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送奶工的第三次相遇并非送奶工事件的终结。之后还有更多的碰面，包括真实发生的和集体编造的。真实发生的那几次，跟我们在十分钟区域里的那次十分相像，送奶工没有装出任何一点碰巧撞见我的意思。没有假装惊讶，没有“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神奇了”。他只是说：“啊，是你。”加上其他一些熟悉的表达，所有的话都说得很随意，就好像我们事先约好在这里见面似的。见面发生在各种地方。我去当地商店，他在那里。我到镇上，他在那里。我下班，他在那里。我去图书馆，他在那里。甚至我去一些地方，就算出来时他不在那里，也感觉好像他在那里。有时我还会认出周围有个当地的探子，心想是他派了那个孩子来监视我。当然，可能他并没有。更可能这个小孩正在日常侦察政府警察和军事叛乱，也可能他今天休息，不用侦察。问题是我对几乎每个人和每件事的疑心都越来越重，这证明送奶工对我施加了深刻的影响。他悄悄渗入我的灵魂。现在看来，最初那三次我骗自己是碰巧的见面显然从来都不是碰巧。此刻他出现在我面前，拦住我，站在我的去路上，和我并排走，跟普通的约会一模一样。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在我记忆失灵的那些时刻里，我会期待和男孩之间有平凡的交往，幻想着如果准男友和我能够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以一种普通的方式见面，就是我见过的那些正经情侣在一天工作结束后的见面方式，那该有多好。这个正经男友会做完工作，然后在市政厅附近一边闲逛，一边等待他的正经女友。她也一样会做完工作，以同样受之无愧的普通方式，赶去市政厅和他见面。相当多的情侣都是这样的。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见他们这样，我知道这是构成正经的情侣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以随意舒适的日常方式见面，做一些随意舒适的日常事情。他们也许会去鱼和薯条餐厅吃晚餐，边吃边聊天，交流他们一天中遇到的新鲜事。虽然看上去是简单的事情，但我知道它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证明了在正经的情侣关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准”的。我们不这样。我的时刻表和准男友的时刻表不允许存在这种亲密关系。但实际上，是我们的“准”关系不允许存在这种亲密关系。然而现在，随着这些我并不期待的遇见不断增加，这个送奶工就跟上次提起希腊和罗马课一样，又用读心的方式了解我秘密的渴望和梦想。但他是个错误的人。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想理所当然地得到我。尽管如此，他依然连续出现，无法回避；有时候，我和准男友在镇中心的酒吧或俱乐部里时，我也会看见他，或认为自己看见了他。由于政治问题，这些酒吧，这些俱乐部，它们被看成捉摸不定的地点、危险的地点，数量上也很少。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去那里，也就是说那是一些鱼龙混杂的地方，欢迎所有信仰的加入。除了正在交战的两种信仰，那里也有少数持有其他信仰的人，但是比起正在交战的那两种信仰，其他那些随便什么信仰都无足轻重。政府暗中指派的行动队也是这些位于镇中心的社交场里的常客。他们从事间谍活动，悄悄渗透其中，隐藏武器，拍上几轮照片。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酒吧、这些俱乐部是你可以去喝上一杯或两杯的地方，但你不会希望自己最后醉倒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和政治毫无关系的普通当地人——比如我和准男友——只会在一开始顺路进来喝上一两杯，对观光客的愚蠢行为惊讶一番，然后就离开去一些只准特定人士进入的可靠地方，那里有为社会所认可的更安全的饮酒场地。我和准男友去的一直都是他那里只准特定人士进入的地方，而不是我这里只准特定人士进入的地方，这是因为在我这里有可能会碰到我妈，她会向准男友提问，会对他进行评估，还有她为我安排的结婚计划。然而，最近每次和准男友在镇中心的酒吧或俱乐部，我总会环顾四周，担心送奶工也在。我想他可能在观察我们，监视我们，也许还偷拍了我们的照片，我特别担心他会在我跟准男友约会的时候亮出他的身份地位。虽然我仍然在和准男友约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担心那个炸弹威胁。
我们吵了一架，准男友和我，因为送奶工对我持续施压。他通过含蓄的威胁，不断强调倒计时已经开始，基本上是为了向我表明：别跟这个年轻小伙或者其他任何人约会。他又一次跟我强调这一点，提起准男友，然后是汽车，然后是大姐，以及她当时已经被政府捍卫者的炸弹杀害的丈夫——是指那个没能跟她结婚的她心爱的人，不是那个有性瘾的、喜欢说三道四的家伙，她是出于悲伤、丧失和绝望才嫁给了他。“汽车炸弹，不是吗？”他又说了一遍。他提起准男友，然后是汽车，然后是姐姐，然后是她死掉的爱人，然后是汽车炸弹，接着又回到准男友，直到最后，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某某·某某之子，以及他一意孤行的跟踪搭讪。最终他又回到准男友和汽车炸弹和死掉的男人身上，那人曾经是姐姐的爱人，所有这些都用一句话讲完，所以根本不可能不明白他明确暗示的是什么。我确实明白了。我推断影射，找出根据，然后和准男友吵了那一架。当时，根据我内心所想，这次吵架完全就是准男友的错。这次也不是我沉默寡言造成谈不下去，因为我一直在说话。但不幸的是，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由于他住在镇的另一边，还没有听到谣言说我现在是送奶工新的追求对象；由于我深感困惑，越来越虚弱，被送奶工的花招整垮；还由于我十八岁，没有证据表明我能够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需求和情感，我的解释前后断裂，我努力做的所有事情结果似乎没有一件是对的。但我还是认为，这个送奶工根本不可能真的杀害准男友。不过我也知道，意识形态上的伟大事业的追寻者并非总在伟大事业的名义下行动。会产生个人的意愿，个别不符合常规的做法，主观的阐释。疯狂的人们。并不是说我认为送奶工不会操纵汽车爆炸，因为我非常确定他会的。我只是依然很难相信他那个级别的男人会因为渴望得到我而做出那种事情。他让我作好准备，给我带来困惑，逼我进入危险的边缘，在那里我会被他打败，向他投降，心甘情愿地以他的女人的身份钻进他的汽车。自从他开始扮演那样的角色，我再也分不清什么是似是而非，什么是夸张，什么是现实、幻想和被迫害妄想症。我也没有想到，不断增长的无助感和变本加厉的精神剥夺，也可能完全就是这个男人惊险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它们确实发生了。汽车爆炸确实发生了。姐姐就是个证明。她没有参加她死去的男人的葬礼，因为她现在嫁给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应该还爱着他。她只是在她所爱的男人的葬礼这一天，坐在我们的房子里，是我们母亲的房子，不是她自己的房子，面如死灰，睁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用手捂住嘴。她盯着钟，就这样盯着，不想我们靠近；她没有哭，但每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包括妈——靠近她，她都会用糟透了的声音说：“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所以我为准男友担惊受怕，他却站在那里，完全不当一回事。我问他是否不得不开车，他看着我说：“我是个汽车修理工，但就算我不是，准女友，也不是我不得不开车，而是我想要开车。”“要是有……”我开始解释，“那些东西。”“东西？”准男友问，“什么东西？”“东西……”我说，“你知道……被绑在……被绑在……”“被绑在哪里？”“……汽车底部。”“准女友，你啥意思啊？”他仍在等我回答。“要是有……”我又开始解释，“……炸弹？”
