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和二姐带着三哥和我回家，那时候我俩是家里最小的。我们离开那个通道，而哥哥们和其他一些男人还留在那里。一路上，我们两个人不停地回头看、回头想，很长时间里不停地往后瞥，心里想的全是莱西。这些是我们的狗，它们是街上的狗。每天你把你的狗放到外面街上去冒险，就跟你把你的孩子放到外面去冒险一样。到了夜晚时分，狗和孩子都会回来，除了那天晚上，孩子们回来了，狗却没有。三哥和我被带回了家，离开了那个通道。一路上，两个姐姐搂着我们。但我们依然不停地回头瞥，直到来到家附近，这时心中又升起了新的希望。虽然其他狗死得只剩下一只，虽然莱西整晚都待在外面，就跟那些死掉的狗一样整晚都待在外面，但也有可能莱西已经回来了，甚至现在就在房子里。于是我们加快脚步，冲进大门，结果莱西真的就在那儿。她躺在壁炉前的地板上，抬起脑袋，愤怒地朝着我们低吼——也许是开门影响了她？让穿堂风吹进来打扰了她？莱西没什么家族血统可言，这里的狗都没什么家族血统可言。她没有资质，没有证书，不怎么活泼可爱，没什么技能，不是那种会为遇险者求援或者救起溺水小孩的狗。莱西无暇顾及小孩，包括这个家里年幼的孩子，但是那天见到她、听到她、知道她的喉咙依然能发出低吼以及她依然会跟我们使性子的时候，我们感觉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当然，我们没有扑倒在她身上，因为莱西不喜欢那样。那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上午，直到莱西再次出现。那之后的事情，我忘记了。我忘记了那些狗、它们的死亡、当地的哀悼和震惊，以及毫无疑问的士兵们的凯旋。那天晚上吃过晚餐后，当时依然只有九岁的我出发去完成我最新的一次冒险，穿过那个通道，现在那里和平时一样堆放着为下一场地区骚乱而准备的汽油炸弹。那里没有死狗的迹象，但我确实闻到一股清洁剂的刺鼻气味，是杰伊斯牌消毒液。我会记着这一点，是因为直到那一刻之前，这种消毒液还一直是我在家里最喜欢的特殊气味。

所以，士兵杀害狗，当地人杀害猫，现在纳粹空军也来杀害猫。我瞄了一眼躺在碎石堆里的小脑袋，感到震惊，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震惊。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一刻会有这般强烈的反应。我不去看它，坚定地继续往前走，但它依然在我心里。它一直跟着我，直到我发现自己停下脚步，转过身去。我沿原路返回，又站到脑袋边上。这一次我凑近看它，发现它湿乎乎的，还有点发黑，是血液的黑，脖子那里或者说原先是脖子的那个地方更是湿得有些发烂。我蹲下身子，拿一小块碎石沿着脑袋边缘轻轻地把它翻了过来。它的脸现在完全朝上，依然能辨认出它是只猫，它的眼睛比较大，或者说眼眶比较大，因为有一只眼睛不见了。那个没有眼睛的空眼眶很大，脑袋里面有动静。我想是有虫子在里面活动，结果我真的看见了一团团、一簇簇的虫子——在鼻子上、耳朵上、嘴上，在仅剩下的那只眼睛上也有一团。还有一些肉眼可见的懒洋洋的蛆，不过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甜丝丝的类似酵母菌的味道，还没有散发出其他更多的气味。至于尸体的其他部分，我瞥了瞥周围，但没看见。虽然只是孤零零的一个脑袋，但暂时也够麻烦了。不，是太麻烦了。我站起身来，再次走开，因为那个法语班挺好的。我一如既往地喜欢在那里上课，喜欢老师的特立独行，以及她所说的“依然声音很小”“活在当下”“为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放弃你们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还有她所说的“做一个改变，同学们，只要一个改变，我向你们保证，其他一切也都会跟着改变”——对我们、对不只是不喜欢隐喻甚至连显而易见的事物也不愿承认的人们说出这种话。但我感到这有价值。我感到她有价值，我不想失去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被埋在尘土里的脑袋，加上在这之前出现的小货车、十分钟区域、战争时期的炸弹以及由此联想到的死去的爸和他的抑郁症，还有妈对他的抑郁症的攻击，所有这些让“这有什么意义？有意义又有什么用？”那套想法再次浮现。“尝试并反复尝试，”老师说，“那就是做事的方式。”但是，如果她关于尝试并反复尝试、关于走向新章节的看法是错的，那该怎么办？如果下一个章节和这一个章节是一样的，跟上一个章节也是一样的，那该怎么办？如果所有的章节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甚至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糟，那该怎么办？我一边思考，一边又让自己回到那只猫所在的地方，沿原路返回，就好像在这件事情上我别无选择。别傻了，我说。你打算怎么办——永远站在这里，就盯着它看？我要把它捡起来，我回答。我要把它带到某片绿茵。我感到惊讶。我感到震惊。接着我想到了树篱、灌木和树根，我再次感到震惊。我可以把它埋掉，不让它暴露在这个可怕的公共场所。但是为什么呢？我争辩道。不出一分钟，你就能离开这里。你会到达墓地，你的第二个地标。接下来是警察亭，接下来是从那个配备烘焙间的房子里飘散出来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肉桂香，再接下来——当然!我打断说，会是老地方!

我已经拿出了几块小手帕。这些是真正的手帕，针织的，不是纸做的。以前我只有男士手帕，那种大尺寸的白色亚麻手帕，因为女士手帕太过漂亮，不怎么适合用来给你擤鼻涕。不过，自从某个圣诞节期间小妹妹们送了一个礼盒装给我，我就开始越来越喜欢它们。自那以后，我会为了文化和审美的需要，带上一块女士手帕，但同时又为了实际使用的需要，再带上一块男士手帕。那天晚上，我打算让两块手帕在实际使用和象征意义上都发挥作用。我先打开小巧、精致、典雅的女士手帕，把它铺在地上，接着又拿出朴素的男士大手帕，把脑袋轻轻地拨上去。在此过程中，我能感觉到猫的前牙穿透织物，脑袋上的皮肤正在剥离。一些毛发开始脱落，这时我感到害怕，以为头骨要从头皮里滑落出来了。就在那刻，任务完成，脑袋落到了女士手帕的正中央。我用这块漂亮的刺绣棉布把它包裹起来。然后，我把包着脑袋的女士手帕放在已经摊开的男士手帕上，又给它包上一层。疯狂的证明，我继续想，你心里十分清楚，无论这地方看起来有多么荒凉，也至少有一个人正在某处监视你，你真的打算拿着脑袋走在路上？这意味着会出现更多流言蜚语、更多胡编乱造、更多关于你人格堕落的详细描述。但在那时，我不在乎。而且我是不由自主。我心想只需要一小会儿，因为我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一个私密僻静的地方，也许直到远方的墙边，在古老的土地上，那里杂草丛生，守墓人对它们连屁股都懒得挪一挪。此刻，我已经把大手帕的对角扎在一起。我站起身来，正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结果却是几乎撞到送奶工。他如此不声不响，我又如此全神贯注，因此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此刻，他离我、我离他，仅仅几英寸的距离。只有那些手帕连同包裹在里面的黑暗的死物，在我们之间扮演着缓冲。

