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还没有为那个作好准备，承认自己可能正站在某个门槛上，意识到自己再次——就跟这里的政治问题以及我和准男友的准关系一样——遭遇生命中的矛盾纠结。这些女人继续讲下去——讲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好色的肉欲，以及他们的性欲被唤起时的痛苦，于是他们训练自己不去抵抗，于是他们始终到处寻欢作乐，于是痛苦总伴随着享乐；讲他们被关在牢笼中，处在催眠状态里，无法按自己的意志行动；怦怦直跳的心脏，她们说，皮肤上的细纹，永久的**状态——说到这里，我的主控系统再也无法应付，就好像跟三姐夫在一起时，每当他过多地谈论锻炼，我就会关闭身上所有的通道，将话题抵挡在外。最终，她们放弃了这个迷人的话题，开始说“你有一头漂亮的头发”。这把我吓一跳，这不是真的，因为我并没有。绝对没有。但她们又说了一遍，这次还说我的头发像弗吉尼亚·梅奥，甚至像金·诺瓦克。她们并没有止步于这**裸的虚伪。现在说的是“你长得像那部电影《窗里的女人》里的琼·贝内特”，不，同样地，我长得不像她。但她们继续说我，赞美我，把我当作她们的一员，试着巴结我。这让我知道，在她们眼里，我肯定已经是他的人了。就算还不是他的人，她们的内部消息、她们的晴雨表，甚至是她们对于这种事情的感知能力，肯定已经向她们表示，不久之后我就会成为他的人。她们围绕着我，指导我，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作为闺蜜、心腹。她们想知道自己和我会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关系。因此，她们推测我喜欢哪个黑色电影明星，然后反反复复地确认，把我的每一寸都吹嘘成跟她长得一样。
现在讲我的颧骨。它们很像艾达·卢皮诺。我和格洛丽亚·格雷厄姆有点像。维罗妮卡·莱克和我。简·格里尔和我。莉莎贝·斯科特和我。安·托德和我和吉恩·蒂尔尼和简·西蒙斯和阿莉达·瓦莉。她们都跟小姑娘似的，穿得光鲜亮丽，好像电影明星，好像蛇蝎美人，她们邀请我跟她们一起玩。“我们应该坐在一起，”她们说，“你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随便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就可以离开你那些喝酒的朋友，来和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她们就离开了，但在走之前又说：“拿着——进门后再吃。”是一粒药丸。闪亮的黑色药丸。饱满，小巧，正中央有一个更小的白点。她们把它递给我，我摊开手，好像满怀期待似的收下。那一刻，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我就好像变成了某个人，大家都认为我应该是的那个人。
那晚在地区最热闹酒吧的厕所里，我结交了一群骨肉皮，明白了是哪个有权有势的反政府派成员在对我进行跟踪监视。在那之前，某某·某某之子——我的一个业余跟踪狂——肯定已经听说了我渴望成为准军事组织的骨肉皮，于是想碰碰运气，试试他新的求爱计划。这个新计划是他在第一次被我拒绝后企图第二次逼近我的手段之一。这一次他用尽全力向我求爱，他希望在他向我展示真实的自己时——既然我野心勃勃地想要和至高无上、杰出非凡的反政府派，而不是和哪个老反政府派坠入爱河——我会想，基督啊!他就是那些小伙中的一个!是的，求你把他给我吧，我想要他。目前，这里所有人都知道某某·某某之子是一个反政府派的狂热支持者，而且他确实来自一个信仰坚定的反政府派家庭。然而，在做了一段时间政治偏执型的人之后，他变成了坚信自己是反政府派成员的那种人，也就是说，当他第二次对我采取行动时，他暗示我第一次拒绝他是个错误。他说虽然当时在那种场合下，他说了很多跟踪搭讪的话，回应我对他的拒绝，但是像“等着瞧，你个贱猫，你快没命了”之类的话都不是他故意想说的。他说他希望我不要用错误的方式对待他所说的话，他只是在表达一种自然的渴望，渴望我能够陪伴他，他希望我能从这个角度真正地理解他的话、真正地接受他的话。现在，他说，在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决定是时候相信我、把他生命中最隐秘的事情告诉我了。就在这时，他说他是一名反政府派，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诸多英雄中的一个，愿意为了运动，为了伟大事业，为了国家，谦卑地付出生命，奉献一切。我看得出来，他相信此时此刻这番话能在我身上起到与上次截然相反的效果——能讨我欢心，能带来优势——特别因为我自己就有两个兄弟在反政府派组织里。然而，与小道消息相反，与所有那些不能被提起的传言相反——那些传言是指据说人们知道这里谁是反政府派而谁又不是反政府派——我并不知道我有两个兄弟是反政府派，直到在他们其中一人的葬礼上。当时棺材上覆盖着“来自边界那边”的旗帜，送葬队伍没有前往埋葬普通人的老地方，而是去了埋葬反政府派的老地方。在那里，有三个人穿着制服，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在他的墓地上一齐连放了几枪。整个事件完全出乎意料，我是指对我而言，当我接下来跟别人打听我兄弟在这方面的事情时，又有了更多的出乎意料。我发现我母亲和我所有兄弟姐妹，包括小妹妹们在内，都知道二哥和四哥是反政府派，但他们对我的不知情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或包容；毫不意外，他们说，都怪我到处走路看书，故意让自己糊涂。至于某某·某某之子冷不防地把他的秘密告诉我，我很尴尬。再明白不过的是，他并不是反政府派，他陷在发疯的狂热里，他骗不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但他还在往下说。这一分钟，他是一个真正的准军事组织成员。下一分钟，他又成了最高级别的顾问，准军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对他洗耳恭听。他重点想表达的是，他性感的英雄姿态必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应该趁还来得及，赶紧跳入他的怀抱。他说，更像是夸耀地说，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该在思想上跟他高度保持一致，他发现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当你外出执行任务时，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持镇定，坚持信仰。“我们会放一天假，”他说，“那一天指的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也总能挺过去。要是普通男人，你知道，就连普通的反政府派，”他耸耸肩说，“也是做不到的。我们变得有点虚弱，有点紧张，”说到这里，他叫了我的姓名，我的名，姓前面的名，“因为在事情发生前，”他继续说，“我们就已经感觉到自己正活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有三种可能——我们会活着，我们会死，我们会受伤，我们会失败，政府会抓住我们。”——他说了五种可能。