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她称他为送奶工，她给他一个大写的首字母。对其他人而言，他是“送奶工”，这里只有非常年轻的人才会相信他是一个送奶工，虽然时间并不长。我现在认定，如果她叫他“送奶工”，那一定是因为他就叫“送奶工”。[1]在这方面，她比任何没有相关知识经验的外部舆论者都更了解。因此，考虑到她所掌握的内幕信息，考虑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感觉把事情告诉她能给我带来安慰，虽然我不知道能有多大程度上的安慰，直到我开口讲述，一切都脱口而出。我知道她会相信我，因为她了解我，因为我了解她，或者至少我曾经了解她，所以我不必担忧，也不必判断她是否值得信赖。我也不必努力说服她。我只需要把一切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于是我照做了。我说他有几次突然出现，平静地向我正式宣布，他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知道我生活中可以知道的一切。我说他以躲躲闪闪地告诉我要怎么做的方式告诉我要怎么做。然后他突然离开，就跟他的突然出现一样吓人一跳，让我不由自主地感觉自己掉入了陷阱。他在追踪我，他在跟随我，他知道我的日常活动、我的一举一动，以及我碰见的每个人的日常活动。他有某种计划，我说，但是他不着急，按他自己的节奏前进，但也明确了必定会在某天付诸实施。我还说起他没有碰过我，可总感觉他一直在碰我，我脖子后面的汗毛每时每刻都竖着——等待，预测，害怕得要命。接着我说起那些豪车以及那辆小货车，但我知道最久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了这些。我还告诉她，我的直觉警告我永远不要退让到坐上他的任何一辆车的地步。接着我还提到了政府警察，提到了他们因为监视他而对我也采取了监视。他们拍照，我说，不只是拍我和他在一起的照片，还拍我单独一人以及我和其他任何人——我偶尔碰到的或者我约好见面的人——在一起的照片。这些隐藏的摄像机会发出咔嚓声，我说，无关的人也会被牵扯进来，尽管什么也没有正在、已经或者将要发生。接着我提起了马屁精、谄媚者的出现。那些人来到我面前，假装喜欢我，但实际上他们当然并不喜欢我。令我惊讶的是，我甚至提到了好色猥琐的大姐夫。临近尾声，我还说起了妈和她的虔诚，以及她为我向之祈祷的圣人，还有难以描述的谣言散布者，他们听说什么就歪曲什么，没听说什么就捏造什么。最后，我以可能发生在将来的某次汽车爆炸为结尾，这次爆炸可能会杀死和我保持准关系的男朋友。就这样。我把一切都说了出来。我不再说话，喝了一大口饮料，往后一仰，深深地坐在铺有天鹅绒靠垫的长沙发里，感觉轻松了一些。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一个对的人。最久的朋友绝对是一个对的人。这个想法自然而然地冒出来——甚至不管在任何时候看上去都很可信——这在我看来恰恰证明了这个想法是对的。

有人听我说话了。有人听我说话，有人理解我，我没有被那些固执己见、悟性差的人打断，这感觉很好，像是得到了尊重。最久的朋友在最久的时间里什么也没说，我不介意她什么也没说。实际上我希望这样。这像是一个信号，说明她正在消化信息，让信息不紧不慢地解释问题，并在恰当的时刻确认哪些才是真实公正的回答。她保持沉默，保持静止，望着前方。就在这时，我第一次突然意识到，我们每次见面，她都经常凝视着前方不远处，就跟送奶工一模一样。只有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坐在车里，靠过来看着车外的我，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转向过我。难道这是他们在准军事组织精修学校[2]里学来的某种“展现侧影的姿态”？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最久的朋友开始说话了。她毫不拐弯抹角地说：“我理解你不想说话。这很正常。都已经被当成社区里的出格者了，不想说话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我没料到她会这样说，我立即想到我可能听错了。“你说什么？”我问，于是她又说了一遍，向我传达了这条新闻——这是一条新闻——和这里的投毒者、投毒者的妹妹、为美国和俄罗斯问题而自杀的男孩、那些议题女人、真送奶工(也叫不爱任何人的男人)一样，我也成了那些放纵不羁、违法乱纪的出格者之一。我坐直身体，噌的一下，我想我肯定已经惊掉了下巴，张开了嘴。至少在那一刻，几周以来那微不足道的一小段时间里，我惊讶得甚至把送奶工都给忘了。“不可能。”我说。但最久的朋友叹了口气，她没有转向我：“这是你自找的，最久的朋友。我告诉过你，反复告诉过你。我是指从小学到现在如此漫长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警告你要改掉你坚持的习惯。我怀疑你已经对一边到处走动一边公然看书上了瘾。”“但是——”我说。“这不自然。”她说。“但是——”我说。“这是令人不安的行为。”她说。“但是——”我说。“但是——”我说，“我还以为你是指万一有车流，万一我走着走着走进了车流。”“不是车流的问题，”她说，“是比车流更叫人羞耻的东西。但是太晚了。现在社区已经正式宣告了对你的诊断。”

