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7月，雅各宾共和国与敌人的战斗陷入了低谷，军事噩耗频频传来：联军的铁骑已经踏入佛兰德斯以及比利牛斯山沿线的领土；在美因茨沦陷后，数千法国军队投降；英国军舰驶来，马赛希望联合其他的联邦党发动叛乱。国内的消息也不尽如人意。旺代叛军从南特撤退后，似乎对叛乱核心地带的掌控更加牢固。在与旺代叛军作战中唯一取胜的比龙再次夺回了索米尔。但是7月12日比龙竟被免职，理由是他以前是个公爵。继任的罗西涅尔是名无套裤汉，虽然颇有政治声望，却是个无能的酒鬼。在布雷库尔战役后，诺曼底的联邦党叛乱很快就瓦解了，但是因沙利耶的被处决，里昂还在继续抵抗；土伦先前一直忠于国民公会，现在也加入了叛变的行列。人们谴责夏洛蒂·科黛被无处不在的吉伦特派阴谋分子指使，7月17日她被处决后，科黛便成了包括温和派和保王派在内的整个反对雅各宾派阵营的殉道者。人们担心在巴黎各处活动的并不止她一人，政治冲突引发的怀疑满布各个街区。并不是每个区都是由坚定的无套裤汉控制的，巴黎西部的几个区政局变化莫测。选举巴黎国民卫队指挥官的时候，选区划分很不公平，而且候选人受到众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曾经开枪射击马尔斯校场共和请愿者。最后昂立约当选为卫队指挥官。
8月1日让邦·圣-安德烈说：“困扰我们的罪恶就是没有一个政府。”[1]作为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他本该认识到这一点。就在同一次会议上，丹东建议应正式将救国委员会当作法国的临时政府，却没有得到国民公会的同意。救国委员会似乎不需要吸收新的力量就能够达到目的，8月11日救国委员会又接纳了两位极具军事经验的专家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普里厄刚刚从卡昂联邦党的控制下逃脱出来。此时救国委员会想要赢得公会的信任，它从来没有变成过政府，而且其行政权也并不是很稳固。但是在此后的12个月里，法国的领导权落在了救国委员会身上，它充分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断然遏制了1793年的危机。
第一步便是打败联邦党，或者说那些还没有准备好还击的联邦党。在布雷库尔战役之后，他们已经没必要在卡尔瓦多斯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措施了。7月25日，厌倦了的布列塔尼人和那些出逃在外的吉伦特派都撤出了卡昂。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死存亡只能听天由命。到了8月3日，特派员和救国委员会的成员林代再次控制了卡昂。布列塔尼军队也没有坚持太久。8月中旬，他们签发了一份公开宣言，表示收回先前违抗的言论。出逃在外的代表继续寻找隐藏点。他们向南部潜逃，认为波尔多可能比较安全，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伤痛和失望。吉伦特省的抵抗运动也被瓦解了。在7月的最后一周里，吉伦特省的人民委员会似乎仍旧大权在握，控制着地方铸币厂的造币，用来支付其迅速增长的开销。随后，8月2日，因为担心巴黎会进行军事报复，而且面临愈加棘手的粮食供给问题，人民委员会突然自己解散了，并召回了派出的部队。如果它想要抵挡山岳派的报复，结果注定失败。尽管缺钱，人民委员会还是没有胆子抢劫造币厂，因为这会被视为偷窃国家的重罪。自建立之初开始，人民委员会一直是那些反对巴黎的流言蜚语的策源地，同时它也往法国南部和西部的各个地方派出专员，煽动联邦党叛乱。实际上，就国内危机而言，吉伦特省的人民委员会发挥的作用远比卡昂和雷恩的委员会更大，最后受到的惩罚也更为严重。8月6日，吉伦特省人民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被宣判为叛国者和不法之徒。8月19日特派员来到吉伦特，恢复了市府的合法权力，不过他们却失望地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充满畏惧、心怀忏悔的城市。由于当地纨绔子弟的捣乱和威胁，国民公会的专员只能于次日撤到沿河而上30公里的拉雷勒中由共和国控制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们向国民公会报告了自己在吉伦特省的经历，要求派兵支援，以便再次入城。直到10月17日，他们才放心大胆地向吉伦特省进发，但那时波尔多早已做了好几个星期的准备。8月27日波尔多的国民俱乐部重新集会，用三周时间选出了由雅各宾派控制的新一届市府。波尔多还举行了纪念马拉的活动。塔里安从旺代赶来接手波尔多事务，他的话一针见血：“(波尔多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保存面子。哪怕只有一小会儿，能团结28个区的肯定是饥饿和恐慌。”[2]
在同样的压力下，马赛也很快举起了白旗。接到命令后，阿尔卑斯地区的军队开赴对付马赛和里昂。8月初，里昂被包围了，但还在负隅顽抗。由于已经和罗讷河内的同盟失去联系，马赛人开始担心。从阿维尼翁撤出的外省联军驻在罗讷河河口，遭遇卡尔图指挥的正规军。港口被封锁了，而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因此在8月初马赛爆发了面包骚乱。人民法庭开始处决领头的雅各宾派分子，还把那些执意要在公共场合为叛匪祈祷的教士送上了断头台。最后，当卡尔图带着部队步步逼近时，叛军干脆向英国海军上将胡德求援，希望他放行，以便从意大利运来的粮食能够进港。这是叛变，马赛一些区也开始效仿，情况十分危险。8月23日支持卡尔图的人员和要求与英国合作的人员发生了冲突，两天后，卡尔图抵达马赛，能逃的人员都逃去了土伦，此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彻底改变了土伦的局势。土伦的联邦党人之前没有想和敌军合作，即使他们清楚卡尔图攻下马赛之时便是他们的末日。其实马赛人前来求援着实让胡德吃惊不小，这让他觉得或许可以与土伦和谈。于是在8月23日，胡德正式宣布只要土伦承认路易十七，就对他们进行军事保护。不少人极其愤怒，但是另一些人被马赛难民散布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吓坏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土伦各区决定接受胡德的条件，之后他们又花了3天时间让地中海舰队相信再抵抗也于事无补。8月27日英国舰队驶入法国地中海海军基地，反法联盟占领了土伦，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英国攻占了土伦，这意味着巴黎将面对新的危机。自从马拉遇刺后，各派势力都争相继承他的遗产。山岳派对忿激派的仇恨和攻击丝毫没有减弱。鲁在公社的势力刚刚被清除，其他人马上宣布继承他的遗志。此时新的民粹势力早已是山岳派政策在公社和陆军部里的代言人，以公社的公诉人肖梅特及其副手埃贝尔为代表。民粹派也把持了科德利埃俱乐部。埃贝尔的《杜歇老爹报》满篇都是骂人的文字，马拉死后，《杜歇老爹报》稳居销量排行榜第一的位置。不久以后，人们开始要求制定更严苛的打击囤积者和投机商人的法令，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列入最高限价的范围，加大执行力度。同时，他们还要求加快组建6月2日法令设立的革命军队，加大力度调动人民的革命热情。这些要求和早先由鲁及其记者朋友勒克莱尔提出的要求没有什么区别，勒克莱尔甚至用马拉的“人民之友”来命名他自己的报纸。两派人都相信只有靠残酷无情和断头台才能清除叛徒、死性难改的人以及“自我主义者”。解决国家的危机，办法就是采取恐怖措施。
