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罗纳宣言》对政治现实的态度一贯是顽固而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这份宣言是反革命的整部历史的典型体现。作为一场运动，反革命就在它有了一场革命可以反对的时候开始了。诚然，一旦爆发，反革命运动便在1789年之前的保守思潮的广阔范围内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但是反革命运动也参与新体制的创建工作，而其本身也诉求了新的理论依据，着眼于将这些张力融入反革命的视野当中。因此，直到1789年6月的第三周，即第三等级和一些来自外省的教士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宣称主权的时候，一种配得上反革命名头的东西才真正出现。6月23日的御前会议，内克设计的一份向民众妥协的改革方案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王后、阿图瓦以及那些有同感的大臣们加以修改。御前会议是第一次企图阻止革命，并扭转其成就的重要尝试。那时，路易十六宣布的计划并非没有对革命精神作出让步。他保证如没能取得共识，便不能征税，三级会议要定期召开，取消强制委托权，确保个人和出版的自由，也保证了一系列关于财政、行政和司法的改革。但是贵族代表听到这些时笑了，这说明在三个等级分离的背景下，他们要维持自己那种引以为豪的特权和封建权力，并拒绝那些重大的改革要求。这些要求是前一周由第三等级代表就国家主权提出的，这些都表明他们认为革命的航标必须扭转回来。在革命年代此后的岁月里，6月23日的计划其实也是那些领导反革命军队的亲王认为他们掌权后也会接受的方案。这些亲王的很多追随者并不愿采取这样的过激行为，他们想要彻底复辟旧制度。此外，他们也很不喜欢那些事后叛变反革命阵营的人，讨厌那些一旦落败便会倒戈投降、从内部瓦解的人。从一开始，反革命就不见得比它所反对的大革命更加团结。
虽然第三等级对他们不信任，国王在御前会议之后的立场也更加不坚定，但是王后和阿图瓦这一派从没有放弃过重掌大局的希望。但是7月14日以后局势就不同了。的确，正是这些人阴谋赶走了内克，而内克的下台又激发了民众的暴动，巴士底狱的陷落便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们也只想在法国国内实现他们的目的。7月17日夜晚，阿图瓦和他的一帮朋友逃出了凡尔赛，靠着一张皇家通行证径直逃到了奥属尼德兰。他们本来没想走这么远，但是哪里能容得下他们？要是现在打道回府，之后会怎么样？他们一概不清楚。这样的疑惑很普遍。到了8月初，不少之前的廷臣显宦也都离开了法国。和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不少低级贵族，这些人因为城堡被烧毁和人身受到威胁(这些都是农村地区在这几个惊慌失措的星期里的典型现象)而吓坏了。王政派没有能够确立一种英国式的制衡的宪政体制，这也让更多人离开了法国。十月催驾事件中民众暴力的再次出现也产生了一次大规模申请通行证的浪潮，那时候法国流亡者的几个委员会已经在法国广袤的疆域各处建立，布鲁塞尔、特里尔、美因茨、巴塞尔、日内瓦和尼斯。阿图瓦发现奥属尼德兰也不见得比法国清净，而且他的妹夫约瑟夫二世态度颇为冷淡，于是9月阿图瓦转道去了都灵，那里是他岳父统治的。在都灵，阿图瓦为大地主和其他贵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协调反革命活动。起初，这个委员会仅仅是向那些君王求援，但是都被婉言拒绝。委员会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处理公务和国际事务的能力，但不久，阿图瓦就找到了一个有这种能力的人——卡隆。1787年卡隆为了躲避巴黎高等法院的起诉，潜逃到了英国。之后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准备把他的家产和专门技能知识都用于效忠君主制上。他想把君主制从现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结果却是徒劳的。一开始他也被维托里奥阿三世拒绝，这位萨迪尼亚国王担心法国会像攻占萨瓦和尼斯那样报复自己。最后在1790年11月，卡隆被邀请到都灵，他已经和各流亡的亲王通过气，而且在17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这些亲王在伦敦的全权代表。
至此，反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开始出现在法国。1789年12月，马夫拉斯侯爵被捕。他计划靠军队把路易十六从巴黎营救出来，再秘密护送出国。1790年2月马夫拉斯侯爵因叛国罪被绞死。他原本是军人，和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公爵有些关系。但是马夫拉斯侯爵和都灵那帮人没有联系，而且普罗旺斯公爵本人也还没有出逃。其实马夫拉斯侯爵是第一位被平民砍头的贵族。审判他之后，在议会面前，路易十六公开宣称这次审判是真正神圣的举动，他本人是效忠宪政的。当那些流亡者听到这样的宣言后，必然恼羞成怒。
(孔代亲王写信给卡隆说)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我想您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这样的做法，不管怎么费力去披上那种实际上不存在的自由的名头，到头来也就是枷锁，毫无意义。我们的爱国之心，我们和国王的关系，都让我们不能有丝毫放松。只能更加努力，把国家从毁灭君王和君主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1]
有这样雄心壮志的不仅仅是他们。在巴黎，在其议案被拒后，米拉波被任命为国王和王后的秘密顾问。之前他提议代表可以同时担任行政职务，这显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国王和王后对这位有点糊涂的政治冒险家的猜忌和厌恶渐渐退去，从1790年3月开始他们付钱给米拉波，想让他一直做自己的顾问，并借由他的关系，获得议会的支持。米拉波并不反对革命，他和流亡者也没有联系，也不认同那些人的做法。他相信的是一个强大的立宪君主制，他觉得这是最符合1789年原则的。但是他密谋着让国王逃出巴黎，要求国王任命专门的卫队，他也在外省为王政大肆宣传。米拉波的这些举动实际上和那些在都灵搞阴谋的人没有区别。不过，国王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其实面对臣民，只要路易十六还是这样的迟钝且毫无作为，那么要为他的事业赢得国外人的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正如1790年一名西班牙大臣在马德里告诉普鲁士大使：“法国国王首先要证明他值得被支持。让他当国王，真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能的。”[2]