没有哪个人，尤其是哪个青少年乐意自己被标记为怪胎。我!与我们的投毒者，也就是药丸女孩，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这骇人听闻，根本不公平。而且似乎所有人，除了准男友，以及送奶工——虽然我讨厌承认这一点——又都把矛头指向我无害的走路看书。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自从送奶工出现以来，我学会了一个道理：就算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人们正在注意我，我也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令人毛骨悚然，不通情理，顽固不化，”最久的朋友继续说，“朋友，”她说，“人们走路时是会瞄一眼报纸，了解一下当日头条。但你的做法不同于这一类，你看书，整本书，做笔记，查注脚，划段落，就好像你坐在某个书桌之类的东西前，处在某个小小的私人书房之类的地方，拉上窗帘，打开台灯，旁边放一杯茶，写文章——你的论述研究，你的严肃文学。这令人不安。这不正常。这是光影的幻象。不是大众精神。不是自我保护。这是引人注目，为什么——在门口有敌人、社区被围攻、我们都必须振作起来的情况下——还会有人想要让自己引人注目？”“等等，”我说，“你是说他拿着塞姆汀炸药到处转悠没有问题，但我在公共场合看《简·爱》就不行？”“我没有说在公共场合看书不行。只是别在你到处走动的时候这么做。他们不喜欢这样。”她补充说道，她指的是社区。她接着又摆出那种望着前方的姿态，她说她没准备搞得模棱两可，弄得含糊其词，使用那老一套的“海对岸”的话术，但如果我愿意根据周围情况想一想，就会发现塞姆汀塑胶炸药要比“除了你没人会认为它正常”的走路看书更正常些——这种说法在这里肯定能被理解。“塞姆汀炸药并非不同寻常，”她说，“并非无人料及。并非心智无法理解、无法懂得，即使这里的大部分人不会携带它，从没见过它，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也不想和它扯上任何关系。它适合这里——比你危险的走路看书更适合。这是一个关于警不警觉的问题，而你的行为没有表现出警觉。所以，从那些方面、那些背景环境的方面来考虑，没错，”她总结说，“他没有问题，而你不行。”

