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0—1485)

拉尔夫·A. 格里菲思(Ralph A. Griffiths)

对当时的人们以及此后的众多历史学家来说，14世纪和15世纪似乎是一个危险、动**和颓废的时代。英格兰的国内和国外战争(尤其是对苏格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代价更大，参战人数也是自维京时代以来最多的。在不列颠群岛内，尽管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英格兰人仍然对威尔士人不放心；以欧文·格兰道尔(Owain Glyndwr)叛乱(从1400年开始)为顶峰的起义此起彼伏，似乎既证明了这种不信任，也应验了威尔士要把英格兰人逐出去的预言。凯尔特人对英格兰人的偏见进一步加剧，充满了被征服者或被压迫者所具有的所有痛苦和怨恨。1442年，一位苏格兰人说：“英格兰人的暴政和残酷在全世界都是臭名昭著的，他们在与法国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邻近其他国家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把这些显露无遗。”15世纪初，饥荒、疾病和瘟疫(从1348年开始)让英格兰的人口可能锐减了一半，这严重扰乱了英格兰社会。接近15世纪末，法国政治家们对英国人废除和杀害他们国王和国王的子女的习惯(如1327年、1399年、1461年、1471年、1483年和1485年所发生的那样)表示不满，在西欧其他任何地方类似事件的发生都没有这样频繁。信仰上的不确定性和异端的传播，致使脾气暴躁的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博士(Dr. Thomas Gascoigne)认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教会已经腐朽，其主教们和神职人员也没有履行职责。一位颇受欢迎的诗人描述了1389年前后的情景，他认为这个看似腐朽的时代充分体现在奢华而不雅的服装上，如垫肩、紧身腰带、男士紧身裤和尖头皮鞋。

当然，依当时人的认识来评价那个时代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他们曾经历过特殊的紧张或动**时期。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战争也可以有建设性的一面，也赋予英格兰人更加清晰的民族认同感；饥荒和疾病不一定完全摧毁社会，经济萎缩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萧条；异端的发展和对宗教机构的批评，可能会刺激人们的个人虔诚；与议会的演变一样，政治危机具有建设性的一面；最后，文学和艺术成就很少被民间骚乱或社会动**所消灭。以20世纪后期的视角来看，中世纪后期是个动**和复杂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以王室和内府为中心的国王和他的宫廷，是英国政府和政治的焦点，也是其支点。两者的核心是国王与其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男爵或权贵，还有那些经常渴望加入男爵行列的乡村骑士和乡绅、富有的商人、主教和有才气的教士，所有这些人都寻求王室给他们提供庇护、地位和晋升。成功的国王与所有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臣民建立和谐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治稳定、政府有效和国内和平。这不是简单或容易的任务。国王在其王国中至高无上的权威越来越得到强调，国王去世后王权要传给他的长子(从1216年)，同时通过国王的秘书和仆人组成的网络，扩张了王室的统治，这两条原则强化了王权，但是是以牺牲大地主的封建的、地方上的权利为代价的。然而，这种世袭君主制的原则，虽然降低了皇室亲属争夺王位的可能性，但却更有可能是让不合适的国王(由于他们的年轻、性格或无能)继承了王权。最重要的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持续战争，要求英格兰的国王要尽更重的义务。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开始，每个十年内都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岛内。中世纪后期的每一代英国人都知道战争的要求、压力和后果，而且比他们的祖先体会更深。

经历了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内战之后，英格兰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恢复了国内和平，国王和他的臣民也因此可以重新建立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适当地考虑到了双方的权利和愿望。新君主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精明强干、治国有方，决心强化他的君主权威。但他在岛内的所有领土上都不遗余力地主张自己的主权——即使是那些超越其王国边界的领土，于是开启了战火不断的时代。

在威尔士，他侵吞了最顽强、最独立的圭内斯王国；并且随着1282年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兹的去世，他成功地征服了威尔士(在经过200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后)。因此，爱德华一世扩大了其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的领土，形成了覆盖半个威尔士的公国；在1301年，这个公国被赐予国王的长子，使其成为英格兰出生的第一位威尔士亲王。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尽管代价高昂。战争所造成的物质破坏须得到弥补；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未来安全计划包括：建立十几个新的和重建五六个堡垒，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效忠国王的移民居住的、新的、带城墙的城镇；并为被征服的土地设计了一个常设政府。这个政府(在1284年的《罗德兰法令》中宣布成立)开始是一个军事机构，但很快通过英国创新和威尔士做法的巧妙结合，建立了和平与稳定。由于公平、怀柔、缓和而建立了稳固性，这是新总督与威尔士人之间关系的标志；1287年、1294至1295年和1316年的叛乱，并没有构成广泛或严重的威胁。然而，征服的代价是惊人的。英格兰的每个郡及其他地区都招募士兵和水手、建筑师、工匠和劳工，前往威尔士服役。仅在1277至1301年间(当时一名熟练的石匠每周收入不到2先令)就至少花费了75 000英镑建造城堡，而镇压1294至1295年那场反叛的成本约为55 000英镑。幸运的是，威尔士王室政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到了14世纪中叶，它为皇家财政带来了收入，同时威尔士的绅士阶层在与外来政权的合作中也逐渐富裕起来。

爱德华一世灭了卢埃林之后不久，就把目标转向依靠威尔士边区的领主(大多数都是英格兰权贵)，意图建立统治他们及其臣民的君主权威；他把威尔士教会和主教们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爱德华在征服的整个进程中，表现出了远远超出军事行动的想象力、决心以及对战略的把握。但是被征服者的教会和国家，被外国人的统治集团所统治——他们心中难以抹去痛苦的感受。如果英格兰人的统治充满压迫，如果稳定统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枯竭，或者本土和移民之间的关系恶化，都将会给英格兰带来严重问题，也会威胁到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殖民统治。

