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同伴，妈，”我说，“跟你一起祈祷的同伴，曾经的虔诚女人。你认为她们自己有没有可能说‘哦，我们必须，仅仅是必须，后退一步，让她拥有他’，这里的她是指核弹男孩的母亲？你认为她们会不会为了她，同意放弃真送奶工，同意把他交出来，同意放弃她们与他在一起的可能性？妈，一旦你让了路，在她们的情感绑架很轻易就能让你放弃，那个可怜的女人接着就会被她们全速经过的第一辆马车踩在脚下。她们还会重新组队，再次设定情景和编织阴谋，把她们之中继你之后第二个获得真送奶工爱情的人革除掉。但首先要对付的是你，妈，”我说，“在这场追求真送奶工的竞赛中，你跑在最前面，这就是核弹男孩的母亲这张牌为什么会打在你身上，如此娴熟，几乎就要得手。”“胡说八道!”妈说，“我不可能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个——”说到这里，她突然停住了，这次她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是你，妈，”我说，“他喜欢的人是你，为了你他才来喝茶，才总是多带几品脱牛奶，还有一些特别的奶制品，我确信这些东西他不会随便给任何人。”她又做了几个不相信的手势，但已经没有那么强烈，更像是半信半疑，多了一点希望。毫无疑问，妈缺乏练习，亟须激励。这意味着我必须对她仁慈，不，是必须讲求效果，因为实际上我没注意过真送奶工喜欢的究竟是妈，还是核弹男孩的妈，还是她们其他任何人。她们太老了，老得没人会注意她们。我只是不希望她刚开始就放弃。尽管目前真送奶工显然渴望着私人的伴侣关系，但他当然还是有可能决定不和她们任何人发展成这种关系，也有可能身体一旦恢复，他就会回到那种泛泛的友好的人际关系里。对妈而言，对曾经的虔诚女人而言，甚至对我而言，这种时候想象这种情景就太令人难过了。所以我们没有这么做。也就是说，我用谎言来激励她，不过等到一切真相大白时，这谎言也可能从来都不是谎言。我说：“妈，你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他总是对我说，他喜欢你，让我替他问候你。”“他有吗？我有吗？”“有的。”我回答，虽然他只是曾经顺便一说。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坐在他的送奶车上，跟他正正经经的那次谈话里，也就是他送我回家、为我处理那个猫脑袋的那次，真送奶工确实是百分百地关心过妈。所以，我实际上并没有说谎，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她，说了这百分百，用高调的数字激发她的自信心。“没事的，妈，”我说，“只要鼓足勇气，坚持信仰，勇往直前，一点一点地介入，低调巧妙地得手。要记得那些女人当年在佩吉的事情上是如何表现的。她们在佩吉成为修女后突然爆发的欲望和贪婪。你说你对她们感到生气，可她们又在这里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些狡猾的女人。”我补充说道，心里想着她们如何欺骗妈，给她洗脑，利用她内心的挣扎。很久以来，自从她遭到她们的偷袭和侧边突袭时，我就已经看出来了。“多么老谋深算，善于操纵，诡计多端，八面玲珑的女人——”“中间女儿!”妈哭喊道，“那些人都是你的长辈!别用那种形容词来形容那些曾经的圣徒!”

