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实际上是女人的女孩到处在饮料里下毒，她给我下毒，我不知道她这么做了，甚至在我上床后过了两小时伴随着最不可思议的肚子痛醒来时也不知道。起初我以为肚子痛主要是因为送奶工出现后涌向我的那些震颤，那些刺痛，那些恐惧感。然而不是。是药丸女孩把什么东西迅速丢进了我的饮料。那是在俱乐部里，当时我和最久的朋友在一起，我们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我原以为我们要讨论的是送奶工，结果却是我的出格者身份。朋友去了卫生间，我一个人坐在桌边，那个实际上是女人的女孩悄悄靠过来，直截了当地控诉我是反人道主义的罪犯，还说我自私；同时给我下毒，赶在我叫她滚之前干完了这一切。“你应该感到羞耻。”她说，但她没有提起我和送奶工的私情，我原以为她会提起，因为那是其他所有人——虽然也不关他们的事——都会提起的事情。她只讲了我与送奶工相互勾结，在她的某个前世里杀害了她。包括她在内，据说我还害死了其他二十三个女人。“其中一些是在吸大麻，”她说，“但只是一些无害的白色药物，还有一些什么也没做。”在那个前世里，我们共有二十六个人，所有人都是我杀的。她是指十七世纪某段时期里的一次前世轮回，她说出了具体的年月日时，说他是个医生，但是个庸医。说到这里，她露出恶心的表情，说这样一个冒牌货，我却要跟他站在同一战线，像黑猫跟随女巫似的跟随他。她说就算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个骗子也没用。我教唆他，对他施了黑魔法，为他切割动物的尸体，在我们风景如画的村庄里，成为他谋杀那二十三个女人的帮凶，还要加上她。“我们都死了，妹妹，”她说，“这都怪你。”因此她说我的遭遇都是罪有应得。就在那时，我摆脱了她催眠般的絮絮叨叨，说：“哦，看在该死的分上，给我滚。”最久的朋友回来后问我发生了什么，我摇摇头说：“啊，是那个药丸女孩。”最久的朋友提醒我留心药丸女孩，因为，她说，“那个可怜的实际上是女人的女孩状况越来越差了”。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最臭名昭著的出格者是这个实际上是女人的女孩，一个瘦小但又结实的女孩，年近三十岁，往人们的饮料里下毒。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能从她那里获得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解释。由于一开始就对她缺乏了解，只能根据社区对她添油加醋的描述进行推测。大部分人认定她之所以做出那些事情是因为听信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抗议。他们没仔细描述这些抗议，但他们说有人看见我们这里的议题女人——也是另一个出格者群体——和药丸女孩交谈过，因此她们也许事先指点过她，给她洗脑，让她加入她们的运动。这意味着那些简单粗暴的议题，比如暴力激进的女权主义议题，是她不断企图杀害我们的唯一理由。当时，议题女人们不承认这项指控，说社区误解了她们的奋斗目标，还说他们没有一丁点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她们还说药丸女孩早在她们决定和她谈话前就开始下毒了，反正她们靠近她只是为了尝试理解和干预。因此，她们说，用一些不假思索、不负责任的方法是不可能判断出这小个子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才下毒的。于是各种解释不断出现，还有关于这些解释的即兴演讲和争辩。下毒事件也同样不断地出现。最常发生的地点、需要防范她的关键场所，是这里最热闹的俱乐部星期五夜晚举行的舞会上。
每当她决定走进舞会，如果你和你的男朋友或者同伴在舞池里，饮料放在桌上没人看管，盯着她就变得尤其重要。实际上，在她每次进来之前，总有另外两拨人会先进来。一拨是反政府派，他们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巴拉克拉瓦头套，拿着枪，检查这里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和未成年的饮酒者。有很多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和未成年饮酒者，但从来没有一个被拉出去，或者被要求离开。这是一种虚张声势。谁都知道这是一种虚张声势，一种力量的显摆，一种每周必须实施一天的着装准则。他们大踏步地进来，坚定不移，四下张望，快速地显露一下装备，检查完毕后离开。过了一会儿，另一拨人进来，又搞一次虚张声势。这次是外国士兵，来自“海对岸”国家的占领军。他们也一样，穿着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卡其布装，戴着头盔，拿着枪，四下寻找反政府派，正是他们几秒前刚刚错过的那一拨反政府派。我们只会偶尔想到，如果这两拨人真的一起进来了，会当即爆发怎样一场血淋淋的屠杀。但所有这些年的星期五晚上，从没发生过这种相撞。很难想象居然从没发生过，我们说，所以他们之间肯定不经意地存在着无意识的同步、某种心意相通的巧合。“又到了周五晚上，”一方的潜意识可能会跟另一方的潜意识说，“为什么不把这样的简简单单继续下去呢？你们先进去，然后离开，接着我们进去，怎么样？等到下周，我们会先进去，然后离开，接着你们进去。”肯定就是这样，因为难以相信他们会彼此擦肩而过，不止一次，不止两次，是轻而易举的好几百次。所以这些军队分批进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仔细搜查，卖弄，耀武扬威。同时其他人，是指我们——在舞池里的年轻人，在酒桌边的年轻人，在吧台上的年轻人，在阴暗角落里亲吻爱抚的年轻人——无视他们的存在。但是，一旦药丸女孩来了，就另当别论了。
“她来了!”
“快!”
“各就各位!提高警惕!哦要小心!药丸女孩!是药丸女孩!”
