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复的那段期间——当时我已经听说药丸女孩被杀害，但还没发生薯条店里的遭遇——有三个电话打到我家，其中两个是打给我的，第一个来自三姐夫。他听说了下毒的事情，但想从我母亲——正好是她接的电话——那里知道，为什么我不去跑步了。他说昨天我没来跑步，其他几次该来的时候也没来，而且我没有主动打电话跟他解释，也没有跟他争吵。他补充说，方方面面都堕落得太厉害，他为最近女人身上发生的变化感到大惑不解。妈说：“女婿，她不会去跑步了。她躺在**，中毒了。”姐夫说他知道中毒的事情：“但她还来跑步吗？”妈说：“不跑了，在**，中毒了。”“我知道，但她还来跑步吗？”“不——”“我知道，但——”小妹妹们说那一刻妈的眼珠子翻到了天上。她又努力了一下：“女婿，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没完没了。她在**。不会去跑步了。中毒了。不去跑步。在**，中毒了。”三姐夫——用锻炼癖好压倒一切的机械性思维——刚要问我还来跑步吗，这次妈抢先说道：“女婿啊，上帝保佑你，但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明知道她中毒了，整个地区的人都知道了，我却还要在这里花掉二十个小时不断地告诉你她的胃被捣鼓了一遍，或者随便别的什么叫法，我不得不陪她熬两晚，就怕她胃里没弄干净。你却不理解，表现得好像我根本没有解释。”在几乎察觉不到的片刻犹豫后，姐夫说：“你是说她不来跑步了？”“正是!”妈说，“你刚才说犯错？这跟犯错有什么关系？”“是堕落，”三姐夫纠正说，“方方面面的堕落，女性的堕落。”听到这里，妈用手捂住话筒，对小妹妹们轻声说：“这男孩脑子不清。滑稽的小东西。但是话说回来，那整个家族都很滑稽。天知道你们的姐姐为什么要嫁过去。”接着她把手从话筒上移开，因为姐夫正在总结陈词：“好吧，一开始是她走路看书叫人无法理解。后来是她借口双腿再也走不了了——也叫人无法理解。现在又说她不去跑步了。如果她坚持这种不可理喻，丈母娘，告诉她，等她恢复了理智，她知道上哪儿来找我。现在，我自己要出门跑步去了。”妈说：“好的，女婿，我同意你对走路看书的说法，不过实际上她依然在死亡的边缘，所以我要求她待在**。”说完这句话，他俩互道再见，这又花去五分钟，因为这里善良的人们不习惯用电话，也不信任电话。他们不想说完再见就挂掉电话，因为担心会显得粗鲁和伤人，万一对方的道别仍然在传输中，被耽搁了一小会儿，正在通往他们这里的电波上呢。因此，电话礼仪导致了许许多多的“再见”“再见”“回头见，女婿”“回头见，丈母娘”“回头见”“回头见”“再见”“再见”，双方的耳朵依然贴着听筒，同时他们弯下腰，听筒随着每一声再见一寸寸地靠近主机。最后，听筒被挂回到主机上，耳朵从上面挪开。甚至在这个阶段，也许还会说一些具有确保性的再见，控制不住地确认和肯定眼下的状况，这并非说明了费尽心思从一场电话交谈中脱离出来还没有让这个经历了持久战的人身体扭曲、心灵疲惫，而是意味着那场交谈——在没有任何令人焦虑的“我打断他讲话了吗？他会伤心吗？我挂电话是不是太快了，伤害了他的感情？”的前提下——最后终于以符合传统的方式结束了。听说这件事后，我很高兴当时是妈接的电话——因为我还没有强壮到能够忍受并逼退姐夫相沿成习的思维模式。
妈后来又接了第二个让我不高兴的电话。是准男友打来的，过程不太顺利。首先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我都不知道他有我的号码。他从没打过电话到我家，我也从没打过电话到他家。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电话。电话在我看来不太重要，我也不觉得电话在准男友看来会是重要的。我喜欢十九世纪文学的一个原因是，我不必去适应任何像这种现代、难搞、耗时费力的东西。我们在每次约会的最后，总要为下一次约会作好安排，我们一直坚持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电话不被信任——它是科技产品，是不正常的沟通工具。但不被信任的主要原因还是“肮脏的伎俩”，私接的合用线路、政府监视行动。这意味着普通人不会用电话谈论私事，也就是脆弱敏感的情爱之事。当然，反政府派准军事组织也不用电话，但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他们。刚才说到电话不被信任；实际上，我们会有一部电话只是因为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妈警惕地想到万一来移除电话的人不是真正的电话公司的员工而是乔装打扮、潜伏入内的政府间谍头子可就麻烦了。邻居们警告说，他们会拆掉电话，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会安装别的东西，用来揭露我们和反政府派关系密切，而实际上我们和反政府派关系并不密切。尽管我的两个兄弟已经成了反政府派，但我们也只是平均水平上的密切，正常分量上的密切，而且，后来的日子里还不如一开始那么密切。现在，虽然妈在原则上还是支持他们最初的目标，绝对没打算向一个在她看来并不具有合法地位的政府公开告发他们，但是基于他们近期的所作所为以及妈目前对他们爱恨交织的程度，就算当面谴责他们，妈也觉得心安理得——我认为，这或多或少证明了，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算不上密切。于是我们就让电话挂在楼梯口的墙上，有时有人会用它，但问题是，每当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想用一部电话，你必须先把它拆开，看看里面是否有窃听器。我非常偶尔地要用电话时也会作这种确认，但我并不知道窃听器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如果有窃听器，它是在电话里面，还是在头顶上方的线路上，又或是在电话转接处，如果有转接的话。实际上，我检查窃听器只是在动作上走个形式而已，我怀疑这也正是其他定期拆开电话的人所做的事情。
所以，就算他有电话，我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我想他也不会有我的电话号码，因为有电话号码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但没有彼此的号码，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属于“准”的范畴。这种“准”决定了我不会告诉他药丸女孩给我下毒，送奶工在追求我，以及当地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我没想到要告诉他，因为和我保持准关系的准男友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我们凭什么擅自推定对方允许我们透露关于那方面的想法、感觉和需求呢？再说了，如果我想说但他不要听，该怎么办呢？如果他无法承受我自己也无法承受的那种分量，该怎么办呢？然而，他打来了电话，妈接了，他找我，妈说：“哦，不，你想也别想。我不在乎你有怎样的妖术，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反政府派，你有多英勇，你在社区里有怎样的英雄形象。