓力二世派往尼德兰运输珍宝的船，英格兰与西班牙关系恶化。然后教皇庇护五世发布诏书——通谕《在至高处统治》(1570年2月)，宣布伊丽莎白被逐出教会，并敦促虔诚的天主教徒将她罢免。接下来是1572年巴黎发生针对新教徒(胡格诺派)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和尼德兰的公然反抗：两起事件都唤醒了新教徒的良知，并激励英国人自愿为尼德兰人和胡格诺派教徒提供援助。最后，伊丽莎白与法国签订的防御协约被腓力二世视为敌对行为。在这些问题上，枢密院内部存在分歧。但除了少数例外，在反对西班牙并致力于欧洲新教事业上，枢密院委员们团结一致。特别是，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新教外交政策的大目标上，伯利男爵、苏塞克斯伯爵、莱斯特伯爵和沃尔辛厄姆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英格兰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动用军事干预。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希望英国直接干预尼德兰的起义；但女王和伯利坚持认为，凭英格兰一国之力不能战胜西班牙。

然而1585年战争到来时，英格兰变得孤立无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伊丽莎白间接协助法国在尼德兰对抗西班牙，试图以最低成本调和相互冲突的政治、宗教和商业利益。她甚至支持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她最合适的追求者)在尼德兰的军事干预。但安茹公爵于1584年6月去世，未能阻止西班牙的势力。当信奉新教的那瓦尔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时，宗教冲突在法国复燃：吉斯家族公开与西班牙结盟(1584年12月签署《儒安维尔协议》)，使得法国国内立场不一，而腓力二世的势力变得更强。在腓力合并了葡萄牙(1580年)和亚速尔群岛(1582—1583)之后，他的舰队规模超过了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总和。西班牙圣克鲁斯(Santa Cruz)侯爵就这一点提出了“英格兰计划”(Enterprise of England)：打造一支推翻伊丽莎白的“无敌舰队”。观察家们只讨论了应该首先征服尼德兰还是英格兰。

一个关键事件是尼德兰领导人威廉·奥兰治(1584年7月10日)被人用手枪暗杀。这引起了英国政客们的恐慌，担心伊丽莎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1585年5月，正当腓力信心满满地要截获伊比利亚港口的所有英国船只时，伊丽莎白发动了报复：于8月份与尼德兰国会结盟，并让莱斯特伯爵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前往尼德兰。但莱斯特的远征军遭受了惨败。他在1587年12月灰溜溜地回国，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只有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其他海盗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劫掠西班牙船只时，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胜利。最后，伯利和他“信赖的朋友”得逞了，玛丽·斯图亚特被审判并处决(1587年2月8日)。因为新的天主教阴谋中至少有一个涉及暗杀伊丽莎白未遂，这让枢密院的态度更加坚定。伊丽莎白本人犹豫不决：玛丽已经被审判并被定罪，但她是照天意选定的女王，伊丽莎白拒绝弑君。但枢密院不能再等了。伯利向伊丽莎白撒谎，告诉她无敌舰队已到达威尔士。结果是她签署了玛丽的死刑处决令，伯利立即派人传达了处决令，赶在伊丽莎白改变主意前处决了玛丽——因为他深知她必然会改变主意。苏格兰(和欧洲)严厉谴责此事，但是21岁的詹姆士六世没有抗议，因为他得到了大量的补偿金以及最耀眼的奖赏——英国王位继承权。

1588年7月19日，无敌舰队最终出现在锡利群岛海域附近：它的目标是征服英格兰，这本身就可以确保重新占领尼德兰。舰队的计划是赢得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在尼德兰海岸与帕尔马公爵会合，将腓力的佛兰德斯军的精锐运到英格兰。主力舰队将掩护帕尔马渡过英吉利海峡，然后无敌舰队的舰载士兵与帕尔马军队会师，共同入侵英格兰。无敌舰队由梅迪纳·西多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指挥；英国舰队由埃芬汉的霍华德勋爵率领，德雷克(Drake)是副指挥官。霍华德的旗舰是“皇家方舟”号(1581年，为沃尔特·雷利爵士而建造)；德雷克是“复仇者”号的舰长，1575年被委任。在整个英格兰，各地民兵被动员起来；在地图上圈定了可能的登陆点，并加强了防御工事。但是如果帕尔马真的登陆了，这些民兵和防御工事很可能被摧毁：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至关重要。