我懂她的话，从中世纪的、哲学的、“相对与绝对”的角度来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真相。然而，我不喜欢她暗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出格者。“就算走路看书的人属于少数，”我说，“也不代表我就错了。如果一个碰巧精神健全的人对抗一个失去理智的社会整体和种族心理，在大众意识里他可能会被认为是疯子，那说明了什么——说明那个人真就是疯子吗？”“是的，”朋友说，“如果他在一个与他唱反调的世界里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管怎么说，那跟你没关系，”她继续说，“因为还有另一件事。”我估计她又要说送奶工了——我怎么可能不这么想呢？——但朋友说她不想苛责我，说她不想为难我，也不想让我难堪。“但是，最久的朋友，”她说，“你拿着一些猫脑袋到处走，你这是在干什么？又是在想什么？”通过那次，大家都知道了我携带死掉的动物。也许是为了祭祀或者黑魔法？最久的朋友说社区居民都在臆测。也许是在陆陆续续地用妖兽启动一场祭祀，用来对抗虔诚女人以及她们的钟、鸟、预言和征兆？或者是我怀孕了？送奶工已经让我怀孕了？“没错，肯定是那样!”他们说，“送奶工让她怀孕了，在荷尔蒙的作用下——”“不是一些猫脑袋!”我大叫，“是一个猫脑袋!只有一个脑袋!只有一次!”朋友咬了咬嘴唇。“所以你认为，”她说，“你在动乱和枪战期间开着台灯到处走路看书，但只要口袋里装着的是一个死掉的动物，而不是数不清的死掉的动物，就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了？问题在于，朋友，你为什么要带着一只猫脑袋到处走？”我深吸一口气，怎么解释呢？怎么开口说我只带过一次、一小会儿？而且你看，就算在那个时候，也有人在监视我。我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我意识到，即使在这里，和最久的朋友、这个曾经是我的灵魂姐妹的人在一起，我还是不得不把生命力从我身上排尽。过去我总把我的秘密告诉她，她在我心里始终真实可靠，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去了四年——我发现我俩的交心已经不是双向的了。但我现在不得不在这里努力说服她，向她证明我说的都是真话；事到如今，信赖所剩无几——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我俩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难道是为了我自己好？我想我可能会告诉她，在我看来，那肯定是十分钟区域里的那枚炸弹造成的；是塞姆汀塑胶炸药，或者说不是老式炸弹，就是塞姆汀塑胶炸药造成的；是随便哪个留下炸弹或从轰炸机上投下炸弹的人造成的。我想让猫离开被炸得一片狼藉的水泥地，我想带它去墓园，给它一些绿茵。但我没有这样说，因为这只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疯女人。再说在我和最久的朋友之间自小学以来一直保持着的不装腔作势、不加彩排的坦率现在似乎已经走到了终点。我再也不想解释什么，因为这一刻，我能跟她看我和他们所有人看我一样地看我自己。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带着它。很突然地，我感到悲伤。不是我要先断绝关系，离开最久的朋友，而是最久的朋友已经离开了我。信赖已经消失，即便喜爱依然存在，但喜爱也只是那些“准”关系之一。所以，不谈那个，避开那个——因为那个是人，那个是人际关系，始终被期待的东西——也不谈那只猫的事情，我说：“我们现在能回到重点上了吗？”

最久的朋友面露讶异之色——这是她不常有的表情。“这就是重点。”她说。我对此感到惊讶。“我以为送奶工才是重点。”我说。“不，”她说，“为什么他是重点？他只是一开始先要讨论的问题。走路看书，以及这背后所包含的你叫人无法靠近的固执，加上内在的危险，才是我们今晚在这里见面的原因。但你知道——”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像是突然想到了一条富有启发、突破范式、深思熟虑的洞见，“送奶工对你的捕猎已经开始了，这或许算是，”她继续说，“我是指补救，虽然用的是那种大家都不喜欢的‘乌云、银线、在痛苦中成长’[3]的方式。你不想参与，但因为送奶工而被逼着参与，这是生活给你的、让你面对现实的手段之一——成就你，提升你，让你进入下一段旅程。依我看，朋友，一直以来，唯一为你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送奶工像现在这样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这句话让我觉得她就是个自鸣得意的浑蛋不是吗？我这样说她，她说不，说我们不必进行人身攻击。可是如果她现在对我进行的不是人身攻击，那又是什么呢？她说我们要关注重点。重点在于：我走路看书如何让社区吃惊；有种人如何不喜欢解释，却又无法阻止人们去解释他们；人们如何不应该不用脑子地生活在政治环境里；我如何被来自社会的疑问、定期的问询，甚至是无害的信息收集，搞得发疯似的提心吊胆，尽管我反对她的说法，我说我其实鼓励别人提问，但是不——她摇摇头——我只鼓励文学方面的提问，而且就算这样，我也只鼓励十九世纪或者更早的文学问题。重点还在于，她说，我不肯放弃脸上和身体上的麻木，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以麻木作为保护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于是就出现了人们眼里那个走路的女孩——“那个走路的女孩？”“是的，你就是那个走路的女孩。有时候你是那个看书的女孩，其他时候你是那个面色苍白、顽固不化的女孩，带着固执难改的想法，到处走来走去。”接着，她说她要给我一些正式的指导，说得好像她从刚才到现在并不是给我指导。“不是说非要你提供你真实的人生传记，”她说，“但你走路看书，你看起来几乎是一片空白，你什么信息都不给，这太少了，所以他们不肯放过你去盯下一个人。朋友，你这样做只会让观众们使劲儿大笑鼓掌，”她说，“如果你不放下傲慢——他们认为你傲慢，你以为你能逃避惩罚，因为跟你上床的是——”“没有上床!”“——人们认为你和送奶工上床，也因为在这场运动里，那个男人并非无足轻重，所以他们当然不会——不会在他站你身后的那段日子里——直接对你下手。但你必须知道，”她总结说，“你甚至不得不庆幸，在他们看来，你已经坠入一个艰难地带。”她是指“告密者”地带——不是说我是个告密者。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带，在那里，人们对待你就像对待告密者一样，不会接受你、认可你和尊重你。这一边的人不会，另一边的人也不会，任何人都不会，甚至连你自己都不会。但从我的情况来看，我之所以坠入艰难地带，不只是因为我没有把我的生活告诉别人，或者因为我麻木无知，因为我对别人的提问疑神疑鬼。拿来攻击我的还有一点是，在别人眼里，我不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女朋友，比如说除我之外他不是没有别的附属品。他有别的附属品。其中之一是他老婆。所以，我是狂妄自大的新手、小情妇、攀龙附凤的女人、**。另外一方面也跟告密者一样的是，当你不再被需要，当你已经被取代，当你完成了你的目标，或者当你还没完成你的目标就已经被颠覆，别人——有时候他们也为自己的过分而感到痛苦——会忍不住想打击报复你。那就是艰难地带。充满了复杂的数据，作为会议结束后的补充议题，甚至自相矛盾。为了方便，全部被简化为一概而论。但是她错了。我不是坠入了艰难地带，我是被推下去的。