但我还是说服了她，因为她已经开始建立自尊心。她的心上生出某种“她们竟敢利用我的良知”的想法，这鼓舞人心，但是我发现局面变得很快，因为真送奶工中枪还引发了另一件事，也许是他中枪所引发的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中枪似乎确实促使他走出了他长期以来“无法忘却佩吉”的隐居生活。他远离男女之间激动浪漫的爱情，驻扎在无条件的人类大爱里，这种自我施加的流亡目前看来似乎已经走到了终点。在他还没离开医院、还没摆脱枪击所带来的不愉快之前，尽管他身上严苛和禁欲的一面用尽全力想重振严苛和禁欲主义，但他还是别扭地发现自己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妈告诉我说，他告诉她，起先躺在医院里，他的心里突然冒出了某种异样的违背意志的感觉，想让别人对他好，而不是总由他来对别人好。这与十二年前完全相反，当时在他巨大的自我满足的初期，虽然他也需要帮助，需要那次痛揍以及涂柏油粘羽毛的惩罚过后他能够得到的并随之得到的所有帮助，但是他当时的内心，和现在完全相反，对个人的爱情和浪漫没有半点开启。这一次，他经历了他自己的革命，从所有那些群众利益和自我牺牲的背后走了出来。他想成为男女爱情、性和倾慕的接受者。妈说他对于所有这些都完全敞开胸怀，她还说，他说就好像时机已到，就好像奇迹一般，各种各样的好——有可能变成个人爱慕——源源不断地倾注在他身上，女人们几乎一下子开始出现。她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医院，他说，大部分是当地那些传统的虔诚女人。接着议题女人也来了。还有一些男人——一些不怕被认为与某个不断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有牵连的邻居——他们也出现在医院里。当然，还有妈，他最久的朋友。他们来了，他说，真是太好了。说到这里，他牵起妈的手，握在手里。妈告诉我说，他说这种新出现的对他的好，正与他新建立起来的平和的个性显得十分相称。他出院后，依然有人来探望他，这种对他的好依然显得十分相称。妈被真送奶工握着手，亲密地说着话，她为此经历着一种复杂的狂喜，但同时也感到生气，因为她现在明白了，关于那些女人，我一直努力想让她注意到的是什么。

当时她除了抱怨衰老，还抱怨这些曾经的虔诚女人的无处不在。她不再教训我关于结婚的事情——这本身也是一桩由真送奶工受伤所引起的令人愉快的次生事件——也不再说我跟危险的已婚者搞在一起。只因为她没时间。“她们永远在那周围，”她大叫道，“在他的家里，鬼鬼祟祟，带芜菁给他，我看见她们送他胡萝卜和欧防风、在家自制的汤、蛋糕、玫瑰水，她们的口袋里还露着半截包装精美、像礼物一样包起来的土豆。诡计多端!难以置信!”“我知道，妈，”我说，“确实难以置信。”“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女儿，”她继续说，“但是天知道她们已经不再年轻了——”说到这里，承蒙没错但是的惠允，她想起来她自己也已经不再年轻了——我赶紧再次干预。我强调说，由于她内在生命力的彻底变化，她正在盛放，放弃了老年人通常会有的那种想法：“生活已经结束，我已经没什么生活了，都过去了，剩下的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了。”她过去总有这样的想法，我始终没注意到她总有这样的想法，直到最近不再有这样的想法。她跃向生活，冒出嫩芽，激发——“……竞争和较量。”没错但是总结说道。换作我，才不会这样总结。“我老得都不会嫉妒了，”妈说，“不习惯了。所有那些我想我都已经没了。你知道，女儿，我认为当年我跟上帝乞求让佩吉拥有他，比跟上帝乞求让我拥有他来得容易——我的意思是，我害怕其他人会出于嫉妒，对我进行集体抵制。我还认为嫉妒她们中得到他的那个人会比我自己得到他然后要去应付别人的嫉妒来得容易。”就跟曾曾奶奶威尼弗雷德的椅子一样，我感觉我们现在肯定又进入了一个显微镜观察下的高级讨论，这次讨论的是嫉妒——这个话题不但我从没听妈谈起过，连我自己也没谈起过，我也不想承认它，以免带来属于我自己的没错但是以及他人之恐怖不只在艰难的日子里。

没错但是又冒了出来，打消了我所有想要激励我母亲的企图。我为了鼓励她的每一个赞美，没错但是都会给予否定，将其击倒。没错但是没有表示没错但是的时候，妈会照着镜子叹气。不管怎样，她看起来就像盏电灯。这一分钟亮了，然后灭了，接着又亮了，然后又灭了，她一会儿往下沉入死亡，一会儿又往上提起精神。这时她突然又生出了某种想法，我看见她皱眉、消沉、苦恼。