你纠缠年轻姑娘，是一个邪恶的冒牌送奶工，玷污了那些真正的送奶工的名声。你别想跟她说话。你别想伤害她。你离她远点。带上你的炸弹——你这个有老婆的人!——滚!”她讲这些话时没有顾虑，没有斟酌，没有万一在第三方监听下的丝毫掩饰。她说完就挂掉了电话，没说再见，没有为了他用无数个“再见”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这时我正躺在**，但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她所说的一切，我跟她一样错误地认为电话线上是送奶工本人。他有一套严密的监视技术，当然比我和我“交往了将近一年的准男友”都更有可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现在他来了，马不停蹄地跑到我家里来猎捕。那一刻，我想到了准男友。中毒后我第一次期待、盼望他在这里，在这栋房子里，在这间卧室里，在我身边。他要是能联系我该多好。但那些想法没有停留很久，因为我接着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关于妈，关于她如果有一天见到他，场面会有多么难以想象：“那么，年轻人，什么时候举行婚礼？还有，年轻人，什么时候要孩子？没错，年轻人，你不会没有正确的信仰吧？你不会结过婚吧？”是的，糟透了。我把他赶出我的脑海，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是因为他太重要。他多么幸运啊，有一对很久以前就跑掉的父母。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妈的，是她那些虔诚伙伴之一，负责管理名字的杰森，急急忙忙地打来的。杰森说老地方外边发生了点状况。一支政府暗杀行动队，她说，埋伏并击中了真送奶工。他们把他送去医院。告密者身份在这里很不光彩，因此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有小小的政治污点，医院正是你永远也不该去的危险地方。“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发言权，朋友，”她的朋友说，“没有选择，他们击中他后就把他抓住了。打开你的收音机，听一听最新的消息，你会听到他们说他是恐怖分子。你能想象吗？真送奶工!——不爱任何人的男人!——是个恐怖分子!”那一刻，小妹妹们说，电话从妈的手中掉落。
她跑上楼，来到我的房间，说她必须去趟医院，她必须找到真送奶工。她问我有没有力气起床，照顾小妹妹和看家。“他死了吗？”我问，我感到惊讶，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会问出这种问题的人。她说她不知道，但又说那些来自地狱的恶鬼，那些遍布全球、上下左右无处不在的指控者和游**者，在击中他后已经把他送去了医院，但不清楚杰森的意思到底是他死了所以被送去医院，也就是医院旁边的停尸房，还是指他昏迷了，她说，可能是奄奄一息，因此没法儿抗议说自己不想去医院。也有可能他不介意去医院，坚持要求送自己去医院，因为大家都知道真送奶工喜欢唱反调，偏偏要做我们这里的反政府派不允许我们这里的人做的事。“不知道，”妈说，接着又说，“他们说他是恐怖分子。现在正在搜查他家，挖他的后院，想找出点恐怖分子埋在那里的东西。”“这里没事的，妈，”我说着从**爬起来，“你去做你必须做的事情吧，我会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听到这句话，她上前来亲吻了我，然后又俯下身亲吻了小妹妹们，她们已经跟着她来到了楼上。她们黏着妈，哭泣、哀求、恳请着说：“不，妈咪!不，妈咪!我们希望你别走!”她对她们说，她们都是乖女儿，但现在必须听我的，也就是她们的中间姐姐的吩咐。她直起身子，挣脱她们的纠缠，从钱包里拿出一些钱，扔进裙子口袋，以备不时之需。接着，她又把装着剩下的钱的钱包交给我。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了小妹妹们的心理状态，明白了她们为什么黏着妈，哭泣、哀求、恳请。妈的钱包过去只交出过两次。第一次是政府警察带她去辨认尸体，是她的儿子，我们的二哥。那一次，她把钱包交给了大姐。她说，如果那些总赋予万物人格的家伙奚落她说“你是自作自受，你孵出来的大儿子也是自作自受，胆敢在他小小的民兵组织里跟我们打游击战”，她不确定自己会做出些什么，又会遭受些什么。第二次交出钱包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反政府派来找二姐，要杀了她，或是惩罚她——她嫁给了敌人，但更让当地人感到深受其辱的是她嫁给敌人后还回来探亲——或是要求她害死她丈夫，让他死于他们的伏击，以此为自己的外嫁赎罪。当时，妈急忙把钱包塞给三姐，然后跑去临时营房，他们正在那里审判二姐。她去楼上拿来她死去的儿子的一把备用枪带在身上，我不知道那上面有枪，但我知道她完全不会用。反政府派从她身上拿走了枪，给了她一个警告。他们后来把二姐鞭打了一顿，并让她永远别再回来。这一次是我拿着钱包。“以防万一。”她一边说，一边穿上外套，戴上围巾。此时此刻，小妹妹们号啕大哭，我蹲下身子，抱着她们，试图安慰。妈神情严肃，我忍不住意识到，就连她丈夫，也就是我们的父亲，死在医院的时候，她都完全没有这样。所以我不能责怪小妹妹们。我感觉到的不是焦虑，而是一种很容易一股脑儿地被归为焦虑的心理状态。我不愿意细想，但是，如果小妹妹们是对的，她确实要去干一架，结果被逮捕，最后被关进大牢，再也回不来了，那到底该怎么办？
她还是回来了，但一直等到天黑后，那时小妹妹们已经上床睡觉，用来哄她们睡觉的有脆米花、薯片、巴黎小圆蛋糕、煎面包、橙子味鱼油软糖，每一样都又添加了额外的糖。还有《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她们选的，不是我选的。这是一本写于二十世纪的书，但我发现小妹妹们感兴趣的其实并非对白和故事，她们一遍又一遍想听的是这个童话般的书名。于是每隔三个词组我就把书名偷偷念一遍，好让她们镇定下来，现在她们已经睡着了。我打开一条门缝钻出去，蹑手蹑脚来到楼下的客厅。在昏暗的寂静中，我坐在扶手椅上。我想过打开收音机，听听他是不是已经死了，但我受不了广播节目：那些播音声；那些喃喃自语声；那些每小时、每半小时就会在紧急消息的播报里出现的声音。所有这些我都不想听到。我希望他没死，但一直以来，这种情况下几乎都会死。因此，我为什么要提前面对那些我暂时还可以避开的东西，让自己心烦意乱？我还没到那个点，那个关键的时点，等到了那个时点，不知道会比知道更让人难以忍受。我还处在“先别管，还没到时候”的阶段。正想着，我听见了妈把钥匙插进锁里的声音。