“好吧，那我不再这样了。”我说，我是指走路看书。为了逃避固执带来的麻烦，我又跳回到了走路看书的话题上。如果非要放弃什么，我情愿是那个。“就是那种勇气，”朋友劝说道，“动动你的脑子，摆脱固执，改变你的性情，放弃你的优越感，偶尔表现出一些友善。只要做些小事就能让他们满意，而不是用沉默煽动他们。接下来，如果你还能放弃叫人难以理解的走路看书，就能进一步改善情况。”我点点头，但我说放弃走路看书不是我“还能”，而是“仅能”。我需要我的沉默、我的不通融，以防被骚扰，被各种问题猥亵。跟朋友的想法相反，我认为试图用提供信息来安抚他们、赢得他们，不会带来平息风波的好处，只会鼓励和引导他们变本加厉。再说我也不想这样。我还是不想这样。这是我在这个削弱一切的世界上仅剩的一点力量。“那你最好小心点。”朋友说。大家都这么说。人们总说你最好小心点。可是当事情不受你控制，当事情从来没有真正地受你控制，当事情累积起来对付你，一个人——一个住在这里的渺小的地球人——怎么才能小心点？所以我提起那些书和看书作为让步，相比之下似乎比较容易办到。甚至不会留有遗憾，因为我已经不再从中得到以前那种享受了。轻松惬意地投入书本，走出家门，从口袋里抽出书，沉浸在一个个迎来送往的段落里——这种过程已经发生了变化，自从跟踪开始，也自从谣言四起，甚至连政府警察也起了疑心，他们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拦下我，从我手里拿走《马丁·瞿述伟》。接着有人就开始在我看书的时候监视我，汇报我看书的情况，而且不管我有没有在看书，都至少有一个人给我拍照。一个人在面对所有这些的同时，怎么可能继续集中精力阅读一本小说并享受它所带来的乐趣呢？

