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少外省的联盟军参与了攻占杜伊勒利宫的行动，但是法国君主制的衰落主要还是巴黎公社起义的功劳。召开国民公会，为法国制定一部共和宪法，这一观念也在巴黎各区萌生。因此可以理解，无套裤汉自视为新生共和国的保护者和守卫者，也觉得有权判断什么才是共和国应有的价值。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发号施令，这也就很自然了。国民公会坐落在巴黎，它没有任何可以捍卫自己、对抗民众压力的武装力量。1792年至1793年所有的军队都驻扎在边境，而巴黎的国民卫队已经不再是那支枪杀马尔斯校场共和请愿者的武装力量了。从7月底开始所有公民都可以应招加入国民卫队，这样一来它差不多成了由无套裤汉组成的民兵队伍。8月10日以后指挥巴黎国民卫队的是酿酒工人桑泰尔，他在巴黎东部地区一直很活跃。在立法议会闭会前的几周里，面对巴黎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孤立无援的立法议会只得忍气吞声。8月30日它下令解散公社，宣布开始选举，这是它企图重整权威的唯一一次尝试，但是很显然没有人理睬，议会的命令很快就被废止了。在9月初的几周里，自称代表国家良知的无套裤汉屠杀了首都近一半的监狱犯人，议会代表只能坐视观望，无可奈何。国家代表非常了解这群性情反复的嗜血暴民，而国民公会也不见得比立法议会更有安全感。沙博以前是名僧侣，他告诫他的代表同僚：“不要忘记，是无套裤汉推选你们当上代表的。”[1]有谁会忘掉呢!但那是否就意味着应该听命于巴黎呢？代表们的意见分歧很大。在国民公会召开后历时九个月的讨论中，关于巴黎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一直是热门话题。
带头诋毁巴黎的是那些曾试图避免8月10日起义的人，还有那些在监狱屠杀开始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希望公社逮捕的人，比如布里索、韦尼奥，还有“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但是在国民公会中也有不少新代表支持他们。实际上，吉伦特派不是一个党派，也从来不是一个党派，只有他们的敌人才会有意识地这样看待他们；但是吉伦特派代表着外省的选民，在立法议会期间，最主要的几个吉伦特派成员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合作。和以前一样，他们在罗兰家中聚会，罗兰依旧是内务部长。他的那位漂亮的夫人很有野心，尽管罗兰夫人也是巴黎人，但在聚会上时常会严厉责骂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公会里所有的巴黎代表。在吉伦特派眼里，这些人与九月屠杀脱不开干系，是有阴谋的，他们靠着巴黎人的支持，想要夺取国家权力。公会召开伊始，这些人的阴谋就被粉碎了。因为比佐提议建立一支“外省护卫队”，从巴黎以外的地区招兵，来保护国民公会。比佐是前制宪议会的代表，后来成了罗兰夫人的情人。他问：“你们不觉得我们已被一些巴黎代表软禁了吗？”[2]山岳派谴责比佐的想法是“联邦主义”，也就是说是破坏国家统一的。结果国民公会通过了山岳派的倡议：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不少代表都为比佐和山岳派的两个议案投了票，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们不愿意卷入派系斗争。这两派的对峙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原则上的。“平原派”因其总是坐在议会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他们不受坐在左边的山岳派和坐在右边的吉伦特派的派系斗争的约束。不久，平原派便发现这两派在任何一个议题讨论中都会争执不休。10月的大部分时间吉伦特派都在攻击马拉，巴黎选出了这样一位支持屠杀的代表，也有点颜面无光。马拉反复提到独裁者，吉伦特派很清楚，马拉心中所指的人就是罗伯斯庇尔。10月29日，卢韦公开谴责这位意欲独裁的“粗野无礼的蛊惑民心的政客”。12月4日，比佐提议任何主张恢复君主制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攻击的矛头便转向了菲利普。比佐提议的弦外之音是一旦路易十六死了，山岳派就想推举这位臭名昭著而且颇有野心的亲王登上王位。事实上与路易十六命运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会激化两派的分歧。山岳派怀疑8月10日之前他们的对手其实想和国王重归于好。这一猜忌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没有证据。罗兰声称发现了铁柜，山岳派便指控罗兰偷走了与他朋友有关的文件，这类似于几年前揭发米拉波不忠的事情。1月3日投票审判国王，山岳派再一次要求议会讨论关于1792年7月间波尔多代表和杜伊勒利宫秘密通信的谣传。此举的目的就是要让吉伦特派曾提出的死刑问题需交人民批准的建议一文不值。巴黎及其各区断然决定国王应立即受刑，绝不缓期，吉伦特派的做法就是要挫败这一决定。山岳派认为全民公决的做法无异于唤起内战；而吉伦特派则回应如不让所有外省一道来决定国王的命运，这本身就会导致战火。代表也在讨论吉伦特派姑息仁慈的那些想法。在这争执不休的两派之间，投票的行为会给一名代表贴上永远的政治标签，这不仅会影响他在此后法国革命时期的各类事态中的命运，而且也会成为后世的大革命史学家分析的出发点。
战事告捷，所有的冲突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但即便是外交政策也会受其影响。迪穆里埃和现在的所谓吉伦特派一直有瓜葛，他打了胜仗，吉伦特派也很高兴。正是吉伦特派提出对那些同情法国革命事业的人表达兄弟友情，提供援助，但罗伯斯庇尔警告众人通过暴力在国外建立自由体制，到头来必然是一场空。然而布里索出人意料地变得谨慎起来，他提出国王的死刑要缓期执行，这样就不会和更多国外势力结下梁子，但山岳派嘲笑布里索胆小怯懦，他们自己抢先提出要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处决了国王，也就等于向大半个欧洲的国家下了生死挑战书，在此之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又展开了殊死斗争。现在山岳派有了一名为了他们的事业殉道的人：1月20日，前贵族、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勒佩蒂埃·德·圣法戈因为投票赞成处决国王而被一名贵族谋杀。他的遗体被安置在万神庙，这里是供奉国家英雄的陵墓，是1791年在原有的杰尼耶夫教堂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安置圣法戈遗体的时候，人们正在讨论是否要把米拉波的遗体搬出来，毕竟他是继伏尔泰之后第一个安葬于万神庙的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已为山岳派掌控，早在10月布里索就被从这个曾让自己辉煌一时的地方赶了出去，那些投票赞成全民公决审判国王的代表在3月1日也被赶出了雅各宾俱乐部。1月22日，罗兰厌倦了无休止的对他的攻击，提交辞呈，而山岳派却没能把握机会，内务大臣一职从他们手里溜走；但是山岳派挫败了建立外省卫队的提议，也彻底否决了2月25日孔多塞提出的宪法草案，因为这个草案代表着联邦主义，也会使行政权力陷入瘫痪。