我决定不去打断他、纠正他，因为那会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当我们游戏人生，”他说，“我们不会把任何东西视作理所当然，”说到这里，他又叫了我的名，我的姓前面的名，“在这三四个小时里，”他说，“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在一切结束之前，我们都将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到最后，当一切都已经结束，当我们完成了任务，到那时候，”他说，“就在那时，我们会意识到生活是多么美好。”这一次温和的吹嘘还有些别的内容，他顺着“心理动机”“钢铁般的神经”“超人的忍耐力”“对正常家庭生活的特殊牺牲”一直往下讲。虽然他的话缺失了重要的上下文，但实际上，即使有上下文，这也只是又一场喋喋不休的指责，就跟我不久前在这个地方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经历的一样。“在我们看来，如你所知，”他说，依然用第一人称复数指他自己，“对于我们的家庭而言——我们认为你的家庭也一样——军队生活就跟吃饭、呼吸、睡觉一样重要。但你不能问我们问题。”——说到这里，他举起手，实实在在地阻止我问他问题。整个过程中，他都直直地盯着我，强调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那根纽带，就好像我们确实在同一条船上，就好像他通过告诉我他站在准军事组织反政府派世界里的哪个位置，就能让我喜欢上他。然而并没有。他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没有让自己讨我喜欢，而且也没有成为反政府派。即使他是反政府派，即使他所说的一切都多情浪漫得让我为之倾倒，但他还是那个一如既往地说着詹姆斯·邦德式谎言的某某·某某之子。
不过，他有反政府派亲戚这一点倒是真的。他父亲、他大姐和他大哥——一直到死——都是反政府派成员。但如果你不能凭借自己的本事在伟大事业上有所发展，你也不应该靠着你爸做的事情、你大姐做的事情、你大哥做的事情，在坚决反政府的准军事组织的据点里要求获得奖赏，至少不能永远这样。也许你能凭借你的血亲，在一段时间里获得一点自由、一点关注和一些渗透下来的尊重。尤其是到这里来的访问者、历史追寻者，你也许能给那类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让他们欣赏你、尊重你，因为他们能知道多少？但是，当地人确实知道不少，这些结果自认为是准军事组织成员而实际上并不是的狂热愚蠢的支持者所面临的问题是，这种自我推进式的炫耀会让他们离所有人越来越远。那就是某某之子的真实处境。由于巴拉克拉瓦头套随处都买得到，所以他从没想过自己已经多么彻底地被识破。他一直在到处宣扬超级英雄为自由而战，他无足轻重却太过喧嚣，以至于反政府派本身也开始考虑要不要出来说句话了。他又来找我，无视我之前粗暴的拒绝，开始用这种新的方式跟我搭讪。他说，由于我拥有反政府派的血统，所以他知道像我这种人有资格明白，从今往后任何一天，他都有可能——像我四哥那样——开始逃亡。这些话很烦人。起先，我依然表现得彬彬有礼，好奇在他说出那句“我得走了”之前还要等多久。这些人，他们有一种想法，他们认为你愚蠢，而且认为你察觉不出他们认为你愚蠢。此外，他们还不把你当人看，而是把你当成某种无足轻重、一文不值、什么都算不上的东西，你唯一的意义在于让他们在你身上照出他们自己的荣耀。他们的赞美和渴望也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格格不入、扭扭捏捏、精心算计、自私贪婪，特别因为你知道在不久之后——或者按我的情况是在不久之前——他们将会对你进行侮辱、暴力威胁、死亡威胁，以及各种各样的跟踪搭讪。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他们以为是他们看见你过来，而实际上是你看见他们过来，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你是要和和气气地对待他们，还是恶狠狠地一巴掌把他们从你面前扇开。我对某某之子彬彬有礼是因为他家里接连又死了几个人，最近的两起死亡事件就发生在几个月前。这两起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最暴力的死亡事件，让那个家庭几乎成了头等现场，因为那里发生了。还有我从小学结交到现在的最久的朋友所在的家庭，她家里的所有人都死于政治问题，除了她自己。然而，可怜的某某之子，显然亲人的去世对他造成了影响，令他精神失常，为他如此严重的精神失控必须承担至少一部分的责任。首先是他的父亲，接着是他的大姐，再接着是他的大哥，他们都在过去十年里、在各种反政府派行动中被杀害。接着是那个家里最讨人喜欢的孩子，二儿子，他死在过马路的途中。最讨人喜欢的孩子死后过了两个月，有一天，依然沉溺在核武器里的四儿子也死了。药丸、酒、头上套着的塑料袋，还留下一张震惊所有人的字条：“我这么做是因为俄罗斯，因为美国。”自那以后，原本由一对父母和十二个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只剩下某某·某某之子、他精神极其脆弱的母亲、他的六个姐妹和一个三岁的男孩。但这不是我的错。我感觉不到他的魅力，这也不是我的错。你不能因为可怜某些人、因为他们家里接连不断地有人死掉，就跟他们约会；如果你从一开始、从目光落到他们身上的那一刻起，甚至在和他们发生任何互动之前，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就已经让你恶心，那么你尤其不能这么做。起初，我为这种恶心感到愧疚。但是后来，在我第一次拒绝他而他对我发出死亡威胁之后，我就不再感到愧疚。接着，在我第二次拒绝他后，我越发不再感到愧疚。当时他谈到了“我们的反政府派属性”所带来的“我们之间的相似性”，他提起了“我们的关系”，然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关系。这时我意识到他把那两次粗暴的拒绝当成了接纳，好像那就是我们最初的约会。基于他所有的跟踪搭讪、对我们关系的肯定，以及对我们将来结为夫妻的憧憬，我从来不曾想象世界上这类凶狠、盲目、痴迷、精神失常的人会转眼间就摆脱了凶狠、盲目、痴迷、精神失常，然后像不管有没有明天似的，退缩成一个阿谀奉承的平庸之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在那之前，他得到消息，说有人打算进一步追求我，那个人是送奶工，是一个连某某之子这样的人也能意识到远比他更凶狠、更具有跟踪能力的人。
如今，某某之子不再对我抱有求爱的敌意，而我站在这个送奶工身边，心中的想法轻易变成了害怕，抓在手里的死猫脑袋也帮不上忙。在我们的整个对话过程中，我没有提起这个脑袋，没有看它。他也一样，似乎也没有看它。但我知道，他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那是什么。就连我拿起它、走开又走回来的种种细节，先前的所有那些犹豫不决，他大概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肯定也看见了我将它拨进手帕，拿起它，或许还看穿了我要把它带去老地方的心思。但因为我什么都没说，所以他也什么都没说。夏日夜晚九点三刻，前所未有地站在一个拿着被斩下来的猫头的十几岁少女身边，并且跟她聊她可能在交往的男朋友的生活，这在他看来就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出现和他的话无疑影响了我，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甚至忘记了那颗脑袋的存在。但只有一小会儿，接着我就又想起来了。送奶工又开口说那些我知道会让我紧张的话，我紧紧捧着手帕的双手开始烦躁地抚弄织物。我的一个手指突然碰到一颗长长的牙齿，我困惑地把穿透织物碰到我手指的牙齿转过来对着我。就在那时，我的脊椎又开始震颤。我熟悉这种不太自然的震颤，和早先在教室里感觉到的一模一样。接着我的双腿也开始打战，沿着腘绳肌流动，触及神经的恐惧和无孔不入的渗透在我大腿和屁股上弥漫开来。我无拘无束的心又联想到了蛆——联想到了遍布于猫的鼻子、耳朵和一只眼睛上的一簇簇蛆。这时候他又开始说话。这次他不再谈论谋杀准男友的话题，反正不管怎么样，该提示的他都已经提示了。这个男人比我年长许多，比我潇洒许多，一副懒洋洋的漫不经心，却不费什么力气的样子。他又主动提出开车送我一程。
