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奶工第三次出现是在我的成人法语夜校下课后不久。课堂在镇中心，常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往往是一些和法语无关的事情，也往往比法语更和法语有关。在最近的一堂课上，一个星期三的晚上，老师给我们念了一本书上的内容。那是一本法语书，一本正经的法语书，母语是法语的人读起来也不会觉得差劲。老师说她念给我们听是为了让我们感受一下满满几页真正的法语——在那本书里等于一个文学段落——连着听起来是怎样的。但问题在于，她念的这个段落里，天空不是蓝色的。最终她被打断了，因为教室里的某个人——代表我们其他所有人的发言人——显然无法忍受。有个地方写错了，看在万事万物的分上，他需要指出这个错误。
“我不明白，”他说，“那一段描写的是天空吗？如果是天空，为什么作者不直接说呢？为什么要用花里胡哨的写法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呢？他只需要说天空是蓝色的就行了。”
“是的!是的!”我们大喊起来。就算有些人没喊，比如我，我们的想法态度也肯定是一致的。“天空是蓝色的!天空是蓝色的![1]”其他好几个人大叫，“这样就能写清楚，他为什么不这样写？”
我们感到心烦意乱，不只是一点点，老师却大笑起来。她经常这样，这是因为她的幽默感多得令人不安——这一点也搅得我们心烦。每次她大笑，我们都不确定应该跟着她一起笑，表现出好奇和专注，问她为什么笑，还是面露愠色，像是被冒犯了，严肃地表示抗议。和平常一样，这一次我们还是选择了抗议。
“简直是浪费时间!无法理解!”一个女人抱怨道，“如果那个作家不是教法语的，就算他是法国人，他的作品也不应该在法语课上被细读，就算他是法国人。这是一门‘学习外语’的课程，不该用来将外语拆分开来，继续以这种语言进行分析，在其中找到诗意之类的东西，以此增加我们的负担。如果我们想学习修辞的手法或华丽的辞藻，用一件事物呈现另一件原本就显而易见的事物，我们应该去跟楼下大教室里的那些怪物一起学英语文学。”“没错!”我们大喊，又继续大喊，“是什么就说什么!”还有大家都认同的“天空是蓝色的!”以及“这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所有人都在点头，拍桌子，喃喃自语，表示肯定。是时候了，我们心想，该给我们的发言人和我们自己一轮愉快的掌声了。
“同学们，”老师在掌声退去后说，“也就是说，你们认为天空只能是蓝色的？”
“天空就是蓝色的。”我们说，“还能是什么颜色？”
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天空不只有蓝色，还有另外两种颜色，但我们为什么要承认？我自己就从来没承认过。即使上周和准男友一起生平第一次看日落，我也没承认。即使在那个时候，天空的颜色比人们承认的三种颜色，也就是蓝色(日间的天空)、黑色(夜晚的天空)和白色(云)，来得更多，我依然整晚都把嘴巴闭得紧紧的。此时在教室里的其他人，都比我年长，有些已经三十岁了，他们也不会承认。不承认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接受细节，因为这种细节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着责任，如果我们没法儿负责，那该怎么办？如果看见的细节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经不住由此招致的审讯，那该怎么办？更糟的是，不管它是什么，如果它很美好，我们喜欢它，适应它，为它雀跃，开始依赖它，结果却不得不离开，或者被突然驱逐，再也回不来，又该怎么办？最好一开始就不要接触它，这就是我们普遍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天空就该是蓝色的。但老师不依不饶。
“如此而已？”她问。她假装惊讶，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她的怀疑；简言之，怀疑她不是别的，就是个出格者。没错，我是在镇中心，也就是在我的居住地之外、在我的信仰所覆盖的地区之外、在一个确实有人名叫奈杰尔和杰森的班级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序、争议和出格者在这里就没有了。你会知道，比如说，在无关信仰的前提下，谁是在提出正常的争议，而谁是在走极端。老师肯定属于后者。显而易见，每次只要是她来教法语，法语就永远说不了几分钟。今晚也和平时一样说起了英语，也就是说，和平时一样，法语去了窗外，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让我们看窗外。她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像是一个端坐在威严华丽的马背上的女人。她举起钢笔，指向窗外。
“好了，各位，”她说，“你们得看一看天空。你们得看，现在就得看，看一看那日落。壮丽辉煌!”说到这里，她不再指向窗外，也不再敲打玻璃窗，而是把天空吸入体内。她吸完后(这真叫人尴尬)，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啊——”，她又把天空从身体里呼了出来(这更叫人尴尬)。接着她又开始指向窗外，敲打着玻璃窗。“告诉我，同学们，”她问，“你们现在看见了几种颜色？听清楚没有？我问的是几种颜色，是复数。”
我们看了窗外，因为她让我们看。虽然日落不是教学大纲上的内容，但我们还是看了。在我们看来，天空和往常一样，正从淡蓝色变成深蓝色，也就是说，它就是蓝色的。但是，自从前不久和准男友一起看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日落，我知道法语课那晚的那片天空绝不是些深深浅浅的蓝色。无论多么叛逆和顽固的人，都很难在我们教室的一整片窗户上找出任何一点蓝色。我们很难找到。不过我们心意已决。
“蓝色!”
“蓝色!”