我首先感觉到的又是那种脊柱的震颤。那种胡**索，那种仓促奔逃，我身上雌性动物所特有的那种战栗，从我的尾椎骨延伸到我的双腿。我体内的一切都本能地停止了。就这样停止了。我所有的身体机能。我一动不动，他也一动不动。我们站在那里，谁都没有动，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先开口了，他说：“你在上希腊罗马课，是吗？”在送奶工所掌握的关于我的全部信息里，从头到尾只有这一点他弄错了。不是说我从没考虑过希腊罗马课，我曾经想选择的是希腊罗马古典研究的夜校班，而不是法语。我一直为那些古人着迷——他们无拘无束的情感，他们没有道德原则的个性，他们的神话故事、宗教仪式，所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刁钻古怪、偏执多疑的图谋和净化。还有他们喜怒无常的神以及普通人向那些神祈求得到的诅咒，用来加害他们所有的敌人，结果这些敌人正是住在隔壁的那些人。这整个都像极了爱丽丝梦游仙境，比如傲慢的恺撒和苹果树结婚，从马群里挑选领主。那时候的一些事情很有趣，一些事情和心理学有关，一些事情不太正常——一个行为古怪但仍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正常人才能够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甚至读了招生简章，以确认我能否报名这个夜校班。但希腊罗马课在周二晚上，我的周二晚上安排了准男友，所以周三的法语课取而代之成了我的选择。看来送奶工搞错了，但我没有纠正他，因为这给了我希望：在他的无所不知之中，他又不是无所不知的。但我回家后对此进行了解构，又意识到这也算不上真正的希望。他读出我关于夜校班的想法，是的，这些一直都是表层的想法，来自头层土壤，也就是说不重要，不是秘密，没有脆弱到被加密。那些汤姆、迪克和哈里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们想，就能很容易、非常容易地走进来。不过，他甚至没有在我思考的时候靠近我，就已经能读出我的心思，这一点让我感觉阴森恐怖，说明有一个男人对我执行了一次彻底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点一滴的信息，耐心地搜集、整理和归档，尽管这一次他最终还是弄错了。

跟我们的上两次见面，也就是他周密策划的那两次一样，这次也几乎都是他在提问，而且看起来并不急于得到回答。这是因为他问的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他不是为了获取信息或确认自己的猜测而真正的提问。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陈述主张、具有修辞力量的评论、暗示和警告，是为了让我知道他已经专门了解过我，而那些添加在最后的“是不是？”“有没有？”“对不对？”“不是那样？”是他伪装成提问用的。他开始评论希腊罗马，与此同时，我想起了那辆小货车，那辆白色小货车，想到通道里的那辆车肯定就是他的。那时候他是不是就已经在跟踪我？我上法语课的时候，他是不是一直坐在那辆小货车里，看着我，看着其他人，注意到我们在观看日落时的焦虑？他跟我说话时又好像认识我似的，又好像我们曾经以某种恰当的方式彼此介绍过似的。跟上次在水库公园一样，这次他的目光依然偏向别处，没有直视我；更像是在凝视我身体的一侧。接着他又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关于准男友，他之前一直没有提起这个人，直到此刻。

他要在适当的时候提起他，现在时候到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略微谈谈这个所谓的有点像是男朋友的人了？他说：“你有时候去见的那个小伙，年轻小伙。”他说“年轻小伙”，就好像准男友太年轻，就好像他并没有大我两岁。“你去你的居住地之外、他的居住地之内的酒吧，和那个年轻小伙跳舞，是不是？还去少数几家镇上的酒吧，以及大学附近的其他一些酒吧？你和那个年轻小伙一起去喝酒，没错吧？”说到这里，他开始列举那些特定的酒吧和确切的时间地点，接着他说他注意到我现在不常在工作日搭乘公共汽车去镇上了。他指的不是上次他提起过的我以前经常搭乘的那辆早班公共汽车，而是我最近为了避开他，特意绕道去搭乘的那辆新的公共汽车。那是因为，他说，如果我前一晚在年轻小伙家过夜，第二天早晨就会从年轻小伙家出门，搭别人的顺风车去上班。因此，他认得准男友家，知道他所在的地区，还有他的名字、他有些什么朋友、他在哪里工作，甚至知道他曾经在一家汽车厂上班，而那家厂后来因为整体劳力过剩而不得不关门。他还知道我和准男友睡在一起。说到这里，我被惹恼了。他的那些话里可能暗示着的——我知道实际上正在暗示着的——含义，让我感觉自己像是被逮住了。“但他还不算个约会对象，对吗？”他问，“不是什么正经的约会，不稳定，也不成熟。你和他的关系一直在原地踏步，不是吗？”他的话让我措手不及。如果要我猜想在这次，也就是我们的第三次碰面中，送奶工会对我做些什么，那也应该是批评我继续跑步，依照他的说法，我不仅不应该把跑跑走走作为我的运动节奏，还不应该继续走路，因为——他上次有没有说？——我走了太多的路。他批评的两件事情我都依然在做，他因此感到失望。不仅如此，我还和三姐夫一起在水库公园里跑步。但他没有提起三姐夫，也没有提起我继续动腿，更没有提起水库公园。因此，这新一轮的谈话让我彻底不知所措。

他说——仅仅稍微提了一下——年轻小伙依然在干汽车这一行，对吗？接着，他说了准男友目前确切的工作地点，谈论了宾利风驰，还有那个超级增压机。再接着，是那面来自“海对岸”的旗帜。就在这时，我的双腿后部有一股快速流动的感觉，有节奏地将我控制住，让我很不舒服。他了解准男友的日常路线和他所有的活动，就跟他了解我的日常路线和我的活动一样。接着，他说年轻小伙喜欢日落。其他任何人——尤其是任何男性——就算注意到日落，也不会花时间开车去观看，他说起这一点，就好像这是一种格格不入，就好像在他搜查、盯梢、指使谋杀的所有那些年里，从没碰到过如此古怪的人——确实够古怪的。这也正是我对准男友和日落这件事的看法，但不包括搜查、盯梢和指使谋杀那部分。然后他又说：“各有所好。”他说得很平静，更像是自言自语，给他自己提供一种轻松幽默的消遣。他又回过头来谈论超级增压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准男友那里流传着的关于他和超级增压机的谣言，以及人们假想他具有的倾向——成为叛徒的倾向——针对他家里放着一件如此典型的“海对岸”的物品，上面有那个红白蓝的东西。