然而，在整个1790年，对革命动向的普遍不满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逃流亡。对很多人来说，废除贵族毫无实际意义。1790年军队的叛变导致成批已经厌倦军官的人也离开了法国。高等法院的废除让不少法官失去了职位，他们也加入了出逃的队伍，不少人说要重建一个流亡高等法院。同时，议会制定的激进宗教措施也吓坏了那些高级教士和神父，他们开始投靠法国周边那些更虔诚的天主教国家。这在国界两边的国家都产生了同样的情绪。1789年最激进的穆尼耶在3月的时候跨过边界进入瑞士，在法国和瑞士都引起了轰动。这种觉醒不只限于社会的上层。对革命不满的趋势越来越明朗。1790年全年都有民众骚乱，如果说这些骚乱还算不上是反革命的话，至少也是反对革命的。毫无疑问，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发生在尼姆的斗殴，尼姆支持革命的清教徒挫败了那些天主教国民卫队企图控制本市的屠杀阴谋。两派势力的冲突源于传统教派之间的对峙，而大革命的改革更是火上浇油。但是天主教这一派的领导者弗洛芒和都灵有联系，而且他本人就是积极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直接听命于阿图瓦。死心塌地追随弗洛芒的人公开夸耀波旁王朝那白色的徽章，而且毫不掩饰他们对国民议会的轻视和不屑。对他们来说，这场斗殴就是一种失败，但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场屠杀制造了殉道者，更是强化了南部地区的天主教的情绪。2万名武装者在两个月后组编为第一支雅赖斯军，这证明了支持他们的潜在力量的雄厚，而且也给那些保王党分子的谣言提供了支持，谣言说保王党将要在远至图卢兹和里昂这样的地区收获胜利的果实。他们听说一旦起事，都灵的那些亲王马上带来国外援助，给他们资金和军事上的支持。但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上7月反革命暴乱真的发生时，他们什么也没得到。里昂的反革命者并不气馁，他们承诺要为这个城市带来一支从瑞士召集而来的游击队。而过了秋天，他们想出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想要把国王诱拐来，把他带到这座法国的第二大城市，而且他们相信这会得到整个南部地区的支持。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路易十六。起事时间定在12月。但是国王拒绝合作，他甚至要求维托里奧阿三世不要让他的弟弟和堂兄弟离开都灵，并阻止里昂计划。路易十六觉得风险太大。实际上，这个计划在12月已经暴露了，里昂地区逮捕处决了一大批人。诸位亲王大发雷霆，他们将这次挫折怪罪到路易十六头上，言语中充满了指责。1791年1月他们离开都灵，继续北行，寻找更意气相投，也更愿意提供援助的人。
然而，路易十六没有放弃逃跑的希望。就在这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在考虑新的计划了，这个计划是米拉波和议会的一个保王党集团设计的，一个秘密官员和干事的网络遍布全国，一旦时机成熟，王室马上就逃往东部边陲。但是4月初，米拉波去世了，这个计划于是被搁置，然而新的时机又出现了。与此同时，反革命开始影响到议会本身。一些贵族代表已然出逃，包括主要的王政派成员，米拉波的弟弟(即肥胖的“米拉波-托诺”)，还有当特雷格伯爵。1788年的时候当特雷格伯爵还是绝对君主制的死敌，但是很快就成了保王派秘密干将的主要协调人。还有些贵族选择留在国内，想通过一些极端行为制造混乱，让议会颜面扫地。卡扎莱斯就是这样想的。他是一名新贵，曾任法官，相信从三个等级合并以后革命的每一步都在倒退。还有莫里，他是白手起家的教士。议会制定的教士法令尤其令他恼怒，这样政策的可怕后果在1791年春天就已经一目了然了。这些人在1791年春天的时候还很支持那些激进做法，甚至投了赞成票，但是现在他们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开始相信灾难即将来临，而新的体制也很快会崩溃。在1月的一场激烈辩论中，莫里告诉卡扎莱斯说：“让这个法令通过吧，我们需要它。再通过两三条这样的法令，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3]
所以没有人会奇怪路易十六本人最后还是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出逃瓦楞。关于此事的谣言已经风传数月了，而且国王的姑妈早在2月的时候就逃去了罗马。人们认为这只是开始，随后国王本人也会跟着出逃。流亡者们一开始就在劝说国王出逃。但是王室出逃的计划是他们自己独立决定的，阿图瓦事先没有警告他们，而且利奥波德皇帝也只是在事情发生一周前才得知风声。他想要在边疆集结军队作接应。但是瓦楞出逃改变了反革命全部前途，虽然最后告以失败。这首先表明他们已不再可能相信法国的国王是心甘情愿地做囚徒，被关在巴黎。尽管制宪议会的代表拼命赞成所谓挟持拐带的说法，但是很明显路易十六已经拒绝承认大革命，拒绝接受大革命的所有成就，而且实际上他也已经谴责了这场革命及其成就。此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巴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共和运动，这场运动由于马尔斯校场的屠杀很快被镇压，共和派似乎销声匿迹。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务之急就是要营救国王。同时瓦楞事件也大大推动了出逃的风潮，其中有很多是军官，他们觉得效忠国王的誓言已然因为国王自由的丧失而结束。
