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恐怖的缔造者和最初的拥护者在恐怖中毁灭或被置于沉默与无能为力的境地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恐怖究竟为了什么，大革命又该走向何方？1794年3月底，一个警察暗探听到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有什么结果。人们斥责两个革命委员会，于是我们觉得这些委员会很可疑。人们斥责革命军队，如今它也解散了。革命这一名称的意思好像是某种反对一切事物的事物。”[1]但是，有一个人会用雄辩有力的声音反对这个说法：他就是罗伯斯庇尔。整个秋天和初冬，他也在为革命的方向和意义苦恼，与宽容派的逢场作戏和他的政策便能证明这一点。但到2月，他的想法逐步清晰起来。2月5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个革命的信仰表白。他说：“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和平地享有自由和平等，是永恒正义的统治。而永恒正义的法则不是镌刻在大理石或石头上，而是在所有人的心中……何种政府能实现这些奇迹？唯有民主制或共和制政府，这两个词是同义词。”[2]但罗伯斯庇尔指出，民主制并不等同于始终处于行动之中的主权人民(这就含蓄地拒绝了无套裤汉介入政府的要求)。

民主制是这样一种状态：主权人民在自己创制的法律指导下从事一切自己能胜任的工作，不能胜任的工作则由其代表来完成。所以他们应在民主制政府的原则中寻找政治行为的方针……那么民主制或民众制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或者说，维持它并使它运转的根本支柱是什么呢？是美德……这只能是对养育你们的故土及其法律的热爱……这种崇高的情感意味着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你们的政治行为的首要方针必然是将你们的一切行为与维持平等、发展美德联系起来……在法国大革命的体系中，不道德的即为非政治的，腐败者亦即反革命。缺陷、堕落和偏见是通往君主制的捷径。

如果这些观念是别人提出的，那可能只是法国大革命中层出不穷、乏味浮夸的言辞的又一范例。然而，罗伯斯庇尔是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他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认真。在1794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初，为了清除共和国的腐败，剔除不能达到其严厉的道德标准的人，他越来越心神不宁。

他的这种不安心绪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法布尔·戴格朗蒂纳，罗伯斯庇尔于1月8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对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但在罗伯斯庇尔眼里，法布尔的贪婪、奸诈和腐败给他那些知名的伙伴蒙上了嫌疑，包括像德慕兰这样的宽容派首领。至于丹东这样夸夸其谈的墙头草，他们坚定地维护法布尔，表明他们把朋友置于爱国原则之上。在勾勒出美德理想国的蓝图后不久，罗伯斯庇尔病倒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政治日程受埃贝尔派左右。治安委员会的成员阿马尔负责对印度公司的丑闻提出报告，以便对被告进行审判，但他在汇报自己的结论时令人困惑地拖拉。可能他也卷入了丑闻之中。由于同事不断施加压力，他终于在3月16日的报告中对法布尔、夏波和很多人提出指控。罗伯斯庇尔和比约-瓦伦公开在国民公会指责他的报告过分集中于财政细节，也就排除了这场阴谋的所谓政治性枝蔓。3月19日，阿马尔再度作报告，这次他拓宽了范围，法布尔和他的伙伴被送上了法庭。在埃贝尔派刚被清洗之后，这次审判的时间和筹备工作成为两个革命委员会的中心议题。

双方似乎已经决裂。比约-瓦伦等人觉得宽容派在怂恿埃贝尔派走向自我毁灭之后也自取灭亡，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也持这种看法。法布尔的案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因为他被逮捕前是继续执行恐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这样就可以清除德慕兰和丹东等人，虽然丹东在宽容派运动中没有起什么作用。丹东那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使他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他的朋友受审时，他很难不受牵连。“治安委员会”其他成员认为，将一桩腐败案审判扩大为政治表演太过危险。天平在罗伯斯庇尔的掌握之中，审判丹东的想法是对他日益严厉的政治原则的一次检验。逮捕丹东和宽容派的提议最早出现在埃贝尔派受审之时，但罗伯斯庇尔又犹豫了一个星期。直到3月30日，在与丹东举行两次神秘的会谈之后，罗伯斯庇尔似乎才决心抛弃丹东，但在采取行动时，他表现得十分果决。就在逮捕证发出的当天，他便开始搜集指控丹东的材料。他的便函构成圣茹斯特31日在国民公会发言的基础，后者以两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逮捕“最后的保王党分子，五年来他们结党营私，他们追随自由仅仅因为老虎须跟踪自己的猎物”。[3]他提议对这些人进行审判。也许是因为圣茹斯特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政治清洗，这项动议毫无阻碍地获得通过。

圣茹斯特控词的含糊也反映在4月2日到5日的审判中。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密谋者德慕兰和丹东站在了被告席上，受审者总共16人，其中有9名议员。丹东甚至没有受到腐败的指控，虽然这一指控再容易不过。他的罪名全都是笼统的，依据的是他自1789年以来的政治记录。但他雄辩滔滔，很快便成了法庭的主宰，这让弗基耶-坦维尔惶恐不安。直到国民公会根据一项蓄意歪曲的报告——说这些囚犯反抗革命法庭——下令进行缺席审判时，对他的有罪判决才得以通过。囚犯们的“反抗”无非是嚷着传唤证人，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多余的了。4月5日，丹东、德慕兰、法布尔、夏波和其他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法国大革命中，像丹东和德慕兰的覆灭这样难以解释的故事实在少见，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涉案人物的可靠证据。埃贝尔和他的同伴至少是因叛乱而被公开传唤。德慕兰只是主张(而且这时他已不再坚持)少一点血腥味的体制；丹东受审时并无任何始终如一的激烈指控。他们之所以被清洗，似乎是因为他们可能而非实际的作为。实际上，对他们的处决标志着恐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潜在的罪行也像确切的罪行一样成为处决的理由，有时候，未能达到理想的道德标准的人亦可以被处死。“美德一词让丹东发笑，”罗伯斯庇尔曾阴森地说，“一个对所有道德观念都视若无物的人怎能是自由的捍卫者呢？”[4]丹东的死标志着美德理想国的奠基。

这个理想国的另一个特征是持续的权力集中化。4月1日，部长理事会最终被废除。政府各部由委员会掌管，每个部由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监督。两周后(4月16日)的命令规定，所有密谋案件都将由巴黎的革命法庭审理。在随后的几周，外省大部分曾执行过恐怖政策的特别法庭被关闭，这就使得首都的监狱塞满了嫌疑犯。为应对这种局面，审判程序大大简化并加速。根据牧月22日(6月10日)法令，法官和陪审员的数目增加了，证人实际上被废除，被告也没有辩护律师。法庭的目的被定义为惩罚人民公敌，唯一允许的判决便是死刑。但是，人民公敌的定义十分宽泛，因为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这样的指控。此举对恐怖的性质立刻产生了影响。在1月到3月之间，处决的人数曾迅速下降，但4月份又有所上升，原因是对旺代的镇压再次强化。5月人数有所回落，但从6月初开始，处决人数再次大幅攀升。新的恐怖**中的受难者主要是在巴黎被处决的。从1793年3月到1794年8月，共有2639人被送上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其中一半以上——共1515人——是在1794年6月至7月被处死的。在这些受难者当中，社会上层成员的比例也远高于整个恐怖时期的总比例：38%的贵族和26%的教士受难者是在这两个月被处决的，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富裕资产阶级。相对于其他时期，这两个月的恐怖更像是社会歧视的工具，而非惩罚具体的反革命行动的工具。当然，大部分死者也像其他受难者一样，的确有颠覆或叛国行动的嫌疑。但是恐怖形态的急剧转变意味着，在被处决的人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既是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也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或者1789年前的身份)才会如此。