“对于有些人来说，”她说，“去世界各地闲逛，在舞厅里跳舞，打扮得光彩照人，没心没肺地讲话，这些都很正常。你知道那个女人吗？在电视上赢了那些交谊舞比赛，与我几乎同岁，女儿，你知道她吗？没错，就是她!但其实我们都可以看起来像她那样。哦，看起来像她那样并不难——站在世界巅峰，打扮成洋娃娃，迷人的微笑，闪亮的衣服，身体动起来——甚至在他们步入舞池之前——就已经像是最新出炉的冠军。我们都能变成那样，女儿，如果我们做了她所做的，因为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她把她六个刚出生的孩子抛弃在长沙发上。他们用尽全力，靠着随手撒在他们之间的仅有的一些婴儿饼干活了下来——这样她才能到处取悦于人，拥有这世界上最具热情、最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那是怎样的行为？哪种母亲会那样做？就算是在成为最优秀、最最优秀者的荣耀之下，就算是在一个历史上长期存在仇恨与暴力的地方成为促进和平与合作的无私灵魂之一。跳舞、荣誉、知名度、威望、信誉、名声和外表并不是一切。你不会见到我抛弃我的职责，离开我的孩子。”这又将她带回到日常生活和例行家务里。

她开始叹气。灯灭了，她越发消沉。接着又回到了“不敢相信我在尝试做这种事情，年纪太大了，不该做这种事情了。不能穿你的衣服，那是小姑娘的衣服，不是成熟女士的衣服”。她猛地跌坐在床沿上，因为她做不到，因为她嫉妒准男友的妈能够如此完美地做到。就在这时，我清晰地认识到我是不会成功的。我无法替她坚持住。我心里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帮助她。我不是能激励她的那个人，因为她不把我当回事，不在乎我的观点，她更关心的是“没错但是”的观点。再说，我有我自己的忧虑。那时送奶工依然在跟踪我。他不只是没死，还在他捕猎的序幕中变本加厉地施压和逼近。但是对于妈这种情况，我需要增援，那意味着，只能意味着，必须把大姐叫来。她知道该怎么办，我心想，该怎么建议，如何让妈摆脱她的失败主义和负面情绪。大姐也不会允许“没错但是”的任何打断。必须把大姐叫来，把大姐叫来，这成了我最强烈的念头。

妈托着脑袋坐在床沿上，和“没错但是”在一起，由于情绪低落，她又想通过把真送奶工拱手让给核弹男孩的母亲，做一个无私的人，做一件正确的事。小妹妹们正在英勇地劝说他俩别这样，于是我走下楼，拿起电话。我和大姐之间依然剑拔弩张，所以我小心翼翼地打电话给她。我们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而且毫无疑问，我们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还意识到，除非我背叛送奶工，放弃和终止我与送奶工之间道德败坏的、红灯街类型的恋爱关系，除非她不再错误地指控我和送奶工有私情，否则这种剑拔弩张很快就会爆发，可能会变成我们之间的肢体暴力，也可能更糟，在不可原谅的恶语相向中发展为语言暴力。因此，电话接通后我必须有个开场白。我必须在她又一次发起攻击之前就立即让她明白，我打这个电话不是为我自己，不是为了她，不是为了送奶工，不是为她可怕的丈夫。是妈遇到了麻烦。她需要帮助，来自大姐的帮助。现在就需要，我会说。如果姐姐确实提起了送奶工，因为这似乎是她对我首当其冲的固有冲动，如果我愤怒地回应她，我会这么做的，因为那也是我对她首当其冲的固有冲动，那么不是我就是她就极有可能挂掉电话。我不喜欢做这种事情。我知道我讨厌做这种事情。但此时此刻我感觉到自己必须冒这个险。于是我拿起听筒，和平常一样确认了一下有没有窃听器，和平常一样不知道如何识别我正在确认的东西。接着我拨了她的电话。接通提示音传来时，我想到她丈夫可能会接电话，开始考虑要不要挂掉，不过他没有接电话。是大姐接的电话，这时我才想起来他不可能来接电话。大姐夫最近受到准军事组织的一顿痛打，正在卧床休养。