又一次，就跟我们在水库公园第二次见面时一样，他说他不高兴，说他担心，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在镇中心，在本地以外的任何地方——永远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对我来说太不安全。他又说希望我记住，开车送我对他而言是举手之劳——他亲自开车，忙得走不开时就让别人帮忙。他会跟那些人说一声，他说，让他们在他没空的时候送我。说到这里，他又开始谈论我的工作。不用担心，他说。他会把我安全送达。等一天结束了，还会有人来接我。我再也不用担心公共汽车被劫持，不用担心一旦发生动乱和纵火，那些公共交通工具就会遭殃。我再也不必为每天的公共交通生气。这依然只是建议，以他那种友好热心的方式，通过拿掉我的走路、拿掉我的跑步、拿掉我的准男友，为我提供帮助，让我走出困境。没有可能在违背道德的明显迹象，所以，也许我又误会了，他并没有违背道德。他一直讲个不停，但无论我有多困惑，我都知道我绝对不能坐进他的车，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底线。那最后一道门槛似乎被置于显微镜下，别的一切都看不到了。去这样做、跨出这一步、坐进一辆车，似乎就标志着“某种结束”和“某种开始”。整个过程中，我继续站在那里，在这个装模作样和含糊其词的地带里，也继续待在这个人们不应该只是急急忙忙地穿过而应该从一开始就明确自己永远不会进来的地方。然而，我在这里，在里面。他在那里，在里面。此时，我焦躁不安，情绪即将爆发，这很容易导致精神崩溃——我可能会突然冒出一句“不”或者“滚”。我可能会尖叫或丢掉猫脑袋，甚至天晓得会不会朝着他砸过去。然而实际上发生的只不过是又出现了几个男人。
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出现，因为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早就等在这里了。我对此感到惊讶。这个地方凭借暗黑艺术、魔法故事、巫术故事、鬼怪传说、活人献祭的传说、逆十字架的恐怖故事而声名远扬；虽然也有可能执行秘密军事行动和欺骗大众的政府军队——至少在目前的政治问题环境下——才是背后的真实原因，但不管怎样，都意味着大部分人都只有在不得不从A赶到B时才会匆匆穿过十分钟区域，除此之外，他们更愿意与那里保持远离。我自己在这个区域里，与一个邪恶的男人对话，同时手里拿着一只被纳粹炸死的猫的脑袋——这个事实状况，如果能证明什么的话，那一定是证明了十分钟区域不是为正常事物准备的。可他们在那里，而且有四个人。他们好像刚才一直躲着，或者至少是半躲着。第一个人从一家商店的凹处里走出来，这家店已经关门了，因为现在是晚上，而不是因为它神秘诡异，永远不应该开门营业。他从暗影中走出来，朝我们瞥了一眼，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接着又看往别处。他站在那里，不再理会我们，但问题依然是，他为什么要站在那里？接着，离我们不远处，又有两个人分别从两座荒废的教堂前破败的路面上冒了出来，朝我们的方向瞥了一眼。他们分散地站着——三个人都站着，左顾右盼，等待着。他们彼此之间距离相等，送奶工和我在另一头。一开始，我有一种恐怖的想法，这些人是便衣警察，准备伏击并射杀送奶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会把我当作送奶工的同伙一并射杀。但我接着感觉到，随着某种形成三角定位的脑波在那三个人之间传送，他们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更紧密的联结。他们是一伙儿的，那三个人和送奶工。在那一刻，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吓了一大跳，因为我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走过来。他走到离我只有几寸远的地方，对我和送奶工看都没看上一眼，当我们不存在。就在这时，我又吓了一跳，因为当我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又回过头看送奶工时，我发现送奶工也已经不见了。
他已经从我身边走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此感到震惊，既然这个男人的出现没有从任何角度给我带来丝毫安慰。他每次都在一瞬间突然出现，我总是毫无防备地被他逮住。我自然而然地又往身后，也就是朝着镇上的方向，也就是第四个人正在走的方向看了看，心想或许能瞥见送奶工和他在一起。他不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他如果朝着那几个人走去，我应该已经看见了。那一刻，那几个人也决定从我身边走过。虽然他们各走各的，但是我依然能感觉到他们正在相互配合，执行一项合作计划。他们是一伙儿的。所有四个人。所有五个人——我确信是五个人——过不了多久又会在某个地方会合。
你是个疯子。
送奶工离开后，我又这样自言自语。他和其他人假装不是一伙儿的，各自朝着镇中心方向离开。我现在只身一人，开始往反方向走出这个十分钟区域，心里想着送奶工没有明说的“不准跑步”的威胁、没有明说的“不准走路”的威胁，特别是他没有明说的“汽车炸弹谋杀”的威胁，还有我拿在手里的那只猫脑袋。时间刚过十点，白天的光线只剩下最后一点点。眼下，我不可能把它带去老地方了。天黑后，事情会发生变化。即使最后一点光线也足够让人看见我在那里，在那些古老的石头和杂草里从背后一枪将我击毙；就算光线足够让我按照原计划为这个脑袋找到一个安息之地，我感觉尽管那个送奶工刚才已经见过我，把他最新的命令和愿望传达给了我，他依然有可能又从某个德古拉[10]之墓后面冒出来，继续实施他的下一步计划。我现在知道了，关于我，他已经制订了计划，有了某种切实可行的安排。因此，我不能去墓地。可我依然想把脑袋带去某个地方。郁郁葱葱之地会比较理想。某一片绿茵，当然，这种地方水库公园里是有的。但是，像十分钟区域、水库公园这种地方，尤其到了晚上，是特别不能踏入的。而且，无论如何，为什么要把一个脑袋，从一个黑暗的地方，仅仅是运送到另一个黑暗的地方？就算我想办法进入了水库公园，把它埋在某个灌木丛里，或者把它藏在一片下层植被底下，那些潜伏在灌木丛或下层植被里的政府间谍——尤其因为他们目前坚信我是送奶工的同伙——会立即把它挖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所以那片绿茵不行。但还有其他绿茵。剩下的两座教堂周围遍布的杂草堆也算是绿茵，但它们仍旧令人感到压抑。再说，还是没走出十分钟区域的范围。或者花园，我是指其他人的，因为我们家没有花园。我在回家的路上选一个杂草丛生的花园，偷偷溜进去，然后把它留在那里，怎么样？目前这个计划已经变得过分复杂，令人苦恼。于是我想放弃，这根本不是我的姿态。但是我的姿态，甚至在送奶工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地消散了。从我在镇上离开老师和同学、走出镇中心、朝北走向我的住所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感觉到了那种约束限制，那种蠢蠢欲动的想法——“没什么意义。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压倒了我，或者说在我内心建立起来。就在那种犹豫不决和缺乏勇气的状态下，就在自责“你是个疯女孩，这一刻，你用你的疯狂，把这种祸害惹上身”的同时，甚至在我想把脑袋放下，就这样放下，放在任何地方，放在旁边的水泥地上，丢下它不管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出了十分钟区域，来到了老地方。我正站在古老的锈迹斑斑的墓地大门口。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汽车的声音。一瞬间，我又感到一股震颤袭来。哦，不，是他!往前走，继续走。别回头看，别管他。