第一批流亡者根本没有想到最后要采取军事行动。阿图瓦在逗留都灵期间，也只是通过军事来援助法国国内出现的叛乱起义，通过别国势力来干涉法国国内的事务。但到了1791年春天，某些流亡者团体开始把自己组编成一种军事组织。米拉波-托诺在瑞士建立了一支由旧军官组成的“黑色军团”，而其他一些组织在阿登高原的密林里操练。瓦楞事件后，随着法国大批现役军官的到来，反革命开始了真正自我军事化的过程。6月中旬，阿图瓦在科布伦茨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朝廷，数月后这个地方成了流亡军官的军事总部，他们把自己组编为团，开始采取行动。秋天，流亡者组织的军队达到了顶点，约有2万人。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过是作为普奥联军的援军。瓦楞危机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催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首次严肃认真地想要干涉法国内务。7月10日他们向各君王递交了《帕多瓦公告》，两周后赖兴巴赫会议召开，这都表明利奥波德二世已经被他的妹妹和妹夫的遭遇激怒。一开始他的情绪很激动，但是否要采取正面行动还不一定。然而流亡者很高兴，因为阿图瓦的长兄普罗旺斯公爵也加入到他们的阵营。普罗旺斯公爵和路易十六一起出逃，他们躲过了追捕，各国纷纷表示要采取行动，这让他们很受鼓舞。当阿图瓦听说普鲁士国王和利奥波德二世将于8月底在皮尔尼茨会晤，他也吵闹着要参见。虽然最后没有得到邀请，阿图瓦和卡隆还是出席了会议。这次会晤发表了《皮尔尼茨宣言》，而且明确表示这份宣言已经征得了流亡的各亲王的同意。随后，两位君王还将宣言交给了阿图瓦，让他见机行事。阿图瓦和普罗旺斯公爵将这份宣言附于一份很长的公开信的后面，他们准备在9月10日一并递交路易十六，敦促他不要再接受新宪政。
路易十六并未听从他们的建议，这个结果也在他们的意料之中。王后早就告诉过他们，她的丈夫尽管讨厌这部宪政，但是还是会接受。亲王的这封信很有趣，因为这是那些流亡国外的反革命者的第一次明确的阐述。他们认为宪政缺乏合法性，因为这不是由三级议会制定的。而国王赋予的任何认可也都是无效的，因为这都是被逼的。议会忙于制定的那些蛮横无理的条令都是应该受到责备的，都是可怕的，只会让法国蒙羞，也都是非法的。社会失去了秩序，教会受到了攻击，军队出现了骚乱，经济被彻底破坏，财产受到了侵害。从加冕那天开始，国王就已经宣誓要捍卫“国家的基本原则”。这封公开信说：“先生们，这部所谓的宪政的罪恶擢发难数，你们又如何能真心诚意、有理有据地支持这样一部宪法呢？国王是世袭的，你们可不能背离最初的原则，也不能侵蚀宪政立足的根基……”[4]如果国王真的接受了宪政，亲王们也会觉得这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他失去了自由。此外他们相信这样的理解，而且也会对整个欧洲君主国公布。所以这一点很清楚，和7月13日的议程比起来，现在亲王们的目的也不见得更开明。他们实际上承认三级会议的合法性，似乎也承认旧制度的某些弊端需要改革，他们强烈反对的是国民议会超出了陈情书的要求。但他们还是想看到一个自由的且有合法权力的国王，有归他调配的、效忠且听命于他的军队，有属于他的实际权力。很明显，由这样一个国王统治的这个社会就是旧制度的彻底的复辟。
这就是流亡者的梦想，他们的流亡生活也能反映这一点。1789年前贵族生活的大量细微差别和琐碎的势利行为在都灵及随后的克布伦茨两处的王宫生活里不仅得到了再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会为优先权和等级秩序争吵不休。在开始武装自己的时候，一些军团不愿接受新贵族，一旦有新人加入，他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仔细检查其贵族身份，这些人在填写18世纪80年代之前的政治履历时会被询问为什么到现在才出逃。一位老军官说：“我累了。问题太愚蠢了，简直就是在审讯……我坦白，这样的开场让人很不愉快，我不该跑这么老远过来。”[5]瓦楞事件后，卡扎莱斯来到了克布伦茨，但又愤愤不平地回去了。记者弗朗索瓦·旭罗也是一样，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在意大利和德国那些接待他们的人面前，流亡者也是态度傲慢，目空一切，身无分文的时候，就会留下一张张空头支票。败仗和军事操练也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很混乱。但是，他们不都是性情暴躁、装腔作势、自私自利的人，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流亡者都只眷恋着旁落的权力和失去的特权。不少人承担的风险很大，他们离家弃子，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加入到亲王们的阵营。这些晚来的人大多遭到态度强硬的流亡者冷眼相待，他们觉得这和第一批宦官显贵那种半游玩般的经历比起来，要危险得多。很多人真的为瓦楞事件后国王的命运打动，他们的历程被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非理性的忠诚驱使。夏多布里昂回忆说：“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乳臭未干的英国王储，波旁家族就得漂洋过海，一表决心。”但是身处美国的他闻听瓦楞事件后，马上坐船回到了欧洲，途遇一个法国人，得知他所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于是加入了流亡者的军队。夏多布里昂与很多人一样，先前都是军官，很乐意在流亡者的军队里服役，因为在这里至少没有平头百姓，而出逃的平民也不会跟着他们前往美因茨或是克布伦茨。
流亡者们有各自的想法，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他们选择的这种流亡生活许下的承诺其实就是颁布宪政。1791年秋天制宪议会反对流亡者的强硬立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亲王们这种颇具威胁且带挑衅的态度。但是亲王及其随从相信时机已经成熟，他们不仅拿到了皮尔尼茨宣言，而且还从德国、西班牙和俄国那些更强大的统治者那里得到了不少补给。他们一共拿到了650万里弗，他们用这些钱买了武器和装备，还请了雇佣军，增强自己的实力。巴黎对流亡者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敏感，这反过来让后者更觉得自己很重要，更觉得自己的军事行动是有价值的。但是秋天一过，他们又泄气了。钱已经花光，且各国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法国威胁莱茵地区主教诸侯，如果不把流亡者全部赶走的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于是莱茵地区主教诸侯马上下令解散流亡者的部队。其实这些部队早已因为武器、装备、庇护所甚至食物短缺而不成气候了。一些部队已经堕落为盗匪，靠着掠夺农民粮食作物过日子。这些情况更让流亡者气馁，他们觉得议会接连不断的激进举措会让更多法国人疏远革命。他们也认为如果保王党军队侵入，国内必然会有自发的起义支持他们。