至于政府警察，朋友让我别担心那些照相机、咔嚓声、数据存储，她说反正在送奶工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认为有必要为我建立一个档案了。“整个社区就是一个可疑的社区，”她说，“每个人在他们那里都有档案。每个人的住所，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的人际往来，都被不断地审查和监视。只有你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监视，”她继续说，“他们渗透，他们拦截，在岗哨上望风，描绘房间布局、家具位置、装饰物摆放和墙纸，编制监视对象名单，分析犯罪空间情报，削减和增加情报，还有‘鹅妈妈[4]’和茶叶占卜，尤其是，”她说，“他们的直升机盘旋在一片古怪恶毒、愤世嫉俗、为存在而痛苦的土地上，毫无疑问每个人在他们那里都有档案。在一片由反政府派管辖的土地上，如果有谁在他们那里没有档案，那么关于那个人肯定在搞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甚至会拍摄影子，”她说，“通过侧影和影子就能破译和察觉这里的人。”“那种东西已经很适应了。”我不由自主地说。朋友接着又说，反正在送奶工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份写着我的名字的档案，这是跟我来往的其他一些人造成的。我正要问她哪些人，她打断我说：“上帝啊，不可思议!你这脑子!你这记性!所有那些精神上的隔绝和意识上的分裂。我是指我!你和我的来往!你的兄弟们!你的二哥!你的四哥!”她开始摇头，“该注意的你却没注意，朋友。你的脑子和外部世界之间有一种割裂。这种精神上的打不着火——不是正常的。是不正常的——识别，未识别，记得，不记得，拒绝承认显而易见的事情。但你鼓励那样，那些头脑上的抽搐，那种记忆错乱——还有最近警察的问题——全部是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的完美例证。”她停了下来，转过身，全神贯注地盯着我，我很伤心，却也感到焦虑，就好像她随时都可能把我狠狠地扔进一个我不想去的维度里。“毫无疑问，”她说，“他们特地留意你、拦住你。”“不是特地的。”我表示反对，“他们以前从没拦过我，现在留意我、拦住我是因为送奶——”“不，”她说，“他们拦住你是因为你自己引人注目，你做了出格者才会做的事情，你走路看——”“不，”我说，“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拦过我，在还没有送奶——”“但他们过去拦住你!他们现在拦住你!他们拦住每个人!”说到这里，她的音调变成了顺从而不再是颐指气使。“我感觉，”她说，“甚至在这种时候，我们又要进入你的‘犹昧感’状态了。”“你说的‘犹昧感’是什么意思？”我问。接着我又问：“你说的又要进入我的‘犹昧感’状态是指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有一种状态叫作‘犹昧感’，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经历一次？”就在这时我明白了，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向准男友提出确立正经的关系，但我把这份记忆拦截在外，假装不知道，每次都以为这是第一次想要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些。在这里，我也用了类似的做法，我幻想自己过去从未被政府安全机构拦住过，但是显然我是被他们拦住过的，她坚持说，我整天被拦住。最初只是日常执勤，她说，他们随机拦下一些人，做一些对每个进出反政府派管辖地区的人都会做的普通检查。但是现在——并不是因为送奶工，而是因为我自己越来越出格的行为——我被特地拦下的次数远远超过了被随机拦下的次数。她在这次谈话的最后讲到了严密监视，还有我时常会消失在另一些维度里。她说就跟照相机一样，我不必过分担忧政府可能会为我的行为添加哪些虚假的表象。我现在是出格者，大家都知道我好像坐着似的走路看书；根据社区的说法，我喜欢从后往前读，从最后一页开始，读到第一页，为了事先避免叙事带来的惊讶，因为我不喜欢惊讶；我不在书里我真正刚读到的地方夹书签或者折页，他们说，而是狡猾地选择一个带有误导性的地方，以此欺瞒大众，出于个人想要兜圈子、与被迫害妄想症有关的理由；有人报告说我会数数，我数汽车、路灯、可以勾掉的地标，同时还会假装给看不见的人指路——整个过程里都在走路看书；我不喜欢书上、唱片套上和挂在墙上的相框里有人脸的照片，因为我会想象自己被他们监视；最后提到的是我口袋里装着死掉的动物。“和准军事组织的一位重要成员有私情又算得了什么？”她问，“在所有这些疯狂的事情的衬托下，说到底还有谁会他妈的在乎那种事情？”

说完这些，接下来是那天晚上比较轻松的一刻，是新闻节目最后播出的无伤大雅的内容。我们伸手拿起饮料，呷了一口，然后坐着往后一仰，朋友随口告诉我，最早散布谣言的人正是我的大姐夫。“但别跟他过不去，”她说，“他已经惹上了麻烦，很快就会让他认清现实。”让大姐夫认清现实的，毫无意外，肯定是他最近的性瘾。他将**问题伪装成无害的艺术文化问题，跑去问修女，社区里那些百分百圣洁的女人。“他提起那个雕塑，”朋友说，“你知道的吧？那个雕塑，修女的雕塑，圣特蕾莎，她有她自己一套神秘的神魂超拔的仪式。”我知道她所指的那个雕塑。十二岁那年，我在学校艺术室里飞快地翻阅一本书。翻到某一页时，看到了那个雕塑的照片，当我明白自己正在看着的是什么，吓得往后一跳，真的哭了起来。出乎意料。事发突然。当天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种领悟正冲我而来。那些鼓起来的衣服，修女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她在衣服里面，她在衣服里面感觉呼吸困难，衣服裹在她外面，是活的，好像要把她整个儿吞噬。那些褶皱，那些缠绕，那些卷曲、厚实以及活生生像是在流动的层层叠叠，是的，这当然吓到了我。这张照片本身让我厌恶——但它还是吸引住了我。当时我想的是——当我从厌恶中恢复过来，又回过头看了第二眼，接着是第三眼、第四眼，再接着是第五眼，直到第五眼时我才发现天使拿着一根棍子模样的东西——我想的是，如果她没穿那些衣服，也许会好些，不会那么可怕。但是，如果她没穿衣服，却又那样扭曲着肢体——**双臂，**双腿，全身上下各部分都**着——那张脸，那种眼神——无助、放纵、享受——或者是享受的反面——她**着祈祷——但看上去不像在祈祷，除非——哦上帝——难道那就是祈祷？十二岁的我又想了想，然后认定，那些令人不安和贪婪的衣服还是一直穿在她身上比较好。[5]

