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5—1603)

约翰·盖伊(John Guy)

人口变化

在前工业社会，变革的最大推动力往往是人口或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16世纪，黑死病肆虐后不列颠群岛的人口开始迅速恢复，但当时的农业生产能力足以养活增加了的人口。饥荒和流行病多次扰乱都铎王朝的经济，并没有彻底摧毁经济发展。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耕地面积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刺激了农业商业化和企业家的崛起，鼓励了城市和住房的更新，进口的奢侈品也提升了人们的物质文化追求，刺激了商人的野心。商人们在新大陆和东印度群岛开拓投资，并开始在土耳其、俄罗斯、非洲、欧洲大陆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传统市场开展贸易。

1485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格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闭关锁国。黑死病肆虐后，英格兰恢复缓慢，基本上是人口恢复的过程，下面的数字就是有力的证据。在黑死病(1348年)前夕，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一直保持在400万到500万之间。到1377年，人口因持续瘟疫锐减到250万。英国(不包括威尔士)人口在1525年仍然不超过226万，从黑死病暴发到亨利八世即位，英国人口统计史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没有增长。但是这一趋势在1525年之后突然发生逆转。从1525到1541年，人口增长迅猛，这是一次长期停滞后出现的爆炸性增长。这轮增长在1541年后有所减缓，但人口仍持续稳定增长，仅在16世纪50年代末出现短暂的逆转；1601年达到410万。另外，威尔士人口从1500年的21万增长到了1603年的38万。

数据来源： E. A. Wrigley and R.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英国人口史，1541—1871》)1981

虽然地主和中间商从商业化农业中获利，然而其他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对一个农业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来说，需求突然增加，给衣食的供给造成了压力，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16世纪90年代，社会普遍贫困，无数农民家庭和城市居民备受贫困折磨，须依靠教会救济或民间慈善来维持。通货膨胀、投资者的土地投机行为、圈地运动、失业、流浪和城市贫民区都是沉疴宿疾，都是人口增长和粮食市场化的常见症状。在15世纪，农场租金降低——因为很难找到佃农；地主被迫放弃直接利用土地，而以优惠条件把土地租给佃农。农民按惯例租种的土地所缴纳的租金，一直比较低；劳役已被现金取代，因为农奴制在1485年基本消失。与此同时，由于1348年以后劳动力紧缩，导致货币工资上涨，市场需求下降，粮食价格下跌。

1525年以后，需求增长刺破了由于人口增长停滞所带来的虚假繁荣的泡沫。对土地的渴求导致土地租金飙升。企业家地主驱逐了农场佃农和公簿持有农[1]。外部投机者以牺牲现佃农利益为代价，把几个相邻的农场连接起来，联合经营以谋利。瘠薄的土地被改造成牧场，以发展更有利可图的牧羊业。地主或者擅自占地者们圈占公共用地、开垦荒地，导致公共放牧权名存实亡。常见的观点认为，都铎王朝时期活跃的土地市场孕育了一个欺压穷人的、贪婪的资本家阶级——虽然这么说稍显夸张，但确实没有几个地主心慈手软：在土地所有权不全的代理商中跃然兴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侵扰了众多合法土地所有人的利益。

通胀和失业给人民的生活造成的困难最大。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刺激着农民把粮食和饲养的牛拿到城镇上售卖——尤其是在伦敦地区——而不是用来满足农村的基本生活。小麦和大麦可以囤积长达三年，或者运到价格最高的市场上卖掉；为了卖个好价钱，赶牛群上市的人可以行走放牧上百英里。不断增加的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给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商品往往供不应求，尤其是在流行病或恶劣天气导致歉收的年份。以现金计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开始快于工业品，1525年以后上涨速度更快。按实际价值算，价格上涨比看上去的波动更剧烈——因为人口增长使得劳动力充足而廉价，工资很低。到16世纪90年代，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平均工资和生活水平相应下降，工人一天的工资仅够支付食宿。身强力壮的人(其中许多是因为地租上涨或公共土地被圈占而流离失所的农民)如潮水般，一批一批涌向卫生条件恶劣的城镇去找工作。

总的来说，从亨利八世即位到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必需消费品价格上涨了5倍。年化价格指数高达100左右，直到151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0。到1530年，这一数字已经逐渐上升到169。到1547年，即亨利八世去世那年，该指数进一步增长到了231。1555年该指数达到270；两年后竟达到了惊人的409——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一系列货币贬值的延迟效应所造成的。伊丽莎白于1558年即位时，该指数已恢复至中位数230。随后再次攀升，但升幅更为平稳：1570年为300， 1580年为342， 1590年为396。但16世纪90年代末，雨水过多，庄稼歉收；同时发生的区域性流行病和饥荒，导致1595年指数达到515， 1598年为685， 1600年才降到459。

若把人口数当作x轴，同期购买力指数作为y轴，建立一个关联坐标，显然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是负的。随着人口增长，生活水平逐渐下降；1556到1560年间，人口增长先放缓，随后骤然下降，这时期生活水平开始恢复。之后生活水平再次稳步下降；直到1586至1597年和1594至1598年暴发的短暂自然灾害，才打破之前的相关性。尽管自1570年以来，累积增加的雇佣劳动力多少缓冲了这种负面效应。

换句话说，人口趋势是决定16世纪不列颠群岛命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政府的政策、资本主义企业家、欧洲从美洲进口的白银、更快的货币流通或货币贬值。王室战争支出、大量借款以及货币操纵，加剧了通胀和失业。但经济生活主要与人口增长有关。

鉴于此，最大的成功即避免普遍的生存危机。在16世纪50年代后期和1566至1571年间，生育率出现下降。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结婚的人口比例较低。每隔15年左右就会发生至少一次粮食歉收，导致较高的死亡率——其中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1555至1556年和1596至1597年。任何年份收成不佳所造成的影响，往往要持续到下次丰收或庄稼收割。最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有两次：从1555年持续到1557年，从1596年持续到1598年。然而，尽管饥荒和疾病对受灾区特别是对16世纪90年代的城镇带来毁灭性打击，但是并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死亡。无可否认，除了其他困难之外，玛丽女王政权面临着黑死病以后最严重的死亡危机：人口在若干年内减少了20万，相当于总人口的6%。但是，由于一些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就地理范围而言，这不是一场全国性的危机，但人口增长暂时受挫。事实上，16世纪饥荒的年份、强度及其有限的地理范围表明，饥荒危机正在减缓，而不是随着时间发展而恶化。同时，相对于更大的人口，死于流行病的人也比以前减少了。在伊丽莎白统治的三分之二时间里，农村没有被危机波及，农村人口总是过剩。而且，当这些城镇的死亡率高得离谱时，农村中的剩余人口既可以增加务农人口，又能移民到城镇来、填补城市劳动力的短缺。