不幸的是，这两个假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毫无疑问，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对革命不再抱有幻想，这种情绪在国民中日渐高涨。制宪议会在革命最初两年彻底改变了法国的行政、制度、财政和职业结构，而且1790年11月颁布的《教士公民组织法》更是平添了宗教分裂，反对新设立的教会政策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加入反对革命的队伍中。后来教皇也谴责了《教士公民组织法》，使得罗马教廷正式和革命站在了对立面，流亡者于是宣称上帝站在了他们一边。但是迄今为止，由反对革命变为反革命也仅仅发生在教派分裂严重的南部地区。而且在那里，也产生了一种悖谬的结果，爱国热情更为高涨。因此1790年底，艾克斯的市长帕斯卡利想要抵制，想要保留地方高等法院和普罗旺斯地区传统宪政体制，结果被一群爱国民众以私刑处死。而无处不在的福尔芒于1792年在克布伦茨旅游的时候，慷慨地资助一支“南部天主教军队”，这支部队就集合在新近成立的雅赖斯营地里。7月初，一场仓促的叛乱也仅仅招募到数百人，其中很多人为加尔省当局派去的驱散他们的国民卫队和正规军所杀。的确，到这个时候，亲王们也和其他地区有了很有前途的合作联系。拉·鲁埃里侯爵是布列塔尼的贵族，一开始他就很不甘心自己的故土无法再独立自治，1791年5月他来到克布伦茨，宣传他代表反革命的“布列塔尼联盟”。他建议这个联盟在布列塔尼沿海所有市镇设立分会，或者至少安插线人。在布列塔尼，拒绝宣誓的教士非常多，而普通百姓也很支持他们。流亡者对这一切了如指掌，这让拉·鲁埃里侯爵大受鼓舞。从1791年秋天一直到来年春天，他定期汇报情况。拉·鲁埃里侯爵总是声称他的“布列塔尼联盟”有很多人支持，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劝服他最可靠的线人留在布列塔尼，而不是踏上“荣耀之路”，出逃法国。到1792年初，他的拥护者已存下了大量的武器，虽然他们还不清楚这些武器能派什么用场。但是在几个月里，包括“布列塔尼联盟”在内的所有的反革命计划都发生了转变，原因是法国和德意志各诸侯国之间开战了。这本是流亡者一开始的梦想，但这和他们的努力毫无关系。
一时间，他们好像有了盼头。法国军队连连败北，士气低落，组织涣散。靠他们去抵抗一支经验老到的普鲁士君王和新皇帝指挥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有些人的确是这么想的，虽然他们手下那些由旧军官组编起来的军队依旧自信满满。现在这些部队在莱茵河两岸迅速重组。在马上要动身赶赴军营时，一位流亡的贵族告诉他的妻子：“这肯定是一场轻而易举就能取胜的战争。”阿图瓦甚至怀疑是否需要普鲁士军队的帮忙。但是，他们的所有希望很快就化为了泡影。不少流亡者的军队跟随着普鲁士人，但普鲁士军队行军很慢，而且坚持要流亡者的部队殿后，还拿走他们的补给和装备，甚至还说抵达巴黎后，要和斐扬派达成政治妥协。流亡者很讨厌斐扬派，还有之前的王政派，他们觉得这些人甚至比雅各宾派和煽动民众的政客更可恶。而且最令他们心寒的是，一路上老百姓好像不是很欢迎他们。有人说：“敌人的大炮太可怕了，我们都不敢想象。没有人投奔到我们这边来，真令人失望。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上，舆论风气已是今非昔比了。”在这样的气氛中，《布伦瑞克宣言》的凶残的威胁性口吻也必然会适得其反。但是流亡者很欢迎这个宣言，因为这是吓住巴黎人，让他们不再攻击王室的最好办法。最终，这份宣言反倒加快了巴黎民众攻击王室的行动。8月10日推翻君主制的做法并没有让流亡者的圈子受到损害。在他们看来，君主制早就被推翻了，当务之急是拯救国王，不管他是不是坐在王位上。攻打杜伊勒利宫以及一个月后九月屠杀的血腥场面，在一些人看来肯定是个机会，可以实现酝酿已久的计划，他们强调他们想要推翻的正是这种邪恶的运动。因此，真正对流亡者的使命构成威胁的是瓦尔密战役。他们本人都没有参与这场著名的炮战，但是战后他们的主力部队肯定在败退的路上被抓获。那天大雨倾盆，疾病又把他们折磨得狼狈不堪。在普鲁士入侵期间，孔代亲王部队的一支留在巴登，所以完好无损。而其他流亡者的部队已是七零八落，被共和国的部队追杀得四散逃窜，现在他们只能躲进比利时和莱茵河选侯的旧避难所里。11月23日普罗旺斯公爵和阿图瓦正式解散了他们的部队，大逃亡开始了。法国的流亡者逃向除了普鲁士以外的欧洲每一个未被攻占的角落。普鲁士不太欢迎普罗旺斯公爵和阿图瓦，他们两人在哈姆小镇遭到冷遇，而他们的部队根本不被允许进入。在1793年最初的几周里，流亡者的队伍人员流散，士气低落。而正在此时，遥远的祖国向他们发来了最后的蔑视通牒，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这说明他们三年半的努力功败垂成。
反革命活动落入了低谷。流亡者发起的战争不但未能拯救复辟波旁王朝的权力，反倒埋葬了它。现在，流亡者自己的队伍已经四分五裂，他们的保护者德意志国也乱成一片，而且和法国国内那些想要反革命的人也失去了联系。到现在为止，大约有4万法国公民在流亡中转而支持革命。孔代亲王的5500人的部队被收编加入利奥波德皇帝的部队。除此之外，流亡者的军队已经七零八落，相互之间也失去了协作。普罗旺斯公爵在听说路易十六被砍头以后，马上宣布他死去的弟弟的儿子为路易十七，宣布自己是摄政王。同时，虽然普罗旺斯公爵不喜欢阿图瓦，也不信任他，但还是任命他为国家的中将，阿图瓦接受了这个授封。普罗旺斯公爵又签署了一份抗议宣言，重申1791年9月写给路易十六那封信的内容。宣言称摄政王将会竭尽全力，营救王室的其他成员，重建法国君主制，在一个永固的宪政基础上恢复法国的君主制。宣言没有特别指明的那些“弊端”必将得到修正，在重建君主制后，主要的事情便是重建教会、等级和原来的司法体系，还有被没收的全部财产。可见他承诺会兑现有利于保住他位子的一切，但是没有人还会相信这些誓言有实现的可能。流亡者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人了，所有欧洲君主都拒绝承认普罗旺斯亲王摄政王的身份，只有俄国除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普罗旺斯亲王马上差遣他的弟弟阿图瓦前往圣彼得堡，看看叶卡捷琳娜二世能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在说了一个月好话后，1793年4月阿图瓦离开了圣彼得堡，得到一把镶有宝石的宝剑，上刻：天佑吾君。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援助。法国波旁王朝的命运已然不值得欧洲宫廷关心，它已经没有未来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反革命运动有了新的起色，而且这不在流亡者预期之内。