“所以，姐妹们，”大姐夫开口说道，他已经来到修道院，想把他自己的一本杂志拿出来给修女看，那上面正印着那个雕塑的照片，据说这位艺术爱好者已经带着它到处走了一阵子，“一张唤起情感的照片，一个虔诚礼拜的雕塑。你如何理解这种狂喜？如何理解对这种充满冥想、神秘、肉欲——在我看来像是甜蜜呻吟——但又过分冒犯他人、**得令人震惊的场景描绘？难道确实——”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忧思与真诚，说这应该是艺术审美，绝对不是性变态，“这个女人，与上帝完美结合，这位修女——就跟你们一样——也许是在如痴如醉中被唤起，通过神魂超拔的隐喻进行自我满足？至于这个一直在插啊插的六翼天使，鉴于你们自己的经验——”

他已经到了那种程度。

当然，他立即就被看穿了，朋友说，因为修女不是傻子，她们对艺术并不无知，对众所周知的他喜欢讲黄段子、患有性紊乱强迫症，更不是一无所知。她们一直在为他祈祷。实际上，在她们所列选的当地亟待被祈祷者长名单上，他已经位居前列，快要拔得头筹。但是这次她们把他扔了出去。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文明开化，她们完全无法平静地请他离开，完全没有因为他是一个走在人生道路上的精神灵魂，就像她们自己是走在人生道路上的精神灵魂一样，而对他彬彬有礼。没有。她们把他扔了出去——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玛丽·皮尤斯修女，大修女，她把他扔了出去——在其他修女已经扇了他一巴掌之后。事情发生后，修女领袖拜访了神圣者——也就是我们这里的虔诚女人，她们在这里的圣女和国家反政府派之间充当调解人。当虔诚女人听说了这件有碍风化的事情后，去找了反政府派。就在那次他们决定，朋友说，最好对大姐夫的行为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调查。

“这个男人很难对付。”朋友说。“没错，是的，”我说，“我也正在想这一点。只是现在看来不难了。他会怎么样？他们要对他做什么？”我这么问并非出于对他的关心，而是为了大姐，他的老婆，我的姐姐。当三姐听说了这件事，她说看到他得到应有的报应，自己绝对是很开心，但从“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这种同情的角度来看，也不算很开心。因为他沉迷于野蛮的精神折磨、感官上的挣扎、夜郎自大、无法得到满足的瘾，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只要是个女的——他都必须接近，必须占有，他只是无法自拔。这些女人里也包括我们，他老婆的妹妹们，从我们十二岁开始，还有这里的其他一些女人，现在发现还包括修女。只有性的角斗场；这个男人不知道如何加入其他任何角斗场。这就是为什么三姐和我尝试着去告诉那些女孩。但小妹妹们说不需要我们提醒她们对大姐夫身上某种狂热、被动和贪婪的东西提高警惕。她们说他有某种病态的神经官能强迫症，谁都能轻易看出来。“只是，这对我们又能怎样？”她们补充说道，“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们，告诉我们这些，警告我们小心大姐夫？”“万一他要干点什么。”三姐说。“干点什么？”她们问。“就算他看起来只是在单纯地跟你们谈论某个话题，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哪方面？”“任何方面。”三姐说。“或者，”她继续说，“如果他想要讨论你们三个感兴趣的那个被边缘化的科学理论，关于水热的多重波动——”“你描述错了，三姐。”小妹妹们开始反对。“三姐的意思是，”我打断她们，“如果他借口德摩斯梯尼对阿西比亚德的反驳悄悄接近你们，如果他突然出现并且想要阐述观点，说威廉·莎士比亚实际上是弗兰西斯·培根，这意味着——”“我们知道阐述观点意为着什么!”“中间姐姐说的是，”三姐说，“如果他开始总结性地讲解盖伊·福克斯在被严刑拷打前的日常签名和盖伊·福克斯在被严刑拷打后的供认书上的签名，这意味着——”“我们知道总结性地讲解意味着什么!”“听着，小妹妹们，重点在于，”我说，“如果他试图引诱你们，以任何东西为托词——包括科学、艺术、文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数学、政治学、化学、肠道学、不常用的委婉语、复式记账、精神的三大部分、希伯来语字母、俄罗斯虚无主义运动、亚洲牛、十二世纪的中国瓷器、日本部队——”“我们不明白，”小妹妹们大喊，“谈论那些有什么错？”“错在不要被骗了。”三姐说，“那些都不是他的用意所在，都不是他真正想要获取的。”“那什么才是他的用意所在？什么才是他真正想要获取的？你们两个是什么意思？”三姐和我明白了，我们完全不是在安慰和保护孩子们，而是警告和吓唬了孩子们。于是三姐说：“会发生一些跟虐待、性侵有关的事情，一些暴力诡异的事情，始终是言语上的事情。但我又想一想，你们还是别担心了。你们三个还太年轻，不需要了解那些。”