虽然房间已经彻底暗了下来，但她知道我在房间里。因为一个人能通过或许是无形之力，或许是心灵建构，或许是心电感应得知这一点。她一样没有拉开窗帘，没有开灯。她只是在我对面坐下，没有脱外套，头上裹着围巾。她说他还活着，状态平稳，但她不知道“平稳”是什么意思，因为她不是他的家属，虽然真送奶工已经没有家属——他唯一的兄弟几年前死了——但他们也没有向她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在医院露面的邻居透露除此以外的任何消息。她突然不再谈论这个话题——没什么奇怪的——一颗心突然不由自主地感到困惑，开始思考一些可能有关但在听者看来似乎是无关的事件。她开始谈论某个人，某个她曾经认识的女孩。那是在很久以前，她说，当时她也还是个女孩，这个她曾经认识的人是她认识第二久的朋友，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人，一个妈从没提起过的人。不过，她说她俩的友谊早已终止，她们分道扬镳，因为这个朋友发誓成为一名圣女，加入位于马路尽头的一幢圣所里的一群圣女的行列。妈叹了口气：“我无法相信，”她说，“当时我们十九岁，佩吉放弃了人生——衣服、珠宝、跳舞、扮靓——那些东西所代表的一切——就为了成为一名圣女。”但据妈所说，这还不是这个名叫佩吉的人所舍弃的一切东西里最叫人悲哀的。妈继续说，但我开始感到困惑，我怀疑她在谈论一个不存在的佩吉，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从儿时起到现在、结交了很久的第一个真正的朋友——真送奶工——当天实际上已经被枪打死了。这也许是个替代品，某个故事，用来掩盖“他死了，女儿。他死了。现在我该怎么面对？”。一颗心渐渐崩溃，但在渐渐崩溃的过程中决心不接受任何坏结局，用编造传闻逸事推迟结局的来临，拒绝面对现实，甚至在传达消息的时候——妈打断我正在揣测她思绪的思绪，说：“女儿，问题在于，我也想要他。”她现在说的肯定是真送奶工，她说所有女孩都迷恋他，所有女孩无非就是指我们这里的那些受人尊敬的女人，那些比真正的圣女低一个档次的中年祈祷者，还包括一些再低几个档次的女人，要不是过去曾在男人、性和后代的问题上犯过些小错误，她们原本不会低几个档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妈说，“她们听说佩吉决定加入圣女会时的反应。她们笑这荒诞，笑这纯粹的运气，笑这恰逢其时，毕竟佩吉已经让路，现在还有谁能阻挡她们？”妈说这让她愤怒，但她也对佩吉感到愤怒。佩吉整天沉思冥想，出于她的习惯、她神秘的状态、她与上帝的结合，她不再认为真送奶工有别于其他男人，不再关心别人想什么或说什么。“我想不通，”妈说，“因为她爱过他，我知道她爱过他，可她背叛了他，也背叛了她对他身体上的欲望，没错，女儿，”说到这里，妈压低嗓音，“那时候，人们相互尊重，揭发、冲动和不检点也比现在少得多，但我知道她和他睡了，这也是当年你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上帝当然是伟大的，按照妈的说法，但是怎么也想象不出可以为了他放弃真送奶工。这就是她所说的。妈确实说了这句话，这句具有启发性的话直接从她的嘴里传进我的耳朵。我的母亲，这里的五大虔诚女人之一，说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上帝当然是伟大的但是”。这是丑闻，但也激动人心，甚至令人耳目一新——一个神圣的人表现出她并不是百分百的神圣，或者只是如今神圣的含义需要调整，要把下半身也包括进去。所以我们说对了。我的姐妹们和我说对了。妈在年轻时和男人在那些“点点点”的地方幽会过——还想要他们，或者至少不排斥要他们。她在内心深处认可他们。死亡是真实的，“被埋伏击中差点死掉”也是真实的。要不是那天送奶工被埋伏击中差点死掉，我永远不会知道妈和真送奶工和佩吉和这里属于上层阶级的高等虔诚世俗女人之间存在这样一桩内幕。她继续往下说。她说，最久的朋友当了修女，这让她们很高兴，但是没过多久，她们之间就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她们对他竞相争夺，”她说，“女儿，我也争夺他。”听到这里，我依然保持沉默，因为我想让她说完，不想让她恢复理智，想起她是谁，我是谁，以及那个男人，死掉的男人，跟她结婚的我父亲。“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她说，“我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想到的事情。”那件可怕的事情，我后来听说是真送奶工以他一贯特立独行的叛逆，在他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作了决定。如果他要不到佩吉，他决定了，他不会要任何人。至于他名字的由来——妈接着就讲了起来。
跟同龄人一样，我也以为他之所以被当地人称作“不爱任何人的男人”是因为那次他很生气，对着孩子们大吼大叫——冷漠、反社会、坏脾气——在当地人的描述中他就是这样的。还有他从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待见反政府派的努力。“是为了我们好，那些枪，”人们说，“当地男孩总得把它们藏在某个地方。”因此，他是个不配合的人——在这一点上大家也达成了共识。他还喜欢争论，主要还是针对反政府派——他们对药丸女孩发出死亡威胁、他们鞭打我家二姐、他们试图杀害前来女权主义小棚屋就全球女性问题发表演讲的客座发言者。他争论的话题甚至还包括开枪击穿膝盖骨、暴揍、黑帮保护费、涂柏油粘羽毛——不只是在别人身上涂柏油粘羽毛，还有他自己身上的。你看得出来，他正在制造进退两难的困境，人们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平和，没有圆融，有的只是严苛、谨慎、机警和不妥协。每次讲起为什么他被说成“不爱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这些理由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当然，他还有另一个名字，“真送奶工”，但这个名字是最近才出现的，为了将他和我谣传中的恋人区分开。但听妈说了我才知道，那个名字还有另一个更早的出处。“佩吉为了上帝伤透了他的心，”她说，“而他又不结婚、不肯忘记她，这伤透了所有女孩的心。”他依然英俊，只是如今以伤痕累累、失去纯真、严肃中沾染着几分苦涩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一开始他被叫作“除了佩吉无法爱上任何人的男人”。后来他变成了“除了佩吉故意不爱任何人的男人”。再后来，在他与烟灰苦艾、麦角菌感染和硬心肠做伴的阶段，他成了“确立坚定方针不再爱任何人尤其是佩吉的男人”。为了叫起来方便，这个名字就被简化成了“不爱任何人的男人”，这原本会是他刻进石碑的名字，直到“真送奶工”的叫法出现了。那个名字一直没有消失，妈说，尽管他做好事，他依然在做好事。他帮助某某·某某之子的妈，她也是可怜的死去的核弹男孩的妈，那之前她还死了丈夫，又死了女儿，接着是她的四个儿子也一个个地死掉。他也帮助妈，在爸死的时候，接着是二哥死的时候，还有二姐因为在婚姻伴侣的选择上的反叛而在反政府派那里惹上麻烦的时候。他也帮助我，在那天我在十分钟区域遇到送奶工之后。所以说，他帮助其他人，很多人，包括断然拒绝了他的药丸女孩，但令人惊讶的是，她没有给他下毒。他也帮助议题女人，八百年的政治问题尚未得到梳理，社区居民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嘲笑和惩罚她们。所有这些，他都帮了忙，他做这些是出于某种更宽阔的视野、某种更高等的意识状态。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名字在我们的社区里继续存在。“是种浪费，”妈说，“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善良、理性、诚实的人。还有他的相貌，女儿——”说到这里，她又改变话题，问我是否也认为他长得有点像男演员詹姆斯·斯图尔特，还有男演员罗伯特·斯塔克、格里高利·派克、约翰·加菲尔德、罗伯特·米彻姆、亚伦·赖德、泰隆·鲍华和克拉克·盖博。我没法儿说我同意，恋爱中的人，我知道，眼里一天到晚都是些疯狂的东西。“最后我们女人不得不退出。”她说。听到这句话，我看着她。即使在黑暗中，她也感觉到我正在看着她。她急急忙忙想要纠正。“不是我，”她说，“我不是说我。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他了。”不，她没有放弃。哦不，她没有放弃。接下来，就在那天晚上，我对某件事情豁然开朗。“我当然已经放弃他了，”她坚持道，她提高了嗓门，试图阻止我通过对她的新洞察将她看透，“如果我还没有放弃他，女儿——”她以为这算是证据，“我为什么要跟你爸结婚？”