被处决的埃贝尔派也许会赞同这样的政策。但是，两个革命委员会在其被清洗后采取的其他措施，很少能让他们满意。例如，在肖梅特被处决后，巴黎公社被置于治安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成员资格也被修改，以便构成一个可以从上层、而非从下面接受命令的多数派。于是公社立刻将注意力转向最高限价令——不过是转向埃贝尔派曾有意忽视的方面：限制工资。公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搜集资料、编订埃贝尔派一直拒绝认真对待的工资表。与此同时，工资劳动者已经对即将到来的境况有了充分的警觉。4月，人们援引列沙普利耶法镇压要求提高工资的烟草工人首领。另一些工人团体也遇到威胁：如果他们胆敢提出类似要求的话，那他们将被征召为服从军事纪律的战时工人。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恰好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远未得到遏制。然而，根据7月23日最终公布的新工资表，大多数工人的工资都被大幅度削减。1790年初，当指券价值暴跌时，很多人的工资涨了一倍或两倍。根据最高限价令，工资水平可以比1790年高50%，但也远远不能反映工人的劳动价值。此外，工人此时已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渠道。各区已被纳入政府机器，整个4、5月间，巴黎公社都急于让人们忘却群众社团。到6月初，大部分社团都宣布解散了。

去基督教化的运动也开始逆转。两个革命委员会似乎也有一致的看法：废除基督教化是一场灾难。4月7日，库东宣布，新的提议将把国民的精神情感引向更具爱国主义的方向。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于5月7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中提出的最高主宰崇拜。这种崇拜是在每个旬日举行的一系列共和节目中的第一个，它宣告了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罗伯斯庇尔在掌声中宣布：这些准则是正义的永恒召唤者，因而也是社会的、共和的。在谴责僧侣势力的同时，他再次提到自己热衷的论点：共和国的目标是提升美德。他还为非基督教化中的极端行为叹息(虽然言语不多)，并向卢梭这位公民宗教的缔造者唱起了赞歌。6月8日(牧月20日)，他提议全民向最高主宰致敬。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节日活动。6月8日也是圣灵降临节，这或许是个意外的巧合，或许不是。如果不是的话，最高主宰崇拜可能被设想为对基督教的挑战，或对它的友好表示。在这一事件中，各地没有接到关于如何组织这次节日活动的指令。一些地方采用刚刚过去的理性节日中的纪念物，只是将旧标语涂成新的。其他地方利用这次机会举行公开的弥撒，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在巴黎，这次节日的组织被委托给经验丰富的画家大卫，他自己也是治安委员会的一员。大卫在马尔斯校场建起一座假山，山顶栽上一株自由树，来自杜伊勒利宫的群众游行队伍朝这里会聚。国民公会的主席带领议员们走在队伍的前面，恰巧那一周是罗伯斯庇尔担任主席。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发表了两篇关于美德与共和宗教的颂辞，但他显然忽视了某些议员对这个伪教皇的体态的嘲笑，尽管他曾注意到这一点。另一些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瞧瞧这个**鬼，”丹东过去的一个伙伴图里奥喃喃地说，“当主子他还嫌不够，还要当上帝。”[5]

越来越多的议员持有与图里奥类似的看法，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如此。从1792年秋天以来，罗伯斯庇尔时常被人指控想建立个人独裁，此时这一指控较以往更可靠。他代表救国委员会发言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多，而且他在全国肯定比在同事之中更为知名。在奥尔良和巴黎，最高主宰节上出现了“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呼声。两周前，两个自称为刺客的人还想刺杀他。其中的一个刺客实际上攻击的是科洛·戴布瓦，另一个人只走到了她认为的暴君住所的门口。两人都被处决，还有52个涉嫌卷入巴兹密谋的人，他们都穿象征弑亲的红色衣服。依据牧月22日法令，他们被处死。法令中的大部分条款是罗伯斯庇尔起草的，并由库东通报救国委员会，但事先并未征求后者的意见。虽然救国委员会仍然值得信赖，但他们行事的方式表明他们并不确信自己能赢得委员会的支持。确实，从4月以来，救国委员会逐渐成为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还有库东)与其他成员激烈争论的场所。他们一度威胁卡诺，因为后者驳斥他们是“荒谬的独裁者”。4月16日，救国委员会内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总监查局”，负责监控公共官员的行为，上述三人被任命为其中的成员。但此举也许是为了让他们淡出。然而，他们以特有的热情投身新的工作，结果引起治安委员会的警觉，后者认为总监查局侵犯了它的领域，何况春天的公开审判已经表明它的权力范围被严重侵蚀了。所有这些都让罗伯斯庇尔四面树敌，牧月22日的法令更是变本加厉。法令中的笼统言辞让国民公会的很多议员——更不要说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提高了警惕性。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对该法令进行辩论，罗伯斯庇尔则谴责这些试图散播分裂种子的人。他们都记得，丹东派被捕时并无国民公会事先发出的命令，因此他们特别担心一个凌驾于一切与之对立的法律之上的条款。也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条款会摧毁他们正常的逮捕豁免权。于是，在牧月23日，一些嘲弄罗伯斯庇尔在最高主宰节上的显赫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新法令特别保护议员的豁免权。从动议通过的那一刻起，反罗伯斯庇尔的力量走向联合。

罗伯斯庇尔清楚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虽然他对此缺乏正确的认识。“为什么给我？”他对这些天来一直守候在他门口的一个请愿者说，“为什么不交给委员会？每个人都交给我，好像我有无限权力似的。”[6]作为卢梭忠实的学生，他坚信自己纯洁而正直的意图正在被不爱国的阴谋家们蓄意诽谤和阻挠。这些阴谋家当中有一些因行为过激而被从外省召回的议员，如富歇和塔里安，也有图里奥这样的丹东分子，还有从前的屠夫莱让德尔。但6月12日，当救国委员会拒绝采取严厉措施并将“九个人头”——他认为他们是反对自己的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交给他时，他便不再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而是日益频繁地在一个他知道能够获得支持的讲坛上公开露面，该讲坛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然而俱乐部的成员已不再有往日的权威了。在俱乐部而非国民公会表明立场，只能引起关于图谋暴动的猜疑。在那可怕的几周内，每天都有20至30人被处决，因而整个公共生活之中都弥漫着猜疑情绪。据说有60名议员晚上不敢睡在自己的**。然而，另一个日益明显的局面是：恐怖已不再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6月1日，英国人未能阻止来自美洲的庞大运粮船队，船队中“复仇”号的沉没在巴雷尔给国民公会的报告中被渲染成共和国英雄主义和无畏精神的史诗。更为重要的是，6月26日军队取得了弗勒吕斯大捷，入侵比利时、根除奥地利人最后的威胁的道路再次打通。此后人人都盼望能松一口气。然而，两个委员会被各种猜忌撕扯着，各方都在含沙射影地威胁对手，没有人知道如何终结屠杀，除非在自己毁灭前消灭对方。