准男友现在明白了，或者说他以为自己明白了。他说有时候是的，是会发生那种事情的，当然会发生，但我要知道，那种事情不会经常发生，那些汽车爆炸，与人口数量相比，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里的大部分人不会被汽车炸弹炸飞，”他说，“这里的大部分人不会被炸飞。再说了，准女友，不能因为某人可能会在某天杀了你，你就不过日子了。”他说得轻松，证明他还没了解这件事的全部细节。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了解，因为除了送奶工正在对我施加的这种侵蚀，社区也在对我施加其他的侵蚀。我与送奶工的丑闻像蘑菇一样迅速生长，到了不可理喻、肆无忌惮的地步，很快就成了畅销品。因为这一点，因为我所有被累加起来的违法乱纪，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被局限在一个语无伦次、虚弱不堪的状态里。准男友接着说，再说有谁会想杀害他呢？他不在由政府捍卫者管辖的地方工作。他甚至不在混合了各种势力的地方工作。“听着，亲爱的，”他说，“你会这样想，只是因为你可怜的姐姐的前男友遭遇了这种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每个人的男朋友身上——可能更不会发生在，”他开玩笑说，“准男友身上。”他依然说得轻松，就好像这种事情、这种结果，跟他所理解的世界差得很远。说完，他想要抚摸我，但我躲开了，而且立刻从他身边走开了。在送奶工出现前，准男友的抚摸，他的手指，他的双手，代表了最好的、完美的、纯粹的爱。然而现在，自从送奶工出现后，准男友的任何一部分靠近我，都会让我感到阵阵恶心，感到自己随时可能生病。他令我厌恶，我的准男友令我自己感觉厌恶，尽管我不想感觉厌恶，我竭尽全力不去注意这种厌恶的感觉，我发现自己在责怪他让我产生这种感觉，责怪他没有能力说服我摆脱这种感觉。我甩开他的手，甩开他的手指，推开他，绷紧肌肉，我的胃开始疼痛。我也知道这些都是送奶工造成的，但我想不通送奶工是怎么造成的。从他第一次把目光落到我身上并开始摧毁我到现在，只过了一小段时间。除了第一次开着车碰见我，之后他都没怎么看过我，也从没对我说过任何下流或讥讽或直接刺激我的话。最奇怪的是，他甚至没有碰过我。一个手指也没有。一次也没有。
至于社区，以及社区里关于我和送奶工有私情的传言，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因为无论我怎么想，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传言说我和他定期碰面、约会，在各种“点点点”的地方，有那些“点点点”的亲昵行为。特别是我们会定期去两个最爱的浪漫地点，一个是水库公园，另一个是十分钟区域。据说我们喜欢待在一起，就我们两个人——和可能正在监视我们的所有人一起——待在老地方里的一个老区域，那里高高的草丛疯长，盖过了古老的墓碑。我每次坐上他的豪车，总是如此自信，总是如此傲慢，据说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看见过。“接她去幽会，”他们说，“他们的秘密约会，他们的情人约会，他们会去这些地方。”“他们要是不在那里，”还有人说，“就会在镇中心那些危险的酒吧或俱乐部里，搞些见不得人的卿卿我我。”“要知道，他已经结婚了，”人们轻声说道。“他已经包养她了。”另一些人轻声回答道。“好吧，他是他，我们不管，”他们说，“至于她，她不是更倾向于准关系吗？不是不喜欢信念坚定、刚正不阿的情侣关系的吗？”——这些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让我从家里搬出来，搬进某个公寓，过上那种司空见惯的金屋藏娇的生活，当然，这公寓肯定坐落在红灯街上。“等着瞧。”人们说。在我们纷繁缠绕、谨小慎微、说三道四、清教徒式却又下流龌龊的极权主义地区的背景下，所有这些说法都合情合理。但如果跳出这个背景，远离所有那些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传小纸条，离开这个地方——这里的人们对性抱有畸形的兴趣，每当你厌倦了政治八卦，性的肮脏就成了嚼舌根最好的材料——就很难理解所有这些当地人怎么可能了解我和他交往中最小的细节。他们富有创造力的想象传到我的耳朵里，一条诽谤接一条诽谤，像有重力一样。在另一些场合下，他们试图跟我有更直接的交流，比如会抓住我用问题折磨我，这种时候会近得几乎面对面。
长期以来，早在关于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语出现之前，我就对别人的提问抱有怀疑。每当被问问题，我就会想这个人是谁？那个问题背后有什么含义？他们为什么要拐弯抹角，以为拐弯抹角就能迷惑我？他们为什么要用他们自以为瞒得住的方式，“假装”给我暗示或者直率的评判，而我其实知道他们想以此试探我的思想、观点和倾向，引导我给出一个他们早先就有所倾向的回答，狡猾地在我的话里抓我的把柄？我注意到——肯定在小学毕业时就已经注意到——每当某人企图提及某事，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掩饰了这种企图，也还是经常会被察觉。他们的内心或语言并不是唯一会出卖他们的东西。他们所营造的污秽别扭的气氛也会揭露他们的真实天性。在他们走向我的途中，这个能量场会一直伴随他们。一看见他们，我就会起鸡皮疙瘩，脖子后面的汗毛也会竖起来。那种东西——也就是所有那些强有力但看不见的指标——和邻居们希望能呈现给我的、据说是无冒犯之意的顺便问问的方式形成对比。正是这种对比，最能向我揭露：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他们并没有说真话。当然，我也许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可能是有些人不想取笑我，引发我内心的极端情绪，或用语言诱骗我，以此对我造成伤害。可能是某种个人的担忧，对此他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敏感地认为需要保持沉默，但又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澄清或信息。而流言蜚语和谣言贩子——当然也包括我们这里的流言蜚语和我们这里的超级谣言贩子——总免不了监督审视、巧取豪夺、伺机夸大，这里的公众意见总被托付给臆测，不只是在外界之外，在家乡的活动圈也是如此。
