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90年代，路易十六不是第一个被臣民砍头的国王。1792年3月，对法国王室遭遇的危机愤愤不平的瑞典古斯塔夫三世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化装舞会上被暗杀。凶手是几名贵族，他们对开明专制的议程很不满。在他们眼里，强制推行这种议程的是路易十六的秘密谏臣，其真正动机是要博取民心。古斯塔夫在最后的讲话中谴责了雅各宾派，于是暗杀他的阴谋者为了转嫁责任，把暗杀说成是受到雅各宾派的指使。所以，即便是在革命爆发前，法国人也有理由讨厌君王，后来他们处决路易十六的做法就是明证。8月10日之后，各君主国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们的驻法大使尚未被召回。美国大使也很焦虑，对于去留拿不定主意。而且，在瓦尔密大捷之后的欢欣中，法国人宣称他们酝酿的新的战争目标不仅仅是要离间警告那些君王，还有君王权力所依靠的整个社会等级制度。

在瓦尔密牵制了普军，迪穆里埃功不可没。他允许普军撤退，阻拦他们的只是糟糕的天气。而迪穆里埃自己则转道北上，进攻奥属尼德兰。这是最开始的前线，也是敌军最初的大本营；在尼德兰，迪穆里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让他在接下来的那个政局动**的秋天成为发号施令的人。11月3日迪穆里埃跨过了边界，三天后在热马普大败奥军。短短一周内，迪穆里埃又来到了布鲁塞尔，月底他已经席卷了整个奥属尼德兰以及列日主教辖区。与此同时，在南部瓦尔密战役后加入反法联盟的萨瓦地区，遭到了孟德斯鸠指挥的法国军队入侵，尼斯被攻占。在莱茵河地区，屈斯蒂纳侵入各教会公国，并于10月21日攻占了美因茨，10月23日攻占了法兰克福。

8月才刚刚打了败仗的法国军队，何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彻底扭转败局？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数量。瓦尔密和热马普两场战役中，法军人数远远超过敌军。实际上，近十年来法国人口不断增长，当时已接近2900万，与任何一个敌国相比，法国能召集更多的士兵。战争第一年就出现了大量热血志愿军，1789年之后，有18万爱国新兵决心捍卫新制度。此外，虽然原来的王家军队因为士兵的叛逃、兵变和大批军官的出逃，人数大大减少，但是那些决定留下来与革命军一起作战的肯定是法国最尽忠职守、战斗水平最高的士兵，而且正规部队的空缺迅速由能力超拔的军士填补。还有，在瓦尔密和热马普两次战役中，炮兵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是最少受到革命剧变影响的部队兵种，即便是在征召爱国志愿军的**时期，炮兵也只会接受那些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上述这些都意味着，法国的军队绝非像反法联盟想象的那样无能，那么不堪一击。

数量不足、过于自信、情报不充分、甚至异想天开……德意志军队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后方的俄国人也让他们分心。1792年4月，波兰贵族不满国王斯坦尼斯拉斯于1791年5月3日颁布的中央集权宪政改革条令，与圣彼得堡串通一气，在塔格维卡结成了同盟。一个月后，俄国军队侵入波兰。8月底，尽管在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的领导下，波兰取得了一场精神胜利，但最终还是沦陷了，国王投降了。法国人视波兰的抵抗战与他们自己的抵抗战一样，于是8月26日立法议会赋予科希丘什科法国公民的头衔。

俄国的胜利导致普鲁士军队从法国的西部边界撤出，弗里德里克·威廉将部队集中在东部，为了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胜利果实——第二次瓜分波兰。如果成功，他就可以得到格但斯克港口，那时不管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予什么，他都无所谓了。

所以整个秋天，法国军队持续向东推进，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有力抵抗，**敌国领土。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宣称革命的原则将使他们无坚不摧，这样的说法依旧支配着国民公会里的法国公共生活，现在他们认为自己的预言是正义的，准备继续扩大他们的雄心。11月19日，在一份著名的法令中，国民公会宣布“以法国国家的名义，将为所有那些想要恢复自由的人民伸出兄弟般的援助之手”。一个月后，也就是12月15日，国民公会授权各军官在其攻占的领土上，推行法兰西共和国的所有社会措施，所有现行的税收、什一税、封建租税和奴役都被废除，也包括贵族制度及其各类特权。一些代表宣称法国的箴言就是向城堡宣战，把和平带到村舍!以和平、援助、兄弟之情、自由和平等的名义，他们将援助全人类建立“自由和人民的政府，各政府之间携手合作，同仇敌忾，夺走旧制度的权力，新机构的主要使命乃是负责为‘共和国的军队提供装备和补给’，为他们驻扎的部队担负所有的开销”。这意思很明确：被占领土，不管是否欢迎，是否同仇敌忾，都要为驻留的法国人承担开销，也就是说傀儡政府般的行政管理将渗透到每一个令人不快的细节中。12月15日，国民公会还宣布了指券也将在各个占领地区推行。1792年即将结束，这还不是由巴黎传来的唯一不祥之兆。在法国的保护下，一些领地甚至没有设立人民政府的自由，这些地区在两年前才放弃征服战争，逐渐想要并入法国。

的确，这种想法并不是法国最先提出的。当法国军队在9月跨越萨瓦边界时，当地民众就高呼着要并入法国，他们说要像阿维尼翁一样。秋天，一些德国人也提出莱茵河地区要并入法兰西共和国，因为莱茵河是法国的自然界河。持此观点的德国代表是自由派领袖格奥尔格·福斯特，他曾协助入侵美因茨。对于这种观点，国民公会的最初反应是慎重的。阿维尼翁是法国内陆深处的一块飞地，而且那位远在他方的统治者并没有军队，这与莱茵河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法国军队占领的这片地区是战略要地，处于两国疆界之间，如果并入法国，可能会延长甚至扩大冲突，也会使后来的维和行动更加复杂。尤其是当这种措施运用到所有征服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即攻占比利时的行动中时，就更为明显。1790年被奥地利攻占者驱逐的大约2500名流亡者跟随着迪穆里埃前往布鲁塞尔，他们希望法国人能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束利奥波德二世的统治。迪穆里埃正盘算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公国，于是支持这些流亡者选举国民公会的计划，但是巴黎支持迪穆里埃这种自作主张的人并不多。11月27日布里索写信给迪穆里埃说：“有一种观念正流行于此地，即法兰西共和国将要以莱茵河作为国界。”[1]当年12月和1793年1月，丹东作为特使两次出使比利时的军队。1月31日，他宣称“法国应以自然边界作为疆界。我们应该抵达自然界限的四个点：海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丹东认为比利时是要并入法国的，但是莱茵河并不是比利时的边界，荷兰共和国一直延伸到莱茵河南部。法国军队哪怕在荷兰停留片刻，都会引起英国的反对。