“好像还有一点——不，只有蓝色。”我们声嘶力竭地回答。
“我可怜的班级被洗了脑!”老师大喊道。接着她又开始虚张声势，假装为我们缺失的色彩、我们受限的地平线、我们封闭的精神世界而感到悲哀，但实际上她根本就是个过于自我、不会被任何事情困扰太久的人。她怎么会这样？她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敌对，呈现这种与我们的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她自己的文化背景与我们相同，我们所适用的色彩偏好意识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她，这跟隶属于哪个教堂无关。可她又笑了起来。“整片窗户里没有一点蓝色，”她说，“请再看一看，请再想一想——然后，同学们，”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虽然其实什么奇怪的颜色都不缺——其实没什么东西是奇怪的。但是，在这一刻，请注意——那片看似奇怪的天空可以是世上存在的任何颜色。”
“放屁!”一些女士和先生大喊起来，接着是一阵“兴奋的哆嗦”在我们身上流淌。这个词是今晚除了“天空是蓝色的”和那家伙在书里故作姿态地写下的文字垃圾之外唯一的法语。我们内心的想法似乎是：不是这样的，她说的话怎么都不可能是真的。如果她说的是真的，天空——在外面也好，不在外面也好，随便怎么样——可以是任何颜色，那就意味着任何东西可以是任何颜色，任何东西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在世上的任何角落、在任何人身上发生——也许已经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到。所以，不是这样的。一代人又一代人，父亲继承男性祖辈，母亲继承女性祖辈，成百上千年以来，都只有被正式承认的一种颜色的说法和没被正式承认的三种颜色的说法。像那样一个五颜六色的天空是不被允许的。
“来吧，”她坚持道，“你们为什么背过身去？”我们背过身不看，是出于本能和自我保护。但她让我们转过身，再次面对天空。这一次，她透过不同的窗格，指着天空的几块区域，那些区域不是蓝色，而是丁香色、紫色，一片片粉色——各种各样的粉色——还有一块绿色，顺着它延伸出金黄色。可是绿色？那上面怎么会有绿色？透过窗户看日落不算最清楚，于是她把我们赶出教室，穿过走廊，进入搞文学的教室。那天晚上，那个教室里空无一人，学生们都去了剧院，带着笔、手电筒和小笔记本，观赏《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2]。老师让我们在这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天空。巨大的太阳闪耀着世上最辉煌的橙红色，在一个玻璃窗格里——也在一片没有蓝色的天空里——慢慢地沉入一片建筑群的后方。
至于这片天空，此时此刻是粉红色和柠檬黄的混合，底层还透着点淡紫色。就在我们穿过走廊的那一小会儿，它已经变换了颜色，还在我们眼前不断地变换颜色。淡紫色上浮现出的金色，开始转化成些许银色。角落里的另一片淡紫色慢慢从旁边飘过来，颜色越来越粉，变得更像是丁香色。紧贴着云朵(并非白色)的一片绿松石色渐渐褪去了。不同层次交织混合，形态千变万化，跟我在一周前的那次日落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我们去看日落吗？”准男友问我。我吓了一跳。“为什么？”我反问道。“因为太阳。”他说。“好的。”我说。就好像这种事并非前所未有，就好像在我的生活环境里人们经常彼此提议去看日落。所以，我答应了。和三姐夫跑完步后，我回到家，洗了个澡，换了件衣服，化了妆，穿上高跟鞋。准男友去他平时接我的地方接我，那是在我所居住的地区的最南端，我们这边沿着分界路的地方。这条孤独而又悲伤的道路在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中间穿过。我之所以跟他在那里见面，并非因为他信仰的宗教与我们的对立，他没有那种信仰，而只是因为这样做不会像来我家敲门那么麻烦。可是，就在第一次看过日落后不久，他开始抱怨我们的见面安排既麻烦又危险，还说我不想让他直接来找我，也不想让我们在我所居住的地方做任何事情，是因为我羞于让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听到这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这不是真的，他也知道不是真的，因为众所周知，我所居住的这个区域里有依照我们的信仰经营的最好的十一家酒吧，还包括那家全城最受欢迎的、专为我们的信仰而设立的酒吧。所以，他说我在找借口，这是真的，但不是因为我羞于和他在一起才找了借口。我不想让他来我家找我是因为我妈。我妈会问很多问题，接着是关于结婚的冗长说教，再接着是关于生孩子的冗长说教。就算不是这样，她也会把他误当成送奶工，狠狠地指责一通。她还有可能在任何时候突然开始做那些祷告，这意味着我将面对巨大的困惑和尴尬。所以，并不是因为跟他见面让我感到羞耻，或者我想要刻意冷落他，才选在那个宗派主义斗争一触即发的、阴暗苦涩的地方见面，让一切继续处在复杂危险的状态里。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向她解释的尴尬。
那次和准男友一起看日落是在他苦涩地提起见面地点的问题之前，他像往常一样来分界路上接我，他开了一辆他最近组装的车。我们把车开到镇外，来到一个靠海的地方。他在那里买了饮料，我们站在车外，跟陌生人站在一起，就为了等待事件的发生，等待我并不理解的太阳落下。我不理解的不仅是落日。我也不理解星星、月亮、微风、露水、花朵、天气，以及某些人的兴致勃勃——那些老年人的——关于他们什么时候上床、第二天什么时候起床，户外摄氏和华氏多少度、室内摄氏和华氏多少度，以及他们的肠胃状况，他们的消化道，他们的双脚，他们的牙齿，他们中的某个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大声说：“你知道吗？我回家后，会在吃晚饭前吃一片美味的吐司。”他的同伴同样大声地回答：“我回家后也会吃一片美味的吐司，作为晚饭的前菜。”如果不是这句，那就会是“你昨天在家吃了美味的吐司吗？”“吃了，那你自己吃了吗？”“哦，我没吃。我吃了炒蛋。我有个朋友叫帕姆——要是我已经跟你讲过这件事了，你就直接打断我——我们过去常常一起出门买水壶和熨板……”我不理解这些东西是完全正常的。日落也一样，就算不理解，也不会被贴上出格的年轻人的标签。而准男友他自己也很年轻——只比我大两岁——不应该理解和欣赏这种东西，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古怪到这种程度。