我回答他时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完全不符合我个性的事情。“他没有拿那个贴有旗帜的部件。”我说，“不存在什么贴有旗帜的部件。那是他那里的人四处散播的谣言。”接着我又推翻了我自己，说：“某个来自‘马路对面’的小伙在我男朋友干活的地方给部件加上了旗帜。”——我的话里有三件事以前从没发生过。第一，我在撒谎，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某个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在准男友干活的地方给部件加上了旗帜。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准男友干活的修车铺里是否有人信仰对立的宗教。第二，我把“准男友”变成了“我男朋友”，我是第一次这么做。这是为了防范，不让送奶工察觉出这个“准”意味着我和准男友的关系里存在缝隙，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缝隙插进我们之间。第三，我突然讲出来的这些话，这些急促含糊、毫无节制的话——正如我所说，是谎言，是为了替准男友辩解，为了保护准男友，不让他被这个无所不知的、邪恶的送奶工伤害——但这与我几乎从不开口替自己辩解、保护自己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我在做什么，但我能感觉出我此时的表现和那次我朝着窗外冲着大姐大喊大叫之间的相似性，那次她特意来我家，严厉地污蔑我，因为她丈夫派她来严厉地污蔑我。我当时感觉自己跌跌撞撞，就跟现在一样。我摔跟头了，我多嘴了，而我通常的做法是远离流言蜚语，远离大嘴巴，不用去喂饱那五千人[7]。那个令人厌恶的集体心理所形成的势头，足以对人产生影响，把人骗进来。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替准男友解释和开脱，这完全就是我和送奶工最早见面以来——当时我在读《艾凡赫》，他把车停在我身边——我第一次想要对这个男人说点什么。但我还是继续说，用我似是而非的故事，反复提起那个来自“马路对面”的小伙，为了听起来像真的一样，我说得相当轻松随意。后来我突然想到，我或许不应该捏造这个来自“马路对面”的小伙，而应该坚持真相，告诉他并不存在什么贴着旗帜的部件。但是在当时，来自“马路这边”“马路的我们这边”和“信仰我们的宗教”的所有人都知道，对于任何来自“海对岸”的东西，哪怕只是疑似带有爱国主义情感，收下它的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可以的——正如准男友那些眼红他的邻居所提出的那样——无论有没有旗帜，准男友都应该本能地退出抽签，根本不应该赢取那种汽车的任何一部分。于是就有了那一连串事件：一次抽签，赢得某物，突然继承了一大笔财富，被继承者慷慨大方，而且财富还在不断增长，不仅有口袋里的钱，还有物质财产，无法用常规的语言来形容。通常发生这种事情时，会有流言蜚语说那和告密有关。“就跟他们说你继承了一笔财产。”政府官员对来告密的人这样说，“对当地男孩，也就是那些反政府派，就说这笔钱——我们用来跟你换取情报的这点随便多少微不足道的钱——是你赢来的，或者说是你抽签或者赌博赢来的，我们一定会让这笔钱看起来确实像你抽签或者赌博赢来的。”于是，告密者会匪夷所思地真照那样说了。“抽签赢来的。”他们会说，一边说还一边夸张地耸耸肩，做作地表示他们当然不是告密者，而且没人会认为他们是告密者。这就是说，尽管当地通道里堆积着大量告密者的尸体，他们仍没有吸取教训，也没意识到不该愚弄任何人，尤其是反政府派。“抽签赢来的，”他们依然会这么说，“还上了报纸呢!”他们继续说，意思是全国发行的印刷品确凿地证明了他们不是告密者。但是又出了问题，他们用了“错误的”报纸，来自“那边”的报纸。在这种公开刊物上刊登这种声明，在我的社区里和准男友的社区里更可能获得的不是开脱和命运的救赎，而是谴责和注定悲惨的境遇。然而，尽管那些报纸被怀疑与政府串通勾结，告密者还是坚持政府为他们事先安排的那套说法。当然，准男友的东西确实是抽签赢来的，通过在他的修车铺里偶然开展的一场心血**的游戏。再怎么说，哪种眼光狭隘的告密者会用关于我们当地反政府派的那些没有太多价值的信息，去索要——并且还得到了——一辆宾利风驰上的超级增压机？然而，局面复杂。非常复杂。在这次见面中，我已经两次感受到掉入陷阱是多么容易。人们撒谎，圆谎，被谎言束缚，无法摆脱谎言，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要继续撒谎。我从一个谎言开始，说我的准男友赢得了一个中立的部件，来自一辆中立的车，而实际上它可能不带任何一点中立的成分。此时此刻，我让自己与一个敏锐冷酷的情报机构对着干，在我想象中那是送奶工所掌控的机构，我已经无法回到最初，重新讲一个更简单的故事——那个真实的故事——因为如果我这么做，那只会把准男友的事情越搞越复杂，还等于向送奶工承认我一直在撒谎。

这是疯了，你疯了，我对自己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说？如果这个旗帜事件最后被送上了袋鼠法庭，那该怎么办？你愿不愿意提起那个来自“马路对面”的小伙——让我们假设他叫艾弗？这个人肯定。他不愿意在任何与他为敌的反政府派的地盘现身，不是因为他是个虚构人物，而是因为他的信仰问题。不过，他还是愿意在他工友的支持下写一张小字条。艾弗会在这张小字条里保证，他是那个贴有旗帜的部件的所有者，或许还要在部件旁附上一张他自己的宝丽来快照，并在字里行间暗示他来自“马路对面”的身份——或许可以放上更多的旗帜？诡计应该能得逞。我身上喜欢联想和讥讽的这部分性格又让我想起了准男友的轻率鲁莽，想起他对汽车的极度狂热，以及强迫症般地囤积东西、一直堆到房梁上的癖好，他违背了我们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宗教上最重要的规定。男孩的处境与女孩不一样。对他们而言，关于“允许什么”和“不允许什么”的规定更加死板、更加艰难。大部分男性那边的规定我不是很在意。我不了解啤酒、拉格啤酒，甚至某些烈酒；运动，我也一样不了解，因为我讨厌运动，我讨厌啤酒，我讨厌高浓度的烈酒，拉格啤酒也一样，我从没注意到土生土长的男性在这些东西的选择上坚持带有政治或信仰的色彩。汽车我也确实不了解，哪些来自“海对岸”的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至于宾利风驰，尽管我已经意识到这辆车必定会让人联想到某种代表国家的徽章——但有没有可能，我想知道——跟准男友温文尔雅、善于交际的邻居先前想知道的一样——把它变成那些可以接受的、跨越界线的赦免对象之一？最近准男友那里到处散播着的凶猛的谣言似乎表明了没有这种可能。因此，没有什么部件是中立的。因此，所有部件都是叛国的。还有，如果艾弗性格偏执，拒绝写字条，又该怎么办？

