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另一件事。兄弟们。我的兄弟们。我有四个兄弟，实际上是三个，其中一个，排行第二的那个，已经死了。我依然把死掉的二哥算进去，因为他依然是我的哥哥。我把第四个也算进去了，那个人不是我的兄弟，但他是二哥结交最久的朋友，两人上幼儿园就认识了。他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这第四个兄弟，尽管他也有他自己的家——一对父母，两个兄弟，七个姐妹——他们依然住在四条街之外。十四岁那年，他离开学校，搬来我们家住，但那时他已经加入了反政府派。二哥也加入了反政府派。即使到了现在，二哥死了以后，第四个兄弟理论上依然和我们住在一起，作为我们家的一员，但目前他不在我们家的房子里，因为他正在逃亡。他们说他骑着摩托车冲向边界，在那之前，他朝着那个巡逻队开枪，故意杀掉了四个政府人员，无意杀掉了三个平民——包括一个成人和两个六岁的孩子，当时正站在他们的乡下汽车站等候公共汽车。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但据说他住在“边界那边”的那个国家里的某个郡县里。至于大哥，年纪最大的哥哥，好吧，按照传统，如果期待一户人家里有人去参加运动，那就应该是大儿子去参加运动。人们坚信这一点，以至于当妈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哥，参加了运动，并在一场与政府军队的交火中被杀害后，来找妈去辨认尸体身份的警察不停地搞错，总把他称作她的大儿子。而妈实际上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并没有加入反政府派。某天晚上他在镇上喝醉酒跌倒了，摔断了自己的一条手臂。他自己去了医院，说这都怪一块松动的人行道石板，他要求赔偿，那些可以决定要不要相信他的人相信了他的话，赔了他几千块钱。他拿出一大部分给妈，然后谈到这个国家和它的政治问题，他说：“去他妈的，我要离开这里。”他去了中东，为了能获得一点安宁、平静和阳光。在走之前，他提出带着兄弟们一起走，但二哥和第四个兄弟有着深深的反政府派情结，说他们不想走。三哥也不想走，因为他正在和药丸女孩的妹妹恋爱。于是大哥一个人走了，从此杳无音讯。所以说，这个哥哥，在外漂泊的大哥，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二哥，我死掉的哥哥，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第四个兄弟目前也正在做他想做的事。至于三哥，抛弃了适合他的伴侣，娶了错误的那个，然后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做。这勾勒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他所能讲的一切。
让-保罗·高缇耶[2]式接吻过后，三哥依然没有察觉到我们这些观众，他让他真正的老婆激动不已，扑倒在他的怀里。他说了一个词：“医院!”他从澄清他的爱、骂自己是笨蛋，转变成了“亟须医护和照看”。他转身把他的爱人送进他的车里。“不能带她去医院，”人群喃喃自语，他们此刻摇着头，“医院是错的，完全是错的。没有什么比医院更错的了。会有一些表格要填。会问是谁给她下的毒。然后党卫队会派人来，他们两个会被逼着告密。”他们接着转向我，“他们会认出你哥哥，没错吧，他们会明白他是谁，他是你死去的二哥的弟弟，是你正在逃亡的第四个兄弟的兄弟。就算他自己不是反政府派也没用。身为反政府派的同伙，”他们说，“反政府派的家人，也会被视作跟反政府派有关联的证明。”说完这些，他们等我回答。至于我，我只希望他们别再拘泥于医院。现在这里有很多人违背趋势，打破对医院的禁令，主动定期上医院。医院里挤满了我们这里被认为不该来的人。用不了多久，上医院就会变成一日游，你的假期会在医院里度过。一个新时代正在崛起，至少在医院方面是这样的。这些邻居越早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越早调整和前进。他们欲言又止的是，警察会认出三哥还是一个和准军事组织的主要成员有性关系的女孩的哥哥，这个人前不久刚作为幕后主使，杀害了那些法官和法官太太，也杀害了我们当地所见过的最严重的投毒者。但是他们不敢说，这一点我当然知道，这些邻居故意避而不谈整个谋杀案，不谈我是导致它成为一起“普通谋杀”的主要原因。他们反复说警察会把三哥和她的女朋友变成告密者。与此同时，这位哥哥，对这些英明的见解和反对以及自己正面临成为告密者的风险完全装聋作哑。他把他生命中的爱人送到汽车的副驾驶座上，自己越过引擎盖，直接坐进驾驶座，随即发动引擎。汽车在大街上轰鸣，啸叫着拐过街角，来到通往医院的交叉路口。此后，我曾经忧心忡忡但现在幸福快乐的三哥的形象和声音，连同他再次幸福快乐起来但曾经病恹恹的前女友，便一起消失了。
事情就是这样。所有行动都结束了。太多的行动，对我而言，对一天而言，远远超出了所需。我不喜欢行动，因为几乎从来不曾有过好的行动，几乎从来不曾跟善良的事物有关。所以我现在回家，调整晚上剩下时间里的计划，小妹妹们可以改吃蛋糕。吃完蛋糕，她们出去冒险，我自己待在家里，洗个泡泡浴，也吃点蛋糕，边洗边吃，在洗澡中和洗澡后都要架起双脚，把《波斯人信札》的最后一部分读完，它可能会因为湿气而在水蒸气和水珠中逐渐烂掉，但也没关系，因为反正里面有几页已经让我跟它闹掰了。之后，如果到了小妹妹们睡觉的时间妈还没回来，我会给她们念一点哈代，因为她们早就进入了读哈代的阶段。哈代阶段之前是卡夫卡阶段，接着是康拉德阶段，这很荒谬，因为她们都还不满十岁。我念给她们听，尽管我们正处在哈代所说的可怕的世纪，是哈代无法接受的世纪，但我还是会念的，为了给夜晚画上圆满的句号，这样我就可以爬上自己的床，开始读我那本十八世纪的书《关于罗马兴衰原因的几点思考》，它出版于1734年，我几乎认为所有的书都应该像它那个样子。这是一个简单有序的计划，不复杂，便于实施。然而我一进门，小妹妹们就从后面的客厅跑出来，拿着女式阳伞，身上缠绕着从藏在衣橱顶部的圣诞节储物盒里拿出来的金丝线，她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有个叫‘准男友’的人刚才打电话来找你。”