7月中旬出现了最后一次恢复统一——如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团结的话——的努力。作为自始至终的协调者，巴雷尔在22日举行了一次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会上同意加快实施风月法令。此后，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都相信，虽然此前有过一些分裂的迹象，但法国仍然有个统一的政府。但在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罗伯斯庇尔在近一个月之后首次露面，并对比约、科洛、阿马尔和瓦迪尔做了一番充满敌意的人身攻击。他本人赞同新的联合政策，但由于他过早地发起攻击，任何停战都难以维系长久了。另外，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担心最近鼓吹的团结成为现实，使得罗伯斯庇尔能够清洗那些他试图驱逐的议员。于是富歇和塔里安开始在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中进行狂热的游说活动，通报最新得知的消息。为了区别于山岳派，这些议员被称为平原派。不过随着恐怖措施再度被强化，平原派的消极态度给他们招来了一个不太动听的称号：“沼泽派”。罗伯斯庇尔认为自己能够把握国民公会的大方向，7月26日，他再次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冗长凌乱的演讲，演讲中提到的人名不多，但通篇的威胁言辞似乎针对每一个人。他以当时风靡一时的方式称颂自己的廉洁和对美德的热爱，然后宣布社会上存在一个“危害公共自由的阴谋”，卷入阴谋的有议员和治安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有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但他并未具体指明。这些“叛徒”必须被惩罚，他们的“小集团”必须被摧毁。两个委员会都应该清洗，因为“只要权力还与一伙无赖牵扯在一起，自由的卫士就会被永远放逐”。

这是一份宣战书。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生死将系于快速反击行动的成败，于是他们决心应战。起初一场嘈杂的争论发生，焦点是罗伯斯庇尔的演讲是否应该付印、印多少份。受到攻击的议员们再次指控他的独裁图谋，对此全体议员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态度。当晚，罗伯斯庇尔向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再次宣读了他的演讲，这些吵吵嚷嚷的成员拒绝对比约和科洛作出回应。根据库东的提议，他们表决赞成驱逐所有反对印刷讲稿的议员，于是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国民公会的新的清洗行动。比约和科洛怒不可遏，他们径直前往两个委员会，几乎整晚都在筹备次日上午不可避免的对峙。在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中，塔里安也在积极备战，他知道当时的国民公会主席科洛会安排谁在何时发言。7月27日(即热月9日)上午，当圣茹斯特——他并未涉足前几周的派系活动——出人意料地代表罗伯斯庇尔发言时，情绪的力量表现得一目了然。比约代表治安委员会、塔里安代表救国委员会及其他与会者谴责罗伯斯庇尔。他们的发言赢得欢呼，但当罗伯斯庇尔要求发言时，他被“打倒暴君”的呼声淹没了。科洛一直拒绝他发言，而轮番的攻击让议员们陷入狂热。最后有人提议逮捕罗伯斯庇尔，国民公会接受了这一提议。还有人提议逮捕圣茹斯特和同样支持罗伯斯庇尔的库东。相关的指令随即发出，巴黎国民卫队司令昂里奥同样被下令逮捕。

这是一场议会骚乱。罗伯斯庇尔前几个月几乎完全幽闭在圣奥诺雷街的住所中，他高估了议员们对他的支持，这是致命的。在7月27日[7]的演讲中，他直接或间接地攻击了许多议员，以致没有人觉得有完全的安全保障。不过，在国民公会遭受的挫折并不意味着罗伯斯庇尔已经穷途末路。26日夜间的情形表明，他依然能得到雅各宾俱乐部及公共走廊上听众的支持。另外，巴黎公社在埃贝尔派被清洗后进行了改组，那里也有他任命的大批成员。因此他在巴黎仍有机会，从1791年春天以来，他在群众当中一直有很高的威望，这会给他积聚力量。而且巴黎公社一开始也没有抛弃他。28日下午，公社命令首都的所有监狱看守拒绝接收囚犯，昂里奥也得以逃脱。在昂里奥试图集结自己的国民卫队准备起义的同时，逮捕的议员被带到市政厅，置于公社的保护之下。但是，48个区中只有17个区的国民卫队响应昂里奥的号召并在格雷勿广场集合，另一些区的卫队摇摆不定，直到国民公会采取决定性行动时，他们才迅速服从。根据巴雷尔的提议，逃跑的囚犯将失去法律保护。根据最初由圣茹斯特——真是具有反讽意味——提出的法律条款，这意味着逃犯未经审判即可处决。忠于国民公会的武装交由在土伦之围中崭露头角的巴拉斯指挥。面对这样的决定，再加上无力让大多数区走出敌意和冷漠，公社开始踟蹰不前。夜间，集合起来的部队逐渐散去。因此，当巴拉斯带领部队于7月29日凌晨两点到达市政厅时，市政厅已无人防守。罗伯斯庇尔企图自杀，但子弹仅仅击穿了颌部。次日下午，身受重伤的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

在随后的24小时，他的兄弟、库东、圣茹斯特以及其他80名来自巴黎公社的“罗伯斯庇尔派”被处死。目睹过行刑场景的爱尔兰政治流亡者汉密尔顿·罗万记载说：“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内，大约六十人在革命广场被处决。我站在离行刑地一百余步远的地方，但死者的鲜血还是从我的脚下流过。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每当人头落到筐子里，人群中就爆发出千篇一律的欢呼声：‘打倒最高限价令!’”[8]这个星期前几天公布的工资表当然不是各区没有响应公社起义号召的唯一原因。危机来得太快，事先不可能有应对计划。而且，国民公会告知群众，罗伯斯庇尔图谋专制独裁，群众在此前就曾驯服地接受关于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密谋的说法，这一次他们也不会劳神去拯救另一个同样被证明是泥足巨人的偶像。尽管如此，罗伯斯庇尔派的公社在危机爆发前几天颁布工资限制令的关键时刻疏远了普通巴黎群众，因为后者有个人尽皆知的癖好，那就是寻找替罪羊，而罗伯斯庇尔及其市内党羽的覆灭满足了这种癖好。至于罗伯斯庇尔本人，他从来就不是独裁者，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有这个目标。但他生性多疑，持续了一个春天的政治压力让他走到了妄想的边缘。有关阴谋的谣言围绕着他，更不要说刺杀行动了。由于对自己的操守坚定不移，他很容易把矛盾看成用心不良，把行事独立看作机会主义。后来，他认为公共生活中几乎无人可以信赖，由于他把这个想法说得如此明白，也的确没有人可以信赖了。又由于暗示那些跟他不一致或他不赞同的人都应被处死，他迫使这些人在被他毁灭之前先毁灭掉他。人们之所以称他为独裁者，是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掌权者在道德上的不妥协立场，在处死罗伯斯庇尔之后，他们用这一指控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理性。这就让他们把自己曾协同参与的行为过错归咎于罗伯斯庇尔。但在恐怖退潮后的几个月和刚刚开始的无情体制中，这种做法日益成为耻辱、指控和报复的对象。