为了防止立刻进入争吵，我赶紧发表我计划好的开场白。“是我，大姐。是关于妈。”我随即开始解释，“……所以她需要帮助……是的，她的朋友，不爱任何人的男人……啊对没错……啊对不是……实际上，姐姐，她不希望他们只是朋友……她认为她不能拥有他，因为曾经的虔诚女人们播下了愧疚的种子，她们说——什么？……没错……呃呃……啊，对的。我就是这么告诉她的，但是……啊对没错，那个我也说了，但她不听我的……那个我知道，姐姐，但别忘了，她已经没有勇气了，这不像她以前经历过的。爸之后她再也没有过这种事情。”我在这里完全没有提起错误伴侣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大姐自己的痛处。“所以可能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我急急忙忙地说，“……什么？哦，我没想到那个，不过反正也没用，因为我不能让她明白……那就是我一直试图告诉她的，可她总说‘没错但是’‘没错但是’，她开始沮丧，为她的衣服、她的身体、一把她坐不下的椅子……对的，椅子。没错，椅子!我说的是‘椅子’!……我没有大喊大叫!没有，姐姐，我没有夸张。你听。你听得见她的抱怨和叹息吗？”说到这里，我把听筒朝着楼上，从我的房间里清晰地传来妈正在极度展现她的精神痛苦的声音。同时传来的还有小妹妹们英勇地尝试安慰她的声音，她们告诉妈，她看上去完全就是她该有的样子，但考虑到妈的精神状态，现在也许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小妹妹们停下安慰，冲下楼站在我这边听电话打得怎样了，接着又回到楼上，再次尝试着安慰妈，目睹她又生出新的自卑感。“听见没？”我说着把听筒放回耳边，“所以，姐姐，你到底来不来？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你。你是唯一能彻底改变现状、能让她明白、跟她说话、帮助她、挽救她的自信和装扮的人。我办不到，不是我，你能办到。所以你到底来不来？能来，还是不能来？现在？”

我就对她说了这些，我还故意称他为“不爱任何人的男人”，而不是“真送奶工”。此刻只要提到“送奶工”——任何送奶工——都绝对会引起恐慌。姐姐紧接着说她会在“十五分钟加十分钟”内到达，这是指二十五分钟，能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十分钟区域如此荒凉恐怖，没有人愿意把它和自己的正常时间混为一谈。“我会告诉她的，”我说，接着我又说，“谢谢姐姐。”然后我们说“再见”。要不是我们之间关于送奶工的剑拔弩张依然存在，这“再见”通常会是无穷无尽，令人精疲力竭。但现在没有那样。事实上，我们说了几声再见，不止一声，也不是没说，这是某种信号，标志着姐妹情谊有了试探性的修复。就这样，电话打完了，没有大吵一通，没有扇巴掌，没有说任何会让我们俩都后悔但又无法撤回的话，她要来了。感谢上帝，十五分钟加十分钟之后，她会来到这里，让妈清醒过来。我放下听筒，不太在意政府窃听者刚才有没有在听。我还宽慰地叹了口气，然后硬着头皮，再次上楼去面对妈。

十五分钟加十分钟后，姐姐确实如约而至。她根据人物和场合，带来一些合适的衣服和配饰；还有她三个幼小的孩子，两个双胞胎儿子和一个女儿。她把她的丈夫留在家里，让他独自照料非公判决所带来的伤口。她当即挑起大梁，我知道她会这么做，她应该这么做，因为她和妈更合得来，她们总是有类似的想法，相处融洽，比起我她更像是妈的灵魂增能剂。而且她从不出错，总能很准确地知道需要的是什么。她说服我、小妹妹们和她自己的小宝宝们帮忙打杂，她自己则安慰妈，让她平静下来。“没错但是”被驱逐了，实际上是自行离开的，没有丝毫与姐姐掐架的企图。我们其他人也都参与进来，跑来跑去地干些简单活儿，我们很高兴为妈干这些活儿。与此同时，妈也振奋了起来。她开始放宽心，而且非常非常信赖我们。大姐也振奋了起来，不再那么忧伤，不再那么悲痛。妈高兴，大姐高兴，小妹妹们高兴，小宝宝们高兴，我也高兴，于是过了一会儿，我说他们继续高兴，我下楼把茶壶煮上。