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从不知道准男友有我的电话号码。他从没打过电话来我家，我也从没打过电话去他家，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甚至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小妹妹们这时继续说道：“我们告诉这个人，你去薯条店给我们买薯条了，中间姐姐。”——她们寻找薯条，但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后来我们问他要电话号码，好让你回电话，但他说：‘如果她只是去买薯条了，如果她去只是为了那个。’接着他说他半小时后再打来。过了三十七分钟他又打来了，但你还是不在。你花了很长时间去给我们买薯条，中间姐姐——”她们又开始寻找薯条，微微皱起眉头——“于是我们又一次建议他留下电话号码，这个人又说‘不必了’，你的准男友说。接着他问我们是不是你的妹妹，我们说是的，但是，中间姐姐，薯条在哪里？”她们直奔主题，我只好解释说为什么没有薯条，我的解释里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含糊其词地说薯条店里的薯条卖完了，尽管我知道她们从不接受含糊其词。为了赶紧蒙混过关，也为了防止她们因为我撒谎而批评我的道德思想，我不失时机地说她们可以吃任何她们能够在厨房食品柜里找到的任何东西——但愿食品柜里能有特别好吃的东西——接着我又借着宣布药丸女孩的妹妹和三哥有点类似于重归于好了，把薯条这件事翻篇了。
这是正确的伎俩，是转移话题的聪明办法。小妹妹们喜欢药丸女孩的妹妹。她们非常爱她，总是朝着她跑过去，跳起来，扑向她，吊在她的手臂上、脖子上，拥抱她，大笑，被她拥抱，她做三哥女朋友的那些日子里每次都这样。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三哥抛弃她时，她们的心也碎了，心碎到把三哥从她们的圣诞礼物名单上划掉长达一年的时间。十一个月零三周，一直注销到平安夜结束前半天，此后她们才大发慈悲，又把他放回名单。被除名的这段期间，他周二带着她们，还有妈，一起去那些短途游览、那些旋转木马、那些开心的娱乐活动，他似乎并不知道自己不可饶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在她们眼里他犯下了怎样的罪行，也不知道他差一点点就会在特别的圣诞节期间拿不到小妹妹们送出的驯鹿卡片、男袜、鞋带和挂绳肥皂。两人复合的消息帮助我实现了诡计。这是最好的消息，因为小妹妹们爱药丸女孩的妹妹，药丸女孩的妹妹也反过来爱小妹妹们。我从没见过谁会如此善待这三个郑重其事地讲解百科全书的发明、丹属法罗群岛上的龙卷风、自然音阶、中国省市、非定域性宇宙、材料科学的理论和事实以及威尼斯黄金宫庭院文物受损的人。药丸女孩的妹妹确实纵容她们。小妹妹们带给她欢乐，她倾听她们，鼓励她们，认真对待她们，读她们的大部头笔记，问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这让她们高兴。所以现在，她们为这对情侣的复合而兴高采烈，提问不再盯着薯条，而围绕着药丸女孩的妹妹和三哥。然而，就像三哥和我最初不了解中毒所能造成的严重伤害一样，小妹妹们也不了解中毒的后果，没有意识到她们所爱的这个女孩正处在危险境遇里。对此我也没有说具体的，没有说她如何站在死神的门前，直到现在还和三哥在医院里，检查中毒情况。我只说过不了多久，她们大概就可以见她，可以跟她重聚了。此外，我还说只要是厨房里有的东西，她们都可以拿来当晚餐，吃完可以出去玩，一直玩到很晚，很晚，之后我还会给她们念二十世纪的哈代作为额外的奖励。这听上去挺让人满意的，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小妹妹们选了聪明豆、亨氏磨牙饼干、白煮蛋和一种叫作“方便倒出来的薄荷糖”的东西，加上其他各种早茶下午茶会吃的零食——这时准男友又打来电话，那晚第三次，总共第四次。
“那么现在就去拿吧。”我大喊，我是指她们的食物，因为电话铃响我接起电话时，小妹妹们正要离开去厨房。准男友问：“是你吗？”这时我捂住话筒，继续大喊：“把门关掉，别听我电话!”这是我第一次跟准男友——跟任何准男友——打电话，我有点拘谨，所以我不想让我们的对话被别人监听，我指的是被小妹妹们偷听，当然会有警察用电子设备监听，但是对于他们，如果他们目前在听的话——因为也可能没人在听——除了不跟准男友说话，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对着小妹妹们大喊，叫她们去后院吃她们的零食，然后从后院出去。接着我坐在楼梯上，移开捂在话筒上的手，把听筒放回耳边，说：“准男友。”我很高兴是他打来的，非常高兴，尽管在电话上交谈很奇怪。这种事情我只做过八次，七次，也许六次。准男友说：“准女友，你花了很长时间去买那些薯条。”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有他自己的特色，是指可爱，是指有阳刚气，是指亲切。他拿薯条的事情打趣，一开始我以为那是在打趣。所以这次通话开头还不错，但到了最后——当我们谈到我妈称他为恐怖分子，谈到他越来越走投无路，现在不只是因为关于超级增压机和旗帜的流言蜚语，还因为他那里又生出一些关于他的其他谣言，而他似乎认为远在这里的我要为此负责——我感到头晕目眩，又想了想他刚才对我的评价里所提到的“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其实不是某种满怀爱意的打趣的开场白。很快我就认定了，这根本就是对我的一次攻击。