爱德华一世同样有意对苏格兰施加他高高在上的领导权威。这是一项异常野心勃勃的事业，因为苏格兰与威尔士不同，拥有自己的君主〔坎莫尔(Canmore)家族〕，而苏格兰人的独立情怀非常强烈，特别是在偏远的高地。但是，和威尔士的情况一样，1286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去世，4年后他的孙女兼继承人也去世了，这个时候爱德华看到了霸占苏格兰的机会。爱德华接受了苏格兰“王国守护者”的邀请前往解决苏格兰王权的继承问题，并利用这个“伟大的事业”(1291—1292)来确立自己为苏格兰的“领主”。苏格兰的抵抗和爱德华实现其主张的努力，开启了两国之间充满敌意的冷战时期，且一直持续到16世纪。苏格兰人寻求法国人的援助(1295年)和教皇的支持。他们在威廉·华莱士(1305年被处死)和国王罗伯特一世，1306—1329年在位)的领导下，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捍卫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在129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英格兰的二十几次入侵成功地在苏格兰低地建立了不稳固的军事和行政存在。但要在贫穷和充满敌意的国家维持这样的存在是困难的，维持所需要的资金必须主要来自英格兰。英格兰人也没有掌握北方海域或制服和控制苏格兰的北部和西部。因此，英格兰人在苏格兰没有取得像讨伐威尔士时的任何优势(或成功)，甚至在战斗(特别是在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中英格兰骑兵部队遭受了来自更加灵活机动的苏格兰人的重创，备感羞耻。《北安普敦条约》(1328年)承认了罗伯特国王，并放弃了英格兰人的霸权主张；但爱德华三世在1330年掌权后很快否认了该条约。此后英格兰-苏格兰关系是一连串令人悲伤的事件：入侵、边界突袭、英格兰对苏格兰南部郡的不稳定占领、强化法国-苏格兰“老同盟”(Auld Alliaunce)的协议，直至在1346年内维尔十字路口战役苏格兰的大卫二世国王被俘。当英格兰人的主权要求和野心被苏格兰人坚定而团结的抵抗挫败之后，苏格兰成了英格兰持久的、耗资巨大的头疼事。

在班诺克本战役之后，罗伯特一世试图通过利用爱尔兰的局势来阻止英格兰对苏格兰的进一步行动。1315至1818年间，他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Edward Bruce)获得了英格兰-爱尔兰权贵和盖尔人首领们的支持，并于1316年被宣布为爱尔兰的高级国王。此后不久，罗伯特亲自访问了爱尔兰，这可能是为了掀起一场反对英格兰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在位)的“泛凯尔特人”运动。苏格兰对爱尔兰的这一干预，对英格兰政府造成了严重冲击，也暴露了其政权在都柏林的弱点。1210至1394年间，没有一位英国国王访问爱尔兰，甚至连号称“威尔士征服者”和“苏格兰人之锤”的爱德华一世也没有去过。相反，爱德华一世无情地掠夺了这个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资资源，尤其是为了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和城堡建设。严酷的剥削和缺席统治，很快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秩序的衰退，英格兰-爱尔兰的权贵和盖尔人首领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国王的官员们掌管着日益衰弱和被忽视的政府，而盖尔人的政治和文化复兴已经在13世纪扎根。这有助于爱德华·布鲁斯的成功。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在他当政期间，爱尔兰“变成了一股汹涌的浪潮”。英格兰的领主地位从未恢复，因此无法在整个岛上强加其权威。爱尔兰不是财政资源，而是成为一项财政负资产。1318年后，来自爱尔兰的财政收入是爱德华一世时期的1/3，因此不足以维持英格兰在这里的统治。由次要人物领导的定期远征，对恢复国王的权威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直接统治下的地区因此缩小为都柏林周围的“派尔”(the Pale)。当政府通过包括《基尔肯尼法案》(Statutes of Kilkenny， 1366年)在内的一系列法令，强化种族和文化隔离，甚至施加迫害手段时，这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爱尔兰之主”在中世纪后期已经是徒有其名了，这种主权代价高昂、无法可依；爱尔兰人对英格兰人的统治充满敌意，并且苏格兰人、法国人甚至威尔士叛乱分子都会利用这一点。

数代英格兰君主要求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但遭到了加斯科涅的法国国王的拒绝。这些英格兰国王在加斯科涅的身份是阿基坦公爵，自1204年以后，一直是法国王室的封建王侯。无论在所谓的百年战争(1337—1453)之前还是期间，加斯科涅都是英格兰和法国关系的核心：它取代了诺曼底和安茹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爱德华一世登基后，这个产葡萄酒的富裕省份是英格兰唯一剩下的法国领土。这里产的没有甜味的葡萄酒出口到英格兰，英格兰的布匹和玉米通过海路运到波尔多和巴约讷，双向的贸易加强了加斯科涅和英格兰的政治纽带：1306至1307年，公国的财政收入大约为17 000英镑，非常值得为之开战。就加斯科涅边境和当地居民的权利问题，英格兰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摩擦逐渐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有关国家和主权的问题。具有自我意识、坚定自信的法国，一心要加强对其各省和王侯(包括有阿基坦公爵身份的英格兰君主)的控制。而爱德华一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不愿意看到法国王权在加斯科涅得到加强或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结果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和平会议、“局部”战争(法国军队攻入加斯科涅，公国经常被占领)、英格兰的远征，甚至爱德华一世亲自造访了此地(1286—1289)。

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因素，英格兰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可能继续以这种方式恶化。英格兰政府对法国-苏格兰同盟(自1295年)表示不满。爱德华三世入侵苏格兰之后，法国人(1334年)向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提供的避难，令英格兰恼怒。更具有争议的是，法国王室卡佩家族的成年男性子嗣即将灭绝的后果。1314至1328年间，四位法国国王连续死亡，每次新王登基都需要加斯科涅宣誓表示效忠——这令人恼火。但1328年最后一位卡佩家族成员的死亡，引发了法国王位继承的问题。在那时，新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无法通过他的法国母亲伊莎贝拉宣称自己的权力要求；但在1337年，当加斯科涅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时，他就这样做了。他的行动可能主要是战术性的，希望让新的法国瓦卢瓦王朝君主腓力六世难堪，尽管英格兰国王成为法国国王将具有无可否认的好处，即立即解决棘手的加斯科涅问题：加斯科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会得到保障。因此，1337年，当英格兰人在诺曼海岸发现一支法国舰队正在前往苏格兰的路上(英格兰人认为是这样)，英法战争爆发了，而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即“百年战争”)。