俱乐部里的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相互警告。这时醉酒让人感到恐慌，那一周被指定为每张桌子每个小组的男守卫或者女守卫都会从舞池、卫生间、吧台、阴暗角落里的拥抱中、从他或她当时碰巧所在的任何地方，赶紧跑回各自的酒桌。他们是要去守卫饮料，但即便如此，我们其他人还是会保持紧张，高度警惕她的存在。我们用肘部相互轻推，一个接一个，整个俱乐部跟在她后面，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身上。这时，她就像某种鬼魂、某种可怕的噩梦，慢悠悠地走进来，蹑手蹑脚地到处走动。你会认为，我们都超级警觉，因此我们，也就是这大多数人，正处在阻挠药丸女孩干坏事、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的最佳位置。但结果却是这个单打独斗的参战者每次都能轻而易举地获胜。没人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但就算桌子边上有人，她也总有办法沾染饮料。在所有人的见证下，桌子边上的那个人警觉地跑回来，一把抓起饮料，放在自己的手边，决不给她任何一点机会。急着赶她走时也不会装出任何礼貌。“滚!”他们会大叫，事后坚持在这种可能被下毒的场合里直截了当始终是最好的方式。“滚!”他们会大喊。“滚!”他们会抛弃社交礼仪。“滚!”他们会粗鲁得令人震惊。但如果这一次，在他们对这里最成功的全职超级投毒者喊出那么多的滚之后，她却依然没有离开，那么接下来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他们，这次聚会上的至少一个人，会在痛苦中弯下腰，翻来滚去，攥紧拳头，颤抖，扭曲，被喂下各种各样的解药，在筋疲力尽中哭泣求饶，求死神把他们带走，让他们一了百了，别等到那个漫长的夜晚过去直到天明。
她由此彻底遭人厌恶，但相反因为这种厌恶，这里的人们对药丸女孩又是泰然接受。即便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接受、一种偏执的接受、一种被下毒的接受，因为人们或许会发疯，他们会想要杀了她，但从来没有人想过，她应该被这里最热闹的酒吧拦在门外。从来没有人想过，她应该被医院收治、被送进监狱，她的家人不应该让她出门，至少在她每次外出的时候应该轮流监护她。也从来没有人想过，我们其他人其实不必在每个周五的晚上经历这种被下毒的煎熬。她是个危险人物，但在那个不同的时代里，在那种不同的意识里，带着所有对生死和风俗的理解，人们忍受她，就像忍受天气，就像忍受天灾，以及星期五晚上必须前来的军队。我们，也就是这个社区，最多也只是宣布她是个出格者。所以，人们始终允许她再来，她也始终会再来，继续下毒。后来她的作案轨迹发生了变化，周五以外的日子她也开始下毒，原因更是说来话长。
朋友说她开始对她的亲妹妹下毒，但她的家人至今都把这件事藏着掖着，缄口不言。她控诉她妹妹是她自己身上无法接受的另一面。我说：“这就不太好懂了。你是指——”“没错，”最久的朋友说，“是指她自己身上被分裂出去的一面，正在侵吞她。”似乎是因为这个地区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她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为了能够让自己存活下来，既然一方是下毒的人，那么没有下毒的另一方，也就是她妹妹，则必须离开。最久的朋友同意我的看法，她说是的，自从药丸女孩按照她自己的解释开始行动以来，要对她作出集体性的解释确实越来越难了，如果我从今往后不再捧着书到处走，了解一下正经的现实，也许就会注意到社区本身费了多大的劲儿才跟上她。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推动事情发展”。有一种持续不断、一贯正确的“推动一个人向前进”，这种“一步一步地推动”始终在发生。如流沙般易变的错位在社区接受的范围内能够轻易地被族群责任意识所吸收消化，但是那些出格者，比如药丸女孩(也比如现在的我，虽然我依然不肯面对)，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出格者经常被说成公然藐视传统，不像其他人那样合理地一步一步地推动事情发展，而是在没有批准、没有宣布的前提下，一次两步、三步，甚至彻底回避错综复杂的细节，踏上某个甚至更不切实际的新的立足点。这就是认为她妹妹是她的反面的药丸女孩的所作所为。
朋友解释说，被下毒的妹妹，阳光般灿烂的那个，中毒后需要立即送医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送医院的程度。中毒让她丢了半条命。当然，她没有去医院，因为在这里与医疗机构扯上关系就跟叫警察一样——意思是你不会叫他们——也会被视为鲁莽。一批政府机构，社区判断说，总是会招致另一批政府机构。如果你以任何你不想谈起的方式被枪杀了、被下毒了、被刀捅了，或者受伤害了，不管你愿不愿意，医院会通知警察，警察会立即从警察亭里赶过来。接下来会发生的是，社区警告说，这些作为敌人的政府警察在发现了你来自藩篱的哪一边之后，会要你妥协，让你作一个选择。那个选择会是：要么你在当地被误认为或被暗示成告密者，要么你就真的变成告密者，把你们那里的反政府派的秘密告诉他们。不管你选哪个，或早或晚，最后承蒙反政府派的惠允，你的尸体会在通道里被发现，手里肯定少不了拿着十英镑，脑袋里进了几枚子弹。所以不要这样。依照集体规则，你不会考虑医院。我们有安全屋手术室、后客厅伤员急救站、驻家药剂师，再说这里遍地都是花园棚屋药店，数量超出了需求，你为什么还要考虑医院？
至于药丸女孩的妹妹，已经有四分之三条命进了坟墓，她拼尽全力，她的家人和邻居也拼尽全力。经过好几次彻底的洗胃，大家都想说她已经痊愈了。然而在她康复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个年轻女人的健康和视力显然大不如前，于是社区审判再次通过反政府派介入进来。这个家庭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因为受害人和凶手都是他们的血亲，他们乞求反政府派不要施以严惩，再给药丸女孩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反政府派上一次已经发过誓，药丸女孩要是再不停止她的反社会行为，他们会亲自替她停止。所以现在，由于被指控者最近再次无视他们的警告，反政府派说，是时候兑现誓言了。最久的朋友接着说，反政府派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又一次考虑了这个家庭的苦苦哀求。他们传唤了这个家庭，提前跟他们说清楚。“好吧，”他们说，“再给一次机会，但那是最后一次。”