即使在国民公会，这样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像比约-瓦伦及其亲密合作者科洛·戴布瓦那般残忍的代表提出要对囤积者处以死刑。科洛本是演员，因其出巡外省时出色且无情的表现而成名。比约-瓦伦和科洛·戴布瓦靠着他们绝不宽容、绝不妥协的风格，渐渐从山岳派中脱颖而出。救国委员会批准了一些民粹派的举措，如8月23日应各区请愿者的要求，通过了全民征兵法。尽管这项法令的措辞犹如卡诺的散文一样振奋人心，从签署通过到部署执行都十分迅速，但远未达到全国性的效果。勒克莱尔宣称国家的决定都被国民公会中“姑息纵容的态度”腐蚀削弱了，需要清洗，因此也不排除重新发动一场类似6月2日那样的民众运动。埃贝尔一心想成为内政部长，结果8月20日落选告败，在失望惊讶之余，埃贝尔想利用勒克莱尔的那套计策，动员雅各宾派接受。经济情况对他非常有利。整个夏天，指券都在贬值，8月时降到其面值的22%，极为显著的是自从清剿吉伦特派以后降了14%。几周来，虽然收成不错，但天气炎热，河道干枯，很多水力磨坊无法工作，面粉依旧供应不足。所以6月以来，基本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有些商品的价格飙升得十分离谱，肥皂价格翻了三倍。国民公会里的所有的温和派和打瞌睡的人都受到了谴责。9月2日土伦沦陷的消息传到巴黎，民众的怒怨自然都落在了这些代表的头上。比约-瓦伦已经准备好了，他将指责救国委员会的无能，要成立新的委员会监督阁僚。
9月4日的行动本是一场体力工人要求涨工资以及更多面包的自发示威行动，但埃贝尔和他在公社及各俱乐部的朋友很快利用了这场运动。他们劝说在格列夫广场聚集的民众，让他们在15日重新聚集，到国民公会游行。9月5日埃贝尔一伙人擅用职权，关闭了所有的工厂。那天晚上，他们也想说服雅各宾派支持他们的提议，清除见风使舵的罗伯斯庇尔这个障碍。作为当时国民公会的主席，罗伯斯庇尔理应面对第二天早晨的示威游行。抵制示威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作为数千无套裤汉的领头人，肖梅特也在谴责物资短缺，谴责无法落实处理物资短缺的办法，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肖梅特说：“立法委员们，昨天和今天，公民们聚集于此，只有一个愿望：我们将派出一个代表团，把这个愿望告诉你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存。为了生存，我们要求法律。”[3]这就是说他们首先要组织革命军，打击囤积者，对付那些贪婪的、没有丝毫爱国心的农民。国民公会马上投票通过了这个提议，但是没有批准肖梅特认为有必要的外派军队使用车载断头台的举措。正是比约-瓦伦提出了这一建议，而且得到了丹东的支持。另外，丹东提议加快军需品生产，使每一名爱国者都有火枪。此外，他还建议革命法庭应该进一步分化，以便处理更多事务。而且正如丹东自己说的，他们要允许那些“埋头苦干的、靠汗水挣钱、不辞辛劳苦干的人”进入区议会。这些议会应该每周开会两次，每次出席会议的人应该得到40苏。在国民公会里，这些提议赢得了阵阵呼声，用巴雷尔的话说，在场者听得都发疯了。
巴雷尔提出，此时应实行恐怖统治。在三个月里，无套裤汉已经第二次挟持国民公会，而后者只能唯命是听，毫无反抗能力。在此后的数周里，立法委员也认可了激进和积极的行动方案，其规模从3月的危机以后尚属罕见。尽管丹东反对，但是比约-瓦伦和科洛·戴布瓦还是进入了救国委员会。9月17日他们通过了一项全面嫌疑犯法令，这项法令授权去年3月设立的监视委员会逮捕那些“暴徒、联邦党人和所有支持自由敌人的人，证据可以是行动、通信、言论以及出版物”。此外，嫌疑犯还包括了不少特定的范畴，比如前贵族，“(因为)这些人不会一直都认同革命”[4]。实际上，在这样笼统空泛的规定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疑犯。在嫌疑犯法令颁布的几周里，几乎每一天的公共言论都带有无套裤汉的风格。那些拒绝用“公民”而用恭顺的“先生”称呼对方、拒绝用“你”称呼对方的人，肯定会受到怀疑。此后，9月29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全面限价法，强制对包括粮食、酒、柴火、衣物甚至是烟草在内的一大批基本生活品进行限价。商品出售价格高于最高限价的人将被处以罚款，并出现在嫌疑犯名单上。最后，革命军整装待发，但指挥官不是救国委员会的人选昂立约，而是龙森。龙森是一名可怕的埃贝尔派。6月以来，很多区要求审判被监禁的吉伦特派以及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这些人不可能无罪释放，所以这些要求极为血腥，而且毫无意义，这一点罗伯斯庇尔早就看到了。他一直在与这些做法斗争，尽力制止。但是9月9日有消息称有人密谋要将前朝王后从现在单独监禁的地方解救出来，到这个时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就基本决定了。10月3日王后接受了审讯，这一天也是审讯吉伦特派的日子。罗伯斯庇尔能做的就是劝阻国民公会不要采纳比约瓦伦提出的唱名做法，而比约-瓦伦想以此甄别出那些对叛国者仁慈宽大的人。
然而恐怖统治的第一批著名的牺牲者是另一批人。激进分子想要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政敌，但是他们的做法与后者并无二致。9月，忿激派陆续被捕。早在8月22日，鲁就已经进了监狱，但是不久以后就被释放，9月5日他再次被捕。瓦尔莱很有先见之明，他谴责丹东不该定期支付报酬给那些每周都参加区议会的人。9月18日瓦尔莱步了鲁的后尘，也进了大牢。勒克莱尔不敢再刊印出版物，销声匿迹。之前，忿激派时不时要求强制执行法令。他们不断呼吁更民主的手段，甚至要求改换国家代表。现在，这些声音都已经平息，变化简直翻天覆地。10月10日，国民公会觉得不能再任其发展。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它之前依赖的那套程序太过笨拙，效率太低。圣茹斯特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如果政府本身不符合革命的要求，那么革命的法令也不可能得到执行”[5]。所以，他建议救国委员会要在整个国家中承担核心调派的角色，只需服从国民公会的监督。这样的“革命政府”应该是临时的，也就是说法国将一直维持革命政府的状态，直到和平来临。