都铎时代也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即使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尤其是没有土地的雇佣劳动者)变得更穷，但不同群体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例如，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建筑工人的工资水平低了很多，而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工薪阶层，如金属工人或门迪普(Mendip)的矿工的实际收入，可能略有增加。在大多数地区，工薪家庭并不完全依赖他们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多种职业，如国内个体户和家庭手工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除了住在伦敦内城的居民以外，城镇居民也种植蔬菜、养猪、养绵羊、养山羊、酿造啤酒。贵族和绅士的家庭佣工，除了少量的现金收入外，还获得食物和饮品——虽然实物支付到16世纪90年代越来越少了。

建立新王朝

现在看来，长达30年的内战(玫瑰战争)仅仅是断断续续的动乱——包括存在短暂的流血；而且，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1485年8月22日)大获全胜，不应仅仅归功于运气和时机恰当。博斯沃思原野战役是决定性战役，因为理查三世及众多贵族大臣在战斗中被杀；因为理查提前铲除了最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因为亨利在战争前一天机智地宣称自己为国王，宣布理查余党是叛徒。通过迎娶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亨利维持住了那些在一开始就与他一起反对理查的约克王朝背叛者对他的效忠。随后，他们的孩子陆续出生：1486年亚瑟出生，1489年玛格丽特出生，1491年亨利出生，1496年玛丽出生——这样他就以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显赫贵族家族的联盟”。亲都铎王朝的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对此大加赞赏，后来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对此也备加称赞。

亨利七世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能否建立一个新的君主政权，还有待观察。关键在于他能否统治贵族并将王权置于派系之争之上。国王不应只是做君主，而应治理国家。长久以来，英格兰国王一直是“平等者中的领头羊”，而不是“国王和皇帝”。玫瑰战争对农业或贸易造成的损害不大，但却破坏了对君主制的信心：人们认为国王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保护所有臣民的权利。特别是，王室政权已经不再是政治中立者，而是被一些人转变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君主制的所有方面——特别是法律制度——都深受家庭忠诚、贵族争斗、裙带主义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

托马斯·莫尔认为，爱德华四世去世的时候，他的王国处在“太平盛世”——替爱德华说句公道话，国家重建的工作，在他去世前就已经开始了。爱德华四世没有过多建树，是因为他过于乐善好施，并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婚姻破裂，沉湎酒色。他英年早逝预示着理查三世即将篡权。相比之下，亨利·都铎谨慎、狂热、机敏、俭朴，有些人认为，他在财务上小心翼翼，到了近乎贪婪，甚至爱财如命的地步。他对君主政权和治国之道的看法，与前几任国王迥异。亨利将精简的欧洲政府作为典范，尤其是他在流亡期间接触过的布列塔尼和法兰西的行政管理。这位之前没有执政经验的国王，对贵族价值观毫不同情，甚至不惜冒险短期内破坏王国的稳定来反对贵族势力。15世纪的统治者一般乐意与贵族结盟，但亨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贵族效力于国王的君主政权。为了确保贵族处于从属地位，他无情地颠覆了他们在当地及其领地的影响力，并把支持他们的乡绅变成自己的次等侍臣。他决心通过中央集权的宫廷亲自统治英格兰，而不是通过中间机构。这里仍然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当亨利遭到谋反的时候，那些拥兵自重的贵族也许会袖手旁观。

在几次约克党鼓动的政变中，得到北方和爱尔兰支持的冒牌国王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在1487年发动的叛乱最具威胁力。15世纪90年代珀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的叛乱同样威胁力巨大；直到亨利采取机智的外交手段使支持沃贝克的苏格兰、佛拉芒和法国保持中立，叛乱才得以平息。西姆内尔在斯托克(Stoke)战役(1487年6月16日)中被击溃，他的拥护者被杀或被赦免，这位年轻的冒充者被纳入御膳房工作。沃贝克于1497年8月落入亨利手中，不久他因仰仗国王的仁慈胡作非为而被绞死。然而他的拥护者深深渗透进了亨利的核心圈子：国王继父的兄弟威廉·斯坦利(William Stanley)爵士是秘密策划者之一。对于亨利来说，1497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因为他面临着接连不断的事件：康沃尔发生抗税叛乱；苏格兰边境的动**使得战争一触即发；沃贝克入侵，导致埃克塞特被占领。

消灭了沃贝克后，亨利开始醉心于确保王朝的安全，勇于承担政治和财政上的义务，以及恢复法律和秩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用人时，依据这个人的贤能及对朝廷的忠诚，不在意他的社会地位。在运用王室任免权和搭建枢密院时，这一原则体现得最为明显。王室任免权是指王室授予官员及其家眷职位、土地、养老金、年金或其他津贴，是政治控制的主要武器。所有臣民，无论是尊贵的贵族还是卑微的骑士、绅士，都会为了从国王那里分得更多利益而相互竞争。无论地位多么高的贵族，都加入了有失尊严的争抢。亨利根据有限资源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王室任免权制度，还对具体授予情况进行审查，以确保其支出能有预期的回报。《解散修道院法令》(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颁布前的岁月，王室资源有些捉襟见肘；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也是如此。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亨利七世设定分配王室任免权的频次和标准；这种做法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此严苛的条件，不但会显得过于吝啬而且资金额度太少，又不能及时下发，极大地削弱了王室仆人和追随者的士气甚至忠诚。

1497年的危机过后，亨利的办法成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有机结合。在他的庞大且活跃的枢密院，他推广会议磋商——这种方式一方面鼓励了委员们经常参会，但另一方面使得会议变得枯燥无味。在16世纪30年代重建枢密院之前，所有贵族都可能是枢密院委员，其政治身份取决于参加枢密院会议的频次。在威斯敏斯特，枢密院设在“星室法庭”(又称“星座法院”，其大厅的蔚蓝色天花板上装饰着带金箔的星星)，这里既是枢密院开会的地方，也是一个法庭。在议会休会期间，星室法庭成为国王、大臣们和贵族的主要联络点，一直到大法官、枢机主教沃尔西(Wolsey)1529年垮台。在亨利七世当权期间，星室法庭讨论的问题(如内部安全、国防及外交事务等)必须得到权贵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是军队的集结人和首领。庞大的枢密院从未讨论过亨利七世的财政或执法政策，这些议题要交给那些精通法律的枢密院成员和附属审计法院的成员。但是，亨利把出席宫廷节日以及枢密院会议作为大贵族身份的一部分，这大大消除了关系疏远的贵族带来的威胁——这种威胁源于可能缺乏沟通以及贵族们在政治圈里的孤立地位。