皮特政府无疑很讨厌法国大革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但是他们并不想与其开战。1792年2月，皮特在议会中宣布最多需要15年，和平就会降临。的确，他认为一旦大陆战争开始，反法联盟肯定会节节胜利，但是皮特拒绝英国卷入战事，即使是在8月10日以后也坚持这样的立场。英国并没有遭受任何严重的损失，而且法国的入侵似乎不会很快取得胜利。改变时局的正是入侵比利时的战争，因为英国在整个18世纪的政策就是要让这些低地国家免遭法国侵入。11月16日法国拉开了斯海尔德河战役的序幕，他们公然藐视荷兰共和国自建立以来的官方政策，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持的体系。这威胁是蓄谋已久的，也是精心设计的。法国的军官和巴黎的预谋者开始肆无忌惮地宣称要颠覆1788年由英国和普鲁士担保的荷兰协议，他们的压力其实来自那支“巴达维亚军团”，这是从夏天开始由那些流亡到法国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的。11月底，胆战心惊的总督威廉五世正式向伦敦求助，英国开始动员它的海军。

审讯并处决路易十六预示着最后的破裂。8月10日之后，巴黎血腥的场景已经让那些旁观者疏远了，尽管出逃事件发生后是这些人的善意保住了早已蒙羞的王室。法国军队的胜利鼓舞了英国的通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断给国民公会发送各类庆贺祝词、训告，甚至捐来很多靴子(他们认为士兵的服装太单薄，还穿着木制的鞋子)，它也将有产阶级送入政府支持的“捍卫自由和财产，反对共和派和平等派结社”。这个结社是由约翰·里弗斯在11月底建立的，一个月内就有了2000个分会，其成员远远超过通信委员会。所以当皮特向议会要钱，意欲组织一场战争来攻打一个谋杀了国王的国家的时候，他公开宣称议会有义务协助那些海外的同情者，无论何时，只要他们需要帮助。皮特很清楚，有大批民众支持他的观点，而且立法机构也会考虑这一点。他的敌对势力辉格党是分裂的，最终以失败告退。皮特和法国的秘密协商一直延续到1月。当路易十六被处死后，英国马上和法国断绝了关系。1793年2月1日，法国向英国宣战，就在同一场会议上，他们也向荷兰共和国宣战了。

法国人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此时他们与整个欧洲对抗。丹东对国民公会大声叫嚷：“他们有国王，这就是威胁!”[2]一贯夸夸其谈的布里索说：“我们无法平静，除非欧洲——整个欧洲都陷入战火中。”[3]法国人大肆吹嘘兼并战争，表示他们对欧洲的蔑视。1792年11月27日国民公会收到一份自称是“阿洛布罗热主权国民议会”的文件，随后便兼并了萨瓦。1793年1月31日，尼斯也并入了法国。2月，选举在莱茵河南岸举行，虽然它遭到大多数居民的抵制，但最后还是产生了一个由被围困的合作者和入侵者组成的公会，他们在福斯特的领导下正式请愿，要求并入法国。同时比利时人也得到机会，提出了全民投票公决。在整个2月及3月初，荷兰绝大多数人要求并入法国，而少数攻占地区的反对者也渐渐被劝服，投了赞成票。3月，这几个地区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并入法国。此时，迪穆里埃已经得到了荷兰共和国的南方诸省。法国人认为自己战无不胜，不可阻挡。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尽如法国人所愿。他们渐渐觉得自己作出的承诺有些不切实际，而且还无端地招致了新的敌人。与此同时，原来的敌人正在重整旗鼓，准备反击。比如，路易十六头颅落地后的两天，波兰的问题就有了结果。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再次瓜分波兰，她并不想与波兰打仗，她得到了最大的一份领土和人口，而普鲁士得到了格但斯克港口以及连接西里西亚和波罗的海诸省的一大片广袤的楔形领土。奥地利被排除在外，这令皇帝很不高兴，他赶走了主要的几名大臣。但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结成的反法联盟稳固如初，而且他们开始关注西边的局势。的确，早在1792年12月2日，普鲁士就已经夺回了法兰克福；1793年3月初，奥地利军队再次进入荷兰南部地区。3月18日他们在内尔温登遭遇迪穆里埃，结果迪穆里埃一败涂地。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这是充满灾难的一年的开始。

在法国人正式宣战前，英国人已经在策划一个庞大的反法联盟。1792年底，他们向西班牙发出照会，要求与之结盟，英国人知道在瓦尔密战役前，波旁家族地位较低的一支加入了普奥联盟，让路易十六重新登上王位，恢复他的特权。路易十六被砍头的消息引发了普遍的厌恶情绪，法国驻西班牙特使被赶出西班牙。3月7日，即西班牙同意与英国合作，封锁法国地中海海岸之后不久，法国作为报复宣战。3月25日，英国成功劝服叶卡捷琳娜二世加入反法战争。一个月后，撒丁王国得到了英国的一笔资助；7月，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也被英国用外交手段拉入战争。同时，德意志各小国比以前更积极地准备向伦敦派出雇佣军。这个联盟并没有一项相互绑定的基本条约，然而在路易十六被处决后的一个多月里，欧洲大多数国家公开和法国作战了。

胜利是显而易见的。内尔温登战役中，法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这场战役证明法军在瓦尔密和热马普只是侥幸获胜。迪穆里埃也放弃了重整军队的努力，向奥地利请求停战，并承诺与盟军合作，将率领剩余部队向巴黎进发，释放囚禁在那里的王后和王子，并宣布王子为路易十七。但是当他下令向巴黎进发的时候，他的部下拒绝服从，4月5日迪穆里埃做了和拉法耶特一样的事情，投靠了奥地利。此时法国人也被赶出了莱茵河地区，美因茨地区只剩下两万孤立无援的士兵；而在法国本土旺代地区又爆发了武装骚乱。4月，丹东决定使用安抚手段，他在国民公会新成立的救国委员会中负责外务。但罗伯斯庇尔却提出要采取极端措施，凡是和敌人谈判的人都要被处决；他劝说国民公会放弃无限制的自由以及没有目标地帮助任何向法国求援的承诺。丹东暗中与反法联盟的各方势力秘密协商，这让人感到法国革命似乎到了穷途末路。

这个夏天的所有事情好像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6月，法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联邦党”叛乱，强烈反对国民公会顺从巴黎的意志。7月，法国军队完全被赶出了比利时，当地民众十分高兴，奥地利军官科堡再次踏上法国领土，并于7月20日攻下孔代的堡垒。数周后，瓦朗西安纳也遭遇了同样的境遇，一支盎格鲁-汉诺威军队攻下敦刻尔克。在德国边界，美因茨的戍卫部队一度抵抗，7000名士兵丧命，于7月23日投降。在南方，西班牙军队侵入鲁西永，5月18日大胜法国守军，随后又在马尔斯德乌打败守卫部队。最不光彩的是8月27日土伦叛乱，作为地中海沿岸最重要港口城市，土伦港及其军械、舰队统统归属了英国。