这样，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篇章开始了。在此后的九个月里，大约1.6万人死于断头台的锋利铡刀之下。这部冰冷的机器效率之高，让整个欧洲都见证了这段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怖时期。恐怖统治直到1794年才宣告结束，而在开始之初铡刀就砍下了一位名人的脑袋。10月17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上了断头台，她在囚车里誓死不从的表现留在了大卫的画里。这批被告的口才让法庭的辩论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因此审讯不得不戛然而止。这21名吉伦特派者高唱着《马赛曲》慷慨就义。先前那些签署了秘密抗议书谴责6月清剿行为的代表也被当作吉伦特派关押了起来。但是罗伯斯庇尔总在阻挠这些行动，他不愿意这些人也接受审判，而那些在6月逃出巴黎的人，有4人死在波尔多的断头台上。佩蒂翁和比佐自杀了，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被狼咬得不成人形。11月，罗兰听说他的夫人已被处决，于是他也自杀了。11月菲利普·平等也上了断头台，虽然他不是吉伦特派，但他原来是亲王，而且儿子是流亡者。另外一些疑犯，像巴纳夫和巴伊也被砍了脑袋。一年前，巴纳夫和王后因密谋暴露入狱，而巴伊则是因为发生在马尔斯校场的枪杀入狱，无套裤汉对他一直深恶痛绝。行刑之日，人们专门为巴伊竖起一架特制的断头台。成为刀下鬼的远不止这些人，自此以后，断头台就一直竖立在离路易十六掉脑袋的地方不远的革命广场。
其实，从1793年10月到1793年底，只有177人在巴黎处死。这些人都是昔日的名人显贵，自然能引起民众关心。而在外省的恐怖统治下牺牲的成千上万的人基本都是些无名小卒，没有人关心。就在巴黎进行审讯的同时，里昂最终向包围的军队举起了白旗。里昂基本上依靠潜逃回国的流亡者指挥的保王党军抵抗了两个月的轰炸。这座饥饿的城市极为艰辛地熬过了夏天，希望来自皮尔蒙的援军解围，但在10月初的几天，援军就已遭受阻击。到了这个时候，失败已是必然的命运，里昂向特派员库东宣告投降。库东本想采取在卡昂很有成效的和解宽容的政策，但是里昂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法国第二大城市，它已有四个多月反抗公会的历史，那时共和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里昂处决了沙利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叛乱阵营，因此它与保王党分子和国外敌军合谋也就丝毫不奇怪了。与其他“联邦党”中心相比，里昂在巴黎受到更多的辱骂，而救国委员会也决心拿里昂来做典型，以儆效尤。10月12日，在听到里昂沦陷的消息后，国民公会下令必须摧毁里昂。里昂这个名字必须消失，只留下废墟上的一座碑，上刻“里昂向自由开战，里昂已不复存在”。在之后的法令中，毁城实际上只是摧毁富人的宅邸，这座“断垣颓壁”的城市被重新命名为自由之城。库东不能忍受这种全面性的复仇，他设立了几个专门法庭，推倒里昂几名首富的房子，并要求这些人迁往别处。11月初，科洛·戴布瓦和之前出巡过讷韦尔的富歇取代了库东。二人强求巴黎下达儆戒性的报复命令，也希望巴黎进行协助，派来一支革命军。此时革命军完全听命于救国委员会的调派，无套裤汉横扫了整座城市，“挨家挨户搜查”，关押了数千名嫌疑犯。但是到11月底，这些专门法庭审判的联邦党人还不到200名，科洛认为只处死这些远远不够。为了加快审判速度，他们在11月27日专门设立了一座“七人法庭”，数日内处决了300名叛乱疑犯。如果仅靠设立在地方的断头台，他们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处决。12月2日至8日，他们将有罪的人扔进挖好的大坑，用加农炮和手榴弹进行轰击。这样的处决一直持续到春天。到了1794年4月，共有1880名里昂人被判有罪。1月22日巴黎的革命军抵达，一名加入革命军队伍的德国冒险家目睹了这幕惨剧：
整片整片的房屋都燃起大火，尤其是那些最好的建筑。教堂、修道院，所有贵族住过的地方都已是一片废墟。我走到断头台前，数小时前被处决的那些人的血还在街面上淌着……我向一伙无套裤汉说……不冲洗掉这些血，实在是太难看了。其中一人说为什么要洗掉？这是贵族和叛乱党的血，狗会来舔干净的。[6]
军队攻占里昂后，便向南方行军，加入包围土伦的队伍。攻占港口的反法联军没有后援，他们的桥头堡也没能进一步扩张。但是只要联军还占据着海港的制高点，他们就能从海上得到补给。因此土伦被占了三个半月。但是12月17日少校波拿巴的炮手将英国和西班牙舰队从这些制高点的关键要塞中赶走。此时海军上将胡德认为他们必须马上从要塞撤走，否则舰队将会全军覆没。大概有7000名难民挤上战舰，其中包括土伦最初叛乱的大多数领导者。此后三天内，这些战舰顶着共和国军队的炮火仓皇逃走。监狱里的雅各宾派被释放，他们指认了许多叛乱分子。在武装叛军抓获的法国公民中，有800人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在此后的一个月里，特派员巴拉斯(先前是个贵族)以及弗雷隆设立的革命委员会，以拥戴路易十七以及延误战机、串通敌军、导致法国地中海舰队遭受重创为名，审判了282多名疑犯，并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土伦改名为“山岳派港口”。在恐怖统治一连清洗的数个“联邦党”叛乱中，土伦的地位仅次于里昂，因此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因为这座港口的战略意义，它才免遭进一步的打击。
相比之下，政府对马赛和波尔多的镇压要温和一些。1793年8月至1794年4月间设立的马赛革命法庭秩序不错，审判时也小心谨慎，总共审判了975人，其中有467人被无罪释放。尽管很多罪大恶极的人在卡尔图的部队抵达时已经逃到了土伦，但被判有罪的人中仍有289人被处决。将马赛命名为“无名之城”也是无奈之举。波尔多没有被改名，尽管其所在的吉伦特省也被易名为贝克德阿姆比斯省，这原是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交汇的地区的名字。虽然塔里安和伊萨博都是血腥之徒，但是他们两人所设立的军事委员会中审判的疑犯大部分都被无罪释放，在1793年10月到1794年6月间，它仅仅处决了104人。如此温和的镇压让特派员本身遭人怀疑。伊萨博似乎对富人有好感，而塔里安也听命于他的那位贪图享乐的漂亮情人泰雷扎·卡巴吕。卡巴吕之前嫁给一位贵族，父亲是一名信誉不佳的西班牙金融家。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助手、年轻又生活俭朴的朱利安取代了塔里安和伊萨博，在他管理的两个月中，有198人掉了脑袋。在那个时候，除了巴黎以外，各地的恐怖政策都已经减缓了。