面对他的行为、眼前天空中的景色以及他的期待——他期待我能够去观察、见证、以某种方式参与并作出恰当的反应——我只好站在他身边，一边看一边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以及朝着什么点头。就在这时，我又开始想：准男友是否应该去看日落？他是否应该拥有咖啡壶？他是否应该喜欢足球？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不喜欢足球，尽管我自己也不喜欢足球——除了《今日之赛》[3]里的那首曲子——但我喜不喜欢足球根本不是重点。他确实会修理汽车。男孩修理车，想开车，如果买不起，就幻想自己开车，但不会愚蠢到偷一辆车来开，这些对男孩来说都很正常。然而，准男友以某种男性的方式拒绝融入环境，这让我担忧。再进一步想，这种担忧是不是等于在说我确实为他感到羞耻？那些主流男孩，他们能融入环境，他们想要痛揍朱莉·寇文顿，因为她唱了一首歌名叫《只有女人流血》，他们认为这首歌唱的是月经，而实际上它唱的并不是月经，虽然其他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这首歌唱的是月经；还有些男孩，他们如果对你感兴趣，就会因为他们对你感兴趣而责怪你——是不是等于在说我情愿和他们这样的人约会？我想不明白。每当我思考这些，就会感到不安。我不喜欢这样，因为它又一次将我内心的矛盾、那些无法控制的非理性暴露在我眼前。我知道，比起我的任何一个前任准男友，我都更喜欢现在的准男友。一周里我最喜欢的日子是和他一起度过的日子。他是迄今我唯一想在一起睡觉的男孩，也是迄今唯一跟我一起睡过觉的男孩。此外，自从他提议我们搬到一起住而被我拒绝之后，我发现自己会在白天幻想如果和准男友住在一起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和他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和他分享同一张床，每天早晨在他身边醒来——我们能够一起生活，如果是那样，真有那么糟糕吗？
于是我朝着日落、朝着地平线点头，但毫无意义，那一刻我完全被这些矛盾的思绪所占据。准男友在我身边，还有所有那些古怪的人，也都围绕在我身边，凝视着落日。我心想：“这都是些该死的什么人？”就在那一刻，某个东西，或者说我身体里的某个东西，发生了变化。一切豁然开朗，此时此刻，不再只有蓝色、蓝色、更多的蓝色——官方认可的蓝色，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蓝色，都认为天空就应该是的这种颜色——因为真相触碰了我的感官。有一点开始变得明朗，在我的凝视下，我确定那里根本没有蓝色。我第一次看见了各种色彩，一周后的法语课上，我也同样看见了各种色彩。两次出现了同一番景象：颜色交织混合、漫延、晕染。接着又浮现新的颜色，所有颜色融合在一起，绵延不绝。只有一种颜色不见了，那就是蓝色。准男友轻易地理解了这一切，站在我们周围的其他人也一样。我什么都没说，一周后的法语课上我也同样什么都没说。不过，一周内看了两次日落，而在此之前一次也没看过——这一定意味着什么。问题在于，这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我实际上正在回应的是什么呢？
“别担心!”老师后来说道，“亲爱的同学们，你们面对日落时的不安，甚至是暂时的仓皇失措，都是一种鼓励。只会意味着进步，只会意味着启发。请不要认为自己背叛或者毁灭了自己。”她接着又做了几个深呼吸，希望能够树立榜样，鼓励我们的灵魂更勇敢坚韧、更具冒险精神。然而，在这间搞文学的教室里不存在冒险的观念，其他人所具有的这种观念甚至比我认为我所具有的更少。我至少经历过天空带来的震惊、日落带来的颠覆，虽然仅仅在一周前；相比之下，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来看，不论怎样的年纪，这似乎都是他们生平第一次挣扎着面对这番景象。当然，我也迫切地感到一阵惊恐。我能感觉到它在空中旋转，也能意识到它泛起涟漪，接着是来自其他人的波涛汹涌。我心想，我上次看日落时也经历过一模一样的惊恐，但我发现只要保持镇定，不被它吞没，它就会渐渐消退。所以，这次当它又来临时，我坦然接受，通过微微的自我调整，从毕竟还算是一种桀骜不驯、陌生而又舒缓的意识中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我瞥了一眼下方的大街。就在这时，我看见一辆白色小货车停在对面狭窄的通道里。我瞬间凝固，从片刻前还镇定自若的心绪中惊醒了过来。
货车的引擎盖露在通道外，通道的一侧是一排酒吧的背面，另一侧是一列商店的背面。我努力缓过神来，让自己从窗口走开，万一他正在那里——拿着双筒望远镜？伸缩望远镜？摄像机？——往上看。当时我心想：真是个傻瓜——我是说我自己——我还以为自己成功了，我已经开始欢呼雀跃，庆祝自己破解了难题，以为凭借重新和三姐夫一起跑步，成功地赶走了那个送奶工。如此多的想当然。如此多的内心膨胀。只过了一个星期，我对他的回避就被瓦解了。为什么啊？为什么我就没能想到他只是改变了伎俩，从在水库公园里跟踪我变成了继续在别的地方保持对我的兴趣？
老师又接着讲。这次讲的是在薄暮天色(管它什么意思)映衬下行道树如同优昙钵花般(管它什么意思)稍纵即逝的黑影。其他人——依然在他们自己的挣扎里——抱怨说我们的镇上没有优昙钵花、薄暮天色和行道树，没有黑色或其他任何颜色，直到老师让他们再看一眼，他们才肯承认说没错，我们也许是有行道树，但肯定是半小时前刚种上的，因为当地人以前从没见过。在这段时间里，我告诉自己要思考、要镇定。我目前在镇中心，所以这可能是任何人的小货车。有没有可能他碰巧把车停在这个学校的正对面，而我又碰巧在这里上夜校呢？极不可能。这也太巧了。所以，这不可能是他的车。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又从窗口探出脑袋仔细观察，但这时通道里的货车已经不见了。我赶紧回过神来，忘掉那辆车，重新加入课堂、天空、树木，随便他们在争论的是什么。与此同时，我还在刻意忽略身体里的一种奇怪感觉，它在我的下半身流动，我的脊柱底部似乎要开始移位。它已经移位了。不是一种正常的移位，比如前俯后仰、左右弯曲和扭动，而是一种不自然的动作，一种带有警告的前兆，产生于尾骨，伴随震颤，引发波动——丑陋、敏捷、具有威胁性的波动——一直延伸到我的臀部，冲进我大腿后侧的肌肉群，又在刹那间飞速钻入我膝盖后部的凹陷，然后就消失了。全程用了一秒，只用了一秒。我接着就想到——出乎意料、未经审视地想到——这是一次性**的反面，人们如何想象某种位于身体后部、令人毛骨悚然、有点措手不及的性**的幻影——一种反性**。但我不再去想那种震颤，那些电流，随便它们是什么。我回到窗边，那里正在上演极端保守主义的“父亲和男性祖辈们!”“母亲和女性祖辈们!”“这有什么害处——蓝色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班里的大部分人依然压抑着情感，同时又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明白，那片天空、那个夜晚已经成为一个发端。寂静开始降临在我们的头顶，接着变成了彻底的沉默。老师叹了口气。接着，我们也叹了口气。她带我们回到教室，她说：“亲爱的同学们，让你们的冷静、清醒再多延续一会儿，让刚才凝望的东西在记忆中再多停留一会儿。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文学段落上，回到那些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比喻上。”那就是我们在那晚剩下的时间里所做的事情。