法国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巴黎的疑心更重了，政治运动也频频发生。很多人认为这些政治骚乱的原因就是变节，和敌人串通一气，迪穆里埃的背叛不就是证据吗？在他叛变之后，最爱国的军官也不愿再冒险了，他们觉得如果失败，很有可能会在断头台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屈斯蒂纳和乌沙尔两位军官肯定就是这样想的。1793年数次败仗的原因可能正是1792年的胜利。法国人太自信了，他们亲眼见证了那些专制敌人的军队溃不成军的狼狈样子。实际上，1792年底，数千志愿军纷纷卸甲回家，他们入伍打战就是为了应付1792年的危机，而现在危机过去了，他们被允许回家。到了1793年2月，武装军人只剩下23万人。所以当共和国再次面对它的敌人时，军队人数已经大减，而敌方军队和物资却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充。1793年上半年，法国既要应对国外的敌人，还要处理国内的叛乱，局面变得十分糟糕。

但是法国的虚弱无力并没有让它的敌人占到多少便宜，这很让人感到奇怪。他们能侵入法国，却从未深入腹地，而且整个反法联盟没有统一的部署，同盟国之间也没有合作。此外，联盟中的国家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目标，虽然他们都宣称要恢复法国的君主制，但要让此时落入共和国手里的那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当国王，好像不大合适。虽然路易十六不是他们最中意的人选，但他的存在或许还能让他们觉得有些希望。趁着打仗，英国人很乐意出兵攻占法国多事的加勒比海诸岛，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却是希望比利时重回奥地利的怀抱。奥地利当然也想要夺回比利时，不过他们另有盘算，且蓄谋已久，就是一旦得到比利时，就拿来换取巴伐利亚。从1786年开始，比利时带给他们的除了麻烦还是麻烦。当奥地利控制比利时后才发现这里的百姓还是和以前一样难对付，因此有点心灰意冷，不愿意再为反法联盟拼尽全力。此外，新上任的奥地利大臣图古特决定为入侵波兰保存实力，以免引起事端。如果还有瓜分波兰的机会，他可不想被落下。普鲁士和俄国都不确定下一次瓜分波兰会在何时，所以驻守在法国边界的普鲁士军队行军缓慢，也没有后援。俄国只不过是骚扰一下那些穿越波罗的海封锁线的法国商船。只要是和法国开战，英国采取的第一步往往就是骚扰商船。不久叶卡捷琳娜二世就不愿再为盟军提供援助，原因是英国拒绝给她提供补给。不少盟军的政治家都觉得他们用不着费太多力气，法国就会一败涂地。正如皮特在1793年7月19日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在各个方面重创法国，而他们国内的危机也在持续，法国不大可能还会长久抵抗强有力的进攻。”[4]

但是法国人在抵抗，而且接连取得了数次胜利。9月6日到8日的翁斯科特混乱战役虽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敦刻尔克解围了，伟大的老约克公爵率领的英国围军败退。10月15日到17日的战役更惊心动魄，在这场持续三天的战役中，茹尔当领导的法军在瓦迪尼斯击退了边界的奥地利主力。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法军沿路追击奥军，一直把他们赶出了国界。茹尔当年仅31岁，却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他真诚的共和热情远远高于迪穆里埃和屈斯蒂纳。拉扎尔·卡诺亲眼见证了茹尔当指挥的胜仗。卡诺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军务是这个委员会最关切的事务。凭借此后几年的努力，卡诺获得了胜利组织者的持久名声。

30万征兵法早在2月24日就通过了。这份法令引发了旺代叛乱，在法国的西部和北部也遭到强烈抵制。但是到了夏天，据官方统计，武装人数已达64.5万人。8月，国民公会接着宣布了一个全国动员计划，其规模前所未见，这就是全民征兵。首先，巴黎各区的无套裤汉组织起来，动员全国备战。这一请愿是在8月12日到16日之间提出来的。实际上，卡诺刚一加入救国委员会就起草了法令。法令规定以23岁为界，未达年纪的所有法国人都可以被征召入伍；18岁到25岁的未婚男子都需要服兵役；其他人要到制造工厂、粮食生产的地方以及运输部门服役；妇女需要赶制衣服，在医院当医生或护士，孩子要去制作绑带，甚至老人“也要去公共场所，在军营里鼓励士气，传播反国王、团结共和国的思想”。所有的马匹和公用房屋都要召为军用，很多地方要设立军械制造场，政府有权在战时做任何认为有必要的事情。到了1794年9月，这些措施催生了一支由116.9万人组成的军队。实际上，这其中全副武装、受过军事训练的不过75万人。但即便如此，这支共和国的军队也是欧洲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

前所未有的规模需要前所未有的组织和战略。在整个1792年，法国的军队基本上是由旧制度下的陆军残余力量组成，而这些人越来越少。国王卫队往往充当先锋，有时也会和陆军及志愿军部队混在一起。部队之间总有龃龉，相互瞧不起。他们拿到的军饷有差别，而且组编方式与服饰装备都不一样。2月21日国民公会投票结束了这种情况，执行混编原则，把一支陆军和两支志愿军混编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型旅。这个办法早被迪穆里埃在战场上试验过，获得了成功。混编原则规定了统一的军饷、晋升制度、服饰和装备。这次改革进展缓慢，直到1794年1月颁布了一项新法令，混编才最终得以普及，此时已过去了两年时间。但混编最终还是提高了效率，也优化了共和国军队的组织，理顺了起初的混乱情况，并培养了军队焕然一新的自豪感。这是一支由公民组成的军队，与德意志的专制君主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完全不同。德意志的军队由雇佣军和强制入伍的农奴组成，武器装备和后备补给也远远不如共和国的军队。很多战争食物与军械补给都依靠野蛮征用或者把军队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当共和国的军队在1794年下半年再次踏上外国疆土的时候，他们的补给是由法国边界地区供应的。1793年8月到1794年7月间新建的30座工厂为他们提供军械，金属原料靠熔化教堂扶梯的扶手、大钟及其他饰物得到。不少人被派去寻找硝酸钠，他们在地窖和酒窖中寻找，这样就不需要从东部进口。硝酸钠是火药的主要原料。从1793年到1794年，法国备战依靠的就是这种权宜之计保证了军队的需要。虽然手段十分粗暴，蛮不讲理，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多少带有偶然性，因为更正式和有组织的做法收效太慢。而那些专门针对这支由年轻共和国建立的庞大军队的策略为后世提供了更多的启示。要在短时间内训练这样一支军队，让他们掌握18世纪战场上那些准确正规的作战手段是不可能的，但是靠着人数的优势，以及高昂的爱国热情的驱使——这种热情首先见证于瓦尔密战役，随后是热马普战役——共和国的军队根本没有必要掌握那些战术。法国人打败他们的敌人，依靠的就是人海战术。指挥官看到这么多人吓坏了，更不用说这些法国士兵对生命毫不珍惜，不久他们就明白了这种力量的效果。民兵们更是觉得无所不能，因为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祖国，就像1793年那样。他们再次把暴行引入战争，至少在西欧的战场上，一个多世纪里再也见不到仁慈和怜悯。