我穿过墓地入口时，汽车在我身边停下。一个声音在喊：“你好!你好，说你呢!你没事吧？”我停下脚步，因为这声音听起来不是送奶工。是别的什么人。是真送奶工。我们这里住着一个真正的送奶工，他确实接受送奶订单，确实有一辆正经的送奶车，确实在这个地区送牛奶。他就是那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我们这里官方认定的出格者之一。他住得离我们不远。有一天，他从“海对岸”那个国家回来，刚看望了他在那里奄奄一息的兄弟。回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房子出了问题。他独自居住，那天去屋后挖一铲子煤，发现有人在那里挖过地。他想知道为什么，于是也开始挖。过了一会儿，他满身污秽地从门里出来，抱着满满一堆来复枪。这些来复枪用塑料布包裹着，他把它们抱到大街中央，扔在路上。他一边这么做，一边叫喊道：“埋到你们自己的后院里去!不敢是吧？”他回到屋里，出来时又拿了更多。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来复枪后面还有手枪、拆卸掉的枪、一堆堆弹药，以及用布料和更多的塑料布包裹的备用物资。所有东西都被他扔了出来，他在一旁气急败坏，大吼大叫，直到看到一群孩子，他们刚才正在后来被他用来堆枪械的地方玩耍，一直玩到他破坏了他们的乐土。这些孩子先是跳到一边，在那里观看事态的发展。这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一看见他们，就停止了吼叫，但接着他又开始吼叫，这次是朝着他们。“走开，”他大吼道，“我说走开!”他气得差点就要动手，这些孩子——现在是他吼叫的对象——确实听话走开了，可还有四五个孩子依然待在原地不动，接着就哭了起来。这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又对他的邻居们大吼大叫，这些邻居从屋里出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骚乱。他让他们过来带走这些孩子，还要求他们告诉他，是否有哪个善良的邻居注意到，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里，反政府派有没有进过他家。于是，他跟每个人都吵了一架，这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这个真送奶工。他甚至和孩子们吵架。但要分清楚的是：他成为人人皆知的出格者，是因为他把武器扔了出来——谁都知道，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此前有人进入你家埋下的武器，你应该勉强接纳它们，忍受它们的存在；而他成为人人皆知的不爱任何人的男人，是因为他曾经毫不愧疚地把孩子们弄哭了，甚至连一句抱歉也没有。
于是，反政府派不喜欢他，因为他挖了他们的武器库；不喜欢他，因为他明言抗议当地的法令法规；不喜欢他，还因为他反对他们开设裁决侵害的民事法庭，反对一旦我们居民不遵守他们制定的法令法规，他们就可以随意实施惩罚；每次有疑似告密者人间蒸发，他都很当一回事，这又会招来反政府派的反感。关于他还有一点，是他从没得到过他应得的来自这里居民的感激，这包括他好几次帮助别人，他经常这么做，尽管他无情的名声让人们以为他不会这么做。社区居民无法承认他的善良，是因为他对所有人都不怎么友好的名声在当地人的意识中是如此根深蒂固。想要推翻这种偏见、发现真相，需要在意识上爆发出极大的努力。这里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意愿去调整哪怕是最轻微的误解，因此短期内永远不会见到有谁代表社区居民站在送奶工的立场上努力地思考和觉醒。但他帮助别人是事实。他帮助核弹男孩的妈，也就是那个反政府派的狂热拥护者某某·某某之子的母亲。那天晚上核弹男孩自杀后，真送奶工在外面找她，这里的其他人也在外面找她。她听说自己家里刚又死掉一个人之后就失踪了。有传言说，就跟她儿子一样，她也自杀了。但真送奶工还是找到了她。她在另一个地区的大街上游**，衣冠不整，披头散发，精神涣散，不认识任何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虽然他把她送回了家，虽然他还让那些虔诚女人继续照顾她——虔诚女人也充当我们这里的医生——但真送奶工的名声依然没有改变，他依然是你所能认识的最讨厌的人。我自己并不认为他脾气臭、性情暴躁，甚至非常出格，我是说相比我们这里的其他出格者，包括药丸女孩，和她阳光般灿烂得令人不安的妹妹，还有可怜的核弹男孩，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再有就是那些头脑迟钝、爱说教的议题女人。所有这些人似乎都远比这个男人更岌岌可危。我有这种看法大概是因为真送奶工和我母亲自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是朋友，所以他会定期来我们家看望她，了解她的近况。他帮助她，给她免费的牛奶和特浓奶制品、糕点和罐装食品。他还帮助我们自己动手修整房屋。他铺水管，刷油漆，做木工，甚至坚持从小妹妹们手里接过电工的活儿。所以，无论他有着怎样厌世的作风，以及这种作风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名声，他确实坚定地认为应该关心别人。那天晚上，这个人，真送奶工，不爱任何人的出格者，在墓地里现身，向我伸出了援手。
起先，我感到一股震颤。不过，一旦我意识到这不是送奶工而是另一个人，它们就立即消失了。他坐在他的送奶车里，这是一辆正经的送奶车，也是我见他唯一坐过的车。我转过身去面对着他，这时他拉上手刹，打开车门，跳下车，朝我走来。他在我身边站住，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却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超出以往范围的话，他以往跟我只有过寥寥几句符合当地风俗习惯的寒暄，通常包括“你好”“再见”，以及“转告你母亲我想问一下”。要不是妈，真送奶工和我的活动圈子绝对不会有任何交集。当时就连我妈，我跟她虽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我们的活动圈子也完全没有交集。但因为他俩是朋友，我才会时不时地在周围碰见他。有时在大街上，有时在我家门外，有时在我家客厅里，在那里，妈会制作特别的大麦面包，或者她常做的那些甜面包里的一种，和他一边喝茶，一边分吃面包。有时我也会看见她坐在他的送奶车里。她刚去过小教堂，或者刚玩了宾果游戏，或者刚做完按摩，他从那些地方把她接回到家门口。