我在学校的台阶上跟西沃恩、维拉德、拉塞尔、奈杰尔、杰森、帕特里克、基拉、鲁珀特伯爵和其他几个人道别。他们跟往常一样前往酒吧，在那里批判我们的老师，说她让人难以容忍、挑起争议、不配当老师，还说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法语甚至比九月刚入学时更少。这次我不想去，因为现在不是坐下来的时候，而应该思考。每当我走路的时候，我的思维总处在最有活力的最佳状态。于是我出发了，我一次也没想过要把《拉克伦特堡》[4]拿出来看。我满脑子胡思乱想，没法儿看书。我想着老师，想着她说每天都有日落时的样子，想着我们不应该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被装进棺材、被埋葬，没有什么黑暗无边无际到我们永远无法征服。始终有新的篇章，我们必须抛弃陈腐，对象征主义、对阐释中最不可预期的部分敞开胸怀，必须揭露我们一直藏起来的、以为已经遗失的东西。“做一个选择，然后付诸行动。亲爱的同学们，”她说，“走出那些地方。你们永远不会知道，”她总结说，“关键点、支点、转折点以及所有意义都得以显示的瞬间何时会来临。”真是古怪。但那是她的哲学，而作为哲学，不就意味着里面的某个地方必然会有上帝吗？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看待那里面的上帝，因为在宗教敏感和政治问题上，我们班里存在着脆弱的平衡，人人以礼相待，虽然她还没有提起过上帝，但如果到时候她提到了，会发生什么呢？至于这个观看日落的新传统，我在八天内已经参加了两次，这意味着我只需要再多参加一次就能完成我的家庭作业。老师让我们描写三次日落——“要是你们愿意，可以用法语”——这揭露了——虽然我们早已经知道——她的首选并非那种语言。她的话引发了更多的抗议，但都是一些温和的抗议，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依然在为那晚接二连三发生的各种事情感到头晕目眩，没法儿像平时那样憎恨和抱怨。
于是我们整理东西离开。他们前往酒吧，而我回家，回到我那个充满暴力犯罪的地方。关于颜色，关于变革，关于心灵的激**，我一边走一边思考，然后又脱离这些思考，开始留意我的周围。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位于镇中心边缘的十分钟区域。所谓十分钟区域，并非官方指定的地名，只是指穿越这个区域需要十分钟。是在疾步快走的前提下，不能游**，但其实也没有哪个精神正常的人想在这里游**。不是因为这里是政治上的重灾区，也不是因为你不但会突然撞见一座年久失修的教堂，还会在那里遭遇政治问题所引起的某些祸事。都不是。在你穿过这个区域的几分钟内，政治问题相比之下显得幼稚笨拙，几乎不会造成什么后果。根本原因在于十分钟区域是，而且一直都是，一小块阴暗、神秘的“玛丽·赛勒斯特[5]”之地。
那是一个圆形区域，被三个巨大的教堂所占据，它们距离很近，均匀地围绕着区域中心。这些教堂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任何活动了，荒废、颓败，几乎只是建筑的空壳，尽管黑色的尖顶依然矗立在空中。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想象那几座塔楼，试着触碰塔尖，将它们连在一起，做成一顶女巫的帽子，每个人都被迫从中穿过。这是当年这一小块区域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东西。除了这顶女巫帽，还有其他一些大楼，以及似乎也同样被荒废的建筑——像是办公楼的建筑，以及一些居民楼——从没见过有谁在里面居住或在里面工作。如果你碰巧遇见任何人，他们会跟你一样埋着头，从你身边匆忙走过。这个圆形区域里有四家商店，但都算不上真正的商店，尽管他们有“营业中”的标牌，有没上锁的店门，有干净的门面，还给人一种感觉：生活——也许那时看不见——却一直在背后继续。从没见过任何人进入那些商店，也从没见过任何人从里面出来；甚至不清楚那些商店卖的是什么。在其中一家商店门外有一个公共汽车站，是十分钟区域里唯一的公共汽车站。那里也从来没有任何人；没人在那里等待上车，也没人在那里下车。那里还有一个邮筒。小妹妹们有一次往里面投了一点寄给她们自己的东西，这是她们的科学研究项目之一，想看看东西能否寄到，结果没有。除了她们，没人会幻想从那里寄邮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强调十分钟区域就是个幽灵般的地方，你要做的只是埋头穿过去。穿过去后，继续赶往你的下一个地标。我一共有七个地标，我会在走路看书的同时，顺便在我的脑海中把它们钩掉。十分钟区域是我跨出镇中心边界线后的第一个地标。下一个是墓地。所有人，包括媒体、准军事组织、政府军队，甚至一些明信片，都把它称作“老地方”。再往下是警察亭，然后是一幢总散发出烤面包香味的房子。面包房往下是圣母之家，经常听见有人在那里面排练赞美诗，不止一次的《万福马利亚》。圣母之家往下是水库公园。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点，天色还没有完全暗去。即便如此，我也从不偏离路线去公园抄近道。我会绕远路，走到大街上，路过三姐和三姐夫的小房子。这是我的最后一个私人地标，再走过几条两旁有居民住宅的小路，就会到达我所居住的大街和我家的正门。我即将踏入十分钟区域。最近区域中心发生了一场爆炸，区域为此备受困扰。这场爆炸也导致了三座教堂的其中一座从此不复存在。
起初，所有人都为这场爆炸感到大惑不解。这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为什么放一个炸弹，所有党派都在问，在一个死气沉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灰暗之地？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灰暗之地，就算有一天它被炸飞到西天，也没人会在乎。媒体报道说这也许是一场意外爆炸，提早发生的爆炸。可能是反政府派往附近警察亭运送炸弹的途中发生了爆炸；也可能是政府捍卫者持有的炸弹，原本的袭击目标是警察亭附近一家由敌对宗教所经营的、实施宗派隔离的饮酒场所，结果却炸偏了。