我们喝干杯子里的酒，离开喝酒俱乐部。我回到家，爬上床睡着了，一直睡到我被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弄醒。这个东西飘入我房间，飘到我的床单上，进入我的嘴，滑进我的喉咙。我醒了跳起来，哭喊道：“它进去了!它想办法进去了!它们在我睡着的时候进去了!”在我彻底清醒之前，在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说什么之前，五脏六腑里有一种灼烧感攫住了我。我嘴里还有一股刺激的气味，一开始我以为是一颗牙齿没补好。接着我意识到那不是牙齿!那更像是送奶工，更像是他的垂涎三尺正在对我起作用。接着一阵**又攫住了我，把空气排出体外，从我身体里挤出来，我的肌肉开始绷紧，我变得僵硬。我从**摔下来，依然僵硬，内脏变成了石头。我靠着前臂和膝盖爬出房间，用脑袋撞开门，因为我抬不起头，因为我的躯干僵硬。我不知道用脑袋撞开门意味着什么，不知道门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只知道我要出去求助。
在楼上的楼梯口，我又感觉到一阵新的疼痛猛地以交叉的方式袭来。我在从卧室到浴室的中途被迫放弃爬行，始终有个奇怪的声音在我耳边，我觉得那是广播慢速播放的说话声。我后来发现那是我自己的呻吟。我的妹妹们大喊道：“你猜怎么着？那声音吵醒了我们所有人!”这些妹妹，她们说得兴致勃勃。这是我中毒后的第四天，我躺在**休养，正在慢慢恢复健康。她们后来跟我形容这些呻吟，证明我不是非这样不可。她们跟我描述了那天半夜发生的事情，还说我脸色苍白——“但不是你平时看上去的那种糟糕的苍白”。“更像牛奶。”年纪最大的妹妹说。“一瓶牛奶。”年纪中间的妹妹说。“像是又被涂了一层白色颜料的白色牛奶。”年纪最小的妹妹说。“所以会在黑暗里发光。”围绕着“在黑暗里发光”的说法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小妹妹之间爆发了三方争吵。她们还争论这种特别白的颜色是什么时候突然开始呈现出来的。是在我们的母亲和邻居给我洗胃之前，还是在我们的母亲和邻居给我洗胃之后？是的，妈和邻居给我洗了胃，妈第一个在楼梯口找到我，她伸出手抱住我，但由于我身体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没听见她过来。我感觉到她结实的双臂，感觉到她温暖的呼吸，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身边有母亲陪伴甚至好过上帝。我抓住她睡袍的卷边，沿着睡袍爬行，一点点挪到睡袍的前片，我知道我安全了，我不再是孤身一人。
在救我的同时，当然，她也在抱怨我。她一边飞快地检查我的身体，一边对着我连珠炮似的提问——被割伤了？被刀捅了？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给我什么奇怪的东西？我在和什么人吵架？我之前有没有被什么人踢到脑袋？所有我信赖的朋友是否值得信赖？以及我被下了什么毒？——紧接着是她对我的指指点点。“你这样到处转悠着偷别人的丈夫，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小姑娘？”她问，“那些女人当然会杀了你。既然你有你所谓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怎么会连这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妈所说的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指的是什么。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由去他妈的、去他妈的、去他妈的组成，不包含任何细节，细节实际上就是那些词本身。但是妈还没说完她关于丈夫和妻子的那一套。她又说了更多遍“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只是这一次换了花样，一会儿说我搞了许多人的丈夫，一会儿说我搞了所有人的丈夫，一会儿又说我搞了一个人的丈夫，也就是送奶工。“傻姑娘，鲁莽啊!鲁莽!”她哭喊道，“你才十几岁，他的年龄要翻你个倍还多!”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把我拉起来靠在她身上，扶我到浴室。然后又继续指责我，随随便便地得出结论，还严肃地补充说道：“不管怎样，等这件事情过去后，女儿，我希望你把所有妻子的姓名列张清单。”在此期间，我依然蜷成一团，无法舒展身体，无法站立。一阵阵疼痛不断袭来，从下方推动，迅速朝上——依然以那种交叉的方式——穿过我的身体。于是妈拉起蜷成一团的我，命令我一只手臂别松开她的脖子，另一只手尽全力抓住栏杆，还催促我把下毒的事情告诉她——“他们给了你什么？你知道他们给了你什么吗？”——最后我终于艰难地说道：“没有什么妻子，妈。没有什么丈夫。没有和送奶工的私情。没有下毒。”接着——她不再听我说话，因为她的头脑里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她僵成了石头。
“以上帝的名义!”她大喊道，“他们是对的人吗？每个人都是对的吗？你有没有被他弄大肚子？被那个反政府派，那个被看作‘头号通缉犯’的聪明男人，那个冒牌送奶工？”“什么？”我问，因为她用的那个词是单数，确实有那么一会儿，我完全想不出来她指的是什么。“被他灌输了？”她解释说，“孕育。繁殖。施肥，折磨，尴尬，浇水，感到后悔，希望没有发生过——上帝啊，孩子，我把话说清楚了吗？”她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她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说怀孕？但妈就是这样。就好像我现在要是不从中毒这件事情上——当时还不知道是中毒——拨出一点时间来思考她刚才一番莫名其妙的评论，就还不够忙。她也没有停留在复杂的怀孕问题上，因为妈能给她自己一个接一个地讲恐怖故事。她接下来讲的是流产，我也不得不从“打虫药、唇萼薄荷、撒旦的苹果、提前驱逐、没能来到世上”这些词汇里把它猜出来。就算一开始不确定，在听到她下面这句话后，疑虑也都给驱散了：“好吧，女儿，我对你已经失望得不能再失望了，你告诉我——你到底弄到了什么，你是从她们哪一个老娼妇那里弄来的？”