接下来，亨利下定决心把城堡和驻军的指挥权，甚至对军事活动的监督权，都集中到他的内臣手中。如果他觉得贵族行使权力时藐视王室利益，他会对领地的贵族势力发动直接攻击——这种攻击发生过若干次。攻击通常是，要么通过法律对其不法行为进行指控和罚款，要么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剥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

例如，伯加韦尼勋爵乔治·内维尔(George Neville)于1507年在王座法庭受审，罪名是非法保留一支私人军队。他认罪(人们在亨利七世统治下都会认罪，因为认罪会罚得少点)，被罚款70 650英镑。按当时每人每月5英镑的平均薪酬算，相当于他从1504年6月10日至1506年12月9日的30个月里雇用了471名男子。这支所谓“军队”似乎包括25名乡绅、4名教士、440名自耕农、1名修鞋匠和1名补锅匠——朝廷对细节掌握得太精确了。在原则上，亨利当然不反对保留私人武装：他尊重伯加韦尼的“军队”，下至最后一名肯特郡的补锅匠，就像尊重其真正的领地主人一样(更美妙的是由伯加韦尼承担这支队伍的开销)——前提条件是这支军队首先要服务于国王。尽管亨利采取了防御性外交政策，还是让英格兰卷入了欧洲事务的纷争中。1501年其子亚瑟王子(Prince Arthur)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闪电式婚姻，提升了亨利在欧洲的声望；而他与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of Brittany)的协议，迫使他于1492年率领26 000人的大军短暂入侵法兰西。除了从王室自己的领地上招募的士兵和要求贵族提供的士兵之外，英格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国王——拥有的士兵数量很少。因此，伯加韦尼的案件颇具惩戒性和警告性，其罪行并非如判决所述。事实是，这是一支私人军队，其主人的忠心受到亨利的怀疑，他出身约克党，而且此人与1497年发生的康沃尔叛乱有很大牵连。

剥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这一惩罚手段要严厉得多。剥夺公民权指议会法令判定嫌疑人犯了叛国罪，并宣布没收其财产，归国王所有，且宣告其血统已“腐化”。该手段实施的结果往往是受害人被执行死刑，但并不一定完全没收其土地。多数剥夺公民权的案件后来都被撤销了，做出有利于其继承人的判决——但并不是全部的财产都得到归还。亨利七世执政期间，共有138人获此罪名，其中86人自始至终未被平反。亨利七世只平反了46人，亨利八世平反了6人。与亨利六世、爱德华四世，甚至理查三世执政时期相比，这些数字相形见绌，反映了都铎王朝政策的严酷性。

这位新王朝的开创人在执政后期，政策严酷过了头。1506年，他委任一位外来的教会税征税者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来撰写英国史。正是波利多尔写道，1502年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变得贪得无厌：

他用比以往更严厉、更苛刻的手段对待人民，以便(正如他自己声称的那样)让人民更加彻底地服从于他。人民对他的做法有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自己遭受痛苦不是由于自己的罪孽，而是由于君主的贪婪。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一开始就是出于贪婪，但后来贪婪已经昭然若揭了。

围绕亨利的意图的争论仍然激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有三点是明确的。首先，他的罚金额度从100英镑到10 000英镑不等，根据他认为被罚款人可接受的程度而具体实施。这些罚金旨在让政治国家——特别是贵族——任由国王摆布，并避开正当的法律程序。如果任何人被认为行为不端，他只会因拖欠罚金而被起诉：无法就被指控罪行的性质或程度提起诉讼。换句话说，亨利七世用收罚金代替法律，而约翰王和理查二世用空白宪章代替法律。其次，亨利的两位重臣理查德·恩普森(Richard Empson)和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贿赂了法官，以做出对国王封建权利有利的裁决。最好的例子是威斯特摩兰伯爵庄园一案。在案件中，议会要展开调查，以纠正亨利八世执政时期的问题。最后，亨利七世出售重要官职，包括法律要职。他两次高价出售了普通诉讼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职位，还出售了司法大臣、主事法官和下议院议长的职位。

通过这些手段，亨利七世在玫瑰战争之后恢复了王朝的稳定。他建造了新的宫殿，并将宫廷变成了政治熔炉，将贵族的地位降格为侍从。他开始建立一个由官吏管理的中央集权国家，并通过确保唯一幸存的儿子的继承权而企图使自己的王朝不朽。但是人们高估了他的财力。尽管从罚款和勒索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储备，但在执政后期，外交上浪费了大笔资金，而且由于亨利过于吝啬，未能足额支付主要官员的薪资，迫使他们去压榨地主和富有的商人，达成私下交易，中饱私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亨利·怀亚特爵士(Sir Henry Wyatt)，他以超低价从王室债权人，特别是肯特伯爵那里购买土地。是国王明知他们所作所为却又故意佯装不知？还是为了能在他们犯错时有理由剥夺其财产？还是说，国王并未尽其治国之责？

年轻的亨利八世

亨利七世于1509年4月21日晚11点驾崩，两天秘不发丧，而他的议员们在进行着紧张的运筹帷幄以保饭碗。亨利八世在差两个月18岁时成为国王，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他的“盛世”。获得教皇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II)允许之后，他首先迎娶了哥哥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这场联姻势必产生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重大的影响。接着他逮捕了恩普森和达德利，把他们在伦敦塔囚禁了一年之后以叛国罪处决。年轻的亨利已经开始并打算继续用一个又一个无耻的手法。他的性格富于魅力，咄咄逼人，有时甚至有些病态。他的唯我独尊、刚愎自用和焦躁不安，都是他能干但二流的头脑和被娇惯的童年的产物。和他的父亲一样，亨利旨在扩大王权——但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出于政策和治国的理想。

年轻的亨利渴望征服，自视为“勇士国王”，欲模仿“黑太子”爱德华和亨利五世在法国的辉煌战功。尽管法国瓦卢瓦王朝成功巩固了领土，并将欧洲政治重心转移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亨利仍渴望再次发动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他的骑士梦及代价高昂的战争(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一再打击了议员们提出建议的努力。然而，虽然人们都知道像鹿特丹的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和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抨击战争，但不要忘了，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了捍卫“荣誉”，是不惜发动战争的。“荣誉”是贵族文化的基石；统治者认为，与他们的臣民不同，他们没有可以替他们伸冤的“上级”，因此在外交失败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战争的“仲裁”。此外，战争是“国王们的消遣”。亨利八世与他的欧洲对手，特别是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在王权和领土上进行争夺，又被迫承认了签订的条约，甚至接受了民众的要求。亨利八世统治时期，遭到了自亨利五世以来来自法兰西的、最肆无忌惮、最大范围的入侵。事实上，只有少数同代人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会造成严重的短期经济损失。