大不列颠加入战争，这是亲王们一直想要拉拢的同盟，而且这个同盟国的海上力量可以让保王党分子从法国海岸线的各处侵入。最后，英国是反革命的一个最坚定的国外靠山。但是1793年春天，英国人对关涉法国政治前途的任何计划都有所警惕。英国主要还是想限制法国的力量，而由谁来控制是次要的，而且他们也想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他们肯定不相信，共和国能永远和整个欧洲的联盟对抗。所以培育他们的法国敌人，同时又要作出承诺，可能会什么也捞不到，因为一旦共和国陷落，先前作出的承诺完全有可能不合时宜。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让亲王们很恼怒。1793年3月初，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革命运动最终在共和国的西部诸省爆发，至少有14名流亡者突然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抵制征兵运动。
当然，征兵仅仅是个诱因，在农民中深埋的那种怨恨才是根源。西部地区的农民从大革命中得到的好处远比其他地区来得少。即便是1789年8月4日废除封建制度时，他们也几乎没有受益。废除领主捐税在这个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这里的捐税本来就很轻，而且本地的地主往往住在外省，如旺代或萨尔特省。废除什一税的主要受益者也是有产者，而在西部，布列塔尼地区大部分农民都是佃农，1790年农民发现他们的地主其实是按照之前支付的什一税总额来向他们收租。布列塔尼地区对抗整个革命事业，此地教士群体大规模地拒绝宣誓效忠宪政这一现象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的确，不少教士这样做是迫于教区居民的压力，老百姓想以此警告巴黎，还有那些外省机构中代表新政府的官员。但是巴黎却丝毫没有反应，而且想要把这些未宣誓教士当作反革命分子来对待，最后在8月10日革命大潮中，巴黎真的这样做了，而且手段十分严厉，颁布了流放法令。君主制的瓦解只不过是让法国西部那些反对巴黎的人有了另一个目标，他们要向大革命表达自己的敌对情绪。以前，在有国王的时候，民众还能做他们自己的事情，生活也算富足。但现在革命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程度介入日常生活，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地主和收租者纷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与此相比，旧制度那些让人不满的税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在某些地区，出走的人高达40%。征兵在这样的情势下其实已经毫无意义。但是战时，民众更抵制当局的所作所为，尤其当政府正努力筹措军需的时候，他们这样的行为和背叛没什么两样，会遭到一样的严厉制裁。所以他们还用担心会失去更多吗？于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更是无所顾忌，也一直会叫嚣要恢复君主制。在开始几次骚乱延续的数周里，旺代的叛乱者便称他们自己是天主教军队，是保王党军队，他们也打白色的旗帜，佩戴白色的腰带和圣心徽章，到处寻觅贵族来做他们的领袖，这些都是旧制度下司空见惯的情况。布列塔尼地区朱安党的游击队也毫不掩饰他们效忠教会和国王，为了让他们能变得像旺代军那样团结，许多保王党分子用了几年的精力。
但是，1793年的春夏，不少重要的外省地区都起来反对巴黎。在这场“联邦党”叛乱中，西部地区的这些保王党派发现他们的声音几乎没有引起联邦党的重视。反革命者觉得那些拒绝接受国民公会权威的人肯定会接受保王的主张，但是这样想实在太过仓促了。“联邦党”叛乱中，保王党肯定是参与了的，而且也在尽力表现自己。比如，温普芬于7月中旬从卡昂开始进军，但是进展不太顺利，而为国王打响第一枪的是皮萨伊。9月，在最后的殊死抵抗中，里昂也越来越依靠保王派的军队。而在8月底，土伦实际上已经召来了英国舰队，叫嚣要恢复君主制。他们向普罗旺斯公爵发出了请求，但是直到11月，他才离开哈姆，打算动身前往土伦。普罗旺斯公爵的这个决定也受到了西班牙人的鼓舞，他们和英国打着一样的算盘，但是来到维罗纳之后，普罗旺斯公爵就听说土伦沦陷了。他并没有要掩饰自己的痛苦，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土伦只不过是因为担心国民公会的报复，才会把英国人召来，这样做他们自己也有些后怕。为了让老百姓安心，胡德将军宣布恢复1791年宪法，这根本不是亲王们的想法。然而，在联邦党叛乱中，这就是保王派的极限了。几乎没有人想要复辟一个有国王的旧制度。土伦仍被占领着，在那里，未宣誓的教士又出现在大街小巷里，贵族也开始要求人们像以前那样尊重他们，民众怨声载道。土伦是唯一一个宣称要恢复国王的城市，而这样的局面对他们是再清楚不过的警告了。
因此，真正且决然的反革命者正是这些西部的叛乱农民。最后到了夏末时节，他们开始依赖于共和国的海外敌人。直到8月，英国好像才开始认真考虑他们是否应协助法国西部的农民叛乱，而且即便到了那个时候，要真正搞清楚这些农民叛乱的实力，搞清楚谁是他们的代表，都不是简单的事情。武器和弹药都存放在泽西岛，英国人也往各地派出了密探，来试探叛乱分子，并鼓动流亡者聚集在海峡群岛，希望能在保王党占据的地方登陆。他们甚至还任命了莫伊拉勋爵为远征军的指挥官。当旺代军队跨过卢瓦尔河，史诗般地向格朗维尔进军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支远征军。但是这支远征军接到命令要他们和天主教以及保王党军会合，这支军队吃了败仗。12月初，莫伊拉的舰队在近海区巡逻，发出信号，却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但是一种合作模式已经确立了，莫伊阿拉的军队还是停留了数个月，以待时机。而旺代军在勒芒和萨维内解散后，再次沦为盗匪和机会主义者，不过他们还是希望得到英国的帮助。可是从1794年春天以后，英国越来越觉得它援助的不应该是卢瓦尔河南岸地区，而是布列塔尼的朱安党。皮赛极力游说，终于成了朱安党的领袖，这件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所有这些行动都和普罗旺斯公爵及阿图瓦无关。英国和西班牙人不一样，很反对这位自封的摄政王想要前往土伦的计划。