英格兰的战争目标既不恒定，也不严格坚持。特别是在14世纪，其战争外交主要围绕一系列眼前的问题，例如，如何在加斯科涅维持独立统治，以及如何阻止苏格兰在北部边境发动支持法国人的袭击。即使在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宣布自己才是法国国王之后，他也准备利用在普瓦捷(Poitier， 1356年)战役中擒获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索要赎金；并在《布勒丁尼和约》(Treaty of Brétigny， 1360年)中放弃了对法国王冠的主张，以换取法方做出实际的让步。然而，王朝关系、商业和战略方面的考虑，甚至对于从1308到1378年设在阿维尼翁的教皇的不同态度，将英法冲突扩展到低地国家，波及卡斯提尔(Castile)和葡萄牙，以及苏格兰、爱尔兰，甚至威尔士。首先，这些战争(因为这是一系列不连贯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战争)是在1338至1340年间在法国北部进行的包围战。然后在1341至1347年，在法国布列塔尼省、加斯科涅省和诺曼底省发起了更为激烈的钳形攻势(英军在克雷西获胜，并夺取了加来)。接下来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黑太子”爱德华，1355至1356年从加斯科涅出发，发动了大胆的骑兵大战(chevauchees，以普瓦捷会战大捷告终)，以及国王本人于1359年也占领了法国国王传统加冕地兰斯(Rheims)。1367年战火在卡斯提尔复燃，随后一段时期在葡萄牙、佛兰德斯和法国本土展开了间歇性的、更为温和的战争，双方逐渐被消耗得筋疲力尽。

战争初期，英格兰占据优势，因为其更加团结、组织更加严密。英格兰的财富(特别是基于羊毛生产)以及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经验，是其在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宝贵基础。法国各省份的高度独立，决定了英国的战略。爱德华三世在1338至1340年在低地国家开展的战争，依赖于佛兰德斯的织布业城市的支持——这些城市虽然隶属法国国王，但与英格兰有着重要的商业联系。14世纪40年代，布列塔尼的继承纠纷，为英军进行干预提供了借口，甚至进而在一些城堡驻军；虽然加斯科涅远在南方，却是直接进入法国中部的通道。

不列颠群岛内部的战争，为英格兰政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开发出招募大批士兵的新方法。由签订契约的队长招募的、新的雇佣军，补充并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军队。他们比组织松散、行动迟缓的法军规模更小、纪律更严，更可靠，也更灵活。英格兰的重骑兵和弓箭手在战斗中善于使用长弓和防御战术，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在战争的最初几十年，面对所有不利条件，英军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尤其是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海上战争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当时的海军战术没有什么新奇或想象力。通常14世纪的指挥官还不能进行海战，斯鲁伊斯海战(Sluys， 1340年，英格兰人获胜)对爱德华三世远征佛兰德斯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英国人从不常备一支舰队。但是瓦卢瓦人从他们的卡斯提尔盟友那里学会了海战的专业知识，后来在鲁昂建造了船坞，及时确立了他们在海上的优势(他们在1372年的拉罗谢尔海战中获胜)。

英国在对法国战争中的投资之大前所未有。远征军的组织非常正规，偶尔规模很大(例如，1346至1347年超过1万人)。只要取得胜利，巨大的财政支出都是可以容忍的；但随着1369年英格兰军事优势的减弱，政府采取了更新、更冒险的权宜之计，包括征收人头税。单凭传统的南部五港联盟(Cinque Ports)不能为防御和远征提供全部的海运工作，因此数百艘商船(例如1334年围攻加来时征用了735艘)被政府强征，从而退出了正常的商业运营。1369年之后变得更加大胆自信的法国人和卡斯提尔人开始袭击英格兰的海岸；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沿海郡县开始组织防御，同时有内陆其他郡县的支持。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温切尔西(Winchelsea， 1360年)、拉伊(Rye， 1377年)和其他港口的陷落。战争的代价确实很高昂。确实，许多幸运的士兵占有了被征服的法国庄园，而且在胜仗连连的年代，赎金的收入也不菲(单单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的赎金就高达50万英镑)。但成千上万的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生活和职业都因战时服役而遭破坏；食品、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被转用于完全具有破坏性的战争；羊毛和葡萄酒贸易受到重创。非同寻常的是，英格兰在海外战事不断的几十年里，国内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或社会紧张，同时还守住了与苏格兰的边界，稳住了威尔士，以及避免了爱尔兰人的起义。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的鼓舞、表率和领导力，他们都体现了贵族们所宣扬并受全社会敬仰的骑士风范。法国编年史作家让·弗鲁瓦萨尔(Jean Froissart)认识他们父子俩，并且记录了他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侠义壮举。在他看来，国王展示出“自从亚瑟王时代以来就没见过的英勇和高贵”。他的儿子也是“一位最英勇的男子和最侠义的王子”。他死于1376年，也就是爱德华三世去世前一年，“‘黑太子’因为他的高贵品质而备极哀荣”。爱德华三世主持的英格兰政权不像爱德华一世那么严苛，而且其雄才大略远胜于爱德华二世。

这些战争是英格兰社会变革、宪政发展和政治冲突的催化剂——否则这些进程将发生得更慢。此外，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14世纪经历了人口和经济波动，增加了社会紧张和不确定性，结果引发了一系列危机，体现了国王与其臣民(特别是权贵们，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整个“王国的大众”)之间关系的微妙平衡，以及国王本人对个人君主制的重要性。虽然爱德华一世和他的顾问们一直精明能干、意志坚定，甚至具有远见卓识，但国王的顽固和专制的性质，使他与有影响力的大臣的关系十分紧张。在1290至1297年之间，有产阶级、商人，特别是神职人员为了满足国王在法国和岛内的战争所需，承受了非常沉重的新税负(是爱德华统治前半期的四倍)。也出现过抵制，但是1297年的财产税只比预期减少了一小部分(35 000英镑)。此外，国王召集军队在境外长期服役。爱德华试图压制反对之声，这使神职人员感到震惊，并使商人们感到愤怒。主要权贵(包括威尔士边区的领主，他们憎恨爱德华入侵他们珍爱的领地)的反应是，恢复他们历史悠久的、自我指定的王国发言人的角色，并在1297年和1300年分别向国王表达了不满。他们利用《大宪章》作为反对不经纳税人同意而征税的旗帜，反对压迫性的、前所未有的苛捐杂税。1307年，爱德华一世发动了对苏格兰的第六次征讨，7月7日，在即将穿越索尔韦湾时，在布鲁夫(Burgh-by-Sands)死于侍从的怀抱——而战时的问题仍然存在。他遗留给儿子和继任者爱德华二世的，是一场耗资巨大、远未取得胜利的北方战争；同时，因君民之间的信任削弱，英格兰内部的政治局势动**不安。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政治稳定和战争这两项当务之急主导着政府事务，对王国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及其经济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国王将需要特殊的机制才能避免进一步的权威危机。