于是，他们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带着问题向我靠近，但不是一些直截了当的问题，比如“这是为什么？”或者“那怎么样？”而是“某某说”和“有人说”，以及“我们从我们叔叔的表亲的哥哥的女儿的朋友那里听说，那个人现在已经不住在这里了”。还有一些人会提起“谣言”这个真实的字眼，比如说“有谣言说”，然后把谣言说得跟人似的，就好像挑起或不断散布谣言的不是他们自己。凭借他们看似无冒犯之意的问题，也经常凭借悬而未决的断言，他们带着煽动我的欲望，张开他们的嘴——他们担惊受怕，带着防御的姿态——想让我也张开嘴，提供一些易于传播的私密回答。不过，往往在他们还没能说出一个“某某说”之前，我就已经看穿了他们的掩饰，但我不会表现出来。我所知道的跟他们打交道的唯一方式是掩饰我自己。为此，我尽可能地作出迅速而又不会引起怀疑的反应。我假装对他们的企图一无所知，对他们提出的每个追根究底的问题都不停地回答“不知道”。在我的全套语言防御的本领中，我将“不知道”作为最主要的选手派上场。我已经准备着继续这么说下去，因为小学毕业时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是最好不要为了说明真相而开口，除非是对一小部分可以信赖的人，这一小部分可以信赖的人在小学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越来越小的一部分。后来我上了中学，那段时间里——从十一岁到十六岁——越来越小的那一部分可以信赖的人又进一步减少。等到我十八岁——这时有了我和送奶工，还有了关于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语——全世界我还愿意信赖的人已经减少到了最少，只剩下一个。我怀疑，如果我继续让它这样减少，继续这种麻木不仁，继续所有的不信任，让自己有计划地一步步脱离社会，等到二十岁，我完全有可能变得再也不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开口说话。
所以，“不知道”是我在回答那些问题时用三个字构筑起的防御，我因此成功避免了被唤醒、被激发谈话欲、被吓得说漏嘴。尽量减少、克制、弱化思考，放弃所有必要之外的互动，他们也就得不到任何公开的内容、任何具有象征意义的内容、任何一套完整的说法、任何血性、任何片刻的热情、任何情节的反转、任何悲伤的色彩、任何愤怒的色彩、任何痛苦的色彩、任何事情的任何定位。只剩下我，轻描淡写。只剩下我，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我，没被同流合污。也就是说，他们拐弯抹角地刺激我，语言里充满暗示又在寻求信息，但最后依然没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我觉得让他们颗粒无收是正当的，因为在我看来，很显然生活中有些人不配得到真相。他们不是配得上真相的好人。不是有资格获知真相的值得尊敬的人。所以，撒谎或略过也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是这么想的。接着就出了问题。他们显然认为我不懂他们的暗号、眼神里的含义和诽谤我的企图，而我发现自己不敢在说“不知道”的同时表现出并非如此。我也知道，我在给出那个三字的回答时，必须通过最不抵抗的方式，同时把我们之间始终维持着的至关重要但又不被承认的距离隐藏起来。要不然，向他们发出挑战——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等同于自暴自弃地想要成为暴民，或者其他强大的邪恶力量，我感觉自己没有强大到可以去触碰这种东西及其带来的后果。所以，这是一个不断持续、如履薄冰的过程，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了解他们的手段，或者我所说的“不知道”背后的真实意思是“滚回你的老窝!回家!走!走!”这也就意味着我不得不调用我的备用技能。这是我全套非语言防御的本领中的一个，我确实会调用它，这个技能即刻就能起效。但它做的不只有这些。它一开始非常有效，证明自己给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协助。接着，它会出乎意料地开始掌控进程，连起码的警告也没有。它首先主动推翻我的“不知道”，并实施替换战略，我后知后觉地了解到，它虽然确实抵抗了我那些爱说三道四的邻居，但更抵抗了我自己。我在攻击我自己，它就是我的脸，我脸上的表情——我本来想让它是暂时的，是临时的，我真心实意地相信它只会是临时的。我以为我的脸看上去怎样、我让它看上去怎样、我如何对外呈现它，都由我选择，都在我的控制下，议事厅里完全由“我”说了算。我以为这个真正的我在那里，掌握着控制权，躲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暗中指挥。我还以为我是挑选了一个下属协助我，而不是一个叛徒掀翻桌子凌驾于我。但就是发生了那种事情，首先是脸出了问题。
不可自拔。我专心扮演着“不知道”，加上一张不可救药的脸——里面什么也没有，背后什么也没有，一个外表光鲜的什么也没有——我以为会把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搞糊涂，让他们惊讶，让他们的期望落空。最终，他们会疲惫沮丧地中止迫害，所有人都会放弃，各自回家。我希望我的纯粹空白会指引他们怀疑对我的造谣和定罪，甚至怀疑一个反政府派——尤其是那个男人中的男人、斗士中的斗士、我们的大名人、当地社区的英雄——到底有没有可能不断引诱一个像我这样懒惰乏味的人。我甚至不认为他们会把我想得很蠢，或者仅仅是把我想得很蠢，我认为他们会进一步得出结论：我听不懂以某种当下盛行的、基础的、社会编码式的语言。我不明白别人问我的是什么，我身上必然缺失了情绪和心理的沟通能力。他们感觉我就像一本教科书，或某个对数表——内容正确，却不合时宜。这就是我希望他们认为的，那样我的掩饰和对脸部的运用就有了回报，我会得到自由和安全——就算不是在送奶工那里，也至少在他们那里。然而，无论是送奶工，还是对我和送奶工说三道四的人，最后都很快适应了我这套把戏。我完全没有布局。再说也没有时间布局，反正我的头脑最擅长的也不是布局、规划、勾勒、推测。我只会依赖直觉，依赖即兴的避让，依赖被调高的敏感度，根据外面有什么来决定我的反应，而不是根据某种头脑冷静、事先规划的军队般的精细来决定我的反应。但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跟这里的告密者很像。一开始，他们落入了驯化他们的警察设下的圈套，后来他们说“我不是告密者，别把我看成告密者，因为我不是告密者”，这种虚假的立场又给反政府派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也一样，我开始丧失推理能力，看不出其中显而易见的关联，理解不了甚至是最基本的关于如何在这个地方存活下去的道理。当然，我现在依然明白，无论我做过什么或者原本还能做什么，这些说三道四的人都不会停下来，他们永远不会闭嘴和走开，永远不会，直到这个男人在得到我、抛弃我之后自己走开。不过在当时，我说出的三字答复和展现出的自我丧失感确实成功地迷惑了他们。结果，他们在催促我表现得合乎情理的过程中，开始马马虎虎不讲究方法，毫无耐心，直截了当，前所未有地展现出他们真正的天性。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敏锐和骗人的本事可能胜于他们自己的敏锐和骗人的本事。一个人一旦下定决心，就可以特别敷衍了事。说到这一点，虽然我没有表现出自己在情感上和智力上感受到压力，但那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己确实没有压力。当然，我相信我是有知觉的。当然，我知道我生气。当然，我知道我害怕，我毫不怀疑我的身体里充满了对我自己的自然反应。起先，我能感觉到这种反应，它确认了我还活着，我还在那里，在我的身体里，经历着这些表面之下的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没等我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对生活看似没精打采的态度就已经变得不怎么像假装的，它变得越来越真实。首先开始出现了一种情感上的麻木。接着是我的脑袋。一开始我的脑袋安慰我说：“好极了。干得好。我成功地耍了他们，他们不知道我其实是怎样的人、我在想什么、我有什么感觉。”但现在它自己开始怀疑我甚至是否还在那里。“稍等一下，”它说，“我们的反应在哪儿？我们过去有一种私下表达的反应，但现在没有了。它去哪儿了？”我的感觉停止了表达，接着便不复存在。现在，随着这种凭空捏造的麻木不断发展，和这里所有发现我不可接近的人一样，我也开始发现自己是不可接近的了。我的内心世界，似乎，已经离开了我。
