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有三次想扇别人巴掌，我一生中有一次想拿枪砸别人脸。我确实拿枪砸过别人脸，但我从没扇过巴掌。我想扇巴掌的三个人里面，一个是大姐，那天她匆匆跑来告诉我政府警察已经开枪打死了送奶工。她看上去幸灾乐祸，还很亢奋，因为她以为死掉的男人是我的情人，是对我很重要的男人。她肆无忌惮地扫视着我的脸，想看看我如何接受这个事实，就算我再犟头倔脑——这种性格反倒把我推向了送奶工，引发了我和送奶工之间的谣言，把我推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渊与危险之地——也还是能看出她此刻是多么恬不知耻。我想，她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个教训。不是因为政治背景，不是因为他所象征的。不是因为他的杀戮所象征的。那些都无关紧要。一切只因为她不想让我拥有她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再允许她自己拥有的东西。跟她一样，我也必须怨恨，必须凑合，不能和她以为我所渴望的那个男人在一起，不能和那个我所爱的但又失去了的男人在一起，如同她不能和她所爱的但又失去了的男人在一起，而要和某个我不想要的替代品在一起，送奶工死后，那个人也许正在赶来。她依然看上去很激动，不再是过去那些年里她四下走动时的悲哀神情。虽然她并不想以我为代价获得这种激动。别开心了!这不是让你开心的事情!——啪一巴掌!——这就是当时我心里想的，但我在现实中的反应，甚至在她等着我反击她的时候，也只是让自己的脸看起来接近漠不关心、几乎无法触及——这已经成为我的常态。然后带着一点点佯装的情绪，刚够我在片刻间、很短的片刻间用来指出她某种有点逗人发笑的爱打探的心思，我说：“你看起来好像在经历**。”
她的幸灾乐祸——这种令人作呕的幸灾乐祸，原本并没有过分到理应被扇巴掌的地步，只是这个幸灾乐祸的人平时就是个死人，但在整个悲惨遭遇中，却有那么一瞬间感到自己还活着——好了，那种幸灾乐祸现在消失了，我知道它会消失，因为我已经在我想惹恼她的方面、我打算惹恼她的方面惹恼了她，正中她的靶心。要是她或者其他任何人对我说那种话，我也会被惹恼。她扇了我一巴掌，一种退缩反应，因为我已经进入了我无权进入的地方，尽管那一刻我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回她一巴掌，但我没有，也不能。一开始我很满意自己让她震惊，让她为她的胜利而感到羞耻，但我接着就开始后悔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够了。我想让她马上走，带着她自己和她凑合着的丈夫，以及他成为万恶之源的肮脏的口头诽谤，现在就走。没有客客气气，那时候，从来没有。
她走了，再度充满悲伤，再度站在十字架之下[1]，至于幸灾乐祸，我再也没感觉到。他死了我并不开心，不会高兴——也可能我是高兴的，我干吗不高兴？我确实感觉到一股安慰感以我生命中从未体会过的强度流遍全身。我的身体在宣告：“哈利路亚!他死了。感谢该死的哈利路亚!”尽管那并不是我心里反复出现的真实想法。我心里反复在想的是，也许我现在能冷静下来了，也许我现在会有所改善了，也许所有那些“别是送奶工，哦，求你了，别是送奶工”的想法都将结束，不用再盯着我的身后，不用再担心一转过街角他就会突然出现在我身边、跟我并排前行，不会再被跟踪、被监视、被拍照、被误解、被围绕、被先发制人。不会再被命令。不会再有像前一天晚上那样的屈服，当时我在沉重的打击之下，对自己破罐子破摔，才坐上了他的货车。最重要的是，不用再担忧前准男友被汽车炸弹杀害。所以，当我站在厨房里细细体会这部分影响时，我才明白那个男人已经将我封闭到了何种程度、已经将我挫败到了何种程度，让我进入一个仔细构建起来的虚无之中。同他一起的还有社区，以及与精神关系密切的氛围、那些具有侵犯性的日常琐事。至于他的死，他们在上午时分伏击他，当时他那辆白色货车正停在水库公园门外，这意味着在一开始连续六次杀错人后，他们最后终于逮到了想要的男人。在送奶工之前，他们开枪打了一个垃圾清运工、两个公共汽车司机、一个扫大街的，还有一个真送奶工，他是我们的送奶工，以及另一个跟蓝领工或服务产业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们都被误当成了送奶工。然后他们开枪打死了送奶工。他们故意淡化那几次错误的枪击，有意强调那次按计划完成的枪击，就好像他们枪击的从来都是送奶工，也只有送奶工。
然而，一些媒体部门、批评政府的部门，可没打算放过他们。《送奶工被误当成送奶工惨遭枪击》以及《屠夫、面包师、蜡烛工——要小心了》之类的新闻标题已经开始出现。接下来是新闻短片和持续加印的报刊，提醒政府又犯下的愚蠢错误，它的颠倒是非，它的秘密部队，它的飞车射杀，它私自给予特别引人注目的出格者前后不连贯的法律地位。最终，政府作出了回应，它承认说是的，它在追踪特定目标的过程中，确实精确地瞄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人，错误已经犯下，是需要道歉，但我们也应该把过去抛在脑后，徘徊不前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尽管弄错了目标，还有无法预料的人为因素，但它可以向所有思想正确的人们保证，他们可以松口气了，因为一个反政府派恐怖分子的领袖人物已经被永久铲除。“我们不想搪塞敷衍、搞修辞上的噱头、诡辩，或是野蛮地幸灾乐祸，”他们的发言人说，“但我们认为这次任务确实完成得很好。”因此不用显示出扬扬得意、居高临下、必胜主义，因为必胜主义并非公开表现的可用工具。不仅仅是公开表现。一听到那条新闻，就算在私底下我内心的潜台词里——在那里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目睹真正的我，也不必害怕被当地人评判为冷心肠的叛徒——我也努力不让自己高兴起来。但我总在想从下一个晚上他为我准备的随便什么节目里逃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感到高兴——我也为那一刻媒体冷嘲热讽、暴露事实的聚光灯没有直射到我身上而感到高兴。