他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在周二、周五晚上一直到周六、周六整天一直到周日的碰面我没来？因为除了已经被我取消的周四晚上偶尔会有的碰面，我们在保持“准约会”将近一年的日子里，从没漏掉过任何一天的约会。我告诉他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得不待在家里，照看房子和小妹妹们。我没告诉他真送奶工中枪，以及因为真送奶工中枪，妈变回了真正的自己，以及我被下毒，以及药丸女孩被谋杀，以及送奶工开始加强对我的捕猎——其实我连有送奶工这个人也没告诉他。我没告诉他社区及其编造的谎言，还有那场汽车爆炸的真相细节，这依然是我们之间尚未解决的争论，虽然他依然坚持不当一回事。还有在薯条店的遭遇，以及他们的态度——“来!拿走薯条，但别以为你能逃脱惩罚，**!”，这些我都没告诉他，但我没告诉他不是因为我固执。尽管如此，我还是隐约感到，也许我可以说出来，也许我的事情能变成——如果准男友想让它变成——他的事情。但我依然有所保留，心想，如果我早就说了又能怎样？如果我现在说了又能怎样？如果我努力说出来了，比如汽车炸弹这种事情，但他毫不理会，满不在乎，该怎么办？在我生命中的这一刻——由于送奶工和社区让我茫然自闭；由于我和准男友之间保持着不经承诺的状态；由于长久以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失良机；由于这一切，我认为他听说后却满不在乎会比不告诉他给我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我轻描淡写，到了这一刻，我心里依然认为我只能采取这种方式，但准男友却问：“准女友，发生了什么？遇到什么事？”我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开口说了起来，尽管长期以来我一直秉持着充分的理由什么也不说，但此刻一句句话自发地从我嘴里跑出来。我听见自己说妈的朋友中枪了，说她现在经常去医院——说到这里，准男友打断我说他要过来，问我是否希望他过来？我多么希望这种自发性可以再延续一会儿，这样我就能说我想说的话了，我想说“是的”。他可以过来。他可以待在这里。而且过来时不会有妈发表长篇大论，不会问关于结婚、生孩子的问题，不会指责他是送奶工。就算妈在家里，她现在被她自己的事情搅得心神不宁，可能都意识不到准男友在房间里。所以，不是因为想到了妈才让我无法答应，让我犹豫不决，并把准男友从我手里夺走，而是——好吧，如果他真的来了，还听我说了，又能怎样？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为大姐被谋杀的前男友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我和大姐一起默默无声地坐在妈家的前客厅里。我任由自己被迫变成流言蜚语说我已经变成的那种人，我知道这难以置信，但根据当地最新的说法，我跟送奶工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维持了两个月。这就意味着需要我欺骗他，他们说，所以我在欺骗他，背着他和对面镇上的某个不知轻重的年轻汽车修理工调情。这个新冒出来的谣言让我犹豫要不要在回答前先理一理思路。我已经说出了一部分——那些简单的部分，与我无关只是与妈和真送奶工有关的部分——现在是时候，我决定，对准男友说出剩下的全部了。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准男友就已经误解了我的迟疑，他冷不防地说我不想让他过来，说我从来不想让他过来——来接我，送我回家，跟我一起待在我所居住的地区。起先，他说他以为我是因为围绕着他和超级增压机的流言蜚语，才羞于让别人看到和他在一起；我可能仅凭他遭遇的那些说三道四，就也已经开始相信他是告密者。那时另一个流言蜚语甚至还没有出现，他说，就算他住在对面镇上，他也还是听说了另一个流言蜚语——关于他胆敢跟一个反政府派抢女朋友。“而那个反政府派，”他说，“是一个名叫送奶工的反政府派。准女友，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们之间又立即回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这种全靠我俩各自居住的地方所散布的流言蜚语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目前看来，这些流言蜚语似乎越来越相互说得通，他的看法从“我不想让他打电话来是因为我为他感到羞耻”变成了“我不想让他打电话来是因为我和送奶工有私情”，我的看法从“我不想让他打电话来是因为妈要求我结婚生子”变成了“我不想让他打电话来是因为万一送奶工要了他的性命”。至于说出真相，我认定说出来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你看，我刚要开口，他不就跟我吵起来了吗？我不会回答——他跟别人一样，张口就是控诉，这种时候我凭什么要回答他？——我又一次把想说的话收回来，缄口不言，被触怒，就在这时，那种强烈的厌恶感再次攫住了我。哦别，我心想，别是那种厌恶感，别是针对准男友。但是没错，几秒钟内准男友又开始发生变化。他突然间变得不那么有魅力了，不那么像他自己了，而是越来越像送奶工。我开始战栗，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准男友而战栗。接着我想，等一下，他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为了搞到我的电话号码，他做了哪些鬼鬼祟祟、暗中监视、悄悄尾随的事情？“你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就在我用这个问题攻击他的那一刻，厌恶感渐渐消退，我又想起了他是谁。你真傻，我对自己说，他怎么搞到的又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是不想让他有我的电话号码，权衡之下，我反而想让他有。不是为了能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而是如果他有我的电话号码，他想要它，我就能在心中感知一种亲近的确认、一种信任的增长。但他把我的问题只从表面上理解为一种攻击，不幸的是，在我问出口的那一刻它确实是攻击。“从电话簿上，准女友。”他凶巴巴地说，过去很少见到准男友这样凶巴巴地说话。“哪本电话簿？”我问。“天哪，准女友!二十世纪的电话簿也被你禁了吗？”这是他第一次侮辱我的阅读品位。于是我想，他也一样。他也一样。我自己的准男友也同样背信弃义。我也同样被他插刀。“我打了几个你们那里跟你一样姓氏的号码，”他继续说，“因为你知道，你从来没告诉过我地址，准女友。”说到这里有一种苦涩，明显的苦涩，“在打错几次之后，”这种苦涩说道，“最终我又拨了一个号码，而接电话的女人是你妈。”