生理上也令人疲倦，所有那些怀疑、欲擒故纵，狙击手开枪，对方狙击手回击，避让和扭曲，我和我的社区，我们看上去都像是任由车轮滑行，进入某种终极交锋。为了对付送奶工，我每天晚上回到家，都会检查床下、门后、衣橱等地方，确认他是否在那里面，在那下面，在那后面；我还会检查窗帘，是否拉得严丝合缝，他是否借着窗帘的掩护，躲在玻璃窗这边，或者玻璃窗那边。我意识到我对付社区甚至也已经到了同样的地步，我会去确认社区是否也躲在那些隐蔽的地方。我在这些人身上用去了多得超乎寻常的精力——为了努力避开他们——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我在吸引他们，但我当时还不明白执念是如何产生能量的。所有那些昏天黑地和互动游戏都让人痛苦，我的所有掩饰原本是为了以不参与的方式保持独立，结果却成了与他们齐心协力达到目标。我太晚才意识到，在我堕落的过程中，我自己一直都是个积极的玩家、贡献的主力、关键的环节。
至于这些说三道四的人，以及他们对我的回答的回答，我知道我正在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我一直想要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尽管我并不想同时把自己也搞得晕头转向。但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不在乎是否晕头转向，他们抱怨我的外表风度不得体，说这是在抵抗常规治疗，这是在反对公共福祉，说我极其空白、几乎没有生命、几乎不育、几乎对抗直觉，他们说这对于地球上的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正常的。至于他们使用“几乎”这个词——几乎极其空白、几乎没有生命，等等——在我身上，当然是有意为之。虽然我说过，我亟须让自己表现得空白和空**，但我的意思其实是几乎空白和几乎空**。这是因为精确简洁的方法在纸面上或许能完美运作，给予某种迂腐的满足，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愚弄不了任何人，哪怕一秒。这种计划严谨带有未雨绸缪的味道，但未雨绸缪在这个社区里——尤其当你试图耍花招时——并非好事。除非你在跟极其愚蠢的东西打交道，而我并没有，所以最好的做法是捣乱、添乱，留下茶渍，印一个小小的但带点泥巴的脚印，不要在问题的正中心，而要在边缘一点的地方，最好能暗中指向问题，偶然与问题发生关联。于是那部分发挥了作用。但他们说我的脸部表情表现出我不友善，强调“表情”是单数，就是说，我好像只有一种表情。接近面无表情，这就是他们的说法。接近干巴巴的、接近孤零零的、接近放弃被灌输信念的。他们没说我难以捉摸，这又让我从中找到一点希望。在这里，难以捉摸就跟明显的未雨绸缪，就跟表层的想法一样行不通。一开始，他们说不确定我是否在展现一个刁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趾高气扬，认为自己凌驾于他们之上。后来他们认定不是，这也许是我性格里的某种古怪，很可能出自所有那些我到处边走边看的古老书籍。他们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基本上证明了他们的信息资源贫乏，但不管怎样，这不会阻止他们继续揣测我。他们认定我有点神秘诡异，又有点令人毛骨悚然，还说他们到现在才发现，我是一个“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十分钟区域很像。那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却实际上有点什么；那里好像有点什么，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我是一个反面例子，他们说，横着来的，不爱交际，但他们也确实用了“也许那只是她的一方面”来淡化这一点。不过，因为他们不相信还有任何其他方面，这又把他们带回原点，带回到我仅有这一面的想法上。
社区对我的掌握几近贫乏，我对社区的掌握也几近贫乏——再加上他们对我的干预令我不安，我的脸令他们不安，我的麻木让我们所有人都气得发疯——谢天谢地，我不必经常对他们说“不知道”，或展现我几乎接近空**的脸，或暴露我的封闭状态。这是因为大部分关于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语都是背着我说的。但情况真有那么糟糕吗？那些日子里，就真的没有人，没有一个或许可以倾听、可以提供安慰、指导和支持的人，让我愿意去倾吐？我是否真的像所有批评我的人所说的那么固执专横、跟十分钟区域那么相像？现在回想起来，除去我和那最后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之间从小学起结下的友谊，我自己也认为是的，我是这样的。我非凡的不信任感导致我没意识到也许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也许原本能帮助我，能支持和安慰我——我也许原本能结交到的一些朋友，我也许原本能加入的一个互助圈——只是我失去了机会，因为我不信任他们，不信任或没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然而，当时在一个所有人都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努力保持冷静和振作精神的地方，我想要跟他们一样保持冷静，振作精神，所以对我而言，去理解、去懂得关于帮助和安慰的任何概念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确实有些人一直在接近我，他们一部分人可能是值得信赖的，可能是想要帮我解决问题的。但就算并非出于我通常的害怕和固执，我也一直在拒绝。关于有什么要说的，我依然没有把握。