他的死登上了头条，但登上头条的不只有这个。在他们枪击了他以及替他挡枪的六个不幸者之后，有消息披露了他的年龄、住所、是“谁的丈夫”和“谁的父亲”，同时披露的还有送奶工真的姓“送奶工”。一片哗然。“不可能有这种姓，”人们大叫，“送奶工，牵强，奇怪，甚至愚蠢。”但你仔细想一想，又有什么奇怪的？屠夫是个姓。教堂司事是个姓。因此织布工、猎人、编绳子的人、切割者、运动员、泥瓦匠、盖屋顶的人、雕刻师、车轮匠、园丁、设陷阱捕猎的人、出纳员、懒人、教皇和修女都可以是姓。几年后，我遇到一个邮递员先生，他姓图书管理员，所以它们到处都是，那些姓。至于“送奶工”，以及对“送奶工”的接受与否，奈杰尔和杰森，我们的名字管理员，会作何感想？不只是我们的奈杰尔和杰森。在其他反政府派地区跟他俩一样管理着禁用人名的男职员和女职员又会作何感想？甚至是马路对面由政府捍卫者管辖的区域里对禁用人名加以抵制的罗宾们和玛丽们也会有所想法吧？与此同时，耸人听闻者围绕着送奶工姓氏起源的问题，继续辩论不休。是我们的吗？是他们的吗？来自马路对面的吗？海对岸？边界那边？应该允许？禁止？丢弃？嘲笑？贬低？什么是共识？“一个不寻常的姓。”大家都在反复思考后，小心翼翼地说道。这打破了可信度的边界，新闻上说，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打破了可信度的边界。我开始明白，打破可信度，似乎就是生活的本质。尽管如此，关于送奶工姓氏的报道还是让人们惊慌；它欺骗了他们，吓唬了他们，让他们只剩下尴尬。曾经被认为是个假名，某种代号，“送奶工”具有一种神秘莫测、激发好奇心、展现戏剧效果的可能性。然而，一旦失去了符号意义，一旦变成了稀松平常，变得平庸乏味，变成了老汤姆、迪克和哈里，它作为准军事组织活动分子高级管理人员的别名所获得的一切敬仰就会立即被削弱，立即脱落。人们查阅电话簿、百科全书、姓名参考书，想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有没有任何人姓送奶工。许多人一无所获，无法理解，什么也没得到，只不过助长了新闻媒体和各地区对于这个姓“送奶工”的人到底是谁的猜测。他是不是当地人过去一直以为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的准军事组织成员？还是说那个可怜的送奶工先生根本什么都不是，只是另一个无辜的政府牺牲品？
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叫什么，他已经死了，所以我做了对于死亡我通常会做的事情，即忘掉它。各种混乱再次攫住了我——这里的“混乱”，指的是它在古时候的意思，是指屠宰场，血屋，肉市，日常生意。我决定不去上法语夜校了。我涂脂抹粉，准备去俱乐部。我要去我们这个小地方上的十一家喝酒俱乐部里最明亮、最热闹、最受欢迎的一家，至于为什么要去：当你既狂躁又压抑又需要酒精的时候，喝酒俱乐部正是你会去的地方，去那里正是你会做的事情。
我刚到没多久，就离开一起喝酒的朋友，上厕所去了。我没跟这些朋友提到那起枪杀，他们也什么都没跟我说。这很正常。有些朋友是用来一起喝酒的，有些朋友是用来吐露心事的。我有一个朋友可以用来吐露心事，纯粹的一轮轮喝酒也不是从小学结交到现在最久的朋友感兴趣的事情。我刚推开厕所门，那个实际上是男孩的男人，某某·某某之子，就跟在后面也挤了进来。前阵子，在我们毫无关系的关系里，他已经放弃了他业余水平的跟踪，和这里其他相信我是情妇的阿谀奉承者一样，走过来朝我鞠躬，同时一脚往后擦地，假装出喜欢我的样子。但是妈依然对他有所误解。“多么可爱的小男孩，”她说，“结实，可靠，有正确的信仰——还有那些可爱的情书，是他放在我们家的信箱寄给你的，你不跟他约会吗？你没考虑过跟他结婚吗？”我的母亲渴望我们在二十岁高龄之前随便找个什么人结婚。她什么也不懂，依然和她那个年代的人生活在她的那个年代里，没有意识到现在已经到了我的时代，周围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了。这个可爱的小男孩，某某·某某之子，挤进厕所，把我顶在水槽边。他拿着一把手枪，抵着我的胸口，于是我明白了——因为我之前就已经怀疑——送奶工的死亡，对我而言，并不意味着送奶工的完结。因为他们编造的故事；因为他们认为送奶工已经占有了我；因为我的傲慢；因为我的保护人现在已经死了；因为现在到处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我背着他勾搭一个汽车修理工，还想逃避由此带来的惩罚；因为每当有关乎集体而非个人的重要人物死亡，总会允许额外多一点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因为所有这些因为，也许现在正是时候在更极端的程度上把这里的流言蜚语彻底散播出去，让一直密谋杀害送奶工的人变成我，而非政府暗杀行动队。人们甚至会在荒谬和矛盾的外延边界上编造一切。他们会相信这一切，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搭建。确实，遇到天时地利，我也许会是个很可怕的人，到处走来走去，吓唬邻居说“伊万·伊万诺维奇跟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如何吵架”，但不只有我是这样。这里还有非常多的其他人，也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得非常骇人。
现在，某某之子又重拾他之前的跟踪癖好，似乎是在利用送奶工死掉的局面，急急忙忙地跑回来，做回他自己。令我惊讶的是，他现在又往他的跟踪搭讪里混入了一点点反跟踪搭讪——也许是为了挽回一些尊严和控制权，之前他曾两次被我无视，每次在我作为送奶工的私人财产路过他身边时，他都会以“女王陛下，小人在此；女王陛下，敬请笑纳”的方式不由自主地朝我跪拜。现在，把我看成一个**不羁的人、打定主意是我在跟踪他，也许会让他感觉舒服一点。“别烦我们!”他大叫，“一直以来我们只想要你别烦我们。别再跟着我们。别再陷害我们。你打算对我们做什么？放开我们。你为什么就不明白？我们不想要你，不会接受你的勾引，谢谢但我们不需要!你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我们甚至想不起你，还有，你不能逃避惩罚，不能就这样继续下去，好像没事一样，好像不是你造成的一样，好像你没有挑事一样。你是只猫——没错，你听我们说话，一只猫——一只双面猫!我们认为你连只猫都配不上。别再逼我们了，因为这是构成重罪的骚扰。”他说得对。这是构成重罪的骚扰。送奶工还没出现之前，他寄过一封信——就是妈不明就里地提起过他放在我家信箱里的那些情书中的一封。在那封信里，他威胁要在我家的前花园里自杀，只是我家没有前花园，于是在第二封信里被修改成了“在你家大门口”。此刻我们在厕所里相遇，他当时写下的自杀威胁看样子已经变成了我写下的自杀威胁。据说在我亲手递给他的一封长长的信里，我警告他我要在他家门口了结自己的生命，让他为自己不要我而感到愧疚。这让我怀疑他是否在暗示他计划即刻在这厕所的水槽边杀掉我。很明显，他依然不能自拔。同样很明显的是，他为此疯狂。如果在某某之子做过的所有可能遭到控诉的事情里有那么一件事情永远不会遭到控诉，那就是他头脑简单。整个过程里，我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这里不是那种地方，你这只冒牌猫。”他开口说道，但接着他就没话讲了，我想是因为他怒火中烧，无法说出他一开始想要传达给我的话。但也不必讲，因为很容易看出他的潜台词。他的意思是这个喝酒俱乐部、这个地区，不是那种你没有介绍信、没有批准章就可以随便进来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倾向于和谐融洽的地方——**人们变成动物、变得粗犷原始，每次发生血腥冲突，这种**总是压倒一切，让人性中更混账的一面占据上风。他说这里什么都会发生，我应该知道这里什么都会发生，因为我就来自这里。他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在狂跳。我心想，这个男孩是愚蠢，但他是危险的愚蠢，他想操我，他想揍我，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他甚至想要朝我开枪。但那时他已经下定决心。我知道他想要复仇，很久以来，他一直怀有复仇的念头——甚至在送奶工出现之前。他已经作了决定，因为我应该做个好姑娘，更进一步说，是做他的好姑娘，但出了点差错，令他大惑不解，深受其辱，送奶工盯着这里，才被迫撤退，抑制怨恨。他当时无法呼唤正义。但现在他能呼唤正义了。实际上是他能执行正义了。送奶工不再是障碍，其他人也习以为常，还有什么，还有谁，会来阻止他？