亨利选择了红衣主教沃尔西担任他的第一任首席大臣。在这位骄傲且高效的主教掌权期间，亨利国王显得平易近人。已故国王的两位遗嘱执行者被亨利八世逮捕、处决之后，沃尔西一路高升。亨利八世执政初期，这两人就已是老议员，他们曾策划决定：当这位年轻的国王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王室任免权，就必须由他们中一人或经常两人的联署签名。热衷于王权不受约束的亨利，很快开始抵制这一做法。由于沃尔西(当时仍是一位宫廷神父和施赈员)经常被议员们派去向亨利汇报，他就有机会私下向国王提出建议。正是由于这些交流，亨利(根据沃尔西的首席门役的叙述)发现，他的这位施赈员“是议会中能帮助实现国王意愿和乐趣的、最诚恳、最合适的、唯一的人选”，沃尔西因此得到提拔重用。

国王早期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沃尔西组织的。特别是1513年亨利亲自率军入侵法国北部，马刺战役(8月16日)后占领了泰鲁阿讷(Thérouanne)和图尔奈(Tournai)。占领的城镇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但国王却很高兴。另一次入侵已经计划好了，但亨利的盟友不可靠，于是沃尔西试图与法方谈判达成一份英法协议(1514年8月)。但是随着路易十二驾崩、弗朗索瓦一世即位(1515年1月1日)，谈判破裂。但沃尔西于1518年与法国达成了新的条款，将这些条款转变为一份耀眼的欧洲和平条约。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法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及瑞士都分别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其中包括一则战时互助条款。沃尔西一下子将伦敦变成欧洲的中心，亨利八世成为其东道主。这一出重头好戏本可以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这也是教皇的如意算盘，却被沃尔西抢了头彩。1520年，在所谓的“黄金谷”〔位于加来附近的两个小镇基尼斯(Guisnes)和阿德尔(Ardres)镇之间〕，亨利与弗朗索瓦一世在一场令人瞩目的、名为“金布围场”的体育盛会上比武，被人们誉为世界第八奇迹。1522年和1523年的更多战役，让亨利的军队挺进巴黎不足50英里的地方。在那之后，最好的时机出现了：亨利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帕维亚战役中击败并俘虏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2月24日)。但若不能利用这个机会，亨利会再次与法国握手言和。

沃尔西在1515年圣诞节前夕被任命为大法官，他声称自己在国外是个调解人，在国内是个社会改革家；但若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不得不把亨利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政治地位置于利他主义动机之前。他最大的资产是他在英国教会中获得的特殊地位。对亨利和沃尔西来说，要强迫教皇授予沃尔西“终身全权使节”头衔，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并可以自己召集教会理事会和宗教会议。利用这些权力，沃尔西设法让整个英国教会和教士都服从都铎政府和税收制度。看上去好像暗地里艰难地达成了妥协，即亨利同意教会目前最好由一位是王室仆人的教士来掌控，而教士们也接受了这一事实：服从神职领袖要比服从世俗统治者更好。因为毫无疑问，沃尔西上台会保护教会，避免教会里充斥着平信徒的观点。

麻烦的是，随着国家稳定和王朝安全得以恢复，英格兰又受到越来越多其他力量的冲击。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批判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提倡重新探索古典学术和简单的“基督哲学”；他的思想迅速席卷北欧。作为托马斯·莫尔的密友，伊拉斯谟多次前往英格兰，于1511年至1514年间在剑桥编著了圣杰罗姆(St. Jerome)的书稿和《希腊文新约圣经》。他的追随者们早在1511年就首次挑战教会当局了。那一年约翰·科利特在宗教会议上布道时，抨击了神职人员的胡作非为，并要求教会实行内部改革。伊拉斯谟的布道激怒了教会，但他继续呼吁宗教复兴，用犀利、诙谐而机智的言辞批评教士和修士以及教会迷信，甚至批评罗马教皇制度本身，赞美科利特的传道。在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公开挑战教皇权威之前，伊拉斯谟出版了《基督教骑士手册》(1503年)、《愚人颂》(1511年)和《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1516年)。1516年，他又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最终版本时，学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平信徒都异常喜悦，因为最后他们喝到了来自源头的清泉。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更为复杂。这本书妙趣横生地描绘了一个虚构的社会，一群异教徒按照自然美德的原则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岛屿上。乌托邦人有理性但缺乏基督教的启示。该书隐晦地将他们良好的社会风俗和开明的态度，与现实中欧洲基督徒低劣的行为标准进行比较，无声而震聋发聩地控诉了后者。书中讽刺并挖苦说，基督徒需要从异教徒那里学习很多东西。

但伊拉斯谟和莫尔的世界观是不堪一击的。即使没有路德的挑战，他们的观点也不会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在其体系中信仰和理性存在矛盾。莫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信仰优越于理性，且天主教的信仰必须得到捍卫——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戒律，但伊拉斯谟相信人的理性，不能接受上帝通过让人们相信那些已经被有识之士质疑的东西来检验他们的信仰。路德(至少在开始时)十分感激伊拉斯谟，但是他们因为对信仰和理性持不同意见而激烈争辩。很快，路德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伊拉斯谟。路德和他的追随者宣扬，单凭优秀的作品和天主教会的圣礼是不够的。恩典，也就是救赎，完全是按照公正仁慈的上帝的意志：善者(或“上帝的选民”)收到信仰这份礼物，信仰与他们自己的行为(或自由意志)、教皇或教士的行为(或自由意志)无关。路德说，这才是基督真正的福音。

这种“新学问”的兴起，正如其名，成为16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力的力量，那时路德的思想和许多书籍开始渗透到大学、伦敦市、伦敦四大律师学院，甚至进入了王室宫廷。在剑桥大学，受影响的人包括牧师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和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他们在伦敦和东盎格利亚传播了“神的话语”。沃尔西在托马斯·莫尔的协助下，坚定地消除异端，但没有成功。他的批评者指责他不愿采取火刑——因为沃尔西会烧书和监禁人，但是每当想到自己要把人扔到火里时，他体会到了伊拉斯谟所说的“人的恐惧”。然而，路德呼吁宗教改革的真正原因是，他了解了个人的宗教主观性，满足了人们聆听《圣经》的愿望，表达了他们对教皇和教会的不信任。

受过教育的平信徒的期望，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普遍愿望，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圣经》文本和《圣经》故事(最好带插图的)中找到信仰，但是英文《圣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英格兰一直是非法的：主教认为，英文《圣经》——即使是官方版本，也会通过允许人们形成自己的宗教观点而鼓励异端邪说。但是，印刷术的发明，给欧洲的思想传播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包括新教思想的传播。流亡海外的英国人开办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宗教书籍和受路德派启发的《圣经》，它们涌入英国，特别是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翻译的英文《圣经》。民众对英文版《圣经》有持久广泛的需要。亨利八世本人十分开明，赞同这一需求，于是1535年科威德勒(Miles Coverdale)翻译的官方英文版《圣经》终于出版了。