这就是事情运作的方式。难以定义这种跟踪、这种捕猎，因为它零敲碎打地往前推进。一点这里，一点那里，可能是，可能不是，或许，不知道。是持续不断的暗示、象征、描绘、隐喻。他所指的可能就是我认为他所指的，但也可能他什么都没指。把它们单独看待，分开描述每一次遭遇，一旦对另一个人说起，尤其在说到一半时，就会发现似乎根本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如果我说：“我走在交界路上，正在读《艾凡赫》的时候，他问要不要载我一程。”就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走那条危险的交界路，为什么你在读《艾凡赫》？”如果我说：“我在水库公园跑步，而他好像也在水库公园跑步。”就会有人问：“你干吗在这么一个危险可疑的地方跑步？你干吗要跑步？”如果我说：“他把他的白色小货车停在大学对面的通道里，当时我正和我法语班的同学一起看日落时的天空。”就会有人问：“你抛弃我们这个小地方带给你的安全感，跑去镇中心，去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学习外语，把生活看成一种花里胡哨的表达？”如果我说：“我姐夫被谋杀，他对我姐姐痛失爱人表示吊唁，但同时把几乎可以算是我的准男友的那个人和持续发生的汽车爆炸联系起来。”他们会说：“你怎么还没结婚？你为什么一开始要和准男友出去？”除了那些流言蜚语——就算没有那些流言蜚语——我从头到尾始终相信确实没有人会听我说话，或相信我。如果我去当权者那里，把他跟踪我、威胁我、准备迎接我的事情正式报备，然后从当权者那里寻求解决措施，比如问他们打算怎么做，我们的反政府派会回答——好吧，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回答，因为他也是反政府派的一员，我怎么可能去他们那里？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上来想也有问题，我该怎么去他们那里？虽然我住在一个由准军事组织管辖并派遣警察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接触到这些家伙。我不得不向社区咨询正确的投诉流程，但这个社区本身也在跟踪我，这也是我要一并投诉的事情。至于真正的警察，这个地区的国家警察，不用考虑去找他们，因为第一，他们是敌人；第二，在一个由反政府派管辖、禁止外人踏入的地方，任何事情都会嚷嚷成你是告密者并将你处死，其中最危险的，毫无疑问，就是去找被认为有高度偏向性的警察，投诉一个你们这里的反政府派。在警察看来，我们的社区当然是一个流氓社区。我们就是敌人，我们就是恐怖分子，平民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同谋，或者只是被怀疑但还没有被发现是恐怖分子的一群人。情况就是这样，双方都很清楚情况就是这样，在我们这里，如果你叫警察来，那肯定是要射杀他们，他们自然知道这一点，所以根本不会来。
一切都在阻止我犯错，比如我不相信我对罪行的判断，比如我的感觉所告诉我的那些。他真的做了什么吗？真的发生了什么吗？如果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跟别人解释，又怎么让别人相信呢？我感到这种疑虑——对我自己、对这种局面的怀疑——会被别人注意到，会引起人们对我的信用进行一番评头论足。即使这里的人听到我的想法，他们也不习惯面对一些像是“追求”和“跟踪”之类的词汇，我是指性方面的追求和性方面的跟踪。这就跟那些美国电影里说的“路边慢驶招妓”一样，太过遥远，完全不是当地会发生的那类事。即使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社会也几乎不会认真对待。这跟乱穿马路差不多，也许还比乱穿马路轻一些，因为这是女人的事情，也因为发生在这样一个被政治问题塞得满满的年代。在这种年代，就算一个弱不禁风的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比如我们这里最成功的超级投毒者——每周一次自由地走来走去给人们下毒也没人管，连匆匆一次登上关注度排行榜的机会也不会有。所以，对比当地人谈论的主要话题，性捕猎这种好莱坞现象会黯然失色，就像这里的每件事情在那种对比下都会黯然失色。
但他们还是一直来。大姐一直来，反复说那几句话：“如果你继续和那个人联系”或者“这样对你自己没好处”。但她遇见的只有我冷酷的决心，决不为自己辩护，也决不允诺她、安抚她。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敌意，我们不能也不会听对方把话说完。这事情的背后有她丈夫，这头地平线上的狼，它的鼻孔和耳朵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尖，毛茸茸的下肢、后腿、前腿、突出的口鼻和牙齿都开始往外冒，爪子又长又黑，像是在抓什么。他用舌头怂恿她，拼了命地想让她与我纠缠不休，不停地来探望我，坚持要我说出秘密。但是谁都看得出来，大姐一心扑在她自己死去的前男友身上，几乎无法振作精神。此外，我听说大姐夫已经被他自己新一轮的不可自拔的性欲攫住，很快就给他自己带来了不止一点点的流言蜚语和麻烦。还有妈也是，依然不断地当面质问我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要加入准军事组织的骨肉皮圈子，以此带来耻辱，为什么把黑暗和难以控制的力量惹上身，给小妹妹们树立坏榜样，还把光明、黑暗、撒旦的邪恶和地狱之类的东西带给上帝。“像是被催眠了，”她说，“你以为恐怖电影里那些被吸血鬼抓住的人还能有什么别的感受？他们看不见恐怖，女儿。只有旁观者才能看见恐怖。他们只是被控制了，欣喜若狂，眼里只有吸引他们的东西。”我跟工作的关系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在工作台前变得漫不经心、昏昏欲睡，因为晚上我会在**惊醒，再也无法入睡，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我应该起床，把我的房间再搜一遍。我睡觉前已经搜过一遍，我要确定他或社区没有在那之后进来；另一部分是因为噩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了病恹恹的、孤独厌世的城镇长官，从“总引”到《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房子也蠢蠢欲动。公然指责，吵吵嚷嚷，运动转移，气氛挑唆，目标错置。这是撞击、反诘和挑起争执——一切都在痛斥我，警告我，要我注意我早已发现围绕在我身边的威胁。这种事情总是半夜三更发生在我的卧室里。床头柜上猛的一声撞击会把我吵醒。各种东西发出尖厉刺耳的撞击声，比如墙上的画，正下方的地板上还会突然爆发出一阵敲打声。卧室门也开始摇晃。有一次，家里的幽灵猛地扯掉我的鸭绒被，把我的脚连同小腿抛到床的另一头，力气大得我的整个躯干都几乎要翻过来摔到床下。妈在她的房间大叫：“仁慈的上帝啊，我最小的女儿们，我想在睡觉前看会儿书。那些砰砰的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小妹妹们在她们的房间大叫：“不是我们，妈咪!我们在睡觉!是中间姐姐!”“不是我!”我大叫，“是这个房子。是房子里的幽灵。我也在睡觉。”虽然我猜想这房子是想让我去做点什么，做点和送奶工有关的事情，但我不知道它期待我做的是什么。它已经动手把我弄醒，我一直没能合眼，夜晚的缺眠少觉导致白天我在工作台前被困乏和呆滞所压倒，我的领导已经两次叫我去她的办公室谈话。我的法语课现在也已经失去了光彩，或者说我已经失去了对那种光彩的渴望。它已经不那么令人兴奋，让我越来越觉得“这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我疲惫不堪，每周去镇中心上课让我感觉更像是劳作。后来我的腿受了伤，我又渐渐地不再和三姐夫一起跑步了。起先偶尔跑一跑，后来随着疼痛的持续，越来越多次取消跑步，我突然变得不想配合。我再也无法放松，再也感觉不到欲望，无法正常呼吸，而在那之前，跑步运动让呼吸贯穿我的身体，让我时刻活跃，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完整的人。一些我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我不跑了。