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闻。我以前从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老娼妇是反政府派所允许存在的或者阻止不了的。这也是妈的典型行为，她作为我的信息来源，一如既往向我透露藏在底部的惊人细节，同时又控诉我已经知道了这些。这一次，她依然对我没有丝毫的信任，她不相信我说的可能是真话，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不相信我也许有我自己足够的智慧不去和像送奶工那样的男人搞在一起。她所有的不信任不会鼓励我去鼓励她对我有信心，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上一次我试过了，但她说我是骗子，要求我告诉她真相——虽然我告诉她的就是真相。她不想要真相。她想要的是对流言蜚语的确认。我努力明确病因，让她知道这些**，这次僵硬，这次无法舒展身体、无法站立，并非中毒造成的，而是我的日常表现的一种强化版本，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我生病是因为送奶工跟踪我，送奶工循着我的足迹，送奶工知道我的一切，他伺机行动，悄然逼近我；是因为这里的偷偷摸摸、无礼瞪视和流言蜚语带给我严重危害。所以妈和我相互误解，我们总是相互误解，但那次我确实努力过了，因为在那一刻，孤独的一刻，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她能信任我、懂我。“没有什么妻子，妈，”我说，“也没有丈夫，没有胎儿，没有老娼妇，没有中毒，没有自杀”——最后一个是我自己加上的，省得麻烦她来加。“好吧，那又会是什么？”她问，在疼痛的过程中，在中毒的过程中，我愉快地感受到一种慰藉贯穿全身，一种安抚降临在我身上，这都是因为她劝诫到一半停了下来，开始思考我说的会不会是真话。爱她是容易的。有时候，我能明白爱她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她突然不再犹豫，不再挑事、拉扯和诬告，而是叫了一声小妹妹们。三个小妹妹这时已经从**爬起来，穿着睡衣站在我们身后。
她命令她们来帮忙。做这种事情，妹妹们自然是欣喜若狂。她们喜欢戏剧性，任何戏剧性，只要是纯粹的，是她们可以参与的，至少能亲眼目睹的。她们急忙跑过来，准确地抓住妈所指的地方，四个人扶着我沿着剩下的楼梯往下走，走过最后一级台阶，进入浴室。小妹妹们一进去就松了手，她们以为这时候应该松手，于是我和妈一起摔倒在地板上。这一跤又硬又疼，我一开始哭出声来，接着意识到这地板不错，它冰冷、光滑、讨人喜欢，但这种想法没持续多久，因为我的身体又开始强调它的存在。我又开始用前臂和膝盖支撑身体，为某种迫在眉睫的东西作准备。与此同时，妈指示小妹妹们去她的卧室，找到后院药房的钥匙后，立即拿来给她。她们一窝蜂地跑开了，小妹妹们平常不管做什么都是这样的。妈转过身，一边按着我的肚子，一边命令我想一想!想一想!如果没有“受委屈”，没有“被驱虫剂”，没有“被薄荷油”，那么有没有其他什么吃的东西？什么喝的东西？什么不应该在周围转悠的人在周围转悠？但我当时根本无法回答。依然染着病，依然是那种奇怪的姿势，我僵硬地冲向浴缸，冲向地板，冲向马桶，接着又倒在了地板上。某种巨大的东西正要来临，我的身体似乎没有希望摆脱它。
妹妹们拿着丁零当啷的一串钥匙回来了。妈跳起来对她们大喊：“我马上回来!”她让她们别离开我，一直看着我，确保我不会躺倒或者睡着。如果我脸色发青，或者出现了别的问题，除了呕吐，就来找她。接着她急急忙忙地跑开了，妹妹们围在一起，我感觉到她们的热情比她们的身体散发出的温热还要多。我看不见她们的身体，因为在又一阵痛苦的缓解中，我将额头再次顶着冰冷的地板。我知道，这只是一阵短暂的喘息，我也知道，我必须享受这种简单的放松，趁更多的抽搐开始之前。但小妹妹们立即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她们摇我。戳我。“不行!别睡觉!妈咪说不准睡!”
妈回来了，拿着难闻、丑陋、像怪物一样可怕的一品脱药水。同时邻居们也出现了，她们带来了细口酒瓶、钟形玻璃罩、贴着绿色、棕色和黄色的警告标示的广口瓶、香脂膏、催情药、小药水瓶、草药、粉末、秤、杵臼、巨大的药典，以及她们自己“家用秘方”的蒸馏物。邻居们不知道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在“不打算去医院”的情况下，她们经常这样。跟妈一样，她们也作好了准备，卷起了睡袍的袖子。站在我身边的女人们先在浴室里开了个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在我上方说话。加上后来小妹妹们的补充，我几乎知道了她们所有的谈话内容。她们在争论行动过程，她们中的纯粹主义者说，如果还没弄清楚要处理的是什么，催吐不是好办法。另一些人说先试试看，显然没有时间追求精细和完美，现在亟须的是权宜之计和仓促的方案。“粗略看来，”一个邻居说，“这情形和那个被她姐姐下毒的可怜女孩很像。”“哪个可怜女孩？”妈问。她的声调，据小妹妹们所说，在那一刻压得很低。
“就在几天前，”这个邻居开始说，“这事你们绝不能说出去，你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听说过，是因为消息还没有在社区里泄露。那个实际上是女人的小女孩又分裂了。她给她妹妹下毒，阳光般灿烂的那个。我们一些人一起帮忙洗胃，相信我们说的，情形看起来非常糟糕。”邻居们点点头，因为她们大部分人都去了。但妈没有。小妹妹们也没有。这消息给她们带来沉重的打击。尤其给小妹妹们。虽然她们喜爱戏剧性，但她们对药丸女孩的妹妹的喜爱甚至超过了戏剧性。尽管被允许在夜里参加成人活动，就跟伊妮德·布莱顿[1]笔下的午夜冒险偷吃盛宴一样，让她们很兴奋，听到她中毒的消息还是让这次冒险，这次不只有她们经历的冒险，有了瑕疵。药丸女孩的妹妹如同阳光般灿烂，性格温和，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善意，对人敞开胸怀，哪怕会受到伤害。尽管如此，大家依然喜欢她，包括浴室里的每个人。那天晚上，在浴室里，小妹妹们一听见这个消息，就变得忧心忡忡，妈看上去也忧心忡忡。她们四个人很震惊。实际上所有女人看起来都很震惊。她们停顿了一段似乎无穷无尽的时间，去理解这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女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在永恒的过渡期里，她们忘记了另一个也许没有那么光芒四射的年轻女人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她们的脚下。