她从送奶车里跳出来，笑得跟十六岁似的。这就是他和我会相遇的一些场合，我们相互打招呼，泛泛地点头致意，或者说上一句“你好”。此时他又问了我一遍你没事吧。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他可不可以为我做点什么。我点点头，但我不知道我点头是在回答他的哪个问题。实际上，我说不清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感觉，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社交性地回答任何问题。感觉上我刚才遇到了四个反政府派——因为那些隐藏着的人有可能是反政府派——他们正要出发去干某个极有可能稍后将登上新闻头条的大买卖。接着我遇到了送奶工——他大概不是个沃尔特·米蒂式的人物，而是——就像人们所说的——又一个反政府派。此时真送奶工在这里，他是我母亲的朋友，公认的行为怪异的出格者之一。我们站在送奶车旁边的路沿上，路沿的另一边就是墓地。我注意到他看着我手上一团用手帕包起来的东西，但接着就不看了，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我的脸上。
我脱口而出：“我要去找个地方，把这个东西扔了或埋了。这是一只猫脑袋。”“没错。”他说，就好像我说的是“这是一只苹果”。我因此喜欢他。我没有解释我是如何得到这个脑袋的，以及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十分钟区域的关系。他说：“我来帮你处理它。能让我来帮你处理它吗？”我把猫脑袋递给他，相当轻松，毫不迟疑，就那样。给他后我说：“但别把它扔了。你不会只是拿走它接着就把它扔了吧？别等我走后就把它狠狠地扔进垃圾桶，或者把它扔在哪里的地面上。如果你不想处理，不想好好照料它，我想说的是，那就让我来处理，但请你别假装。”我脱口而出这一大堆话，也是真心话，我没有为自己找借口，也没有向他申请许可或批准。随后我感到惊讶，我居然对着一个男人、一个长辈，也是一个在大家眼里最毋庸置疑的性情暴躁的人，如此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我知道，由于我和送奶工之间发生的事情，也由于我拿了太久的脑袋，我的情绪已经到达了临界点。这个男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中有某种东西似乎让谈话变得轻松。他继续用同样的方式说道：“我不会假装，我不会把它扔掉。”他说。“我想给它一点绿茵，”我说，“我要把它带去合适的地方。”“我知道，”他说，“告诉你，我有绿茵。我家房子后面有片绿茵。我把它放在那里，挖个洞埋了它，怎么样？合你心意吗？”我点点头，然后说了声“谢谢”。他走向送奶车，把手伸进车里，从底部拉出一个绿色的布包，里面放着台球。他把这些球全部倒在座椅中间深深的挡位凹槽里。脑袋依然裹在手帕里，他把它丢进包里，拉上顶部的拉链。他回到我身边，说：“别担心，交给我吧。现在上车，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家。”我喜欢这样的交流，跟准男友和老师在一起时也是这样的交流模式，我会想：“我们是怎么做到的？”而不会跟平常一样地想：“这有什么意义？没什么用。不会带来任何变化，不是吗？”这让我惊讶。真送奶工古板严肃，却在这里为我花费时间，给我带来希望，听我说话，把我当回事。他已经明白了一切，他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那些磨人的问题。是的，一个惊喜。他是一个惊喜，我惊喜地发现自己能够把这个负担转交出去，无忧无虑地坐进他的送奶车，知道他值得信赖，会诚实地完成任务。他把那颗脑袋放进送奶车，就在这时，照相机发出咔嚓一声——是他们的其中一台照相机，声音是从马路对面一个估计是空置楼房的一楼传来的。我依然什么都没说，就跟那次和送奶工在水库公园里一样。但真送奶工说了一句：“实在太过分——”他克制自己，“没别的出息了，就会干这种事，”他又说道，“随便吧，反正他们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这种态度又让我惊讶，也出乎意料地鼓舞了我。对于那些不能提起的事情，如果他能够承认其中任何一件的存在，如果他能够承认自己对其做不了任何改变，那或许意味着对于任何人而言——对我而言——即使无能为力，也有可能获得一种承认的态度、一种接受和超然的态度。
我们一路开车。位于我俩之间的宽敞的凹槽里堆着台球，台球上面放着包，包里装着手帕，手帕里裹着脑袋。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听说了那天发生在我们这里最新的一起死亡事件。又发生在某某·某某之子的家里。他们家最小的孩子，小宝宝，从楼上背面卧室的窗户里跌落了。真送奶工说，起初都说他是跳下来的，坊间是这样猜想的，刚学会走路的小孩跳楼摔死了，但他并不是故意的。他以为自己是超人，邻居说。或者蝙蝠侠。或者蜘蛛侠。或者那些超级英雄中的一个。他总在背后钉着那件红色枕套，一边跑来跑去，一边大叫“拳!”“掌!”“砰!”“嘭!”“熄灯!”“啊呕!”虽然还没有被证实，真送奶工说，但大家都说他就是这么死的。会出现这样的传言，他说，是因为这里的人就一直在编造这样的东西，因为在这里，你不能仅仅是死了，这里不可能有普普通通的死亡，再也不可能有这种死亡，不可能有出于自然原因的死亡，不可能有事故引发的死亡，比如从窗口摔落下来，尤其在当下，在这里发生了所有那些暴力死亡之后。必须出于政治原因，他说。必须关乎边界，这意味着可以被理解。如果不是这种，死亡就必须是不正常的，充满戏剧性，令人大吃一惊，比如想象自己是个超级英雄，不小心跳下去死掉。如今人们期望那样，他说。于是，一个可怜的三岁小孩，不明白什么是地心引力，或者只是一个被独自留在楼上背面房间的小男孩犯了致命的错误——他妈妈当时也在楼上，就在前面房间里，但自从她黯然退缩到那里，躺在**胡思乱想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这个错误还不足以构成一个人如今死在这里的理由。这里的人们，真送奶工说，只能以极端的方式生或死。第二天傍午时分，这个孩子被他的一个姐姐发现在后院里。他的背后没有钉着任何枕套。那天是规定枕套被取下来清洗的日子。
我听着真送奶工跟我讲的这些话，他还告诉我妈不在家，他刚才把她留在了某某·某某之子的家，另一些邻居——那些虔诚女人，带着她们的茶壶、急救箱以及用顶级秘方调配的混合物——也去了某某之子的家，都想要安慰那个死了孩子的可怜妈妈。真送奶工自己也刚从停尸房回来，他说他现在也正要赶回某某之子的家。关于这次悲剧，他又讲了几句。他还泛泛地谈论起悲剧，它的滥用糟蹋，缺乏预见，缺乏防范，以及根本上由贫困和顽固扩张的政治问题所导致的所有这些复杂难料的后果。他继续往下讲，提到忽视、缺陷、厌恶和错失良机。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考里。当他回过神来，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任何关联，他把话题转到了小妹妹们，以及我，还有妈的身上。