他现在的口气变得冷若冰霜，可以说是微含怨恨，感到不满，冷若冰霜。他再也不说自己要过来，而是停留在送奶工的话题上。“准女友，”他说，“关于我和这个反政府派，你对你妈说过些什么？”“什么也没说。”我说，“那是我妈自己的想法。她自己编造出来的。”“她说我有炸弹，”他说，“说我已经结婚，玷污了别人，然后就挂了电话，不肯让我跟你说话。所以你告诉我，你对她说了什么？”“我告诉你，”我说，“我什么也没说。是她自己，跟我没关系。是她自己的事情。”“你肯定说了点什么。”他说。“为什么我肯定说了？”我说。说到这里又变成了让我检点自己的行为，我又不得不反驳、解释，并为别人的错误想法负责。他继续声明，说他听说这个中年男人年届中年。他还强调说，这个中年男人，这个老伙计，可能年届中年，但在这场运动中肯定不是无足轻重。你知道这个坚韧独裁的领养老金的家伙是个什么人吗在这场——“别说了，”我说，“我没在跟他约会。我跟他没有关系。”“准女友，他知不知道，”准男友坚持说下去，“我的事情？”我无法相信。看来他现在一刻不停地追问，他已经成了我所居住的地区和他所居住的地区里最活跃的长舌妇。“我知道我们以前从没谈过这件事，”他说，“关于我们作为准男友和准女友在一段‘将近一年的准关系里’，这大概意味着我们要是和别人约会也是可以的——但是一个反政府派，准女友——我是指，就那个反政府派？你确定要走上那条路？”我感到伤心，我们的准关系已经维持了差不多一年，他却无所谓我们可以和别人约会。而我自己，在我和他刚认识的时候，曾经试着和其他几个男孩交往，我想是为了让他们中的某个人成为我的准男友，但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准男友成了准男友，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间开始变少。他们问了太多问题，用来测试和验证，显然还有一张列表——逐条进行评估和确认，以判断我是否够优秀——没有哪个问题是因为想了解真实的我才问的。于是我也反过来评估这些小伙子，最后得出结论他们对我而言还不够优秀，也就是说我们之间或有的一段准关系在还没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了。而准男友的说法——关于双重约会，关于三重约会——是否意味着他自己正在和好几个人约会？在我们维持准关系的整个期间，他有没有和别的女孩或女孩们约会？他有没有在和我睡觉的同时也和她们睡，因为我就是那么平淡无奇？他是否依然和她们保持关系，和所有这些人数众多、数也数不清的女性保持关系，甚至在他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搬去红灯街住之后？
“——接着她指责我炸弹的事情，然后就挂了电话。”
他不断地讲我妈，把我从关于他和其他女人的痛苦思绪中拉了出来。“但在挂电话之前她已经让我知道，”他说，“我不是她在她的立场上所认可的那种了不起的男人。”“她把你当成了另一个人。”我说。“我知道。”他说，“这就是我一直在告诉你的。”他的话听起来带有嘲弄和自以为是，于是我说：“你最好别得寸进尺，准男友。我妈编了整整六卷的故事，他们所有人都编了整整六卷的故事，但这并不是我的错。没什么送奶工——好吧，是有个送奶工的，但没有我——”“别费心解释了，”他说，“我已经知道了。”正是这句懒洋洋的、不上心的、哦活着没意思透了的“别费心解释了”出了问题。他怎么敢说“别费心解释了”，说得好像我一直在烦他，我企图向他解释而这快要把他彻底逼疯了，说得好像他在那头所做的整个声明不是为了从我的喉咙里一点一点地拽出解释。他说了这种话，因此我开始发动我自己的报复。“别把你那超级增压机上的屠夫围裙，”我说，“怪到我头上。”这句话很卑鄙，非常卑鄙，手段卑劣，叫人恶心，不光彩的卑鄙，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这种话——甚至对我讨厌的人，这个人可能正巧有一个堪称完美典范的来自“海对岸”的宾利风驰超级增压机，藏在他们告密者的房子里，那上面不止有一面引发争议的来自“海对岸”国家的旗帜，还有大量来自那个国家的引起争论的旗帜，这样的东西，我知道，准男友是没有的。那天不是我特别敏感的日子，但我已经被他的态度、被他指责我和准军事组织成员约会所惹恼。于是我说了残忍刻薄的话，但我说完后悔了；不算立即后悔，但没有再说。我在这句几乎立即让我后悔的评论后面，又说了我的另一个报复性的观察，说完也几乎立即就后悔了。“你烹饪，”我说，“你有咖啡壶，你看日出，在甚至连女人都没有咖啡壶、都不看日出的年代里。你用汽车代替人。你拥有一幢宽敞的房子，里面有多得让人晕头转向的房间，你还谈论立陶宛电影。”于是他说：“你走路看书。”“又来了。”我说。“我还没说完。”他说，“亏得你喜欢走路看书。那是一种你喜欢做的安静无声而又不协调的事情，你还以为那没什么古怪的，也没什么人会注意到。但其实这很古怪，准女友。这不正常。不是自我保护，而是顽固不屈，是令人困惑，在我们这种环境里，让你显得像是个固执任性的人物。我不想说这种话，但是你先说了刚才那些话，我才跟着说的。你看上去就好像不再活着了。我看着你的脸，感觉就好像你的五官正在消失，或者说似乎已经消失了，所以没人能跟你沟通。你总是难以捉摸，但你现在变得不可捉摸。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挂掉电话，在情况变得甚至更糟之前。”