“有个汽车炸弹爆炸了。”

是送奶工在说话，我赶紧听他在说什么。他说：“那是‘一个装置’，对吗？他们诡异地称之为‘一个装置’的东西，被贴在汽车排气管里面，然后在例行保养的时候爆炸了？我不得不说，我惊讶于你姐姐的前男友，作为一个汽车修理工，竟然没有发现这种显然很容易被他这种职业的人找出来的东西。”听到这里，我心想，不对，错了，他搞错了。姐姐死掉的前男友、欺骗她的那个人，后来死在他的汽车里是因为当时信仰对立宗教的一个宗派心很强的工友在工厂的停车场里往他的汽车底盘放了一个炸弹。但那个前任是个水管工，不是汽车修理工。准男友才是汽车修理工。我接着又想，可他为什么要谈论姐姐和她的前任？在我看来，送奶工虽然搞错了希腊罗马，但他不可能这么无知，连一些根本算不上秘密的事情也不知道。当然，他并不无知，并没有把水管工和汽车修理工搞混。是我本身的推理能力不够，没能当即领悟到他话里有话。他还是继续往下说，不断地暗示我，给我时间，给我一个慷慨仁慈的机会。他天衣无缝地来回穿插，从姐姐死去的前男友和杀害他的政府捍卫者放置的炸弹，一直讲到“他现在正在家里修一辆破烂不堪的车，对吗？”他是指准男友。接着又回到死去的丈夫，他没能成为丈夫，却是他悲伤地守着寡的前女友心中真正的丈夫。他接着摇了摇头，为他们感到难过，为姐姐和她死去的爱人。“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宗教信仰。”他说。他还说他希望大姐能够从中恢复，不会永远为失去那个汽车修理工而感到悲伤。“好女人，依然是个好女人。脸蛋儿很漂亮。”——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起过她嫁的那个男人，她真正的丈夫，也就是大姐夫。我开始感到困惑。难道是姐姐？我在想。我是不是搞错了？他追求的人会不会从头到尾都是大姐，而不是我？但是为什么要提起她的前男友？为什么要提起害死他的那个炸弹？为什么要提起准男友？就在我为这些问题感到大惑不解的同时，那些令人难受的波浪，一波生理的涟漪接着一波情感的涟漪，又在不断地攻击着我的双腿和背脊。

由于送奶工的迂回暗示，我发现自己的恐惧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我不再为准男友那里的那些人期盼他受到伤害而感到怒不可遏。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忽视他的历史，因为他遗忘他的社区，因为他把一些引起众怒的、他那里的人不希望看到的徽章带回家，并在他堆满东西的房子里、堆满东西的食品柜里，和他的汽车零件一起高高地堆到了天上。另一方面，我也不再害怕那些嫉妒他的无论信仰哪种宗教的工友对他进行一场更私人化的报复，想让他有最坏的遭遇，因为他赢得了一个世界闻名的珍贵的汽车零件，而那也正是他们自己想要赢得的。听了送奶工的话，我眼下开始担心准男友正处在一种更迫在眉睫的危险中。他确实修理汽车，修理过很多汽车。他对汽车大概已经到了习以为常的地步，跳进车内，随随便便地转动钥匙，发动引擎。至于工作场所人员的信仰构成，我从没问过准男友。有可能他在一个混合信仰的环境里工作，如果是这样，有可能是个标准体面的混合信仰环境，但更可能是那些充满仇恨、剑拔弩张、暗藏杀机的混合信仰环境中的一个。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从没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确实和一些信仰对立宗教的女孩一起工作，但我从没觉得有必要去弄明白她们是否信仰对立的宗教，除非答案自己浮现。有时候是慢慢得知的，随着时间流逝，人们自然而然地了解彼此；但更多时候是突然间得知的，比如一旦听说了彼此的父亲、祖父、叔叔、兄弟的名字。我和准男友从没主动聊过那种话题，但我们都很自然地不喜欢另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喜欢这里的警察，不喜欢这里当权的政府，不喜欢“那边”当权的政府，不喜欢“马路对面”的政府捍卫者准军事组织，不喜欢绞尽脑汁想弄清楚别人是什么信仰的人，无论他自己是哪种人、信仰哪种宗教。当然，生活在这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抱有观点。不可能生活在这里——在那些岁月里，那些乌合之众的极端岁月里，在那些大街，也就是战场——大街就是战场——却没有任何观点。我自己把大部分时间都扑在了十九世纪，甚至十八世纪，有时候是十七和十六世纪，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抱有观点。三姐夫也一样，由于他痴迷于运动，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不会抱有任何观点，结果却发现他有着尖锐的观点。我们无法逃离观点。当然，问题在于这些地区之间、两边之间的观点，还不只是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每个人都无法忍受他人，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脾气火暴、日益激烈的争执；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不想介入那种爆炸性的混乱局面，即使你不可避免地抱有观点，你也只能想方设法把自己训练得彬彬有礼，才能克服暴力、仇恨和责怪，或者无论如何也要让它们相平衡——否则怎么生活下去呢？这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生活。这是在创伤和黑暗之下努力实现正常状态。因此，发现善良美好，而不是厌恶反感，是共存的关键。我们的法语班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混合信仰的班级，你可以在班上严厉抨击法国，或者更有针对性地说，法国隐喻文学作家。但是，如果你要求别人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谈论他们的观点或者你的观点，从社会礼仪规范的角度来看，就根本不行，一秒钟也不行。至于反政府派——比如准男友和我对反政府派的看法——我们也从不谈论。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当时有两样东西占据了我的内心。第一样是准男友，第二样是我们“若有似无”的关系。现在又多了这个送奶工——所以是三样东西，不再是两样。此外，如果反政府派的复杂动机在于想找到切入点、强迫我对他们做出一个全面综合的看法，也就是带有各种相互矛盾含义的看法，那就意味着变成四样东西了。接下来是政治问题，因为我不能脑子里总想着反政府派，却又不知道他们存在的理由——于是就有了五样东西。五样东西。这就是内心矛盾的大门打开时的状况。怀着所有这些不可调和的想法，不再可能陈述自己的观点，不只是政治正确的问题，甚至都不符合理性。因此有了二分法、封闭麻木、犹昧感、刻意回避、走路看书——为了寻求古代卷轴和莎草纸文献所带来的安全感，我甚至考虑将目前的手抄本全部忍痛放弃。否则，如果我突然意识到割裂的力量和感情，我会不知所措。鉴于所有这些被合法化的、被捍卫的失衡，我能理解他们，也就是反政府派，怎么会出现、怎么会看起来非出现不可的必然性。还有缺乏倾听、顽固不妥协，以及暗示着动**时代本身的根深蒂固的真相。所以，断层线的开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反政府派的出现也是无可奈何的。至于杀戮，这是常见的，意味着不会被过多地提起，不是因为不值一提，而是因为这是个庞大的问题，案件数也数不清，没过多久就不够时间留给它了。然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件极其出格的事情发生，以至于“马路这边”“马路那边”“海对岸”和“分界线那边”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只能被中断。反政府派的暴行会让你大惊失色：“上帝啊，上帝啊上帝，我的观点怎么会助长了这种行动？”一直是这样的情形，直到你忘记；等到敌人又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你就会忘记。又一次的天旋地转、大惊失色。复仇和反复仇。参加和平运动，表达自己对跨社区讨论、包罗万象的游行、真实完善的公民权利的支持——直到某一刻，人们开始怀疑这些和平运动、善良的意志和真实完善的公民权利正在被这个派系或那个派系悄悄渗透。于是你退出运动，放下希望，抛弃潜在的解决方案，被迫回到原来的观点里，那个观点始终是你所熟悉的、可以依赖的、无法避免的。在那些日子里，你不可能不封闭，因为到处都是封闭：我们社区里的各种关门，他们社区里的各种关门，这里的政府关门，“那边”的政府关门，报纸、广播和电视关门，因为接下来不会有任何消息，不会有哪怕一个政党察觉到真相被歪曲。到了这种地步，虽然人们谈论常态，但不会真的有什么常态，因为温和理性本身已经失控。无所谓当时提出了怎样的异议——关于方法和道德准则，关于刚刚开始运转或者从一开始就在运转的各种团体；也无所谓对于我们而言，在我们的社区里，在“马路的我们这边”，政府是敌人，警察是敌人，“那边”的政府是敌人，来自“那边”的士兵是敌人，来自“马路对面”的政府捍卫者准军事组织是敌人，再扩展开来说——多亏了疑心病、过往历史和被迫害妄想症——医院、供电局、燃气公司、自来水厂、教育局、电话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任何穿着制服或者容易被误认为穿的是制服的人也是敌人。反过来在我们的敌人眼里，我们也被视作敌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那些极端的日子里，如果没有在地下秘密活动的反政府派，在整个世界上，还有谁能作为我们和这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联合敌人阵营之间的缓冲？