即便如此，法国人也花去不少时间才见证了这些努力的全部成果。1793年秋天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压制和痛击国内不同的叛乱。在瓦蒂尼战役之后，唯一振奋人心的胜利部分源于这种手段的成功。12月19日土伦被重新夺回，英国舰队仓皇逃走。在这场驱逐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25岁的炮兵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他在土伦战役中声名鹊起，两个月内即晋升为将军。他计划侵入意大利，但是主要的对抗还是发生在佛兰德斯，反法联盟想要在1794年春天全线进军。弗朗茨二世从维也纳来到此地激励他的部队，他称赞讨好自己的比利时臣民，这些人还是第一次被他们的奥地利统治者接见，但是他并不想给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他本人对那里的民众也没有什么好印象。弗朗茨皇帝从西部回来，波兰的消息让他担惊受怕，因为那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战。5月17日到18日，法国人在图尔宽阻挡了一支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反法联盟军队，而这些军队威胁到一些关键的堡垒。六周后，也就是6月26日，奥地利军队在弗勒吕斯经历了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后撤退。即使在海上，法军也顶住了享有不可战胜之名的英军。过了冬天，卡诺在救国委员会里的同僚、前清教徒牧师让邦·圣-安德烈计划重整虚弱的、已经丧失士气的布雷斯特舰队。5月中旬，这支舰队就下海护送从美国运来的大批粮食入港。在英国人喜欢称之为“六月的第一次光辉胜利”的战役中，法国军队受到重创，损失了十三艘战舰，但是胜利者也精疲力竭，所以他们的舰队远远地躲开法国人，才没有遭受攻击。无论怎样，弗勒吕斯之战很关键，它是战争的转折点。从那一刻起，法国人转守为攻。

所以，经历了一年绝望而又狂躁的活动之后，法国开始收获成果了，但是与1792年一样，并不是所有的胜利都归结于他们自己的努力。波兰人再一次在关键时刻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法国人很同情1792年科希丘什科与俄国人的战斗，科希丘什科颇受鼓舞，1793年他来到巴黎，用六个月时间劝说刚刚成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支持波兰刚发生的起义。但他得到的只是些恭维，8月他重新与聚在里斯本的流亡同胞们碰头，密谋起义。即便如此，法国也没有提供实际的帮助，法国的敌人也一样。他们显然有能力激起巨大的热情，在传统的波兰政治修辞中，自由、民族权利和代议政府依旧是很有蛊惑力的言辞。但科希丘什科不想仓促起事，尽管他对俄国的占领深恶痛绝。在俄国占领期间，波兰左翼势力的发展十分迅速。1794年春天，部队内部发生了兵变，科希丘什科不得不采取行动。在4年的国会期间，波兰的部队人数已经增加到5万，而俄国人千方百计想要将其减少到1.5万。不能让俄国人借镇压兵变之机屠杀密谋者们寄望的武装力量，于是科希丘什科3月24日来到克拉科夫，宣布起义。两周后，也就是4月4日，他击退了前来对付他的俄国军队，这个消息引发了一连串的起义，反对盘踞在维鲁以及华沙的俄国军队。现在，各地都出现了三色帽徽，波兰人翻译了《马赛曲》，喊出了“Ca ira”(一切终将实现)的口号；“国家起义盟友协会”也成立了，被人们视为雅各宾俱乐部。俄国从波兰首都撤走时，民众的怒火吞噬了一半人数，这是1792年在巴黎的九月屠杀中被杀人数的两倍。那里也出现了民众报复行为，针对那些与在塔戈维查联盟国家变节者有勾搭的人。科希丘什科想要在波兰实行全民皆兵政策，以此来赶走外国入侵者，唯恐“人民的高贵热情冷却”。[5]5月7日他签发了一份声明，保证农民人身自由，减少他们交给地主的负担，并暗示未来会有更多的自由。

并不是所有的起义领导者都会作出这般明智的承诺，大多数起义领导人来自波兰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其实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对一个参与程度有限的君主制国家以及周围谏臣的那种最本能的偏见。很明显，波兰掌握在一个国际性的雅各宾主义者手里，弗里德里克·威廉二世的那种被称为残暴派的影响不会被清除，除非整个波兰彻底被军队操控。普鲁士决定起带头作用，他们想讨价还价，得到更多好处，于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鼓动下，普鲁士军队于5月向波兰逼近。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暗地里早已煽动奥地利入侵波兰南部，结果普鲁士军队在克拉科夫完胜奥军，并和俄国军队一起攻下了华沙。但是到了9月，普鲁士人不得不撤退，因为1793年他们从波兰吞并的那些地区发生了叛乱。这给奥地利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夺取波兰南部更多的领土，而俄国人决心使华沙孤立无援，因此请来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这是一名从惨烈的巴尔干战争中走出的军官，作战经验相当丰富。10月初，苏沃洛夫在马策约威策大胜科希丘什科之后，率领着具有数量优势的军队向首都进发。11月苏沃洛夫进攻了布拉格及其位于维斯杜拉之外的郊区，在那里，俄国人的军队以极其残忍的举动为六个月前自己的遭遇复仇。大约有一两万波兰人死于那场报复行动，而苏沃洛夫很骄傲地汇报：“整个布拉格到处都是死尸，血流成河。”[6]在前后十年的时间里，这是最骇人听闻、最具毁灭性的一天，华沙居民意识到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他们的投降很快被接受了，到1794年底，波兰的独立斗争基本结束，科希丘什科则成为圣彼得堡的阶下囚。波兰周边的列强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打定主意要将其瓜分，在1795年，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在具体的分割份额问题上讨价还价，春季，普鲁士为了争得更多的割地，似乎还准备和另外两个国家开战。为做好准备，普鲁士和法国在1794年达成休战协议，并为促成最终的和平展开谈判。而实际上，普鲁士从西欧战场退出已经整整18个月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波兰的起义受到法国启发——它复制了法国的革命形式和语言风格，被它的敌人看作是明显的雅各宾式起义。当法国后院起火时，它分担了法国的压力——但直到起义结束，法国也未曾考虑过要去帮助它。不过，博爱和协助是吉伦特派的政策，在1793年至1794年间掌权的山岳派更关心如何维持国内革命形势，而非输出革命。因此，直到1794年11月，即波兰彻底沦陷之后(尽管法国人尚不清楚战局)，法国的执政者才开始考虑波兰人民，而且无论怎么说，法国军队的胜利的确是在输出革命。