于是我们大声谴责对方的不足，开始翻旧账——又一次争吵——但我确实同意他所说的，是的，我们应该挂掉电话。在这次电话争吵的全过程中，我一直担心有人在偷听，这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在过去两个月里，我始终都感觉有人在听，有人在监视，有人在追踪，有人在记录每件事情，无论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我正在疯狂的边缘，越来越相信有些人所做的一切，有些人的人生使命，就是去偷听，不过这也许是我过度紧张的想象，根本没有人偷听，没有人擅自闯入。我们以一种生硬庄重的方式结束了通话，我说我会尽快去他那儿，他听起来好像无所谓，好像他不相信我，好像他不想见我。之后双方各说了一句孤零零的再见，就挂了电话。我挂了电话，继续坐在楼梯上，我的自发性尽管有所延迟，但还是自行萌动了起来。它让我彻底抛开自怜自艾，去准男友那里找他，它提醒我说我喜欢准男友，准男友是第一个和我一起看日落的人，他是唯一跟我一起睡过觉的人，我曾经一周至少有三个晚上和他在一起，直到送奶工威胁要杀了他，才减少到了两个晚上，我做了这种事情，这种过夜的事情，在准男友之前我从没和任何人在一起过夜。尽管我们之间是准关系，而不是正经的情侣关系；也尽管每次无论我们哪一方想要进一步讨论这种准关系，我们都会进入失忆状态，但我还是要去他那里，现在就去，我的自发性说，去当面向他解释我们之间所有这些误会，去好好沟通，清理混乱。等我做到这一点——如果准男友允许我这么做，没有再跳起来防卫——他到时候也许会解释——关于那台超级增压机的事情和告密者的事情，现在还要加上最近出现的关于反政府派女友的闲言碎语——所有这些都会发生在我和他**的时候。然后看情况，他也许会开车送我回家，因为我必须回来照顾小妹妹们。不过，不管妈怎么看，不管送奶工怎么看，这次他开车送我，不会只送到我们常去的这个区域周边的分界点，而会一直进入区域里面，直接到我家门口。他还会进门，待上一会儿，过夜——只要他不在乎送奶工此后会设法杀了他。他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已经长大的男人。我可以让他自己决定。所以，我的自发性说，准男友是我的准男友；送奶工不是我的情人。在肯定这个信念的同时，真相的死而复生令人神志清明、欢欣鼓舞。然而，我在狂热的兴奋里有某种程度的疏忽，我可能并非神志清明、欢欣鼓舞，而只是从一个沮丧无力的极端**到了另一个突如其来、没有连贯性的快乐的极端。在这种状态下，我写了一张字条给小妹妹们。上面说：“换上睡衣。等我回来后，我会遵守承诺，给你们念哈代。”写完字条，我披上夹克，匆忙赶往街上的公共汽车站。
这次我没有走路，出于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的发条上得太紧，正处于假亢奋状态，我把这种状态误当成决心和快乐的信念。因此我渴望去准男友那里，越快越好。第二个理由是即便到了现在，即便我身上、我腿上充满着跳跃和兴奋，即便是走路——不是跑步，只是走路——也无法恢复到最好的状态。第三个理由是，我决定和准男友解释清楚，但在这个决定背后，我依然害怕走出门遇上送奶工。当时看起来——但我没有问——我不想让我刚拾得的重生由于他的再次出现而被试探，甚至可能被打败。
我在准男友所居住的那个地方下了车，抄近道来到他家门前的大街上。他家的大门被砸坏了。依然掩着，但已经被砸坏了。这意味着什么？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溜进狭窄的走廊。我从那里进入客厅，客厅里没有人，但汽车部件堆得到处都是，散落一地，这里那里哗啦倒塌，说明相比平时的堆叠，准男友的囤积已经具备了某种杂乱无章、吵吵嚷嚷、甚至暴力相向的特质，或者说他的日常囤积已经发生了某种骚乱。我刚要叫他的名字，却听见厨房传来厨子的声音。他跟平常一样，正在指导他幻想中的徒弟如何烹饪。“这里，这样试试看。不。别管那个。这样，这样。那里，那样好多了。等我好了你就把餐巾盖上去，然后我用水冲一下——”我往厨房走去，想打断厨子问问他大门是怎么回事，还要问问他准男友去了哪里，但我停下了脚步，因为那一刻厨子幻想中的伙伴正在喃喃地回答他。这是什么什么，我听不清楚，但我认出了那声音，是准男友的声音。我正要往里冲，但他声音里的某种东西刺痛我的肌肤，让我停下脚步。我发现自己正在不由自主地退缩，站在厨房门外的客厅里，无法前进。准男友又说了什么什么“该死，操，蠢货!大蠢货!傻屌!没发现有那么蠢，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厨子，我做的那些……笨死了……要是我意识到他们……”厨子喃喃地说了些什么，让准男友闭嘴，把头转向左边。轻轻地，我把这开着一点点的门又推开一点点，透过铰链往里看。我偷偷看见准男友坐在厨房餐桌旁的厨房餐椅上。他几乎背对着我，有点不太对劲，因为他正拿着一块湿答答的餐巾捂住眼睛。他用这块餐巾把两只眼睛都捂住，厨子站在旁边，拿着一沓纱布，手臂下还夹着另一些布，同时把一瓶手术液倒进桌子上盛着水的搅拌碗里。桌子上还有厨子的一把长长的厨刀，刀尖朝下插入桌面，完全直立在桌子上。刀上有血。我的直觉再次拦住了我。我一秒钟也不会相信那并非人血，而是一些刚刚做好的“烤甜菜根和罗马番茄”，或者“波尔图红酒紫甘蓝”，或者“随后上的一盘可食用红色配进一步的红色和几摊更红的颜色配额外惊人的红迹斑斑”所留下的污迹。不，这是血。还有更多的血——大量的血——在厨子的衬衫上，地板上有红色的血痕，桌子上有棕色偏红的血渍。接着，我注意到有小血滴从准男友的身上滴下来。奇怪的是，我依然原地不动，就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用它一只看不见的手按住我的手臂，紧紧地拦住我，命令我，指挥我，警告我。作为准女友在片刻前还只想着要重新振作起来，立即改善局面，她要冲进准男友的房子，下定决心要见他，和他坦诚相待，向他解释她在限制中新发现的自由，然而这种想法现在已经**然无存。没有倒吸一口气，没有尖叫，没有充满担忧地冲进去，一把拉住准男友哭喊道：“发生了什么？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原地不动，无论厨子还是准男友都没发现我已经是半个身体在厨房里，半个身体在厨房外了。