无论真相如何，反正没有人死于爆炸，只有一个摇摇欲坠的空教堂，反正也摇摇欲坠了几十年，在这次爆炸的冲击下便整个儿坍塌了。这一座教堂倒下了，但其他两座还矗立着——依然摇摇欲坠，依然在坍塌的边缘。那些幽灵商店也一样，完好无损，店门开着，窗玻璃没破，营业照常。公共汽车站也依然挺立着，依然空无一人。可以说，爆炸并没有特意让这个地方变得比以往更加死气沉沉。经过官方调查、法医验证和专家研究，又经过双方几轮相互指责，最后发现这次爆炸既不是反政府派也不是政府捍卫者造成的，而是一个老炸弹，一个有点年头的炸弹，一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炸弹，一个大个头、大得出奇的纳粹炸弹。那就没事了，大家心想。不是他们那边。也不是我们这边。所有的指控和相互指责都停止了。
“十分钟区域是怎么变得神秘可怕的？”有一次我问妈。“你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女儿。”妈回答。“没有小妹妹们的那些问题来得特别，”我说，“而你回答她们就好像她们在问普通问题似的。”我指的是她们上次吃早餐时提出的问题。“妈咪，”她们问，“有没有可能你是一个女性，特别擅长运动，这导致你身体里那个叫作月经的东西没有了，因为你特别擅长运动。”小妹妹们最近刚在一本书里发现了月经这样东西，但还没有亲身经历过，“然后你不再让自己特别擅长运动，于是你的月经又回来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会有额外的经期，用来弥补你没来月经的那段空白期。那段时间你应该来月经，但是没来，因为你的运动特长阻碍了促卵泡成熟激素的分泌，也阻碍了黄体酮指挥雌激素激发子宫内膜卵子受精的可能性，引起荷尔蒙和黄体酮的不足，导致无法排出卵子以供受精，或者——卵子被排出，但没有受精——结果造成黄体酮退化，或子宫内膜脱落。或者，妈咪，当你在生理上到了应该停经的年纪，无论你有多少个月或年因为太擅长运动而没来月经，你都会停经吗？”妈承认说是的，她是这样做的，把小妹妹们的问题当作普通问题，但小妹妹们是小妹妹们——连她们的老师也这么说——是指她们提出的问题和对知识的探索就该是奇怪的，叫人难以应付。但是，她说，我和小妹妹们有着不同的思维，她希望我已经长大成熟，超越了她们那一套。接着，她说她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的问题，那个十分钟区域一直是个奇怪陌生、神秘可怕的灰色地带，甚至在她母亲生活的年代，在她祖母生活的年代，在战前岁月——如果有的话——它就已经是个神秘可怕的灰色地带了。也许这个地方原本企图超越某种黑暗邪恶的东西，却没能成功地超越它，反而屈服于它，投降于它，变得想要它，沉溺于它，甚至堕落到对它产生强烈的需求。说不定什么时候，她说，还会把毗邻的区域也拖下水，谁知道呢？——她耸了耸肩——也许最初并没有任何邪恶的成分。“有些地方只是被困住了，”妈说，“和被蒙蔽了。像某些人。像你爸。”——就在这时，我开始后悔开口问她问题。每次谈起任何事情——只要有一点黑暗，只要有一点被阴影笼罩，只要有一点与她称之为“心理方面”有关的事情——她总能回到同一个话题，或者说同一种诋毁，针对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爸。“想当年，”她说，是指旧时光，是指她的时代、他们的时代，“甚至在当年，”她说，“我也从来不理解你父亲。女儿，当一切都说了做了，他还必须有什么心理方面的问题？”
她指的是抑郁症，因为爸得了抑郁症：大的，巨大的，一掠而过，奇大无比，乌云，传染，乌鸦，渡鸦，寒鸦，棺材一个堆着一个，地下墓穴一层叠着一层，骷髅压着骷髅，在地面上爬行，爬进坟墓的那种抑郁症。妈自己没得抑郁症，也无法容忍抑郁症。她和这里很多没得也无法容忍抑郁症的人一样，想要摇晃那些得抑郁症的人，直到他们认清自己的错误。当然，那时候还不叫抑郁症，而叫“闹情绪”。人们会“闹情绪”。他们是“情绪化的”。有些闹情绪的人不肯起床，她说，拉长着脸，制造出一种强烈的气场，弥漫着单调乏味、无限延伸的一成不变，弥漫着悲情和折磨。无论他们是否开口，他们的单调乏味、拉长的脸和继续无限延伸的一成不变都能影响他人。你只需要看他们一眼，她说。实际上，你只需要走进门，就能感觉到从楼上、从他的房间或他们的房间里强烈地散发出来的他的情绪化和无法自拔所形成的气场。而且——如果这种情绪化的人努力从**爬了下来——她说，也几乎无法阻止他们全面散播这种气场。带着拉长的脸和固定不变的情绪，没精打采地走在街上，拖着自己到处走来走去，在镇上，用他们传染病般阴森可怖的方式，影响到每个人，而且——由于他们已经从**爬了下来——影响的程度会变得更深，覆盖面会变得更广。“这些情绪化并且心事重重的人应该明白，”妈说——她不止一次说起这一点，几乎每次谈话提到爸时她都会说起——“生活对每个人而言都是艰难的，不只是对他们而言很艰难，所以凭什么他们就该得到特殊待遇？我们尝遍酸甜苦辣，在生活中继续迈进，打起精神，获得尊重。女儿，”她说，“比起那些放任自己痛苦的人，有些人比他们有多得多心理方面的问题，有多得多痛苦的来源——但你不会看见他们对黑暗投降，对埋怨低头。相反，他们会鼓起勇气，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行。这些理性的人，他们拒绝投降。”
妈又开始一步步推进式地谈论她的痛苦分级体系：那些可以痛苦的人；那些可以痛苦但因为痛苦超出所允许的范围而遭遇严重崩溃的人；那些跟你爸一样狂妄自大、违法乱纪、偷窃别人的痛苦权利的人。“你爸，”她说，“你爸，你知道吗？连他妹妹都说他，周围响起火警警报时他就一直躺在**，不肯和其他人一起出去避难。就连年轻人——十六岁，或许十七岁——换作我，就算我在十二岁的时候，也比他更明事理。疯狂，希望那些炸弹落到他自己的头上。疯狂。”我第一次听说这些的时候——这次不是第一次——我自己还没得抑郁症——当时我也认为这很疯狂。接着，她又开始谈论大战，那场世界性的，第二次的，那场随便问哪个青少年都会告诉你和当代人道主义、摩登社会生活没有丝毫关系的战争；我这个年纪的人没有一个会关注的那场战争。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几乎都不怎么关心局势，我们更关心当地的事情。“战后，”妈说，“甚至从我们结婚直到他死去之间的那几年，每当悲哀升起，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埋头于那些黑暗的东西。”她是指他的报纸，他的大部头书，他的日志，他的一切与政治问题有关的收藏和归档；他只和趣味相投的朋友见面，他们和他一样阴郁，一样有强迫症，满脑子都残留着悬崖绝壁、渡鸦、乌鸦、骷髅。