过了一会儿，另一个邻居说：“那个情形很严重，这个其实不能跟它相提并论。”她的话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了躺在地上的我身上。“那个在我看来，”她说，“比这个糟糕多了。”说到这里，之前去帮忙洗胃的邻居们都表示同意，说我的情形没有另一个可怜女孩那么糟糕。然而，由于她们错误的认识——以为我只是被送奶工的妻子报复了——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番话所包含的真相。妈也没有，而在这一刻，不可思议的是，我也没有。我甚至躺在地上想起药丸女孩的妹妹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明显落下的面包屑般的线索。最久的朋友跟我讲了她的疯子姐姐对她的所作所为，我听后当然为这个女孩感到难过，但这只是你听说一个人经历了可怕遭遇而感到难过罢了，你一秒钟也不会去想自己今后也可能会有极其类似的经历。所以，这是一件“顺便一做”的事情，是站在我的角度为药丸女孩的妹妹很不当一回事地感到难过，是一种并非存心故意的忽视，但也不是一种建立在真正的理解和同情之上的情感。至于我对自身状况的看法，我认为中毒导致这种肚子痛的想法是很荒唐的，这实际上是精神问题造成的——即使我的精神状况自从送奶工出现以来从没糟糕到这种程度——就在这时，妈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提议去医院，说不能因为社会风俗强行规定她不能叫救护车就让她的女儿去死，她还没有准备好这么做。她的话像一枚炸弹。邻居们倒吸了一口气。“够了!哦，够了!”她们求她别再讲了。
“你疯了，亲爱的邻居!”她们大喊道，“你想一想。你不能把她带去医院。不但当地的道德观念规定了不能去，而且万一出了什么状况，会被警察要求录笔录，这还会影响到你女儿在不认识她的人心目中的名声。如果你把她带去那里，肯定会有影响。如果那个重案犯警察联盟听到风声，他们想要抓的‘你知我知’的那个人的情妇正在医院里，他们会认为自己得到了最好的鱼饵，用于钓上最隐蔽的反政府派。”“他们怎么可能放过那种机会？”另一个邻居继续说，“你女儿还年轻，很容易被操纵和威胁。他们会吓唬她，把她作为诱饵，牵连她，扭曲真相，并且——去他妈的他们的良心，一群街头流氓——你也知道，就算不答应他们，也救不了她。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告密的迹象就远远足够了。”
“还有你们自己，”另一个人指手画脚地说，“可怜的寡妇，操持一个女孩们的家，丈夫死了，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个儿子在逃亡，另一个儿子成了叛徒，还有一个儿子偷偷摸摸地进出这里，好像在干什么勾当。还有你的大女儿正处在不可言说的悲哀里，你的二女儿被反政府派流放，你的三女儿完美无缺般地完美，只是她说的脏话被公认为这里最下流的。现在又有了这个可能被指控为叛徒的女儿。想一想这几个小的。”——她们是指站在她们身边、把她们说的每个字都吸收进去的小妹妹们。“不，”她们摇摇头，“不能上医院。这个将来一定会痊愈。她会痊愈的。”她们坚持说道，“你别担心，邻居。”说到这里，她们拍了拍妈，搂着她，“别忘了，”她们总结说，“我们不是不知道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有人，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曾经用过这些临时拼凑的东西、这些基本常识、这些家庭处方很多很多次。”
我同意这些邻居的说法，但不是为了保护我在不认识我的人心目中的名声。我在不认识我的人心目中的名声这种东西，完全是他们捏造出来摆放在那里的。如果送奶工自己没有决心要给我情妇的地位，我是“你知我知”的那个人的情妇的说法就很愚蠢。而且，在一个擅长怀疑、推测和含糊其词、将一切都本末倒置的地方，既不可能准确地讲一件事情，也不可能不讲而只是保持沉默。在这里没什么事情能被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能不被说出来，反正最后人们都会深信不疑。既然社区当时相信那个让人深信不疑的说法，政府在面对一个只允许特定人士进入的区域所特有的鄙夷和僵化时，怎么可能不去抓牢这种胡说八道，为它拍照、摄像、归档，对它断章取义和轻信呢？至于告密，反正警察会逮捕你。谁都知道他们可以逮捕你，任何时候都会试图让你叛变。这跟你有没有叫救护车没有关系。叫救护车本来不是问题，但大家认定它是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它就成了问题。然而，我自己不想叫救护车，也不想去医院。我不需要它们，因为——到底要我说多少遍？——这不是中毒。但邻居们可不这么认为。她们建议洗胃，如果我把我肠胃里的东西都吐到地上，她们说，那就安全了。“毕竟，”她们继续说，“她的身体本身就好像正在努力驱逐什么。我们只是协助一下。”接下来就变成了给我洗胃，要我全部吐出来。
她们要搅乱我的五脏六腑，让我又抽搐一阵。不管她们让我吃下了高剂量的哪种泻药，确实产生了效果，我吐了。整个晚上，我被迫吞下所有东西，然后又吐出所有东西。随着一吞一吐，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得僵硬，一会儿变得碎布偶般软塌，反复了至少十七次。一开始我试着数了数有多少次，以此分散我的注意力，假装这是一次我置身事外的锻炼。我大声数了出来，小妹妹们告诉我，接着她们又说我后来可能是数不下去了，也可能是开始默数。我记得当时我的喉咙和腹部有种撕裂的感觉，起初我天真地以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只是正常的、难受的呕吐而已。在这次呕吐中，我吐出了上一顿饭，剩下能吐的就只有胆汁了。不。起初是胃里的东西。接着吐了几次肠道里恶心的棕色物。等到我不再有棕色物可吐，吐出来的就只有胆汁了。然后还没完。我开始干呕。过分多的干呕。所有这些阶段，越来越对抗重力，很快让我开始渴望、乞求闭上我的眼睛。其实我已经很难睁着眼。去睡觉，我想。去躺下。马上死掉。为什么她们不让我马上死掉？我感觉那晚在浴室里把我弄了个半死的实际上不是中毒，而是这些女人给我洗胃以及她们断断续续的祈祷。一刻不停。她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洗胃，另一组负责祈祷。然后她们交换工作。那天晚上，时间不断地延长，直到筋疲力尽之后，才一点点地出现好转。好转出现在每次药效发作促使我的身体排出毒素后的短暂平静期，然后平静期慢慢地变长。只有在那个时候，当她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开始讨论接下来的步骤时，我才能继续躺在地板上，感到放松，不被干扰，独自一人。这时我开始认真思考地板——上面细微的灰尘，上面陌生的毛发，我刚刚溅在上面的呕吐物——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是地板、灰尘这些身边最基本的东西，它们，只有它们，能够给我力量。但有时候我会改变想法，给我力量的东西会变成浴缸挡板，或者马桶，或者舒适的浴室墙壁，我偶尔会意识到自己靠在那上面，相信它可依可靠，会永远支撑我。