随后朱利安又被派到波尔多，因为他曾成功地检举了1793年10月卡里埃在南特实行恐怖统治时滥用职权的行为。那时，南特是对付旺代的指挥中心。镇压叛乱刚开始，监狱暴动突然爆发了。7月初，“白军”没能夺取主要港口就撤到了农村，共和国军队的反击战开始了。先锋部队是美因茨投降的正规部队，但为了保存实力，不久就被撤。这支部队以及一个团的巴黎无套裤汉志愿军都受罗西涅尔指挥。罗西涅尔决定在旺代的腹地实施一套周密的恐怖破坏手段。叛军首领因职权问题争执不休，很快就放弃了索米尔和昂热两地。此时，伦敦传来消息，英国人声称如果他们能夺取港口，便会给予援助，这让叛军士气大振。重整一番后，9月18日叛军在科隆大胜巴黎军队，次日又于托尔富大胜那支久经沙场的美因茨部队。但是在这之后，大部分叛军并没有乘胜追击，反倒是高唱着感恩赞美诗打道回府，各自回家去了。这并非罕见的现象。10月初，救国委员会希望重振军威，号令摧毁“神秘的旺代”，这是巴雷尔的措辞。各支共和国军队的指挥权重新整编统一，10月中旬，四支纵队分头进驻叛乱地区的总指挥部——绍莱附近的博卡日地带。10月17日，他们给叛军致命一击，并击毙了数名叛军首领。直到此时，由于连连告捷的共和国军队穷追猛打，叛军才不顾一切地从他们的农村据点向外突袭。他们孤注一掷，想要与英国人会合。在斯托夫莱的指挥下，叛军渡过卢瓦尔河，向北挺进，向港口城市格朗维尔挺进。地处科唐坦半岛的格朗维尔距离英国最近，正对着泽西岛。一路上不断有来自上布列塔尼叛乱农村地区的朱安党人加入。当他们在11月14日抵达格朗维尔的时候，部队已扩充至6万人，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如期抵达。泽西岛的确有不少部队和补给，但其指挥官一直到11月26日才通过伦敦得知叛军抵达的消息，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格朗维尔就是碰头的地方。格朗维尔守备严密。而旺代部队似乎没有攻城的经验。英国的舰队直到12月2日才来到格朗维尔，叛军早已大败而归，逃到了南部地区。12月4日他们又折回昂热，但这一次，共和国的守卫部队奋力坚守，叛军无法掉头渡过卢瓦尔河，只得向北逃窜，于12月12日在勒芒被共和国部队追上。这是一个冬雨倾盆的夜晚，经过一整晚的斗争，叛军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威斯台尔曼指挥蓝军，将叛军一直向西赶到布列塔尼，并下令格杀勿论。他手下一名士兵说：“在去往拉瓦勒的路上，尸横遍野。女人、教士、僧侣、孩子，所有人都死了。我一个也没饶过。”[7]在这次撤退中，大约有1万人丧生。12月23日，天主教和保王党军队的残余力量最终在萨沃奈遭遇了追捕他们的共和国军队。负隅顽抗的只有死亡，人数达千人，近1万人逃进了附近的村庄。战场上丧命的叛军约有两千人，投降的俘虏又丧命于乱枪扫射中。“旺代大战”结束了，但是共和国的报复还在继续。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为“复仇之城”，语义双关，意义可怕，很难翻译。1794年的春天，将军图罗派出了蓝军中的“地狱部队”，交相袭击叛军的核心地区，对途经之地烧杀抢掠。图罗的部下对士兵说：“我们正在进入叛乱农村地区。我命令你们，把能烧的都烧掉，凡是当地人，只要看到，就都杀掉。我当然清楚，这个村庄是有一些爱国者的。不用担心，我们必须让他们全部牺牲。”[8]强奸、杀婴，如此的暴行也让共和国的军队作呕，但是他们不敢违抗军令。在旺代这场叛乱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历史学家至今也没能达成共识，基本上叛军一方有25万人丧命，这个估计应该不会过高。这个地区的人口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恢复到1790年的标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与这场浩劫比起来，在南特恐怖统治审判下丧命的人员数字显得不那么夸张。然而这个地方的惨烈程度也极为罕见。在整个恐怖时期，有三个省的死刑人数占据了整个恐怖统治的42%，这三个省都受到旺代叛乱的影响。南特所在的下卢瓦尔省设有多所专门法庭，这些法庭将3548人送上了断头台。卡里埃之前出巡雷恩，他认为可以劝联邦党改邪归正，却相信狂热的保王党反革命分子理应严惩。和里昂一样，这里的断头台几乎没有沾染血迹。但是监狱人满为患，传染病肆虐，无辜的市民面临断炊的危险，阴谋叛乱分子的情况更糟。面对这些情况，卡里埃采取了恐怖时期最臭名昭著的办法：溺刑。11月19日，他将约90名教士和猪绑在一起，送上一艘凿了洞的船，使其沉溺于卢瓦尔河。在此后的六周里，他以同样的方式处死了另外六批疑犯。这些未宣誓教士并非都曾煽动民众叛乱。在南特的溺刑中，大约1800名教士被处死，他们的尸首一连数周都漂浮在卢瓦尔河口。南特的市民总被叛军骚扰，这些叛军毫不留情，所以他们并不反对溺刑这样的做法。当卡里埃下令射杀手持武器的叛军俘虏时，当地居民也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南特人相信一旦白军获胜，遭屠杀的就是他们自己，殊不知旺代叛军已经屠杀了共和国公民。卡里埃几乎没有杀害任何南特人。他下台并于1794年2月8日被召回巴黎——这并不出人预料——的原因是那些对他在南特的酷刑的夸大其词的谣言，而正巧救国委员会也担心——尽管很快这样的焦虑就打消了——这样的暴行会不会适得其反，给共和国树起更多的敌人。因此，卡里埃的手下也在担心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否会因为行为过激而引火上身。虽然很少有人信任罗伯斯庇尔，但朱利安却是他的信徒，他自愿接受众人的指责。朱利安是卡里埃的手下，他向上层汇报：卡里埃处决犯人往往不加甄别，也常常不管法律条文的规定。现在中央颁布了法令，严格限定了特派员的职权，严禁他们自作主张。在这种氛围的变化下，卡里埃是第一个受惩的人，也是最著名的人。
然而，在整个1793年的秋天，特派员的行动依然很自由，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在这个阶段，恐怖是混乱的、无政府的、缺乏协调的，也是不受中央调控的。恐怖最具代表性的武器就是革命军队。外省也在模仿巴黎，纷纷建立革命军，其总人数达40万之巨。执行恐怖任务的革命军无所不为，但其主要任务是威胁、惩罚、逮捕和镇压，任何人的活动都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行为。特派员如果怀疑地方有二心，也常常会将设立革命军提上工作日程。革命军成了那些积极可靠的爱国者的据点，他们多数是已婚的技工，来自市镇，基本在当地活动。巴黎派去里昂的部队是个例外。实际上，对这些部队来说，地方性知识极为关键，他们知道谁是疑犯，在哪里能逮住他们。正因为如此，革命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着力搜寻粮食，追捕囤积商和投机分子。在他们看来，这些人贪婪成性，无视最高限价法，所以市镇里的爱国者才会挨饿。1794年春，法国很多地方都设立了警备委员会，这个组织的运作也依靠地方性知识。除了贯彻执行9月通过的嫌疑犯法以外，他们还肩负许多其他责任，比如审批爱国公民证书。这种证书既是一种身份证明，也是一个人可靠的公共凭证。起初只有外国人需要携带这些文件，但是嫌疑犯法将此普遍化。那些没有爱国公民证书的人会被逮捕和监禁。实际上，在恐怖统治中因各种嫌疑罪名而被监禁的人多达50万。监狱无法容纳这么多罪犯，临时囚禁的地方条件又很差，所以有1万多人死在牢里。虽然他们还没来得及被审判，但他们也应算是恐怖的受害者。在混乱且充满暴力的1793年秋天，未经审讯或未见于官方记录就被杀害的人成千上万。救国是至高原则，那套过时且繁缛的程序可暂且抛在一边。死于恐怖统治时期(除去旺代)的总人数可能是官方数据的两倍，仅在一年中就死了3万余人。即便如此，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法国的恐怖统治仍算不上欧洲最血腥的。