“你的妹妹们，”他说，“一群多么活泼的小姑娘，有着多么美妙的好奇心、意志力、热情和勇气。她们对应有的权利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力。这一点，你也知道，在这里是很罕见的。更多情况下，敏锐和积极在这里会被扼杀，会转变成垂头丧气，还会被扭曲成更阴暗的情感宣泄。不过，她们还未成年，是多少有些野蛮和桀骜不驯的小女孩。有时候，她们还有些病态的趣味，”他继续说，“而且我还能肯定，在你们的母亲看来，她们还相当难以管教。”他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对知识和思维探险的渴望不断增强，她们可能会变本加厉。他又想了想，说：“实际上，我相信她可能还不明白，我是指你们亲爱的母亲，她也许没有注意到她们的特别之处，那些或许可以称之为天赋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的老师也没有注意到。她们的老师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有没有跟你们的母亲谈过这事？”我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他又问她们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我说：“不知道。”实际上他接下来问我的所有关于小妹妹们的问题，我都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就这些小妹妹的事情，怎么能指望我知道？她们上学。她们看书。她们讨论问题，出席论坛，参与汇编，参加专题研讨会，比较、对照和交流想法，还有她们称之为课外活动的东西，她们计划中的所有事情我并非都知道。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她们的老师也曾经评价过这种聪慧、天赋和早熟。他们寄信和成绩单给妈。我自己从没看过这些往来信件，还是同样的原因，我为什么要参与讨论小妹妹们的在校表现？我十八岁，是她们的姐姐，不是她们的母亲，不是她们的父亲，不是她们的保镖，所以参与那种事情就跟谈论日落、气温、假牙、疼痛和“你晚饭吃什么？”以及所有那些老年人才想要谈论的事情差不多。我为什么要这样？但我记得确实有几个老师来跟妈谈过话。她们还会把她叫去学校，我印象中是去参加一些特别会议。他们邀请她是为了讨论如何进一步发展小妹妹们的这个或那个。“教育界术语”这个词我记得曾经提起过，或是“教育学界术语”，反正是差不多的词。他们也会来家访，那些老师，还有其他一些会用教育学界术语的那类人。他们进行了更多的讨论，我不确定这些专家对妈说的话，妈是否都听得懂，但我确实知道，她一直有意让小妹妹们把那个天才儿童学院随后寄来的信解释给她听，但她还没找到机会把信拿给她们看。至于定期发放的学校成绩单，我不确定妈是否会看、是否会谈论，甚至小妹妹们自己是否会谈论。学校成绩单和证书，在这里没有太大意义。“我并不想批评你母亲，”真送奶工说，“因为她是个好女人，依然是个好女人，可爱的女人。我知道她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当时你父亲奄奄一息，你二哥奄奄一息，还有你二姐——不说了，你知道你姐姐遭遇了什么。接着是你另一个哥哥，第四个，他——你也知道他遭遇了什么。关于这件事，我想我或许可以问问她，因为其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引导，以及严格地监督，趁另一场灾难、另一种糟蹋、另一个悲剧还没发生前。要避免精力误用和方向错误的冒险。她们需要指导，需要被关注、被看护。否则会误入歧途。”我回答说：“没错。”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想让自己给人感觉还挺会聊天的，但接着我就意识到他所说的“误入歧途”可能是什么意思。他之前提到了潜伏的风险、被扭曲的单纯、因为缺乏经验而落入错误的结局或危险的结局，我把这些都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根本上由政治问题所导致的下场——否则还能是别的什么意思？虽然小妹妹们对政治问题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寻常的兴趣——我的意思是还没有超出她们对其他一些东西的兴趣，包括语音学的音调部位、早期的古埃及王国、技术型演唱的细节要点、宇宙在退化到有序之前的状态、赫拉克勒斯的封神，以及她们其他诸多指标、实例、旁注和书封底上的小笔记之中的任何一个，还有其他所有相关的东西——不久前，曾经有一次，我和几个姐姐进门发现小妹妹们正在读来自“那边”的报纸。那是一种刊载着严肃内容的大报纸，此外，她们还有一些来自“那边”的通俗小报。我们想不出这些报纸她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但是她们确实弄来了。她们把报纸大面积地摊在地板上，好让视野宽阔。在那之前，小妹妹们还从来没有看过这些报纸，也没有在电视上看过政治新闻，至少没有全神贯注地看过。她们还在经历圣女贞德[11]阶段。在这个阶段，她们公开宣称自己不喜欢“海对岸”的那个国家，但不是因为通常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是因为已经被建立、传颂、重塑和阐述的关于那个国家和这个国家之间发生了什么的历史记载所包含的力量——而是因为她们很自然地支持法国人。但是，由于法国人对贞德的背叛，她们暂时又开始反对法国人。而法国皇太子从来都不是最爱，小妹妹们很不喜欢他，如果我们这里的任何人想要为他说句话，别让这些女孩子听见才是明智的做法。连法国人也变得非常讨厌，所以她们对“海对岸”的国家和这个国家之间世世代代的恶劣关系更是无暇顾及了。然而，我和姐姐们那天进屋，发现她们的迷恋对象不再是圣女贞德，而变成了那些报纸。“小妹妹们!”我们大叫起来，“这些报纸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嘘!姐姐们，”她们说，“我们忙着呢。我们正在努力理解他们的观点。”她们说完，回过头去，继续钻研大报纸和通俗小报。与此同时，我们，也就是她们的姐姐，目瞪口呆地在一旁看着。我们面面相觑——我、三姐、二姐和大姐。努力理解他们的观点!小妹妹们接着还会说怎样令人费解的话来？她们的评论，可以瞬间玷污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须密切关注的告密者”在那三个人看来毫无意义？我们想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努力指出这一点。我们说，她们碰了不允许碰的东西，让自己面临被指控为叛徒的危险。但她们没有听从我们的劝告，几乎没留意到我们，已经忘记我们，深深地沉浸在来自“那边”的报纸里。如果这时有哪个过路的邻居碰巧往我们家的窗户里看了一眼，他完全有理由告发这件事情，但在我们看来，在这些比她们年长的人看来，她们显然不在乎这一点。三姐飞奔到窗边，拉上窗帘。这个举动惹恼了小妹妹们，于是她们中的一个跳起来，把头顶的灯打开。另一个，咔嗒一声，打开了妈最喜欢的两个老式玻璃台灯。第三个拿出她们的三个小手电筒。但她们是从哪里弄来那些报纸的？她们搞来那些报纸有没有被我们这里的人看见？那天，我们几个姐姐猜想：在准军事组织的眼里，六岁、七岁和八岁可能算不上太年轻，她们无法因此逃避告密者通常遭受的惩罚；也有可能小妹妹们只是被教训一顿，反政府派命令她们留下那些报纸，然后跟任何地方所有年幼的孩子一样回家去看《小猪班博》。所以，这就是真送奶工谈起天真、误入歧途的敏锐、败坏的冒险精神时所指的意思？我不敢问。他又开始沉默了，于是我主动谈了一点老师对她们的关心，老师还讨论过她们超凡的学习能力。说出这些话，我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他帮我处理猫，而我现在也能说些让他安心的事情了。但他并没有感到安心。他再次对小妹妹们、对我妈必须独自对付她们而表示担忧。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有一件事他没有反复念叨，却留下线索供我思考。