热月9日的标志性意义主要不在于推翻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而在于否定一种政府形式。对此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快就失望了。7月29日，巴雷尔轻描淡写地称这段插曲为“一次对政府毫无影响的纷乱”，并提名候选人以取代三位被处决的救国委员会成员，但他的提议未获通过。相反，国民公会接受塔里安的建议，规定救国委员会每个月应有四分之一的委员退出，退出者不享有接下来的补缺选举资格。废除革命法庭的动议暂时被否决，但有人竟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本身就表明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是何等剧烈。不久，国民公会所有的下设委员会均需按同样的程序进行改组，而救国委员会的新成员中就有塔里安本人。丹东从前的朋友也进入了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8月1日，改组后的两个委员会着手取消牧月22日法令。8月10日，它们对革命法庭的成员进行清洗，逮捕了弗基耶-坦维尔，终结了恐怖体制。8月，巴黎仅有6人被送上断头台，在这一年余下的几个月中被处死的人只有40多个。反革命图谋现在必须经过取证后才能定罪。由于取证定罪工作困难重重，各监视委员会的大部分职责和权威形同虚设。因此8月24日，巴黎的监视委员会从48个削减为12个，其他地方每区一个。所有这些举措都日益仰赖于国民公会议员的提议，与此相应的是，8月11日，救国委员会失去了作为政府当中的总管的角色，这有悖于巴雷尔代表该委员会提出的方案。除了军事和对外关系，救国委员会的其他职责都被分派给其他委员会。这样，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的一个月内，恐怖和革命政府的中央机构已被国民公会瓦解，因为国民公会越来越确信这些机构已不再是必要的了。

这在全国率先开了放松神经的先河。8月10日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活动是在无拘无束的轻松气氛中进行的。不过，除了处决人数的下降外，时代变化的明显证据要算释放嫌疑犯了。一开始这就是人们的普遍期望，激动的人群每天都聚集在监狱门外和治安委员会门口。巴黎的释放工作开始于8月初，月底有3500名囚犯获得自由。这些走出监狱的幸运者对把他们送进去的人充满敌意和怨恨，后者大部分是监视委员会的公民同胞，如今被斥为恐怖分子，因此他们要报复。8月31日，西南郊的格伦内尔火药厂发生爆炸，死伤约400人，惶恐不安的“恐怖分子”认为这就是第一次报复行动，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意外。并非意外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的针对无套裤汉的治安小分队，即所谓的“金色青年”。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被释放的囚犯，有些人是逃避兵役者，还有很多人是文员和小官僚，所有这些人都想惹麻烦。他们炫耀昂贵的服饰和几个星期前人们才敢展示的发式。金色青年的总人数大约在2000到3000之间。他们专门骚扰知名的“恐怖分子”，扰乱后者的聚会，破坏他们不赞成的公共活动。反罗伯斯庇尔的主要密谋者、原土伦特派员弗雷隆在自己的报纸《人民代言人》上公开怂恿这些捣乱分子。这份报纸在9月初问世，很快就与这种街头私人武装的暴行遥相呼应。不过在当时，他的报纸远不是唯一斥责恐怖的过激行为及其始作俑者的喉舌。在8月至9月间，一系列右派报纸在巴黎遍地开花，以致有人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呼吁遏制它们的煽动行径。塔里安、弗雷隆和其他在那个革命的月份得胜的人如今被称为“热月党人”，面对上述呼吁，他们以捍卫出版自由的嘹亮口号来应答。他们说，那些要限制出版自由的人是“罗伯斯庇尔的尾巴”(这也是8月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是企图借助恐怖手段重返政府的嗜血狂。8月29日，国民公会公开抨击那些在最后关头才反对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恐怖分子”。有人提议弹劾巴雷尔、比约、科洛、瓦迪尔和大卫。这样做对国民公会而言仍然走得太远太快。它拒绝起诉这些人，而且，为了表明继续忠实于激进主义，国民公会下令将米拉波的遗骨从先贤祠中迁出，用马拉的遗骨替代。卢梭的遗体也被下令掘出，安放在先贤祠中。受到这些迹象的鼓舞，雅各宾俱乐部采取了攻势。9月4日，它驱逐了塔里安和弗雷隆。几天后，塔里安在街道上受到攻击。

所有这些，热月党人都声称是恐怖回潮的开端。格伦内尔的爆炸是雅各宾派所为，弗雷隆现在让他的队伍掉头来攻击雅各宾俱乐部。在法国，“雅各宾”这个词首次(在国外当然不是这样)成为一个具有普遍侮辱意味的术语，它与恐怖和那个曾长期支配俱乐部讲坛的“独裁者”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牵连。衣着光鲜的流氓滋扰曾支持雅各宾路线的各区大会，殴打大会首领。如果说在当时还需要什么让人回味一下最初的恐怖，那么一批来自南特的所谓联邦主义者堪当此种角色，但他们在革命法庭前被宣告无罪。在对他们进行调查期间，关于卡里埃在南特溺水处决的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被披露出来。这足以对他的协同者，即南特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提起诉讼，也足以促使国民公会对卡里埃本人立案调查。毕竟作为议员，除非国民公会有明确的指令，卡里埃本人可以免遭逮捕。对热月党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们正想加大反雅各宾派的力度。早在10月，塔里安就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公民之友》，与此同时，莱让德尔在国民公会再次动议弹劾巴雷尔、比约和科洛。这一次拯救他们的是还没有人想攻击的原救国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卡诺。他作证说，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曾赞成恐怖体制。但持续的压力使情况按施压者的愿望发展。10月16日，所有俱乐部和协会被责令公布其成员名单，成员之间的一切通信均被禁止。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措施旨在摧毁雅各宾俱乐部的全国性联系网，这个网络是其力量的源泉，而成员名单则等同于受打击者清单。11月初，在当初自己与罗伯斯庇尔经常发布全国性政策指令的讲坛上，比约对俱乐部敌人发表威胁言论，于是一群保守派纨绔子弟从他们平时的聚会地点平等宫(以前的罗亚尔宫)向俱乐部进发，石块如雨点般砸向俱乐部的每一扇窗户。两天后(11月12日)，数百名纨绔子弟卷土重来，冲入俱乐部大厅，大厅里的所有人全部遭到殴打。刚刚下令逮捕卡里埃的国民公会也无意对俱乐部表示支持。它不但未惩处施暴者，反而以挑动公共骚乱为由，下令封闭雅各宾俱乐部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实际上，街头暴力成了胜利者。一个密探记载说，数天之内，“总是看到有人被称为雅各宾派，被凌辱，甚至被殴打”。[9]