1798年，仅仅数周内，爱尔兰死掉的人数就和法国差不多，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仅有法国的六分之一。1794年11月4日，在华沙，仅一天就有两万人被屠杀。不管大革命陈述的是一套怎样的反贵族修辞，恐怖屠杀的牺牲品根本不是先前的“特权等级”。根据官方材料，被判死刑的人中，贵族人数的比例少于9%，教士还不到7%。民众占的比例很高，最多为中产阶级，占四分之一。在1793年到1794年的惩处中丧生的大多是普通百姓，其中经正式定罪的有三分之二，未登记在案的肯定更多。这个悲剧的时代夺取了这些人的生命，而他们并不是元凶祸首，只不过是做错了选择。在这个时候，漠不关心就是犯罪。联邦党或保王党叛乱地区以及边境各区都是判处死刑比例最高的地方，这绝不是偶然。因为在这些地方，络绎不绝的各类反对派军队往往让当地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同时另一些区，尤其是法国中部，基本没有受到恐怖的影响。和那些骚乱地区有所不同，这些地方的恐怖往往是由于某人的一时冲动，或者是特派员本身所导致。有时候，这种恐怖也常常会被周围一大片地区效仿。例如，地处法国腹地的涅夫勒省没有理由让国民公会担心。但是1793年9月富歇的到来却让涅夫勒省燃起了宗教恐怖的星星之火。富歇原是教士，来自旺代。在那里，他对教士疯狂煽动民众，抵制共和国权威的能力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富歇认为基督教和共和国绝不能共存，必须彻底清除“立宪”教会的遗迹。富歇倡导市民宗教，他还计划在9月22日那天举行“布鲁斯特盛宴”，谴责“宗教的诡辩”。富歇特别痛恨教士独居的生活习惯，他觉得这让教士离群索居，丝毫无助于社会繁衍，因此应该命令那些不愿结婚的教士收养孤儿或赡养年迈的公民。10月10日富歇发表了一份宣言，宣称法国人只能崇拜普遍德行；当然可以自由且平等地传播各种教义，但是公共场合严禁这类行为。而且墓地也不能有任何宗教标志，每个墓地的每扇大门上都要铭刻“死亡乃是永恒的睡眠”。由此，著名的废除基督教运动开始了。不久之后富歇去了里昂。肖梅特一直很留意富歇的活动，他从巴黎赶来，探访自己故乡的涅夫勒省，也把废除基督教运动的想法带回了巴黎。在巴黎公社同僚的支持下，这一运动在首都迅速开展起来。
与此同时，另一些特派员也在打击天主教。在阿布维尔，教士控制着佛兰德斯的边界地区。杜蒙强制执行公开弃教宣誓的命令，对那些立宪教士而言，现在只有公开进行弃教宣誓，才能证明他们效忠大革命。10月7日吕尔亲自监督捣毁兰斯地区那些装有克洛维神油的小药瓶。原先这些神油涂在法国国王身上，起到神化作用。但是杜蒙和吕尔的这些做法都没有得到国民公会的许可。另外10月5日公会颁布实施了新的共和历，这是法国与各种形式的宗教进一步决裂的标志。纪年不再从耶稣诞生算起，而是从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创立算起，所以1794年是共和二年。每年12个月，每月30天，每个月的名称都与节气有关。每月三周，每周十日，以一个休息日结束。因此周日消失了，除非和不太频繁的休息日吻合才会出现。这套历法体系在此时设立，结果就是推动强化特派员的领导地位。而在先前的叛乱中心乖乖就范之后，废除基督教的活动便成了恐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活动开展起来，马上就变成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他们撕毁画像，捣毁教堂，偷走圣衣，套在做仪式的僧侣身上，以示亵渎。他们扬言为了国家的需要，肆无忌惮地熔化教堂大钟，拿走各种金银餐具，用来铸枪、铸币。革命军很支持这样的行动，因此在巴黎革命军离开里昂之后，剩下的只有被洗劫一空的教堂。部队所到之处，留下的尽是被烧毁的饰物、圣衣和圣像。有些革命军比较有组织和纪律，雅各宾俱乐部民众社团——更不用提地方当局——都十分积极地组织崇拜理性、和谐和智慧，崇拜之前教会享有的其他有价值的特质。他们会把教士叫来，在这类节庆达到**的时候，让这些教士放弃自己的誓言，宣布自己会结婚，如果他们能和修女结婚，那是最好的结局。
肖梅特从涅夫勒省回来后，巴黎公社就将废除基督教纳入正式工作日程。10月23日，巴黎圣母院前门上的国王肖像被揭下。早在8月，国民公会就已经下令亵渎圣但尼的王室陵寝，此时它已被掏空。街名里也不再出现“圣”这个词，马拉的半身像取代了原来的宗教塑像。此外国民公会还想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发展，在10月20日下令：任何教士，包括立宪教士和未宣誓教士在内的所有教士，如果被6个公民揭发没有公民精神，那么就要被流放，而任何先前被判处流放仍逗留境内的人，一经发现，就要受到惩处。他们在巴黎禁止穿戴传教士服饰。11月7日民选的立宪主教古贝尔先前批准其管辖的教区教士举行教士婚礼。他携本教区11名教士来到国民公会，正式辞退主教职位，在递交了主教徽章后，古贝尔戴上了自由和平等之帽。此后数日内，选择古贝尔这种做法的教士并不少。不久，公会里就剩下布卢瓦主教格雷古瓦一人还坚持穿戴教士服饰。巴黎各区一致通过了反对教士的提案，11月12日，一直推崇雅克·鲁的格拉维里耶区代表团派成员去国民公会。这群人佩戴着“他们自己区的教堂中的装饰物，这是自由人民的理性从先祖的迷信般的信仰中夺来的战利品”[9]，他们要求关闭各区的所有教堂。代表团退去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浩大的公共典礼，地点就在圣母院，当时被人们改称为“理性殿”。在11月10日举行的这场典礼上，爱国少女身披白纱，在招理殿堂前列队行进，这座殿堂位于祭坛曾高耸的地方。庆典进入**，一座象征自由的头戴红帽的女性雕像耸立起来。对于这一幕，官方的叙述充满了敬意——“此乃大自然之杰作”。自由女神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角色，但从象征意义来讲，自由女神引领着公社的官员前往公会。在国民公会中，她受到了主席与各位秘书的热情拥戴。
尽管经过刻意的掩饰，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让人觉得不齿，攻击教区的教堂和那些由民众选出的神职人员为革命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小市镇里反宗教的雅各宾派往往会激起一些小规模的反叛，12月第二周发生在布里的事件就是典型。高唱着“天主教永存，把教士还给我们，把弥撒和瞻礼日还给我们”，成群的农民侵袭了地方俱乐部。数以千计的民众拿起了武器，加入他们的行列。最后当地政府靠着国民卫队和革命军无套裤汉的力量，才平定了骚乱。布里的安定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从南部香槟地区向首都运粮的咽喉要地。在废除基督教运动带来的一系列事与愿违的后果还未令救国委员会头疼之前，罗伯斯庇尔就已经提出了警告，他相信宗教信仰是有序的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1月21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指责这种反宗教的行动太过极端，而且于事无补，只能激起宗教狂热。他提醒俱乐部成员，人民是相信最高存在的，只有贵族才是无神论者。