准男友又开口说一些“……该死。偷偷摸摸的小杂种。简直是杂种中的杂种!该死的杂种!”之类的话。我现在慢慢开始明白——因为准男友过去用过这些词，当时在和他那位“没有恶意只是”的邻居吵架，那个人编造了关于超级增压机上旗帜的谣言，这又引发了关于告密者的谣言。“我们要上医院，最久的朋友。”厨子说，而准男友回答：“绝对不行。倒卖旗帜的事情已经给我带来够多麻烦了，据说我现在还因为自信过头，要挤进来分一点那个反政府派在情人方面所占的便宜。”——“在情人方面所占的便宜”指的是我——这让人震惊，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自内心地说过这种话——他曾经刻薄地说过——曾经嘲弄地说过。我们之间是否已经酸腐到这种程度了？此时此刻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准男友的真面目？但是等等，我心想，他刚被刺了一刀，或是被打了一顿，他的眼睛受了伤，但我又转念一想，前阵子我自己也中了毒，后来就在差不多一个小时前，我还在薯条店被众人指控为杀人犯的帮凶，再后来是他又亲自在电话上指控我为情妇，甚至到了现在，他还在背着我指控我为情妇，你却从不会看到我和从小学结交到现在最久的朋友一起坐在角落里批评他，谴责他。然而我又想起他已经受伤了。然而我又想起他从没发自内心地这么说。我认为这当场给了我一个完美的教训，告诉我为什么不该隔门偷听。“不行，厨子，”准男友又重复了一遍，因为厨子又提起了医院，“如果他们发现我去过医院，肯定会把我当成告密者。”他说他的眼睛会没事的，让厨子别再大惊小怪，很快就会变得跟从前一样清晰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厨子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朝你扔了什么、他朝你扔了什么，你说不疼，却睁不开眼睛，所以我们要去医院。谁知道呢，”他又补充了一句，“说不定我们还会在那里撞见那个‘没有恶意只是’的人。”“我想他们没料到会打架。”准男友说，没有留心厨子的最后一句话，而是完全顺着他自己的思绪。至于我，从听见的对话来推断，显然他们又打了一架，和平常一样，是因为厨子的娘娘腔。但是准男友的下一句话让我意识到并非如此。“我的意思是，以为我只有一个人，像是——”他说，“寡不敌众，于是他扔了那东西，我看不见了，就算我听见你跑过来，厨子，但我们还是寡不敌众。所以你又能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一个娘炮，一个漂亮妞儿，从来不被认真对待——仅凭你一个人，怎么把他们那么多人吓跑？”厨子耸耸肩——但准男友没看见——他叫了一声“啊”，这是一声难以捉摸的“啊”，或者是一声不屑一顾的“啊”，表示这是一个沉闷乏味的聊天话题。不过厨子凝视的目光——准男友依然看不见——已经慢慢移到了他的厨刀上。厨刀依然沾着血，依然直立着，依然插在桌面上。但接着厨子悄悄地把它从桌子上拿起来，又悄悄地把它放进水槽里。他走了过去，想把湿餐巾从准男友的眼睛上拿开，但准男友不让。他拖动椅子，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同时用手肘把厨子推开。“滚开，厨子，”他说，“别管了，没事的。眼睛不疼。”但厨子坚持要亲眼看一看。我也想看一看，因为我想知道他需要上医院吗？还是不需要去医院？他是我的准男友吗？还是他不是我的准男友？但有种看不见的存在，到了现在依然把我拦在原地。
到目前为止，在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的注意力几乎一直都在准男友身上，凭什么不在准男友身上呢？可是当我瞄了一眼厨子，立即吓了一跳。他脸上的表情毫不掩饰地——因为他以为没人在观察自己，没有理由掩饰——充满着浓浓的爱意。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朋友”脸上该有的爱的表情，也不是一个冷静客观的“关心每个人”的爱的表情。这个表情里也没有“准”的范畴。我过去从没看见厨子脸上——肯定从没看见他脸上为了我的准男友——做出过这种表情。但是话说回来，我本来就不会经常看厨子，不会看他的脸，确实不会。他只不过是厨子，那个弯了的小伙子，那个人畜无害的小伙子，那个被其他男孩保护的小伙子；也是那个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别人取笑的小伙子，尤其当他又突然为食物感到极度焦虑时。我打心底里认为人们会为厨子感到难过，但依然不是正经的难过，而是“他肯定很不好受所以我很高兴我不是他”的那种。不会真的被当成、被视作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然而现在，在我看来，就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的直觉把我拦在原地，不让我宣告自己在场。我身上甚至有种大难临头的战栗，这是我第二次在与送奶工无关的场合下感受到这种战栗。此刻，厨子正在掀开餐巾，与此同时，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强烈，这更加令我震惊。他把手放在准男友的脸上——准男友没有阻止他。这不是粗糙男性笨手笨脚的“让我看一看”。他的手甚至没放在准男友受伤的眼睛上。他把手放在他的脸颊上。他轻抚他的脸颊，一遍，把手放下，接着又轻轻地、慢慢地移到另一边脸颊。准男友依然没有阻止他，而是让自己的双眼，始终，都闭着。我先前看见的那些血，那些血滴，不是来自准男友的眼睛，而是出自他的鼻子。他不顾厨子的手，想要擦去血滴。接着他推开厨子的手，又推了一次，这是我原本应该期待他一开始就做的事情。这一刻，没有言语，只有那手轻轻地移开，那手又安静地放回来，一双眼睛闭起，另一双睁开，准男友在椅子上，厨子在他旁边，站着，让他仰起脸。
接着准男友叫了起来：“停，停，厨子。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举起手，再次把厨子的手推开。他推开，但他又放回来，接着准男友又推开，没有用很大的力气。然后他不再推了。没有咒骂，没有“滚开，厨子。你在干吗？我不喜欢那样”。他们之间也不存在惊讶，最后事实证明只有我一个人对厨房里两个男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和意外。准男友在把厨子推开后停了下来，然后抓住这个同样是男性的人的双臂。他依然闭着眼睛，抓着双臂靠向它们，依偎在厨子的腹部，厨子弯下腰，直到把脸埋进准男友的头发里。他俩中的一个开始呻吟，接着听到：“放手吧，结束了，厨子，放手吧。”但是当厨子松开手要走，也许真要放手时，准男友扬起脸，又一次把他拉向自己。