在外省，革命政府倒台引起的反动发展较慢。当革命的司法权集中于巴黎时，特别法庭并未完全消失。此外当地还建立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法庭，如奥朗日的民众调查团，它的规章以牧月22日法令为范本，在6月到8月间共处死了332人。它和其他法庭(特别是西部的法庭)在热月9日之后的五六周内继续运转，并下达了很多死刑判决。但不久新的特派员便前往各省监督撤销恐怖体制事宜，根据8月24日的法令，看守委员会削减为每区一个，数千名外省“恐怖分子”被清理出公共机关。不久以后，被其监禁的囚犯陆续被释放。很多获释的囚犯及其亲戚朋友，如今掌握了改组后的群众协会和市政委员会的权力，立即开始囚禁从前迫害他们的人。例如，到9月的第一周，奥朗日民众调查团的成员就已经站到了被告席上。在整个秋天，巴黎反对前“恐怖分子”的浪潮日益凸显，外省对这一迹象的领悟也足够迅速。12月初，一个被囚禁于布雷斯特的“马拉”号军舰上的英国人写道，水手们突然之间不再高呼“山岳派万岁”和“雅各宾派万岁”了。船舱里的伙计告诉他，这些口号现在被禁止了，人们要喊“山岳派见鬼去吧”和“打倒雅各宾派”。不过，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省，反动的最终象征性信号并不是雅各宾俱乐部被封闭，而是外省超级“恐怖分子”卡里埃的命运。11月23日，卡里埃被送上革命法庭，他一直坚称自己在南特只是服从国民公会的命令，因此整个国民公会“乃至其主席的铃铛”都是有罪的。但这些辩词无济于事。12月16日，他被判处死刑并被送上断头台。他的辩词也许很公正，他当然不应对归咎于他的一切暴行负责。在牺牲卡里埃之后，国民公会便树立了一个不祥的样板。在卡里埃服刑前一周，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10月从断头台边拯救的71名吉伦特派同情者(包括不幸的托马斯·潘恩)已完全恢复了国民公会代表的资格。政治转向已经完成，但吉伦特派的回归和清除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并未预示着克制和共见的回归。1795年远非和解的一年，反而成为复仇的一年。

所有这些事态看来都深得人心。警察的报告表明，巴黎人普遍赞同关闭雅各宾俱乐部和处决卡里埃。1794年下半年，首都的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9月7日，当雅各宾运动开始出现短暂的复兴时，国民公会将最高限价令延长一年，以表明它将继续实行经济管制。但是，在夏季的危机中，指券再次加速贬值：从8月到12月，价值从票面值的34%跌为22%。因此，虽然罗伯斯庇尔之后的巴黎公社于8月9日放弃严厉的工资管制——这一措施曾让巴黎转而反对那个“暴君”——确定了一个更加慷慨的工资率，但要求提高工资的**在整个秋天从未停息过。政府的军需工厂率先发难，不过，国民公会并未让步，反而在1月关闭了这些工厂。更为严重的是商品的匮乏，即使有商品供应，价格也远高于最高限价令许可的水平。10月的一份警察报告写道：“市场上的所有东西售价都在最高限价令之上”；更让人吃惊的是，“人们都说这项法令没有强制性，无限制的贸易自由是根治其弊病的唯一良方。”[10]当然，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始终持这种观点。他们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接受最高限价令，但最高限价令在颁布后的一年中发挥了效力，这也是他们前所未有地不情愿承认的事实。当听说民众对限价令的支持也在减退时，他们再次根据自己的信念行事。他们认为，价格管制使本已很严重的稀缺局面继续恶化，加剧了他们本想抑制的囤积行为。唯有一个自由的市场能够恢复充足的供应，更不要说重新激活对外贸易了——外贸在经济管制之下已陷入衰退。于是他们责成当局就这一事务起草报告，结果12月初的报告建议取消最高限价令。12月24日，这个建议被采纳。

当天晚上天寒地冻。这预示着这个冬天比1788年还要寒冷，确实，这也是整个世纪最寒冷的冬季。气候条件使得共和国的大军可以横越封冻的莱茵河进入荷兰，但这种气候给国内民众造成严重困难。河流结冰之后，在秋季就已变得稀缺的煤和木材供应完全停滞。这种影响也波及全国。南方的橄榄树刚刚从1788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现在再受冻害，连罗讷河也完全封冻。1794年的收成不够理想，又要优先满足军队的需求。法国从波罗的海和北非等遥远地区购买谷物。但是，由于冰冻和解冻之后的洪水影响，到港的谷物无法转运和研磨。一些城市，包括里昂和巴黎，试图以大米为补充食粮，但经常缺少足够的燃料煮熟大米。因此到了春季，面包变成配给供应，地方政府因为面包价格补贴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危机最严重的1795年2月到3月，巴黎人每天尚能得到一磅面包，而在外省，食物配给要少得多，供应也很不正常。最高限价令废除了，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从12月到次年4月，巴黎的肉价上涨300%，黄油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一倍。1795年1月，街头出现冻死的饥民。另一些饥寒交迫之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巴黎和鲁昂、勒阿弗尔等北方城市的自杀率显著上升。由于取消价格管制，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为大笔采购支付高昂的市场价格，因为战争行动需要大量物资。税款入库进展迟缓，因为政治动**使得相关政府机构陷于瘫痪，而歉收又削减了农民的收入。支付给农民的东西只有指券。为了偿付国家债务，唯一的办法是印制更多的指券，到1795年5月，指券流通量比一年前增长了近一倍。这时指券的价值跌至票面值的8%。

在这种背景下，巴黎继续着反雅各宾派的斗争。弗雷隆麾下的纨绔子弟控制了剧院，当剧院上演他们不喜欢的节目时，他们就齐声高呼新的战斗口号“人民在觉醒”来破坏演出。他们还试图淹没“马赛曲”的歌声，称那只是雅各宾派的圣歌。戴红帽的人受到攻击，自由树被砍倒，恐怖时期的墙上标语被涂掉。1795年的前几周出现了持续的反马拉崇拜运动。1793至1794年曾大量制作的这位“人民之友”的石膏胸像如今已遭到系统的追查和粉碎。人们想尽办法拆除国民公会大厅外的马拉纪念碑，右派的报刊则呼吁将他的遗骨从先贤祠中迁出。无套裤汉运动的余党十分仇视这类攻击圣徒的行为，因为尊奉这个圣徒的人远不止付费的雅各宾会员。在巴黎的某些区，群众协会纷纷表示抗议，这些区大多位于东部街区，仍受恐怖时期的老兵的支配。他们的努力得到一份新报纸的支持，这就是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极端民主派、前封建法学家巴贝夫出版的《人民保民官》。1月底，他号召举行新的人民起义，实行仍被搁置的1793年宪法中的所有民主制度。这个重整旗鼓的口号带来的效果适得其反。一周后，警察进行密集搜捕，巴贝夫最后被逮捕，国民公会下令关闭群众俱乐部。1月8日，在马拉的遗骨仅在先贤祠安放了五个月之后，国民公会就对纨绔子弟的攻势让步，下令将马拉从先贤祠中迁出。国民公会宣布，任何人死后十年方可进入先贤祠。因为这个借口，共和二年的很多其他殉道者的遗骨亦被拒绝。