当然，你不会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岁的我没有谈论反政府派，不愿意反思他们，拉下百叶窗，把跟他们有关的话题挡在外面。我想在我的心中继续保持理智，我当时认为自己是理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准男友，至少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谈论反政府派。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他潜心于汽车，就跟一些人痴迷于音乐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避免成为狂热的拥护者。因此，有一种敬重——至少是对老派反政府派的敬重，那些人出于道德原则进行抵抗和斗争，最后死掉或成为政治犯——就像妈所指出的那样，把大量的“流氓、俗人、事业狂和私心”都吸引了进来。所以，是的，让盖子一直盖着，买老书，看老书，认真思考那些卷轴和泥版文书。这就是当时十八岁的我。准男友也一样。我们不讨论这个，也不反复思考这个，但是当然，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一天天、一滴滴地吸收它带来的日常影响。如今，在这个送奶工一直以来的帮助下，变成了这种情形：我自身的可怕幻想和大难临头的感觉预言了准男友即将死于暴力。当然，这不算真正的预言，因为这个送奶工已经用他那套措辞作了详细的描绘：死于汽车炸弹，但汽车炸弹可能并不是实际上采用的方式，只是举个例子，用来展示画面和效果。也不会是他来自“另一边”的工作上的同事(如果有的话)出于宗派主义的观点想要杀死准男友。不是。就好比送奶工并不是为了在水库公园里跑步而在水库公园里跑步，他是为了接近我，而准男友可能因为任何一种政治问题被杀害，但送奶工要杀害他实际上是出于被掩饰的、对他跟我之间的两性关系的嫉妒。这似乎就是送奶工在我们的谈话中重点强调的言下之意。所以，在这些想法一闪而过之际——这是一些充满困惑和焦虑的想法，不是我通常所触及的十九世纪文学里的让我感到安稳的想法——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知道如何不去回答，回答就等于对抗、提问、催促澄清。那样做绝对不会管用。我知道他知道最终我会理解他对我说的到底是什么，以及我出于社会性的习惯假装他没有对我说的是什么——这不只是社会性的习惯，还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我身处大众的、草根的阶层，甚至无权知道这个男人是不是反政府派，不管怎样，这就是事实，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相信他是反政府派，仅仅是因为这里所有不能被提起、结果却又被提起、同时依然裹着一层不能被提起的外衣的那些事件中，广泛存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这个事件——也就是送奶工是不是反政府派——不能被提及，于是坊间会被说成“别傻了，他当然是的”。我应该相信这一点，就跟应该相信这里的其他某些人也是反政府派一样。然而，对比最近发生的其他一些不能被提起的事件——比如我跟送奶工有私情，但我自己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而其他人都不清楚——有没有可能类似地，这个男人也根本不是准军事组织成员？他可能是某个投机分子、某个幻想主义者、那种沃尔特·米蒂[8]式的人物，完全不是真实的自己，试图甚至成功地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神秘的威望——在送奶工的例子中，他假扮的是某个最高反政府派情报机构的情报收集人员——一切都建立在别人对他的误解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送奶工从一开始就是个“扶手椅上的支持者[9]”，对反政府派抱有**和幻想的那种人，有时候会变得疯疯癫癫，他们自己先开始相信，接着会暗示别人，再往下甚至吹嘘自己也是个反政府派？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某某·某某之子的身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个男孩在送奶工死后想要威胁我，他把我逼到这个地区最受欢迎酒吧的厕所角落，当时他肯定正在着迷地幻想自己是某个最高级别的反政府派成员。