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又一次回过头去思考“跟错误的人结婚”这个问题。我指的不是婚姻双方不断成长，直到不再适合彼此——他们曾经在共同走过的人生路上相互奉献和承诺，相互赞美，在到达自然的终点后分手，或有爱或无爱，或带着祝福或不带祝福，然后继续投向别的人或物。我指的是跟自己不爱的、不想要的人结婚的问题。其他地方的人路过我们这里，会摇着头说，如果最后证明他们是对方错误的人，那就不应该在对方的生命里占据如此亲密的位置。但当地人通常会认为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一个理由是这里的政治形势，你真正想要的伴侣可能没有惨遭暴力，英年早逝，但话又说回来他或她也是有可能遇上这种事情的。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寄托在一个你爱的、想要的人的身上，让他占据你的生命，而实际上这条路可能还没走上多久，他们就已经转投坟墓弃你而去？另一个理由是害怕落单，因为落单会被社会自动看成耻辱。所以随便找个人结婚。他会这样做。那哥们儿会这样做。或者她会这样做。挑个你家娘们儿。这是迫不得已，因为你必须遵守习俗，因为你不能让人们失望——日期已经确定，蛋糕已经下单，你还没有去预订蜜月？害怕自己，害怕自己的依赖，害怕自己的潜在，所以通过和不在那条道路上的某个人、对那条道路没感觉的某个人、认不出它或者不会鼓励你用心追随它的某个人结婚，以避免走上那条道路。也不要爱上你想要的那个人，因为这么做，你也许会在其他人的心中激起嫉妒和愤怒，你知道他们也想要这个人。还有其他一些理由让人选择了错误伴侣——比如害怕让渴望之物进入你的表层想法造成失控，或者你想要某个人他却不想要你，于是你跟他身边亲近的人，包括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同事、亲戚，甚至住在隔壁的人结婚。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没有和正确的人结婚的最重要的理由。如果你和那个人结婚，你爱的和渴望得到的那个人，那个人反过来也爱你和渴望得到你，你们的结合表现出最令人满意的幸福所带来的真实、美好和充实。那么，如果这个完美的伴侣一直爱着你，而你对他也一样，但这时你们中的一个因为政治问题被杀害了，那该怎么办？那些快乐都会永无止境？你确定，真的，真的确定你能对付将来的那种可能性？社区居民认为不能，不可能。伟大永恒的幸福是一种非分之想。那就是为什么在怀疑中结婚，在罪恶感中结婚，在悔恨中结婚，在害怕中、绝望中、指责中，也在可怕的自我牺牲中结婚，几乎成了当地人心照不宣的婚姻必需品。那也是为什么我用不结婚来保护我自己；更进一步说，是通过坚持准关系的方式，尽管我也会间歇地渴望、徒劳地尝试在我和准男友之间建立一种正经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一不小心跟错误的人结婚的全部理由——确实有着充足的选项。现在我知道了，爸就是一个错误伴侣，因为虽然她责怪他，一直在责怪他——责怪他抑郁、他长期卧床、他住院、他垂死、他不爱她——但并不是因为爸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她还在恋爱，她一直爱着真送奶工。至于爸，他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错误伴侣？他是否介意，是否心碎，不只是因为他被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也因为他允许自己被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或者爸是否已经知道，在婚后的所有那些年里，甚至在婚前，妈对他而言也始终是一个错误伴侣？
如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周，妈依然会离开我们去医院看望真送奶工，让我在家照看女孩们。她们的焦虑已经减退，因为她们现在知道了她没有永远离开，没有消失，没有被消失，没有被偷偷送到阴森可怕的地方，比如医院或监狱，知道了她没有死，尸体没有被埋在某个偷偷挖下又匆匆填上的坟墓里。她每隔一段时间露一下脸，到时候她们就能和她待在一起，她们接受了这种方式；此外，她们还可以凌驾于我之上，这就是她们当时的做法。“妈咪说我们可以吃这个。”“妈咪说我们可以去那里。”“妈咪说我们可以在外面一直待到凌晨四点。”我让她们带着这些“妈咪”走开，到了晚上，我念书给她们听，因为小妹妹们喜欢听别人念书。也就是在这期间，因为她们提了要求，因为我自己也想要，于是那天晚饭前我去了这里的中心地带，去买(说起来是这样)那些该死的薯条。
我推开笨重的半截双推门走进去，之后便有了那一段糟糕的经历，被认为包庇了杀害药丸女孩的凶手。当然，等我回到大街上，我认定这桩谋杀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是他们太过情绪主义，太过遮遮掩掩，说了太多的谎言，他们希望那些谎言是真的，才在他们的脑海里，在他们的闲言碎语里，让它成真。不管怎样，如果我是包庇犯，他们凭什么谈论我呢？因为他们所有人也都是包庇犯。我推开门走进去，没过多久——在震惊中、羞耻中，拿着免费的薯条，心里愤怒地想着“杀了他们，送奶工。杀了他们所有人。我恨他们。赶紧杀了他们”——我又出来了。我从薯条店出发，沿着街道，走到街角拐弯处，心里想着：所以现在变成这样了？我是指开始免费拿到东西。过去我曾经亲眼目睹这里的一小部分特殊人群免费拿到东西。他们走进商店，让一言不发、偶尔凶巴巴，但大部分时候总是过分焦虑、过分殷勤的店主把免费的一包包东西递给他们。所以，在送奶工的扶植下，我现在也变成这样的角色了？我会被厌恶、害怕、轻蔑，但关键是也会被讨好。如果局面变成了这样——把东西给我，把东西递给我，越来越多的东西，无论我想不想要——我担心，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我应该让自己适应，收下这些免费的东西，把它们堆在角落里，再也不看上一眼？还是应该下定决心，不受胁迫，不受欺负，把钱摔在柜台上？还是应该带着我完好无损的自尊心离开，不购买也不接受任何东西？如果是最后一种做法，我将掌握控制权，但我现在拿走了薯条，所以他们已经掌握了控制权。这意味着如果我要买东西，就只能冒险去这里以外的商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不只是买一些小商品，还包括每周的整体采购。而且，关于如何反抗、如何解决，我没有接受过训练。如果他死了——如果送奶工死了——或者坐牢了，或者消失了——因为反政府派认为偶尔各自消失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者甚至到了某一天，他只是不再渴望得到我了，我的地位一下子暴跌，而他们，这些店主，反过来会因为先前舔了我的屁股而想要报复我，还会要求拿回他们给我的所有一包包东西。我继续往前走，垂头丧气地思考，对未来感到沮丧，我心想：这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一堆负面想法不断在我的心里增长。也就在那时，身体内一种令人不快的飘浮感又向我袭来，我的双腿不再有感觉，我的双脚不再触及地面。我能看见它们在移动，但我感觉不到它们在移动。而且，我又有了那种屁股后面**的感觉。发生了什么？我讨厌这样，我心想，这时我停下脚步，抓住几根金属栏杆。就在这时，另一股令人颤抖的反**感如期而至，流遍我全身。一遍接着一遍的震惊，一次连着一次的难受，直到我似乎有所理解。但理解的又是什么呢？是他们认定他，为了我，切开了她的喉咙，这又怎么会是我的错呢？