截至此时，反动浪潮已强大到让国民公会不能再佯装抵挡的程度。12月和次年1月，针对流亡者的法律开始放松，水手、手工工人和工匠在满足某些附带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回国。4月11日，被宣布为非法的联邦主义者也被允许返回。与此同时，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建立，负责调查两个革命委员会的前成员所遭受的指控，3月2日的报告对这些被控者非常不利。巴雷尔、比约和科洛被软禁在家中等候受审。同样受指控的瓦迪尔则已藏匿起来。一周之后发生的事件也许可以突出地表明他们对共和二年的雅各宾体制的反动发展到何种程度。教堂重新开放，供群众进行宗教活动。在最后一次短暂地遵循雅各宾主义路线期间，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最终宣布放弃宣誓派教会，从而将1790年以来大革命的路线引向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它颁布法令声称：共和国不再为任何宗教崇拜支付费用和工资——但这并不是说它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付过。这也意味着国家不再认可最高主宰，这种崇拜与罗伯斯庇尔的联系太紧密了。但这一措施意味着放弃大革命自己创建的建制教会。教会与国家正式分离，这在法国尚属首次。在某些人看来，这一法令是向废除基督教运动的回归，外省的一些地方也确实再度爆发迫害抗拒派教士的事件。但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在转移依然忠实于教会之人对共和国的敌意。这样一来，1795年2月21日的法令便水到渠成了。这条法令宣布任何宗教都可以按其意愿自由进行宗教活动。法令的语气有点勉强，引言中还有很多诋毁教士和迷信的言辞。宗教被确认为私人事务，地方当局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认可或支持。宗教信仰的任何外在表现形式，如僧侣的服饰、礼仪和教堂的钟，仍然被严格禁止。信徒应购买或租赁宗教活动场所，并向自己的教士或神父付费。但是法令通过之后，教士神父们发现信徒都很愿意。一个巴黎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1795年3月8日，他们开始在巴黎到处公开做弥撒，在房间里、公寓里、大厅里，还有一些修道院的小礼拜堂。所有人都去听弥撒……有些地方的弥撒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中午，很多人还领了圣餐……从1793年10月13日星期日以来还没有举行过弥撒。”[11]一个星期之前，在信仰笃诚的布列塔尼，一个英国囚犯被管风琴声吸引，声音是从被摧毁和劫掠的坎培尔大教堂发出的，他在那里面发现“成排的人跪着”，“一个灰白头发、令人起敬的体面教士身穿祭服，正在祭坛上布道”。[12]教堂里的会众大多是“来自乡间的贫苦人，另有几个地位较高的人。我敢肯定，如果人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会受责备的话，本来会有更多的人在那里的”。

新宗教政策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议员们的这样一种意识：旺代必须获得持久的和平，那里的宗教不满情绪曾将革命的反对者推向保王党。虽然1793年叛乱者在萨维奈的战败终结了旺代的“大战”，但杜罗在次年春天进行的恶劣报复并不利于旺代居民与共和国的和解。报复的后果是激怒了整个地区的民众，而不是平息他们的不满。与此同时，在布列塔尼的北方，严苛的征兵政策使得投靠朱安党人的年轻人较以前有所增长。在地方首领们的协调下，具有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武装团伙开始出现。到了5月，整个布列塔尼大约有22000名朱安党人在活动。夏季结束之前，他们的谋杀、威胁、扰**通、攻击宣誓派教士和国有土地购买者的行动让当地陷入一片混乱，只有较大的城镇尚在政府控制之下。1794年7月，一支新的布列塔尼天主教保王党军队宣告成立。这次行动虽然只是其始作俑者、保王党冒险家比萨伊的一次意愿表达，但仍引起国民公会的警觉。农村的叛乱已经使得西部的大片地区脱离了共和国的控制，只有那些设防坚固的港口才能防止英国人前来援助叛乱者。因此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更具和解色彩的新政策浮出水面。杜罗已于热月之前被召回，并在1794年9月被逮捕，不过后来被判定不必对当年春天的暴行负个人责任。共和国军队奉命停止挑衅行动，并从各驻扎地撤回军营，与此同时，和平的触角伸向知名的游击战首领——旺代的斯托弗莱和夏莱特以及布列塔尼的比萨伊。奥什将军已从德国前线被调回，全面指挥卢瓦尔河以北的部队，他宣布对所有放下武器的叛乱者实行大赦并发放奖金。审判卡里埃的消息传来后，叛乱者确信共和国已放弃恐怖政策，12月1月，国民公会也宣布对一个月内投降的叛乱者实行大赦。很多人放下了武器，到1795年1月，关于全面停火的正式谈判已在进行中。2月初，率部控制旺代低洼地区的夏莱特签署了拉若尼和平协议。根据该协议，叛乱者将停止行动，条件是保障其宗教信仰自由，不得进行报复，并且该地区免于兵役法。共和国将归还所有被没收的私人财产，对造成的损失作出赔偿，并允许叛乱者继续持有武器以共和国的名义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共和国不会向叛乱者作出的让步，就是在一个已经认可的国中之国中恢复君主制。“蓝党”可能认为，这样慷慨的条款是以前一直强硬的斯托弗莱能在5月初为旺代林区接受此类条件的原因，而4月20日的马比莱条约将此类条款扩展至布列塔尼的朱安党人，原因也是因为条件很慷慨。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夏莱特之所以签字，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陷入危险的孤立中。另两个停战协定仅仅是叛乱者的缓兵之计，因为当时他们暗中得到确切的信息：比萨伊已经说服英国人对布列塔尼海岸发动一场大规模远征。夏莱特得知此事后也保证配合这次行动。