自从药丸女孩给我下毒、她被谋杀以及妈爱着真送奶工并且为他心神不宁的问题爆发以来，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周；自从厨子和前准男友安排他们的南美冒险计划、送奶工死掉以及某某·某某之子开始养伤并感到懊悔以来，已经过去两天。我又开始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在厨房里，为女孩们做晚餐。之后，她们会出门扮演国际夫妻，而我会穿上运动服，中毒康复后第一次去马路另一头的三姐夫家。小妹妹们说如果我能动作快点就好了，因为她们都急着想出去，都已经准备好去扮演国际夫妻了，就差吃饭了，她们和平常一样想吃弗赖本托斯肉罐头。“配薯条。”她们补充说。“或者巴黎小圆蛋糕。”她们补充说。“也要配薯条。”她们补充说。或者“香蕉配薯条”，或者“水煮蛋配薯条”，或者“外卖馅饼配薯条”，她们继续说，说了所有东西配薯条，尽管我已经解释了她们不能吃薯条，原因之一是我不会做，而且我确信——虽然没有得到证实——如果我尝试做薯条，会把整幢房子都烧掉，所以我永远不会尝试。另一个原因是我没脸再去薯条店，尽管送奶工已经死了——也许就因为他死了，我更没脸去了。那些先前向我屈服的店主——虽然我并没有要他们屈服——现在很可能会公开表露他们对我的积怨，迟早会把自己的钱连本带利地要回去，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我和送奶工的事情，还没结束。但话说回来，我也始终知道它不会结束。每次发生这种事情，你都不得不将它和每一天、每个人、每一次报复行动联系在一起。除了薯条，我说小妹妹们可以吃任何她们想吃的东西，比如弗赖本托斯罐头、奥帕尔水果糖、什锦甘草糖、冰激凌，以及可食用的小袋子装着的作为教会圣餐的飞碟糖，碰到舌头会发出嗞嗞的裂开的声音，我知道她们喜欢，另外还有煮甜菜根。“随便什么，”我说，“只是不配薯条。”她们一半开心，一半失望，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那些我在中毒后的康复期间所幻想过的各种各样婴儿喜欢吃的东西。于是我为她们准备了茶水，基本上也就从食品柜里拿出来这么一点工夫，但她们还是一直在叫：“中间姐姐!求你快点。你能不能快点？茶只要一点就好了，只求你能不能再快点？”

我给她们茶，她们喝掉，接着就冲出门去扮演国际夫妻。我上楼为跑步换衣服，路过窗户望出去，看见国际夫妻真的流行起来了。满地都是小女孩。似乎整个地区的小女孩都出来了，跳舞，扭摆，一眼看上去她们大部分人就好像在模仿枝形吊灯，还有像金色的织锦缎和有浮雕图案的墙纸一般的柔软感。我走出门时，每条街上都有她们在跑动：扎着缎带，披着丝绸，披着天鹅绒，踩着高跟鞋，穿着扎人的小外套，成双成对，或者独自一人但假装成双成对，跳着华尔兹，不时地撞在一起。与此同时，不关心小女孩的小男孩们也暂时停止了对来自“那边”的军队的攻击——这大概要归功于来自“那边”的军队眼下正缺席——正轮流在他们最新排演的表现政治殉道者的戏剧中扮演好人：反政府派英雄送奶工，被跟踪，被突袭，然后被一个由恐怖主义政府制造的谋杀卫队以他们一贯的懦弱方式开枪打倒。

“操!操!”