某某·某某之子大概不会同意对他的这种评价，但我认为既公平又准确。在我们都是十七岁那年，他第一次靠近我，想对我有所行动，当时我拒绝了他，因为他对我没有吸引力。我突然想到，某某之子是会耿耿于怀、悄悄跟踪的那种人。“我们会跟着你的。”他说。他迟钝地意识到被我拒绝了、没有像他事先设想的那样被我接纳。虽然我在拒绝的时候尽力表示我对他的尊重，但没有用，因为他又立即说道：“我们会紧跟着你，永远紧跟着你，这是你自找的。是你让我们盯上你的。你让我们认为……你暗示了……你不知道我们能干出些什么，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在你认为我们不在场的时候，在你认为我们已经走了的时候。你会为了……付出代价，哦，付出代价，你会……你会……”看见没？典型的跟踪狂行为。现在他用第一人称复数来指他自己，但就在不久前，他还跟所有人一样，用的是正常的第一人称单数。某某之子还是一个爱说谎的人。我不是指他说一些神经兮兮、脆弱焦虑的谎言，比如我最近临场编造的、跟送奶工乱讲一通的那种关于准男友、艾弗、超级增压机以及来自“海对岸”的旗帜的那种谎言。我指的是某某·某某之子身陷在伪装里不能自拔，这让他认为自己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这些谎言有一个詹姆斯·邦德式的开端，但是，当然，在这里，在“马路的我们这边”，在“海的这边”，没有人承认詹姆斯·邦德的存在。他是又一个绝对不可接受的东西，但是没有观看他们操控下的转播台——转播关于我们的政治问题的电视新闻——那么不可接受，也没有阅读错误类型的报纸——又是来自“海对岸”的报纸——那么不可接受，也肯定没有在深夜里观看电视上播放那首国歌那么不可接受。詹姆斯·邦德也不被允许是因为，就跟超级增压机一样，他是又一个典型的、能代表国家的、表现“海对岸”爱国主义的东西。如果你来自“海的我们这边”，同时又来自“马路的我们这边”，而且你确实看过詹姆斯·邦德，你不会刻意告诉别人这件事，你还会让电视机音量始终保持很轻很轻。如果你一边看一边当场被人逮住，你会立即气急败坏地说：“垃圾!哼!一派胡言!搞得像真的似的!”你的意思是穿着全套晚礼服的詹姆斯·邦德刚才还在火葬场的棺材里，假装自己已经死掉，接着却又冲出棺材，为了他的国家消灭坏人，参加所有的派对，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上床，这有多么不合情理!“不可能，”你说，“他们以为自己是美国人，但他们不是美国人!哼!哼!”你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开脱，防止别人以为你是个叛徒，没有为持续了八百年的斗争提供支持，还让自己和奥利弗·克伦威尔、伊丽莎白一世、1172年的侵略以及亨利八世在政治上并肩。所以，那就是大众意识里、日复一日被禁的历史性和政治性意识里的詹姆斯·邦德。但是，撒一个詹姆斯·邦德式的谎言的角度与此略有不同。它跟利用那种爱国伟人的形象有关，好小伙，英雄人物，不败的、性感的、独行其是的男性征服者，打败所有坏人，为了祖国的荣耀。只是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文化里，在“马路的我们这边”，谁是谁、什么是什么，都必须互换一下。