“你觉得这里有任何人会他妈的在乎吗？如果我教训一下你——”
不确定、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因为他永远无法说出来了。我从他手里一把夺过枪，抓住枪管，枪口，一端，随便那部分叫什么。我动手之前，他没料到会这样，我自己也没料到。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很久以前的说法——一次莽撞，一次放纵，一次我对我自己的摒弃。反正我要死了，反正我不会活太久，现在看来任何一天我都可能死掉，任何时候，被暴力杀害——而我现在明白了，这给定了一个确切的边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一个释放恐惧的选项。那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不是现在才进入那个恐怖之地，可他却以为是他拿着枪刚刚把我推进去的。于是我夺过枪，用它砸他的脸，我是指砸他的巴拉克拉瓦头套，用枪的把手，后部，随便那部分叫什么。只可惜这种金属砸在骨头上、让别人的脑袋开花的碎裂声算不上动听，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竟然如此嗜血。这一击笨拙无力，我还没来得及重整旗鼓再给一击，他就揍了我一拳，从我手上夺走了枪。接着，他用枪砸我的脸。我没有戴巴拉克拉瓦头套。然后他把我拖到墙上，和刚才一样拿枪抵住我的胸口。
他能做的到此为止，因为发生了另一件他没有仔细考虑过、没有据此调整他的计划的事情，那就是女人的出现，专指出现在厕所里的女人，这些女人，在这间厕所里。这些女人突然开始动手打他，这就是她们大部分人当时正在做的事情。那把枪在推搡中掉落，接着又落下了第二把枪。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些枪，我看了它们一眼，也不在意。它们既像是累赘又派不上用场，也可能只是派不上用场。眼下需要的是赤手空拳、细高跟鞋、穿着靴子的脚，身体压着身体，骨头顶着骨头，听见开裂，造成开裂，释放所有那些被压抑的愤怒。因此枪被忽略了，没人想要，在某某之子被踢的过程中，它也被踢东踢西。与此同时，我依然站在他刚才顶住我的水槽边，看着眼前事态最新的发展。我只能这样。一堆女人，把他团团围在中央，当时堵住了唯一的门。
她们揍了他一顿。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她们揍了他一顿，但不是为持枪的冒犯，不是为戴了巴拉克拉瓦头套，反正大家都认得出他是谁；也不是为他威胁我，一个女人，她们的灵魂姐妹之一。不是。是为一个男人不打声招呼就走进女厕所。他不尊重女性，蔑视女性的脆弱、纤细和敏感，没有表现得彬彬有礼，没有显露出绅士风度，没有英勇无畏，没有高尚的节操。是为他几乎不讲礼貌。如果他选在一个不恰当的时点走进来，碰巧撞见她们正在涂口红，整理发型，分享秘密，交换卫生带，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是这种后果。此时此刻，遭遇的正是这种后果。接着这眼前的后果，等到她们把这件事告诉她们的男人——这正是她们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要做的，还会有进一步的后果。政府特遣队杀掉送奶工并不是为了帮我，同样，这次营救也没有这般事先计划。但帮就是帮了，无所谓来自哪一方。这意味着又一次，一天之内两次，我收到了别人递来的一笔赏钱、一种特权、某种残留的但非常珍贵的副作用；而且很幸运地在恰当的时间里及时递给了我。
所以他被她们折腾得死去活来。接着又被她们的男朋友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我听说——我没有问，因为我从来不问，因为我只管我自己，可那些事情还是会主动来找我——他被送上了袋鼠法庭。开庭。他们真这么做了。一开始不知道该以什么罪名指控他。后来有个人突然提议指控他犯了四分之一强奸罪。
那就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之间严密地设计了一套精细的、百科全书式的、相当令人钦佩但又像强迫症般的分级制度，我们的反政府派把所有可能出现的犯罪和有失检点，以及我们这些当地的出格者、不法之徒、无耻浑蛋可能会有的反社会行为都进行了分类、再分类，直到最后手上剩下一份只能被描述为“物主兼用户指南”的东西。他们通过这种矫揉造作、过分精细的分类，把自己搞得像是当地的学校教员或吹毛求疵者——论及女性议题时除外。女性议题是难解之谜，要求苛刻，极其令人恼火，尤其是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神性就能看出，提出议题的女人，已经彻底精神错乱——我们的样本组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她们依然每周在那个后院棚屋里碰面。然而，那段日子里，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八十年代的来临，女人变成了需要哄骗、需要讨好的对象。由于女性化、女性联合，以及女性这个和女性那个，还有眼下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貌似如果你没有走出门、对她们那些轻率鲁莽的疯狂想法至少礼貌地表示一下，你就很容易引发一场国际性的意外事件。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反政府派要自我折磨，鞠躬尽瘁，用尽该死的全力讨好女性出格者，与她们展开对谈。最后，他们认为自己完成了任务，通过创造性地将强奸分为不同档次——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地区，现在有完整强奸、四分之三强奸、半强奸和四分之一强奸之分——我们的反政府派说这比只分成两种——“强奸”和“没强奸”——来得好，他们还说，这也是大部分封地和占领军设立的滑稽的法庭上所采用的分类。“我们已经相当超前了。”他们坚持说，他们是指从现代性、冲突解决方案、性别关系进步的角度来看。“瞧瞧我们，”他们说，“我们严肃对待问题。”强奸，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字面意思。我没有编造。是他们在编造。好极了，他们说。这对她们来说就够了，她们是指所有女人，也就是说，不仅对提出议题的女人，对没有提出议题的女人也要给予正义，因为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提出议题。于是，四分之一强奸就变成我们这里默认的性指控。
