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主要产业仍然没有变——纺织业、建筑、采矿和金属加工、产盐和海上捕鱼。此外，尽管有时纺织业有缩绒加工法的问世，但工业技术没有显著进步。在12世纪和13世纪，英格兰的纺织业远不能与高度资本化的佛拉芒纺织业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佛拉芒对英格兰羊毛的需求的不断增长确实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贸易平衡，从而保证这一时期有足够的黄金流入，以维持本国银币的优良品质(在发展速度更快、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地区，人们将劣质硬币作为零钱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格兰的经济变化相对较小)。

首要的问题是没有发生农业革命。尽管13世纪的地产管理专家，例如亨雷的沃尔特(Walter of Henley)或伊斯特里的亨利(Henry of Eastry)等人，以理性和科学的方式处理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工作的技术局限性意味着不可能显著提高产量，既不能提高羊毛的产量，也不能增加粮食的产量。尽管用马耕地的做法正在普及，但这对于提高农业产量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犁地，而在于播种、收割和保持土壤肥力。人工播种和收割既耗费人力又效率低下。泥灰肥和大多数其他类型的肥料要么昂贵，要么无法获得。只有动物粪便比较普遍，并且被广泛和系统地使用。但是，冬季喂养羊群和牛群的高成本意味着粪便的产量有限。如果初级生产环节没有得到根本改进(当时没有改进)，那么第二阶段的生产改进(例如在1200年左右引入风车)只能对经济发展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因此，在许多方面，英格兰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确实可以说，与其邻国，特别是佛兰德斯(Flanders)和意大利相比，13世纪的英格兰还没有11世纪发达。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英格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到了13世纪末，尽管男性和女性都熟悉**中断这种节育方法，但英格兰的人口远远超过了1086年时的水平。确切的人口是多少，我们无从得知。在汇编《末日审判书》的时代，统计人口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大多数历史学家估计当时的人口在125万到225万之间。要估计13世纪晚期的人口则更加困难。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可能高达700万；其他人认为没有那么多，或许是500万。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且大多数人认为可能增加了两倍。人们猜测，英格兰人口从11世纪(或者可能从10世纪)开始缓慢增长，随后从12世纪末开始加速，这种假设似乎是合理的。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增长率不尽相同。约克郡北区(North Riding)的人口在1086年后的200年里可能增加了大约11倍，而在其他地方，特别是那些在《末日审判书》调查时期人口已经相对密集的地区，即南部沿海和东盎格利亚的某些地区，增长率非常小，但在沃什周围的淤泥地带出生率特别高。

人口增长带来了什么经济后果呢？用“无发展的扩张”这句话来概括最恰当不过。人口增长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定居点和耕地的实际扩张。扩大定居点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事实上，确实存在很多现代世界的公民称之为经济进步的迹象。城镇蓬勃发展，其主要职能是成为当地市场。如果了解一下城镇居民从事的各种职业，就会惊叹于粮食存储以及皮革、金属和纺织领域的工匠店主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即使对于大城镇而言(按照欧洲标准，英格兰仅有一个真正的大城市伦敦，据估计在1334年其财富是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布里斯托尔的四倍)，长途和奢侈品贸易仍然不那么重要。农村人口密度的增加意味着城镇的规模和数量都在增加。1100年至1300年，建立了大约140个新城镇。如果已有的证据没有偏差的话，那么1170到1250年之间的几十年里建立的城镇数量最多，例如朴次茅斯、利兹、利物浦、切姆斯福德、索尔兹伯里等就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由当地领主建立的，他们希望通过收取租金和通行费来谋利。有些城镇的选址是利用海上贸易的扩张，因为较大的船只意味着波士顿、金斯林(King’s Lynn)和赫尔(都是新建的)等沿海港口比林肯、诺威奇和约克等河流上游的港口发展得更快。

在农村，特别是在那些被诺曼人废弃的北部地区的整整齐齐的村庄中，有时可以看出设计者所带来的影响。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已经人口密集的东盎格利亚，村庄有时会迁移到新址，散布在公共土地的边缘，大概是为了不占用良田。