他们分享各自剪贴归档分类的消息，交流近期政治问题所引起的每一桩悲剧，甚至到了似乎这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而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的程度。当然，过了一阵子，爸就坚持不下去了。甚至连我们，也就是他的孩子们，都能看出来：所有那些全身心的投入，所有那些严密精准、过度思索，必然会在某一时刻崩塌。他随之垮掉，从分栏、剪贴和他所有工工整整的剪报纸的活动中一头栽下来，再次陷入深深的沮丧里。到那时，他唯一能适应的就是他的床、医院、连环画、报纸的体育版，以及那些报道大灾难的电视节目。自然灾害节目也可以，比如大卫·爱登堡[6]谈论一些昆虫吃另一些昆虫，或者凶残的野生动物捕食温和的野生动物。他永远不会带着悠然自得的神情观看介绍石楠花和如何饲养蝴蝶的电视节目。那一类电视节目从来吸引不了他的注意，从来提不起他的兴趣，就像妈所指出的，他永远不会“允许这样的东西让自己打起精神”。当然，我们全家都知道：大屠杀也好，世界大战也好，一些动物吃另一些动物也好，所有这些麻醉剂，也包括我们的政治问题——等到他又可以回过头谈它们的时候——也都不能让他打起精神。但是它们显然满足了某种愿望，符合某种感觉——“看见了吧!看那个!这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从而给绝望的他提供确认，甚至是安慰：正如事物摆出的样子，正如事物一贯摆出的样子，不存在胜利和征服，因为征服是幻想，胜利是白日梦，努力和再努力都是白白浪费时间。“每当你爸唱起歌，”妈说，“我就知道他状态还不错；每当他整个白天都躺在**，整个夜晚都不睡觉，不肯拉开窗帘，还要堵住所有缝隙，把夜里的灯光和白天所有自然光都挡在外面，我就知道他状态不好。他的忧郁气质，女儿，不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是自然形成的，他会感觉不好？他会看上去那么糟糕？但是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他要让自己始终待在那个黑暗阴郁的地方？”
所以，爸和他那类人，不同于妈和她那类人。“因为有大屠杀，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或者“我的鼻子上有个脓肿，但大街上有个哥们儿连鼻子也没有，所以我一定要打起精神，因为他没了鼻子而我还有鼻子，而他也一定要打起精神，因为有大屠杀”——他并不是这种人。爸永远不会认为自己“必须跪下来表达感激之情，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人正在遭受比我严重得多的苦难。”我也不明白他怎么就不可能是正确的，谁都知道生活并不像那样。如果生活像那样，那么我们所有人——除了世界上被公认为最惨的人——都应该感到高兴，然而实际上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并不高兴。在这个平淡无奇的世界里，在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世间，我们不会花时间计算上帝的恩宠，不会无视相对而追求永恒。那种相对、那种世俗的层面——在那里，存在各式各样的感受；在那里，即使集体的历史完全一致，个人的历史也不尽相同；在那里，同一件事情对一个人而言是契机，换成另一个人却可以忽略不计——显然是一个上演着未经加工的生活并由此引发残缺的精神反应的地方。就连妈和她那类人也无法做到悠然自得，尽管他们无法容忍抑郁症，也无法容忍在面对悲惨时特地跪下感谢上帝赐予他们的仁慈，饶过了他们，只是选了几个可怜的浑蛋遭受如此可怕的命运。至于少数那些人，看上去确实算是悠然自得的极少数的那些人，或者即使做不到悠然自得，也至少仍然不断地表达善意、对人类和生活表示信任的那些人，我承认，无论妈和她那类人，还是爸和他那类人，几乎是我认识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难以接受那种人。
关于阳光般灿烂的人，我最初注意到关于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一部名叫《后窗》的电影。他们这类人数量稀少，神采奕奕，像谜一般。当年看这部电影时，我十二岁，对我一开始以为的电影主旨感到不安。一只小狗被杀害了，它是被掐死的，脖子断了，这不是电影传达的信息。但在我看来，电影传达了这个信息，因为它的主人——痛失小狗，万分震惊——从窗户探出身子，对着整幢居民楼号啕大哭：“你们谁干的？……无法想象……太卑鄙了……杀害一只可怜可爱的小狗……这整个街区里只有他对谁都喜欢。你们杀了他是因为他喜欢你们，就因为他喜欢你们？”就是那句“杀了他是因为他喜欢你们”让一股震颤自上而下地遍布我整个脊椎。我立即意识到：哦，上帝!她说得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杀了它!他们杀了它是因为它喜欢他们!结果证明这并不是小狗被杀害的原因，但在我发现真实原因之前，在我所处的世界里，就是这样一回事，在我看来这完全说得通。他们杀了它是因为它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被喜欢，如何面对天真、坦诚、开放，如何面对毫无防备、柔情蜜意以及如此深情、如此纯洁的纯洁，以至于狗和它的这种品质必须被消灭。无法忍受它。必须杀死它。他们也许会视之为正当防卫。这就是阳光般灿烂的人带来的麻烦。整整一群人暗淡无光，也许是一整个社区、一整个国家，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独立州，在生理和精神的层面上长期浸**在黑暗的思想精神里；在经历了多年的个人和集体的折磨、个人和集体的历史之后，他们习惯于背负过于沉重的压力、悲哀、恐惧和愤怒。这些人无法——至少无法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像那样走进他们的生活环境、朝着他们散发灿烂光芒的家伙敞开心扉。至于环境本身，它也不喜欢那些家伙，它支持人们的悲观主义，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的现状，这整个地方似乎永远处于黑暗之中。就好像电灯关掉了，永远关掉了。就算黄昏已经过去，应该把灯打开了，没有人去开灯，也没有人注意到灯没开。这似乎已经成为常态，也就是说这种持续不断、不被承认的想要去看的挣扎已经成了这里的一部分常态。我甚至在小时候就知道——也许正因为我是个孩子——这实际上并不是客观形成的；我知道被一团乌云笼罩的感觉以及这灯光所具有的某种扭曲的特质必定和政治问题有关，和已经造成的伤害以及已经形成的麻烦有关，和希望的丧失和信任的缺席有关，和没人愿意或有能力揭露精神上的无能有关。