我第一次醒来是白天，我躺在**，脑子里想着法语动词être[2]的变位。配合不同人称、时态和主宾格都在我的脑子里过了一遍。我第二次醒来，依然躺在**，心里想着好吧，如果这就是他捕猎我对我造成的影响，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从他那里逃脱了。我第三次醒来时，刚走出一个跟普鲁斯特有关的梦，或者说一个跟普鲁斯特有关的噩梦。在梦里，他变成了某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家，一个堕落的当代作家，他冒充一位世纪之交的作家，据说这就是他在梦里——我想是被我——告上法庭的原因。那一刻我又睡着了，在我最后一次醒来时——在真正醒来前，我不断这样睡睡醒醒好几次——我知道我已经渡过了难关，正在恢复中。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弗赖本托斯罐头。我正在我的脑海里做一个配料复杂的弗赖本托斯牛肉腰子饼。我从食品柜里拿出罐头，拉开盖子，把它放进烤箱。接着我又给自己拿出一套盘子、刀叉和喝茶的马克杯。就算躺在**，在我的脑海里，馅饼的香味也让我流口水。感谢上帝，一秒钟就做好了。我把它取出烤箱，感觉自己快饿晕了，正准备咬上一口时，卧室门突然打开了。是小妹妹们。她们又一窝蜂地冲进房间。
“她醒了!”她们尖叫道，冲着我也冲着彼此尖叫道。她们立即宣布，妈出去了，要求她们负责看着我。她们列举了什么是我不能做的，包括不能摔下床，不能试着下床，不能吃喝，也不能企图与异性出门游**。就在这时，她们说到我病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她们模仿我的呻吟给我看。她们继续说我的皮肤病态的苍白，这时我打断她们说我快饿死了，然后掀开毯子下床。这引起了尖叫。“不可以!”她们大喊，“妈咪说的!”她们大喊。于是我说：“好吧。那有什么吃的？去看看，给我拿点什么来。”但她们把我推回去，把被子盖在我身上。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们说她们要讲一件跟反政府派有关的惊心动魄的事情。今天早晨，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反政府派准军事组织找上门了。
小妹妹们听到了敲门声。妈和小妹妹们接着去开门。男人们站在门阶上。他们压低声音，说了一件发生在这里的事情，还说想要跟我谈谈这件事情。妈说：“你们不能跟她说话。她病了，而且她正躺在**，可能在睡觉，也可能一边休养一边在讲脏话。发生了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男人们说先让小孩子回屋里去。妈让小妹妹们去客厅，关上门，不要参与他们的谈话。她推着她们穿过走廊，让她们离开。小妹妹们又偷偷溜回来，这一次躲进房子前面的门厅里，把耳朵贴在拉着窗帘的窗户上。但反政府派依然压低声音说话。
“就算那段时间她也在俱乐部里，那又怎么样？”她们听见妈打断说，“很多人上那个俱乐部。那个喝酒俱乐部，”她说，“是这里最热闹的地方，我女儿在那里不代表她就知道这些事。”妈接着说我已经卧床四天了，中了毒，他们可以去问那些洗胃女人。反政府派回答说他们会暂时离开，但肯定会跟洗胃女人谈谈——他们还会回来，如果洗胃女人的证词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走后，妈主动跑到邻居那里，想搞清楚刚才聊的那些是怎么回事。“好啦，我们已经让你打起精神来了，”小妹妹们说——我依然忧心忡忡，不明白她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轮到你了，中间姐姐，念书给我们听吧。”她们说着递来几本故事书，在此之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她们手上拿着书。这些书包括：《驱魔人》，是从妈床边的那堆书里拿来的；《浮士德博士生死悲剧史》，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成人书《自称民主!》的儿童改编版，开头是这样的：“有哪个地区政府直到五年前还可以没有逮捕令就入室搜查，没有逮捕令就执行逮捕，没有起诉就投进监狱，没有审判就投进监狱，实施鞭刑，禁止所有探监，在没有逮捕令就逮捕、没有起诉就投进监狱、没有审判就投进监狱之后还禁止调查监狱里的死亡？”古怪的小妹妹们，我心想。太多的莎士比亚。真送奶工说得对。必须跟妈谈一谈她们。这时候，妹妹们已经把这些书放在我身上的羽绒被上，然后爬上我的单人床，钻到毯子底下挨着我。最小的小妹妹在床头，用尽全力搂住我。与此同时，最大的小妹妹和年纪中间的小妹妹也挤了进来，握着彼此的手，在床脚等着我念书。
那天晚些时候，小妹妹们外出探险时，妈回来了，她来楼上看我。她神情严肃，说明得到了更多坏消息。她说：“那个到处给人下毒的可怜女孩——她死了。一支军队巡查组在一个通道口发现了她，喉咙被割开了，所以是遭人杀害的。”我的第一反应不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你说什么？不可思议。她才是那个要杀人的人，怎么会死呢？”也没有直截了当地问：“是谁杀了她？”因为虽然我听见了妈说的话，但我的脑子还没能吸收她是遭人杀害这部分内容。仅仅在谈话里提到她就足以刺激我了。啊，她又来了，我心想。这次她又给谁下了毒？但我不想知道，真的不想，因为这种事情不断发生，直到最后你根本懒得知道他们是谁。当然了，无论是谁，我都很难过，但这跟听到最久的朋友说药丸女孩给她妹妹下毒时感觉到的难过是一样的。只是袖手旁观的难过，漠不关心的难过，从没有真正地设身处地——至少在我如闪电划过般地意识到被下毒的人就是我之前是这样的。我接着想到：“我这是有多瞎啊!我怎么就这么蠢呢？”现在很清楚，该死的绝对明显。她是一个投毒者。她来过俱乐部。她来俱乐部找我，不停地纠缠我，说我和送奶工狼狈为奸杀害了她和其他人之类的事情。这也是她的新手段，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停地对你讲她编造出来的具有催眠效果的故事。她用那种手段攫住了你，她的下一个受害者，上她的钩，入她的局。你焦虑但又专注，把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言语上，也就是说——尽管你知道她独特的手段和她的整个下毒的过往——但你还是没意识到她的手放在了哪里。那就是她想要的。非常娴熟，非常阴险，非常隐蔽，混在所有东西里，溶化于无形。有些人说她是一个天生的小贼骨头，是凶猛的女权主义檄文的推崇者，但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说她还算不上女权主义者，这里的议题女人说她只是脑子有毛病。