就在这时，我退回到客厅，因为，不!——我心想。我知道即将发生什么，这不是我的眼睛该看、我的耳朵该听的。等等，我接着又想，你说不是你的眼睛该看和你的耳朵该听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你的准男友，也是那个说近来“你令我诧异，准女友，总是难以捉摸，无法沟通”的准男友。话说回来，这有多久了？有多久了他俩……？我似乎陷入了迷茫状态，同时又能充分理解。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呢喃，我猜这意味着——尽管我不敢去看——今晚的第二次高缇耶式接吻正在进行。过后，又传来了呢喃声。“错误的人。”准男友说——又是指我——厨子说：“……为了你，都是为了你，这么做是为了你，因为……”“害怕，危险，太危险……真是个蠢货!……多么可怕的蠢货!……如果他们已经杀了你!如果那群人……你可能已经死了，而我永远无法——”最后一句话可能是厨子也可能是准男友说的。我不知道我的双腿还能否支撑我走到大门口。这时我依然站着，沉沉地靠在准男友的客厅墙上，墙的另一边就是厨房。客厅里的大门已经被砸坏。它是怎么被砸坏的？他的强迫症般的囤积是怎么被打断的？我后来没能知道，也不在乎。至于电话上的争吵，我们最近的一次争吵——考虑到他和厨子……他和他……他们……——那次电话争吵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多傻，一直以为准男友不会装模作样、工于心计，从不欺骗或掩饰自己的内心感受，而实际上他在这里跟厨子、跟我明确表示，他也是个“居高临下的挑选者”，选择了某个能够确保安全的错误的人，而不是那个正确的人。我真是个蠢货，我心想，我是指我认为我保护了我自己，相信自己通过待在“准”的范畴里，安全地避开了错误伴侣的范畴，结果却发现一个人在“准”的范畴里也可以被同样的问题折磨至死。我恍然大悟：不再麻木，有所觉察，得知真相，维护真相，在场，做个成年人，这一切其实是多么可怕。就在准男友继续宣称自己是个蠢货以及我痛斥我自己也是个蠢货的同时，厨子又一次提出上医院，这让我们三个人又回到了当下。
他的语气变了。尖锐、严厉、颐指气使。准男友说：“差不多恢复了，差不多正常了。看，我眼睛又好了。我已经可以看见一点了。”即便如此，厨子依然说：“我们要去医院。但等我一下，我再去套一件衬衫。”我紧张起来，因为厨子要走进客厅上楼——他放了一些衬衫在这里？对呀，他当然放了衬衫在这里!——他会发现我，而我会害怕，因为厨子现在确实让我害怕，他已经不是我在此之前所以为的那个人了。但是之前我以为他是什么人？我从没思考过他这个人。从没发现他特别友好，但我现在也不在乎了，因为在整个重要性等级体系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但也不是无害。这个人，我现在明白了，也不是无害。想到他对食物有怎样的控制欲，他对人的权利到底有怎样的看法？我想到了刀，他的刀，血淋淋的，在水槽里，依然血淋淋的。想到我也许会晕倒，虽然我这一生中从没晕倒过。但我感觉脑袋轻飘飘的，热乎乎的，潮潮的。有一群嗡嗡作响的昆虫类的东西围绕在我周围，或者在我体内。目前，当然，那种最近熟悉起来的感觉，那种战栗，紧贴着在我的尾椎和双腿上上下下。又传来了一些声音，亲昵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呻吟至少说明了高缇耶式的行为正在进一步发展。他们中的一个说：“老公。”接着又听到一句，“我们抛下这一切吧。我们干吗待在这里？我们去南美!我们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古巴!我们去古巴!我喜欢古巴。你也会喜欢古巴。”我心想：老公!古巴!我们!——相比之下，我和他之间连准关系都无法超越，连搬去红灯街都做不到。
我悄悄离开，穿过杂乱的房间，走出被砸坏的大门，来到小路上，沿着那条蜿蜒的近道离开。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来过这里，但是我一边离开，一边在脑海里展开想象——如果他们知道了。为了保持平凡，为了显得正常，为了抵消影响，我从大门溜出去，弄出点动静，然后再走进来，怎么样？他们会以为我刚来。我会注意到被砸坏的大门，立即大叫前准男友。这样前准男友和厨子就有时间把两人的身体分开。他们会慢慢镇定下来，在我进来之前赶紧准备好措辞。前准男友会大叫：“在这里，在厨房，准女友。”我会进去，在那里他俩会是朋友关系，刀在水槽里，看不见，不再需要解释。但前准男友的眼睛和那些血还是和之前一样。厨子会要求上医院，前准男友会拒绝上医院。没有亲昵，没有温柔，没有那种浓浓的神色，也没有他们之间的相互抚摸。我会倒吸一口气，也许会尖叫，冲过去紧紧地抓住前准男友。“准男友，发生了什么？哦，天哪!”他们会解释，或者让我自己推断，这里的反同性恋者又来突袭厨子，这意味着我们会糊弄过去，我们会想办法拼凑，我们会保持暧昧和欺骗。不会有矛盾的情感，没有势不两立。只不过是厨子和往常一样被攻击了，也被保护了。我不会说的，我肯定不会说的，就像我确实没说的，是那句“也许是时候让我们三个人好好谈谈了”。
于是没有吵架，没有又翻旧账、斥责失职、相互指控。没有大喊大叫，没有生闷气。但我知道我不会再跟前准男友约会了，也不会再踏进他的房子了，再也不会了。我在夜里一路走着，好像是在前往出租车等候区，这时，就跟我之前离开薯条店时一样，我的双腿失去了知觉。我看得见我的双腿，看得见地面，但我无法和它们连接。我伸出手放在大腿上，刻意抚摸它们，按压它们，同时尽量不引人注目，但我还是平时的我，依然有那种被监视的感觉。
但是没有愤怒。我感觉不到愤怒。但我知道，在那里，在那种麻木之下，肯定存在着愤怒。对前准男友。对厨子。对大姐夫，因为他编造故事，散播故事，其中包括我最近如何愚蠢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背着送奶工和镇对面和我同龄的那个男孩来往。我也对那些爱说闲言碎语的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给大姐夫的故事添油加醋，编织自己的故事。对既恨我又拍我马屁的人感到愤怒，以及薯条店老板，和所有那些会紧张兮兮地把任何他们认为我会想要的商品及时地呈献给我的普通商店的老板。消失了，不见了，这种愤怒，跟我看得到但感觉不到的双腿一样，跟我知道就在脚底但感觉自己像是在上方飘浮的地面一样，就好像我没有权利感到愤怒，因为如果我成功地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现在就不会是我的错了。如果我是这么这么做的而不是这么这么做的，去了那里而不是那里，说了那个而不是那个，或者我看起来是另一副模样，或者那天，或者那晚，或者那周，或者过去两个月里的任何时刻，当我让他看见我，让他想要我的时候，我没有拿着《艾凡赫》出门，那该多好。我跌跌撞撞，就在这时，那辆白色货车在我身边停下。副驾驶座车门打开，那种“并不是现在才进入那个恐怖之地”的感觉又再次向我袭来。