我知道他知道我在那里，知道那是我，但他依然背对着我，在他的花园里，穿着运动服，一边做热身运动，一边像往常一样喃喃自语。他没有看我，我到他家后俯身打开小房子前的小栅栏门时，他也没有跟我打招呼。我猜那时候他还在生闷气，我是指为了前阵子跟妈讲我没来跑步的那个电话。由于那个电话，也由于他对我之前的抱怨产生了怀疑——我曾经说我的双腿无力，身体不协调，失去平衡，开始跌跌撞撞，开始摔倒——我想我最好默默地在他身边开始拉伸，而不是再试图做任何解释。当时我就这么做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还以为你放弃跑步了。”他依然没看我。“没有，”我说，“我只是中毒了。”“好吧，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说，“我以为你不会来跑步了。”“有人企图谋杀我，姐夫。”“他们都这么说，妹妹。”——说到这里，姐夫的声音变得紧张不安，好像受到了伤害——“如果你说‘不，不能是十二英里，要三十英里’，那没关系，因为那是反抗。但你说——或者让你母亲说——‘不，不跑步了，再也不跑步。’那就是破坏规则了，就是了。”

他依然没有看我，继续练他的髋屈肌。我知道我必须挽救局面，认可他的委屈，安抚他受伤的心灵。最好的做法是让他刺激我，导致我恫吓他——起码这就是当下他正在尝试的。接下来我必须说：“没错，是这样的。我已经受够了。我们今天跑二十英里。”但是以我的恢复情况、我的耐力，我相当怀疑自己能否完成二十英里。我连十英里，甚至五英里都无法确定，虽然我的双腿回来了，但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为跑步作好准备。我想我可以随口说个距离，只是投机性的，我们不会跑的，然而——“我们今天跑十二英里。”他宣布，赶在我逮到机会前先亮出了他的报价。“我们不跑十二英里，”我说，“也不跑十一。”诡计得逞，因为接下去他听起来——对他而言就像按下了按钮——既平静又震惊。“不可能不跑十一。”他哭喊道。“可能的，”我说，“不跑十一，也不跑九或八。”“那好吧，”他说，“我们跑九。”“不，”我说，“不跑九。也不跑七或六，也许可以是五——我们跑六英里。”“六英里太少了!”他哭喊道，“六英里!六英里，就不能比六英里再多一点？六的两倍怎么样，妹妹？或者六英里再加三英里，或者……”当然，我原本可以回答：“听着，姐夫。你想跑可以多跑点。说实话，我们为什么不按我们自己想跑的跑呢？”因为我无所谓我们要不要一起跑，现在无所谓了，因为送奶工已经死了。我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我是指对我自己，我怕万一这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冷心肠的叛徒。但事实上，在送奶工之后，在他所说的“我是男人而你是女人”、他所说的“你不需要那样跑步”，加上他心底所想的“我打算限制你、孤立你，这样很快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之后；在两个月前开始跌跌撞撞，双腿奇怪地不再正常运作，接着又很快恢复完美运作之后，我又感觉到了我独自跑步所享有的安全感。但是现在，或者说至少在姐夫又一轮的极度成瘾导致他发疯之前，我决定继续和他一起跑步。“只跑六英里。”我宣布，最后姐夫对此妥协说：“好吧。”他还说他对六英里存有异议。他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跳绳，或额外的深蹲和马步，以及稍后去拳击俱乐部，来弥补这落差。“这让我很不开心。”他说，但他看上去并没有很不开心。他看上去挺开心的，我想这意味着我们又做回了朋友。这时，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三姐，出现了，和她的那群朋友一起，她们每个人都喝了酒。除了买来的东西，大量从精品店和购物中心买来的东西之外，她们还抱着一大堆酒瓶，都是她们花了一整天从镇上一间又一间的零售酒吧里扫**而来的。