总之，山岳派觉得巴黎民众会一直给他们撑腰；但实际上在审判和处决国王的闹剧过后，首都民众关心的是一日三餐问题。2月12日，公会听取了巴黎各区派来的代表团的报告，他们要求对基本生活品实行普遍限价。请愿者用“最高限价”来指称他们的提议。公会的代表极为难得地取得了一致，全体否决了这项请愿。他们认为干涉商品的自由流通交换只会扰乱市场，并不能保证货物的充足，而且1792年12月他们已经谴责过所有经济控制的手段。即使是马拉也宣称最高限价的请愿是一种危险的误导，虽然他相信解决食物匮乏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那些囤积居奇的人以及投机商人送上断头台。然而国民公会的代表必须想办法应对首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在1792年整整一年的骚乱中，指券一直在贬值。到了1793年1月，指券只保有其票面价值的51%，尽管如此，指券被强行规定为法国占领地区的法定货币。而另一方面硬币越来越稀少。1792年整个秋季，军方的征用和大宗采购扰乱了许多基本物资的供给，与海上诸强国的战事又导致了海路进口渠道的封锁。西印度公司的产品遭受的打击更为惨重，所有稳定的货源都落入了英国之手。商品的价格能够清楚地反映出破坏程度。到了2月，与1790年同期相比，糖的价格已经达到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肥皂价格也翻了一倍多。其他物品像咖啡和蜡烛的价格也在不断飙升。正是因为物价的上涨，人们才会提出最高限价，2月22日与24日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再次收到了最高限价的请愿。巴黎的民众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在2月25日一哄而起，打劫了杂货店和仓库。领头的大多是妇女，民众像以前一样，按照他们认为的合理价格给商品定了价，卖掉了那些他们抢来的东西，最后把卖得的钱悉数还给了那些倒霉的店铺老板。但是明目张胆的打劫和偷窃行为要比去年更普遍。很明显，去年夏天的流血事件让暴力变得平常。2月26日桑泰尔指挥的国民卫队奉命维护巴黎秩序，但是街头的骚乱显然让公会心惊胆寒。吉伦特派谴责马拉在背后煽风点火，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山岳派则怀疑是鲁策划的阴谋，自去年秋季以来，鲁一直在叫嚣要像对待最后的国王路易一样处置囤积商人和投机分子。让·瓦尔莱是鲁的朋友，每天站在公会院墙外的一个临时演讲台上对过路人发表演讲，嗓门很大，他们被称为“忿激派”。2月25日的事件可能没有什么阴谋，但是冲突爆发的确滋生了阴谋论，在3月新生的危机中，这种阴谋论的声音被迅速扩大。
国民公会决定在去年秋天大捷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那些服役期满的志愿兵需要替换，而此后的战争规模可能更大，需要更多的志愿军。2月24日公会下令尽可能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征召30万士兵，但必要时也可以动用强制手段，各省定额分配。地方当局如果觉得合适，就用抓阄的办法，招募那些在革命前就已受过良好训练、等待征召的男性青年。这种让人生厌的办法已经禁行四年了，因此公会这样的决定必然招致民怨，实际上它只招募到一半的兵力。在某些地区，民众的反对怨恨情绪更加强烈，3月初旺代省的征兵就引发了民众的暴力抵制，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这又演变为公开叛乱，民众开始反对整个革命进程。旺代的农民更是不满，因为当地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被政府抓了壮丁，派去了战场。农民和当局之间的冲突不断，其实这些战争与他们毫不相干。征兵的命令是由当地市镇的资产阶级官员颁布实施的，这些人因为公职在身，可以免除兵役。民众对这一点也很不满。国民卫队就是一伙身穿制服的资产阶级，他们在驻扎的地方就地入伍，可以不用去前线作战，但同时他们却是强行拉壮丁的主要力量。农村年轻人和国民卫队之间的冲突中也夹杂着骚乱。这些身穿统一制服、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强迫别人为他们打仗，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就是他们，在1791年的时候，赶走了未宣誓的教士，强行安插新人；就是他们，在市场上买到了上等的教会土地；损人利己的城里人总能从革命中得到好处，而周遭的农村和教会总在受罪。和平安详的过去好像很遥远了，那时候国王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那时候教会还凝聚着人们的忠诚。在过去整整一年里，法国西部地区到处都能听到这种抱怨，无论是招兵，还是关于未宣誓教士的问题，农民和地方当局总是冲突不断。8月10日革命后，双方的情绪更稳定，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国王成了那些爱国者反对派的新的焦点。1792年8月底，旺代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反对者，他们高呼“打倒国会，国王万岁，贵族万岁”。在这些骚乱中，贵族其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到了1793年，叛乱分子才明确提出贵族做他们的领导，于是贵族们参加了西部的叛乱，但是在爱国者看来，所有的叛乱都是贵族领导的。
1793年3月在布列塔尼农村的很多地方也出现了暴乱，这些暴乱不仅仅是针对征兵。一名布列塔尼的煽动分子叫嚣：“我们不交税了，因为国王没了，法律也没了……让国家见鬼去吧。”[3]但是与卢瓦尔河南部地区相比，布列塔尼有装备更精良的卫戍部队。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暴动就被镇压下去了。按照2月颁布的法令，各区按照分配的定额，征召军队。所以反叛没有终止，叛乱者反而更坚决，他们用游击战的策略继续斗争，这就是朱安党叛乱，波及濒临英吉利海峡的数省，延续了十多年。而且在旺代地区，大批农民为爱国势力集中的小市镇提供补给，但当地的市镇机关早已没人办公了。虽然上层不断派来增援部队，但是面对迷宫一样的农村地形，他们显得束手无策。到了3月13日，叛乱者中渐渐出现了一些公认的领袖，其中有退伍军人斯托夫莱。他指挥着一支万人左右的部队，击退了前来镇压的有着绝对数量优势的正规部队。而且不久之后叛乱者就佩戴了圣心、十字架，还举起保王党的白色旗帜，他们的口号是：“国王万岁!我们的好神父万岁!我们要国王，我们要教士，我们要旧制度。”一名看到此幕被吓得心惊胆寒的共和党人说道：“他们就是要把爱国者赶尽杀绝。”[4]