不过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国民公会必须克服发生在自己门口的一次严峻挑战——巴黎人民最后一次尝试以如今已成传说的1793年方式迫使代表就范。普通巴黎市民认为，1795年的可怕冬天之所以能够熬过去，完全是依靠当时国民公会坚决维持的面包定期配给制。但到3月初，公会维持配给制的能力也出现了动摇。议员们在冬季饥荒最严重时尚能维系的群众信任也随之动摇。面包店前面的队伍开始变长，配给份额被削减，在某些日子里，一些街区甚至完全没有面包供应。保王党人自1792年以来首次公开声称，供应短缺表明共和国已经失败。最先感觉到食品告罄的是妇女们，不过她们的第一直觉并不是把病恹恹的路易十七从坦普尔凄凉的囚牢里请出来扶上王位，她们想到的是恐怖时期的经济管制。一个警察密探在3月16日写道：“人们在谈论热月9日之前的体制，那时物价不像现在这样贵，钱和指券价值相等。”[13]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听到新暴动的传言，尤其是在巴黎的东边。然而就在此刻，国民公会重新接纳了走出躲藏地的幸存的吉伦特派，如朗居奈、伊斯纳尔和卢韦，这些人都以谴责无套裤汉而闻名。对幸存的恐怖体制的主要领导人的审判也在进行中——对巴雷尔、比约、科洛和瓦迪尔的检举弹劾于3月22日开始。当成批的妇女为改善供应而向国民公会请愿时，她们不得不在充满敌意、扬扬自得并且嘲笑她们装束的纨绔子弟丛中被推来搡去。但议员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通过决议，从供应正常的地区征调三分之二的可动用粮，作为强制性借用，并决定将面包配额分发到各家门口以根除排队现象。同时议员们也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他们颁布法令，严惩对国民公会的攻击行为。弗雷隆将手下的金色青年改组成非正式的立法机构卫队。但他很快就变得无足轻重了。3月27日和28日，经历了几天的面包骚乱之后，向国民公会进军的企图出现了，而骚乱就发生在以前的激进街区，如雅克·鲁原来的行动中心格拉维里埃区。骚乱者现在拾起巴贝夫的口号，要求实行1793年宪法，而不管它还有哪些其他后果，任何一种后果都将意味着国民公会的终结。但1792年或1793年那种典型的无套裤汉行动组织已经没有了。这种行动所必需的机构已在12个月前灰飞烟灭，而没有这样的机构，如今积聚起来的力量最终要走向失败。但到4月1日(芽月12日)，骚乱在几天之后达到**，大约一万人(主要来自巴黎东区)向国民公会进军，这让聚集起来阻止他们的纨绔子弟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冲进大厅，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并且来回盘桓，使得议会长达四小时无法进行任何辩论。但他们没有更清晰的请愿方案，相互之间也没有协调。他们本来指望一些山岳派的残留议员能够支持他们，但这些如今被称为“山顶派”的议员却带头催促他们离开。傍晚时分，得到纨绔子弟支援的国民卫队从西边开了过来，于是群众两手空空地散去了。国民公会任命刚刚从荷兰胜利归来的皮什格吕将军统筹首都的所有武装和治安秩序。接着，为了突出它的蔑视态度，也许还为了发泄备受压抑的紧张情绪，国民公会发布了对四个被弹劾的“恐怖分子”的裁决令。在一片欢呼声中，巴雷尔、比约和科洛(瓦迪尔缺席)被判决流放。他们至少逃脱了卡里埃的厄运，但他们的同事认为，这种幸运不会持续太久。他们的流放地是圭亚那，后来人称魔鬼岛，不过在1795年，它更为人熟知(也许不太确切)的名字是“不流血的断头台”。

在当时的巴黎，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挑衅。在随后的几天里，这座城市动**不安，传言有新的进军和示威活动。皮什格吕的对策是驱散大型集会，下令逮捕任何有可疑记录之人。4月10日，为了支持他的行动，国民公会授权他解除恐怖期间各个街区的“知名”活动分子的武装。这一措施使得整整1600名巴黎人被官方剥夺防卫能力，无法应对任何形式的报复行为。此时16名原山岳派议员也被软禁。在这些措施之下，共和二年曾在革命政府中任职或与之合作的人实际上被认定为公共敌人，虽然他们大部分已不担任任何公职。新举措的影响不仅限于巴黎。在外省，随着冰封的河道在春季里解冻，这些举措便成为厉行反恐怖政策的信号。

这场反动被称为“白色的”，意思是说它的精神源泉是保王主义的。有些情况的确是这样：在巴黎以外，由于国民公会在1795年上半年无力应对饥荒局面，由此造成的幻灭感催生了一股怀旧浪潮，人们怀念国王照料臣民的基本生计的日子。在加尔省，当初的反革命中心尼姆周围出现了一些“太阳连队”，他们恐吓原来的“恐怖分子”，其领导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保王党人，并与阿图瓦伯爵的代理人有接触。里昂地区的耶稣连队与此类似。但是，白色恐怖的主要推动力无非是对暴行和悲剧的报复，它的受害者正是一年前掌权的那些人。白色恐怖更接近于1793年的那种无序的恐怖，而不是次年春天那种组织良好的体制性的恐怖。同样，断头台也不是它的特色，因为这是它所憎恶的恐怖时期的象征物。白色恐怖的执行者是行私刑的暴徒、谋杀团伙、搞诱骗和伏击的人。它最早出现在芽月起义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之前。例如在尼姆，第一批受害者死于2月底，这些原来的恐怖官员正是被声称护送他们去监狱的国民卫队所屠杀。基本在同一时期，原奥朗日群众调查委员会的法官也在沙维尼翁被私刑处决。但是，大规模反恐怖运动的真正发动器是4月10日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一些较为狂热的地方官员——他们通常也是坚定的热月党人特派员任命的——不仅解除了嫌疑犯的武装，还把他们投入监狱。在1795年夏天，多达8万到9万人度过了几周或数月的牢狱生活。在大部分地区，囚犯在秋天都已出狱，并未经受多大折磨。但罗讷河谷、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东部的情况不同，这些地区在恐怖时期曾十分血腥，血仇报复传统亦很强固，因此监禁前“恐怖分子”就成了屠杀他们的良机。例如，5月4日里昂发生严重流血事件，大批群众有计划地攻击监狱，100名到120名囚犯被砍死。一周以后，埃克斯发生类似惨案，60名囚犯罹难；5月25日，塔拉斯孔有24人死亡；6月5日，马赛又有100人被处死，此举得到特派员的公开纵容。土伦从英国人手中收复之后，海军很快就恢复了那里的爱国热情。当混乱无序的反动行为的消息从西边传来时，军工厂的工人组织了一次亲雅各宾派的进军马赛行动，他们高呼“山岳派万岁”。5月17日出发时有数千人，但一周之后，他们被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组成的联合部队驱散了。此外还有40到50人被杀，另有52人被一个为审理涉案者而设立的特别军事委员会送上断头台。这些只是最触目惊心的个案。1795年夏天，孤立的谋杀事件、殴打和其他暴行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司空见惯。施暴者大多是一些青年团伙，他们夸张炫耀的服饰、一应俱全的攻击武器和逃避兵役的坚定意愿与巴黎的金色青年十分接近。1795年，他们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可能造成了2000人死亡。在5月的第一次暴行大爆发之后，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停止，实际上，6月从巴黎传来的新动乱的消息进一步刺激了他们。

芽月的大示威让国民公会深感震骇，它下令：当巴黎的面包配给量不足时，可以用大米和饼干来补足。不过，长期的燃料短缺意味着大米无法煮食，同时面包的短缺又进一步恶化。法国已没有任何尚可动用的粮食储备，而英国对海洋的控制使得海外供应变得极不可靠。因此，巴黎的配给量在4月和5月持续减少，唯一令人宽慰的是天气在好转。4月22日，有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所有巴黎人每天都只有四分之一磅面包。巴黎从未陷入这样的窘困中。”[14]但是到5月初，配给量削减到两盎司。5月7日处决福基耶-坦维尔和革命法庭其他成员的民众主义举措，并未转移饥饿的民众的注意力。当与荷兰、普鲁士和西班牙签署胜利和约的消息传来时，所有人都在问：一个可以支配欧洲的民族为何无力给自己的公民提供食品？失去理智的妇女斥责男人胆小懦弱，不敢冲进国民公会要求不惜代价地获得更多的面包，而保王党分子则继续浑水摸鱼，他们暗示说，只有国王能够恢复充足的供应。不过，正如以前的芽月示威一样，人们最愿意听的还是无套裤汉残余分子的言论，这时他们开始组织另一次“革命日”，这次行动将会取得成功。各区大会开始定期召开，就像过去那样，有的大会还宣布永不休会。5月15日，即将发生新暴动的传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19日，一本题为《人民为获得面包和恢复权利而起义》的匿名小册子的出版成了信号，次日早上，巴黎东边工人街区那熟悉的警钟声响彻塞纳河两岸。在革命日历上，那天是牧月1日。

