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情结

王志纲是贵州人，也许是出于对贫困故乡的一种强烈责任感，伴随事业的愈益成功，其贵州情绪更愈益厚重。

1997年底，王志纲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的时候，常遇激动万分的贵州人士冲上讲台，在感谢他为贵州大增了光的同时，不约而同都会提出一个期冀：为何不为不发达的家乡策划一番呢?

王志纲何尝不心系故乡。同有些一旦成功却怯于谈自己贫寒出生地的人相反，当有人问到王志纲何方人士时，他在堂堂皇皇报出自己出生地的同时，往往还会补上两句颇具王志纲风格的介绍：“我来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来自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每当他讲这两个“第三世界”时，语气中总有几分无奈和痛楚，什么时候能为故乡的兴旺尽智竭力呢?

1997年5月28日，是贵州省的一个盛大节日，标志着贵州对外开放新面貌的贵阳国际新机场建成通航，贵州招商引资经贸洽谈会，及“1997贵州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同时举行。国内国外佳宾云集贵阳。作为特邀代表，王志纲亦被请回了家乡参加庆典，并应邀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言，其主题只有一个——贵州如何发展。

凡是与王志纲交谈过的人都知道，听他谈吐，是一种享受，不玩嚎头，刺刀见红，一个手势，一个顿挫，都折射出思想者的敏捷和过人的智慧。

这一次，王志纲的发言更属真知灼见：

刚才不少专家学者对贵州的现状和未来发表了不少高见，听后深感不乏令人震撼和发人深思的观点。但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结论是：按这些分析和推论，伴随东西部差距的日益拉大，日趋负增长的贵州将会越来越落后，直至追到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但放眼现实，看看贵州的现状和大有改善的人民生活，我们都会承认，这种可能性是绝对不存在的。可按常规思维研究方式，得出的又是这绝对不可能的结论。这就是个悖论。

王志纲进一步发挥说：造成这个悖论的理由只有一个，即我们的传统研究和推演方式存在着致命缺陷。为此，要解答贵州经济如何才能有效发展的问题，首先得解决我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缺陷问题。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思路决定出路”。摊列出传统分析研究方式的不足之后，王志纲话锋一转，抛出了他有关区域研究的新思路。

市场经济已经彻底打破了传统的画地为牢、自给自足的区域发展模式。滚动和可以无限扩张的市场为每一个区域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在这种新条件下，贵州以及广大不发达地区要想走出一条新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思维的转换，具体说就是必须实现思维的三大转换——将量入为出的思维转换力量出为人的思维；将封闭的静态的思维，转换为发散的、动态的思维；将线性的思维转换为复合型的思维。

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固然有道理，但是市场经济中，学会找米下锅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刻舟求剑“的操作方式，就是僵化封闭思想的直接表现。

接下来，王志纲谈了贵州要想进入良性发展，必须避免陷入的两个误区：

第一，贵州绝不能走沿海的发展道路，用过度的工业化和资源的高消耗来做经济运转的催化剂。如果把贵州放在全中国这个大经济板抉上来看，贵州是为数不多的几块绿茵之一，不要以为贵州是“绿水奇山柱自多”，如果一味他用扩大工业化的办法来追赶沿海，不仅永远赶不上已远远领先的沿海，而且到头来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等到贵州真正拥有了发展的机会时，才发现青山绿水已经不在了，那将真是自断血脉。

第二，按思维方式三个转换的原理，我们不是把贵州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系统，关起门来搞资源配置，而是放在整个中国的甚至世界的分工协作结构中来定位。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贵州的贫穷和落后是事实，但伴随整个中国特别是沿海的过度工业化，从辩证的角度出发，没有过度开发也是一件好事。不论如何，即便它是由于开发能力不足所造成的消极保护的结果，也终究令贵州得以留存下丰厚的、自然的、原始的资源，而这一资源，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以其稀缺性将会裂变出巨大的能量。

贵州的贫困问题，一直是全中国所关注的一个热点。1985年五小强、白南风的《富饶的贫困》,1994年胡鞍钢的《贵州现象》,1996年康晓光的《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都把研究的触角伸向贵州贫瘠的深沟大山。中央对贵州的扶贫也一直未能很好解决从“输血“到“造血“的转换。贵州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贵州的各级政府、企业应该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王志纲的论点绝不是主观臆想，而是有厚实的现实支撑和依据的。