到了3月的第二周，关于革命政府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抵抗的报告陆续传到巴黎。恰逢此时，国外也传来了坏消息，奥地利率先在比利时发动反攻，迪穆里埃向荷兰进发的部队被奥军从侧翼包抄。迪穆里埃坚持除非接到明确的指令，否则绝不撤退，但是一些代表从中嗅出了叛变的味道。因为迪穆里埃战功显赫，吉伦特派一度很看好他。但是此时他的变节也结束了自己和吉伦特派的合作。3月8日有人在公会中宣布法军部队仓皇败退，惊恐弥漫了整个巴黎。丹东得到了比利时战况的直接情报，他呼吁巴黎的志愿军赶赴北方前线，扭转战局，但巴黎并未因此恢复平静，任何人都清楚记得去年九月志愿军赶赴前线引发的监狱屠杀。巴黎的某些情况让人相信是时候清剿这座城市里那些潜伏在公会中的奸细了。一些区开始呼吁建立革命审判法庭，审理叛国贼，雅各宾俱乐部接受了这一提议。3月9日公会也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同一次会议上规定选派代表赶赴各省，解释并加速推行战时的临时措施，这些人便是“特派员”。当夜，一股武装分子冲进一家发行吉伦特派报纸的印刷店，砸碎了印刷机，烧毁了副本。乔装打扮的武装分子好像是受到一个自称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捍卫者指使的，他也是一名记者，名叫雅克-勒内·埃贝尔，他主编的《杜歇老爹报》在老百姓中很受欢迎。次日，这些人想要组织一场全面的起义，希望国民公会逮捕所有有嫌疑的军官、大臣和几名主要的吉伦特派代表。瓦尔莱等忿激派也参与了这一活动。警钟响起，城门关闭。但是公社拒绝参与，桑泰尔召集了9000名国民卫队士兵来维持秩序。叛乱分子渐渐散去，但是所有人都清楚：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他们可以利用民众的力量清除国民公会中那些不得人心的代表。到目前为止，山岳派还不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国民选出来的代表；而吉伦特派却相信巴黎那些讨人厌的代表已经再次卷入到一场要屠杀他们的阴谋中，而且这些代表也是这样说的。吉伦特派担心巴黎的威胁，这渐渐演变成一种十分强烈的信念。这本来可以理解，但结果却是不幸的。
此后数周，吉伦特派一直都在痛骂这次夭折的起义，不放过其中每一个可耻的细节，而与此同时旺代和比利时的局势日趋恶化。3月12日迪穆里埃公开谴责法国对比利时的政策失误，这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怀疑。一周后，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吃了败仗，人们更加怀疑他。战役失败的原因不是迪穆里埃叛变，他却因为这次失败而叛变。他想要向巴黎进军，重建1791年宪法，把年幼的路易十七扶上王位，但是他的部下不愿和他一起行动。4月6日迪穆里埃仓皇逃入奥军阵营，而在此前两周，他的不忠行为已是众人皆知了。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不受这次危机的影响。吉伦特派因与这位叛国者牵连甚多，也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像丹东这样的山岳派的主要代表还是不愿意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他力劝迪穆里埃回心转意，但徒劳无功，自己反倒受到了牵连。但是应付危机的建设性意见还是由山岳派提出的，虽然国民公会里不少山岳派的支持者已经作为特派员去了外省，仍有很多代表投票支持山岳派的举措。新举措包括3月21日在全国设立监察委员会，监控外国人和嫌疑犯的活动；新成立协调委员会，对备战实行更有效的立法控制。
君主制瓦解后，行政权力归属到一个由各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名下，但是每一名大臣与公会里的某一专门的委员会之间又有点权限不明。1月1日治安委员会开始负责协调这些问题，但这个委员会庞杂臃肿，缺乏效率，同时3月的危机让人们觉得有必要寻找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于是25日在代表贝特朗·巴雷尔的建议下，由25名代表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成立，取代了治安委员会的位置。巴雷尔总能天才般地设计出折中办法，因此而声名鹊起。4月7日救国委员会开始工作，成员减为9人，每月改选一次。巴雷尔被选入救国委员会，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委员，而罗伯斯庇尔怀疑委员会的价值，拒绝参选。在起初的两个月里，丹东作为委员会的智囊，力图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周旋，以期共渡国家危难，但他的苦口婆心没有人愿意接受。
山岳派希望设立革命法庭，用于对付他们眼中一直在阻挠备战的巴黎的宿敌。然而吉伦特派却认为革命法庭是一把双刃剑，正是他们在4月1日建议取消代表的逮捕豁免权。做到这一点以后，对于他们来说攻击那位最有影响的雅各宾派成员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而一些山岳派的同僚在较为冷静的时候也觉得他是个负担。此人就是马拉。
4月5日，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马拉签署了一份公文，向外省求援，保护巴黎，抵御公会中“该受天谴的阴谋集团”，试图策反那些被吉伦特派视为自己拥护者的人。吉伦特派指控马拉的行为是在侮辱公会，4月12日他们将马拉告上了法庭；山岳派的代表因为出巡外省，支持马拉的人很少，因此吉伦特派的控诉压倒性地获得通过。看到自己的英雄受到了攻击，巴黎有33个区作出回应，他们号召将包括布里索、所有波尔多人和佩蒂翁——自从君主制垮台他就不再是激进分子了——在内的22名代表赶出公会。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都签署批准了这个号召，旋即又收回，因为这项号召受到了罗伯斯庇尔的谴责，他不愿看到国家代表受到威胁。无论如何，4月24日革命法庭宣告马拉无罪，当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便被欣喜若狂的无套裤汉扛在肩上，抬回了公会。此举意在标榜他们的胜利，他们已经报仇雪恨了。
在针对马拉的指控中，有一条罪证是2月杂货店遭劫的次日，马拉在他主编的报纸上煽动民众自行去惩罚那些囤积者和投机倒把分子。从去年9月之后，马拉的报纸就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现在马拉无罪释放了，巴黎各区更是信心倍增，他们再次对政府施压，以求解决经济问题。其实在马拉受审之前，他们已再次呼吁控制面包和谷物价格，而吉伦特派谴责民众不懂经济学。2月份山岳派还在捍卫自由市场，现在他们却沉默了，这是个不祥的预兆。实际上，山岳派在2月底就已经彻底改变了方针，支持限价要求，当时就引来国民公会的公共走廊里的一片欢呼声。4月30日吉伦特派宣称议会驻扎在巴黎已经很不安全，需要将会址迁往凡尔赛。他们觉得如果强制推行限价，必将爆发经济危机。这样的事情在5月1日果真发生了。圣安托万郊区8000名示威者围攻议会，宣称除非面包的价格得到控制，否则他们就不离开。那天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由于政府害怕局面变得不可控制，便于次日通过一项法令，为面包和谷物限定了最高价格，而且规定地方当局在搜寻和征购粮食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项法令在第三天便颁布实施。山岳派公开支持这项措施，这成为一个转折点。他们认识到即便是在反对吉伦特派这一件事情上，要得到巴黎人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一名政治间谍在给内务部长的报告里这样写道：“需要民众，就不能和他们对着干，雅各宾派很清楚这一点。”[5]
任何人都很担心，即便在巴黎，征兵也很不顺利，更不用说外省的情况，由此引发的骚乱范围肯定不只限于西部地区。弗朗什孔泰、朗多格西部和诺曼底这些偏远地区也传来了因抵制30万征兵令而爆**乱的报告。更令人担心的是春天一些主要的外省市镇渐渐脱离了中央的控制。