正是这个客观环境暗中推动或直接促使人性的黑暗在其中释放，它本身就不鼓励光亮，而是深深地沉浸在一个漫长的悲剧故事里，直至真正阳光般灿烂的人，冒着熬不过去的风险，冒着让自己的光芒被吞没的风险，走进黑暗。有时候，如果一个人超乎寻常的活泼开朗和阳光灿烂在他人眼里难以容忍，那个人甚至会落到必须失去他或她的肉体生命的地步。至于那些生活在黑暗里、长期以来已经适应了黑暗所带来的安全感的人，对他们而言，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光点，接受它们的半透明感、它们的明亮照人，那会怎样？如果我们让自己享受它，不再害怕它，适应它，那会怎样？如果我们转而信仰它，期待它，对它念念不忘，那会怎样？如果我们抱起希望，抛弃我们古老的传统，受它影响，一路把它带在身上，让它散发光芒，那会怎样？如果我们那样做了，被教育成那样做了，但是接着，就像那样，灯光熄灭了或者被偷夺了，那会怎样？这就是为什么在压倒性的恐惧和悲伤的环境中，我们不会遇见许多阳光般灿烂的人。在这个环境中，也就是我所处的环境中，这一类人是存在的，但只有一小部分。包括来自镇中心的法语老师。或许还包括准男友，如果不把他的囤积癖算在内。阳光般灿烂的人极少，而在我所住的街区里，被公认为属于那些人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这里的投毒者药丸女孩的妹妹。这个女孩和我同龄。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讨厌她。实际上，部分问题就在于我们并不讨厌她。她不管去哪里都镇定自若，这是一种难以抵挡的威胁。她是半透明的，不为我们的黑暗所触碰，在我们的黑暗中走在她自己的光亮里。但奇怪的是，她自己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从不会因为她是怎样的人、她有怎样的表现而抱起希望——特别是她出生在当地，却成功地超越了当地人的普遍天性和传统思想；我们从不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这个人能做到，这个人能随着阳光走去外面的世界，让所有这些阳光围绕着她嬉戏，又驻留在她心间，或许我们也可以……不会。更简单的做法是留在我们日渐式微、不断被同化的状态里，不受任何质疑；并且把药丸女孩的妹妹认定为和她姐姐一样的人，也就是一个受当地排斥的彻彻底底的出格者。
所以，阳光般灿烂是不好的，“太悲哀”是不好的，“太愉快”也是不好的，这就意味着你必须表现出一副什么都不是的样子；也不要思考，至少表面上不要，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把他们私底下的想法安安稳稳地藏在看不见的底层。至于妈和爸，爸过多采用“拉长脸”的方式，而妈太过强硬地执行“一步步推进”的方式，结果造成爸周期性精神崩溃，不得不上医院；而妈跟着就忘记了“一步步推进”，她对他生气，因为他又一次把她和我们抛弃在这里。曾经有好几年，我和我们家里那些更年幼的孩子都不知道爸要去医院，也不知道那是一家精神病院。我们以为——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们——他每次失踪，都是去了某个遥远的城镇或国家，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好几天，甚至长达几周的活儿。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他的背痛，去远方看某个专家医生。但其实是精神病院，是精神崩溃，这意味着隐瞒，意味着羞耻，意味着对他而言甚至更加羞耻，因为他是个男人。男性和精神病院放在一起的情形要远远少于女性和精神病院放在一起。对男人而言，这就等于他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性别上的堕落，尤其等于面子上的失败。我一开始也不明白，并不知道妈是在情绪压力、舆论压力、羞耻压力之下，对邻居们表达她对爸生病的态度，而邻居们当然对此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渺茫的地方，我们的屁股，干着渺茫的活儿。”他们会这样说，而妈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她会更多地责怪爸，甚至在他离世后。她经常看起来不是爱他，而是恨他。“悲剧!”她恼怒地走来走去，“能有什么悲剧？真的没什么痛苦。真的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真的现实中什么也没有。”她会假装对爸满不在乎，但其实她做不到。我讨厌妈这样，讨厌她说爸的坏话，尤其是对着我们，她不应该对着我们谴责我们的父亲。但她会不停地说下去，因为一旦开始，他的咬住不放就会被她咬住不放，直到她子弹上膛、一触即发、怒不可遏的程度。她必须走完全程，因为她停不下来。我过去常常为这种愤怒和她所有的指责、呵斥、抱怨所能达到的程度而感到困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是因为她不原谅他的很多事情——也许是所有事情——不只是因为他没有打起精神。
这就是她的所作所为。她把这种不原谅带到每一次脆弱暧昧的联系里，也带到像十分钟区域这类的话题里。那里跟爸一样，据妈所说，也没有丝毫明朗起来的希望。“过分死板，”她说，“过分拖沓，过分阴郁。不按节奏，也没有理由，女儿，它是被想象出来的——那就是它的出处，也就是说它没有出处。”“我明白了。”我说。当然，关于十分钟区域的神秘和标志性特色，我并不明白。现在我站在这里，将要穿越它。一开始我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天空、我们的老师，以及她关于明暗的说法和我们不假思索的回答——“黑暗!请让我们拥有黑暗!”至于纳粹炸弹，大部分残骸目前已经被清理掉了。地面依然坑坑洼洼，还没被填平。这里被炸过的地方通常到最后都变成了停车场，但原先矗立教堂的地方大概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被改造成停车场。十分钟区域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言说的荒凉，会扼杀任何人心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来这里停车的欲望。