某某·某某之子被指控这项罪名，原因是他在女厕所里窥探，尽管没有一个从厕所里出来的女人提到强奸或者要求承认那是强奸。这很严重，反政府派宣布说，他们想知道某某之子有什么想为自己辩护的。但这是在玩游戏——更多玩具战场上的玩具士兵，更多阁楼里的玩具火车，青春期的硬汉，二十多岁的硬汉，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硬汉，跟玩具一样的智力水平，尽管这些男人正在玩的根本不是玩具。他们沉浸在这种玩具般的世界观里，所有人都沉浸在日常的谣言里，因此我不在乎他们指控了他什么。我不在乎他们对他做了什么、对彼此做了什么。我什么也不探求，什么也不想要，什么都没问，甚至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最后我没有被法庭传唤作证，我觉得很好，因为反正我也不会作证，反正我也不会去，不会——至少不会自愿地——去参与。最后我听说，由于揍了他的那些女人里没有一个愿意操心这件事，坐在审判席上的小集团便默默放弃了四分之一强奸的指控，反正这种指控也具有一种随机的“哦，我们就说这个怎么样？”的特质。他们改为指控他从垃圾场捡非法枪支，用于达到与女孩约会的目的，而这并不是，他们警告说，使用枪支的正当目的。
我后来没有听说、也没兴趣了解袋鼠法庭对某某之子的审判结束后，他身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只知道他也许会因此重新构建他对典型的女人和女人专用房间的理解。至于我，我又开始走路了。但没有走路看书。我还开始跑步了。送奶工死后第二天，我下班后打算去找三姐夫。我先回家去换运动服，打开大门时，看见小妹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正站在楼梯上。她们穿着我的衣服、我的鞋子，戴着我的首饰、我的珠宝，涂了我的化妆品，外面还套着用家里楼下背面房间的窗帘布做的临时衣服。她们加上了花环、雏菊项链、业余制作水平的荷叶边，以及又是过早地从圣诞节储物盒里拿出来的金属装饰带，所有这些，我猜想，都是她们自己即兴拼凑出来的。我刚要发脾气，因为我之前已经警告过她们别乱翻我的东西。但那时，她们三个穿着她们的华丽服饰——我的华丽服饰——正忙着打电话。她们一起坐在楼梯上，把听筒放在三个人中间，异口同声地讲话。“是的，是的，是的。”她们回答。停顿了一下，她们说：“她现在回来了，我们会转告她的。”然后是通常说的“再见”“再见”“别了”“别了”——还有电话亲吻——直到煞费苦心地结束交谈，大家都挂了电话。“是妈咪打来的，”她们说，“她说没给我们做好晚饭之前，你不准出去闲逛。她回不来了，因为她正忙着照顾送奶工。”她们指的是真送奶工，她们没有丝毫旁敲侧击的意思，但很明显，在真送奶工家里，那两个人之间有某种非柏拉图式的东西正在发生。在他自愿出院之前——他又一次通过违背医嘱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里，现在他出院了，她又一直在他家里，给他带蛋糕，喂他喝汤，照料他的伤口，照着镜子确认自己的形象，还给他读书念报，一整天——还有一整晚。
“再见。”最小的妹妹唱着说。我把她举起来，说：“可以了，电话已经挂了。”“我知道，”她说，“我只是再确认一下。”接着她把腿盘在我的腰上，摸着我眼睛周围的瘀青，说：“你是因为跳华尔兹才弄成这样的吗？我们是因为跳华尔兹才弄成这样的。”接着三个人伸出她们的腿，给我看擦伤和瘀青，一模一样的擦伤和瘀青，在她们的身体上还经过了精确的校准，不是相当接近，而是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这些伤痕一直不退，”最大的小妹妹说，“在扮演那对国际夫妻的时候。”啊，我心想，这就是她们在街上欢腾跳跃的原因。有一个困惑始终在我的内心边缘徘徊：为什么所有小女孩都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到处跳舞？不只是在我们的街上，而是在我们这里的每一条街上——甚至越过防御区的交界路，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有一天我在一边看书一边走去镇上的途中朝那里偷看了一眼，发现了她们。原来这就是答案。所有这些小女孩——“我们这边的”“他们那边的”——都穿着长裙和高跟鞋，一边扮演国际夫妻，一边摔倒，这证明了这对夫妻——也就是前准男友的父母——对于这里的意义不仅限于世界交谊舞冠军。他们取得了非凡的地位，跨越了宗派的分界。这种丰功伟绩，对没有宗派纷争的地方而言可能没什么意义，但是对存在宗派纷争的地方而言，它是世界上最珍贵、最能带来希望的事情。起初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按照通常的理解，以为只不过是小孩子们在做着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但是后来发展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多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成双成对，遍布四处，跳华尔兹，拦住每个人的去路，让每个人都不安，摔倒，爬起，拍掉灰尘，继续跳华尔兹——这种现象绝对能慢慢地侵入硬心肠中最硬的心肠。小妹妹们正在解释扮演国际先生和太太所带来的乐趣。“非常开心，”她们承认说，“但差一点就被毁掉了，都怪那些小男孩。”她们指的是这里的小男孩们，为了成就美感，这里的小女孩们努力了好多年，想要说服那些小男孩扮演前准男友在世界各地跳华尔兹的父亲，同时由她们自己扮演舞蹈表演里的明星，也就是他的母亲，但努力始终毫无成果，因为小男孩们不想参演。他们只想继续在来自“海对岸”那个国家的外国士兵列队出现在我们的街上时朝对方扔微型手榴弹。不顾小女孩们的责骂、哄骗和眼泪，小男孩们就是顽固地拒绝参加。这让小女孩们别无选择，只能相互轮换着扮演两个角色，一会儿是前准男友光彩照人、超级美丽的母亲，一会儿是他没那么光彩照人、也没那么有趣——至少在小女孩们看来——穿着乏味服装的名人父亲，这种方式没能一直维持下去，因为后来事实摆在眼前：根本没有一个小女孩想成为他。每个人都想成为她，成为前准男友令人惊艳的冠军母亲，于是她们彻底摒弃了这个父亲，要么让两个身着华服的跳华尔兹的女性配对，要么假装有一个男性舞伴支撑着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小妹妹们解释说，“你就可以每次都打扮成她了。”这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颜色——因为颜色复杂得简直要爆炸——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布料、首饰、妆容、羽毛、装饰羽毛、头冠、珠子、亮片、流苏、蕾丝、蝴蝶结、荷叶边、分层衬裙、口红、眼睫毛，甚至皮草——我瞥见了皮草镶边——还有高跟鞋，属于小女孩们的大姐姐，不合脚，这就是为什么小女孩们会不时地摔倒，不断地受伤。“但问题在于，”小妹妹们反复说道，“中间姐姐，你慢慢地不再为此欣喜若狂，因为你每次都能扮演她!”小妹妹们不断强调这一点，不断强调的同时没有意识到，对我而言，忘却前准男友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在我还没出门的时候，就似乎已经有东西在提醒我想起他了。走出门后，又有东西在进一步提醒我：他父母被贴在广告栏里，被每一条新闻提及，被杂志赞美，被报纸表扬，被广播台采访，被全世界的小女孩模仿，尤其在墙上的绘画里、在每台电视机的每个频道上都有他们曼妙的舞姿和美丽的造型。