弗勒吕斯一役之后，奥地利宣布放弃比利时，法国在夏季已经重新将其占领。图古特宣称法国为比利时付出了太多，太不值得。而法国再一次进入荷兰共和国的南部，重新唤起了1787年失败的爱国者们的希望——他们的希望曾在1793年被碾得粉碎。爱国者的俱乐部表面上以“读书会”作为掩护，在莱茵河口以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随着普鲁士和法国开始谈判，总督威廉五世也意识到，他于1787年建立起来的保护屏障正在崩塌。他虽然有能力剿灭一场尚未成熟的亲法派密谋，但随着18世纪最寒冷冬天的到来，河流结冰了，荷兰也就丧失了最重要的防御。法国军队蜂拥过河，而在他们之前撤离的、来自约克的英军也**过此地，所以欢迎法国军队的不只是长期以来的爱国者们。1月18日，威廉五世乘船驶往英国，爱国者们正在多地逐一铲除他的部下。权力的转换非常和平，也许是因为这一切实际上早在法军到来之前就开始了。法国人在入境前曾许下诺言：一旦英国和普鲁士的傀儡威廉五世被赶下台，荷兰人就能自由地重组国家，并推行自己想推行的政策。荷兰的爱国者们相信法国的承诺，并且也劝其他人相信法国，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自欺欺人了。法国的一位将军极为露骨地表达了法国的态度：

荷兰没有努力避免被我们划入一般被征服国家之列的命运。解放荷兰靠的是我们不屈不挠的军队和将军们的指挥才能，而非任何革命。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荷兰区别对待，它和其他被征服的国家一样。除了极少数的爱国者之外，这个国家尽是软弱的冒险者，他们追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贪婪的投机分子，永远不敢为了帮助我们而拿起武器。[7]

整个18世纪，法国人一直认为荷兰富得流油，而为了法国利益，抢夺其财产的念头更是挥之不去。因此，双方5月在海牙签署的和平条约是惩罚性的，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当时的官方名称)被要求支付1亿里弗的战争赔偿，并以极为优惠的利率再借给法国1亿里弗的资金。荷兰被迫割让多块南部领土，其中包括斯凯尔特河河口的控制权，并提供给法国占领部队共计2.5万人所需的供给。最终荷兰被迫与法国结盟。荷兰的海军很有实力，法国是想利用这支海军来对抗大不列颠的海军。这就是法国共和国的博爱与帮扶的真正含义：完全是为了满足法国的需要，实现法国的目标。对于欧洲其他同情法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警示信号，而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想，同情者的数量其实很少。荷兰一例的真正意义也许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1793年的联盟正在迅速瓦解，到了1795年5月，情况就十分明朗了。

在荷兰接受法国条件的前一个月，普鲁士终于撤军了。根据4月5日签订的《巴塞尔协约》，它将莱茵河左岸全部留给法国，让其自行处理，以此换取法国对普鲁士在德意志北部霸权和对该地区中立地位的承认。对普鲁士而言，这份协约来得太迟了，它本可以更早摆脱这一累赘，把所有力量集中到波兰，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莱茵周边各省和当地选举人则要接受法兰西共和国的支配了。法国占领部队开始系统地搜寻这块尚且富庶的土地，用以支持法国的战争。7月，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和约(同样是在巴塞尔)， 1794年底西班牙军队被赶出了鲁西永，法军则开始向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省区进发。他们在这些地区遭遇的抵抗比在其他阵线的抵抗要猛烈得多，这里的居民坚定地抵制无神论的法国军队，但马德里宫廷却担心会遭到亲法派的颠覆。一位马德里神父写道：“在酒馆和时尚沙龙里，打仗、革命、集会、国民代表、自由、平等一类的字眼儿不绝于耳。即使是妓女都会向你打听罗伯斯庇尔。”[8]1795年2月，当局破获了一起共和主义暴动阴谋。密谋者是一群教师和律师，领导人是一个名为比克内利的满腹经纶的理论家，他们本被判处了死刑，但由于法国在与西班牙签订和约时的坚持，他们得到缓刑。这次密谋和其他密谋的传闻足以把戈多伊吓出一身冷汗，他开始考虑讨价还价。戈多伊能力平庸，是西班牙王后的宠臣，也是政府要员。而法国其实并未真正受到西班牙的威胁，只不过它急于把部队向东调动，想要对抗奥地利，因此也表现得宽宏大量。在欧洲方面，法国只要求西班牙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让它把葡萄牙和意大利小城邦劝回谈判桌。在海外，西班牙放弃了圣多明各东部的殖民地，但由于西部的法国殖民地一片混乱，加勒比海也在英国掌控之中，所以法国一时未能从新占领地中得到好处。法国与普鲁士和西班牙达成和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终于能够放开手脚，对反法联盟中的剩余国家进行致命一击。在1795年8月，所谓的剩余国家包括葡萄牙、撒丁王国和一些意大利小国，还有最重要的——大不列颠和奥地利。

按照当时的情况，奥地利是最弱的国家。其东部国界很不安定，甚至连奥地利皇帝的兄弟托斯卡纳公爵都将之放弃了，其维持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向居心叵测的英国借钱。奥地利国内也存在分歧，不少国民对战争已经厌倦，并且越来越同情遭到围攻的波兰。尤其是在匈牙利，秘密警察发现了一个“雅各宾”团体，他们向法国发去求和信号，还定期集会讨论如何推翻现存政府。在1794年7月到9月之间，25名密谋者在维也纳被捕，在匈牙利也有34人被捕。对维也纳密谋者的审判揭示了他们的所谓叛逆行为：他们只是计划种植自由树，作一些激进的宣誓。而匈牙利密谋者的首领——前神父马丁诺维奇则准备建立共和国，并且攻击教会，推行与1794年5月科希丘什科宣称的类似对农奴让步的政策。正是这些信念使马丁诺维奇丢掉了性命，和他一道被判刑的还有另外6名密谋者，唯一的区别就是这6个人只是被判处终身监禁。这场公审大会的用意就是威慑民众，警告他们不要再尝试“雅各宾主义”的那套做法。对于改革皇帝约瑟夫和列奥波德而言，密谋者们带来的启示与其说是效仿法国的革命愿望，不如说是效仿法国的惨痛回忆。而密谋者最担心的事情——自1780年以来的改革措施被废止——现在也在加速降临，因为他们让弗朗茨皇帝感到了恐慌。尽管遭到国内敌手的阻挠，但因为意识到法国的威胁日趋严重，弗朗茨皇帝还是于1795年夏季签署了不引人注目的试探性议和书，但在10月1日，法国表现出对任何有缺陷的胜利的轻视——它再次宣布比利时被占领地区是法国的领土。比利时的前任统治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于是决心继续抗争。而在英国方面也是一样——毫不妥协的领土兼并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战争。