路易十六的这两位兄弟在1793年11月签署的声明内容让英国很不满，因为他们宣称“认可一个世袭的君主制，认可路易十六是合法的统治者，这两点是在法国重建一个正常政府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宣称复辟的君主制无疑会进行各类“调整改革”，而具体怎么做，宣言没有明说。通过这份宣言，普罗旺斯公爵和阿图瓦只不过表明他们就是完全认可君主制，而就君主制明确的宪政方面，他们自己也是稀里糊涂。但那时，这样的问题在反革命两个阵营中都没有共识。亲王们觉得和那些“纯粹派”(很早就出逃法国)很投缘，而且他们的复辟计划就是路易十六在1789年6月23日提出的那些议程；1792年以后流亡者的阵营里越来越多的人都想要复辟1791年宪政，他们仍旧相信1791年宪政是可行的，只需做某些修改。这些“宪政派”本身和先前的“王政派”(如穆尼耶和拉利-托伦达尔)、斐扬派(如拉梅特兄弟和迪波尔)以及更顽固的右派前代表(蒙洛西耶和马卢埃)关系都不太好。这些人都拥护君主制，但是一些人仍旧相信1791年宪法规定的一院制和分权体制，而另一些人(自然是那些选择流亡英国的人)更看好两院制和行政立法一体的制度。1789年11月7日制宪议会最后投票否决了米拉波的提议，立法机构的成员不能同时兼任行政职务。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法国绝对不能倒退到那个已有明文的代议宪政时代之前。瑞士记者马莱·杜庞认为这样一个结盟想要像流亡者一直鼓吹的那样，颠覆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直到1792年出逃前，杜庞一直给《法国信使》[6]供稿，他坚持右派立场，尖锐地批评法国。1793年8月杜庞《论法国大革命的本质以及拖延革命的原因》问世，那时候他还在怀疑战争本身能否终结革命。他认为所需要的是密集的宣传，让法国人相信，镇压那些席卷他们的骚乱和暴民统治，反法联盟的胜利将会取代革命承诺给予的基本所得。英国人对杜庞的分析印象很深。他们把他留在了法国，用来搜集关于法国事务的情报，从1793年到1797年情报搜集的基地就设在伯恩。可以想见，那些“纯粹的”流亡者对此很不满意，因为杜庞的观点，也因为各国对杜庞的信任。他们甚至对他掌握的情报毫无兴趣。他们宁愿依靠当特雷格在1793年底设立的情报网络。当特雷格定居于威尼斯，离普罗旺斯公爵设立于维罗纳的新基地不远，直到1797年，他一直都在从遍布法国各地的可靠的线人那里获得情报，再转手卖给那些感兴趣的盟国。当特雷格和线人之间的通信常常用密码或者某种隐形的墨水，所有的通信都涉及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特雷格会用这些人。1792年他出版的《不妥协》的小册子，就很能说明他自己的立场。他把这些线人的来信大加修改或者添油加醋，为的是更有说服力，让收信人相信复辟旧制度不仅需要，而且可行。但如果他分析的问题和杜庞一样的话，盟国也不会听信他的一面之词。而且当特雷格和杜庞相互诋毁，暗暗较劲，都想和法国的当权者取得更直接的联系，尤其是看谁能获取西部乱党的一手情报。英国人觉得这些西部乱党就是那位不知疲倦的皮赛创立的。
1794年，反革命派愈加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因为法国再次占据了陆战的上风，奥军也再一次从荷兰南部撤走，普军也开始袖手旁观。罗伯斯庇尔倒台了，上台的是右派，而且法国国内布列塔尼和旺代的保王党军还在坚持作战，所以尽管英国人在比利时遭受重创，还是觉得希望很大。但是到底是要插手法国西印度群岛的事情，还是援助西部的保王党叛乱，英国政府有点举棋不定。1794年9月皮赛来到伦敦，宣称自己领导着3万人的朱安党军队，而且很有组织，另外靠着英国提供的钱、武器和弹药资助，他还能招募来4万人。实际上，朱安党顶多有2.2万人，而且皮赛的代表性也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自发形成的朱安党军队实际上没有什么组织，彼此之间的行动也缺乏协调。皮赛的确和某些人数较多的部队指挥官有一些联系，1794年7月他开始以“布列塔尼天主教和保王党军”代表自居，这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念头。朱安党军队根本没有什么军纪组织，和其他任何游击部队一样，他们几乎洗劫了布列塔尼农村所有的地方，地方官员被杀，民众拒交捐税，抵制征兵，抢劫国家和爱国者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纷纷倒台。但是朱安党的这些战绩都没有任何军事意义，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表现出能占据某处港口的能力，这样的情况从格朗维尔惨败就开始了，尽管英国人一直认为这场战争是大革命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但是，皮赛舌战群儒，他的一番劝说打动了皮特。1794年冬天到来年的春天，节节胜利的共和国军队有计划地摧毁了每一处可能的叛军据点。到这个时候，英国政府越来越觉得应该在布列塔尼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行动。阿图瓦听说皮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他对这个反革命中的后起之辈的真正面目还有疑虑，但最后还是代表王室给了他祝福，并任命他为中将。
他们计划等到6月开始落实，但距离那天还很远的时候，时局就出现了逆转。1795年春天，法国国内右派得势，最终结束了恐怖统治，并开始在全国和地方各个层面上逮捕主要的行凶者。尤其是在西部，公开的宗教活动得到恢复，于是朱安党运动以及旺代各处的游击队(得到农民支持的民众反抗最持久的代表之一)开始退出了舞台。他们的补给本来就不足，而且也没法依靠海运，因为现在英国已经认定这些叛乱没有前途了，再帮助他们就是白费力气。奥什将军的镇压反革命的新策略粉碎了各处的游击部队。很多朱安党的头面人物被杀，其他人也投靠了“蓝军”……把保王党首领带到谈判桌前的就是绝望。但是在他们给伦敦的密信中他们矢口否认，称共和国和谈绝不是真心诚意的。
(夏莱特告诉使节)告诉英国人和各位亲王，我签署和平条约，只是担心我的部队会全军覆没，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又怎么和那些装备精良的军队对抗呢。但是告诉英国人还有各位亲王，我向他们保证，我绝对不是要和那伙杀了我的国王、屠害我的国家的人真心诚意地和解……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再次拿起武器。我的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他们很想痛痛快快打一仗；我阻止他们这样做，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7]