在这其中，首先动摇的是马赛，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因为自1789年以来，这座地中海重要的港口城市一直是激进主义的代名词。无套裤汉依然满怀敬意地记得1792年英勇好战的马赛联盟军挺进巴黎的情景。但是从很多方面而言，马赛的激进主义只是少数生活在保守内陆腹地、精力充沛的活跃分子的作为，而他们的周围都是一些不愿将精力和财富浪费在爱国事业上的商人。这种孤立的境地使得当地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分子控制了马赛的政治权力，1792年8月他们更是违抗立法议会，擅自将本省行政中心迁出艾克斯。就这一立场而言，他们一贯对富人嗤之以鼻，即使在西印度公司的骚乱以及与海洋诸国关系恶化威胁到城市商业基础时，他们依旧如此。很多坚定的革命支持者都入伍参军，离开了马赛，这让马赛的雅各宾派更为焦虑，而保王派的阴谋又如漫天乌云一般久久不散。巴黎成立革命法庭的消息传来后，马赛的雅各宾派认为这是他们成立自己的革命法庭的信号，他们也下达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命令。因为各项革命监察活动的开展急需资金，他们便强制对富人征税，而且将这一措施推广到周围的农村地区，并向内陆小城镇中那些受困的俱乐部提供援助。马赛雅各宾派的一名代表说：“资产阶级就是继贵族之后，最无情盘剥压榨民众的阶级。”[6]但实际上局势不久就明朗了，民众想要团结在那些被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认定为压迫者的周围，来反对雅各宾派。马赛的32个区出现了联合抵制运动。曾经作为雅各宾派阵营的各区议会，到了1792年冬天有不少码头工人加入，他们的生计问题受到经济危机的威胁。在这一点上，批发商人情况一样。所有民众和商人有一致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个城市遭受的磨难都是因为雅各宾派，这不仅是地方性的问题，更是全国性的问题。3月公会派来的山岳派特派员抵达马赛，认可了当地雅各宾派做的所有事情，结果激起了各区肆无忌惮的抗议。他们依照去年8月巴黎的模式，成立了一个核心委员会，防止武斗进一步恶化。他们取得了成功。4月27日，在“一小撮纨绔子弟无法无天的日子该结束了”的呼声中，[7]特派员代表只身逃离马赛，也顾不上雅各宾俱乐部里的拥护者，只能让他们听天由命。考虑到蒙特利马尔的安全，特派员宣告马赛已是反革命的城市。实际上这只是派系之间的混战，核心委员会用了三个多礼拜才将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全部逮捕。但是在巴黎眼里，马赛已经叛变了，已经支持联邦主义，反对这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的确，马赛雅各宾派的倒台加剧了南部地区局势的动**。激进派从去年夏天以来就一直控制着这片地区，但现在却遭到了民众的抵抗。而且同样的情况也在艾克斯、阿尔勒和阿维尼翁等地方复苏。在尼姆，两个俱乐部一直都有摩擦，结果较为温和的一派开始向本市各区寻求援助，以此来抵抗另一个渐渐向巴黎激进派靠拢的对手，5月20日尼姆市的12个区自行宣布进入永久会期。实际上，面对从春天开始的这场全国性危机，整个南部地区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极端作风在早已接受了共和国成立和处决国王的人中也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年轻的共和国经受着来自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声势最大、最具威胁的抵抗。
丝织业是里昂手工业的基础，革命爆发后，这一行业便陷入了危机，而1789年以后发生的各类事件更使其进一步恶化。丝织品本是奢侈品，但是那些革命前的老主顾很快就认识到炫耀在这个新时代是很危险的，因此丝织品的需求大幅缩减。战争也削减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同时萨沃伊供应的原材料也受到了影响。1792年控制巴黎的那些提倡艰苦朴素的共和派对奢侈品行业的困境深表同情。罗兰遭到了山岳派的指摘，1784年到1791年之间他生活在里昂，也一直是这座城市的捍卫者，但即便如此，巴黎的激进分子也没有多少人对这地方抱有好感。正如马赛的局势一样，里昂的地方显贵都不愿卷入政治混乱的新世界中，1792年9月的抢粮骚乱以及民众的限价运动持续了一周未能平息，里昂的市府官员信誉扫地，到了11月，约瑟夫·沙利耶领导的雅各宾派的积极分子趁机接管了地方政府。他本是一名手工业者，神志有些错乱。实际上，沙利耶领导的这伙人只不过是照搬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那一套做法，想方设法要保证足够的廉价面包，但面临着缺钱与距离城市较远的供给网络破坏这些困境，此外还总有人说要为东南边陲的驻军提供充足的补给，所以他们的尝试都失败了。5月，巴黎颁布了最高限价令，但很明显这份最高价目表无法在里昂实行，因为这里的面包价格要比巴黎高出三分之一多，所以在整个5月，里昂人都为基本物资的供给问题担忧。5月21日局势再度恶化，民众洗劫了仓库，一群妇女将军需品抢出，按照她们觉得合理的价格抛售。于是，国民公会将派往阿尔卑斯山前线的军队调至里昂，消息传来，里昂各区和市府马上开始对峙。各区都很清楚，最后肯定由当地的雅各宾派控制军队，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能动用强制武装力量。各区都害怕屠杀，如果屠杀发生，他们只能调动归他们控制的国民卫队。5月28日罗讷-卢瓦尔省省府不顾里昂市府的反对，对国民卫队下达了战斗号令。第二天，国民卫队袭击了里昂市政厅，推翻了雅各宾派主掌的市府。现在，里昂也公开反对国民公会了。
与此同时，西部农村的骚乱也愈演愈烈。3月19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凡是持有武器的叛乱者一经捕获，即判死刑。但叛乱者还是无所顾忌，他们接连攻下旺代省高地地区的数个市镇，而且借每一次胜仗为他们的队伍补充新鲜血液。1793年整个春天，大概有4.5万人加入天主教和保王党的军队，他们此时就是这样公开称呼自己的。而共和国眼下只能征到1.5万到1.6万人的部队来对付他们，而且其中有作战经验的成员很少，对于即将面对的那种类型的战争毫无经验。旺代军能从本地获得补给，而且一旦被发现，他们能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对“蓝军”(现在共和国的军队就叫这个名字)来说，唯一保险的办法就是聚在一起，大部队作战。当叛军来袭的时候，“蓝军”根本没有办法守住那些重要据点。5月25日丰特奈扬言要打通通往海洋的道路，因为从那里他们能得到英国的援助。6月7日叛军攻下了杜埃，向北一直推进到卢瓦尔河地区；6月9日他们抵达了卢瓦尔河，攻下了索米尔，赶走了巴黎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桑特尔，而桑特尔带领一营的爱国志愿兵，在三周前才抵达旺代。
所以在1793年3月爆发的共和国的新危机，到了5月已经是十万火急。各条边界上的军队纷纷内撤，形成了一片新的内战区域，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叛乱旺代”，公会渐渐失去了对主要外省市镇的控制。巴黎政治家的对策无异于负薪救火，局势继续恶化。