事实上，在反法联盟瓦解之后，皮特主动提出达成和平协议。直至1796年春天还抱着这样的希望——新建立且尚不稳定的法国政府也许会在比利时问题上让步。这样英国就能体面地退出战争——这场在任何意义上都消耗极大，远远超出他想象的战争。从1793年底，一切就开始对英国不利了。土伦失守，荷兰的约克部队表现糟糕，反法联盟也趋于瓦解。1795年6月，一场野心勃勃的海陆行动计划拉开了帷幕，目的是让3300人——大多数是流亡者——在基伯龙海湾的布列塔尼海岸登陆，以便和人数更多的舒安保王党游击队取得联系，但这次行动最终惨败。在皮特将英国注意力投向西印度群岛之后，圣多明各的法国殖民者就对英国保护反叛黑奴的行为极为头痛，一支小部队还在1793年被遣往该地。随着西班牙人将自己的一些岛屿割让给法国，英国越来越关注如何能实现本国殖民地的长治久安。1795年早期，类似的奴隶起义也席卷了英国的西印度殖民地，颇具共和主义色彩的武装民船在瓜德罗普兴风作浪。不过，如果能将加勒比海收归英国囊中，则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商业利益。于是英国在1795年11月进行了大规模扩张，最终确保了现有殖民岛屿的安全，并占据了其他岛屿。但英国从未能征服瓜德罗普和圣多明各，而皮特在1795年只能以现有的成绩聊以**并自吹自擂——例如在荷兰反戈之后，英国拿下好望角的战绩。

英国国内也不太平。效忠派的浪潮曾经推动英国加入战争，但因为胜利的消息迟迟没有到来，这股势力也逐渐退去了。与效忠派针锋相对的团体曾因英法开战而陷入暂时的沉默，而到了1793年底，他们又恢复了活力，并掀起了反战运动，这再次推动了激进的议会改革。尽管苏格兰处于战争之中，改革团体还是组织召开了两次国民会议，而爱尔兰的多数天主教徒则史无前例地召开会议，要求取得和新教徒完全一样的民事和政治平等。鉴于爱尔兰天主教徒很清楚法国教会的遭遇，皮特认为有必要安抚他们，1793年早期，他要求极不情愿的爱尔兰议会对天主教徒的要求进行让步——除了给予他们议会席位。但在这之后，改革者再也没有得到任何让步。就像皮特所言，一个人不能在风暴中修理屋顶，议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同意他的看法。自从柏克在1790年抨击法国大革命，作为反对派的辉格党就四分五裂了。1794年夏，在柏克的极力主张下，很多辉格党领袖进入了政府。福克斯和其他的反战派成了孤立无援的少数，随着潘恩式的宣传被指控为扰乱治安，他们的抗议也变得徒劳。苏格兰的法官很快就把会议组织者发配到了博特尼湾，爱尔兰议会则彻底禁止了此类集会。“集会”一词此时带有了“叛国”之意，在1794年的英国，哈第和其他英国“雅各宾”领袖都被判处“叛国罪”，当时英国人发现，法国曾在春季派间谍经英格兰到爱尔兰，对当地发生亲法国起义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汇报，于是英国采取了上述行动。该间谍在都柏林被捕，此前他曾经和“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该组织没有宗教教派，由议会中的改革派于1791年在贝尔法斯特建立，致力于削弱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另一方面(据该间谍汇报)，英国发生亲法国叛乱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皮特还有别的忧虑。因为1794年12月所有被指控叛国罪的人都被无罪释放，这完全依靠当时的陪审团体制。于是皮特直接诉诸修订法律的行为。早在1794年5月，人身保护权就已经被暂时取消，而在1795年11月臭名昭著的“双法令”中，叛国行为的认定范围被拓宽，与此同时，法官被赋予了取缔大型集会的权力——改革团体在整个夏天都非常热衷此类集会。10月，乔治三世前往议会，准备启动这些政策，他的马车在途中遭到了袭击。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很快给皮特的统治贴上了“恐怖”的标签。在爱尔兰，爱尔兰人联合会被解散，领导人沃尔夫·托恩被怀疑推动法国干涉，遭到了流放，却没有受到指控。他来到法国，从1796年春季开始孤独却顽强地游说督政府：法国出兵爱尔兰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大不列颠会失败并退出战争。

但是，督政府在1796年的首要目标是奥地利，后者正在欧洲大陆上孤立无援地面对着法国。法国的计划是，派出大规模部队，经由德国进攻奥地利的心脏地带，分散其注意力，同时以较小规模部队聚集意大利北部，攻其后方。波拿巴在最后时刻被任命为意大利陆军部队统帅——他是土伦一役的胜利者，在法国政界的地位正扶摇直上。波拿巴不得不在供给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临时组建军队，但他的部队进军神速，简直出人预料，迫使奥地利军队撤离，在后者乱作一团的时候，拿破仑的部队通过一系列闪击战打败了撒丁公国，使其退出了战争。而此时拿破仑仅仅当了一个月的指挥官。在接下来的几周中，维克多·阿马迪厄斯三世接受了萨伏依和尼斯的沦陷(5月15日)。此时的波拿巴已经从阿尔卑斯山下来，进入了伦巴第平原，逼近米兰。与此同时，德国境内的法国部队却几乎毫无进展。意大利变成了主战场，有人开始谈论分割统帅权。在拿破仑眼里，这简直就是耻辱，他是不会容忍的。拿破仑的胜利之师对他忠心耿耿，督政府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测试自己的权威。但他们未能为拿破仑军队提供增援，当时奥地利正出人意料地轻松镇守着自己的莱茵河地区，并能从后备军中调人更换他们的意大利部队。这就是为什么法国靠着威慑性的南进可以吓唬住那不勒斯和帕尔马，使它们放弃联合，却拿不下曼图亚的原因，拿破仑的部队此时太虚弱了。从1796年8月到1797年1月，奥地利至少派出4支部队，沿阿尔卑斯山而下，缓和曼图亚的情况，每次都被拿破仑出色的军事调遣所击退，但其策略越来越铤而走险。当最后一支奥地利部队在里沃利(1797年1月14日)被击退后，曼图亚还是投降了。很快，应许已久的增援部队也抵达了，而且后背无虞。拿破仑则挥师北上，朝着维也纳进军。