姐夫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听说你经常把女人打趴在地上，在水库——”姐姐的这个特殊的朋友没能把她的观察说完，因为姐夫一听到头几个词，就停止了拉伸。“什么？!”他气急败坏地说，“谁这样到处讲我？”“住嘴。”三姐对她的朋友们说。“没事的，小乖乖，”她转向他，“别理她们，对于你华丽的敏感而言，她们只是黑暗阴冷的杂草。”虽然很难一本正经地板着脸把三姐夫称作神经敏感的超凡脱俗之人——正如眼前她的朋友们爆发出一阵笑声——但我确实能够理解姐姐说的是什么意思。要举出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里哪个最胆小谨慎、最容易受惊，我会说，姐姐会说，甚至她的朋友们，尽管他们在笑，也会说：“哦，要说到这一点嘛，我们认为是他。”

“嘿!”三姐说，她突然朝着她丈夫跳过去。这让我注意到，正如妈所说，三姐站着的时候——在她没有摔在树篱上的时候——是多么轻巧优雅。“你是说那不是真的？”姐夫叫道。他没有刚才那么震惊了，但依然被指控搞得踉踉跄跄。“当然不是真的，你怎么可能揍一个——”“我不是指这个，”三姐夫说，“我指的是有人在到处讲我，这不是真的吧？”“没有人到处讲你。”说到这里，三姐身体往上伸展，戏剧性地在她丈夫嘴上响亮地亲了一口。“别这样，走开。”他说着把她推到一边，“我没心情吻你。”接着他又转向其他人，她们刚才用一个不该被当作玩笑的话题激怒了他、吓唬了他，这是他所无法容忍的，尤其是涉及性别问题，他最不希望出现对这种原则性问题的嘲笑。“别再有这种指控和诽谤了，”他说，“这不好笑，到处讲别人，毁掉好人的好名声。你们已经不是孩子了，做点符合年龄的事情吧。”

这丝毫影响不到她们。接着，她们又开始把目标转移到我身上。

“哎哎，瞧瞧她呀!”一个人叫了起来，虽然她们其他人早就已经瞧着了。“真巧啊!”另一个人叫了起来，又回过来指着三姐夫。“你俩过会儿是要去参加一年一度的鼻青眼肿大会吗？”就在这时，三姐夫转过来，看见了我眼睛上的瘀青，而我也看见了他的。

三姐夫的眼睛上不常有瘀青，但比起我来，还是常有的，算不上稀罕的东西。那天早上，我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瘀青，心绪难平，只好想想某某·某某之子为此也没少受惩罚。他的眼睛周围肯定有超过二十个瘀青，而且那些瘀青，我告诉我自己——承蒙那些女人，接着是她们的男人，接着是反政府派的惠允——比起我脸上的这个，毫无疑问，颜色都要深得多。“这对他是个教训。”我安慰镜子里的我，接着考虑要不要去上班。最后我还是去了，在眼睛上涂了几吨彩妆之后；但是——出门后才遇到没几个人，我立刻就明白了——掩饰效果并没有我起初设想的那样好。

“所以那是真的，”三姐夫说，“我听到了传言，但因为是你的大姐夫说的，所以我没当回事。但那个狗屎样的·狗屎儿子·某某之子确实对你做了那种事情？”我耸耸肩，意思是没错，但都已经过去了，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也没能逃脱惩罚。我就说了个“啊”，根据不同的情境，它可以代表各种含义。在此时的情境里，它意味着，别管了，姐夫。已经解决了。再说了，我心想，相比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尤其是如果送奶工没有被杀害，而是让我按照他在捕猎的序幕里所要求的那样在前一天晚上去见他，相比到时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某某·某某之子用枪砸我几乎算不上什么。“这不重要。”我说。“对我来说很重要，妹妹。”姐夫说，“原则呢？你是女人，他是男人。你是女性，他是男性。你是我妹妹，我才不在乎他家被杀了多少人呢，他就是个浑蛋，就算他们没有都被杀，他也会是个浑蛋。”他们没有都被杀。只有四个是被杀的。另外两个，一个是自杀，还有一个是意外。