她们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不只有性别平等的立法问题，还有其他一切平等的立法问题，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她用来装作她的立场，掩盖她的疯狂。只要用这种方法，她们补充说道，任何人可以用任何东西掩盖他们的疯狂——包括教育、事业、家庭生活、私生活、宗教、健身、饕餮、挨饿、抚养孩子、自由之战、国家的行政管理。这个可怜的女人所做的一切，她们总结说，都是那些东西的个人而非集体版本。议题女人早前告诉过反政府派，不断警告药丸女孩停止她的所作所为是没用的，因为她不会停止她的所作所为，她需要的是干预——只不过不是他们那种类型的干预。她们接着说，既然反政府派已经让自己当选为这里的统治者，就只须管好他们自己的分内事，把药丸女孩留给她们，留给议题女人，怎么样？他们倒是可以，这些女人提议道，对那个四处追逐、哄骗年轻女性的中年好色之徒采取点行动。反政府派回答说，他们不会被搪塞的话所欺骗，也不会听其摆布。“你们曾经大胆挑战过药丸女孩，”他们说，“但你们失败了，甚至到最后，我们听说，你们自己也有几个人中了毒。所以，站一边去，我们会处理的。”——这当然是指用他们经过时间考验、万无一失的方法来处理。
反政府派发出警告，说药丸女孩已经给太多人下过毒，如今不允许她再给任何一个人下毒，但她依然我行我素，这最后一个中毒的，我后来发现，甚至不是我。在我之后还有另一个人，一个男人，她给他下毒，认为他是——我不知道，也许是希特勒。这个男人一整晚没睡，这个男人的妻子也一整晚没睡，和他们的邻居一起给他洗胃。后来妻子去找反政府派，告诉他们药丸女孩都做了些什么。在反政府派采取行动之前，有个神秘人已经采取行动。这是妈说的，她在我对面，坐在我的卧室里的椅子上，震惊地把这个传闻告诉我。他们登门，她说，因为他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杀掉药丸女孩，而是要找出杀害她的凶手。所有最近跟她有过接触的人都被要求去反政府派那里，为他或她自己澄清。我被当作特例——几天前的晚上，有人看见我在喝酒俱乐部里和药丸女孩讲话——还有那个被误当成希特勒的男人也被当作特例，反政府派主动来找我们，因为我们俩都病得太厉害，无法下床。中毒的男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杀害她，因为他的家人和给他洗胃的人都亲眼证实他做不到。我母亲站在我们家的门槛上，告诉反政府派我们的家人和洗胃女人也可以为我作同样的证明。
反政府派没有再来，他们很满意我在药丸女孩遇害期间也躺在**。奇怪的是我完全不记得这个人已经不再活着了。我母亲对我表现得很固执，于是我对我母亲的固执也开始发作。显然她已经接受了那个被误当成希特勒的男人很可能是被药丸女孩下了毒的说法，但因为她依然深信流言蜚语所说的我跟送奶工有私情，几乎不怎么信任我，所以在她的理解中，我也被她下毒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被允许发生的。我一方面感到宽慰，因为我经历的那个可怕的夜晚是药丸女孩造成的，也就是说跟送奶工对我造成的影响没有关系，但同时又牢牢建立起了对我母亲的怨恨，因为她看不见明摆在她眼前的东西。她继续谈论死亡，似乎已经忘记了发生在各地的蓄意投毒案十有八九是“可怜的药丸女孩”干的，我气愤地发表我的看法，没有切中要害，但也是我当时拼尽全力所能讲的：“听着，妈，她不是一个小姑娘。她比我年纪大。她是个女人!”妈回答说：“啊，你懂我的意思。她个子小，非常小，大家都知道她有毛病。就算她没有被杀害，那个小女孩也永远不会长大。”就在这时，我才想起来药丸女孩已经死了。
妈感到忧虑。她说如果反政府派没有杀害她——他们说自己没有，如果他们杀了她，没道理说自己没杀她，因为他们已经到处宣扬要杀了她——这只能说明发生了一起普通谋杀。普通谋杀是诡异的、难以理解的，是一种不会发生在这里的谋杀。人们不知道如何衡量、如何归类、如何发起讨论，因为这里只会发生政治谋杀。“政治”当然涵盖了一切和边界有关的东西、一切能够被解释成和边界有关的东西——即使这关系是最浅的，是最扭曲的，是被世界上其他地方——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视为最不可能的。面对任何与政治、社区无关的谋杀，人们都会感到费解和焦虑。
“我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妈说，没错，她绝对感到了焦虑，“我们正在变成‘海对岸’的那个国家。那里什么事都会发生。那里发生普通谋杀。那里出现道德败坏。那里的人们结婚，搞婚外恋，但他们的伴侣不在乎这些婚外恋，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婚外恋——那么为什么要结婚？他们不说他们为什么要结婚。然后他们离婚，或者根本懒得离婚，而只是和他们自己的孩子结婚。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诱拐其他孩子。在那里，你不能出门，出门只会遇上性侵。”我从没见过妈像这样震惊，越来越歇斯底里，我想这就是你在一个人们不习惯普通谋杀的地方遇到普通谋杀时会有的反应。“妈，”我叫她，想要阻止她，想要打断她，“妈!妈!”妈抬头看着我，一脸困惑，然后挣扎着回过神来。“告诉我，妈，”我说，“关于药丸女孩，你还听到些什么？”
她只知道政府警察开始介入，但社区里几乎没人跟他们讲话。一些人故意对他们含糊其词，另一些人跟他们扯谎兜圈子。狙击手，毫无疑问，已经准备击毙他们。重装巡逻队带着他们的反狙击部队和那具尸体一离开，社区居民就立即一如既往开始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说这“不可能是普通谋杀。我们不可能有普通谋杀。肯定是政治谋杀，只是有谁知道这是哪种政治谋杀吗？”事情就发展到这个程度，或者说直到大约两周后我决定去油炸薯条店时也还是这么认为的。
自从中毒后身体恢复以来，我一直忍不住地吃。我也一直忍不住地在我实际上不在吃的时候幻想我在吃，我的内心在头脑里呈现一场甘甜可口的特效演出。我想到了更多的弗赖本托斯罐头，还有法利拉斯科斯婴儿饼干、糖块泡芙、番茄酱腌沙丁鱼、蛋奶沙司饼干三明治、玛氏巧克力棒三明治、脆薯片三明治、海螺、猪蹄、掌状红皮藻、炸橄榄、燕麦粥里的什锦软糖——这些过去的婴儿食品、幼儿食品，现在通常只会让我觉得恶心才对。只有等到我迫不及待想吃油炸薯条，只有油炸薯条，不是别的就只是油炸薯条的时候，我才会感到，啊这才是正确的食物。我现在又恢复了正常。
我走出家门，怀着我如今通常怀有的对送奶工突然出现的担忧。我来到位于地区中心的油炸薯条店，一路上送奶工没有出现。我推开狭窄的半截双推门，立即就被油炸薯条的甜美香味所包围。我沉浸其中，细细地闻，沉湎其中，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有一种陌生的气氛正在包围我。我后来发现，敏感的人很快就能意识到自己被下毒，而我要过很久才有反应，这跟炸薯条店里发生的一幕简直一模一样。