这时我想起了薯条。我依然拿在手里，它成了我的负担，于是我随手一扔。等它们掉到地上，我又毁掉这种崇高姿态，心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要把它们捡起来吗？我犹豫着。它们没弄脏，还在包装袋里。我可以再次拿起它们，在上面画个十字，然后带回家给小妹妹们？但是来不及了，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街狗，猛地冲向薯条，争抢起来，获胜者在顷刻间就把它们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群狗的暴力之下，马路对面传来倒吸一口气的声音，我看了看，是药丸女孩的妹妹。跟我一样，她最近也差点被那个人毒死。跟我一样，她抓着栏杆，看上去也吓了一跳，而且，就像他们所说的，她看上去就好像仍在中毒煎熬的最初阶段，而不像已经挨过了中毒煎熬的洗胃阶段。她眯着眼睛看过来，先看看我，然后看看狗。我发现那是真的，自从她中毒后，他们说她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灿烂——还说她再也看不清东西了。他们说她没有用拐杖，此刻她也确实没有用，只是凭借眼睛仅存的一点视力，加上围墙、栅栏、灯柱、树篱，就那样摸索她的道路，一路上脸贴着物体，感知她的路。“她还不错，出门到处走动”，这是社区对她的预后判断，也是社区对她“有所恢复但无法复原”的委婉说法，本身也是对她“需要紧急的药物治疗和照看”的委婉说法。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这个需要帮助的人都不能去医院获取。至于她阳光般的灿烂，我现在可以亲眼确认已经被摧毁了，满目疮痍，几乎无法辨认。除了一些慌乱的眨眼和眼睛里闪烁着的古怪而又郁郁寡欢的光芒，她与我们任何一个背负沉重麻木的人毫无二致。在这个时间点，街上几乎没人，因为大部分人都在家里，喝茶看新闻，出现在街上的人也只是直接从她身边走过。一些人故意不看；另一些人会停一下，放慢脚步，站着不动，然后突然穿过马路，走到群狗依然在打架的地方，选择走一条最不会令人不安的路线。我犹豫的同时，有一两个人也犹豫了一下，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帮忙，而是因为药丸女孩的妹妹在她消失的灿烂中，在她侵蚀的黑暗里，也许会抵触别人的帮助。而且，就算有人想帮忙也帮不上，因为她正紧贴着栏杆。那几个犹豫不决的人从我身边经过，然后一鼓作气，也穿过了马路，于是只剩下了我和药丸女孩的妹妹。当然，还有狗——一些在打架，一些在舔，甚至在吃薯条的包装袋。接着，我突然看见两个男人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也在打架，肢体上的打架。我之前没看见他们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们默默无声地、安安静静地打架——挥拳，猛扑，一捅一拳，一捅二捅三勾拳，下勾拳，躲闪，四处跳动，抓住对方不放。看见这种场面会觉得很奇特，但更奇特的是每一个男人，在他们进行肢体锻炼的同时，嘴边都叼着一根无精打采的长香烟。
我放开手里的栏杆，朝着药丸女孩的妹妹走去。我主动告诉她我是谁，因为我不太清楚她能不能辨认出我。我问她需不需要帮忙，但我不认为她会说好的，甚至不确定她是否会回答，原因之一是如果她跟薯条店里的其他人一样，也认定我在她姐姐遇害的事情上推了一把，她怎么可能会认为我认为她眼下想要我帮忙？原因之二有关那个在怀疑中结婚，也就是错误伴侣的问题。确实有人说过，这新一轮黑暗的折磨之所以会降临在药丸女孩的妹妹身上，与其说是因为她姐姐给她下毒，还不如归咎于一年前被她谈了很久的男朋友甩了以后，她开始慢慢放弃了自己的灵魂。由于她是被一个人甩掉的，其实几乎算是被抛弃的，又由于那个人跟我有血缘关系，我的心在那一刻就是不愿意往那方面想。但我确实主动向她提供帮助，她说：“你要干什么？我能看见动静，现在有些狗，我过不去。”她已经转过身，去对面绕道走。这很可能意味着她要经过一根接着一根的栏杆，一片接着一片的树篱，一个接着一个的坏掉的灯柱，才能七拐八弯地回到家里。“我扔了薯条，”我跟她解释，我说，“别走那条路，那里有男人在打架。”她听到这句话，停了下来，说她正在艰难地辨别眼前的状况。尤其是街上的路牌，她说，她用手指了指，说上面的字很浅。我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但那里没有路牌。这个地区的大部分街道都是一模一样的，反政府派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放慢速度，已经把每一块路牌都移走了，她应该知道这一点，我因此开始怀疑她的脑子是否也受到了毒药的影响。“我在算我走过的路，”她说，依然使劲地看，手里握着栏杆，“我不记得有没有拐进——”她说了两条街，没有一条是她拐进的。不过她居住的街就在三条街之外。我解释说我们现在在哪里，刚想问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走，我俩同时开口说话了。我们说出了至关重要的事实。我提前警告过自己不要说那些自私的话，但下一秒我就脱口而出，我说：“我没有杀你姐姐。你被你的真爱拒绝也不是我造成的。”与此同时，她说的是：“几天前，我们在我姐姐的房间里发现一封信。”