亨利的离婚和英国的“帝制”王权

虽然阿拉贡的凯瑟琳生了五个孩子，但她的妇科病史是她不幸的根源。存活下来的只有玛丽公主(生于1516年)。到了1527年，凯瑟琳已经过了更年期，而亨利却迷恋上了安妮·博林，甚至背着沃尔西，将他的秘书威廉·奈特(William Knight)派到罗马，寻求迎娶安妮·博林所需要的教皇豁免。尽管解除王室婚约并不罕见，但亨利没有一开始就坚持只提离婚，所以问题就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实际上，他告知当时的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当初允许他与凯瑟琳结婚的豁免一直是无效的，从而将争论的焦点从婚姻法转到了教皇权力的敏感区——这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如果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当初的豁免是无效的，那一定是因为圣彼得的一位继承人犯了错，或者一开始就无权制定这样的法律文件，这岂不是显得教皇的地位还不如一个世俗权力比他大的立法者？

亨利意识到，西方基督教世界少数人的观点也正是这个意思。他是十足的自大狂，沉迷于自己的说服力：认为他和上帝的意志是一致的；教皇的至上权威是伪造的，是人类发明的一种伎俩，用来剥夺国王和皇帝的合法头衔和遗产。他开始回顾英国“帝国”过去的黄金岁月，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和卢西乌斯一世(Lucius I)统治时期，亨利崇拜的统治者拥有神圣强大的权力，就像《旧约》里的国王们一样——事实上，没有卢西乌斯一世这个人，他只是一个神话，是中世纪编年史家虚构出来的。但亨利的英国“资料”表明，这位卢西乌斯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是英国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曾把自由和财产赐予英国教会，然后写信给教皇圣爱琉德理(Eleutherius，他曾经是个真实的存在)，要求他传授罗马法。然而，教皇答复说，卢西乌斯不需要任何罗马法，因为他已经有了《不列颠法律》(lex Britanniae)，这就足够了：

在你的王国里，你是上帝的代理人，赞美诗作者说：“上帝啊，请赐予国王你的判断力，赐予国王的儿子你的公正”(赞美诗lxxii：i)……国王有统治的名义，但不等于拥有一个王国。若统治得好，你将成为国王；反之，你将不再是国王……上帝授权你统治英国，你可以永远与上帝共同治理；在这个王国，你就是上帝的代理人。

“上帝的代理人”(Vicarius Dei)——“基督的代理人”。难以置信的是，亨利的离婚让他相信自己的王权可以凌驾于英国教会之上。

1529年10月，亨利驱逐了沃尔西，沃尔西绝望地做了妥协，因为作为红衣主教和教皇终身全权使节，他的权力来自教皇。他任命托马斯·莫尔为新大法官——但这一举动适得其反，因为莫尔不支持亨利离婚，还很快辞了职。与此同时，亨利召集议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作为一个全权立法机构与国王合作。亨利和议会为让英格兰逐步脱离罗马教廷，颁布了一系列革命性法案：《上诉法案》(1533年)、《继承法》(1534年)、《至尊法案》(1534年)、《叛逆法》(1534年)和《反教皇权力法》(1536年)。《上诉法案》宣布了国王作为神圣“帝王”的新地位：所有英国司法管辖权现在都来自国王而不是教皇，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至尊法案》宣布，英格兰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颁布《继承法》是解决王位继承顺序的第一项措施，即使是托马斯·莫尔也同意，其原则上合法，但他憎恶法案的序言指责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托马斯·莫尔、罗切斯特主教费舍尔(Fisher)及伦敦卡尔特教团(London Carthusians)——这些最苦行、最受人尊敬的教皇权威和阿拉贡公主婚姻合法性的监护人，因“拒绝接受”亨利八世的王权至尊而遭到《叛逆法》的审判。剥夺国王或王后(现安妮·博林)的“尊严、头衔或皇室地产”，即否认亨利的至尊王权，依据《叛逆法》的条款，这些都是叛逆罪。1535年夏，该法案的受害者，所有被亨利怀恨在心的殉教者都被绞死或处决。一年以后，《反教皇权力法》的颁布，让英格兰完全脱离罗马教廷，消除了教皇在英国的残余宗教权威。

安妮本人出乎意料地成了亨利恶行的受害者。亨利秘密迎娶了她之后，她很快就怀孕了，于1533年9月7日生下了未来的伊丽莎白一世。但亨利痛苦地发现孩子不是他预期的男孩，很失望。后来安妮两次流产，第二次，据说死胎是一个十五周大的男婴。这时亨利爱上了珍·西摩(Jane Seymour)。亨利深信上帝诅咒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于是很快在1536年5月的宫廷政变中处决了安妮，好让他在不用离婚、不用拖延地迎娶第三任妻子。

亨利随后任命第二任首席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协助他治国。克伦威尔是普特尼(Putney)一家旅馆老板的儿子，也是沃尔西的前法务官，崛起之初是博林家族(the Boleyns)的门客。到1532年1月，他已经开始管理议会了。克伦威尔担任过掌玺大臣、国王秘书、枢密院议长及亨利的(世俗)摄政官或宗教事务代理人等职务，一直活跃在政治中心。当亨利后来意识到他是个隐藏的路德派教徒之后，他于1540年6月倒台。当然，克伦威尔作为摄政官致力于改革，用《圣经》原文净化教会。他与博林家族的神父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密切合作，克兰麦被亨利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克伦威尔并没有否认基督真实存在于圣体圣事中，也没有用过多言语来教授路德的“因信称义”。但他颁布的针对教士的禁令(1536年，1538年)，抨击了对圣徒和圣像的盲目代祷，否认了天主教徒对炼狱的信仰，是禁圣像运动的先声。有人向亨利告发，克伦威尔在加来秘密保护一群激进的新教徒，所以亨利收回了对克伦威尔的支持，并以异端邪说和叛国罪的指控，剥夺了克伦威尔的公民权。

但这发生在克伦威尔第一次解散修道院之后。较小的修道院在1536年就消失了；两年后更大的修道院也消失了，因为亨利决定将修道院作为“天主教”的堡垒。大规模的民众(并与之相关的)叛乱打断了这一进程。叛乱主要发生在林肯郡和约克郡，并持续了长达六个月之久。镇压者们用戒严、绞刑示众、不断背弃亨利八世对叛乱分子所做的承诺等手段，对叛乱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扫**很快就完成了。截至1539年11月，共查禁560所修道院。到此时，年价值13.2万英镑的土地、价值7.5万英镑的金银器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落入了“王室岁入增收法庭”——这是一个由克伦威尔设立、用来管理教会财富的新部门。