甚至不走了。我的平衡变得怪异。它已经开始倾斜，以一种坡脚的站姿出现，并压垮了我。那时，我努力告诉自己：是我自己放弃了跑步，是我自己不想走那么多路，没有人逼我。后来有一天，原本该去跟准男友待在一起的，但我没有去，偶尔会这样，我告诉自己：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有人让我这么做，星期四不重要。这一天是我对我们的准关系最不确信的一天，我还提醒自己毕竟这只是一段准关系。即便如此，去掉了星期四，送奶工依然没有松动汽车炸弹的威胁。他还开始编织一种复杂的新危险，威胁准男友可能会因为背叛和告密而被杀害，可能是被他那里的反政府派，也可能是被他那里的其他任何人。“当然，这很可笑。”他说。他又说，但死于可笑事情的当地人也不是没有。送奶工凭借这番话，让自己看起来就像救赎者、像解药。他一个人，他暗示说，就有本事让准男友面临的那些危险全部消失。还有就是那些搭车，他主动提供并且不断提供的搭车。还不只有他。现在这里的其他人，他的手下、朋党，那些坚信必须听他吩咐的随从，也会开车到我身边停下来，主动提出送我进入或离开镇上。他们不会有只字半语提到自己是送奶工派来的，但他们的过分殷勤让人看出他们显然是在执行命令。他们恳求我，只要我同意上车，就帮了他们大忙。
与此同时，我与准男友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不断升级。除了我说“你能不能别再开车了”，他说“当然不能，你对我的要求很不合理，你越来越不讲道理了”，我们也为别的事情吵架。就算他没有被汽车炸弹炸飞，也会因为部件上的旗帜，被反政府派当作告密者抓走。就算不是那样，他那里那些不是反政府派但同样迷恋伟大事业的极端分子也会蜂拥而来，依然用想象中的旗帜事件污蔑他。据准男友说，由于那些有关超级增压机的谣言，有关无论上面有没有旗帜准男友都是有多么不爱国才会收下它的谣言，如今政府不断地用精密专业的手段偷拍他。我偷听到他对厨子提起，说这样的拍摄让他确信自己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甚至包括他所居住的地区以外的人。“看样子，”他开玩笑说，“凭借旗帜、徽章、叛国和超级增压机，我有被政府策反为告密者的大好前途。”对比之下，他又说，如果不是地区政府在拍照，而是当地准军事组织反政府派在拍照，那就没什么难对付的了。“可能是在监视我，”他又开玩笑说，“想看看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告密者。”接着他又提到了我们这个混乱年代里所有的业余摄影师、外行的文献档案管理者以及遵循日历重大事件的编年史家。他说那些男孩关注机遇，关注将来追名逐利的可能性。他们到处神出鬼没，带着摄像机和录音机冒险跑出来，说是为了捕捉和保卫历史、政治和社会的证据，以留给子孙后代。“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说，“在未来几年里，哪些令人悲伤的素材会最受追捧。”虽然准男友不知道，但我知道，当然知道，他不仅仅会被政府当作有希望成为告密者的人，当街拍下照片；被反政府派当作有告密嫌疑的人，当街拍下照片；被那些幕后行事的投机者当作某天可能会以告密者的身份遭到杀害并由此变得家喻户晓的人，当街拍下照片。他还可能因为被视作高居暗杀名单前列者的同伙的同伙，而被政府两次当街拍下照片。关于贴着旗帜的超级增压机的谣言还在迅速发酵，准男友的邻居和熟人仍在继续一点点地推动它所造成的影响。尽管他们喜欢那个超级增压机，在那一小段快乐时光里已经将自己托付给了对超级增压机的热情，但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士兵情人”“海军少尉情人”“‘海对岸’国家的情人”“街道审判”，所有这些都比那个东西给他们在情感上带来更大的冲击。人生短暂，有时候不可思议地短暂，为什么要让自己因为勾结，因为做了帮凶，因为卷入当地人不该做的事情而遭到控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最好切断和准男友哪怕是最低程度上的联系，尽管，当然了，他最重要的几个朋友还留在他身边。还有一个朋友，那个人据说是准男友在工作上结识的，住在“马路对面”，也就是持有对立信仰的准男友的同事。据说这个人——艾弗——已经表示愿意出面担保那个贴着旗帜的部件并不是准男友的，因为他才是那个贴着旗帜的部件的所有者。为了主动帮助他的同事，艾弗又寄去一张他的宝丽来照片，照片里的他在政府捍卫者管辖的地区，拿着这个贴着旗帜的部件。如此一来，如果准男友在他那里，最后以叛徒罪被送上由反政府派主持的袋鼠法庭，他就能为自己辩护。艾弗说虽然反政府派可能他妈的反对他所代表的一切，但据说他还是很乐意为他的工友发声，提供带照片的证词，帮助准男友走出目前的困境。当我听到传言说存在艾弗这样一个人时，我意识到为保护准男友免遭送奶工的伤害而即兴编造了这个人是我犯下的另一个愚蠢错误。我震惊于一个胡思乱想，甚至是没有说出来的想法，都可以如此轻易地被人们从表层意识里摘取，并成功地传播出去。现在这个想法——在外面——有了它自己的生命。虽然艾弗此刻已经存在于日常生活，他是不幸地被添加进去的，但我只能期待，最终这个谣言会化为尘土，会被遗忘，消失在雷达里，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与此同时，艾弗——无论他看上去是多么好心办坏事，虽然他可能发誓要发送一百张宝丽来照片和两百张手写的证词来力挺准男友——准男友那里的人也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人们对他在他自己的社区里满怀热情地高举着的旗帜充满反感，他也不可能愿意安抚人们的这种反感，就算忽视这种不可能性，就算他以真实目击者的身份存在，他的证词也会比毫无作用更不起作用。在这个事件里，人们观察到的是，艾弗没有寄照片，或者照片底片，手写证词也一个字都没有。尽管他发过誓，但他什么也没做。这进一步坚定了社区的观点：那个贴着旗帜的部件根本就是叛徒准男友的。
如我所说，事情很复杂。整件事让我们、我和准男友眼前的局势急转直下——关于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语在我所居住的地方影响着我，关于准男友和他的旗帜的流言蜚语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影响着他。这些流言蜚语及其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也一并让我们的准关系急转直下。受压力所迫，我们开始争吵。我们过去就不喜欢彼此交流，现在的交流比过去正常情况下的更少。在我看来很明显，如同我没有跟他讲起送奶工、没有讲起我们社区里所流传的关于我和送奶工之间的故事，准男友也有他自己沉默的防线，基于他的固执己见，针对我，针对其他所有人，作为他自己抵挡侵犯和确保安全的方式。