拿破仑的阵地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坚固，他的通信线拉得太长，岌岌可危；他身后的威尼斯境内也暗流涌动，尽管该共和国处于中立地位，但仍有很多民间运动此起彼伏，而且法国军队正逐渐撤离该国——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无论如何，拿破仑现在离维也纳只有不到百公里之遥了，帝国首都一片恐慌。而拿破仑并不知道，此时德国方面的法国部队终于跨过了莱茵河，所以当他提出和谈的时候，奥地利已经准备好接受他可能提出的任何条件。但出乎奥方预料的是，在他们于1797年4月18日签订的《莱奥本初步协议》中，法方并没有提出他们揣测的要求，或者说，并未造成他们猜测的损害。他们被要求承认失去比利时，这毫无悬念。早在三年前，他们就已经在实际行动中把比利时丢掉了。他们也乐于承认共和国法律中所划定的法国疆界，因为其中并未就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归属作出明确说明。尽管波拿巴不愿意归还米兰，但他还是准备对奥地利的损失有所补偿，他提议，奥地利应该接受威尼斯作为赔偿条件。威尼斯境内的骚乱被证明是一个最理想不过的理由，现在这个古老的共和国像波兰一样被瓜分了。威尼斯市本身，以及阿迪杰河以东的威尼斯领土都归奥地利所有，奥地利因此拥有了漫长的亚得里亚海岸线。剩下的领土归法国，拿破仑在几个月之后将其并入了伦巴第的傀儡政权——内阿尔卑斯共和国。

这些条件中没有一条是得到巴黎的授意的。然而，对于督政府，还有那些终于在莱茵河有所收获的将军来说，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既定事实。实际上，这些条件与拿破仑在意大利一役中最初得到的命令完全相违背，也与督政府所追求的战争结果背道而驰。拿破仑接到的命令是：攻克奥地利领土，把它作为最终和谈的谈判筹码。对于如何谈判，督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大多数人倾向于使奥地利承认法国在莱茵河沿岸的疆界，尽管其他人——包括卡诺，认为这种划分在未来会造成不断的冲突。但没有人预料到，更无人授意瓜分中立国，或者从法国征服国中再真正创造一个新的“姊妹共和国”。这样的安排导致谈判筹码尽失，《莱奥本条约》中关于莱茵河边界的条款论述极为含糊，可想而知，莱茵河边的将军们和督政府大为恼火。但在拿破仑争取独立的几个月中，个人授权初步和约仅仅是其中的**而已。法国部队解放了摩纳德地区和教皇治下的多个城市，1796年12月，拿破仑推动这些城市中的亲法派建立了南波河共和国——该共和国在1797年6月并入了同样是人为创建的内阿尔卑斯共和国。1月，当地行政长官被置于战场指挥官的管理之下，以确保前者不再遵从政府政策，这也令拿破仑彻底放开了手脚。正像督政府长期以来希望的那样，在曼图亚沦陷之后，拿破仑侵入了教皇国，并从教皇那里取得了领土让步。共和国一直与庇护六世不共戴天，并试图废黜他，但在《托伦蒂诺条约》中，教皇签字同意南波河的城市从教宗属地分离，并向罗马主教们保证，法兰西共和国是世界上“罗马最忠诚的朋友”。自从德穆里埃开始，成功的将领们就想追求自己的目标，实现个人野心，而现在他们中有一个人赢得了整场战争，并感到自己完全有权决定和平的条件。

现在与法国交战的只剩下英国了。而在《莱奥本和约》签署之初，英国是有可能实现和平的。1796年，英国未获得任何胜利，随着战争税的增加和过度征兵，它的处境更加困难。10月，因为来自两方面长达数月的挑衅，西班牙加入了法国，向海上的暴君宣战。而东欧之外的坚定反雅各宾派——即便实际行动不多——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也于11月去世了。现在连皮特和乔治三世都承认，奥地利的失败是早晚的事。一份官方和约被送到了巴黎。督政府本来对此期待已久，但现在的法国正在形成一个比突进意大利更大胆的计划。另一位军事奇才——拉扎尔·奥什曾平息旺代骚乱，摧毁基伯龙的入侵势力，他对拿破仑的迅速成功嫉妒不已，所以很想通过再次取得胜利，来维持自己的声望。因此，奥什非常轻易地相信了沃尔夫·托恩的话，因为托恩一再保证，如果法国以恰当规模的部队介入，爱尔兰将会发生起义，反抗英国的统治。而督政府——尤其是卡诺——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意：就像英国在法国西部叛乱中所做的那样，法国也要在英伦诸岛煽动叛乱。于是，1796年12月法国断然拒绝了和平提议，一支由46艘军舰和1.5万人组成的远征军驶往爱尔兰。但是当奥什的部队快要抵达目的地时，他们的舰队却被远远地吹离了航线，进入了大西洋，他们连岸都没能靠近，就又颠簸着回到了法国。尽管地下组织爱尔兰人联合怀着极大的热情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他们所期望的法国人一登陆就会发生大规模起义的可能性甚微。法国部队不仅来得太快了，而且在错误的位置登陆。作为盎格鲁-爱尔兰当权者的领主们吓坏了，伦敦的英国政府也是一样。1797年2月英国银行发生了严重挤兑，这反映了英国多年借债给失败的同盟国(例如奥地利)所造成的市场焦虑，但这场挤兑的导火线是一项旨在加强爱尔兰防御的都柏林紧急贷款。有着强大的西班牙海军和荷兰海军作后盾，法国似乎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尽管银行迟迟未用黄金还款，但听闻西班牙舰队在圣文森特受损之后，公众的恐慌情绪渐渐平息下来。几周之后，英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灾难：皇家海军哗变。从3月到6月，水手们要求更高的薪水、更好的环境以及更充足的补给，斯彼得和诺尔的舰队陷入了瘫痪，诺尔的哗变士兵甚至封锁了泰晤士河口。不过他们保证，如果法国从海上来犯，他们愿意抛开自己的不满与之作战，而且在舰队中确实没有发生明显的颠覆性行为。在政府就海军的主要要求作出让步之后，哗变立即平息了，至少有24名带头的士兵被处以绞刑。很多士兵被怀疑受到法国间谍的唆使，或者更糟——受到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影响。海军保家卫国的决心和能力直到10月才完全恢复——当时荷兰舰队在坎伯当被击沉，英军主力正是哗变中的舰队和船员。