这是为什么她们不可能脱下我的衣服，小妹妹们说，她们要在扮演过这对国际夫妻后才肯脱下。我刚给了她们一点吃的东西，她们就要出去扮演了。好吧，我说，但是等我跑步回来，她们最好已经待在家里，把所有我的东西都脱了下来。我目前还不允许她们穿我的高跟鞋。“把鞋给我，”我说，“会被你们弄断的。”我把鞋从她们那里拿回来，但我心里十分清楚，一旦我走出这房子，她们就又会去拿。然后我说：“希望你们没碰我的内衣抽屉。”“不是我们碰的，”小妹妹们抗议说，“是妈咪，妈咪现在经常去那里，就在每天你出门上班后。”
没错。她是去了。我跟她吵翻过，我警告她别弄乱我的东西，尤其是我的内衣，还警告她不准踏进我的房间半步。自从她发生了变化，和真送奶工陷入爱河——或者是不再假装自己并不是始终爱着真送奶工——她不停地照镜子，不满意自己看起来的样子。她开始皱眉头，屏住呼吸，收紧肚子，然后又放开肚子，她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她需要呼吸。接着是唉声叹气，审视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节。我心想，她已经五十岁了，太老了，不该有那种表现了。还有我的衣服。她翻我的衣服，虽然一开始，小妹妹们说，她翻她自己的衣服，把她所拥有的每件衣服，她们说，都翻了出来。她很悲伤，她们说，因为她的衣物，还有她的每一件首饰都很老土，不是流行的，这就是她为什么，她们说，一直等到我去上班。掠夺就是这样开始的。真送奶工出院后有一天，我亲自将她逮了个正着。那天我提早下班回家，发现她正在我的房间里，不停地试穿试戴。我的衣橱门开着，我的抽屉开着，我的鞋盒开着，我的珠宝盒开着，我的化妆箱空了，所有东西不是被她涂在脸上，就是倒在我的**。此外，她还把我一半的东西都搬到了她的房间里，不只有我的东西，还有一些二姐的东西，她正在流亡，离开时被迫匆匆忙忙，没有时间收拾行李，拿上她的衣物。还不只有我和二姐。妈也去过大姐和三姐家——堂而皇之地选在一个她知道她俩都不在家的时间段里。对于大姐，她借口想见她的外孙外孙女，而对于三姐，她则借口来催问为什么还没有给她添外孙外孙女。但实际上，她的真正的目的都是来掠夺她们的东西。丈夫们让她进去，也没多想。当她无视他们的存在，径自上楼，过了一会儿又下来，捧着高高叠起的一大堆他们老婆的东西，蹒跚着走出他们家的时候，他们依然没多想。她满载而归，小妹妹们说，因此我们所有姐妹都发现了这次的真送奶工恋情革命。至于她长期保持的有规律的祈祷，她的整点祈祷，所有那些残酷严苛、道德高尚、竞争激烈的小教堂祈祷，根据小妹妹们的说法：“已经改成了在唱机上播放李欧·赛耶的《当我需要你》，还有《我无法停止爱你》和《你让我想跳舞》。”所以我下班回家时，她正在那里烦恼腰带、手提包、围巾，但最主要的还是在烦恼她自己的身体如何背叛了她。她没有脸红，甚至被当场抓住时也没有知趣地表现出任何愧疚，她说：“我的女儿啊，你是不是从没想过买跟低一点的高跟鞋？”我气愤地想指出她违反了规定，乱翻不属于她的东西。我想问她，如果我告诉她，每次她出门去小教堂祈祷或者绕去邻居那里讲闲话，小妹妹们都会径直上楼跑到她的房间，在她的**，穿她的睡衣，读她的书，玩祈祷游戏，玩讲闲话游戏，假装在用草药制魔药，以及其他的混合试剂，相互轮换着扮演她，经常是这样，她会怎么想？然而，我因为看到她痛苦，看到她似乎已经进入某种脆弱、退化、奇怪的转变期，便没有这么说，反而递给了她一双露跟女鞋，说：“试试这双，妈。”
为了真送奶工，整个地区似乎都有所行动。甚至连我都注意到了最近关于一大群虔诚女人的讨论——她们现在已经降级，变成了曾经的虔诚女人——注意到了她们之间曾经开展过的爱情竞赛又一次被挑起。女人们先是祈求上帝给真送奶工留一条活路，在愿望得到满足后，又进一步恳求上帝让真送奶工痊愈。此后，其中一些女人发现，就在她们在小教堂里，闭上眼睛，双手合十，用虔诚、祈祷和下跪，磨坏了教堂长椅的时候，其他一些人却临时利用她们这种虔诚持久的敬拜，最大程度上减免了她们自己的敬拜，抢先跑去医院看望真送奶工。在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所有人都开始变得急急忙忙。祈祷，轮到祈祷的时候，总是措手不及。这些曾经的虔诚女人事先向上帝道歉，向他保证，说当然，这是临时的，说这只会是临时的，她们很快就会回来做完完整整的、正常正式的祈祷，但与此同时，如果他同意，她们想缩减祈祷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这次不是为了加入更多的祈祷，而是通过临时删除清单上的大部分内容，以达到缩短祈祷时间的目的。这不是因为她们已经彻底忘记了“伟大的存在”，而是因为她们也跟妈一样地在烘焙馅饼，装饰蛋糕，喂他喝汤，试穿女儿的衣服，试用女儿的化妆品，试戴女儿的珠宝，踩断女儿的高跟鞋，马不停蹄地进出医院。后来，真送奶工出院后，她们依然跑来跑去，忙忙碌碌，这次是为了去他家看望他，了解他如何适应回家后的生活。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妈凭借杰森向她透露的消息，占得了先机。多亏了杰森，她爱着奈杰尔，她自己的丈夫，所以在那方面对真送奶工完全没有兴趣。妈一听说枪击，就第一个赶到医院。警察当即逮住了她，把她带去医院里的一个小茶水间问话。他们问她为什么要去见这个男人、这个恐怖分子、刚刚被他们当作政府敌对分子开枪射杀的人？当然，看得出来，这些警察，正在努力尝试，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把一个受伤的中年准军事组织成员的中年女友改变成他们的线人。也许能让她揭露藏匿的反政府派？藏匿的反政府派行动计划？帮助他们将邪恶的敌人连根拔除？但问题是，就在妈赶到医院之后，又有三个女人接踵而来，她们可能也同样是这个受伤的准军事组织成员的中年女友。然后又来了四个。警察为了偷偷安置这几个有希望成为告密者的人，向医院临时借了几个小茶水间，但现在都已经不够用了。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把她们转移到警察亭，但由于女朋友的人数不断增加，再也无法像这些警察希望的那样暗中进行。政府警察凶神恶煞地走在医院的走廊上，接着又拦住了两个中年女朋友，她们也被带去问话。到了这一阶段，警察肯定在挠头。“他到底有几个女朋友？他是哪种玩弄女性的家伙？我们这里的这位瓦伦蒂诺[2]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在两次幽会之间，成功地穿插了他的恐怖主义活动？”他们还没能尝试着找到一个答案，同样的事情却在不断地重复发生。据说出自我们这个禁止外人踏入的小地方的中年女性告密者的人数已经从十个增加到了十八个。老实说，难以应付，而且不只是在警察看来难以应付，连我们这里的反政府派也觉得难以应付，因为他们眼前有十八个曾经的虔诚女人，他们知道事后必须对她们实施心理评估，以明确她们中是否有任何人反转成了告密者。不只是难以应付——是荒唐可笑。不只是荒唐可笑——是令人心烦意乱。不只是从政治局势的角度看来难以应付、荒唐可笑、令人心烦意乱，这些女人同时也是这里传统的妻子和母亲，因此从更个人的立场上看来也是这样。