在我们这里，反政府派被认为是好人、英雄、值得尊敬的人、英勇的传奇斗士，以少胜多，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的权益挺身而出，作为游击队员，与一切邪恶力量作斗争。人们这样看待他们，就算不是这里的所有人，也是大部分人，至少在一开始，在随着越来越保守的新势力抬头、向流氓团伙型反政府派转变、导致理想主义者以死亡告终之前。这种巨大的个人转变，给“马路的我们这边”的非反政府派和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的人带来了道德困境。这个困境依然由内心的矛盾、道德的模糊以及彻底面对真相的艰难所构成。这里有世界上的一些约翰和玛丽，想要心安理得地过上平民生活，就好像这里的政治问题允许这样似的。但他们逐渐变得不安，不再确定我们的荣誉守护者为伟大事业而斗争的方式是否符合道德要求。这不只是因为死亡和逐步增加的死亡，还因为受伤、被遗忘的破坏、所有以成功的反政府派行动为根源的那些个人暗自遭受的痛苦。反政府派的力量和对力量的假想不断增加，那些约翰和玛丽的不安也随之增加，尽管另一边——“那边”——“马路对面”——“海对岸”——也致力于此，实施他们自己版本的破坏。还有那些日常行为，包括在公开场合谈论不可告人的私事，地区反政府派颁布法律规定，一旦察觉到任何违法乱纪便下发命令和处罚。殴打、示众、涂柏油粘羽毛、人间蒸发，鼻青眼肿、伤痕累累的人随处可见，他们缺失了就在前一天还肯定在的那些手指、脚趾。还有建立在地区临时营房里的即兴法庭，或在其他特别欢迎反政府派的废弃大楼和房屋里。我们的反政府派有无数种方法为他们的伟大事业强征资金。尤其是机构里的被迫害妄想症患者，他们测试，审讯，几乎总在利索地执行对告密者或疑似告密者的处决。然而，在这种对立情绪所带来的不适感将那些约翰和玛丽紧紧抓住之前，反政府派就已经在几乎整个社区的眼里，成了偶像级别的崇高战士。对于这些准军事组织的骨肉皮而言——可以肯定的是，某些女孩和女人在内心或在情感上无法理解什么是道德冲突——反政府派组织里的男人不只代表着具有完美无缺的韧性、性感和男子气概的伟大物种，通过和他们建立关系，这些女性还能促进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职业生涯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总有女性群体围绕在反政府派的身边：逗留在反政府派出没的场所，生活在反政府派的圈子，跻身反政府派的巢穴。无论在这里或别处，如果你看见有女人搭在一个不知名的男性身上，你可以把你的外婆和奶奶都赌上了说，这个备受倾慕的男人肯定是个反政府派。对这些骨肉皮而言，这些男人成为伟大事业的战士并没有他们作为身份特别的个人在这里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力来得重要。他们不必是准军事组织成员，甚至不必是非法存在，他们可以是任何人。但是，在一段特定的时期里，在每一块极权主义运作的飞地上，都是一些男性准军事组织比起其他任何人更有权力控制这些地方，并掌握最终的话语权，事情往往是这样。当然，准军事组织没有像那些跨越界线的摇滚明星、电影明星、体育明星，以及现在那两个交谊舞冠军那样为不同的社区所接受，但在他们各自的地盘上，相当于当地名流，等同于那些为不同阵营所接受的更为家喻户晓的人。对于骨肉皮们而言，这些人就是詹姆斯·邦德，但不是那个为国家服役的邦德。这个邦德有着令人难以抗拒、难以超越的、超人般逆潮流而上的气质风度，尤其是指每一个在反政府派的等级阶梯上身居高位、随时准备为他们的伟大事业而牺牲的人。至于这个伟大事业——包括“马路的我们这边”“海的我们这边”“他们的旗帜不是我们的旗帜”等所有这些——其实也同样地，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从根本上来说，就动力和动机而言，这些骨肉皮都无所谓。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只为了生活中精巧可爱的东西。并非从一开始就只为了这些代表辉煌时代、美好人生和幸福生活方式的漂亮衣服、精美珠宝、开心购物、丰盛晚餐、欢乐派对和放在秘密保险箱里的大沓现金。至少在旧时代，在独裁残忍、难以降伏的老反政府派所处的旧时代，往往没有闲钱给个人挥霍造势，因为所有以非法、极度非法、非法得令人大跌眼镜的手段强征而来的东西，确实都不得不花在这个伟大事业上。因此，要说当时个人在物质上的收获，那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老反政府派似乎对此也不感兴趣。在骨肉皮看来，能真正体现她的成就的，是成为这个男人的这个女人所带来的尊贵地位。他必须是领袖，是老大，反过来也让她成为附属品中的老大。如果附属品老大的地位碰巧已经被别人占据了——可能是某个先于她加入组织的千娇百媚的骨肉皮——那么她就成为附属品老大的继位者——就算关系不够硬，还可以成为前途光明的侍女——总之不会退出跑道。如果他碰巧已经结婚，这个男人中的男人，勇士中的勇士，只要能证明他的妻子没什么影响力——比如说，不是反政府派组织的某位女性成员，准备杀掉任何想对她丈夫采取行动的女人——那么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骨肉皮们喜欢成为男人的另一个女人，成为情妇，因为那样能确保她们的地位，带给她们稳固的名誉和荣耀。正如我妈前来指责我成为准军事组织的骨肉皮时所再次指出的那样，那些“身手敏捷、令人窒息、叫人神魂颠倒的反叛者”是真正的男人，这些野心勃勃的女人希望能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伟大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她依然来看我。我是指我妈。来指责我。来规劝我。来命令我别再继续做那种女人，尽管我从来没有。流言已经四处传开——在我和送奶工仅有的两次相遇之后——说我正在慢慢地往那里挪动，已经站在了成为骨肉皮的边缘，我正在敲门，想让人把我放进去，进入强势组织的核心，已经被蛊惑得据说连眼珠子里都充满着野心、欲望和美梦。妈继续警告我，反复让我清醒一点，要明白这些男人不是电影明星，别自欺欺人。我愚蠢地在那些我到处走路时看过的老式故事书里追寻一种巨大的热情，但这并不是这种热情的样板，只是我用充满想象力的原料制作出来的幼稚病态的作品、用未经驯化的男子气概塑造爱人形象的一个例证而已。“但是，女儿，这些书没有告诉你的是，”她说，“你跟他约会并不是因为他是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你想要一个怎样的人并把他想象成那个人。”她又说她的思想并不老套，她不是一无所知，也没有彻底忘记自己的青春岁月。面对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不寻常的**，她肯定也一样会搔首弄姿。但是实际上，我不仅试图用一种很不淑女、猥亵及跟踪的方式抓住爱情，她说，竟然还险些进入那种绝非无关轻重的女性世界，成为谋杀犯的附属品。“说到这一点，”她说，“那些黑暗的冒险者——先锋者、救赎者、违法者、作恶者——随便人们给他们贴上怎样的标签——都是反社会分子，甚至可能是精神病患者。即使他们不是，”她又说道，“他们固执死板、崇尚冒险激进的个人主义的这一事实，也会赋予他们完美的资格，去犯下他们在运动中所犯下的一切，这种心智模式和个人主义让他们几乎无法为了别的任何东西而归属于这个世界。”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她说。没有私人的人际交往。不成家，也不履行家庭义务。甚至活不到人均寿命。“所以，别跟他们混在一起，女儿。无论如何，一个正经女孩，一个正常女孩，一个有完整的道德感、对值得尊敬的文明开化之物有着理解力和欣赏力的女孩，会赶紧该死的离开那里，甚至连去都不会去。”她接着又说我进入那种圈子的方式甚至都不够正经。这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婚配问题上，又回到了婚姻承诺上。甚至在这种时候，在试图劝我离开那些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危险的革命分子的时候，她都似乎无法控制自己不去考虑婚姻方面的问题。她是指我进入得不够体面，没有作为妻子，如果我非要爱上一个反政府派，有没有可能让自己正式嫁给他，以那种方式被接纳？“但是天知道啊，”她说，“做那种人的妻子本身就不容易。所有那些探监、扫墓，被敌方警察、士兵、同为反政府派妻子的女人和丈夫的反政府派战友监视。实际上，会被整个社区监视，”她说，“以确保她的忠贞，确保她没有获得自由，确保她举止得体、没有做出任何有辱她丈夫颜面的行为。所以还是不要了吧，”她说，“这种人生不容易，肯定是一种充满着压榨和伤害的非常孤独的人生。但是，女儿，她在那个圈子里至少结婚了、登记了，拥有完整的声望。如果他最后死了或被关押了，她和她的孩子会得到照顾。”在妈看来，她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将来某天会有某个男人想迎娶的值得尊敬的女性，相比之下，我却走上了依附男人的道路，摧毁了她对我的培养。我自甘堕落，她说，抱着任何一点残存的可能性，想成为“靠别人养活的东西”，甚至堕入骨肉皮的等级体系。“你达到了目的。你毁了自己和你所有的运气、所有的机会——这是为了什么？”她摇摇头，警告我说，“女儿，他们不会承认那种女人的合法地位的。”

她用平常惯用的那套结束了这次说教：“记下我说的话，你以为你既可以吃了蛋糕又可以留下蛋糕，你相信这就是给你带来生命力的东西。普通生活太无聊，我们其他人都太无聊，但事实会横亘在你的生活里，小姑娘，无论你想不想这样。做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普通男人结婚，履行生活中的普通职责，这些都没什么错。但我发现你被花里胡哨的东西催了眠，被装饰品、金钱、亚文化、保护伞、你自己的青春和你的不成熟遮蔽了双眼。这会以悲剧告终，”她说，“你会成为空壳，由他塑造，受他控制，你所有的力量和你生机勃勃的灵魂都会被掏空和过滤掉。你会迷失，迷失你自己，会滑入邪恶的深渊。至于他曾经做过的以及他正在做的所有那些模糊不清的事情，所有那些——又是什么呢？那些模糊不清的事情、他的准军事组织生活方式所涉及的所有那些模糊不清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不会记得。你还会故意记错。很奇怪，我直到现在才看出这一点。我越是把你当作成年人来对待，你就似乎越像你的父亲。他沉溺于他的情绪、心理和对一切的怀疑，而你也一样，女儿，你沉溺于你对阴暗的迷恋。”