在这场海战中，无敌舰队战败与一般传奇相差不多，当然传奇的碗赛除外。主要战役在佛拉芒海岸的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打响，制胜的关键是火炮：无敌舰队只携带了19或20门大炮，173门中口径重炮，基本没有战斗力，有些在使用时爆炸——这表明它们未经测试。另外，西班牙人只有21门长炮(远程铁炮)，而英国人有153门；西班牙人有151门半长炮，英国人有344门。简而言之，霍华德勋爵和德雷克的舰队在航行速度和武器上均超越了对手。

遭受重创的无敌舰队向北逃往福斯河(the Firth of Forth)，绕道奥克尼群岛(the Orkneys)和爱尔兰西海岸返回西班牙。1588年8月，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以祈祷和公众感恩来庆祝胜利。但这是一次侥幸的胜利，此后，伊丽莎白再也没有将她的整个舰队一次性投入战斗。此外，虽然通过避免与外国结盟、依靠皇家海军和掠夺敌人船队的兼职海盗船，伊丽莎白以最低代价牵制了西班牙——后世对此引以为豪，但在欧洲大陆的陆地战争中，海军的威力还是被神话了。海上战争只是席卷整个西欧的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以法国内战和尼德兰起义为中心。由于伊丽莎白缺乏资源单独与西班牙对抗，她被迫出手帮助纳瓦拉的亨利和尼德兰人。天主教联盟在皮卡第、诺曼底和布列塔尼最为强大；这些地区和尼德兰形成了连续战区。1589至1595年间，伊丽莎白每年向法国和尼德兰派遣援军，除了装备和支付自己的部队的开销之外，她对法国胡格诺派和尼德兰人的现金补贴超过100万英镑，而且士兵伤亡惨重。相比之下，英国海军行动更像是英勇的配角。

黄金时代？

然而，从几个角度来看伊丽莎白时代后期的政策，对英国都是有害的。纳瓦拉和盟友的目标出现了分裂：1593年7月，他皈依天主教以确保他作为亨利四世继承王位，破坏了建立一个欧洲新教联盟的希望。然而，伊丽莎白继续支持他，因为一个统一的法国恢复了欧洲的力量平衡，而他欠英国的债务确保了英法在短期内能继续合作。接下来，女王与荷兰人关于不断增加的债务及英国驻军和辅助部队的费用问题发生了争吵。战争的代价在英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有议会税收，也只能通过借贷和出售王室的土地来解决财政空缺。最后，战争实际上蔓延到了爱尔兰。爱尔兰宗教改革没有成功：西班牙在那里尝试了像无敌舰队一样危险的入侵。这些问题连同严重的内部反抗，迫使枢密院开始考虑对爱尔兰的全面征服——这种想法有一定逻辑，因为亨利八世曾假设自己也是爱尔兰的国王。伊丽莎白犹豫不决。

最后，她派遣她的亲信埃塞克斯伯爵(星光耀眼但是个偏执狂)于1599年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前往征服爱尔兰。但埃塞克斯的失败甚至超过了莱斯特在尼德兰的败战；他孤注一掷，试图通过施展个人魅力来挽救他的职业生涯，但是在紧要关头却又擅自逃跑了。后来，他领导他的派系在伦敦街头发动绝望的叛乱，事败后于1601年2月被处决。蒙特乔依(Mountjoy)勋爵在爱尔兰取代了他，1601年使盖尔人首领归顺，并大败西班牙的一支入侵部队。对爱尔兰的征服在1603年完成，但结果本质上是矛盾的：英国霸权得到确立，但征服的事实失掉了当地盖尔人的民心，也使推进爱尔兰宗教改革从而实现与英格兰的文化统一的希望破灭了。