但找到居住的空间是一回事，种植足够的粮食得以生存是另一回事。总的来说，农田的扩张并不是通过建立新的定居点来实现的，而是在现有聚居地的周边进行零散开垦。大面积的森林、沼泽湿地和高地被砍伐、排干和开垦。其中一些地方土壤肥沃(沃什周围的淤泥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大部分地方的土质一直比较贫瘠，如苏塞克斯威尔德的林间空地。这是“通向边缘的旅程”，人们走向耕地的边缘，有些边缘地十分贫瘠，它产出的粮食少得可怜，几乎不值得投入劳动力。对食品(最重要的是面包)的需求十分紧迫，因此其他“必需品”(燃料和建筑木材)只能让道。

当然人们试图更加集中地耕种现有的耕地。在13世纪，三田轮作制取代了二田轮作制，并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这意味着每年有三分之一而不是一半的土地被休耕。但是，如果要保持土壤肥力，更密集的土地使用需要相应地增加施肥。不幸的是，耕地的扩张有时会牺牲牧场和林地。牲畜数量不增加，会减少粪便产量。这反过来可能导致土壤肥力枯竭，而不是提高产量。无论在13世纪末期粮食产量是否下降，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如果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达到物理极限，但人口仍然继续增长，那么必定会出现两种情况之一。要么进口更多的食物，要么平均生活水平下降。没有证据表明谷物进口量增加。反倒有可能存在相反的趋势。英格兰谷物经销商将他们的商品以散装货船的形式运往佛兰德斯、加斯科涅和挪威等地区，即工业化或专业化程度比英格兰更高的地方，而且这些地区的经济也更适合出口布匹、葡萄酒和林产品，以换取基础食品。此外，有关13世纪英格兰地产的大量纪录清楚地表明，租户持有的平均土地规模在缩小。在这个时期，更多的人口意味着人均土地减少了。

尽管情况如此暗淡，但许多13世纪的村民仍比《末日审判书》时期祖辈们的日子好过很多。相对而言，他们免于战争造成的破坏。而且他们都不是奴隶。奴隶制是缺少劳动力的经济的特征，随着人口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奴隶制在削弱。确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农奴(可能占总人口的一半)，而《末日审判书》时期的维兰和茅舍农(占总人口的3/4)都是自由的，不过，虽然维兰和茅舍农都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是奴隶——但显然他们并不是非常自由，因此，能被称为“自由人”的阶层规模很小(只占记载中总人口的14%)。维兰和茅舍农的生活困难是因为他们的领主们也是自由人，而且有权有势。他们可以自由地操纵习俗，竭力压榨维兰和茅舍农，而且在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时期，这可能意味着沉重的劳务服务，这种时期，领主们不会乐意按市场标准支付工资。只有当劳动力供应增加时，领主才会越来越多地选择雇用劳动力。在12世纪，许多佃户必须支付租金而不是靠提供劳务来履行义务。在这一点上，法律意识的发展变得非常重要。在1200年的前后各十年里，国王的法官们制定了规则，以确定谁有权在王室法庭审理他们的纠纷，谁没有权这么做。他们认为那些拥有权利的人是“自由的”，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则是“奴性的”。把社会分成两个不同类别的后果是使一半人遭到奴役，使他们在法律上不自由。但是律师一只手拿走的东西又通过另一只手还回来了。一切被界定得越详细，成文的东西越多，习惯土地法就越僵化，越停留在文字规定上。操纵习俗变得更加困难，习俗比以前更有效地保护了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11世纪的许多自由佃户，13世纪的不自由的佃户更不容易受到领主的肆意盘剥。试图操纵习俗的13世纪领主经常卷入与组织良好的村社的长期法律诉讼。