老练并不是爱德华二世的卓越品质。他的童年缺少父母的爱，青春时期被父亲冷落，并且在登基后要面对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爱德华二世向彼得·加瓦斯顿(Peter Gavaston)和休·德斯宾塞(Hugh Despenser)等怀有野心的弄臣寻求建议、友谊，甚至亲情。但他们其实不值得国王信任，许多权贵也憎恨这些人的势力。这些事实，以及权贵们决心(在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领导下)从爱德华二世这里获得爱德华一世一直不愿做的让步和改革，把统治英格兰的艰巨任务(英格兰当时在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法国问题上正面临挫折)转化成一场政治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斗争。一份冗长的、更具体的加冕誓言(1308年)，实质上更加严格地要求新国王遵守英格兰的法律和习俗；1311年权贵们制定了旨在限制王权的条例；这些条例在议会宣布，以获得广泛支持和批准。爱德华二世拥有他父亲的所有固执(虽然没有他的能力)，同时，加瓦斯顿的被杀(1312年)将这种品质转化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即不被他朋友的凶手所支配。与此同时，他的战争和保护臣民的负担一点也不比爱德华一世征服时期轻。而且，在1315至1322年期间，一系列灾难(庄稼歉收和牲畜疾病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贫困。内战(1321—1322)和国王的被废黜(1326—1327)是国王和权贵未达成互利合作的决定性后果。爱德华在1322年再次在议会(在约克)声讨这些法令，并于同年在博罗布里奇(Boroughbridge)击败反对者后，处死了兰开斯特。到了1326年，取代这个导致内乱的卑鄙、压迫性和失败的政权的唯一选择就是废黜爱德华，拥立他的同名儿子和继承人为王。废黜国王得到了伊莎贝拉王后的纵容、爱德华王子的默许，以及在议会中大批权贵和其他人的支持，此大胆之举史无前例：自从诺曼征服以来，没有英国国王被罢免过。因此，在1327年，政府尽一切努力隐瞒真相，为这不正当的事做辩护。在威逼之下，这位可怜的国王泪流满面、在半晕状态下被迫同意退位。事后举行了一场议会会议，来尽可能广泛地分担逼宫的责任。虽然爱德华的儿子的继位确保了王权世袭原则保持不变，但王权神授的不可侵犯性已经被破坏。

1327年继位的爱德华三世只有15岁，很快他就做了父亲，并且证明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他的父亲，对权贵的态度和愿望也比他父亲更敏感——事实上，他与他们同甘共苦，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以及在承担一个贵族社会的骑士义务方面。与此同时，新国王在对法国的宏伟和受欢迎的计划中，引发了类似于爱德华一世在不列颠群岛和加斯科涅的事业中所引发的问题。若这些计划最终失败，那么对英格兰的影响可能与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影响相似。1337年，漫长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税收增加的幅度甚至高于爱德华一世晚年的水平；且爱德华三世对商人、银行家和地主表现出跟爱德华一世同样的冷酷无情。此外，在国王和权贵们所热衷的战争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国王却不在战场——这给通常在国王个人领导下运作的复杂政府提出了难题。爱德华发回的有关治理英格兰的法令〔1338年在泰晤士河畔华尔顿(Walton-on-Thames)发布〕导致了国王和他在法国北部的顾问们与留在英国的议员们之间的摩擦。有些人甚至担心，如果战争取得成功，英格兰在爱德华的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没有法兰西王国重要了。因此，1339至1343年间，又出现了另一场危机，权贵、商人和下议院(此时已经是王室要求征税的论坛)向国王提出抗议。有人劝说爱德华要对他的权贵、神职人员和普通百姓更加谨慎和体贴。最终的和解和重建对国王的信任(自13世纪90年代以来很难做到了)是可实现的，因为爱德华三世是一个明智、务实的君主，充满自信心，但不会让它膨胀成傲慢。他任命了他的权贵们可以接受的大臣，顺从了议会对自身重要性的呼吁，并且与他的大臣们建立了非凡的融洽关系，这使他在英国的统治和在法国的野心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英格兰参与了最重大的战争，但避免了进一步的危机。

14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与8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生活在当时的英格兰人来说，在持续的对法国战争(从1369年开始)以及爱尔兰和苏格兰边境的破坏性小冲突中所遭受的挫败令人不安；英格兰享受了10年的战争获利和税收暂停之后，重新纳税遭人怨恨。南海岸港口经常遭到袭击；海军未能完全控制英吉利海峡，危及了贸易和商人的利益；在法国发动的、代价高昂的骑兵大扫**，偶尔也惊天动地，但几乎无利可图。然而，1375年英方政策突然发生逆转，与法国签订了羞辱性停战协议，还向不可信的教皇支付了一笔巨款——这只会令英格兰人感到羞辱和恼怒。此外，在模范王后菲利帕死后(1369年)，爱德华三世慢慢陷入了衰老，健康衰减、神志不清。“黑太子”的身体也受到了长期戎马生涯的影响；事实上，他在1376年6月先于他父亲去世。然而，英格兰人民承担的财政、人力和其他负担却没有得到减轻。人们，特别是议会下议院，开始质疑国王的顾问们和官员们的诚实和能力。在教皇和教会的声誉受到严重玷污的时代，一股反教皇主义的浪潮开始兴起，这种强烈抗议于1371年使爱德华三世的神职大臣遭解职，其他人被指控腐败，甚至叛国。另一场政治危机已经出现。在1376年举行的、迄今为止最长和最具戏剧性的大会“优良议会”(good parliament)上，腐败无能的大臣(甚至包括老国王的有影响力的情人爱丽丝·佩雷斯)被下议院指控，并以一套新颖、高效的程序(弹劾)在上议院受审。从此以后，位高权重人士必须公开解释他们的公共行为。

当爱德华三世于1377年6月去世时，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黑太子”唯一幸存的儿子和继承人理查二世(1377—1399年在位)继位，当时才10岁。英格兰有了自1066年以来的第二个和自1216年以来的第一个未成年君主。1216年，年仅9岁的亨利三世即位后，出现了一段政治动**时期；1377年之后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并在英格兰东部和东南发生了农民起义(1381年)。1377至1380年间，政府为了资助战争而征收了一系列人头税。这些税率高于平常税率，1379年的人头税则通常被称为“邪恶补贴”。人头税在东盎格利亚激发了针对征税人员和法官的暴力事件，因为他们试图强迫百姓遵守纳税要求。但是，这些愤怒最终演变成普遍反叛的原因，是战败造成国内的满目疮痍、瘟疫的复发，以及当时的反教皇主义情绪。反叛者把补救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理查国王身上——结果是徒劳，尽管他在1381年夏天面对伦敦反叛者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