同时罗伯斯庇尔说服了救国委员会，通知各民众组织，提醒他们宗教迫害只会煽动迷信和狂热。最后，12月6日，国民公会同意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在这份法令里，他们正式禁止对“崇拜自由”的暴力或迫害行为，但为时已晚，巴黎的所作所为点燃了法国各地的雅各宾派的狂热**，旺代地区对教士全面彻底的镇压似乎也成为典范，宗教围捕的魅力依然难以抵御。11月23日巴黎公社对罗伯斯庇尔进行回复，下令关闭首都所有的教堂，不久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也都如法炮制。到了1794年春天，只有像汝拉山区那样的偏远地带还有接待信徒的教堂。威胁之下，离职的教士大概有两万余人，而接受教士婚姻的有6000人。在一些地区，比如普罗旺斯，废除基督教运动一直到1794年3月至4月才达到**。而且，废除基督教运动不会无休止地发展下去。大部分教堂都关闭了，饰品圣物也不知所终，没有了神职人员，之后还能做什么呢？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时刻警惕那些秘密的宗教活动。救国委员会很反对这样的骚乱，12月6日的信仰自由法令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从1793年底开始，委员会的立场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坚定。
废除基督教是一场危险的运动，也引发了不小的骚乱。但这只不过是导致救国委员会控制政府的原因之一。的确，正当这场突如其来的反宗教运动在巴黎达到**的同时，10月份宣布成立的“革命政府”也有了权限。1793年11月18日第一次提出的“革命政府法令”在12月4日通过。按照共和历，12月4日是霜月14日，所以这部法令称为“霜月十四法令”。革命政府的原则是高度集权。之前国民公会的权威高于一切，现在公会手里的行政权移交救国委员会，由它来处理国内行政和治安的一切事务。虽然比约-瓦伦在讨论中一直坚持要按丹东之前的提议废除行政内阁各部长，它们却被保留下来。但是现在这个内阁只不过扮演着两个委员会[10]命令的收发室的角色。他们严禁各级下属机构擅自更改曲解法令或是敷衍行事，这样的规定很明显就是针对特派员的。1793年的大半年里，特派员分辖各地，反倒使得中央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实际上，第一批执行霜月十四法令的就是这些专员，不过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的重要任务。此后，负责地方革命法令执行的是区和公社议会，他们每隔十天就要向管辖法国的两大委员会直接报告。1793年春天以降，在许多地方的联邦党叛乱中，各省府机构总是扮演保守者的角色。现在这类省级部门都已经被抛在了一边，无权插手诸如收税和公共工程一类的常规行政管理。为了确保区和公社尽心尽职地担负新派并且宽泛的责任，每个部门都有中央的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委派的一名“国家专员”，需要独立向委员会报告。此外，3月之后为了应付紧急危机而设立的所有非官方的地方组织，包括所有的地方革命军，全部被废除，因为这些组织“削弱了政府统一管理，有联邦党的倾向”。3月时各地统一设立的警备委员会被保留下来，但现在也需要向治安委员会汇报工作，它无疑担负着执行嫌疑犯法令的职责。显然，警备委员会已经被驯服，服从统一的调配，对中央的指令作出最快的回复，而且它们也不能再从根本上抵制或擅自更改政府政策。霜月十四法令的核心和1791年立宪者的期望背道而驰，甚至和国民公会宣布暂不执行的那部宪法也大不一样。权力下放、分权这些理念只适用于和平时期，这一点在罗伯斯庇尔12月25日重组革命法庭时提出的补充条款中都极为清楚。他说“立宪政府是为了捍卫共和国，而建立共和国是革命政府的任务。革命是自由与其敌人的战争，自由大获全胜，便诞生和平的宪政体制。革命政府需要特别活动，正是因为现在在打仗，所以革命政府是一种特别的需要”。[11]
所以霜月十四法令宣布无政府恐怖时期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革命军到处掠夺破坏的终结。法令颁布后，革命军成为受中央监控的武装力量之一，也就宣告了废除基督教运动的终结。此外霜月十四法令也标志着特派员享有的独立总督的职权结束。这是自1787年以来，法国第一次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尽管想设计一套直接服从的体制，但很明显，新法令没能马上收效。实际上，在法令颁布数月后，最后一支外省革命军宣告解散，废除基督教运动才真正销声匿迹。这主要因为很多特派员很难接受自己的权力被修正。若沃格是被派往新设的卢瓦尔省——设立这个省是为了瓦解之前里昂独大的索恩-卢瓦尔省——专员，他说：“救国委员会里肯定有反革命阴谋。不管在哪里，我都能感觉到。这些反革命分子派来的人就是要结束这些强有力的措施，他们想要倒转革命的方向。”[12]若沃格觉得在像卢瓦尔省这样的地方，霜月十四法令是不适用的。对峙了两个月后，若沃格才被召回。而到那个时候，谴责特派员专权、违抗中央命令，已经成了丹东一伙人提出放弃恐怖统治的主要措施。正是面对着这样的局面，罗伯斯庇尔批准了朱利安前往南特和波尔多，召回卡里埃和塔里安。最后丹东领导的“宽容派”斗争告败，专员保持的大权也被瓦解。
然而，霜月十四法令并不是在这个四面受困的共和国建立统一性的第一次尝试。从理论上讲，从1793年9月29日之后，全面限价法令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它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大多数商品的最高价格为1790年当地的售价再加三分之一。但是在不少地方，这个价格已经高于当时的行市价格，而且在实施全面限价法令之前，也出现了不少抢劫商货的情况。因为地方价格差异不小，很多商人自然愿意把东西拿到价格高的地方出售。因此手忙脚乱的地方当局实际上花了不少时间才拿出一份全面价目，这比颁布推行全面限价晚了数周。各地差不多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在1790年的物价基础上提高三分之一，制定了一份价目表。这个价格包括运输成本和商家应得的合理利润，也对工资作了限定。但是最高限价法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因为这样的法令需要另外设立一套实施调查和控制的机构。公会很清楚，在像巴黎这样的地方，其权力依靠工资收入者的支持。作为无套裤汉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工资已经超出了最高限价的规定。然而到了11月份，各区级机构已经开始着手控制物价，在法国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10月27日全法国的食物供给都由“供给委员会”负责，它直接受救国委员会领导，尤其是供职最久的成员罗伯特·兰戴。兰戴很快成了卡诺经济组织计划的一分子，他大宗购买、分发粮食，管理进出口事务。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份生活必需品的全国最高物价价目表，预计于1794年1月21日颁布。尽管早有严苛法令惩治囤积，而且最高限价规定的惩罚条例也十分严厉，此外1793年秋天革命军也对农民施行了非正式的恐怖打击，但是在表面的经济控制之下，黑市的活动还是很猖獗。另外大规模军需物资的购买也让市场无法正规运作，因为这类买卖需用现金支付，如果必要的话，也往往会超出最高限价的规定。到了1794年春天，法国极为明显地朝着管制经济方向发展，最鲜明的例子便是指券的价值，指券在1793年4月之后渐渐变成了合法货币。控制物价减少了流通指券的需求量，所以指券越印越少。1793年8月指券的价值只有其券面价格的22%，11月升到33%， 12月升到48%。尽管自那以后，指券一直在贬值，但是和1793年春天比已经慢了许多。可是1794年放弃经济管制后，指券又开始加速贬值。