我坐上车，就好像自然而然，就好像这不是第一次坐上这辆货车，这辆平淡无奇、刻意低调、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他靠过来，离我只有几毫米的距离，没有碰我，也没有看我，在我亲自动手之前为我关上我这边的车门。原先副驾驶座上有一个长焦镜头照相机，他把它转移到我俩之间一个宽敞的储物箱里。这个储物箱里还有一些小药瓶，里面装着许多闪亮的黑色药丸，每颗正中央有个白点。其中一颗还在我的手提包里。为我关上车门后，他又靠回到他的座位上，发动引擎。接着，我们一起，像一对正经的情侣那样，开车离开了。我作过所有的准备，我坚守过最后的阵地——“决不能上他的车”，不只我警告我自己，还有从小学结交到现在最久的朋友也警告过我“无论你做什么，不管是什么，朋友，别上他的车”，一旦我跨过那道槛，我原本会想象——两个月前我肯定会想象——所引发的心烦意乱和情绪激动会比此刻所表现出来的多得多。没有心烦意乱。没有情绪激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我始终知道将要发生的，因为它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告诉我它即将到来、即将发生。现在开始了。哪有什么可情绪激动、心烦意乱的呢？剩下的是坐进去，将它终结。不是说我有意识地认为，反正他一直知道他会得到我，我无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无法阻止他得到我，不如就让他得到我；也不是说，我正准备让一件很久以前我就应该接受并任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是说这次货车出现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某种被催眠、被削弱的状态。前准男友曾经亲口说过：“不知道该怎么说，准女友，但是……看着你的脸，感觉就好像你的五官正在消失，或者似乎已经消失了。”一些东西卡住了。被困住了。我多希望他从没评论过我被剥夺的脸。
送奶工一如既往地看着前方，说：“到此为止了，关照过了。”他的声音平静温和，从容不迫，没有喜悦。他的下一句话听起来带着感激，甚至惊喜。“那是个意外。他们没想到那个男人带着刀。但事情到此为止。他们不管了，会放过他。至于另一个，有几辆车的那个——过去的附属品——他会没事的。旗帜和告密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后果。你看不起他，不是吗？一个准男友，是吗？别担心，公主。我们再也不用为那里操心了。”
他开车送我回家，没有说别的话，依然没有看我，直到把我送到我妈家的大门口。一路上不说话是聪明的做法，送奶工一直很聪明。这是一种完美的前期准备，创造最佳氛围，让我在这种氛围下听清楚并理解他最后讲的话。我们把车驶出前准男友的居住地，驶入镇中心，然后又穿过镇中心，沿着正确的地理路线，路过我所有的地标。接着又驶过更多的交界路，进入我所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作为一对正经成熟的伴侣，我们把车停在我妈家的大门外。我知道我应该感到震惊，应该感到反感，至少应该感到诧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毫不讶异于我正坐在这辆声名狼藉的汽车里，坐在离这个声名狼藉的男人几英尺远的地方。但我别无选择。没有更多的选项。我之前一直没能理解其他所有旁观者能够轻易理解的一点：我一直都是送奶工的囊中之物。
依然在他的车上，在黑暗中，他关闭引擎，坐在座椅上转向我。我终于感觉到了凝视，长久的、缓慢的凝视，落在我身上，因为现在他可以看我了，他可以允许自己看我了。这代表着成功、实现、占有。相比之下，这一次我成了那个始终看着前方的人。他脱下手套说：“很好，好极了。”但我觉得这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在他的算计内我应该听的。他靠近我，抬起手指，要碰我的脸。手指停在半空中，毫米之遥，纹丝不动。接着他改变了主意，收回了手指。他靠在椅背上，然后说出了他最后的一番话。他说我很美，我知不知道自己很美？我必须相信自己很美。他说他已经安排好了，我们要去某个美好的地方，做一些美好的事情，我们的初次约会时，他要带我去一个令人意外的美好的地方。他说我再也不能去上希腊罗马课了，但是他说他敢肯定我不会介意不去上希腊罗马课。他还问我真的需要上那种希腊罗马课吗？将来，他说，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决定。他说，只要我继续住在父母家，他就会上门来找我，但会等在门外，我会朝他走来。他说他会在明天晚上七点开车过来。“不是这辆。”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考虑这辆货车，而是提到了一串字母数字混合编码。至于我能做的——他是指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我怎样做能让他开心——包括我可以准时来到门口，不要让他等。还有我可以穿些漂亮衣服，他说：“别穿裤子。要漂亮衣服。一些有女人味的、性感的、优雅漂亮的连衣裙。”
[1] 古印度所称的人体“七个脉轮”中的两个，“脉轮”一词出自古印度中的梵文，意为能量点，代表了天体的秩序和平衡。
[2] 让-保罗·高缇耶(1952—)，法国高级时装设计大师，1976年创立同名品牌，前文提到的法国香水广告就出自该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