到理查14岁时，统治圈中的贵族之间仍在继续角力，尤其是在国王的叔叔们之间。这一点以及在法国缺少进一步的军事胜利，使以理查的名义统治英格兰的顾问们的声誉下降，甚至影响了国王在其臣民眼中的地位。理查也是一位刚愎自用的君主，他的不安全感导致他依赖于不值得信赖的宠臣，类似于爱德华二世的情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然希望将他的随从和顾问人员扩大到超过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他的朋友和幕僚中，有些人是贵族阶层中的新面孔。国王没收了失宠者(包括他的叔叔格洛斯特)的领地，然后把它们慷慨地馈赠给他的朋友和幕僚。议会和一些权贵于1386年攻击了理查最亲密的幕僚，甚至威胁到国王本人。具有金雀花王朝所有君主的固执的理查，拒绝屈服。这导致他的顾问们被五位主要的“上诉人”贵族(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诺丁汉伯爵和国王的堂弟德比伯爵)进一步起诉或上诉。1387年12月，在拉多科桥(Radcot Bridge)爆发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国王最亲密的朋友牛津伯爵被击溃。在至关重要的“无情议会”(1388年)上，国王被迫服从贵族们对他的惩戒——如果这一举措得以持续下去，将会显著改变英国君主制的性质。但是，战争的压力、个人统治造成的紧张局势，以及英格兰权贵的野心，再一次造成了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经过一个世纪以及更多此类危机之后，世袭君主制的体制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害，但对国王顾问们的批评达到了新的效果，更广泛的意见对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这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变革和个人因素改变了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财富、人口和社会变革

英国在中世纪后期的财富就是它的土地。利用土地的人，大多是英格兰人：种植玉米、生产乳制品和饲养牲畜。英格兰最重要的工业纺织业，就间接地以土地为基础——这块土地上通常放牧着大群的绵羊，生产欧洲最细的羊毛。位于格洛斯特的圣彼得修道院到1300年拥有超过10 000只羊，当时英格兰绵羊的总数已经在1500万到1800万之间。最富裕的地区是低地及中部和南部郡的平缓丘陵地带，再延伸到威尔士边境和南部沿海地区。其他行业在创造财富和雇用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性较低，但康沃尔的锡矿业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其生产的锡出口到欧洲大陆。虽然来自泰恩河谷和斯旺西附近的煤炭被沿着海岸线销售，反映了其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工业用途，但铅、铁和煤炭开采相当有限。至于金融和商业服务，在现代已经成为英国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而在当时对经济的贡献甚微。意大利的国际银行家在伦敦开设分行，尽管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在向这些意大利公司偿还战争贷款时很慢，仍然很少有英格兰商人〔赫尔的威廉·德拉波罗(William de la Pole)是例外〕能够与他们相竞争。除了沿海水域外，英国的商业海运通常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航运；但加斯科涅出口到低地国家的葡萄酒和羊毛，的确越来越多地由英国商人和船只来承运。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点缀着数以千计的农贸市场和集市(1350年时比过去更多)，主要服务于半径在十几英里左右内的当地社区。大多数这些小城镇和村庄(比如蒙茅斯、伍斯特和斯特拉特福德等)都与它们的农村腹地融为一体；农村的富裕居民经常参与城镇生活、加入行会、购买或租用城镇住宅，以及在城里上班。少数规模更大的城镇，包括一些港口，商业活动范围更广：15世纪，什鲁斯伯里的商人定期前往伦敦；来自首都和加来(1347年以后)的商人来到威尔士边境，寻找细质羊毛。布里斯托尔因其与波尔多的重要联系，迅速成为中世纪后期塞文区(Severnside)的转口港；同时，约克、考文垂，特别是伦敦，更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这些财富带来了个人、机构和王室的繁荣。最大的地主是世俗的权贵(人数不多，好比“平原上的摩天大楼”)、主教、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在1300年，他们仍然受益于上个世纪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市场繁荣。价格上涨，来自土地的收入大幅增加：格洛斯特伯爵在班诺克本战役中(1314年)去世后，他的地产收益估计每年6000英镑多一点；而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小修道院(Christchurch Priory)的地产，在1331年的岁入超过了2540英镑。因此，土地所有者都热衷于开发他们的地产，并对它们的有效管理充满兴趣。他们尽可能地坚持自己的权利，从租户那里压榨出更高的租金；并在庄园法庭中仔细记录与租借地相关的租地者义务。这种来自土地的财富，是贵族阶层在政治、行政和社会上产生影响力的基础。其中许多人在好几个郡，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都拥有地产：例如，汉弗莱、赫里福德和埃塞克斯的伯爵，继承了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亨廷顿郡、赫特福德郡和白金汉郡的财产，同时还拥有威尔士边境地区的布雷肯、海伊、亨廷顿和卡迪科特的地产。土地同样是绅士阶层的财富基础，尽管只是在更加本地的郡一级；土地给教会的土地所有者带来了世俗的权威，增加了他们对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控制力。这种财富可以让一个人在国家舞台上更加自负、更具野心，就像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一样，他是当时英格兰最富有的伯爵。

1300年的农民，生活在一个土地稀缺的世界，他们提升经济实力的机会，受限于土地所有者的严密控制。物价很高(1270年之后的小麦价格一直高于该世纪早期的价格)，而且农民只有购买食品、衣服和设备的能力。劳动力过剩导致工资很低，这样降低了熟练和非熟练技术人员的购买力：木匠一天挣3便士(不包括食物)；劳工一天挣1便士或1.5便士。牢骚、抱怨和暴力都是冲着地主和官员的，也经常发生抗租罢工和拒绝执行法定劳役的情况。

1300年前后，随着从波罗的海到西班牙、葡萄牙的市场的扩大，商人(尤其是羊毛出口商和葡萄酒进口商)的业务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从地中海到意大利北部的海路开通之后。1304至1311年间，羊毛出口平均每年有39 500包(每包至少有250只羊身上剪下的毛)；这些货物中只有30%～40%由外国人运送。英格兰贸易中，对外国商人越来越排斥，反映了本土(或归化)商人的自信。爱德华一世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专门立法(13世纪80年代)，特别是保障了依法追讨债务，这对扩大贸易至关重要。但是，当战争来临时，商人率先抵制重税(特别是1294年的恶意税，或称“邪恶税”)和强征他们的船只。

国王是所有人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甚至早在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获得公国并且兰开斯特家族的庄园于1399年与王室的合并之前。爱德华一世及其继承人的国家税收增长，使得王室还能够从富有的私人地主和商人那里获取财富。甚至农民也逃脱不了缴税，那些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唱着流行哀歌“牧人之歌”的人，对此深有体会。然后，在1327年，所有拥有价值至少10先令商品的人都必须缴1先令8便士的税——毫无疑问，这个负担会间接地转嫁给不太富裕的人。战争的投入，使国王严重依赖于他的臣民的财富和忍耐。如果这种财富不再增长，或者个人和机构的繁荣被打破，那么国王夸下的海口可能最终无法兑现，臣民的忍耐力会降到危险的程度。