这封信是药丸女孩的妹妹在她的家人联手开展的一次搜查中发现的。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药丸女孩藏匿毒水和毒药以及所有那些作案工具的地方。她肯定有一个长期的贮藏点，她不可能，不可能把全部东西都带在身上。肯定被藏起来了，他们认为，就藏在这幢房子的某个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掏地下煤仓、杂物柜、马桶水箱、阁楼等的底部，而药丸女孩的妹妹去了一些不太可能的地方。充满智慧和洞见、对环境及其构成有一种古老的亲密感的美国印第安人，她说，会把东西藏在那种显而易见的地方，却不会被找到。那种地方，翻译过来，显然是指客厅。药丸女孩，这个投毒者，连最基本的家庭聚会都故意回避，意味着她原本永远不可能去那种地方冒险。所以药丸女孩的妹妹直奔客厅，在所有最最不可能的房间里最最不可能的地方四下查看，寻找她姐姐藏匿毒药的最佳地点。红色印第安人的答案再次凸显。那天横躺在长沙发上的——一直躺了五年而且年数还在不断增加的——是家里人自己做的曾经被挚爱的破布娃娃。这个娃娃被孩子们一个传一个地玩下去，直到最后一个小孩长到十一岁后将它丢弃。虽然家里的某个人肯定想过某一天，很快会到来的某一天，是的，某一天，等他或她解决了其他所有亟待完成的、非做不可的家务后，他们终会有时间把那个娃娃收起来或扔掉。但它是一件如此微不足道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成了房子里的一个固定摆设，所以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家里打扫卫生的人后来忘记了，所以娃娃继续躺在那里，明明白白地在长沙发上，直到变得就跟隐形了似的。于是，药丸女孩的妹妹走过去拿起它。在这个娃娃的肚子上，在生殖轮和太阳轮[1]之间有一个大大的扣着尿布的通道。药丸女孩的妹妹拉开按扣，把手伸进娃娃的肚子里，在里面找到的不是药丸女孩真正的毒药，而是一封对折三次、缩小到八分之一的信。上面是她姐姐的笔迹，似乎是一封私人长信，由药丸女孩的一面写给她的另一面。我最亲爱的苏珊娜·埃莉诺·丽萨贝塔·艾菲，信是这样开头的。看到这里，药丸女孩的妹妹停了下来。和家庭里所有一丝不苟的成员一样，她拒绝窥探另一个人的私物。一般情况下，她永远不会这么做，除非家庭背负巨大的义务，要找出并摧毁亲人所持有的杀人武器。反政府派站在门阶上，威胁要杀了这个亲人，他们感觉自己别无选择，唯有采取行动。其他人还在身后爬上爬下，卸掉地板，在墙上打洞，在房梁下寻找小药水瓶和药水。药丸女孩的妹妹惴惴不安地坐在长沙发的边缘，打开折叠着的信，这封信一共有十三页，上面是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纯黑色字迹。她深吸一口气。我最亲爱的苏珊娜·埃莉诺·丽萨贝塔·艾菲，信是这样开头的。
我最亲爱的苏珊娜·埃莉诺·丽萨贝塔·艾菲：
我们义不容辞地为你列举你的恐惧，以免你将其遗忘：物资短缺；过分依赖；古怪；不可见；可见；羞耻；被回避；被欺骗；被欺负；被抛弃；被打；被谈论；被可怜；被嘲笑；被认为又是“孩子”又是“老女人”；愤怒；其他人；犯错；凭直觉知道；悲哀；孤独；失败；失去；爱，死亡。如果不是死亡，那就是活着——身体上的，它的需要，它的组成部分，勇敢的部分，多余的部分。还有颤抖、涟漪，我们的双腿变得瘫软，因为那些颤抖和涟漪。按照百分比来看，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相信我们已经失去了力量，屈服于脆弱，对别人施以阴险狡诈。我们还相信变化无常。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认为自己被监视，我们传递旧的伤痛，我们表情紧张、痛苦而又麻木。这就是我们的恐惧，亲爱的苏珊娜·埃莉诺·丽萨贝塔·艾菲。请把它们写下来。请记住这几点。苏珊娜，哦，我们的苏珊娜。我们害怕。
“我的天哪!”我说。
“没错，”药丸女孩的妹妹说，“下面还有。”
不用冗长的解释或过多的说明，这最强烈的担忧，我们抓着不放的担忧，如果没有它该多好，就算我们还保留着其他所有恐惧，我们依然会幸福得难以言表。它严厉谴责我们，把我们变坏，阻止我们克服微不足道的困难，比如刚才罗列的那些恐惧，那是心理上某种诡异的东西——你还记得吗，我们的苏珊娜，那个心理上某种诡异的东西？我们内心的光明与善良，在你的记忆中，依然在我们内心、支配着我们的东西？
“她是写给我的，”药丸女孩的妹妹说，“在她开始下毒之前，我是指真正的开始——我比较的是以前，那时姐姐只给她那个古怪的过客下过毒——别忘了，她是我的大姐，我的姐姐，我必须尊重她，因为她的年纪——我找她谈话，但因为我不了解的不只是她的恐惧程度，还包括她的恐惧本身存在的原因，我去了她的房间，说错了话，犯下了愚蠢的错误。我不知道自己正在犯下愚蠢的错误。我让事情变得更糟。我没看出有什么东西正盯着我的脸。我没有企图做什么，却在她心中唤起了对我的怀疑。我想引她说出她下毒的理由，扶正她的曲解，恢复她的理智。她说这不可能，当存在坏东西、所有这些难以忘却的坏东西时，她说，把注意力集中在好东西上是危险的。她说过去的黑暗事物，还有新出现的黑暗事物，都必须被记住，必须被承认，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会白费。尽管我对她所说的‘白费’毫无头绪，”药丸女孩的妹妹继续说，“我却蒙昧无知地说它们可能没有白费，没有令人遗憾地白费，也许吧，但最重要的是现在可以放下它们了，她可以从它们身边走开了？就在这时，她第一次给我下毒。”“第一次？”我问。“是的。她一共给我下过五次毒，但前三次我以为只是月经来了。”这个妹妹接着说她和她姐姐又喝了一次茶，又聊了一会儿。这次又是药丸女孩泡茶，妹妹又听她讲了决不能遗忘的坏东西。她意识到她姐姐仍然被困在坏东西的问题上。这次讲的是它们如何不应该被放过，否则那将意味着原谅是可以用走后门的方式得到的。她无法原谅，药丸女孩的妹妹说药丸女孩如此说道，至少在有人跟她道歉之前。“我说，”药丸女孩的妹妹说，“尽管我不知道是来自谁的道歉，也不知道道歉是为了原谅什么，但我又这么说了——我说我本能地感觉到，等待道歉是战争思维的一部分，我问她能否别再等待，因为继续等下去只会甚至更进一步地摧毁她。她说她无法前进，她必须获得道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而我说她不必，她真的，真的不必。就在这时，我感觉我又来了一次非常难受的月经。”她们第三次一起喝茶聊天时，药丸女孩的妹妹说，她们似乎已经完全离开了关于“白费”和未曾给予的道歉以及是否要原谅的话题，而开始谈论起了身份、遗留和传统。“我告诉她，在我看来，”药丸女孩的妹妹说，“她似乎极其介意、过分纠缠、超出需求地关注她的自我分离和自我孤立，而这正是她每次下毒时的心理状态。能不能‘共存’呢？我问，她说一切都必须得到尊重，再说，如果她只专注于阳光般灿烂的那几面，大家就会认为没有其他面了。他们会遗忘，她说。他们会以为一切都好，留下她成为唯一没有遗忘的人。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些是什么。我说她的身份认同似乎来自一个极端边缘，她不能让自己起疑心，只能不断地强化这个边缘，就在这时，我第三次经历了突如其来、极其痛苦的月经。”到了第四次，药丸女孩的妹妹说她意识到是她姐姐一直在给她下毒，那以后，她们不再一起喝茶聊天。“但我依然认为，”她说，“肯定还有别的办法。”那时，这里的反政府派已经开始威胁药丸女孩，与此同时，她的家人也开始搜查她的杀人武器。“就在那时，我找到了这封长信，”她说，“以恐惧开头，接着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地写了多达可怕的十三页。”信的末尾署名：
我以爱你之心，
对你现在以及将来的安全，感到万分焦虑和担忧，
来自你真挚的，同时依然真真切切地感到恐惧的
确信不疑的他人之恐怖，不只在艰难的日子里
确信不疑的他人之恐怖，不只在艰难的日子里直言不讳。也没有持续不断的信件往来，药丸女孩的妹妹说，意味着这是一股反对势力，是内心反对党对满怀希望的一方发起的某种勇敢的闪电式袭击，它试图战胜对方，并夺回恐怖的局面。只有一张来自光明与善良的活页纸，即便如此，依然不断受到确信不疑的他人之恐怖，不只在艰难的日子里的打断，亲爱的苏珊娜·埃莉诺·丽萨贝塔·艾菲，这张独行侠的纸上是这样开头的：
亲爱的苏珊娜·埃莉诺·丽萨贝塔·艾菲，
你不需要我告诉你——
这是可怕的!哦，太可怕了!