在最高限价投票之后，巴黎马上出现了一种支持吉伦特派的迹象，这出人预料。5月1日公社规定了一项特别的额外征兵令，招募士兵赶赴旺代参战。这个命令吓坏了那些有钱人，因为之前专门向他们征收的战争税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财产，更不用说那些包括最高限价在内的控制物价的措施了。这项税是3月9日颁布的，但还没有实施，由于得到国民公会里佩蒂翁的支持，年轻的纨绔子弟控制了几个区的议会，谴责公社的“群众专制”。这群涂脂抹粉的纨绔子弟很讨厌蓬头垢面的无套裤汉的政治作风，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把马拉送上断头台。在国民公会里，吉伦特派发言人吵闹着要谴责那些用来对付这些纨绔子弟的措施。山岳派本来有能力赢得公会的一致投票，击败吉伦特派的辩才，但是越来越多的山岳派，以及本来支持他们的代表都作为特派员出巡外省，也就无力还击吉伦特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岳派最终改变了想法，打定主意要清洗公会。
这至少要从3月10日那次失败的事件说起。3月29日来自27个区的代表在原大主教的官邸集会，讨论一致行动来“拯救国家和自由”；4月15日33个区签署了一份列举最先要被清洗的人名名单。但是直到一个月后，他们才开始落实明确的行动计划，而吉伦特派在几个小时内便已经获知了所有内情。5月16日他们在公会中谴责这些想要清洗公会的人。两天后，人们呼吁如果国民公会在巴黎已经失去了自由，那么有必要设立一个履行实权的“非正式的公会”，并迁往布尔日。最后公会同意设立一个十二人委员会，调查巴黎公社起义的活动。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巴雷尔，而不是吉伦特派，但是5月20日出席公会的代表不多，选出的十二人委员会中有几人是吉伦特派的，而山岳派却一个也没有。委员会审讯市长帕什，调查各区的登记簿，四天后，终于找到了想要的证据。十二人委员会建议在国民公会四周增派驻防的国民卫队，并在晚上十点关闭各区议会，另外下令逮捕那些被认为谋划起义的人，其中包括瓦尔莱和埃贝尔。因为在一期《杜歇老爹报》上，埃贝尔用激烈的言辞煽动无套裤汉消灭吉伦特派“这群阴谋推翻公会的叛国贼”，公社派出代表提出抗议。伊斯纳尔时任国民公会的主席，他言辞激烈，态度坚定，毫不理睬公会的抗议。伊斯纳尔说：“如果这样的起义一再爆发，那么国家代表就会深受其害，我代表法国人，告诉你们，巴黎也会**然无存。”[8]马拉抗辩说伊斯纳尔简直让议会丢尽了脸，但是伊斯纳尔毫不顾忌这份指控，继续说道：“不久以后，人们就只能沿着塞纳河畔寻找巴黎的遗迹。”
这只不过是危言耸听，并没有实际效果，但是这让人想起了去年8月布伦瑞克的可怕威胁，巴黎人被激怒了。几周来，吉伦特派都在暗示要动用外省的力量，报复巴黎对国民公会的攻击。就在伊斯纳尔慷慨陈词之前，来自马赛的一名代表就已经因为谴责山岳派而被审讯。来自其他外省城市，诸如吉伦特派的大本营波尔多，以及里昂等的不祥谣传也开始传到巴黎人的耳朵里。这些抗议并不是由吉伦特派煽动的，但是这些冲突在巴黎某些区蔓延开来，另外起义者也相信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罗伯斯庇尔虽然很清楚威胁这些国家代表的危险，但他也认识到国民公会的僵局必须依靠外在的力量才能打破。5月26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邀请人民”来反对公会里的“腐坏代表”，他明确宣称要用起义来对付这些人。所以他们首先要摆脱十二人委员会，紧接着在5月26日深夜，起事各区的代表在一场闹闹哄哄的会议之后，冲进了国民公会的会议厅，打成一片，没有回家的少数几名代表只得投票解散了十二人委员会，他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之前被逮捕的瓦尔莱、埃贝尔等人获释。两天后，十二人委员会又复职了，但是当委员会无法审讯委员会主席的时候，马上又被解散了。是否应保留十二人委员会的讨论还在继续中。如果继续保留委员会的话，那么其职责是什么？当最后一场可怕的暴动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代表们还在讨论这些问题。
暴动发生于5月31日的凌晨，瓦尔莱以坐镇大主教官邸的起义委员会的名义敲响了警钟。天刚破晓，起义者就已经解散了公社，又自行下令重建公社，关闭城门，搜捕嫌疑犯。前一天晚上，因为桑特尔不在，所以昂立奥担任了国民卫队指挥官一职。昂立奥先前是名文书，后来却投笔从戎。在起义的这一天，无套裤汉没有马上响应战斗号令。不久后问题就清楚了，不管起义委员会和公社先前如何商量，他们在后续问题上的分歧都很大。瓦尔莱想要解散整个公会，而一些人只是想要逮捕4月15日那份名单上的22名代表。还有一些人，包括公社的检察官肖梅特在内，希望谨慎行事，他们只是想要解散十二人委员会，恐吓吉伦特派采取更温和的措施。但是面对聚集在公会外面的民众，受到恐吓的代表的反应却让起义者失望了。他们开始调查这次起义，毫不费力就得到了一张诉状，这样就绕过了救国委员会，自己下达逮捕令。很明显，他们感觉到了对立双方内部的分歧，因此拒绝投降，还扬言威胁要外省来复仇。到了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才提出要弹劾那份名单上的人。起义者最后只是解散了十二人委员会。
面对挫折，起义委员会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们要永远赶走公会中的敌人。6月1日里昂的雅各宾俱乐部被推翻，而洛泽尔省又发生了叛乱，旺代战事失利。这些消息传来，让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吉伦特派长期以来挑唆的外省复仇看似到来了。山岳派觉得若要避免内战，必须立即把那些煽动内战的人赶出国家代表的队伍。所以人们一致认为，要在第二天，也就是周日，再次对公会施压，而那天正好是无套裤汉的休息日。周日清晨，公社派出代表，再次要求逮捕30名代表。当这份请愿递交到救国委员会时，又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要求签署关于请愿的报告。这一次起义者部署了周密的计划，争取做到万无一失。前一天晚上，昂立奥派了他的人，进驻公会周围的几个重要据点。国民卫队大约有7.5万到10万人，另有数千名旁观者也加入了守卫的行列。代表没有任何机会逃出议会大厅，一些代表想要逃走，马上被昂立奥和手持马刀的卫兵拦住，只得返回；巴雷尔拒绝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交出榜上有名的代表。但到此时，局势已经很清楚了，除非公会投降，否则包围公会的武装力量是不会散去的，公会别无选择。因此，当天晚上，公会下令逮捕29名代表——除两名代表之外，剩下的都是4月15日名单上的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十二人委员会的成员。在同一份逮捕令上，还有两名大臣的名字，此外罗兰和他的夫人也是公社的目标。很多代表并没有参与关于这份逮捕令的投票，显然他们不愿意被迫去威胁国家代表。像以往一样，山岳派更为现实，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便投票赞成逮捕代表，希望能让公会避免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山岳派清楚，从此以后，他们便是国民公会中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了。