姐夫现在真怒了，我被他的这种愤怒感动了。某某·某某之子那时候说错了。这里的人们确实是在乎的。但是姐夫还存在别的问题，与他在女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奇怪的、被集体诊断为精神异常有关的问题。由于他将女性当作偶像来崇拜，他信仰女性神圣不可侵犯、是更高等的生物、是生命中的未解之谜等等，除了他所谓的强奸，他无法理解对她们实施的其他虐待。在姐夫看来，强奸没有分类。不是搪塞敷衍、修辞上的噱头和诡辩，也不是四分之一的某物、一半的某物、四分之三的某物。不是用来公开表现的。强奸就是强奸。它可以是眼睛周围的瘀青。是抵住胸口的枪。是男性有意地或故意不小心地朝着女性使出的手、拳头、武器和脚。“永远别对女人抬一根手指”——如果存在这种说法——三姐夫的T恤上肯定会写上这句话，让所有人尴尬。根据他的规则手册——也是我的，至少在社区和送奶工对我进行猎捕之前——身体和语言是仅有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事情不涉及侵犯，不涉及肢体——跟踪却不触碰，围堵，占有，没有身体压着身体、骨头顶着骨头地控制一个人——那就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结果变成了，人们听说送奶工在追求我，但其中只有三姐夫——毫无疑问——认为这种事情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看不见精神上的摧残，似乎是他的一个缺陷。至于眼睛周围的瘀青，他确实看见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别去管它呢，姐夫？”我说，“他已经——坦白地说——被成百上千上万的人，折磨得筋疲力尽。”我补充说道，向来有一种共时性，一种天注定的感觉，一种得心应手，某种容易被描述成纯粹的魔法时刻的宇宙间的因果报应。“所以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尽全力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我对眼睛感到厌烦，对某某之子感到厌烦，对规则和当地的规定感到厌烦。至于原则，有时候你不得不说“去他妈的原则”，比如说此时此刻，我已经耗尽了精力。“所以你不必做什么。”我说，我还说如果他执意纠缠过去，还把我也带回去，那就会延误我们的下一件事情——我们跑步就是这下一件事情。“但还是谢谢你，姐夫，”我说，“别以为我不感激你，因为我是感激你的。”姐夫停顿了一会儿后，说他还是要把他揍一顿。“没必要。”我说。“还是有的。”他说。“啊。”我说。“没什么好啊的。”他说。“啊可以。”我说。“啊可以什么？”他说。“啊可以，如果你想那么做。”“啊可以，我当然想那么做。”“啊，那好吧。”“啊。”他说。“啊。”我说。“啊。”他说。“啊。”我说。“啊。”

所以，就这么解决了。我们又开始拉伸。其他人起初被我们小小的争论逗乐了，后来又厌倦了我们小小的争论。他们推了推我们，让我们无法继续拉伸。姐姐走过来，最后说了一句：“哦，中间妹妹，你的生活真是精彩刺激。”我不但没有回击这句话，还觉得好笑。接着他们就走开了，挤进三姐和三姐夫那幢小得滑稽的房子里。从客厅窗户里，很快传来了他们揉皱包装袋、为买来的东西发出惊叹、迫不及待地喝酒，以及杯子、烟灰缸和猫王的声音。此时，我俩继续拉伸，三姐夫问：“行吗？你行吗？”我说：“行啊，少来这套，我们要开始啦。”我们翻过小树篱，因为懒得穿过小栅栏门往外跑。我吸入薄暮的光芒，意识到它正在柔化，其他人也许会称之为有点柔化。来到人行道上、朝着水库公园的方向跑去时，我呼出这光芒，有那么一会儿，就那么一会儿，我几乎接近笑了。

[1]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圣母马利亚站在十字架下目睹他的受苦受难。

[2]　可能是指美国男演员鲁道夫·瓦伦蒂诺(1895—1926)，他是默片时代最为风靡的银幕情人。

[3]　指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疾病。

[4]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如果你看见凯”，但它的发音十分接近FUCK的拼读，FUCK是一个很常用的脏词，类似于汉语里的“操”。

[5]　由英国作家约翰·温德汉姆(1903—1969)写于1951年的同名末日幻想小说，讲述了一种外星植物在地球上落户并很快蔓延，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