——你看见的每件东西都是映像，来自——
一切都太恐怖了!
——你内心的想象，你不必——
救命!救命!我们要死了!我们都要死了!
——相信这内心的——
我的胃!我的头!哦，我的肠子!
——想象。相反，我们能够——
记得拿上我们的急救装备，苏珊娜!我们的抚慰装备!我们的活命自卫装备!我们的捍卫立场手段装备!我们的小药水瓶和我们的药水和我们闪亮的黑色药丸!哦，快!复仇!我们要让他们感受我们的痛苦以及……
所以，是他人之恐怖获得了控制权，扰乱了秩序，并最终暗杀了光明与善良。光明与善良披着其他的伪装前来：和谐、灿烂、姊妹。它以姊妹的形式出现。所以可想而知。姊妹已经进入她的体内。她需要姊妹离开她的体内。姊妹，因此必须离开。这就是药丸女孩的妹妹为什么会被第五次下毒，而且是致命的一次。接着是我被下毒。再接着是被误认为希特勒的男人被下毒。之后，药丸女孩自己被暴力杀害。他人之恐怖大概认为，有了她的脑袋，它，它自己，就能活下去。它要开派对庆祝，彻底放纵，继续制造恐怖。它们，这些心理上的掠夺者和占有者，始终没有意识到，在抛弃宿主，抛弃它们毕竟还赖以生存的那个人的过程中，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抛弃了自己。我凝视着药丸女孩的妹妹，她带着病容，面色苍白，眉毛上沾着汗水，呼吸困难，可怜的双眼残疾，一双小手依然紧握着栏杆。她像发烧似的不停地拽栏杆。可能她就是在发烧。她跟纸巾一样薄，不只是她的身体，而是她的各方面。她神经紧张，情绪暗涌变成了情绪外溢，敏感性和预警系统，她所有的监视侦察被一切压倒，又压倒一切。我想帮助她，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我甚至感觉自己也被拉了进去。她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听起来温暖、友善，感到一种宽慰，完全不是我之前预料的“你杀了我们的姐妹!”。她接着说：“你明白她有多害怕吗？她是我大姐，但我从来没有因此了解过她所受到的夹击，尽管她始终与人为敌。”我点点头作为回答，但随即意识到她也许看不见。于是我说：“没错。”我还在找别的话说，因为，就跟和真送奶工待在他的送奶车上一样，我想再说点什么，做点什么。但我还没想到说什么，她的前男友就已经出现了。
他把双手放在我肩上，在此之前，我就已经感觉到他在我身后。是三哥，我的三哥，我已经一年没见他了。他现在几乎不怎么出现在这里，或者说自从他一年前结婚以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这里了。他会回来看妈，带钱给她，但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带走她和小妹妹们，让她们上车——快!赶紧!——让她们下车——快，赶紧——开车带着她们短途游览。他把她们带到镇中心，小妹妹们说，或者带到山上，或者去海边，如果天气好的话，他们总是停下车，享受些小吃——“冰激凌、薯条、柠檬汁和香肠”。“如果那地方有旋转木马，”她们补充说，“我们也会去。他带着我们，甚至还会带上妈，一起去所有那些景点。”他还不时带她们穿越小镇，她们说，上他家跟他和他的新婚太太一起喝茶。这位新婚太太是个意外，谁都没有料到她的出现——妈没有，我们没有，社区没有，三哥没有，药丸女孩的妹妹——与他相爱很多年的女朋友——肯定也没有。至于我和他，自从他结婚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因为他每月第二或第三个周二来家里，这一天正是我下班后去准男友家过夜的日子。可他如今在这里，从我身后走来，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还没来得及回头并意识到那不是送奶工，不是来自薯条店的私刑动用者，不是他人之恐怖或者药丸女孩的幽灵又回来了。是他，三哥，我感应到了他的靠近，也不止我一个人产生了这种感应。药丸女孩的妹妹也感觉到了什么。她突然不再谈论她姐姐那巨大的惊恐，曾被误认为她姐姐的巨大的愤怒，她吓了一跳，接着哭喊道：“那是谁？谁在那里？那是谁？”她的声音急迫而又苛刻，也很兴奋，充满希望，因为她在我之前就已经知道站在我身后的是谁；甚至在三哥开口说“让一让，双胞胎妹妹，我要走过去”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他只好从我身边绕过去，因为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挪不开步子。虽然他刚才跟我说了话，但我看得出来此时他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视线越过我，直接移到那个他唯一爱过的女孩身上。一听见他的声音，药丸女孩的妹妹又发出一声哭喊，一只手连忙捂住嘴，另一只手伸出来，可能是想躲开他，也可能是想抓住他。她垂下双手，想要往后退，但她做不到，因为她身后已经是栏杆。她只好往旁边走，这时我知道她已经彻底忘记了我的存在。这是我认为她可能会粗暴地拒绝我的帮助的第二个理由。由于我是她的前男友的妹妹，这个前男友抛弃了她，娶了某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作为权宜之计的人，她可能不会想看见任何提醒她想起这段悲惨过往的东西吧？于是又回到了错误伴侣的问题上，在这个案例中，三哥的妻子是错误伴侣，而药丸女孩的妹妹是正确伴侣。在我们看来就是这样——在我的家人、她的家人、社区里的每个人看来都一样。可是他们没有结婚，因为三哥走了，他做了那件平平常常、毋庸置疑、不知不觉、出于自我保护的事情。他爱的人也爱他，程度之深令他无法再面对这种脆弱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终结了这段感情，为了能在失去它、在命运或别的什么人从他手里把它夺走之前，先主动放弃它。那时没有人对他说过任何理性的话，谁会当那个人呢？于是三哥企图躲开对理论上他会失去他最想要的东西的恐惧，用一个替代品凑合。毫无意外，药丸女孩的妹妹对此感到愤怒。