在狂热的妇女的催促下，男人们离开作坊，开始向国民公会进军。上文中的那个日记作者写道：“每个人都杀气腾腾。”[15]当第一批来人被侍者用鞭子赶出公共走廊时，情况仍然没有改观。中午刚过，国民公会就被来自圣安托万区和圣马塞尔区的武装国民卫队团团围住。当议员费罗和一批同事试图阻止他们进入大厅时，他被射杀了。群众砍下他的头颅挑在长矛上，这时大门也被冲开，密集的枪声中夹杂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呼声。暴动者进入大厅后立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爱国者，各区设立永久性会议，重组独立的巴黎公社，强制性食品搜查，逮捕回国的流亡者和迫害过雅各宾派的议员。他们高喊“山岳派万岁”，这一次，他们的力量看来占压倒优势，所以“山顶派”议员不敢让他们离去，只能公开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是当天的早些时候，两个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总呼吁书，要求部队和武装公民前来救援国民公会。当山岳派正在大厅里折中妥协时，忠实于国民公会的部队正在外面集结。当改组或解散两个委员会的动议提出时，这些部队被召进来。午夜时分，他们终于将无套裤汉从大厅中赶了出去，虽然使用了暴力，但没有开枪。危机还远未结束。就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暴动者发出了增援圣安托万区无套裤汉的呼吁，东部各区的国民卫队搬出大炮作为回应。5月21日下午，大炮被挪到国民公会外面，随之而来的还有两万名群众。虽然与之对垒的人马大概要多一倍，但他们并不可靠，一些炮手一度跑到了另一边。没有人急于开火。虽然国民公会一边有很多正规军，但也有数以千计的普通公民，他们与对手几乎没有分别，也像对手一样饥饿。所以当国民公会宣布愿意接受一份请愿书时，暴动者轻松地把握了这个机会。请愿书再次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前面的要求得到了庄重的许诺，暴动者于是散去。

就这样，暴动者失去了主动权，从此再也没有获得主动。在几个小时前，当大厅里的暴动者被肃清后，国民公会就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它对无套裤汉的要求的真实看法：它烧毁所有在群众压力下作出的投票记录，并下令逮捕11名提议进行这类投票的山岳派议员。很多人认为(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至今也认为)，两个委员会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腕，在对山岳派发动攻击前让后者也受到牵连。不过，当两个委员会真的发起攻击后，山岳派的命运就已注定了。他们不仅被指控利用已出现的暴动，而且(相当不合理地)被指控策划暴动。6月12日，他们被送交一个专门委员会受审。审判前已有一人自杀，当必然会到来的审判结果于6月17日宣布时，另一些人也效仿了他。6人被判死刑，但4人没有上断头台，而是在被带出法庭时自杀，可能他们事先就已计划以这一最后举动来树立爱国主义的反抗榜样。这时他们已得知那些试图领导牧月1日暴动的人已经遭到报复。5月21日的交锋发生过后，国民公会下令包围整个圣安托万地区。由于正规军行动缓慢，一些区对是否让自己的国民卫队参与单纯的惩罚行动感到犹豫，更何况是和那些兴高采烈的纨绔子弟一起行动，这些人正在圣安托万居民筑起的街垒外集合。纨绔子弟入侵该区的第一次企图被挫败。但是包围圈越来越近，外面的各区已经站在国民公会一边，要求交出杀害费罗的凶手及所有武器。第二天上午，被包围的三个区认识到抵抗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们投降了，几天之后，杀死费罗的人被送上断头台。但镇压并未就此结束。曾审判山岳派议员的委员会又处决了36人，其中有些人是5月21日那天跑到暴动者一边的炮手。约有3000嫌疑犯被国民公会下令逮捕。所有区都顺从地解除了武装，并逮捕了一些上层要求它们清查的可疑分子，其总人数也将近3000。在随后的几年中，每当政治钟摆摆向右边时，这些人又会被当作潜在的危险分子再次被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中面临危险，但是，群众运动在1794年已被严重削弱，而1795年最后一次无套裤汉暴动的失败标志着它最终被摧毁。

现在当然没有实行1793年宪法的问题了，如果这样的问题过去真的存在的话。早在2月，一些主要议员已一致认为这部宪法完全不具备可行性，需要做彻底修改，更何况它已经成为叛乱的旗帜。但国民公会和以前的制宪议会一样，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基本理由是要给法国提供一部可以持久而稳定地表达大革命理想的宪法。但这种理想排除君主制吗？君主主义情感已经十分清晰地在春天的经济困境中萌生出来，一些较为保守的议员也许希望，由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培养起来的路易十七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为人接受的君主。但是6月8日，这个10岁的孤儿死于瘰疬病，在1775年，很多人还认为他父亲用手一摸就能治愈这种疾病。普罗旺斯伯爵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后就自封为法国摄政，闻知此事后他立即宣布自己为路易十八。6月25日，他从自己的流亡地维罗纳发出一则宣言，但这一宣言完全摧毁了自己与被他认可享有统治权的王国当权者达成协议的希望。他在宣言中称，他一旦复辟就将恢复三个社会等级、天主教会以及实际上的整个旧制度，只有某些未指明的“流弊”除外。他承认没有三级会议的同意不得课税，但他没有指出三级会议召集的间隔时间长度。另外，他也没有提及关键的国有土地问题。他表示将大赦那些犯错的臣民，但不包括弑君的议员。总之，对于有利于复辟成功的那些人，他没有提出有保障意义的东西。他甚至断绝了立宪君主派的希望，这些人还曾指望回归某种类似于1791年宪法的体制。他堵死了通过协商复辟波旁王朝的路径。不过在1795年6月，这似乎无关紧要，信心满满的反革命准备用武力为复辟开道。

[1]　R. Cobb, Les Armées révolutionnaires (2 vols., Paris, 1963), ii. p. 856.

[2]　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iii. pp. 112-115.

[3]　Stephens, Orators, ii. p. 508.

[4]　Stephens, Orators, ii. p. 563.

[5]　De la Gro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i. p. 503.

[6]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 254.

[7]　从上文看，应为7月26日。——译者注

[8]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 248.

[9]　Schmidt, Tableaux, ii. p. 244.

[10]　Schmidt, Tableaux, ii, p. 240.

[11]　Journal de Célestin Guittard de Floriban, bourgeois de Paris sous la Révolution, ed. R. Aubert, Paris, 1974, p. 495.

[12]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p. 257-258.

[13]　Schmidt, Tableaux, ii. p. 302.

[14]　Journal de Guittard, p. 506.

[15]　Ibid., p. 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