赶走吉伦特派，既不意味着一派政党的瓦解，也不是推翻政府的行动。但是旁观者却这样看待问题，那时如此，后来也是。当他们试图透过这番迷惑人的花言巧语和指摘非难来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就不会将清剿吉伦特派看成是瓦解政党或是推翻政府的行为。政党这个观念和这一代人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深受卢梭的影响，寻找代表尽善尽美的公共意志。在皮特统治的英格兰，虽然议会制传统悠久，但是福克斯仍发现让英国语文学会的大部分会员相信政党值得尊敬，完全不同于钩心斗角、争权夺势的朋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说对方是政党，但这也只是比较随意的说法。尽管如此，两派都会竭力否认对方的指控。在所谓的吉伦特派中，布利索、罗兰和其他波尔多代表的朋友圈之间肯定有重叠，这毫不奇怪，但是他们之间却从未有过一以贯之的合作关系，而且投票上也鲜有一致。只有当吉伦特派中的22名代表上了清剿名单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才像是事先计划好的一样统一。吉伦特派的形成靠的是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不管发生什么，绝不损害1789年的各项原则，这才是他们的态度。正是出于这种精神，他们毫不在乎与整个欧洲为敌，而当战火蔓延开来的时候，抵制限价的要求也是基于这种精神，因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限价必然导致经济灾难。同样他们坚持认为重大问题，诸如决定国王生死，必须征求全法国人的意见，这也是在坚持捍卫1789年的原则。总之，这种精神抵制了一个由九月屠杀的共谋者掌控的首都的独裁统治。国家主权的代表们绝对不能受制于无套裤汉那种反复无常、凶残暴虐的念头，也绝不能听命于像马拉和埃贝尔这些总在迎合无套裤汉的嗜血成性、毫无责任的煽动者。
国民公会中不少代表也有同样的观点。局势较为缓和的时候，这些观点一般不会遭人谴责，但是现在不太平，而且肯定有很多实际情况是吉伦特派不愿意面对的。没有了巴黎，共和国也就失去了根基，而国民公会本身也就不复存在。虽然掌控首都巴黎的那些力量令人讨厌，但是议会只有安安稳稳坐镇巴黎，并和这些势力携手共事，才是明智之举。对议会来说，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巴黎更可靠吗？这就是山岳派的立场。吉伦特派脑筋死板，不愿妥协让步，也不愿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山岳派的核心力量是24名巴黎本市的代表，他们一直都比吉伦特派更像个政党，而且在处决国王、颁布3月紧急措施、颁布最高限价，甚至减缓先前为了寻求自由而无限制向别国人民输出援助的措施的这些重大问题上，他们常能争取到国民公会中的多数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而吉伦特派唯有在大部分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才能取胜，故而这种胜利并不长久。虽然他们的口才远胜山岳派，但是很明显吉伦特派没有能力控制国民公会。
因此吉伦特派也不是一个政府，从1792年8月到1793年6月间法国并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活动靠的是内阁和国民公会几个委员会之间的协作，而这些组织都不受吉伦特派或山岳派的控制。但是就在同一时期，尤其是在1793年3月以后，政府的权力有了实质性的拓展，至少表面如此。颁布征兵令、设立革命法庭、颁布最高限价法令、按照救国委员会的形式设立的战时内阁雏形，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政府权力的拓展。尤其是特派员体制，从1792年秋天开始，政府不定期地向发生骚乱的地区派遣专员，1793年的春天，在41组外省中，这些专员成为常设机构，他们是由议会其他代表任命的中央权力的全权代表，负责法令的落实以及处理战时的紧急事务。国民公会曾一次派出多达130名该类身份的专员代表。在这几个月里，这些人实际上是法国的治理者，他们由国民公会赋予全权，可任意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回到巴黎时，他们会和山岳派站在一条阵线上，外管省的经历自然会强化这种倾向，因此到了1793年初春的时候，共和国倒有点像是山岳派主导的政府。而只有当这批代表出巡外省的时候，国民公会里的吉伦特派才有点声势。吉伦特派的主要发言人被赶走并不意味着山岳派就掌控了国民公会，只是在审判国王以后，国民公会的控制权才有了明确的归属。
为什么要将吉伦特派全部赶出国民公会呢？所有参与5月31日和6月2日事件的人并没有一致的目的。无套裤汉的想法是不惜一切代价让敌人闭嘴。在他们眼里，这些吉伦特派将爱国的巴黎人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嗜血狂、九月屠杀者，还三番五次地怂恿外省进军首都，摧毁巴黎，自己绝不能向这些人妥协让步。山岳派则害怕如果巴黎再这样内斗不休，国民公会便会遭殃。瓦尔莱、鲁以及忿激派并不信任代议制的政府，他们不断地重复这种观点。因此，直到最后一刻，丹东等主要的山岳派还在恳请吉伦特派停止攻击巴黎，也不要煽动他们背后的势力。此外战争还在继续，而且不太顺利。此时并不是煽动外省复仇、挑起内战的有利时机。如果吉伦特派愿意解散十二人委员会，那么起义可能就失去了借口，不少人的确是这样想的，而且也产生了这样的期望。但是吉伦特派不愿妥协，虽然他们和巴黎的矛盾还没有危及公会的存在，但已经使所有的公共事务都陷入了瘫痪。公会里大多数人是实事求是、经验丰富的，面对这样的威胁，虽然勉强，但也决定牺牲一些同伴。这样的选择到底利大还是弊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清剿吉伦特派的消息对波尔多的打击好像最大。深受加勒比海动乱和英国封锁的双重困扰，数年前还是欧洲第二大繁忙港口的波尔多已经没有理由再接受革命的进程了。然而，1791年吉伦特省已经派出了一批颇有口才的激进分子前往立法议会，像韦尼奥、让索纳、加代，两年后这些人又当选为国民公会的代表。波尔多也不乏支持山岳派的人，他们的据点就是与巴黎的雅各宾派有密切联系的国民俱乐部。但是控制波尔多政治生活的却是与雅各宾派作对的自由之友俱乐部，在这里吉伦特派的代表掌控了政治先机，他们的原则是“坚持和强化宪政与自由，讨论所有与公共福祉和社会安定相关的问题”。[9]波尔多有28个区，其中大部分为自由之友俱乐部所控制。1792年的整个冬天，自由之友与他们在巴黎的代表来往密切。1793年3月他们甚至成功关闭了国民俱乐部，早在1月份时，他们就在商量要往巴黎派驻外省联军，以确保公会不受侵害。5月5日，韦尼奥万不得已，才接受最高限价，他认为是时候采取正面行动了。他写道：“吉伦特的居民们，站起来吧!国民公会势单力薄，就是因为没有人支持它。支援它吧，抵制所有威胁它的复仇怒火吧……机不可失。拿出你们的力量吧，平息内战，让和平重新降临。你们伟大的榜样必为后人敬仰，美德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10]波尔多各区作出回应，准备将国民公会从那令人恐惧的威胁中解救出来。但是与马赛和里昂的情况有所不同，直到6月2日清剿吉伦特派的消息传来，波尔多才采取行动。在清剿的名单中，有5名是波尔多的代表。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仍需来自别处的报告和采取集体行动的催促，他们的作为才不仅限于口头抗议。6月7日当地成立了“救国民众委员会”，宣告波尔多背叛了那个内讧纷争的国民公会，直到所有被清剿的代表复职。委员会反复在市民中散布反山岳派的宣传，同时也向那些他们认为已经做好反抗准备的城市派驻代表，这其中包括那些因反对巴黎统治而成名的城市。他们带去的信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敦促外省应该联合推选布尔日作为非正式国民公会驻地，这个建议是吉伦特派代表在被压制前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强迫所有不承认被清剿的国民公会权威的地区征召志愿者，进军巴黎，恢复宪政政府。因为得到密报会得到军队支持，他们很乐观，以为能召集8万人。6月14日当地宣告成立外省联军，其中有来自吉伦特的1200人。