强制对富人征税也是加速指券贬值的因素之一。1793年5月20日，政府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下第一次采用这套手段，虽然忿激派一再强烈要求，但该项措施的真正落实是在九月危机的时候。9月3日，规定的征税对象包括收入超过6000里弗的未婚者以及收入超过10 000里弗的已婚者，根据收入高低逐级征收。这种征税是惩戒性的，但是那些需要交税的人是可以用贬值的指券交付的。这类税收算下来能达百万之巨，然而地方政府并不愿意接受，尽管在那些“联邦党叛乱”的商业中心，恐怖手段一直就是针对那些现在已经藏匿起来的发薪水的人，后果自然很糟。在法国的富人眼里，这种强制征税无异于一种令人发指的手段，在恐怖统治时期是一种报复性的阶级立法。1794年春天颁布的关于处理从革命敌人那里没收来的财产也是一例，这就是著名的“风月法令”。2月26日(风月8日)，圣茹斯特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被定为革命敌人的”财产应该“没收”。3月3日(风月13日)他又提出各地警备委员会应起草一份1789年5月1日以来所有革命敌人的名单，这些人的财产应该分给“贫穷的爱国者”。10天以后他又制定了一份法令，设立了“民众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决定什么人应该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决定哪些人的财产应被没收并重新分配。实际上，这些法令没有得到全面实施，而且零星执行的情况也十分混乱。圣茹斯特本人好像也未想过要如何贯彻执行，他在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里的同僚都不太积极，他们支持这种民粹措施，只不过是为了不输给新政治危机下的巴黎激进分子，这场危机已然在风月时达到了**。
后来一名代表回忆说：“恐怖体制的建立不是刻意所求，而是因为环境所迫自然而然形成的。”[13]但是这也意味着没有人能控制得了这个恐怖体制，即便是那些有利可图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结束恐怖，即便是在恐怖体制已经慢慢地派不上用场的情况下。任何人对恐怖指指点点都会被认为是在同情受害者，因此他也会成为受害者之一。但是从恐怖作为政府体制被提出的时候，很多代表——可能也是大多数——就深感不安，不过紧急情况一旦解除——10月与奥地利战役大捷，数周后又控制了几个“联邦党”叛乱中心，大胜旺代军——恐怖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野蛮方式所承受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一点，罗伯斯庇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很清楚没有必要的过激行为会让国内很多人对革命失去信心，也会引来更顽固的国外敌人。基于上述考虑，罗伯斯庇尔想要营救王后和吉伦特派，谴责废除基督教运动，在霜月十四法令中也极力要拓展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当11月22日丹东号召不要再流血并在设计霜月十四法令时也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的情况下，罗伯斯庇尔毫不掩饰对他的支持。后来丹东批评雅各宾派而呼吁温和，罗伯斯庇尔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两天后，两人的朋友、新闻界老手德慕兰在罗伯斯庇尔的推动下出版了《老科德利埃报》。这份报纸的题目就说明了它的立场，即批评现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主要人物，批评提倡继续恐怖、支持废除基督教的那些人。现在，罗伯斯庇尔已经怀疑大部分埃贝尔的盟友可能已经成了皮特的走狗，在臭名昭著的保王党阴谋分子巴兹男爵煽动下，投靠了反革命。1793年夏天以后这些人一直在攻击丹东。11月中旬，沙博告诉罗伯斯庇尔，此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想要诋毁革命，想要扼杀革命的支持者，现在一切都已经明了。沙博以前是个僧侣，当过特派员，也曾加入过治安委员会，但在9月底因投票被迫退出。一伙腐化的代表，想要趁着前印度公司清算账务之际发一笔横财，他们把别人也卷了进来，其中包括像沙博这样的爱国者，所以就给了埃贝尔派揭发他们的机会。
对于像罗伯斯庇尔一样很警觉的人，这样的事情的确不可能发生。但是巴兹男爵确有其人，而且他的那些颠覆性的活动也不是什么秘密，此外指控印度公司的不可告人的交易证据确凿。治安委员会怀疑沙博只想挽救自己的声望，于是将他投入大牢，等着他指控别人。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也还在鼓励德慕兰继续攻击那些恐怖分子和废除基督教运动。12月12日他想要重组救国委员会，把比约和科洛这些极端分子赶走，召入丹东。虽然这个尝试失败了，但是战斗还在继续。12月15日《老科德利埃报》将法国的局势比作罗马帝制那个血腥时代，影射里昂屠杀。12月20日，罗伯斯庇尔建议国民公会设立“司法委员会”，来调查各类冤假错案。那时，在德慕兰和他的朋友看来，逮捕龙森和文森是合理的。龙森是巴黎革命的指挥官，刚从里昂回到巴黎；文森是陆军部的秘书长，之前暗示要对所谓的“宽容派”施行清剿。12月17日领导攻击的是丹东的朋友、诗人法布尔·戴格朗蒂纳。
首先被打垮的就是所谓的“埃贝尔派”，而那些侥幸逃脱的人也只能胡言乱语地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12月21日科洛·戴布瓦突然回到巴黎，使他们有了一线生机。科洛匆匆赶回巴黎是因为听说了龙森被捕，之前他曾和龙森一起出巡里昂。科洛想要为他们在里昂的所作所为辩解，以免自己引火上身。科洛径直去了雅各宾俱乐部为那些被捕的人辩解，十分振奋人心。因为有埃贝尔的推动，雅各宾俱乐部决定和科洛联手，要求指控者提供更充分的证据。科洛的干涉让恐怖再次成为统治手段，结果自清剿吉伦特派以来的政见分歧再次复燃。这次分歧一开始就波及救国委员会，比约和科洛在12月26日成功取缔了罗伯斯庇尔提议建立的“司法委员会”。1794年1月，法布尔·戴格朗蒂纳也被卷入了印度公司丑闻，所以分歧还在持续。罗伯斯庇尔忍无可忍了。德慕兰在第五期的《老科德利埃报》上指控埃贝尔贪污，而国民公会中宽容派的主要发言人也蒙受了投机和诈骗的罪名。1月8日法布尔在雅各宾俱乐部进行恶毒指控，罗伯斯庇尔和宽容派之间的“短暂蜜月”终结。1月12日法布尔被捕，唯一站出来替他辩解的是其私交丹东，截至那时他基本游离于各党派斗争之外。