布列塔尼的朱安党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他们的首领没有一个签署《拉马比莱条约》，这份条约表面上结束了布列塔尼半岛的敌对行动。
鉴于这样的保障，一支远征军终于出发了，目的地选在布列塔尼南部狭窄而岩石遍布的基贝隆半岛。英国人甚至不再坚持据守一个港口，这时他们完全相信，当地的朱安党人能轻易占领和守卫堪称天然良港的地方。于是，到6月底时，已有3000人上船准备前往基贝隆，船上还载有供7万人使用的武器和物资。英军至少在坚固的桥头堡建立之前不会登陆，不过，受皮特庇护的那些反革命分子欣然接受了这一点。有太多的流亡者渴望在英国南部各地采取行动，无论从哪方面看，由忠诚的法国人来恢复法国国王的王位会更好。因此，这支部队的先锋是由流亡者和招募来的法国囚犯组成的。当他们登陆时，1万名朱安党人会聚到基贝隆，当地的蓝党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朱安党人纪律涣散，欢欣鼓舞的流亡者也好不到哪儿去，指挥程序很不清晰，入侵者没能从桥头堡向前推进。奥什很快赶来，他打算在进攻之前组建起强大的部队。当他于7月3日发起攻击时，他麾下已有1万名正规军，一周之后，奥什攻下基贝隆半岛，俘虏6000人。战俘之中有一千多名流亡者，根据新延长的处理被俘武装流亡者法案(最初于战争开始时通过)，他们受到严厉惩处，640人被枪决，随他们一起殒命的还有108名朱安党人。当最初的乐观报告传到伦敦时，英国人急忙把阿图瓦从不来梅接了过来，当时他在不来梅为了前往英国而进行了好几个月的交涉，但他担心自己因为没有偿付在英国的债务而被逮捕，这些债务是之前他的前景似乎还很光明的时候欠下的。英国人现在的计划是要派他担任布列塔尼的指挥官。但当他于8月初抵达朴次茅斯时，全世界都是知道基贝隆远征悲惨地失败了，而且那些最勇敢、最忠诚的反革命战士已经战死，或被奥什的行刑队枪决了。
英国人让流亡者在西部登陆，以期与那里的游击队建立联系的企图并未就此终结。现在，他们将努力的方向转向南方，转向旺代，那里的夏莱特按先前的许诺再度开始战斗，并表示他将在那里迎接登陆的同盟军。实际上，当他得知基贝隆战役后的报复时，他枪杀了数百名共和派战俘。夏莱特刚到朴次茅斯，阿图瓦就要求他加入那位王兄的追随者的队伍，9月初，夏莱特如期带领一支远征军起航，部队中有一部分是上次远征的残余。13日，他们在旺代对面的尤岛登陆。但这个时候，由于同西班牙签署了和约，奥什可以从比利牛斯前线调集新的部队。他将兵力部署在沿海一线，夏莱特无法突破。11月中，英国人召回远征军，阿图瓦也跟着返回，从此再没有踏上法国的土地，直到1814年。
1795年夏天的诸多事件让反革命派深受创伤。就在基贝隆远征军即将启程时，路易十七于6月8日去世。他的叔叔从维罗纳发出的毫不妥协的宣言宣布自己为路易十八，但这份宣言不仅断绝了他同法国国内势力强大的右翼分子合作的希望，还冷落了那些温和的立宪派流亡者，曾参与起草宣言的当特雷格等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参加基贝隆和尤岛远征的流亡者大部分也是“纯粹派”。这些人遭遇的厄运使得幸存者开始寻找替罪羊，很快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任何人，除了他们自己。皮萨伊是个显而易见的靶子。一些对他批判最严厉的人辩称，皮萨伊并非能力不够。远征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使其失败，因为失败会剔除最精粹的强硬派反革命分子，从而为“立宪派”的得势铺平道路。鉴于这样的传言，皮萨伊明智地没有返回英国，虽然他从这场大溃败中逃生了。9月初，他带着自己宠爱的朱安党人返回布列塔尼，但是，他发现他的声望和权威在这里已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害。如果说朱安党人之中还有谁堪称领袖，那应该是违抗《拉马比莱条约》的一位首领，他曾徒劳地等待阿图瓦带领援军抵达基贝隆，此人就是可怕而顽固的乔治·卡杜达尔。形形色色的法国反革命分子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即英国人应受谴责。对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猜疑由来已久，无论是保王派还是共和派，这种猜疑都一样根深蒂固，虽然双方的怨愤之情有所不同。英国参战很晚，还拒绝承认普罗旺斯伯爵为摄政王，占领土伦仅仅是为了抢劫。接着，英国又以战争为借口占领法国在科西嘉和西印度的土地，并没有扶持那里的合法政府。最后，英国对基贝隆远征军装备不足，随后干脆放弃远征军及其“纯粹派”参加者。因此，当皮特于1796年再次开始将军事行动集中到加勒比海时，没有人感到奇怪。然而，当反法同盟分崩离析时，反革命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不列颠。越来越多的流亡者发现，这个岛国是唯一安全的避难所，纵然阿图瓦本人只能稽留苏格兰以逃避那些仍然紧抓不放的英格兰债权人。而且，朱安党人和旺代叛乱者还能指望从别的地方得到补给吗？
然而，当冬天渐渐来临时，送来的补给却少得可怜。与此同时，奥什的“海岸军”得到来自各条战线的正规军的增援，于是他对卢瓦尔河两岸的天主教保王党地区进行反复的搜寻和破坏行动。1796年2月，奥什抓获并处决了斯托弗莱。一个月后，夏莱特也落得同样下场。这两次行动，再加上宗教宽容和对蓝军部队劫掠行为的严格控制，终于给旺代带来了脆弱的和平局面。盛夏时分，奥什可以宣告叛乱终于结束了，感激不尽的督政府则宣布这位将军为“旺代的绥靖者”。这个时候，还有大批部队被调往布列塔尼，以致朱安党人难以采取任何行动，皮萨伊只得躲藏到地下掩体中，像只被猎逐的狐狸。
的确，到这个时候，路易十八本人也已迅速离开那些被他视为自己臣民的人。当波拿巴的意大利军团跨过阿尔卑斯山时，惊恐的威尼斯当局下令这位倒霉的王位觊觎者离开维罗纳。他未经许可便横穿瑞士，前往莱茵河沿岸与为奥地利效劳的孔代亲王的部队会合。上一年春天，人们曾对孔代麾下的一千多名流亡者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白色恐怖席卷罗讷河两岸，里昂的数十名雅各宾党人被杀时，有些人曾谋划，由孔代手下的流亡者充当先锋的奥地利军队向弗朗什孔泰地区发动一场闪击战，然后南进，与里昂的保王党分子建立联系。英国人提供金钱，以便在整个地区扶植自己的代理人，而且，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听到以下的消息时都着了迷，据说莱茵地区的法军司令、荷兰的征服者和巴黎牧月起义的报复者皮什格吕对保王党的进展颇为动心，他最终改换了阵营，但在1795年夏天，策反他的各种努力使得所有进一步的行动都停滞了。年底时，莱茵河方面签署了正式的停战协定，但这对里昂的密谋者毫无帮助。1796年春天，当战事重开时，孔代希望再次实施这一计划，而国王本人的到来(他身披戎装检阅部队)也受到热烈的欢迎。但维也纳并不欢迎他，因为这位觊觎者的到来被视为法国人进攻的口实。弗朗茨皇帝像大多数其他统治者一样，也没有承认他是路易十八，于是他下令让后者离开。不久之后，有个身份不明的人还试图枪杀他。再无安身之所吗？此时他能找到的唯一的收留者是那位并不情愿的布伦瑞克公爵，后者的军队在1792年营救他哥哥即路易十六的行动中遭受失败。于是，他只能从布兰肯堡，从“一个肮脏的小城，一个住所邋遢、装饰破烂(如果谈得上装饰的话)的小蜗居中”[8]注视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随后几个月中横扫大陆上最后的对手。