马赛和里昂早已起义叛变，此时因为波尔多的局势而更受鼓舞。马赛和里昂的反雅各宾派情绪由来已久，而且两地早有合作：里昂起义军首先往罗讷省派出代表，与马赛人合作，他们抵达之时恰好听到来自巴黎的消息。马赛重新成立了民众法庭，在5月15日违抗国民公会的法令。这一法令压制了先前的一个民众法庭，而这个法庭是迫害整个罗讷河口省的山岳派同情者的。6月12日马赛正式宣布自己“以合法的身份反抗压迫”，并宣告成立“外省联军”。外省联军高呼“统一而不可分割共和国，尊重人身及财产”的口号，向巴黎开进。7月初部队抵达阿维尼翁，并占领了这座城市。7月24日，在罗讷省的另一端，里昂也紧随波尔多设立了民众法庭。该法庭下令征召约1万人的外省联军，最终却只有4000人。7月中旬，公会宣布里昂叛变，并建议所有忠诚的市民离开这里，于是新成立的里昂当局处决了沙利耶，断头台的铡刀很钝，落下四次后，沙利耶才身首异处。
其他南部城市此时也被卷进来了。6月11日蒙彼利埃所在的埃罗省省议会下达征兵令，进军巴黎。虽然图卢兹和格勒诺布尔两个城市都靠近敌军袭来的边界，但忧心忡忡的地方市府最后都拒绝了成立布尔日公会以及外省联军的提议。土伦在听到6月2日的消息之初还是很平静的，但是到了7月中旬就爆发了针对国民公会权威最危险、也可能是最持久的挑战。马赛也一样，1792年夏天以后土伦也由亲山岳派分子控制，7月他们屠杀了一批地方官员，控制了这个地方。这些人上台并不是各区的功劳，因为自1792年秋天各区就已经不再集会了。但是临近马赛的几个区在1793年春天成了推翻雅各宾派的排头兵，土伦的反雅各宾派也组织了要求重开区议会的运动。与大英帝国及西班牙的战事让土伦的港口工人苦不堪言，他们和来这儿务工的外地人已经没什么两样，而且他们的工资是用指券支付的。此时指券一再贬值，所以他们普遍对国民公会失去了信心。和马赛的码头工人一样，在当地显贵与雅各宾平等派的冲突中，他们就是现成的后备力量。如果雅各宾派想要动用武力，阻止重新召开区议会，只会让人们把他们视为去年夏天的暴徒。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雅各宾派总归要倒台。7月13日土伦各区重新开始集会，7月14日选出了一个全体会议，协调各区的行动。三天后，总委会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逮捕了主要成员，随后解散了市议会。土伦像马赛一样建立了人民法庭，一个夏天就判了30多人死刑，其中大多数是有名的雅各宾派的支持者和活跃分子。7月15日总委会甚至逮捕关押了两名特派员。与其他南部叛乱城市不同，土伦的宗教活动有了复兴，而且背后有市府当局的支持，但是叛乱的社会原因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8月恢复的各区宣布：“我们想要享受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在和平时期辛苦劳作的果实，但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让这一切都成了泡影。”[11]不是所有反对雅各宾派的叛乱都发生在卢瓦尔河以南，地处边远、靠近瑞士的汝拉省也是成立外省联军的地区之一。临近的几个省纷纷效仿，尽管他们酝酿向远方的巴黎进军的计划根本没有实行。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违抗中央行动的爆发更有威胁，因为这两个地方离巴黎更近，离旺代保王党的叛乱地区也更近。直到5月25日，在雷恩开会的伊勒-维莱讷省省总委会宣布它希望存在的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国，“而不是罗伯斯庇尔，也非葛瓦代，不是丹东，也不是让索内；不是山岳派，也不是平原派；不是诋毁神圣的人民代表的任何派系朋党”。[12]
但是，那些一周前被赶出国民公会的人，其中有伊勒-维莱讷省的代表朗瑞奈，一周后他们就决定成立外省联军，进军巴黎，解救朗瑞奈和他的同僚。布列塔尼半岛的其他外省也起而叛变，支援他们。菲尼斯泰尔省的坎佩尔市查禁革命法庭，各区协调行动，要求建立布尔日临时公会。此外，所有人一开始都想与诺曼底的卡尔瓦多斯省的叛乱者联合。在5月31日听闻十二人委员会遭解散的消息后，卡昂市府谴责国民公会。6月9日，本地宣告叛变，他们抵抗前来镇压的部队，并逮捕了两名在本省监控沿海防务的特派员。叛乱分子向地方军事指挥官温普芬求援。温普芬态度很积极，但是他并不出名，是个保王党，也很可能是个英国间谍。6月30日卡昂成了“抵抗镇压中心委员会”的总部，宣称既代表布列塔尼半岛的六个省，也代表卡尔瓦多斯省。此时温普芬接受了武装指挥官的任命，这支武装力量已超过3000人。此外，叛乱的各股势力也因为6月9日被大批放逐的吉伦特派代表的到来而士气大振。6月2日针对这些代表下达的软禁令形同虚设，比佐、卢韦以及佩蒂翁等人相继出逃。起初，一些富有的卡昂人把这些人当作偶像。但好景不长，这些人发现，虽然自己好吃好喝地供养着这些吉伦特派，但是他们并没有变成保王党，因此这些卡昂人很快就冷淡下来。佩蒂翁说得不错：“他们打心眼里都讨厌山岳派，但他们对共和派也没有好感。”[13]这就是困扰巴黎人的所谓联邦党叛乱的内讧，这场叛乱必将走向覆灭。但是这些问题起初并不明显，至少从巴黎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他们认为1793年6月法国大部分地区都叛变了国民公会，人人都说83个外省中有六七十个都在反对中央权威，历史学家也常常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说法。虽然各个叛乱中心的主张都类似，但是他们的利益有所不同。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不会人云亦云，听信这种谣言。7月31日，对最细微的反抗活动都十分敏感的国有财产管理处官员认为负隅顽抗的只有8个外省。然而这个国家的第二大、第三大和第四大城市都坐落于反抗地区，所以很难使人不理会联邦党叛乱的威胁，因此也容易使人对局势产生误解。