他不是说教导和指引小妹妹们的责任，除了他们的妈妈，还应该落在我，也就是她们的姐姐身上吗？我是否必须和妈一起参与进来，承担责任，插手她们的态度信仰和成长？这让我既惊愕又失望。如果我必须帮忙管教小妹妹们，那我就肯定不能搬去和准男友住。同时令我惊讶的是，甚至是现在，甚至在他问我而我回答了“不”之后，我的脑海中仍在想象搬去和准男友住在一起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我无意识地享受着的希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我必须跟着我母亲，成为一个实习母亲。这时，真送奶工已经转向了新的话题。关于送奶工和我的话题。他没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跟那个老得差不多有两百岁的男人有私情吗？”而是拐弯抹角地说他注意到准军事组织里好像有个人正企图一点点侵蚀我，一个在当地有权有势的人。他问我，如果真是这样，我敢不敢大胆地站出来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感到一阵紧张。刚才和他待在一起，已经让我慢慢地放松了下来，至少没有太焦虑。当时震颤已经消失，不自然的动作也已经停止。但现在又都回来了，还有我的困惑也回来了。与此同时，我发现他也感到困惑，他开始为他鲁莽地干涉与他无关的事情而道歉。接着，他又提起了我们这里的议题女人，说她们看上去确实对性别发展史和性别政治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遗憾的是，”他说，“我自己对这些未来可能会成为主流的女性话题了解得并不算很多很多。但是，既然她们在这方面有特别的知识经验，而且这件事又和她们所从事的领域高度吻合，如果在当地说出这种事情会让你没有安全感，不妨去找她们稍微谈一下，你觉得呢？”
去找她们稍微谈一下？他难道又疯又瞎又聋又蠢，不知道那些女人在当地被说成了什么样？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在大街上看我一眼，就能让我往后在社会上再也无法立足。所以，不用了，谢谢。我跟她们一句话也不想说，现在不想，永远不想。这些女人在当地组成了刚开始萌芽的女权主义小组。就因为组成了这个小组，她们被死死地归入了那一类非常、非常出格的人。“女权主义”这个词是出格的。“女人”这个词勉强不算出格。把两个词放在一起，或者尝试加入另一个词、一个大众的词、一个伪装起来的词，例如“议题”，来进行缓和，却没有成功，基本上你还是会陷入麻烦。关于这些议题女人，我们这里的人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不只是在她们背后，当着她们的面也一样。
整件事情始于一位家庭主妇贴在她家窗户上的一张告示。这位家庭主妇曾经看起来精神正常、恪守传统，直到她贴了这张告示。她有丈夫和孩子，据说家里也没有什么人遭到暴力杀害，没什么可以解释她后来完全不符合她性格的举动。但她就是贴了告示。上面写的绝对不是当时我们这里某幢房子的窗户上常见的那种声明。常见的声明会写“私人领地，擅入者斩，仅此声明”，署名“地区反政府派”，以此警告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一个自私任性的居民，别总想着闯进某个身心脆弱者的居所，在那里嬉笑打闹，像青少年一样地喝个烂醉，到处翻翻戳戳，甚至偷偷在那里住下，完全不考虑通常那里已经住了一个潦倒不堪的酒鬼，以及这到底是谁的房子。他们，也就是我们的反政府派，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坚持用有失公平、不为他人着想、残忍无情的行为对待这里更脆弱的一些人，那么随之而来的后果一定会让我们后悔。与此不同，那个家庭主妇的告示上说的是：“当地所有女人，请注意：大好消息!!!”接着是关于某个最新成立的国际妇女组织的信息。这个组织正在世界各地建立姐妹支部，没有哪一个地方被排除在外，包括任何一个城市、城镇、乡村、村落、区域、肮脏简陋的房子和与世隔绝的住所。同样，也没有哪一个女人被排除在外，包括任何肤色、信仰、性取向、残疾、精神疾病，甚至任何遭到集体厌恶的与众不同的特质。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我们的镇中心，也突然冒出了这个国际妇女组织的一个姐妹支部。在召开第一次月度会议之前和之后，都能看到媒体触目惊心的报道，这些报道的基本论调是召开这种会议首先就是胆大妄为。批评使用了恶劣的言辞，非常恶劣，就跟当年红灯街刚出现时差不多，像是“堕落、颓废、灰心丧气、散播悲观情绪、对道德规范的挑衅”之类的。一些妇女从别的地方散着步来到镇中心，想看看这个国际妇女议题组织的姐妹支部到底在做些什么。媒体的强烈抵制连这些人也阻止不了。这些女性参与者不只是分属于这里正在打仗的两个宗教信仰，有些还来自更少人知道、更少人关注、实际上是完全被忽略的、信众人数极少的其他宗教信仰。我们这里的一个女人也去参加了，而且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她没有寻求允许，没有寻求批准，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要求任何人跟她一起去，为她提供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她只是披上她的披肩，拿上她的手包、钥匙，就这样走出家门。这个女人其实就是后来贴告示的那个家庭主妇。“她贴了告示，”邻居们说，“就在她参加了镇中心的那个会议回来后。”与此同时，在镇中心的姐妹支部的协助下——这个支部本身也在全球总部所有国际妇女运动的协助下——这个女人正在想办法在我们这里建立一个女性社团的下级支部，就跟其他地区的其他一些女人一样，她们也正在想办法建立自己的社团。这就是她做的事情。在窗户上的告示里，她以一种大胆现代的方式，建议这里的所有女人和平常一样放她们的孩子去夜间探险，然后无牵无挂地在星期三晚上去她家交流谈心。告示上承诺说，她们会惊讶于女性地位在镇中心的支部会议上竟得到如此大幅度提升；而且，如果她们想要公开发表任何可以被归为广义女性议题的观点，那么她们将在下一次镇中心月度会议上得到反馈，接着还会在下一次国际季度全体会议上得到反馈。令人困惑的是，这张告示完全没有提到我们的边界问题以及我们这里的政治问题。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感到诧异。“她能搞些什么？她把这种东西贴在窗上能说明什么？”他们对她和她的告示说三道四；要他们放过她，只有等到他们又回过头来谈起那些正常话题，比如谁可能是告密者、最近谁又通奸了、等到下次电视转播时哪个国家可能赢得世界小姐。这张告示差点被唾沫星子淹死，但之后就没有人在乎它了。这里的大部分人认为，结局不会是别的，只会以怜悯这个女人而告终，或者——如果她继续坚持——她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下一个出格者的候选人。最糟糕的结局，是反政府派把她抓走，作为我们这里最新出现的形迹可疑者，这或多或少是有可能的。不过，在出现这张告示的第一周里，还是有两位当地妇女出现在了这个家庭主妇的家门口。即将在周三召开的第一次妇女议题会议的参加者由此变成了三个人。接下来的一周里又另外增加了四个。之后没有更多的妇女加入，但她们现在总共也有七个人了。她们每周三晚上碰面，每隔两周，镇中心机构会派一个博学广识的联络员参加她们的会议。这个联络员会发表动员讲话，谈论机构的扩张，介绍关于妇女议题的历史和当代的评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世界各地的妇女，她说，带领她们走出黑暗，奔向组织。这个小组还会每月一次去镇中心参加支部会议。在“海的这边”和“边界这边”的各区域成功运转起来的分支小组，都会来参加这个会议。常见的被迫害妄想症事件也就由此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地区上演了。