“走开，”她说，“你曾经走开了，前男友，所以你现在也只管走开。”她的声音在震颤，她的身体在发抖，她肯定很愤怒，在艰难地集中注意力；而且显然她无法清晰地辨认他。至于我，那两个人依然对我视若无睹，但这也没能让我的心不再怦怦直跳。为时已晚吗？他已经断绝了所有后路？他已经毁掉了一切？还是她已经回心转意，同意让他弥补？三哥似乎想要修复关系，没有按她的命令走开，而是越走越近，虽然还没有触碰到她，但正在跟她说话，向她苦苦哀求。没有斟酌，没有提炼，因为他情绪太过激动，无法作出任何合乎自我意识的评价，他说了“……错误……笨蛋!……大笨蛋!蠢货!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愚昧……错误的人。因为我爱你……害怕。危险……为了安全感……出卖梦想……哦蠢货!……哦傻瓜!……该死!……错误的人……去他妈的……幼稚!”之类的话，还说了“不珍惜”，然后是“珍惜”，再然后是“爱人，我的爱人”“无法面对”，以及“蠢货，疯子，大蠢货，幸福，不可能……不会……大浑蛋蠢货……”之类的话。我想他是在说他自己。然后说的是“这个关于爱情的问题”，以及他如何妥协，如何“解决”，他告诉她他在发抖，他在这里，就站在她面前，瑟瑟发抖。“你能看见我在发抖吗？”他问。接着他说：“该死的!你看不见我在发抖!你看不见了!她干了什么？你姐姐对你的眼睛干了什么？”
这让他停下了脚步，我想他最近肯定听说了药丸女孩的妹妹，也就是他的前女友被下毒的事情，但没预料到会是这种程度，周围中毒的人并不多，也许附近的街区一个都没有，所以他不知道中毒所损伤的不会永远仅仅是消化道。但药丸女孩的妹妹已经镇定了下来。“你让我心碎。”她哭了，“你让我不幸。你让你自己不幸，你看看，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让她——无论她是谁——免于不幸。所以走吧，走吧。”她又一次伸出手。他也又一次伸出手。她试探了一下，他也试探了一下，她又试探了一下，然后停了下来。接着他又试探了一下，而她把他推开。基本上就是停下和推开，伸出手，伸出手臂，用手推开，不止一次口头上的“走开”，却没有一次真的走开。接着，他又再次澄清他的爱，说了更多的笨蛋、该死的笨蛋和该死的蠢货。“如果她已经杀了你!”他哭喊道，“如果你姐姐已经杀了你，那该怎么办？你可能已经死了，我永远不能……”虽然他并没有真的在颤抖，身体上没有，但内心绝对有一片混乱在**。不是她看得见，而是她听得出来他看上去的样子，不可能搞错。他确实已经让步了，已经决定了，他受到摧残，变得迟钝，如果他再不跟随自己的内心，不放任自己的内心，那么也许不出一年，他就会变成被活埋、百分百、极度痴呆、活在棺材里的那些人里的一个。但是，在他澄清他的爱和他的内心颤动的过程中，他的语气发生了变化。现在包含了紧急、尖锐、令人钦佩的无畏，甚至愤怒。他又问了一遍她姐姐对她干了什么，有没有人带她，他的爱人，去求助？于是谈论到了医生。有没有人带她去看医生？有没有人帮助她做过些什么？但药丸女孩的妹妹打断了他，粗暴地拒绝了他对于她姐姐对她干了什么这种琐碎事情的关心。“你为什么关心她对我干了什么，却不关心你自己对我干了什么!”她又讲了更多的事情。这次两个人都在讲。然后她推了一把，又紧紧抓住他的衬衫，紧紧抓住他，她几乎一头撞上去——但是没有!她只是拒绝他的衬衫，拒绝他，接着又推了推，但又抓住衬衫，走近一点，再近一点，更近一点，继续靠近。她凑过去，向前一靠，把她的脑袋靠在自己的前臂上，已经是他心脏所在的地方。她闭上眼睛，把他吸进身体，她的男友，前男友，她的男友，那一刻，三哥肯定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批准。他抬起双臂——太早了!——还没有获得批准。她大哭一声，再次将他推开。
就这样，他们待在那里。她再次推开他，轻轻地推开，他已经伸出双臂——伸得更宽，等待着，警觉地寻找线索，寻找时机已到的隐约提示，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是故意做给我的耳朵听、给我的眼睛看的。通常情况下，当我想到任何人——尤其我自己——站在几英尺外直愣愣地盯着两个做作而又感情用事的情侣，我都会感到震惊和恶心。但这次我目不转睛，忍不住不看，也不想忍住不看。另一边，他们已经开始了，而且还在继续。现在她允许他抱住她，她自己也紧抓着他，但同时又努力推开他，她责备他说：“我想我恨你。”意思是她不恨，因为“我想我恨你”等于“我大概恨你”，等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恨你”，等于“我不恨你，哦，上帝，我的爱人，我爱你，依然爱你，永远，永远爱你，从没停止过爱你”。接着她把脸从他的胸口抬起来，半推半就，他俩都不动了。一秒钟万物皆止，一瞬间悬而未决，然后他们便如释重负地——再没有说话，再没有戏剧性地——坠入了彼此的怀抱。
此刻，他们正在接吻，紧紧地抱在一起。他让她往后仰，托着她的背、她的腰——而她伸出双臂，钩住他的脖子，任由他抱住她，任由他托住她，任由他让她往后仰。很快他又亲吻她后面，让她激动不已。这就跟那些法国圣诞香水广告一样，“你永远不会被这样亲吻，直到你闻起来像这样”。也就在这时，我注意到——虽然他们没有注意到——其他人也在围观。围观者里的大部分刚才还凑成一小堆，观看两个男人在街头打架的奇特壮观的场面，接着就突然跑了过来。他们仍在继续，那两个打架的男人，还在默默无声地继续打架，嘴角叼着那些烟。也许这一架打得太安静、太持久、太令人费解，一场仓皇失措的打架，难以衡量，也许基于联想，是某种独树一帜的现代新艺术的碰撞。然而，传统观众更习惯于遵照时间顺序的传统现实主义，大部分人开始怀疑那两个男人到底是不是在打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丧失了兴趣，冲到我们这里，大部分邻居此时正在点头，洞察世事般地点头。我身边的一个女人洞察世事般地点头，朝着在我另一边的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通过她自己洞察世事般的点头，认可她的洞察世事般的点头。“我知道这是出于愧疚，”第一个女人说，现在是对着我说，“这解释了你哥哥的行为，他鬼鬼祟祟，偷偷溜进这里，又急匆匆地溜出去。愧疚。只是出于愧疚。和政治问题，和反政府派，和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告密嫌疑都没有关系。都是愧疚——还有懊悔——他良心发现自己对她做了什么。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时他们所有人转向我——“他那个错误的老婆对此会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