然而，虽然联邦党人看起来是要瓦解这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论是哪里的叛乱者都认为巴黎贿赂拉拢其他地区当选的代表，分裂共和国。1789年的革命曾经是反对集权的，而集权是波旁王朝的手段。1791年宪法未能扫**专制，国民公会便由此而生，宗旨是要强化，而不是放弃1789年的原则，尤其是应赋予地方更多的自治权力。但实际上被派往外省的特派员尽管代表着体现国家主权的国民公会，但其权力很大，成了新的督办。而国民公会也只不过是巴黎各区大批“嗜血者”“无政府主义者”的人质。如果“联邦党”愿意分离共和派，保王党是很乐意助他们一臂之力的，但“联邦党”并不是这样想的。正如西南地区的一名指挥官在6月5日报告波尔多局势时说的：“我觉得这些人好像不想卷入巴黎人的事情，他们更像要捍卫自己的自由，捍卫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富裕……他们不想要国王，他们想要共和国，但那是一个富足而安详的共和国。”[1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国就能免于战火，联邦党人不只是对在无套裤汉掌控下当选的代表不满，他们更不满于政府在那年春天财政匮乏时期采取的措施，尽管任何政府都可能这样做。征召并强化警力、控制市场、强行借贷等措施，不管是已然落实的还是政府扬言要采取的，在多年的动**之后接踵而至，而这些动**之所以被容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安宁的幻想。各个边关要塞则屡遭敌军骚扰。不管会遭受什么损失，和一无所有的人比起来，有钱人总能熬过这些劫难；但是1792年夏天之后，积极公民和其他公民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这似乎把在紧急情况下强化的权力交到了那些最没有财产可以失去的人手中。马赛、里昂和土伦被围困的雅各宾派都相信只要威胁有产者，就可以维持君主制垮台后得来的权力，这实在很草率。同样，他们也希望得到山岳派的支持，并且相信这一定能实现。但同样肯定的是，那些反对派的人必然转而反对另一派。虽然富人用行动作出了表率，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没有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联邦党”根本不可能掌控局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老百姓来说，雅各宾派带来的就是动**不安，通货膨胀，以及物资短缺。对于这些，百姓当然心怀不满，怨声载道，实际上巴黎的无套裤汉也是一样，这实在很具讽刺意味。与旺代和布列塔尼的农民比起来，他们也不见得就愿意披甲上阵，去和那些毫不相干的敌人作战。更有意思的是对于他们支持的抵抗运动来说，这种消极态度是致命性的。“联邦党”最惨痛的失败是外省联军的悲惨经历。如果说在马赛能召集到一支3500人的队伍的话，那么波尔多顶多能征到1200人。第一批布列塔尼志愿军在抵达卡昂，于村庄行进时，本想吸收一支诺曼底的队伍。结果愿意继续前进的只有17人，而菲尼斯泰尔省的部队干脆就打道回府。而且那些志愿入伍的人也基本不愿意离家很远。马赛军队从来没有走出过阿维尼翁，波尔多军队也不是向巴黎进军，反倒向南挺进，最后在加龙河以北20里的葡萄园扎下营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联军情况稍好，7月8日部队离开卡昂，7月12日途经埃夫勒时还有2000人准备向塞纳河进发，但是第二天他们在布雷库尔一听到国民公会军队的枪声，就夹着尾巴逃走了。他们一路溃逃，直到卡尔瓦多斯省才停住脚步。
旺代的天主教和保王军也是万般无奈才离开家园，但在1793年6月他们不断击退共和国军队的时候，这种情绪还没有成为问题。6月10日在夺回被“蓝军”占据了两个多月的马什库勒之前，夏莱特只是个不起眼的贵族，没有什么作战经验。6月19日叛军渡过了卢瓦尔河，进入昂热，这个地方的共和国军队已经撤走。6月29日叛军来到了最大的战利品的跟前——大西洋港口南特。1793年春天以来，南特已经成为支持吉伦特派、反对巴黎和山岳派极端分子的最主要的中心据点之一。但是随着反革命军的逼近，当地市府马上转变态度，认为不应该再谴责国民公会。所以他们拒绝了布列塔尼半岛其他城市的请求，没有派出部队加入本省联军。此外，他们也不愿和旺代军队一道起事叛变。进攻各方没有很好的合作，也远未想到南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于是经过两天激战，叛军撤退了。无论多么勉强，两面作战的南特还是得到了雅各宾共和国的援助。对于控制法国的山岳派而言，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叛军内部不和，而且没有统一调度，对于山岳派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即便是在巴黎本地，6月2日政变后的数周也非常混乱。几乎所有人都决定清洗国民公会才妥当，不少代表尽管与这一事件没有关系，但还是在与其选民的通信中对此加以谴责。6月6日和7日两天，曾有75名代表签署了一份秘密抗议书，而这份抗议书此时又成了指控他们是吉伦特派的罪证。其中有29人被捕，但是对他们的看管并不严，与此同时国民公会正在决定该如何处置这些人。这两点都说明公会的代表其实不愿意把这些人当成罪犯，只是在一些人逃走后，才加紧了看押。但在发动5月31日起义的激进派看来，公会这种纵容姑息的态度可能是种阴谋。而一旦摘得胜利果实，山岳派马上要和之前的战友划清界限。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山岳派又怎么可能成功呢？所以起义的激进派更是觉得其中另有蹊跷。6月3日开始，救国委员会一步步无情地削弱起义各区组建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6月8日后者被并入一个由指派的省级当局牢牢控制的机构，变成了一个为各省合法当局牢牢控制的组织。同时，山岳派准备根除那些还想再来一次激进革命的派系力量，比如忿激派。就在6月2日，赶走吉伦特派的前一天，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建立“革命军”的若干规定。这不是军事手段，早在4月份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过，而此后巴黎各区也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几周讨论。这种性质的军队本应该是爱国者——也就是无套裤汉——用来维持治安的队伍。他们被派往乡下，以及其他需要他们的地方，搜捕叛徒、囤积商人、温和派、对革命不关心的人以及其他各类疑犯，并加以惩治。在6月1日，国民公会还投票通过了另一项规定，即在每天下午讨论宪法，直到宪法草案获得通过。代表们态度坚决，进展顺利。因此6月10日他们便通过了一份想要赢得巴黎以及农村地区支持的草案。这份草案废除了孔多塞在2月份的时候提出的旨在平衡制约选举的各项限制，其实这些限制一经提出就引发了激烈的讨论。1789年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分权以及极端地去中心化，现在这些也被抛弃了。1793年宪法确保的是一院制的立法机构，该机构每年由具备投票资格的成年男子直接选出，然后它再选出行政机构。1793年宪法以一部权利宣言作为导言，其长度是1789年权利宣言的两倍。除了保障所有公民享有他们的权利以外，宣言还言明只要需要，公民便可获得政府的援助、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以及通过起义抵抗压迫的权利。6月24日这份草案得到了批准，副本被送往所有的初选议会。在此之前就是由这些议会选出了国民公会，因为草案需要以某种全民公投的方式获得人民的批准。此外国民公会还希望利用庆祝8月10日革命推翻君主制一周年的时机通过这项草案，而且他们也想取悦农民。6月3日国民公会下令将流亡者的财产分成可以支付得起的小份额出售。6月10日颁布法令，各公社的公民可以重新划分本地所有公共用地。7月17日所有名义上还残存的封建权利马上被废除，没有任何补偿。政府搜集所有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将其公开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