“他会遭到审判，”朋友说，她是指在其中一个袋鼠法庭上，他们为法庭而存在，“这是对他的第一次警告。”她说。“不应该直到现在才警告他，”我说，“他最初对我下手，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可能会跳过警告，直接给他一顿打，”她说，“因为他调戏圣女。”“那些议题女人，”我说，“她们不会喜欢这种做法。”听到这句话，最久的朋友皱了皱眉头，我首先想到这是因为她对女性等级制度的理解。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在鼓起的衣服里经历幻觉的女人应该比其他女人有更高的地位，接下来是谁呢——老婆？母亲？处女？但结果发现她皱眉并非因为议题女人坚持万物平等，也就是说不该有父权制，而是因为我提起了她的工作，我们心照不宣地约定过我永远不会这么做。然而，最先提起她的事情的人是她自己。这整个在休息室里的会面从一开始就是她搞出来的。派来那个密使，那个探子男孩，在我们之间安排会面，都是她干的，都是她的事情。“是你先提起的。”我说。“我不得不这样做，”她说，“因为你精神堕落，因为我料想你在听了所有这些对你的缺点的严加指责后，也许会想要得到一些鼓励——所以就提到了你的姐夫。但你说得对。我们放弃整个话题吧，从今往后只谈跟政治无关的话题。”

我们在休息室里的会面结束后，我又和从小学一直结交到现在的最久的朋友见过三次。第一次是四个月后在她在乡下举行的婚礼上，我是——除了主持仪式的神职人员以外——唯一没有戴墨镜的。甚至连新郎和穿着简约礼服的最久的朋友也都各自戴着一副。婚礼过去一年后，我又见到她，这次是在她丈夫的葬礼上。之后过了三个月，我参加了她的葬礼，那天他们把她和她丈夫合葬在一起。那是在反政府派的墓园里，就在十分钟区域的北面，也被称作“无镇公墓”“无年月公墓”“不得闲公墓”，或者只是简单地称之为——老地方。

[1]　前文提到送奶工以及这里讲的其他人对他的称呼，用的都是the milkman，其中的milkman是个普通名词，代表职业；朋友称她为Milkman，首字母大写，表示姓或名。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后文会提到。

[2]　精修学校，原指西方社会专为上流阶级的女性开设的学校，课程以传授社交礼仪和上流艺术文化为主，兴起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消失。

[3]　指那句英语谚语“乌云背后总有银线(又译作‘幸福线’)”(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意思是指乌云遮住了太阳，但太阳会为乌云钩上一条银边，引申为当你遭遇困难，不要绝望，总会等到云开雾散的一天。

[4]　指在英国家喻户晓的《鹅妈妈童谣》，出版于18世纪末，陆续收录了作者和作品创作时间不详的几百首古老童谣，其中不乏一些血腥残酷、充满现实主义的作品。

[5]　上文所描述的雕塑是指意大利雕塑家、画家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1598—1680)的作品《圣特蕾莎的狂喜》，是他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现坐落于罗马圣马利亚·德拉·维多利亚教堂。圣特蕾莎(1515—1582)，也译作亚维拉的德兰、耶稣的圣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