店堂里有一条队伍，长长的一大条，蜿蜒地绕过两面墙，我排进队尾。接着就有其他人走了进来，排在我身后。这些人大部分跟我只是点头之交——有进来买晚餐的中年女人，还有一些男人、一些孩子、一些青少年。当时那里没有一个人跟我是熟人。排队等待的时候，我定定心心地享受着薯条的香味，同时脑子里又在练习着“我是，我不是[3]”，并且默数我前面还有多少人。然而，就在我数数的过程中，被我数过的人开始退出队伍。一些人立即离开了薯条店，大部分人站到一边，或者去了店里稍远的另一头。也就是说我已经站到了柜台前，原本还要等十九个人才轮到我站到柜台前。与此同时，我有一种感觉，排在我后面的人也开始减少。很快变成了我一个人在排队，虽然这个队伍不可名状地依然存在于薯条店里。在柜台后面有两个穿着白色大围裙的服务员，其中一个朝我走来，直接站在我面前。她双手叉腰，没问我要点些什么，我点单的时候，也没看着我。她似乎只是凝视着我脑袋旁边。我没有很担忧，但有点别的什么，我看着她走开去为我和小妹妹们拿薯条。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了沉默，因为我一直住在这个地区，从童年起就领会了这个地区的动向、微妙和节奏，虽然我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先前的一场大病把我变得迟钝——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我在这里反应如此之慢的理由。这沉默让我的背部开始颤抖，就在我的背部，我无法转身，但心跳开始加速。别是送奶工。哦，求你了，别是送奶工。然后我转过身，不是送奶工。是其他所有人。店里的每一个人都瞪着我。
一些人立即看往别处，低头看地上，另一些人看自己的双手，或者抬头看前方柜台墙上的大幅菜单。其他人毫不掩饰地瞪着我，我甚至感觉是轻蔑地瞪着我。我想，这些该死的，他们又认为我做了什么？我恍然大悟，这跟药丸女孩有关。不是指她对我下毒，我知道所有人应该都已经听说了这件事。而是指她的死。但是我想他们肯定不会认为我跟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吧？这时女服务员回来了，把我的薯条放在柜台上。我别过身来，拿起袋子，胡乱地掏出钱递过去。女人已经走开了。她宽大的背转过来对着我，已经走到了店的另一头，默不作声地站在另一个女服务员旁边。不为其他人点单，也没有其他人要求点单。大家似乎都在等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反政府派说他们没有杀她。他们四处调查，想弄清楚是谁杀了她。接着他们又宣布边界上发生了紧急冲突，据说为了腾出手，他们放弃了审慎调查的义务，不再追究这件事了。但这些人以前从来不会放弃追究。这是他们的声誉，他们的印记，他们标志性的势不可挡。社区由此得出结论：肯定是他们中的某个人杀了她。当然，这次不是出于政治原因。反政府派突然沉默，他们一声不吭地放手，他们突然中断野蛮凶狠、无孔不入的彻查，尤其是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在任务完成时宣布大功告成，说明了药丸女孩的死不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所以，不是出于跟边界有关的动机。不是为了拯救国家、保卫地区、将反社会行为赶出我们这里。是送奶工。是他杀了她。他普普通通地、并非出于政治原因地杀了她，都是因为——在这个社区看来——他不喜欢她想要杀害我的企图。
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真的。但油炸薯条店认为这是真的，而且那一刻在所有这些打定了主意的人的围绕下，我也觉得这是真的。一个身份显赫的社区英雄，干了一件犯规的事，一次普通谋杀，就为了替某个厚颜无耻的**报仇。如今我已不再万分天真，这是指我已经发现，你过你的日子，很多时候事情总是有一点混乱，有一点进展，但不是无法控制的，都是在预料之内的。但是接着会迎来一个特殊的日子，到了那天，所有的状况——无论你是否理解，无论你有没有同意——都会彻底发生变化。事情被推动着向前，这点没错，但不只是被一个人推动着向前发展，而是被远远不止一个人的很多人。在此之前，每当我想把钥匙插进锁里，我的五脏六腑会无所适从，胃部疼痛，两腿抽搐，双手颤抖。还有室内被迫害妄想症，万一他在我的衣橱里而实际上他不在，万一他在我的食品柜里而实际上他不在，万一他在我的床下。每次他都在靠近……越来越近了……甚至更近了，但直到现在我依然说不上来，他是否依然在给我加盖戳印，还是说一直以来他早已把戳印加盖在我身上。最久的朋友曾经警告过我：“你不可推测，你不可演绎——他们不喜欢这样。你固执，朋友，有时候愚蠢，不可思议地愚蠢，因为你不肯提供信息，提前给人们留下不喜欢你的印象。那很危险。你不肯提供的信息——尤其在动**期——人们会自己捏造。”“不是所有人，”我争辩道，“而且，不管怎样，我的人生不属于他们。是他们编造了这个故事并像恶狗般盯守着想要控制局面，我为什么要对他们解释并乞求他们的原谅？”至于他们把我看成一个肆无忌惮、不知廉耻的**，我说：“说到这一点，朋友，现实中我大概更像圣母马利亚，比起任何一个——”“你十八岁，”她说，“你是个女孩。没有靠山——没有，除非你想让送奶工做你的靠山。所以，给他们点信息——任何信息——就算他们怀疑也没关系，因为他们也享受怀疑的乐趣。那样，至少他们就不会拿你高攀他的事情来攻击你。”但我没有这样做。做不到。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相信还有时间去做。已经有太多的流言蜚语、言下之意，还有“别多管闲事”，被他们拿来填补空白。
所以，我正在吸取教训，但是由于速度太快，尤其是情绪上的，我不知道自己正在吸取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我做了一件蠢事。在众人的沉默中、注视下，我拿起薯条，拿上自己的钱，转身走出了店堂。我不想要这些薯条，也不想要我自己的钱。当然，我应该把它们留下，薯条，钱，两样，都留在柜台上，好让自己摆脱那种处境。但是，在突如其来、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的当下，很难想起那些显而易见、高风亮节、值得尊敬的做法。反正你也不知道一段时间过后什么才是正常和高尚的而什么又已经不是了。于是我拿起它们，我没有付钱，一部分出于愤怒：“是的，送奶工。去。杀人。杀掉他们所有人。继续。听着。我命令你。”一部分是出于对他们的感受的体贴和顾虑，不想因为一个年仅十八岁的人胆敢蔑视和纠正年长者的行为而惹上麻烦。所以我乱了方寸，被迫恶狠狠地拿走了薯条。因此，最该死的是我自己的行为，恶劣地对待了薯条店，尽管我是在店里的每个人的逼迫下才这样举止恶劣。但我现在知道了他们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想法，我不再是那些在这里进进出出、四处游**的青少年之一。我现在知道了，那个戳印——不只是经送奶工之手——已经违背我的意愿，毫不掩饰地加盖在我身上了。
[1] 英国国宝级的儿童文学作家(1897—1968)
[2] 法语单词，约等于英语中的be动词。
[3] 此句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