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她对我说的全部的话。我现在不再是一个可恶的拒绝结婚的老处女，我绝对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沟通、游离于社会、自由散漫的女人。但是她这些充满着伤害与轻蔑的话，并非出自她女儿用充满想象力的原料制作出来的病态作品，而是她自己用充满想象力的原料制作出来的病态作品；她把关于我和送奶工最新的流言蜚语传达给我，同时又成功地将它继续传播下去。如同送奶工——如同他们所有人——这个人，她也知道答案，所以不问问题，对于我的回答也没有兴趣。并不是说我会回答，或者说我急着要跟她解释我还没变成送奶工的女人。她上次那句“骗子!”所带给我的侮辱依然刺痛着我，毫无疑问，我上次的沉默也依然令她耿耿于怀。她只是轻易地丢出那些话，而我拒绝承认那些话造成的影响。但确实造成了影响，正如我刚开始意识到的这里的人们对我的态度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指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编造谣言、不断散播和翻新那些谣言的人，而是指当地准军事组织的骨肉皮，她们也注意到了我。下一批决定来找我的人正是她们。

事情发生在一天晚上，当时在地区最受欢迎酒吧的厕所里，有六个人朝我围拢过来，在镜子里看着我的脸。其中一个问我想不想要一片她的口香糖。另一个主动让我试一试她的口红。还有一个递来她的雅诗兰黛。她们都很友好，或者说假装很友好，而我接受这种友好，或者说这种假装友好的姿态，不为别的，就为拖延时间，因为当时我很害怕。

“我的男人一直都很难搞。”容貌最年长的那个女人说，她把香水递给我。她在我旁边的水槽边上，对着镜子里的我说话，接着又把注视的目光转移到了她自己身上。她盯着自己的乳沟。似乎很满意。调整一下。再调整一下。似乎更满意了。“一个危险的男人，”她说，“充满男子气概，非常强烈，必须这样，我喜欢那种东西。”她怂恿镜子里的我表示赞同，这时另一个人插了进来：“但那种人追求极端，一条路走到黑，不会改变心意，没有‘离开’这个选项。我是指所有那些生啊，死啊，英雄主义啊，”她说，“别忘了这点。”“永远是个掷骰子游戏，”第三个说，“只能这样。因为无所谓有没有事前演练、有没有彻查重点，谁都知道他总会遇上倒霉日，那个倒霉日会成为他的最后一天，不过话说回来……”她说到一半打住了。“普通男人，”另一个说，“是做不到的。甚至连普通的反政府派成员也做不到。”“没错，你是否一直有点害怕？”有人从背后走来，“有点担心这是自己和他一起度过的最后几个小时，担心如果任务出了差错——会是砰!是嘭!这就糟透了!——他倒下，他死掉，或者面临终身监禁。你就像是不得不为此进行训练，不得不为此保持干劲。”我接着明白了“干劲”在准军事组织骨肉皮的词典里是什么意思。“让他知道对你而言他有多重要，”她们说，“看上去要漂亮，要时髦，永远穿着连衣裙，从不穿裤子。穿高跟鞋，注意——还要佩戴珠宝。永远不要让他失望。永远不要独自去酒吧。永远不要和别的小伙踏入舞池，或者意识到自己正单独和一个小伙处在调情的边缘。永远不要考虑别的关系，连准关系也不行。尊重他。好好服侍他。别大声说话。别泄密，别问问题。要感激。”她们说。她们继续指导我，我才明白这是什么，是指导。在这个厕所里，从这些女人这里，我得到了一个给攀龙附凤者的欢迎大礼包。

我还没来得及组织起一个答案，还不知道如何才能组织起一个答案，这时她们又回到了风险问题上，开始声辩为什么一切都是值得的。“那种陶醉，”她们说，“毕恭毕敬，如影随形。整个踌躇满志、如梦似幻、简洁有力的男性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他们获得控制权，维持控制权，把每个人都玩弄于股掌间。”听了这些女人的话，我明白了不只是普通男人无法加入反政府派，显然普通女人也无法升级为反政府派的女人。“会无法忍受，”她们说，“渴望那种生活，但又太过压抑——太太太过害怕。一般的女人，”她们说，“善良、普通、无趣——是不可能过上那种生活的。”“没精打采地爱着，”她们继续说，“不肯下注，害怕风险，用保守的任务和庸俗的男人填满生活，而非那种高智商的男人，他们如履薄冰，掌握着各种骚乱动**和意料之外。这些女人住在一个稳固安全的泡泡里，一个朝九晚五、正派体面的泡泡里。但是，如果你可以拥有权力带来的痛快、控制，甚至残忍引发的刺激，谁还想要宁静得令人昏昏欲睡的泡泡？所有这些步步为营、诡计多端、难以察觉的向上攀爬。你喜欢的不就是，”她们问，“这种突如其来的性欲的警钟吗？”

所以，妈错了，大错特错了。听了这些女人、这些自我满足的古怪女人的话，我清晰地意识到，她警告我的每件事，比如她们瞎了一只眼睛，她们犯糊涂，她们故意不去了解自己的情人所犯下的一切黑暗的罪行，似乎正是吸引那些女人想要继续这种生活的条件。她们不是无法面对现实，要我说，她们正拿着放大镜仔仔细细地观察现实。至于那个很爱夸大其词的女人，她误解了那些坏男孩，把坏男孩误当成了好男孩，还力图驯服和改造某个被社会误解的男人，这个人其实并没有故意制造骚乱。这些女人显然跟那个女人不是一种人。这些确实爱听玻璃破碎声。

她们叫了我的名字，我的名而非姓，由此跨越了界限，避免了交锋。我在她们中间，是她们的一员，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一个字也没说。当然，在任何一个走进厕所遇见我们的人看来并非如此。女孩们走进来遇见我们——先瞥我们一眼，接着又赶紧瞥往别处。这就是我过去常做的事情，这就是我过去的身份。每次我遇到这些骨肉皮，或者其他任何骨肉皮，在这个酒吧，或者别的酒吧，在这些一模一样的厕所里，或者这里的其他任何地方，我会先看她们一眼，再看往别的地方，然后掉头走开。因为她们这一类人，在我眼里相当疯狂。我认为她们是怪胎，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生物，那里以一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思维运作。她们不仅不是我，我还认定她们远远不如我。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她们要不是我们伟大英勇的准军事组织在性需求上的附属品，早就跟这里的出格者一样被流放了。危险的征兆。有着古怪的**，尤其是在性事上有着嗑了药似的**。我毫不怀疑她们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只有恶心。但是，在十八岁的年纪，我从来没想过要承认在性方面还有大量的东西我不理解。这些女人——她们的外貌、她们的话语、她们挪动身体时的姿态——她们也喜欢让别人观看自己挪动身体、举手投足——威胁着要将“性”作为某种没有条理的东西、某种无法控制的东西展示给我。理解了性的大量隐含意味所造成的困惑以及性的矛盾之处，受此影响并为之动摇——还未满十八岁的我能做到吗？我和准男友迄今为止的性经验干净有限，因此我对性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尽管如此，我能否别停留在“在那里，做了那件事情，和准男友做的，所以我知道人们关于它所能知道的一切”的程度上？十八岁的年纪允许我思考的肯定比我实际思考的更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