人们经常争论解散教会的长期影响，可以很方便地将这种影响分成意料之中的和意料之外的。意料之中的结果是，亨利消灭了最后抵抗王权至尊的核心力量。他在原教堂的幸存建筑物和捐款基础上建立了六个新教区：彼得伯勒(Peterborough)、格洛斯特、牛津、切斯特、布里斯托尔和威斯敏斯特。最后命名的教区在1550年遭遗弃。亨利给大学提供很少的资金，为基督堂、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提供新的员工和修订后的章程。最重要的是，王室的固定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但是维持了多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通过解散教会所聚敛的财富，很快被蚕食殆尽。因为一方面亨利在16世纪40年代肆意挥霍，另一方面，平信徒要求通过提高国王任免权来分一杯羹，以及提高侍臣的薪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

意料之外的后果包括：精美的教堂建筑遭大规模破坏，中世纪的金银珠宝被熔化，图书馆遭洗劫——这些都是“合法的”破坏行为。教士的士气立刻大减。圣职授任的候选人数急剧下降；很少有人相信亨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生活、与上帝有任何联系。在上议院，主教的消失意味着教会投票已经逐渐失效，使得两院中平信徒占了优势地位。主教曾拥有任命五分之二教区神职人员的权力，当原宗教地产被出售之后，这些权力被转移到平信徒手中。至于解散修道院的社会影响力，北方郡县受到严重冲击，因为北方的修道院比南方提供了更多就业和贫民救济，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了更为关键的地位。

卡尔特教团在审判中称亨利是一个残忍的敲诈勒索者，但他们的裁决却忽视了一个更大的格局。亨利革命的影响涉及之广，将远远超出英格兰和教会，因为王权至尊的理念诱使他企图在不列颠群岛建立领土更辽阔的“帝国”。他贪婪地盯着北方边陲、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渴望恢复前任君主们开启的更宏伟的殖民进程。他的方针政策没有宏大的建国理论支撑，部分是出于对“教皇主义”的恐惧。不可否认，除了苏格兰之外，所有这些地区都已在都铎王朝统治之下——即使有名无实。国王的令状传到特伦特河(Trent)以北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边境地区、威尔士和盖尔族人居住的爱尔兰更是对之视而不见。尽管亨利七世压制了“权力过大的”臣民，但在边远地区，真正有影响的人仍然是拥有当地土地的贵族。

当然，苏格兰是由詹姆士五世统治的独立王国，尽管他恰好是亨利八世的外甥。这让亨利相信苏格兰依附于英格兰，重新唤起了他统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梦想。执政初期，亨利重申爱德华一世曾说过的，是苏格兰的“上级”和“霸主”。与罗马决裂期间和之后，他坚持认为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愈加)归属在英格兰的“王冠”之下。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边界，在地图上仍然没有划分清楚，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问题：治安很差，小偷出入频繁。当地的权贵维持着边境地区的和平，但他们的职务几乎都是建立在世袭的基础上，于是被敌手视为罪犯。虽然这种批评有失公允，但亨利却听信敌手的话，特别是开始质疑吉尔斯兰的达克雷勋爵(Lord Dacre of Gilsland)的忠诚，指控其犯有多起叛逆罪。

越来越偏执的亨利开始相信一群地方贵族正在策划推翻他。爱尔兰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帕莱(the Pale，英国在爱尔兰的管辖区，位于都柏林附近)以外，盖尔人的贵族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他们要么拒绝纳税，要么放弃古爱尔兰习惯法布里恩(Brehon)或习俗。亨利七世曾把王权授予一个值得信赖的权贵家族：菲茨杰拉德家族(the Fitzgeralds)的基尔代尔伯爵，以期获得他们的忠诚。该家族凭借在盖尔人社区的实力，在帕莱地区拥有大批拥护者。

威尔士距离更近，那里的绅士也更顺从，但仍然存在威胁。多年来，威尔士公国和领主管辖区域均无视英国法，管辖权冲突让嫌疑犯从一个领地逃窜到另一个领地。陪审团成员的腐败很常见，在法庭甚至出现过动枪的事件。亨利视威尔士为“天主教”叛乱分子的避风港。他对威尔士极为关切，因为从威尔士征来的税收和马匹，对王室军队越来越重要；而且，将部队派往爱尔兰的最佳路线，是通过威尔士的切斯特港。

1534年，克伦威尔派遣一支特遣部队进入威尔士，奉命铲除“教皇党人”，依据英国法判处他们叛国罪和其他重罪。1536年和1543年的《联合法案》让他的行动登峰造极。该法案将中世纪公国和领主管辖区域纳入12个受英国普通法管制的郡，在威斯敏斯特有议会代表，并且建立以英国巡回法庭为蓝本的法律体系。威尔士接纳了英国的法律和郡县行政管理模式，并成立了更新的威尔士地方议会和高等民事法院，来管理该地区的国防和司法体系。威尔士完全接受了王室令状以及英国租地制度的原则。

与此同时，在一次钳形攻势中，亨利突袭了达克雷勋爵和菲茨杰拉德家族。1534年，达克雷以叛逆罪受审——出乎意料的是他被证明无罪，他也是唯一一位在亨利执政时期被无罪释放的贵族。但亨利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再次逮捕了达克雷，向他开出1万英镑的天文数字的罚款，并且禁止达克雷到距伦敦10英里之外的地方。

到此时，亨利已羁押了第九代基尔代尔伯爵，并打算以叛逆罪指控他——但没想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奥法利勋爵托马斯·菲茨杰拉德(Thomas Fitzgerald，绰号“柔软的托马斯”)，也是伯爵的继承人；他谴责亨利是一个异教徒，勒令任何出生在英格兰的人离开爱尔兰，违者处死。他扬言要与教皇和查理五世结盟，声称有12 000名天主教士兵正前往爱尔兰。不久发生的事震惊了全国：都柏林城堡遭包围，叛乱者烧杀抢掠，向街头发射炮弹，恐吓市民。

亨利凭借一支庞大的军队，于1535年8月才将爱尔兰叛乱平息，付出的代价是1500名英国士兵的生命和4万英镑。亨利对如何处理叛乱分子头目问题犹豫不决。他曾经处决了一些人，但导致反抗愈演愈烈，险些使斗争变成盖尔人的独立战争——这迫使他采取代价高昂的“爱尔兰英国化”干涉主义政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541年，他将自己的官方头衔从爱尔兰的“领主”改为“国王”。他被爱尔兰人的嘲笑所激怒——因为爱尔兰人嘲讽他的“王室财产”是由教皇授予的。这位教皇是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IV)，他颁发的《褒扬令》把爱尔兰的领主权授予了盎格鲁-诺曼人，意味着亨利“拥有的”爱尔兰是教皇的封地。