然而，虽然习惯法可能会保护贫穷的佃农免受领主的苛刻要求的压迫，但它无法保护佃农免受经济变革的严峻现实的影响。在1200年的前后十年里，英格兰的一半村民可能已经沦为农奴，但与贫困村民变得更穷的事实相比，这一点显得微不足道。那些在13世纪末真正遭受苦难的人不是这些卑贱的佃农，而是那些贫穷的佃农和没有一丁点土地的佃农，无论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农奴。我们对租户有所了解。温彻斯特庄园的死亡率表明，从1250年开始，更贫穷的佃农变得越来越“对收获敏感”。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意思是每次收成不好，他们中的更多人会死于饥饿或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对黑尔斯欧文镇(Halesowen)的西米德兰兹庄园的研究表明，那里的贫困佃农(《末日审判书》时期的茅舍农的继承者)的寿命比富裕的佃农(同时期的维兰的继承者)少了十年。无地佃农的生存状态如何呢？我们只能猜测，证据本身的性质使他们在13世纪的纪录中很少被提及。大庄园的劳工通常不仅可以获得现金，还可以获得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粮食补贴。但那些成为“经济过剩”的无地劳动者呢？据推测，他们也变得“对收获敏感”。

但是给穷人带来痛苦的经济阴云却为富人带来了曙光。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对食物的需求增加。物价上涨，特别是在1200年左右和13世纪末期。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意味着整个世纪的货币工资水平保持稳定，无论是计件工资还是计日工资。换句话说，实际工资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富有地主的日子很好过，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剩余产品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益。市场数量激增。1198至1483年间，官方授权建立了2400个市场，其中一半以上是在1275年之前建立的。同样，租赁需求的增长意味着租金上涨。例如，伊利主教的净收入从1271至1272财年的920英镑上升到1298年的2550英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幸运的大庄园主所要做的就是坐享其成，坐等供求法则发挥作用。12世纪和以前一样，大多数属于富有领主的庄园实际上都是由他的佃农承租的，无论是作为骑士封地还是以固定租金出租给“农民”。在稳定或逐步扩张的时期，这么做很有道理，从领主的角度来看，它把管理费用降至最低。这种制度十分稳定，终身租赁或延续几代人的长期租约很常见，而且这些长期租约有变成世袭使用租地的趋势。

但是1200年左右的价格急剧上涨给收固定租金的领主带来了严峻的问题。如果他想抛弃佃户，直接利用市场经济，那么他就必须直接管理他的庄园。摒弃一个古老的制度并不容易，许多领主遭遇了佃户的激烈抵抗，但领主们还是逐渐把土地收了回来。关于这个过程的最著名的描述，可以读一读布雷克隆德的约瑟林(Jocelin of Brakelond)对布瑞·圣·埃德蒙茨的萨姆森(Abbot Samson of Bury St Edmunds， 1182至1211年间任修道院院长)的有条不紊的生活的记载。领主把庄园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任命庄园管家和地方长官(reeves)来管理庄园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盈余。在这个新制度下，领主的开支和收益每年都在变化。这将使他的管理人员很容易欺骗他，除非他密切核查他们的活动。因此，每年庄园的详细纪录会与其他庄园的类似回报纪录表一起，被递交给代表大庄园的中央管理部门的审计师们进行核查。(大量的此类账目保存了下来，让我们能够对13世纪英格兰农村经济的某些方面有更多的了解。)审计师既制定政策又侦察欺诈行为。他们确定了每个庄园的目标，即必须达到的粮食和牲畜的生产水平。他们做出了投资决策，例如是否要建造新的谷仓、是否要购买化肥料等。对这些事物的关注导致了全新著作的诞生，即关于农业和庄园管理的论文，其中最有名的是亨雷的沃尔特的《畜牧业》。所有这些变化的前提条件是较高的识字普及率，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进行13世纪初的管理革命。

新制度的重点是使领主的利润最大化，并以尽可能合理的方式实现这一点。这种方法似乎不太可能关心穷人所面临的问题，穷人在这种经济体系中被视作多余的无用之人，几乎所有穷人都无用。在庄园层面，有无数抵制领主要求的案例，包括被动抵制和直接行动(有时是法律诉讼)。在城镇，同样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贫富之间的斗争。到了13世纪90年代，英格兰已人满为患，传统经济已无法应对人口压力造成的社会矛盾，这个国家已处于阶级战争的边缘。

[1]　格兰维尔和希拉克顿是12世纪和13世纪的英国法律专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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