“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你不觉得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听说一个反政府派这样问了另一个反政府派。这地方安静得叫人害怕，浸透了安静。幽灵般的、苍白的安静，就好像人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这里有多么不安静，直到如同暗流一般持续不断的玫瑰念珠的拨动声和祈祷的喃喃声都停了下来。“是那些虔诚女人。”另一个反政府派说，“曾经的虔诚女人。她们不再发出那些可怕的喃喃声，那些持续不断、音量低微、有节奏的祈祷，那种使人萎靡、叫人‘烦得咬牙切齿’的整点祈祷，那些无缘无故突然唱起来的赞美诗，所有这些都停止了，都是因为开枪打了那个蠢货，那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那个对着孩子们大吼大叫的人，那个在他的兄弟死后从‘海对岸’的国家回来、把我们的武器扔到大街上的人。”“我们不应该给他涂柏油粘羽毛，”另一个反政府派说，“我们应该偷偷把他带到某个临时准备的小墓地，然后一枪毙了他。”“没错。”另一个说。“话说回来，”另一个又说，“我们也别再苛责自己了。”这个反政府派让其他人想起他们初出茅庐时的那段日子，也让他们想起十二年前在他们的安全屋门口安营扎寨、影响了袋鼠法庭诉讼程序的也正是这些女人。当年她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那之前，这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把反政府派的枪械扔得满地都是，还对着孩子们大吼大叫，对着他的邻居们大吼大叫，后来反政府派出现了，他们抓住他，带着迅速收拢起来的枪械，径直去了安全屋。他们原本打算杀了他，不只是因为他破坏他们的财产，还因为他冷酷无情地把这些财产在光天化日之下扔得满地都是。要不是那个青年探子迅速采取行动，跑进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任何一架老军事直升机——只要来这里的上空盘旋，一如它经常前来盘旋——肯定会立即发现他们的武器。所以，他们要杀了这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但是因为这些爱着他的女人的存在，他们做不到。通常情况下，这些女人支持反政府派的作为，也乐意为他们提供帮助。她们会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敲着垃圾桶盖子，吹着口哨，警告包括反政府派在内的每个人：敌人正在靠近；她们赞成为反政府派提供食宿，为他们通风报信，终止宵禁，运送武器，当然，还会提供驻家医疗点的专业知识技能。任何一个合格的反政府派都会同意，什么都比不上被枪击中却还能有足够的力气穿过旁街后巷的狭窄通道，成功地进入其中一个女人的家里——让她们设法为你取出子弹，把你的伤口拉拢、缝合，如果没有时间缝合，就用足够的尿布别针固定住，让你有时间逃离至今仍在进行中的军队抄家。所以，那是一种你无法创造的忠诚。但他把他们的枪械扔得满地都是，他们因此把他带到安全屋，实际上那不是个屋子，而是属于小教堂的一座临时营房，他们这么做，实际上也不是在执行袋鼠法庭的某种额外程序，只是想赶紧把他关进去，然后一枪崩了他的脑袋。他们刚把他推进门槛，那些女人就出现了，奇怪的是她们没有半句明显的不满，只是在街上支起帐篷，就在临时营房的大门外。她们面对着临时营房，一声不吭。她们看着临时营房，人还不少——天哪，真希望不是这样——她们甚至用手指着临时营房。没过多久，反政府派开始明白了那些女人为何而来。他们知道，他们也知道那些女人知道他们知道：当时只要有一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一圈，看见这群女人坐在外面，指着一座由反政府派管辖的小教堂所拥有的临时营房，这个临时营房马上就会成为政府目标，被翻个底朝天。所以，这是一种胁迫，甚至可以和忠诚同时存在，因为这就是人性的反复无常。不可否认的是，在反政府派眼里，这些女人意味着她们忠诚的垃圾桶盖、她们忠诚的口哨，也是她们忠诚的动脉缝合。不过也在同样程度上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这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没有被立即释放，这些女人也意味着她们所威胁的对反政府派的背叛。她们什么都没说，除了女人们的发言人最后走到临时营房门口，砰砰地敲打着门，冲着他们大喊大叫：不爱任何人的男人要被活着放出来。不能是尸体，她大叫，她们的这个朋友要毫发无损，仍在呼吸。但是在这一点上，反政府派没能满足她们全部的要求，因为反政府派为了挽回面子，最后作了如下判决，说这个送奶工被证明是一个新出现的地区抵抗者，具有反社会倾向，不在服从的要求范围内，也就是说他够资格成为我们社区里的又一个可怜的出格者。确切地讲，是他头脑不清——说到这里，他们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这意味着出于对精神虚弱者的宽容怜悯，可以免除死刑。但是，不爱任何人的男人也不能完全逃脱惩罚。他将遭受一顿轻到中度的鞭打，接着是涂柏油粘羽毛，还会得到一个警告：下次如果他再对他们和他们的武器的安全造成威胁，无论有多少人爱他，他都不会像这次这样被如此宽容地对待。“可惜我们太宽容了。”如今他们说道，在上次那起重大事件过去了十二年后。此刻，他们又再次面对来自非常相似或者说几乎是同一批妇女的最后通牒。“她们没被告知不要去医院吗？”他们问。“她们被警告、被命令、被指挥，但是看啊，她们还是跟着他一起变成了政府的可靠线人，现在已经被带走了。”“可她们看中了他什么？”“就是这么说嘛，而且她们都已经这个年纪了，其中一些人已经不年轻了。”“不只是一些人。她们没一个年轻的。谁谁的妈肯定不年轻了，侦察部队已经通知我们，她也刚从医院的一个茶水间里被偷偷带出来，现在正在警察亭。”“谁谁的妈也一样。”“还有谁谁的妈。”“还有我妈。”一个反政府派承认说。“对不起，我之前不知道，我爸也不知道，直到今天她匆匆忙忙地跑出去，然后就被捕了。”一阵沉默过后，其他一些人也开始承认自己的妈妈跟不爱任何人的男人也有暧昧关系的糟糕局面。
无论是警察让曾经的虔诚女人反转成告密者，还是反政府派追踪曾经的虔诚女人以确认她们是否已经反转成了告密者，两者都没有任何进展。女人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议题女人——“哦不，别是她们!”所有军队和准军事组织的全体人员都在大叫——也开始出现，并匆匆赶往医院，去声援送奶工。他是这里，她们说，唯一完全理解和尊重她们以及她们的事业的人。接着媒体来了，包括那个规模小但令人气恼的敌对机构，它甚至已经无凭无据地发布了一篇以‘送奶工真的就是送奶工!’为标题的充满冷嘲热讽的午间新闻头条，宣称政府又一次搞错了。政府在发现说得没错他们确实搞错了之后，在下一次的电视新闻公告上宣布决定结束整件事情。反政府派曾经担心自己将不得不坐在袋鼠法庭上，对潜在的告密者——极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母亲——进行公正严苛的审判，现在看到政府在电视新闻公告上号召对这件事情做个了结，他们生平头一次赞成敌人的看法，表示自己也很乐意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接着，政府警察释放了妈和另外十七个女人，反政府派就更不用讲了。她们立即匆忙跑回医院，径直跑到重症监护室。在那里，她们被告知真送奶工目前情况“平稳”，但是暂时不允许她们任何一个人进去看他。“对不起，你们不是家属。”医院说。据说“配偶以外的配偶”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算。一些伴侣便回去了，去召集援军，制订计划和紧急方案。就在这时，妈在黑暗中进了家门，吐露了关于她自己、关于佩吉、关于真送奶工、关于其他那些女人的一段过往；当然，还谈另一个话题，错误伴侣的话题，这是一个在她和爸的整个婚姻生涯中从来不能被提起的话题。