围绕着下级支部小组几个女人展开的第一个事件，是由她们的会议地点所引发的。最初的三次周三会议召开过后，第一个家庭主妇的丈夫不希望她们以这种女权主义的方式在这个他和他的老婆实际居住的房子里继续活动。他是善良的人，也是他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好说话的人，但他也需要留意自己在外界的名声，因此他很抱歉。他的反对没能让这些女人放弃，她们开始修缮第一个妇女家后院里的棚屋，把它弄成一个既漂亮又温暖舒适的会议地点。在此之前，她们曾经去过小教堂，去看看那里空地上的铁皮临时营房是否可以为她们所用。临时营房归小教堂所有，经常允许各种各样的人——主要是反政府派——在里面办事，比如召开地区反政府派大会、伟大事业拓展会议、袋鼠法庭审判。可他们拒绝让这些女人借用一间或花钱租一间，因为那时候，人们对这些女人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们着手在当地寻找一个正经的会议地点，因此不再被认为是无伤大雅的、孩子气的，不再被当作嘲笑的对象，不再被以为只是闹着玩似的讨论成人议题。关于她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突然冒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如果她们得到一个临时营房，”这里的人们说，“她们就可以在里面想干吗就干吗。她们可以在里面谋划颠覆政权的行动。她们可以在里面搞同性恋。她们可以在里面实施和接受人工流产。”结果，小教堂当然是说不。小教堂表示，依照什么什么，尽管什么什么，根据什么什么，满足这些女人的要求会引发丑闻，并违背小教堂的原则，这些女人正在做的事情本来就已经造成了这种影响。于是，出于不光彩和难以启齿的原因，小教堂不同意她们使用临时营房，但这并没能阻止这些女人，她们转身就开始油漆和装饰棚屋。她们搭起架子，挂上窗帘，拿来煤油灯、燃气炉子、五彩缤纷的茶杯、茶叶罐、饼干听、暖乎乎毛茸茸的地毯，还有画和靠垫。在四周的墙上，她们张贴着全球模范议题女人的海报，这些海报是她们从镇中心的姐妹支部那里得到的，而姐妹支部又是从国际妇女总部那里得到的。不过，在那之前，我们的七个女人先让第一个妇女的丈夫去棚屋为她们清扫蜘蛛和昆虫，但他有个条件：她们谁都不准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只有这样，他才同意深更半夜去帮这个忙。
关于这群实施人工流产的同性恋叛乱分子，被到处散布的第二个事件是那第八个女人，也就是那个来自镇中心姐妹支部的聪明博学的推动者——她每两周来访一次，给她们打气，用信仰的**鼓舞她们，每次还带给她们一大堆讨论大量女性问题的小册子——她信仰的是另一边的宗教，来自“那边”的国家。一般情况下，这也是可以的，完全没问题的，因为首先，她是女性，这意味着她对地区准军事组织活动造成的潜在威胁比不上那些前来拜访的男性。其次，她是被七个当地妇女邀请来这里的。本来在正常情况下，这已经为她提供了充分的担保。然而，由于这几个特殊的妇女本身也很难说是正常人，因此她们发出的邀请和其他任何人相比绝不可能具有同等的分量。这就意味着第八个女人可能再也无法进入这里了，至少在他们对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审查完毕之前，她是进不来了。毕竟，坊间有传闻警告说，她有没有可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议题女人，也不是一个女权拥护者，而是政府派来的某个狡猾的煽动分子？在一点夸大其词和谣言常见的愈演愈烈的作用下，不出意料，她被说成了间谍。在社区居民的眼里，尤其在准军事组织的眼里，这第八个女人是敌人派来的，她想要诱骗我们七个天真幼稚、疯疯癫癫的女人向她告密。于是，在一个周三的晚上，反政府派突然冲进棚屋，想要抓走她。他们横冲直撞地进来，头上戴着万圣节面具或巴拉克拉瓦头套，拿着枪，其中几个因为高大威猛、身强体壮而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故意不用任何面部遮挡。但他们闯进去后看见的只是我们当地的七个女人披着披肩，穿着拖鞋，一边喝茶、吃小甜饼，一边像在谈论印花棉布似的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十九世纪彼得卢战役中义勇骑兵队屠杀妇女儿童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让反政府派感到不快并瞬间懵怔的是，棚屋周围的墙上赫然贴着尺寸比真人还大的巨幅明星海报，上面是一些鼓舞人心的、无论在过去或当下都具有代表性的杰出女性，包括潘克赫斯特家的女人们、米莉森·福塞特、艾米丽·戴维森、艾达·贝尔·威尔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埃莉诺·罗斯福、哈丽雅特·塔布曼、玛莉亚娜·比内达、玛丽·居里、露西·斯通、多莉·帕顿[12]——这一类的女性——但没有第八个女人。那是因为另外七个女人始终密切留意当地的小道消息，早已提醒她们的姐妹即将有危险发生，郑重其事地指点她千万别来。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伟大女性出乎意料地和这七个女人一起出现在反政府派面前，那一刻给反政府派带来一种幻觉，令他们目瞪口呆。然而，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后的反政府派为了找出第八个女人，还是在顷刻间就把小棚屋翻了个乱七八糟。他们警告议题女人别去支持她，她会因犯下间谍罪而被处决，她们自己也会因协助政府而遭到严厉的惩罚。然而，由于包括自信和应有的权利在内的观点越发强势，议题女人突然怒火中烧，出乎意料地宣布她们才不管。她们的意思是不会让自己任人摆布。反政府派毁掉了一切，她有可能因此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如果她选择这么做，她们不但不会反对她，还会坚定地站在她身后。至于反政府派，他们自己爱怎样就怎样，她们管不着。后来，双方都开始争论这件事情，反政府派发出进一步的威胁，议题女人慷慨激昂地斥责了父权制度和教学法的弊端。最终，“除非我们死了。”这七个女人说。她们用了某种听天由命、“自掘坟墓”的方式，当然，这正中反政府派的下怀。我们这里的传统妇女，有时会本能地联合起来进行抗争，终结某个已经陷入疯狂局面的政治或区域问题。这七个女人勇敢无畏，正在灵感的支配下与反政府派进行抗争，但跟传统妇女有所不同，她们不会也无法成立像那样坚固而又重要的群众组织。所以她们说：“除非我们死了。”而反政府派回答：“好，那就让你们死。”要不是传统妇女，包括妈在内，听说并干预了这件事，这个国际妇女运动在我们这里的这个姐妹支部，肯定会因为其成员突然被暴力杀害而立刻消亡。当地的正常女人听说了这件事，她们又一次联合起来，开展行动。尽管她们保守，但还是这么做了，这不只是因为她们必须对付这个从累计的杀人数量来看算得上是坚韧不拔的反政府派杀人机器，还因为到处传播的关于这些爱折腾的议题女人的第三个事件，反过来也给传统妇女带来了令她们气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