其实早在这之前，当年春季的挫折和侥幸就已经使皮特向法国再次提出和解。大不列颠也许能称霸海洋，但法兰西共和国——不论它多么渎神和多么“雅各宾”——才是毋庸置疑的欧陆之王。战争已陷入僵局。在英格兰，颠覆政府的行为尚能控制，而爱尔兰的情况大不一样，法国点燃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开始招兵买马；而且各地明显出现了厌战情绪。于是，1797年6月，两国的全权大使在里尔展开和谈。法国对皮特提议的礼貌回应使后者又惊又喜。但要知道，法国的春季选举选出了很多保王党，他们希望能够和波旁王朝的海外支持者达成公平协议，以便能更平稳地复辟，他们鼓吹在和奥地利的最终谈判中也达成妥协条约。卡诺从不赞成过度掠夺，准备同意王党的意见，拿破仑则不然，他主动参与了清除统治议会(还有督政府)中的保王党和温和派的密谋。9月4日，在将卡诺和一批新任代表驱逐出公共生活的果月政变中，由拿破仑的全权代表奥热罗指挥的部队提供了军事支持。法国对奥、英两国的谈判立场立刻强硬起来。奥地利方面意识到，现在为取得更好的条件而拖延时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在《康波福米奥和约》中，这场始于1792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和约条款与《莱奥本初步和约》基本相同，就像当时拿破仑所主导制定的那样。威尼斯不复存在，被奥地利和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瓜分。法国得到爱奥尼亚的岛屿，这位将军已经开始梦想盘踞整个东地中海的帝国蓝图了。奥地利现在明确承认莱茵河作为法国的疆界，但指出这其中不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因为法国人已经占领了莱茵河太多地区。为了确保这些约定，奥地利必须得到大面积的领土赔偿，而这其中的复杂问题要等到之后的拉斯塔特会议才最后敲定。意大利的“姊妹共和国”得到了承认(以前属于热那亚的利古里亚现在并入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比利时的归属也再次得到了认可。

最初把英国带入战争的是比利时问题，但现在欧洲大陆的情况是木已成舟，所以英国也准备承认比利时是法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皮特已经准备好承认法国在欧洲征服的所有地区，而且为了确保和平，他甚至愿意出让英国曾从法国手中夺走的海外利益。但法国则要求归还其盟友西班牙和荷兰在海外输给英国的领土，包括去往印度的要冲——好望角，不过没有给出任何补偿条件。督政府官员们现在是欧陆霸主，他们想要的是完胜。而皮特虽然迫切希望和平，但还没迫切到如此程度。双方谈崩了，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未撤离的英军使坎伯当显得很扎眼。实际上，还没等《康波福米奥和约》上的墨迹晾干，图古特就已经开始考虑建立以奥英同盟为基础的第二次反法联盟了。但在当时，欧洲大陆获得了五年来的第一次和平，只剩下大不列颠孤军作战。

法国主政者在1792年发起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强迫他们的同胞表明态度：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获得了自己都不曾料到的彻底成功。但是战争也逼迫欧洲其他国家作出选择：战或不战，尤其是在法国取得胜利之后。共和国曾提出过开放性的承诺——博爱团结，并帮助赞成法国的人。仅在四个月之后共和国就收回了这项提议，但国外对此毫不知情，或者说即便知道了，也不相信。法国似乎想要把整个欧洲都纳入革命，纳入共和事业中，如有必要还会采取武力。不论政府是何态度，除了流亡者，所有身在海外的法国人都鼓励当地政府效仿法国。例如，在整个1792年，西班牙的法国人对教会和国王表现出了极端轻蔑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把马德里政府推进了第二年早期爆发的战争中。而直到1793年早期一支法国舰队靠岸检修的时候，那不勒斯的雅各宾分子才浮出水面。他们通过建立俱乐部来标榜自己对法国的支持，就像福斯特身边的少数美因茨人一样——后者在几周后热烈欢迎入侵莱茵河附近的法国军队，同样的还有在华沙和维鲁的波兰人，他们在1794年藐视了俄国，在接下来的冬天热切组织起来欢迎解放者的荷兰“读书会”。事实上，在柏克逝世的那一年，也就是1797年，当他仍在竭力防范“弑君者的和平”的危险时，俱乐部已经成为人们指控革命的新的关键词，而正如柏克在1790年所写的书中所言，这场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前耶稣会士奥古斯丁·德·巴吕埃尔的《雅各宾主义史备忘录》中，俱乐部的问题得到了具体表达。早在1789年之前，巴吕埃尔就是反教会的启蒙运动的敌手。他争论道，整场革命都是一个反基督、反王室、反社会的共济**谋，它决心要让文明重回世界。巴伐利亚光明会不过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序曲。共济会沙龙不是一直在宣扬“自由”和“平等”吗？现在风靡全欧洲的俱乐部显然是共济会分会，他们终于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了。通过这种方式，柏克关于哲学阴谋的提示不仅仅可以用来解释革命起源，还能扩展到整个革命，截至巴吕埃尔著作出版时所发生的更加激进的进程都能解释。于是，迄今为止很多人对1789年以来的混乱事态还是一头雾水，现在他们深深地感到了安慰，因为这一切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巴吕埃尔的观点流行起来，这给共济会带来了灾难。自从革命开始，他们就在各地备受怀疑，而在法国的革命领袖中，以及海外为法国革命欢呼的俱乐部成员中，确实有共济会会员，现在看来，这一切不仅仅是巧合。巴吕埃尔的主张在共济会的发源地英国从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在其他地方导致了对共济会活动的坚决镇压，那些受人尊敬且富有教养的社会成员在旧制度的平静时期成批加入共济会，现在却惊恐地抛弃了它。

如果说共济会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已经足够糟糕了；如果它还要对革命进程负责，那就更糟糕了。因为革命者不仅对邻国发动了战争和毁灭，他们之间还存在险恶野蛮的斗争和控诉，让巴黎的暴徒控制了国家的其他人，并利用冰冷的断头台处决任何挡道的人。这一切的前景尤其让国王们和王后们感到不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姐、那不勒斯的玛利亚·卡罗琳娜怒骂道：“我真希望这个臭名昭著的国家被分裂、被消灭，颜面扫地，彻底湮灭至少五十年。我希望神罚能显而易见地降临法兰西。”[9]有些人认为神罚已经到来了。但震惊欧洲其他国家的1793年和1794年景象并不是共济**谋的结果，也不是任何其他阴谋的后果。很大程度上，这是1792年鲁莽发动战争的后果，而在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料1797年的胜利。

[1]　T. C. W. Blan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London, 1986, p. 137.

[2]　Stephens, Orators, ii. p. 189.

[3]　Blanning, Origins, p. 137.

[4]　J. H. Rose, William Pitt and the Great War, London, 1914, p. 144.

[5]　B. Lesnodorski, Les Jacobins polonais, Paris, 1965, p. 88.

[6]　I.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1981, p. 446.

[7]　S.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London,1977, p. 201.

[8]　R. Her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on in Spain, Princeton, 1958, p. 325.

[9]　H. Acton, The Bourbons of Naples (1734-1825), London, 1956, p. 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