此刻——在我被下毒近两周后，那时我还没去薯条店——她正在试穿我的露跟鞋，她稍事平静，因为她看得出来鞋子适合她。但她的自卑感依然强烈，已经开始盯着另一样东西看了。是她的“后部”，她是这么叫的，比起上次她在镜子里完完整整地看过之后，这个后部又变得更大了。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至于多少年，她不想说。但她看了，她说，而且看见它越来越大，她知道这一点，她说，不只是因为她的确在镜子里照过自己的正面，眼看那部分越来越大，便想到背面肯定也成比例地越来越大，还因为，她说，她不得不一点又一点地加大她裙子的尺寸。此外，她说，她还通过坐那把当时放在前厅里的椅子知道了这一点。我看起来肯定是一脸茫然，因为她又补充说道：“我说的是后部，女儿，那把椅子我再也不坐了，没错，就因为我的屁股，我再也不坐了。你可能在想——”“我没有，妈。”我说，“我没有在想——哪把椅子？我从没见过任何椅子。”“你当然见过，”她说，“前厅里的那把有扶手的木头椅子，曾经是你曾曾奶奶威尼弗雷德的椅子。没错，我过去会坐在里面。不时地坐在里面，织织毛衣，跟杰森或者其他女人聊聊天，坐在里面喝杯茶，独自一人，或者和那个的确是个送奶工的男人。”她说到这里看着我，但我跟平时一样没有反应。“有时候我只是坐着，”她说，“想事情，或者听无线电，这就够了。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没有复杂的心绪，甚至没有任何意识，就那样坐着。它只是一把椅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应该造成心理折磨。我低身坐下，事情做完后，又起身离开。一切正常。但现在不是了，女儿。现在，每次我坐这把椅子，总有一种灼热的精神痛苦，因为每当我低身坐下或者起身站起来，我的后部不是轻轻地掠过这一边的扶手，就是类似地掠过另一边的扶手。这些扶手不会说话，”她强调说，“它们紧紧地卡住身体，因为这是一体成型的椅子，当然这椅子本身不可能变小，这也就意味着是我的后部变大了，但它在变大的同时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一种新方式适应家具，而只是依照记忆中的方式行事——在过去的岁月里，它曾经那么小。”我张开嘴，不太确定是说些什么呢，还是就这么张着嘴。“但是你要明白，女儿，”妈继续说，“我不是说这把椅子挤着了我的后部，我的后部已经坐不进这把椅子了。它依然坐得进去。只是说它现在覆盖了多余的几英寸或几分之几英寸，过去它不是这样的，对此它一直没适应。”
当然，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她想表达的是什么，但依然不确定如何回答。妈敏感、痛苦、细致地描述了她对自己屁股变大的看法，她的描述里没什么盛气凌人、野蛮粗鲁或刻意简化的东西，也无关流行文化。所以我的回答应该和她所讲的相匹配，应该用相似的口气和分量，为了承认和尊重她作为长辈的地位，甚至是她通过对比她所谈论的椅子来形容她的后部所具有的深度时其中所包含的原创性。当然，我还注意到，由于她正在经历跟真送奶工有关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还为了真送奶工和曾经的虔诚女人进行较量，她可能会因为椅子这种不起眼的事情而陷入精神崩溃。至于这把椅子，我不用非评论不可了，因为小妹妹们正在楼下叫我。我和妈刚开始谈话，她们就已经跑出卧室，冲进前厅，把我们正在谈论的那把椅子拖到走廊上。“中间姐姐!中间姐姐!”她们大叫，我和妈都跑出房间，来到楼梯口，越过扶手往下看，看见下方大厅里有一把椅子。正是来自前厅的那把旧椅子，老式的、高靠背的木头椅子，带有扶手，看上去足够无害，但从精神折磨的角度来看，什么都能说，唯独不能说它无害。“在这里，中间姐姐!这把椅子!就是这里的这把椅子!”小妹妹们大声嚷嚷着。与此同时，妈移开目光，伸出一只手臂遮住视线，大声叫道：“哦，别提醒我!把它从我眼前拿开，小女儿们!”于是她们用力拖着，挣扎着，拽着，把惹人生气的曾曾奶奶威尼弗雷德的椅子又拖回了前厅。接着她们冲上楼去，而我们继续刚才的谈话。
她现在讲她的脸。它已经开始“衰退”，她说。接着是褶子、色斑和皱纹。“这里这个。”她凑过来，为了让我注意到一条特别的皱纹。我注意到了。这是一条皱纹，在其他皱纹中间。在她的脸颊上。在她的脸上。“是从这条皱纹开始的，”她说，“比较浅，若隐若现，我不得不很用力地抚平它，有一次差点弄伤我的眼睛，那天我在市政厅旁边的镇中心公共厕所里依稀辨认出它，当时我三十出头。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在经历了最初的一阵焦虑后，我就不再管它了，女儿啊，因为你看，我什么也做不了，已经有好多年了。”接着讲她的大腿。“它们已经死了，”她说，“感觉就像是死了。看起来就像是死了。我是说它们看上去很僵硬，不再有任何弹性。”接着讲膝关节突出，膝盖软骨的嘎嘎响，日渐粗壮的腰围，那个后部也越来越糟，慢慢累积起多余的几英寸或几分之几英寸。她的后腰线条，她接着说，由于身体各部位都在走下坡路，也不再有以前那种优美的曲线了。“过去我动起来就像一只羚羊，跟你三姐一样。我甚至能想象自己变成羚羊的模样。还有这个。看见了吗？这里这个红色印记？看见了吗？它一直在那里，但以前根本没有。”小妹妹们轻声说妈这样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她们担心她，她们想让我说出她犯了什么毛病，想让我去治疗她，去做些什么，所以有那么几次，我试着干预她，但是徒劳。我想要安慰妈，因为我注意到——尽管她自己没有——真送奶工中了枪，关键是没死，这件事附带的益处是妈变年轻了几岁，但是她也似乎因此失去了自信，变得像个青少年，认为自己不可能跟那些曾经的虔诚女人相抗衡，她们看起来也年轻了几岁，却因此变得更加自信。但妈不让自己得到安慰。无论我试图用什么来振奋她，她都会用一大堆的“没错但是”来打断我。这些“没错但是”在我甚至还没能说出第一句话的第一个词就已经跑出来了。她现在讲她的腋窝、手臂、手臂的颤抖和上臂后部的肌肉，像她这种年纪的女人不该这么做，除非她们想折磨自己。接着讲牙齿间的缝隙、胸部的下垂、关节的嘎哒作响、骨头抽筋、消化系统发出的咕噜声、肠子的毛病，她的视力也开始模糊，开始患上了小老太太常患的那种小老太太眼[3]。她的头发也即将花白，她说，身体上却新长出了汗毛，尤其是——说到这里她压低嗓音——脸上长出了胡子。“我能一直这样说下去。”她说。她也真这么做了。