此后，我们开始不断地为琐事斗嘴和争吵。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除了问他“你是否不得不开车”，除了越来越相信最后可能会发展到不得不服从送奶工并甩掉准男友，我根本想不出其他任何解决办法。与此同时，住在那边的准男友也开始生气，但出乎意料的是，旗帜的问题倒没怎么惹他生气，他不担心自己因为旗帜的问题而被当成告密者判处死刑。实际上，更让他生气的是反政府派来他家门口找他，请求分成。这件事还是跟超级增压机有关。关于超级增压机的流言蜚语已经散布了很长一段时间，最新的说法是他留下旗帜，卖掉了超级增压机，得到一大笔钱。于是他们，也就是他那边的反政府派，上门来找他，请求分成。当然，我所说的“请求”，他们“请求”，他们想知道有没有可能拿走一部分钱，其实是指他们要求。如果你曾经生活在一个由反政府派管辖的地区，你会经常听到：“为了发展我们的伟大事业和保卫我们的地盘，我们需要征用你的这个这个这个。”一切都被包括在内——你的房子、你的汽车。根据他们的愿望，以任何折扣换走你的任何东西——宾果游戏赢来的钱、圣诞奖金，甚至包括买面包店里打折的巴黎小圆蛋糕省下的钱，或者在街角商店买的一管聪明豆的折扣。你有义务上缴所有份额或一定比例的份额，当然都是为了发展伟大事业和保卫我们的地盘。这些当地男孩，也就是这里的反政府派，想要分成，呼吁分成，每时每刻不间断地上私人住宅要求分成，一直持续到这一次。所以准男友害怕他们上门，害怕他们认为他卖了什么东西并拿走一部分收入，那是他当然永远不会卖的东西——因为他是他，而那是宾利风驰的超级增压机。但是，如果他考虑卖掉那个超级增压机，他们说——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四个人戴着万圣节面具，三个人戴着巴拉克拉瓦头套，所有人都拿着枪，晚上七点在他家的门阶上——或者如果他已经卖了，他们说，别忘了他们以及继续保卫地盘和进一步发展伟大事业的需要。他们还说，如果在他那幢灾难般的房子里的某个地方，有一辆真正完整的宾利风驰跑车，他们也一定会征用。说到这里，他们停了下来，从面具后面瞪着准男友，就在这时，他明白了，他说，他们会改变主意，只是个早晚的问题，既然他们可以拿走全部，干吗还要求分成？然后他们走了，他说，但在走之前，有个家伙在交涉到一半时出现，他不是反政府派，他没有枪，没有面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是个外地人。后来人们发现，他前一天从反政府派那里得到了进入这个地区的许可。于是他出现了，但又立即为自己的闯入道歉。他站在那些当地男孩的中间，当地男孩们戴着面具拿着枪，和准男友一起站在门阶上。他自称是来自镇中心艺术委员会的公共关系专员，问能不能在准男友家的外墙上挂一块纪念标识牌。他给大家看了这块标识牌，上面用金色花体字写着：国际夫妻曾于一九几几年至一九几几年居住于此，在他们成为最令人叹为观止、蜚声国际的舞蹈明星之前。“这会让这里略显正常些，”他解释说，“挂上这样一块标识牌，表明在我们这一部分小小的世界里不只有沮丧、惨淡和战争，我们关心的永远不只是枪杀和爆炸，我们还关心艺术、名人和气质魅力。”至于他认为谁会进入这个特定的准军事组织要地，叹服于这块标识牌，谈论艺术和名人，他没有继续提供任何细节，因为根本没有人会进入。实际上，会来这里看它的只有这个地区政府的警察和来自“海对岸”的军队里实施密切巡逻和防御的部队，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突然冲进来，翻箱倒柜地搜查反政府派，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几乎不可能欣赏这块标识牌并理解那种类型的文化。或者会被当地人看见，但他们不会惊叹，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对国际夫妻曾经住在这里。准男友说他不想挂上这块标识牌，反政府派则告诉这个来自艺术委员会的人说，虽然他已经为自己的闯入道了歉，但并不代表接下来就不算闯入了。他们又说，某个自称来自艺术委员会的人——无论他的进入有没有得到批准，毕竟他也算个政府公务员——很可能是政府间谍。这时，这个人说：“行吧，我们也不是非要挂上去不可。”说完这句话，他依然兴高采烈地再次把标识牌夹在手臂下，在尝试着把名片塞给准男友但遭到拒绝后便离开了——但是他们会为了它再回来的，准男友说，他马上又回过头来说他相信反政府派已经决心要夺走他漂亮夺目的宾利风驰超级增压机，这个他公平公正地赢来的心爱之物。这又让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我不禁感到惊讶，他丧失了最基本的智慧，反政府派前来索要超级增压机或者要求在超级增压机上分成，应该是他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他已经被指控为叛徒，因此想象中更可能发生的事情应该是他们此时上他家——戴着面罩，拿着枪，大概还有一套各式各样的挖埋铲子——不是来拿下超级增压机，而是来拿下他。毕竟，许多人被夺走性命也只是因为一些不怎么明显的背叛，没有让不属于这里的旗帜飞扬起来这种事情那么明显，虽然实际上你并没有让它们飞扬起来。于是我说：“让他们拿去吧，准男友，因为不管怎样你必须知道，因为你不能不知道，只要他们想要，就绝对会拿走。”这番话惹恼了他。但在我看来很明显，此刻发生了一件危及他性命的大事，就算在他看来似乎并非如此。他没顾及自己的性命似乎都是因为他的固执、他对汽车的痴迷，以及他在感知上无法重视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时候你不得不认输，不得不放手，或许你还不得不丢面子，以及有些事情和其他事情相比并不值得捍卫。但他不那样理解，这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分歧，于是有一天我们在他家的客厅为了超级增压机吵了一架。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隔大约十五分钟到半小时，就会偷偷摸摸地、跟强迫症似的，把房子里的东西移动一遍。如此多的汽车部件摊得到处都是，如此多的囤积物一层叠着一层，他期待反政府派会因此感到困惑，然后是疲惫，然后是像婴儿一样的无助，最后对于搜查，他们会选择放弃而并非坚持。这又让我感到惊讶。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他的思考力已经退化到了怎样的程度，他优秀的感知能力已经溜到了多远的地方。他看不出来，他们不会亲自展开搜查，而会用枪指着他，命令他立刻把藏起来的超级增压机拿出来交给他们。这话我也说了，但是更让他恼怒。于是，这个超级增压机被永不停歇地搬来搬去，一直在逃亡。眼下正在把它从门厅后面的木地板条下面取出来，那是他前不久刚为它挖的一个藏匿之所；就在前一晚，直到今天早上吃早餐时，它还被放在厨房里的一面假墙后面，那是他几个晚上前刚为它安装的。他想在他正在改装的楼上那些房间里选一个，在里面设置一个由双层护墙板构成的具有欺骗性的隐匿空间，那个空间还不够完美之前，它被放在一个中空的汽车部件里，在他眼里，这个部件说明了他只是有一点正常范围内的强迫症般的汽车囤积癖，但我发现，在把超级增压机藏进楼上由双层护墙板构成的隐匿空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思考在那里藏上一小段时间后接下来又应该把它藏在哪儿。此时，这个像水桶一样的巨大奇特的装置坐落在屋里，和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汽车零件混在一起，顶部颇具艺术性地，是指漫不经心的那种，摊着一条浴巾、洗碗布和一些他自己的衣服。整个部件就放在我俩之间的一张矮桌上，我俩之间除了这张矮桌，还有刚形成的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就在那时，我又开始指责他开车。我刚开口，他就打断了我。他头一次这样指责我，说我认为跟他在一起是一件丢脸的事，因为我不让他上我家找我，只愿意在那些偏僻的交界路上跟他碰面。我立即回击，指责他喜欢烹饪，指责他和厨子一起买食材，指责他真心喜欢烹饪。接着，他又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为了证明我认为跟他在一起很丢脸。