在一个半月的争执吵闹后，一段令人不安的宁静降临。德慕兰放弃了《老科德利埃报》，外省的镇压高峰过去了，霜月十四法令也让那些叛变的特派员就范。朱利安代表罗伯斯庇尔调查这些人备受质疑的活动。一些关键人物也纷纷指责宽容派和埃贝尔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他们认为这是共和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2月1日治安委员会释放了文森和龙森两人，原因是证据不足。丹东很支持委员会的这个举动，同时也要求释放法布尔，结果自己因此遭人怀疑。文森与龙森两人肯定不会因此对治安委员会感恩戴德。他们从牢里出来，马上决定报复那些把他们关入大牢的人，所以再度掀起派系斗争。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竭尽所能，想要平息战火，德慕兰宣称他不想再出版《老科德利埃报》。但是他们平息党争的努力适得其反，埃贝尔派不单指控宽容派，此时也针对这些人，认为他们在为宽容派开脱。外省恐怖分子卡里埃和若沃格相继回到巴黎，更助长了这样的势头。在这些人看来，国民公会就是一个“派系”，必须进行清洗，所以必须来一场起义。科德利埃俱乐部是他们的大本营，现在他们也去煽动无套裤汉。2月底支持他们的各区俱乐部纷纷递交陈情书，谴责“不忠的”代表。3月4日科德利埃俱乐部决定创办一个民众刊物，名字就用马拉的“人民之友”，同时俱乐部决定在悬挂于俱乐部会议厅的《人权宣言》上蒙上黑布，直到“派系”被清洗。埃贝尔谴责德慕兰是敌人的间谍，谴责他在误导罗伯斯庇尔本人。他也在呼吁一场民众运动，一次“新的5月31日运动”。3月6日，科德利埃俱乐部所在的马拉区宣布自己随时准备起义，直到彻底清洗那些人民的屠杀者，他们冲进了市政厅，要求起事。没有其他区跟着马拉区行动，而且肖梅特也被起事者监控起来，没有人想要重演九月屠杀的惨剧。
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本该在下周改选，此时已惊恐万分了。不合时宜的最高限价早让巴黎陷入一片骚乱，在每一个集市日上，售卖基本生活品的摊位前的恶斗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黑市则更为猖獗。一名在3月19日因对杂货商叫嚣而被捕的失业工人说：“有自由，但那是富人的自由。他们全力以赴，就是为了打击穷人。”[14]在这样的背景下，起义不乏支持者丝毫不难理解。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决定携手合作。即便是科洛·戴布瓦，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也劝雅各宾俱乐部维持稳定才是上策，并试图劝服科德利埃俱乐部与其合作。这是一种十分古怪的兄弟合作情谊，在最为紧张的时刻可能会卷走一些革命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同意了，他们揭下了《人权宣言》上的黑布，以示诚意。但是龙森和文森两人对这样的举动很不满，他们继续要求清洗。支持他们的是埃贝尔，有时候埃贝尔比他们两人叫嚣得更起劲。救国委员会一直没有行动，它在3月11日和平地完成了自己的改选。罗伯斯庇尔休完一个月病假回来，委员会的势力才有所强化，它开始还击。3月13日圣茹斯特代表救国委员会谴责“外国阴谋集团”到处散播的阴谋，目的就是要行贿并最终诋毁代议制政府，饿死所有的巴黎人。圣茹斯特的发言刊印了数千份，在首都传阅。发言的语词十分夸张，指责各派系分裂了国民意志，指控起事行为实际是对抗人民自己，因为权力在人民手里。圣茹斯特的发言并不是针对某个人，但是却把埃贝尔、文森、龙森还有他们的追随者以及一切可能的支持者都包括进来。这些人大概有20多位，在随后的两天内都被捕了，被送交到革命法庭。公诉人弗基耶-坦维尔受救国委员会之令，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给这些人定罪，所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审判。这20人的罪名包括煽动叛变、企图人为制造饥荒、蓄意破坏粮食供给以及阴谋制造监狱屠杀，在3月21日到24日这四天内行刑。结果早在预料之中。24日下午与“杜歇老爹”一起上断头台的有文森、龙森和马拉区的领导者莫姆洛。因外国阴谋集团一案获罪的还有众多外国人，包括克洛兹，面对着断头台前一如既往拥挤的人群，他告别了他深爱的人们。[15]
但断头台前的人群也颇有敌意。最终无套裤汉放弃了那些宣称为他们而战的人，那些最忠诚的代言者。警察报告很清楚地证明了巴黎百姓动不动就完全相信弗基耶-坦维尔那套胡编乱造的指控。救国委员会也必须指控有人阴谋制造饥荒，同时又颁布了风月法令。3月13日圣茹斯特的发言广为传播，救国委员会所做的这一切都说明它是多么想要赢得民众的支持，供给委员会为了稳定首都面包价格给出的特别承诺也说明了这一点，但过犹不及。3月6日巴黎其他47个区并没有跟着莫姆洛领导的马拉区准备起义，已经说明那些**澎湃宣布起事的人在两天前几乎毫不费力地动员周边各区的民众力量只不过是偶然的成功，和去年9月差不多。即便他们鼓动成功，也丝毫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呼吁会赢得别人的支持。革命的警觉和紧张局势已经维持了两年之久，无套裤汉有点筋疲力尽了。他们的很多目的都已经实现，打击囤积的要求写入了法律中，在全民征兵、最高限价、全面逮捕疑犯这些方面也都颁布了法令，而且以恐怖手段执行这些法令的政府也已组建完成。去年夏天以来，为了这些目的而战的爱国者也觉得理应支持一个推行这些法令的政府，打击各类派系。之前的“嗜血者”现在也通过各种方式，成了政府的雇员：要么是警备委员会的成员，负责颁布逮捕疑犯，签发爱国公民证书，按照霜月十四的法令，向国民公会下属的两个委员会负责；要么是各区议会里拿薪水的议员。这是丹东在1793年9月4日提出的一箭双雕的办法。1793年9月5日，面对围攻的无套裤汉，国民公会通过了丹东的提议，一方面出席区议会的人领取40苏的津贴；另一方面废除区议会的常设性，以后每周只开两次会。此举引发了各区无套裤汉内部的分裂，尤其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矛盾。前者往往来自无套裤汉的上层，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津贴法贯彻执行。[16]正统派可能会嘲笑这些“40苏的爱国者”，因为后者放弃了常设议会这项重要权利，为的就是拿这点薪水，所以这年秋天很多区纷纷建立非官方的议会，或是“区社团”。但是最活跃、最讲求实际、经验最丰富的无套裤汉已经被挑选出来进入国家各级机构。从这一点来看，埃贝尔派就是有政治野心的可疑捣乱分子，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已经赢得国内外战争的政府之下暗地捣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