因此，如果说反革命意味着武装推翻法兰西共和国以及共和国主张的众多新生事物，那么，当欧陆战事于1797年4月终结于莱奥本时，这场运动已经失败了。《莱奥本预备和约》签字三天之后，法军逮捕了逃离威尼斯的当特雷格。经审讯(波拿巴本人亦在场)，他披露了很多关于其间谍网的信息，包括给皮什格吕带来灭顶之灾的信息。随后他被容许逃走，然而，这段极为见不得人的经历造成的影响摧毁了他与路易十八及流亡同党的信任感，而在这么多次争吵之后，再多一次又算得了什么呢？反革命自始至终都备受恶毒的仇怨和各集团之间的宗派主义的困扰，这些集团彼此仇视、互不信任，这种情形看来更甚于大革命本身。吵嚷不休的流亡者靠自己的努力绝不可能遏制或减缓，更不消说扭转法国事态演变的进程。他们的滑稽举动有时也能成功，但这统统都只能把事态进一步推向极端。在他们当中，唯有那些更愚蠢的人才指望极端化能够推进自己的事业。他们需要帮助，但是，在他们希冀的两大力量源之中，谁也不是一定愿意他们取得成功。
各大国首先只想削弱法国，当法国自身并未走向虚弱成为明显的事实时，它们才投入战争。然而，大多数流亡者却梦想着恢复对一个强大的、资源未遭损害的王国的控制权。在他们看来，唯有大革命本身才导致法国的衰弱，当他们听说各战胜国正在像瓜分波兰一样瓜分法国(且不提英国人利用海上霸权抢夺法国的海外利益)时，他们对此类流言甚为反感。后来，列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个稳定的法国比一个虚弱的法国更可取。但即便到这个时候，它们仍然准备接受某种最能恢复和稳定秩序的政权。它们对君主制(不管是何种君主制)的信念从来都是有条件的，直到1797年，承认路易十八的只有俄国和瑞典。各大国始终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们只是偶尔才认为法国的反革命者不只是个麻烦和困扰，最好的情形下这些人也只是一颗棋子。
至于国内的反革命者，他们大部分无非是想我行我素。他们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大革命扰乱了自己的社区和宗教与社会稳定，革命从外部带来的干涉波及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没有产生足够的利益补偿。巴黎的当权者以及试图在地方执行他们命令的人，都过于轻率地把任何形式的抵制称作反革命。然而，很多抵制行为，如1793年南方的联邦主义叛乱，仅仅是为了制止革命的继续发展。只有在加尔、旺代和布列塔尼农村地区，群众运动才发展起来，并公开为记忆中1789年之前的教会和国王而战。即便到此时，抵制也没有波及全国。必须指出的是，触发西部地区叛乱的是征兵，此举将把年轻人带到遥远的前线，同未知的敌人作战。普通的反革命群众更情愿与自己门口的爱国党人、宣誓派教士和新教徒作战。他们有一次曾离开故土，这就是旺代人的格兰维尔进军，但此举是在形势对他们不利之时为寻求外援而做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如果1794年春天共和派能够收敛报复行为，抵抗运动在萨维奈之后很可能就此停止。撇开各种愚行、误解，也不谈1795年夏天让流亡者、外国列强、保王党叛乱分子的重大协同行动遭受失败的坏运气，就算阿图瓦如群众领袖们不断催促的那样返回大陆、竖起大旗，西部的反革命农民(虽然在当地人数众多)是否愿意向巴黎那样远的地方发起远征，也仍然是很可疑的。即便他们这样做，也肯定会在半道上被欧洲最有经验、战果最辉煌的军队拦截住去路。
就算他们真的发起这样的行动，他们也不能规劝多少人信奉自己恢复黄金时代的怀旧信仰。正如马莱·杜庞这位目光敏锐的保王派在《维罗纳宣言》后给路易十八的信中写到的：“绝大多数法国人不愿意接受从前的权威、屈从于曾行使这一权威的人。”[9]这并不是说有限的立宪君主制没有支持者，不过这位新国王和他的近臣可能觉得这一体制很可憎。《维罗纳宣言》可能断绝了国民公会议员们的期望，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在芽月和牧月的无套裤汉最后的**之后，君主制似乎越来越能为稳定局势带来美妙的希望。随着国民公会到期的日子日益临近，君主制甚至可以期待胜利，不过不是依靠外部入侵和内部叛乱，而是通过选举这一正常的政治程序。
[1] Lacour-Gayet, Calonne, pp. 283-284.
[2] Lacour-Gayet, Calonne, p. 283.
[3] N. Hampson, in F. Lebren and R. Dupuy (eds.), Les Résistanc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1987, p. 446.
[4] Legg, Select Documents, ii. p. 135.
[5] J. Vidalenc, Les émigrés fran?ais 1789-1825, Caen, 1963, p. 77.
[6] 《法国信使》兼具报纸和文学杂志的性质。由维泽于1672年创办于里昂，起初名为《文雅信使》，内容庞杂，销量很好。1724年改为《法国信使》，成为由政府资助的半官方报纸，1811年拿破仑下令查封此报。《法国信使》最后一次出版是1825年。——译者注
[7] M. G. Hutt, Chouannerie and Counter-Revolution: Puisaye, the Princes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the 1790s. Volume 2, Cambridge, 1983, ii, p. 227.
[8] P. Mansel, Louis XVIII, London, 1981, p. 79.
[9] W. R. Fryer, Republic or Restoration in France？ 1794-1797, Manchester, 1965, p.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