她依然为那些东西感到自卑，而那些东西，我以前甚至以为到了她这个年纪根本不会考虑，更不用说在意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她好像是给人一种变年轻的感觉，尽管她不相信自己变年轻了。生活里存在逆向发展的现象，所以我想，目前也许可以说，她的心理年龄又回到了十六岁，对衰老的恐惧又开始令她苦恼。就在这时，就好像为了让我知道，如果我以为此刻眼前看到的就已经是彻底的溃败和沮丧了，那么接下来看到的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溃败和沮丧。她又往镜子里瞄了一眼，这次由于她确定自己正在变矮，因为她的骨头正在崩坏，她发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声叹息。发出这声叹息更像是对着她自己，而不是对着我和小妹妹们。她说：“我干吗要这样？反正这不重要，目前看来这不重要，相比那个可怜的女人，死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可怜女儿的母亲，死了丈夫的可怜寡妇。”就从这时起，她把话题转向了核弹男孩的妈。
核弹男孩的妈，当然，也是某某·某某之子的妈，也是死于那场爆炸的最讨人喜欢的孩子的母亲、那天从窗口跌落下来的小宝宝的母亲。但这个女人，几乎还是作为核弹男孩的妈为大家所熟知，因为核弹男孩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全靠他令人吃惊而又令人费解的对核弹的恐惧——更别提那封自杀信了。他那个家庭里的所有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没有一个能在任何地方像他那样引人注目。实际上，除了某某·某某之子，其余的家庭成员只有在提到他时才会被一并讲起。这些人里有核弹男孩剩下的六个姐妹。有核弹男孩各种各样的同辈表亲、叔叔阿姨，诸如此类。而妈在谈论这个女人时，我现在明白了，是把她看作核弹男孩的妈。她刚开始提到这个话题时，我又只能干瞪眼，不知道她说这些话想表达什么。妈总结陈词般地说，就好像她已经设法得出了结论：“我想我只能让她拥有他。”我让她解释。她说，昨天那些曾经的虔诚女人亲密地簇拥着到我们家门前，恳求她对可怜的核弹男孩的母亲发发慈悲。她说，她们跟她讲道理，说考虑到“很可怜很可怜很可怜很可怜的”(她们强调这一点)核弹男孩的母亲，在她的生命中所遭受的个人政治悲剧，从数量上来看，超过了这里的其他人在他们的生命中所遭受的个人政治悲剧，因此她能不能再发扬一下风格，更虔诚一些、更无私一点，她们说，站到一边，把真送奶工让给她？我终于一下子明白了她的意思，我想说“上帝保佑啊，妈，你看不出来这是她们的诡计吗？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已经开始历数事实了。她掰着手指，又开始从数量上，根据痛苦级别，来比较她和核弹男孩的母亲各自的痛苦遭遇。“那个很可怜很可怜很可怜很可怜的女人，”她说，“死了一个丈夫、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死于政治。相比之下，我只死了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没有女儿——我是指没有死过女儿，而且，没错，”她抬起手阻止我说话，“二儿子是死于政治，但你们的父亲——一个好人!哦，多好的人啊!也是好父亲、好丈夫。”说到这里，她突然偏离话题，开始赞美爸，而不是像平常那样批评他，我猜这意味着又一股愧疚感朝她袭来。很久以来，她一直压抑着自己对真送奶工的爱。“我不可以恋爱，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我怎么可以恋爱？”她为此感到愧疚，于是用责备自己跟错误的人结婚来过分地补偿那种愧疚感，“你们的父亲，”她说，她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死于普通的疾病，感谢上帝爱他，也就是说他没有死于政治。所以我认为她们说得对，我只能退出，做一件崇高的事情，把真送奶工交给她。”
我瞪着双眼，无言以对，但接着我就为妈在这件事情上的迟钝反应激动得跳上跳下。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为什么她看不出来那些狡诈的曾经的虔诚女人想要干什么？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如果她们所谓的崇高原则以及“只死了一个儿子和一个丈夫，没有死女儿，因此不够格”这种扎实的推理是正确的——如果这真的就是这类事情的发展规律，那还要我们家多少人因政治问题而葬身于坟墓之后，她才能考虑出门约会？即使认可那种评判方式——是指她所说的痛苦级别、她看谁在悲哀和不幸上拿了最高分数的专制指标——即使是那样，她此刻也误解了她所谓的“真相”。这下该由我用学究气的方式为她消除这些误解了。首先，我说，可怜的核弹男孩的母亲因政治问题而失去的儿子只有两个，没有三个，尽管这里的一些人说，不考虑美国和俄罗斯，核弹男孩或许也应该算进来。我无法把他算进来，因为妈目前正要进入关键的自我摧残阶段。我算上了那个儿子，最讨人喜欢的那个，他在过马路的时候死于政治，为大街上那颗炸开的炸弹所赐。我还算上了她的反政府派大儿子和一个反政府派女儿，当然，她丈夫也死于政治。还有他们家那只可怜的小狗，那次在通道口被士兵割断了喉咙。其次，我说，尽管不够有力，但依然可以据理力争的是，妈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摧残，因为她的一个女儿遭到了流放——这也是因为政治问题。尽管不够有力，但依然可以据理力争的另一点是，她还遭受了失去另一个儿子的痛苦，名义上的第四个儿子，正在逃亡的儿子，尽管他实际上并不是她的儿子，实际上不是，虽然她深爱着他——也尽管他还活着，住在边界那边的某个地方。我还指出，核弹男孩的可怜母亲郁郁寡欢，不太可能会寻求任何两性间的浪漫。“算了吧，妈，”我说，“你又不是没见过她那模样。那时候她还没有开始闭门不出，你至少亲眼见过那个可怜的女人如何每况愈下，人们对她如何爱莫能助，人们变得如何害怕她，出于这种害怕，他们甚至考虑把她归入我们这里的出格者名单上的死囚类别里。你上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我问，“她最后一次让人看见是什么时候？他们说她不洗漱，不吃，不起床，已经抛弃了家里的其他人。妈，别去想核弹男孩的妈了!”我说，“你正在与别人争抢与男人在‘点点点’的地方幽会的机会。”妈皱着眉头，双手捂了一下耳朵。“你太冷酷了，孩子，”她说，“你粗暴严厉。你是那么冷血。你身上总有些极其冷血的东西，女儿。”而你总是慢半拍，妈——这是我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话。要是说了，我们又会回到那种“哇噻”时刻，接着又会是一场争吵，又跟从前一样怒对彼此。我也没有说，至少没有直接说“你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信赖吗？”，用来回应那晚她给我清洗肠胃时责备我的话。为了拐弯抹角地讲出同样的意思，我讲起了其他参与者的阴险狡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