到了14世纪中叶，“高收益农业”(high farming)的繁荣时期几乎已经结束。物价下跌，使得为农贸市场的种植活动利润降低。工资上涨，农业劳工的工资比手艺人的增长更多，而且雇用女工并没有优势，因为她们的薪酬与男性看齐——实际上，在纵狗逗熊的游戏中，她们得到的报酬更高!大规模农业失去一些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结束了——相反，人口数在全速下降。随着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工资开始上涨；随着人口下降，对食品和其他物资供应的需求也随之下降，价格也随之下跌。

在13世纪末，英格兰的人口达到了顶峰，可能超过了400万。那时，没有足够的耕地以确保所有农民家庭都有足够的生计。人口多和生活水平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贫困、饥荒和疾病；死亡率上升使人口增长停滞下来。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人的境况，因一系列自然灾害而更加恶化，很多自然灾害跟土地过度耕种以及14世纪头几十年里极端恶劣的天气有关。对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存设施的社会来说，收成不佳是灾难性的：吃不饱，也没有钱购买现在更贵的东西。1315年、1316年、1320年和1321年的收成异常糟糕；1319年和1321年，牛羊的瘟病特别普遍。拉姆齐修道院(剑桥郡)的庄园过了20年才恢复过来；1324至1326年，英格兰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水，在肯特郡淹死了数千只绵羊。饥荒和疾病蔓延，在黑尔斯欧文庄园(Halesowen Manor，伍斯特郡)， 15%的男性在1315至1317年间死亡。农业混乱普遍存在，粮食价格飙升(1315至1316年，黑尔斯欧文镇的粮食价格从每夸脱5先令7.25便士，涨到26先令8便士)，羊毛出口萎缩。然而，这是一场暂时性的灾难，英格兰在14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恢复；但是，穷人的脆弱性已经显露无遗。

鼠疫造成的影响更持久、更深远。这场瘟疫，在当时被称为“大死亡”，自16世纪后期才被称为“黑死病”。首轮疫情于1348年在英格兰南部暴发；到1349年底，已经向北蔓延到苏格兰中部。同时代的牛津郡神父杰弗里·勒·贝克(Geoffrey le Baker)描述了疫情从港口开始蔓延的过程；传染病是通过孳生老鼠的船只来到英国的，人们无法诊断其原因，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其后果。

起初，瘟疫几乎毁灭了多塞特郡海港的所有居民；然后是那些居住在内陆的人，从多塞特郡开始席卷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甚至传到达布里斯托尔；然后格洛斯特人拒绝布里斯托尔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人人都认为生活在疫区的人的呼吸具有传染性。但最后疫情还是袭击了格洛斯特；还有牛津和伦敦；最后整个英格兰都遭到**，不论男女，只有不到1/10的人幸存。由于墓地不够用，人们选择用耕地来埋葬死人……无数的普通人和众多的修士、修女和神父都死了——死人到底有多少，只有上帝知道。瘟疫主要袭击的是青壮年……这场大规模的传染病于8月15日传到布里斯托尔，9月29日左右开始在伦敦蔓延；它在英格兰肆虐了整整一年，疫情无比严重，以至于许多村庄完全绝户了。

这场大灾难对英格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苏格兰人幸灾乐祸地认为英格兰人罪有应得……但幸灾乐祸之后，悲伤接踵而至，上帝的愤怒之剑离开了英格兰人，而使苏格兰人陷入疯狂……第二年，瘟疫除了继续**英格兰和苏格兰，也开始**威尔士人；最后，瘟神扬帆来到爱尔兰，夺去了大批生活在那里的英格兰人的生命，但几乎没有触及住在山区和高地的纯爱尔兰人。但是到了1357年，疫情出人意料地袭击了生活在各个角落的爱尔兰人。

黑死病一下子将英格兰的人口减少了大约1/3。到了1350年，因为致命的瘟疫和战争时期的各种其他逆境，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处于严重的财政困境中；同时卡莱尔(Carlisle)也由于较晚传入的致命瘟疫和苏格兰人的频繁攻击而荒废，变得异常萧条。据报道，锡福德(Seaford，萨塞克斯郡)在1356年“因瘟疫和战争而变得荒无人烟，居民又少又穷，以至于缴纳不起税赋，也无力保卫城镇”。塔斯莫尔(Tusmore，牛津郡)是瘟疫的另一个受害区：1358年获准将其田地变成公园，因为所有农奴都死了，村里不再有任何纳税人。然而，黑死病的灾难性影响不是立即出现的，也不是永久性的。生活在里辛(Ruthin)的一个威尔士人的行为具有代表性：他“因为贫困而在瘟疫期间离开了他的土地”；但到了1354年他又回来了，“并且得到了领主的接纳，继续租种原来的土地，支付同样的租金”。无论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总算有人替代死去的租户，并且在未来20年内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了不到10%。正是因为瘟疫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再次暴发(特别是1360至1362年，1369年和1375年)才产生持久影响，即使这几次暴发更多的是局部的，集中在城市。到15世纪中叶，人口稳步下降到大约250万甚至更少。

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来说，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生活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悲惨。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成了一个充满机遇、雄心和富裕的时代：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描绘的朝圣者怀着愉快、乐观的心情，而不是笼罩在忧郁、沮丧的氛围中。在较小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民通常能够摆脱几个世纪的被动无能，现在可以要求调低租金、坚持提高工资；随着物价的下跌，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提升了。更成功更有野心的农民出租新地产，把余钱贷给其他农民；而且在历史上农民第一次建造了大量的石头房屋，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地区。

另一方面，地主们正面临严重困难。小麦、羊毛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市场利润较低，导致英格兰的耕地面积缩小，农业投资缩减。工资和其他成本攀升，更可取的做法是放弃“高收益农业”，转而把土地租给有进取心的农民。许多社区整个被遗弃(英格兰“失落的村庄”)，其中原因是，人口危机和长期战争的双重困境。英格兰地区“失落的村庄”数量最多的，是靠近苏格兰边境的诺森伯兰郡和掠夺者垂涎的怀特岛。直到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15世纪60年代从东盎格利亚开始)，英格兰的人口才开始显著上升，直到17世纪才再次达到了1300年的水平。