他详细描述最近几次我故意躲开他，还说星期四晚上我不再和他一起过夜，在我们共处的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直到星期六，以及我们共处的星期六一整天直到星期天的这些时段里，我也都变得不愿跟他亲近，这当然是我对他不断增长的厌恶感所引起的，但我知道这种厌恶感实际上针对的是送奶工。一开始我无言以对，他趁机又提出了更多的控诉，说他观察到一种令人反感的麻木状态正在慢慢地爬上我的身体，感觉它快要侵入并控制我。他说就好像我不再是活人，而是一个带关节的木偶，被艺术家用来——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让他住口。他说我脸上的麻木状态在不断加强，我无法听他把话说完。这变成了焦虑和重压，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不可原谅。每当我们坐在他的车里，还会产生其他一些焦虑。我又一次将矛头对准了他为什么不得不开车，他说他要送我回家，他打算开车送我直到我家门口。我心想，他正在慢慢变成送奶工，对我颐指气使，以为自己可以控制我。我又心想，他是在说他已经受够了我，他要送我回家，因为他想摆脱我。“停车!”我正式宣布，“立刻把车停在没人的交界路上!”但他不想停车。他说他不想让我下车，但我说我要走路，他说啊别走路。这又泄露了他的心思，他想弄瘸我，让我摔倒，把我变成瘸子，就跟送奶工一样。于是我们说了不少“你怎么回事？”“你在搞事情”“你也在搞事情”“你怎么回事？”。接着又说了“我载你一程”“我不要你载我”“我载你一程”“我不要你载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诡计，他不再想摆脱我，而是要努力克服他的遗忘症，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准关系，但不是发展成一种满怀爱意的亲密的正经关系，而是一种涉及跟踪的、充满占有欲和控制欲的关系。为了达成目的，他恐吓我伤害我，这绝不是一个寻求值得尊重的伴侣关系的人应该使用的手段。而与此同时，他说我犟头倔脑地要在半路上、在一个危险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下车才是一种诡计，一种恶毒的操纵，折磨他，在感情上勒索他，用一种不相称的黑暗手段，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准关系。“阴险。”他强调；他还强调起码到目前为止，他认为这种低劣的行径配不上我。这时，我迫不得已称他为“将近一年的准男友”，而不是“准男友”这种更亲密的称呼。我感觉自己完全有理由疏远他，不过他肯定也有差不多的感觉，因为他甚至更正式地称我为“交往了将近一年的准女友”。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很快我们就会用最正式的、最没有个人情感的专业术语对话，也就是我们在相识前适合说的那些话。事态开始往这样的方向发展，随着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增强，他在他那里气急败坏，我在我这里遭受折磨。我不断地把各种事情混淆在一起，本末倒置，用一些不值一提的事情，就算值得一提，那也是他没做过的事情，来责怪他。反过来，从他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对我施加的言行来看，我认为他肯定也在经历和我类似的状况。与此同时，在这件事背后的某个地方，送奶工正严丝合缝地嵌在我俩之间；准男友也可能被这个嵌在我俩之间的送奶工杀害。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我姐姐的形象，我的第一个、年纪最大的、永远沉浸在悲伤中的姐姐，她坐在我们家里，在那种可怕的沉默中，脸上带着她在前男友葬礼那天的表情。
由于这些多出来的见面(包括真实的和编造的)，也由于我依然什么都没有透露(目前这已经成了我避免成为话题中心的全天候的处理方法)，从小学结交到现在最久的朋友捎话来说她想跟我见面聊聊。她故意避开电话联络，而是让那些探子，也就是这块地方最神秘的那些人肉电报中的一个给我带信，跟我安排见面。我让他去告诉她，我当天晚上七点会在这里最热闹的喝酒俱乐部的休息室里见她。我爱我最久的朋友；至少过去爱过她，或者说依然爱着我所了解的她。但问题是我现在几乎不了解她；几乎没怎么见过她。关于她有一点，她全家都死于政治问题。她是唯一幸存的，她独自生活——但很快就要结婚了——在死去家族的房子里。至于我们的友谊，这是一个能让我讲上话的人，一个能让我倾听的人，实际上是我唯一还能信赖的人，她不会把我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点生命力都从我身上排尽。跟三姐夫一样，她不会说三道四。对于政治局势，她始终在观察和倾听。她指责我在这方面从来不像她，我无法否认，因为这是事实。我提醒她我憎恶二十世纪，以此为自己辩护。我还说这里势不可挡的流言蜚语——也令人憎恶——对我来说已经过头了。最久的朋友不会像我这样。每件事对她而言都有意义。每个东西对她而言都有用，要么现在就能利用，要么先存起来等到今后用得上的时候。我说她获取的信息、她的沉默、她的储备——不只基于真正的事实，还基于传言和投机而来的事实——是可疑的，也是邪恶的，不是一点点的恐怖。她回答说这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那晚在这里最热闹的喝酒俱乐部楼上的休息室里见面时，她特地告诉我这一点。我可能还不知道，她说，我自己才是不止一点点的可疑、邪恶和恐怖。我想她是指我没有始终注意倾听，没有收集信息，也没有传播当地人的评论，这同样是因为我一辈子的固执，拒绝把那些爱管闲事的浑蛋不该听的事情告诉他们。“我干吗要这样？”我问，“这和他们没有关系。反正我什么也没做。”“很多人什么也没做，”最久的朋友说，“他们现在没做，以后躺在老地方地底下的单人棺材里也永远不会做。”“但我只管自己，”我说，“做我自己的事情，走在路上，只是走在路上，然后——”“没错，”朋友说，“还有那个。”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很快就会讲到。在此之前，还有另一点要讲。在那另一点之前，我们还要先讲的一点是毕业后最久的朋友和我不经常见面。每次我们见面，相互间总是一次比一次严肃，一次比一次无精打采。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兴高采烈地见面是什么时候了。甚至在她的婚礼上，这次休息室里的见面过了四个月后举行的婚礼，也同样无精打采。我强烈地感到在场的每个人参加的好像是一场集体葬礼，而不是婚礼，我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最后不得不提早离开宴会，回家躺在**，在白天充足的光线下，穿着庆典的礼服，陷入抑郁。在这一点之前还有一点，我俩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我不过问她的工作，反过来她也不告诉我。自从她开始干她的工作，我们就一直坚持这种安排。这是差不多四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在楼上的休息室里，点了饮料，背靠椅子坐着，一段时间里一句话也没说。我和最久的朋友每次见面一开始都这样，没什么不正常。然后她说：“我了解你，你大概是什么也没做。但是流言蜚语说你好像做了一切。别恶狠狠地反驳我，最久的朋友，告诉我，你和送奶工之间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