至于苏格兰，亨利一再试图阻止詹姆士五世与法国或西班牙结盟——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导致苏格兰继续支持教皇。亨利的几位天主教反对者已经逃到苏格兰去了，包括詹姆斯·格鲁菲兹·阿普·鲍威尔(James Guffydd ap Powell)。这位威尔士反叛者能言善辩，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摆脱了在伦敦塔的囚禁，携带妻儿一起逃往苏格兰——在那里他请求詹姆士五世帮助威尔士起义，反抗亨利。

亨利对詹姆士终于失去了耐心，因为詹姆士允许苏格兰人加入爱尔兰叛乱。亨利知道自己不能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所以起初他尝试过和解，授予他的外甥詹姆士嘉德勋章，并给他寄了一封要函，替自己的王权和王权至尊理论辩护。遭到詹姆士的冷遇后，亨利转而威胁他——这激怒了詹姆士，他提出自己的“帝国”主张，并于1537年迎娶了一位法国公主——尽管这位公主悲惨地去世了。詹姆士很快又娶了另一位法国公主，吉斯(Guise)家族的玛丽。此后，亨利征服苏格兰的野心，让他在16世纪40年代发动了对法国和苏格兰的战争，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

亨利这样有恃无恐的原因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珍·西摩生下了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尽管她于1537年生下爱德华王子十二天后就去世了。亨利的第四任妻子是克利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 1540年1月的这场婚姻是为了赢得欧洲盟友。安妮虽然性子温和，但相貌平平，不适合当王后；离婚很容易，因为亨利和她从未圆房。接下来是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一位意气风发的女性，曾是安妮的伴娘，并于1540年7月成为亨利的第五任王后，也就是在扫除克伦威尔的政变一个月后。凯瑟琳于1542年2月因通奸罪被处决。最后，亨利在1543年7月娶了温柔可人的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凯瑟琳两次丧偶，温柔贤惠，虔诚信教，幕后做了许多保护福音派改革者的工作；直到她的继子执政，他们才得以再次出人头地。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亨利对苏格兰及其长期盟友法国的战争计划使他年轻时的征服梦想全部复活。到了1541年，他与查理五世修复了关系，为跟法国开战铺平了道路，但此时他却十分谨慎，犹豫不决。詹姆士五世此前已同意在约克与他会面，讨论外交解决方案，但却未露面——这极大地得罪了亨利。1542年10月，诺福克公爵入侵苏格兰，起初收效甚微。事实证明，苏格兰的反击是灾难性的。1542年11月24日，在索尔韦莫斯(Solway Moss)战役中，3000名英军击败了10 000多名苏格兰军：耻辱的噩耗传来，不到一个月，詹姆士便怏怏去世。他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未来的苏格兰女王)即位，她刚出生六天，父亲就去世了。

尽管如此，亨利还是将优势转化为危险：对内干预苏格兰，对外与法国开战，两头作战、压力重重。1543年，他利用索维莫斯战役的战俘作为苏格兰亲英派的核心，迫使苏格兰签订《格林尼治条约》。该条约计划让爱德华王子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实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姻。接下来，他与查理五世正式结盟，计划在第二年春天联合入侵法国。但可以预见，这次行动并未协调一致。亨利被轻易占领布洛涅的胜利所迷惑，而查理则在克雷皮(Crépi)单方面与法国缔结合约后撤兵，让英军侧翼暴露无遗。这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546年6月，当时弗朗索瓦一世同意英格兰可以统治布洛涅八年——前提是布洛涅回归的时候要附带亨利花巨资修建的新堡垒。作为回报，弗朗索瓦放弃了苏格兰，并含蓄地签署了《格林尼治条约》，但为时已晚。亨利对苏格兰的“粗暴求婚”(后人都这么认为)事与愿违。他在苏格兰的亲英派已崩溃，苏格兰人拒绝了《格林尼治条约》：赫特福德伯爵(珍·西摩的哥哥，也是亨利优秀的指挥官)支持亨利的立场，被迅速提拔，率领12 000名英军前往北方征讨。军队在边境地区和苏格兰低地造成巨大破坏，但遭人憎恶、效果适得其反。通过对爱丁堡烧杀抢掠，他用英国人的恐怖主义统一了苏格兰。

亨利于1547年1月28日凌晨去世。他蔑视教皇，扩大了王权，建立了英格兰教会，并确立了英格兰教会可以维系400年的大框架。在沃尔西和克伦威尔的辅佐下，他一门心思关注如何与更强大的对手较量。宗教战争得以避免，叛乱被镇压。神职人员受制于这个世俗国家，议会的权力增加，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正在成形。同时，亨利操纵法律，对忠诚的仆人和敌人同样残酷无情，近乎暴政。而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就像是一条搁浅的鲸鱼：在天主教和新教两个对抗的信仰体系的中间搁浅。他抵制教皇和有关炼狱的天主教教义，同时也没有接纳新教作为替代品，声称寻求“中间道路”，并将自己描绘成教会和国家的最高“仲裁员”。他选择在同一天烧死三位新教福音派成员和三位“天主教”神父，就为了表示他对两派信仰“不偏不倚”。

亨利对“帝国”王权的愿景，意味着王权至尊与渗透到全国上下的扩张主义、殖民主义推动力紧密相关。要不了多久，这些成分就会混合成一种极具爆炸性的“鸡尾酒”。亨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爱尔兰，他的目标因过于宏大而受挫；在苏格兰，虽然1559至1560年间爆发了短暂、剧烈的新教革命，但绝不会在那里确立什么王权至尊。几乎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苏格兰长老会和爱尔兰教会便与英格兰教会发生冲突，结果引发了天主教内部的宗派主义，像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那样尖锐。即使在亲英派的苏格兰人心中，亨利的“王权至尊”模式也成为和平的根本障碍。

王室少数

亨利八世之死，在帝国权力中心留下了真空。根据1554年通过的第三个《继承法案》的条款(这一法案由议会在亨利离开英格兰、率军占领布洛涅不久前通过)，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的继承顺序在爱德华王子之后，并且若国王在爱德华成年前去世，那么权力将被授予亨利在最后的遗嘱中提名的摄政委员会。