英国的经济在14世纪晚期显著萎缩，但并非普遍萧条。人们在心理上逐渐适应瘟疫的冲击后，社会做出了出色的调整——尽管并非没有动**。土地所有者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了最痛苦的调整——当然并非所有方式都是出于维护国内和平的考虑。一些人，包括思想更加保守的教会地主(如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采取高压措施，甚至压迫和勒索他们剩余的佃户。为了维持他们的收入，一些庄园主无情地压榨佃农；像莫蒂默家族这样的权贵，在威尔士拥有大片地产，他们对佃农的严厉态度可能引发了威尔士亲王欧文·格兰道尔(Owain Glynd?r)领导的暴动(1400年)。其他人，例如15世纪后期的白金汉公爵，采用了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提高其庄园的盈利能力。还有一些人认为，把用于放牧和耕种的田地和公有土地圈占起来成本较低，是支撑不稳定租金的另一种方式；在15世纪晚期，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圈地运动步伐加快了。大小土地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都开始采取行动，以“遏制雇工的恶意，他们游手好闲，在瘟疫之后，没有高工资就不愿意提供劳动”。爱德华三世颁布了旨在恢复鼠疫前的工资水平、阻止被解放的劳动力的流动的法令(1349年)，并很快转化成议会法规(1351年)。此外，地位显赫的权贵或绅士有额外的财富来源：以授予土地、金钱和官职的形式获得的、来自王室的恩赐(正如后来亨利六世的博福特亲戚所熟知的那样)；家庭遗产使约克公爵理查(约1460年)成为他这个时代最富有的贵族；或者有幸与一位继承了丰厚遗产的女继承人或富有的寡妇结婚。其他人凭借为国王效力而发迹，尤其是在战争中。亨利五世在征服法国的过程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他的手下利用捕获的俘虏索要赎金，并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庄园。在1448年之前，白金汉公爵每年从法国的佩尔什省(Perche)获得的收入超过530英镑。15世纪中叶，一些人把从为国王效力和战争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到最宏伟的计划中，即建造雄伟而优雅的城堡，例如约翰·法斯特夫爵士在卡斯特(诺福克郡)的城堡，赫尔伯特在拉格伦(格温特郡)的巨大堡垒宫殿，拉尔夫·博特勒爵士在格洛斯特郡苏德利的城堡。这些手段和资源，催生出了新兴贵族，这些贵族在各方面都与前几个世纪的贵族不相上下，而且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地区立场，如北部的内维尔家族(Nevilles)和珀西家族(Percies)，以及西部的斯塔福德家族(Staffords)和莫蒂默家族。

英格兰的城镇和贸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生产羊毛仍然是牧区的主导产业，但其产业模式在14世纪发生了转变。部分原因是战争及其对佛拉芒工业的破坏，部分原因是英格兰人品位和需求的变化，毛织品生产消化了越来越多以前用于出口的羊毛；许多从事羊毛出口贸易的港口开始衰落，如英格兰东部的波士顿和林恩。斯坦福德和林肯等领先的毛纺织生产中心，被一批位于村庄和城镇的新中心所取代——这些村庄和城镇靠近快速流动的小溪和河流，水流动力能带动缩绒机。约克被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拉德福德所取代；南部地区、东盎格利亚、西部乡村，甚至威尔士，也开始大力发展纺织业；而布里斯托尔是西部布料的主要出口港口。伦敦独树一帜：它是14世纪晚期唯一的人口可能超过5万的中世纪英格兰城镇。伦敦是王国的转口港，是波罗的海、北海和地中海贸易的终点站；它吸引了来自国内各个郡和东盎格利亚的移民，尤其是来自东米德兰(East Midlands)的移民；它的郊区正在沿着泰晤士河上游向威斯敏斯特延伸。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乡村，而且使一些城镇的生活变得不稳定，城镇里的实权派们正努力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控制权。英格兰的土地所有者努力应对经济危机，但它的代价往往是使得日益自信的农民和已建立的城市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在14世纪的英格兰，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紧张的累积效应最明显地暴露在瓦特·泰勒的农民起义(1381年)中。这**动的强度、时间长度和广泛的号召力，都是空前绝后的；但它的根本性质与随后几年的其他阴谋和造反一致。1381年爆发的普遍暴力反抗是由另一种人头税引发的。这一次的税率是一个人头1先令，3倍于1377年和1379年的标准。人们的反应是逃税、对征税者和进行调查的法官实施暴力，并最终在1381年6月演化成起义。来自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工人的起义队伍迎来了城镇居民和伦敦人的加盟；东盎格利亚生产粮食和羊毛的乡村，已经感受到经济紧缩和混乱的全面影响，以及日益过时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此外，起义者对14世纪70年代的政治管理不善以及最近在法国战争的惨败感到失望，他们担心敌人会袭击英格兰的沿海地区。尽管异教徒在反叛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对英国教会的学说和组织的激进批评，使许多人倾向于谴责一个似乎没有履行职责的机构。

对政府施压、向新国王呼吁(“支持理查国王和忠实的平民”是叛乱分子的口号)为不满的人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同时伦敦的民众当中有一大批潜在的起义同情者。于是，起义者从埃塞克斯和肯特前往伦敦会师(在这里，瓦特·泰勒和神职起义煽动者约翰·鲍尔成为领袖)。他们打开监狱大门、砸烂了国王的大臣们的府邸、洗劫了伦敦塔，并试图恫吓理查二世做出重大让步——如果这些得以实施，它们将打破农奴制的残余束缚，彻底改变教会和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但是，起义的策划和组织都很糟糕，更像是挫折感的本能大爆发。到6月15日，起义者已经纷纷散去，各自回家了。

仍然处于战争状态(1390—1490)