然而，这种矛盾并不局限于爱尔兰的历史。衰败最明显的领域是政府。在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伊丽莎白时代的政府机构是否已变得腐朽？现在的批评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税收不足、地方政府管理不善和军队招募不足；中央政府腐败盛行；滥用王室特权授予侍臣及其客户有利可图的“垄断权”或许可证——制造了他们可能会执行某些法规以谋私利的漏洞；与16世纪90年代人口增长和经济困境规模相比，《济贫法》(the Poor Law)的好处微不足道。

为了赢得支持，伊丽莎白和伯利放任税收制度衰落。尽管政府支出飙升，但议会补贴的价值不仅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而且由于静态税收评估和普遍的偷漏税，出现了以现金形式计算的收入下降。税率变得一成不变了，而评估税率的基础成为纳税人未经宣誓的声明。虽然沃尔西在亨利八世的统治时期实施了现实的税收政策而且成绩斐然，但伊丽莎白基本上放弃了这项政策。虽然伊丽莎白统治初期的一次性补贴税收的收益为140 000英镑，但实际最终只有80 000英镑。伯利自己也逃税了，尽管他在1572年之后还担任财务大臣。他在议会中虚伪地斥责税务欺诈行为——但他自己的收入评估停留在133英镑6先令8便士，而他的实际收入大约是每年4000英镑。

伊丽莎白政府未能维持税收的收益是都铎王朝的最大弱点。无可否认，伊丽莎白的地方税收提高了，特别是用于对于贫困救济、道路和桥梁维修以及民兵支出上的投入。民兵的招募和训练非常昂贵，又增加了地方的税赋。到16世纪80年代，培训费用相当可观；地方也负责提供教区武器和盔甲的库存；支付检阅官的薪水；修复沿海堡垒和修建灯塔；给派往国外服役的士兵提供武器和制服，并将其运送到登船的港口。在肯特郡，1585至1603年期间，该郡承担的军事筹备费用超过了10 000英镑。的确，装备和运输部队所需的“服装和行军”费的一部分是由财政部提供的，但实际上，地方承担了四分之三的费用。此外，在战争期间，为了增强皇家海军实力，政府传统上从沿海城镇和郡县征用商船(通常是渔船除外)。16世纪90年代的王室，除了征用船只，还开始征收金钱，并强迫渔民在海军服役，以及入伙海盗——这损害了当地经济。当造船税延伸到内陆地区(如约克郡西区)时，引起了人们的反对，以至于开始质疑王室征税的权力。

然而，战争经济的压力是累积的：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岁月里，105 800名男子被征召入伍，参加在尼德兰、法国、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战争。兵役成了不满情绪的导火索。1595年以后为爱尔兰战事而进行的征兵，引起了最大的不满。1600年，当军队前往阿尔斯特(Ulster)途中，肯特骑兵在切斯特近乎发生哗变。对郡县的压力导致行政崩溃，人们反对中央政府的要求，同时贸易中断、瘟疫暴发(其中大部分是从国外返回的士兵携带进来的)、1596年和1597年的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这一切，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然而，在中央政府层面，不断上升的腐败标志着中央政府变得崇尚金钱主义。长期战争期间，王室赞助的短缺和晋升前景的阻塞，刺激了卖官鬻爵的盛行。宫廷里的相互竞争创造了一个可以买卖影响力的“黑市”。官职可以被公开交易——但与亨利七世时的卖官不同，现在的交易没有给王室带来多少经济利益。钱付给了侍臣，让他们去影响女王的选择。一个小职位的价格大约200英镑，油水足的职位可以竞拍到1000英镑到4000英镑，比如王室监护法院的破产管理官或者战争期间的财政长。买官竞标等于投资，因为如果被任命，新官上任后，将使用他的职权连本带息捞回他买官的成本——因此，该系统无论按都铎时期的还是现代的标准都是腐败的，因为这是牺牲公共利益而牟私利。