1547年，爱德华9岁。人们议论纷纷，是未成年男性，还是女性继承人来统治国家？这样的话题常常引发非理性的恐惧和16世纪典型的冲动。未成年男性的统治，比成年女性的统治更容易被人接受，有不少先例可循：由摄政委员会执行政府职能，直到年幼的国王长大到被宣布为“成人”。此外，可以指定护国主或摄政总督与摄政委员会协商，“宣布”(或在行政上执行)国王的遗嘱。这样的框架，提升了枢密院在政治中的作用，并且可能刺激宗派之争，因为主要枢密院委员竞相担任护国主或摄政职位(两个职位可能由两个人分别担任，或者由一人兼职)。例如，亨利六世在15世纪50年代精力不济时，约克公爵努力抬高自己及其政策，而不考虑给王室造成的损害，这威胁到了君主制的惯例以及贵族和议员的利益。实际上，约克公爵的行为是玫瑰战争的导火索。

根据遗嘱，亨利八世任命了一个由16名成员组成的摄政委员会，负责治理国家，行使王权，直到爱德华年满18岁。该委员会成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统治。遗嘱中没有条款说要任命一位摄政王。在这种情况下，亨利八世驾崩时的情形，与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的情况类似。他的死讯三天后才被公开，而赫特福德伯爵挟持了年幼的国王，并侵夺了已故国王存放在秘密珠宝屋里的财产。1547年1月31日，摄政委员会听别人宣读亨利八世的遗嘱，表面上一致同意任命赫特福德为护国主和爱德华的摄政。不到一周，赫特福德仗着威廉·佩吉特(William Paget)的纵容，推翻了亨利的遗嘱。佩吉特是亨利八世的最后一位秘书，也是都铎王朝中期法院的幕后操纵者。赫特福德自封为萨默塞特公爵，以(法律上)相当于代表王权的护国主摄政王身份自居，有权发布政府公文，并有权挑选和任命枢密院成员。为了获取支持，他进一步授予摄政委员会成员贵族地位，并赠给他们大片土地。

萨默塞特扮演摄政王的角色一开始几乎得到了摄政委员会的真心支持，他的弟弟托马斯·西摩两年内因觊觎爱德华摄政的职位被叛谋反而被处决。但摄政委员会成员幻想着萨默塞特只是他们的执行代理人，而不是事实上的唯一摄政王。委员们认为，作为摄政王的萨默塞特会向他们咨询关键的政策决定，而不是像国王一样自己决定如何治理国家。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决定上，例如对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内秩序和安全，以及新教改革的推进。枢密院的同僚们认为萨默塞特孤陋寡闻、独断专行。

然而萨默塞特越来越像是在为获得最高赌注而玩政治扑克游戏。他冷落了贵族和绅士(他们是令人妒忌的传统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的监护人)，反而向普通民众示好。简而言之，他“追求”人气。这是沃尔西采用过的手法；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后期，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也采用了这种策略，只不过他们运用的范围更窄，政治基础也比萨默塞特稳固。萨默塞特很快发现，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物价的上涨，人们对经济的不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对百姓的友好姿态几乎引发了社会革命和一场阶级战争。他取悦大众而事与愿违，贵族和绅士无法遏制因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而引发的大规模暴力和叛乱。从1548年到1550年，除了北部外，骚乱和暴动几乎无处不在。在北方，1536至1537年反抗亨利八世的起义以失败告终，惨痛的后果仍使人们记忆犹新。为了支付战争开支，货币贬值，大大加剧了通货膨胀；而且在货币购买力突然下降的同时，萨默塞特开始征收圈地佣金和羊税，这证实了贵族的最大担忧：他在劫富济贫。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德文郡、康沃尔郡以及东盎格利亚。**的时候，叛乱分子和抗议者正式占领了埃克塞特和诺威奇。由于萨默塞特犹豫不决，未能终止这场国内危机，导致沃里克伯爵非常不满，并于1549年10月发动了一场议会政变。

萨默塞特最大的败笔是他继续坚持已经废除的《格林尼治条约》。他渴望实现亨利八世在苏格兰压制法国的影响并实现王室联盟的计划，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在平启战役(1547年9月10日)打了胜仗，是为了将苏格兰从罗马和天主教中解放出来；但他的政策没有促进苏格兰宗教改革，而是将苏格兰进一步推向法国的怀抱。1548年6月，6000名法军在利斯(Leith)登陆，玛丽·斯图亚特被送往法国。萨默塞特继续威胁苏格兰时，法国的亨利二世向英格兰宣战，封锁布洛涅，向苏格兰派遣援军。苏格兰人同意玛丽嫁给法国王太子(法国王位继承人)——这等于给萨默塞特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甚至他最亲密的盟友佩吉特现在也抛弃了他。

到1550年2月，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完成了政变，枢密院实现重组。沃里克没有用“摄政王”这个头衔，而是自称“枢密院议长”——这是个有趣的选择，因为此举重新启用了这个自他父亲埃德蒙·达德利(亨利七世的重臣)垮台起便实已废弃的职位。传统上，沃里克被诬蔑为一个邪恶的阴谋家，一个真正的“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但是很难理解为何会如此，因为，为了国家稳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是都铎王朝政策的惯例。

沃里克自封诺森伯兰公爵(1551年10月)，成功扭转了萨默塞特默许或不加制止的不稳定局面。他通过招募外国雇佣军和一群“宪兵”而恢复了国内和平，英格兰的财政状况也重新走上复苏之路。最重要的是，萨默塞特对法国和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很快结束了。诺森伯兰用屈辱的让步作为代价寻求和平：一个委曲求全但结果颇有吸引力，而替代了耗资巨大的战争。布洛涅立马回归了法国；在苏格兰的英国驻军也撤了回来，《格林尼治条约》不知不觉被人遗忘。于是，玛丽·斯图亚特与法国王太子的婚姻水到渠成——但考虑到年龄问题，婚礼被确定为不早于1558年4月。

新教改革

萨默塞特第一次成为摄政王时，他同时也是新教领袖，年轻的爱德华六世也被培养成了新教徒。1547年7月，萨默塞特重新发布了克伦威尔对神职人员的禁令，随后又颁布了体现新教教义的《布道书》或布道范本。他解散了附属小教堂(为施主亡灵做弥撒的小机构，有自己任命的神职人员)，用掠夺的财富来支付对苏格兰的战争开销。接下来，枢密院写信给大主教克兰麦(Cranmer)，下令拆除教区教堂的大量圣像和十字架龛。王室迅速占有了所有剩余的神殿、里面的珍宝和圣盘：曾经把英国教区教堂装点得富丽堂皇的雕像和壁画被砸碎或被涂上石灰。1538年，亨利八世破坏了作为朝拜中心的圣堂，特别是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圣堂，但允许其他圣堂保留下来。萨默塞特完成了已经开始的破坏行动，全面毁灭与天主教礼仪和仪式相关的绘画、雕塑、金属制品和刺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