1389年，当理查二世22岁时，他宣称：“我的年龄足以统治我的王宫、我的内臣和我的王国。我现在所处的状况，应该比王国中条件最差的人更糟糕，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公平的。”1386至1388年间，上诉的领主试图左右国王的盟友和大臣的选择，并规范国王的政治行为——这一系列事件已经破坏了冷酷的国王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领主当中包括一些国内最显赫的权贵，他们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庄园规模，加起来可以与位于威尔士、柴郡(Cheshire)和康沃尔郡的较偏远的皇家封地相媲美。然而，在1389年之后，理查谨慎地宣称自己是英格兰国王，并且凭借他的智慧和勇气，试图解决上个世纪前几任国王的野心和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相对政治平静的时期，理查小心翼翼地依托他的内臣和偏远的封地，特别是柴郡和北威尔士，建立了一个忠于他的集团。从阿伦德尔伯爵那里没收来的土地，提高了国王在威尔士边区的王室权威——在那里，贵族阶层的领主是最具独立性的。理查二世在1394至1395年间对爱尔兰发动了耗资巨大的大规模远征，这是自1210年以来英格兰国王发动的首次爱尔兰远征。该活动重振了英格兰在爱尔兰的统治，并通过坚定又柔和的手段，使盖尔人领主和英格兰-爱尔兰领主臣服；理查甚至可能有完全征服这个长期没有被征服的岛屿的想法。这项冒险无疑增强了他在另一个领地的权力，并展示了他的内府机构和资源可以实现的目标——尽管是暂时的。关于苏格兰问题，英格兰在奥特本战役(Otterburn， 1388年)失败之后，理查采取了更为传统的方式，鼓动持不同政见的苏格兰权贵，并策划军事行动；但在14世纪90年代，他开始意识到和平更为有益。1396年与法国达成的条约，以及理查与瓦卢瓦的伊莎贝拉的婚姻，停止了一场更能削弱国力的战争；如果停火协议能够按照预期的进程(至1426年)得以履行，将在整个百年战争中创造最长的和平时期。在国内，国王能够集中精力恢复王室在1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因个人和政治弱点而受到的严重破坏。为此，王室创造性地利用仪式和视觉象征主义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

理查具有想象力、精明、专横。作为国王，他的其他特性不可取。他的成长和青少年经历，孕育了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他过度自信、缺乏分寸、肆意妄为。他对朋友极其慷慨，但对他的敌人反复无常、神神秘秘、冷酷无情：1397至1398年间，他流放了沃里克伯爵，处死了阿伦德尔伯爵，谋害了格洛斯特伯爵，然后流放了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他无情地挥舞着君主的权柄(“他打倒了任何侵犯王室特权的人”是他为自己题写的墓志铭)，他的最后两年，被称为“暴虐”——这么评价是公正的。教皇被诱导，发出威胁，要把任何“企图损害我们的王权、我们的君主或我们的自由，或恶意诽谤我们的人”逐出教会；理查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得到了法方的承诺，如果需要，法国将援助他镇压自己的臣民。他于1399年5月第二次出征爱尔兰时，给德比伯爵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现任的赫里福德和兰开斯特公爵)提供了返回英格兰的机会，他攻入英格兰，恢复自己的地位，并收复他父亲的庄园——最近被理查没收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国王的处事方法，背离了英国的法律和惯例，也超过了地位较高的大臣的容忍度。他于1399年9月29日被废黜，结束了迄今为止最一贯的努力——让英格兰人解除战争的负担。

废黜理查二世是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有1327年的先例，但1399年的情况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自“狮心王”理查一世去世以来，英格兰国王第一次在没有儿子和继承人的情况下被结束了统治——现在国家可能面临着有争议的王位继承问题。自1216年以来的习俗，继承权被授予最年长男性子嗣——尽管这可能意味着一位儿童国王(如亨利三世和理查二世本人的情况)。但是，如果没有年长男性继位人了怎么办，当时还没有公认的继承规则。1399年，根据血统，继承人应该在两个人之间选择：一位是七岁的马奇伯爵(earl of March)，他的祖母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二个儿子莱昂内尔(Lionel)的女儿；另一位是33岁的亨利·博林布鲁克，他是爱德华国王的第三个儿子约翰的儿子。博林布鲁克在得到被理查疏远的珀西家族的支持后获得王冠。但是，在理查二世被罢免和监禁所造成的特殊情况下，无论是马奇还是博林布鲁克，都没有更明显的王权继承正当性。无论博林布鲁克如何歪曲、隐瞒和辩解，都无法掩盖这是一场政变。因此，如在12世纪的情况一样，英格兰的政治中注入了一个王朝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了国内动**，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招致了外国的阴谋和干预。

与此同时，英格兰无法摆脱早先企图征服不列颠群岛“凯尔特人”的后果。在理查二世富有想象力的政策失败之后，需要一个更稳定的关系来确保王国的安全，因为王国显然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征服和殖民了。在实际做法中，英格兰的历任国王放弃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实现其霸权的所有想法。在15世纪，英格兰对苏格兰人处于防御状态，部分原因在于与法国的战争再次爆发；部分原因是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1399—1413)和1450年之后英格兰的内部困难。1419年，苏格兰人甚至派出大量援军来援助法国人。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曾短暂地(1406—1424)被囚禁在英格兰，阻止了跨越国界的重大敌对行动。但此后苏格兰人变得更加大胆，希望能够夺回罗克斯堡城堡(Roxburgh Castle)和贝里克(Berwick)，并在1460至1461年实施了计划。突袭、海上冲突和海盗活动，以及无效的停战协议——共同造成了无休止的“冷战”状态。只有在百年战争结束后(1453年)，以及英格兰的约克派政权(1461年)执政之后，才能真正有目的地寻求与苏格兰的更稳定关系。双方在1475年签订了一份条约，并在1502年实现了“永久和平”——尽管法国仍心存疑虑，且英格兰偶尔在苏格兰采取战争行动，如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于1482年占领贝里克。但协议标志着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改变，虽然边境地区继续依靠抢劫而繁荣，互相骚扰已成了生存之道。

英格兰对与爱尔兰关系达到平衡颇为不满，而盖尔人和英裔爱尔兰贵族倒很喜欢如此。理查二世对爱尔兰的大胆主权要求落空了，而且在中世纪再没有其他英格兰国王这么做过。国王对爱尔兰的统治，尽管得到了英格兰的大量资助，却始终非常脆弱：盖尔人享有独立和相对繁荣，而英裔爱尔兰人也珍惜自己的权力并与盖尔人和睦相处。英格兰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安全问题(15世纪30年代有人说过，“爱尔兰是英格兰大厦的一个基座和支柱”)，只有在威尔士叛乱(1400—1409)和15世纪50年代，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让英格兰更多关注爱尔兰事务。其结果是爱尔兰内部出现了政治分裂，脱离了英格兰。为了维持其在爱尔兰的统治表象，英格兰政府可以依赖的唯一权力来源是较大的英裔爱尔兰权贵——大多数英格兰人甚至不愿去爱尔兰。从都柏林进行统治不可能有效，而要发动征服战争，又没有资源。15世纪爱尔兰的真正统治者是奥蒙德伯爵(earl of Ormond)和基尔代尔(Kildare)伯爵等大贵族；即使政府想驱逐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英格兰-爱尔兰的关系取得了一个平衡，但代价是英格兰放弃了对爱尔兰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