在伊丽莎白时代晚期，许可证和垄断问题，引起了对政府的更加公开的反对。在一个世纪里，1597年和1601年的冲突是议会中最丑陋的。冲突表明，人们对侍臣和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不满情绪，已经相当强烈。的确，一些垄断或许可证是真正的专利或“私人专控权”，而另一些则建立了海外贸易公司——这些公司也为海外商人提供了宝贵的领事服务。但许多海外贸易公司只是为了让专利权人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或者给予专利权人专有权，制造商或商人要开展合法业务必须向他们支付费用。他们将钢材价格抬高了一倍，使淀粉价格翻了三倍；导致进口的玻璃制品价格上涨四倍；盐价上涨11倍。侍臣们可以强制执行专利权而不受惩罚，因为专利权依赖于王室特权：普通法法院在没有王室同意的情况下，不具备审查它们的权力。愤怒情绪在16世纪70年代首次在议会中释放出来，但是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爆炸性的垄断行为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对。当一位年轻的律师威廉·哈克威尔(William Hakewill)喊道：“难道没有面包吗？”伊丽莎白才亲自进行干预。1601年，她以牺牲专利权人为代价避免危机：发布一项宣言，废除了在议会中被谴责的12个垄断企业，并给予受其他专利伤害的主体在普通法法院寻求补救的权利。

对伊丽莎白政府的最后一条批评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和16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困境，《济贫法》的好处受到抑制。农产品价格在1594至1598年实际上比1615年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高，而1597年的实际工资比1260至1950年之间的任何时间都要低。可能有2/5的人口在生存线以下挣扎：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高地，营养不良甚至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疾病不受控制地蔓延；有关财产犯罪的报告增加，并且成千上万的家庭不得不去领取教区救济。

1572年、1598年和1601年通过立法惩罚流浪行乞并且救济穷人。议会实行了一个全国性的强制征收教区税(parish rates)的计划，以救济老人和需要依赖的穷人，同时下令人们必须购买羊毛、亚麻、大麻和铁等原材料——这样，那些身强力壮的失业人员可以在自己的社区里工作。这样就建立了济贫和征收当地教区税的体制，这个制度直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出台才被终止。因此，从物质意义上讲，如果考虑通胀因素，通过立法来济贫远远没有做到位。到1600年，贫困救济金的慈善捐赠，据估计现金总额为每年11 700英镑，占国民收入的0.25%。然而，由于税率不高，筹集的资金估计也更少。如果这些数字是正确的，人们听到的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而已。在不同的层面上，《济贫法》是一支安慰剂，告诉“劳动穷人”，他们的社会上层对社会秩序的看法跟他们是一致的，并谴责“英联邦的蠹虫”(主要是中间商)。

物质文化、艺术和文学

在社会更高层，都铎王朝的庄园和高级住宅(prodigy house)越来越奢华。1580年之前的建筑物结合了中世纪晚期和古典风格，但大多数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炫耀委托人的财富和权力。例如，德贝郡(Derbyshire)的哈德维克庄园(Hardwick Hall)，使用了大量的玻璃，采用高耸对称的结构，从1591至1597年由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ythson)为伊丽莎白也就是什鲁斯伯里公爵夫人所建，这个设计是对沃尔西建造汉普顿宫的计划表示敬意。庄园的护墙上刻着显眼的两个首字母“E. S.”(代表Elizabeth Shrewsbury)，宣告主人的名字。高耸的砖砌烟囱成了一个特征，表明下面就是主楼内的壁炉、厨房和服务用房(如洗衣服和烤面包)，它们要么在一个侧翼，要么在半地下室。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室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面积受限的地点建造的城市住宅，特别流行建地下室。家仆开始被安排住地下室——后来花了300年才把他们从地下解救出来。

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和高级住宅的主要内部特征是长长的画廊，挂着历史人物的肖像，长廊里是私人谈话或者娱乐的地方。事实上，这些长廊仿照的是本世纪初建造的皇宫里的那些画廊。早期的例子包括沃尔西在汉普顿宫、约克坊(后来的白厅)和伊舍(Esher)建造的画廊。以类似的方式，底层的客厅取代了大厅成为最常用的家庭起居室和餐厅。一家人住在一层的客厅和二楼的房间里；仆人们在一层、二层和地下室干活儿，睡在阁楼或角楼里。因此，楼梯重新焕发活力：木框架结构逐渐成为楼梯的特色。最后，提供自来水和改善卫生条件，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对私人和公共卫生的关注。在城镇住宅，家庭经常会花费很大的力气来解决排水和卫生问题；为了换取供水或排水，他们有时会向市政当局支付现金，但经常是为城镇法院或议会提供一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