贫瘠的土地上也有“黑马”奔出。“贵州神奇”就是一个例子。这家以“脚癣一次净”为拳头产品起家的小药厂，“一盆洗脚水，洗遍全中国”，今天已成了全国知名的制药企业。王志纲曾在和贵州省委办公厅研究人员、对微观经济研究颇有造诣的杨骏先生交流时，这样评述“神奇”的成功：

贵州能够冒出“贵州神奇“这样的企业，凭它目前的整个运作方式和水平，在沿海发达地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惰。但是它在贵州这么贫瘠的地方却冒出来了，而且发展这么好，这么大，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应验了我们常说的这么一个观点：贫土出独木，肥土分成林，独木独享雨露，树林分享阳光。这叫做物质不灭定律！

王志纲这里说的“形成气候、一木撑天”，其实不过是“鹤立鸡群”，他何尝不希望贵州也成为一块“成活很容易”的土壤啊!

王志纲情系贵州，他对身边的助手们说：“贵州的项目，要么不做，要么就‘拨出萝卜带出泥’，对贵州全局发挥作用，促进‘贵州文化板块’的形成和整体实力的集中。

“文化板块的竞争”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1996年底王志纲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时段拍卖会。那次中央电视台拍卖电视广告时段，在全国各大媒体掀起了持续时间颇长的一阵热潮，秦池酒厂3亿2千万的“天价”夺标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广东的一家报纸则注意到了背后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广东的企业是带着策划家、广告公司参阵，而秦池酒厂则是“带着”县委书记、县长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出席。笔者给这后一个“带着”打上引号，是因为在这样一个阵营中，很难说清究竟是谁“带着”谁。

当时在现场为广东“今日集团”坐阵的王志纲，在“今日”斥资1亿9千多万仅夺得“非酒类标王”之后慨叹不已。回到广州后，他在工作室研讨例会上说：中国的经济竞争已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进入到区域与区域之间文化板块的竞争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广东有落后的危险。 王志纲的话令助手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建立“思想库”历来是王志纲的最高理想，“调动一千个脑袋想问题“亦是他说起来最豪情万丈的一句话。“脑袋“之一的一位助手后来在日记上写道：

老师对广东这句不无忧思的话几个月来一直索绕在我的耳际。由于王志纲工作室也时常有为地方政府所做的区域性策划的项目，又更促使我去思考这“文化板块的竞争”的问题。

最后的结论是：区域经济的产业化发展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战略大趋势。

所谓区域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就是充分整合本区域的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发展本区域的龙头产业，形成本区域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产业板块，营造本区域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产业概念。再以这些龙头产业对内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外展开合作和流通。

促进区域经济产业化发展的，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紧密合作，“秦池酒”就是近几年来迅速崛起的“山东酒”板块的又一产物。事实上，赋予本区域一个或多个产业概念，形成一个或多个产业龙头，是发展区域经济屡试不爽的法宝。近的如山东的酒，远的如景德镇的瓷器，不远不近的如云南的烟草，佛山的陶瓷，顺德的电器。再举一个小镇的例子，这个小镇就是历史名镇虎门。改革开放之后，虎门所在的东莞市成为珠三角来料加工的重要基地，尤其形成了数千家服装厂。以这些服装厂为依托，虎门镇适时建立了服装市场，成为我国服装交易的重要基地，在服装市场成型之后，虎门最近又推出布匹市场招商。我们可以想见，当布匹市场成型之后，他们还有条件去发展缝纫机市场、服装设计中心甚至服装学校，将服装这一产业概念进行延展、完善、强化。一旦虎门在服装这一产业占据了一个高地之后，她的实力就不再是一个行政上的镇级单位的概念，而是一个全国性的产业中心的概念；和她进行对话的就不再是镇一级的伙伴，而是世界级的伙伴，因为国外的服装业在想进入中国时会自然的想到“取道虎门”。

很多地区均在不遗余力地支持、推出自己的龙头产业。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地省份更为突出。因为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地方能从中央得到的“哺育“式的支持越来越少。地方越来越需要自己求发展，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时候，地方政府发展本区域经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态度越来越积极，胆略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灵活，合作面越来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