这里依然有一些小块的断壁残垣，得从上面踩过去，或从旁边绕过去——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我一路往前走，朝着我的下一个地标。我抬起头朝着它，朝着墓地，瞄了一眼。我第一次注意到那里面的树木，它让我想到早些时候天空是绿色的。但如果绿色可以出现在天空上，或者说有时候可以出现在那里，那么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地面——同样是有时候——也可以是蓝色的？于是，我又瞄了一眼地面，这下我看见地上有个东西。在尚未清理的废墟中央侧躺着一个被斩下来的、依然还毛茸茸的、乱蓬蓬的小猫脑袋。它的脸朝下，地面是被炸开的水泥。我第一眼看到时还以为那是一个孩子玩的球，某种玩具，一个做游戏时假装成真钱袋子的假钱袋子，上面有像动物一样的耳朵、绒毛和胡须。但这是一只猫，一只猫的脑袋，一只直到爆炸前还活着的猫。此时我意识到，那个很久以前的炸弹，毕竟还是炸死了一些东西。
猫不像狗那样讨人喜欢。它们不在乎。永远无法依靠它们支撑人类的自我。它们走自己的路，我行我素，不会卑躬屈膝，永远不道歉。从没有人碰见过一只猫道歉，如果哪只猫道了歉，毫无疑问，显然不是发自内心的。至于死猫——故意杀害猫，理所当然地杀害它们——我碰巧遇到过很多次。在童年里，我会碰巧遇到这种事。那时候，猫是有害动物，起破坏作用，类似女巫，跟左手、倒霉运、女性气质一样——但从来没有人站出来攻击女性气质，除了一些人在喝得酩酊大醉时会跟另一些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人讲起——如果后来某个倒霉的女性遇到了暴力——事后会归罪于伟大事业。男人和男孩杀害猫，就算没杀害，至少也会在路过的时候踢它们，或者用弹弓朝它们弹石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你碰巧遇到一只死猫，你不会特意提起。至于我自己，我没有杀过猫，也不想遇见猫被杀害。然而，那几次遇见、那几次我所体验过的恶心反感，让我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条件反射：比起看见一只死的，我更怕遇到一只活着的。我惧怕触碰，就算摸一下也能让我愚蠢地尖叫。当年，在很多年前，死了很多猫。另一方面，狗的数量却很充足，它们绝对没问题。狗结实强壮、忠诚、封建，适合男人用来形容自己，具有奴性，需要服从于他人。因此，狗被接纳，被引以为豪，被视作能保护人类的残忍动物。每个人都有一只狗，但那也救不了它们，因为有一天晚上，除了两只以外，其他的狗几乎全部都被杀掉了。它们惨遭杀害，那些死狗，全军覆没。这场大屠狗，全然不同于轻松惬意、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的屠猫。它在我的童年里，以一种残暴壮观的方式展开。那天半夜，来自“海对岸”的军队切开了这里所有狗的喉咙。他们留下堆积如山的尸体，战略性地堆在其中一条通道的尽头。同样是那些通道，平常堆放着一些牛奶塑料格箱，里面装着裹好破布的汽油炸药，用来对付会在同一天的某个时点爆发的又一场地区骚乱。谁都知道这是军队士兵干的，这是他们的声明，给我们这些本地人的一次教训，宣告他们能对付我们的狗。就算我们的狗狂吠不止、龇牙低吼、在他们出现时跟反政府派通风报信，他们也都能摆平。但是我们的狗，从来都不只那么简单。
它们狂吠不止、龇牙低吼、成为警觉的狗，始终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而不只是为了反政府派。我们的狗用这种方式警告每个人，尤其是所有男孩和男人——年轻的男人、年长的男人、反政府派、非反政府派——因为男性的情况更糟——警惕那些坐着装甲车大批量出现的士兵。他们从车上跳下来，草木皆兵般地把我们附近的所有街道都巡逻一遍。大家都很感激狗提供给我们的预警机制，这为我们争取到了一小会儿时间随机应变，更容易避开他们的行军路线。否则你出门会很难受，在街上被拦住，被好几个人包围，在枪口下，被命令回答问题，被按在墙上，贴着墙被搜身——在那些通道边上、那些通道的尽头——保持那种被搜身的姿势，一动不动，直到那些士兵认为可以了；同样让人难受的是被那些拿着枪的成年人讥笑，身为妻子、姐妹、母亲、女儿的你，如果在这时候走出门，将痛苦地目睹他们对你的儿子、兄弟、丈夫或父亲的所作所为。尤其让人难受的是，你终于清楚地意识到，只要你一直待在那里，目睹眼前发生的事情，你的儿子或你的兄弟或你的丈夫或你的父亲就会一直被按在那面墙上，一动也不能动。你还要继续吗？你还能坚强地站着吗？你还要痛苦地一直目睹下去，即使在此期间你给你的儿子或你的兄弟或你的丈夫或你的父亲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和更长时间的侮辱吗？还是说你会走开，回到屋里，把你的儿子或你的兄弟或你的丈夫或你的父亲丢给那些人？就算没有发生那种事情，女人走出家门后，也会遇到那些针对她的具有性意味的评论，给她带来持续不断的影响，或者被那些粗鄙下流的人嘴里说出的极其恶劣的言语惹恼。任何女人都不可能不为此感到难过。“你这丑女人。”他们会说。“你那东西。”他们会说。“你适合去卖。”接着是“如果我们当着你的面……会怎么样？”还有其他类似的话，他们手里依然拿着枪，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但往往是不加克制地一吐为快。自然而然——或许不是自然而然的，但也是可理解的——这种语言听到最后，女孩或女人会很容易地想到：如果此刻有个反政府派狙击手，从楼上某个窗户里，用来复枪把你的脑袋一枪爆掉，士兵，你的死不仅不会让我恼怒，还会让我觉得赏心悦目，给精神带来慰藉，充满魅力，是因果报应。所以，这就是恨。这就是深仇大恨，七十年代的深仇大恨。人们还必须避开具有误导性的、复杂低效的政治问题上的缺陷，以及关于政治问题的所有理性化和选择结论所带来的影响，以恰当地计算这种仇恨的分量。这就跟某个人——一个来自“马路对面”的非常普通的人——有一次在电视上所说的一样。他想杀掉我们这里信仰我们这种宗教的每一个人——也就等于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为了报复一个来自我们这里的反政府派成员，这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发，走到马路对面，炸死了他们那里信仰他们那种宗教的好多人。当时他说，也是简明扼要地说：“你心里的那种感觉很奇妙。”他说得没错，是很奇妙，无论最后扣动扳机的人是不是你自己。
所以狗是必需的。它们很重要，是一种平衡措施，一种交换接口，一种安全缓冲，对抗一种憎恶别人也憎恶自己的情绪所带来的瞬间发生并终将消亡的正面冲突。完全就是那种在几秒内，在个人之间、在家族之间、在国家之间、在性别之间突然爆发的冲突，给所有人造成不可复原的伤害。为了抑制它，逃避它，摆脱那些可怕的记忆，所有那些痛苦、历史以及人格的堕落，当你听见犬吠，当那种野蛮残忍、部落式的犬吠声开始响起，你就知道接下来要等在屋内——大约一刻钟——等待军队自动离开。这样一来，你不用跟他们接触，你不会感受到无力、不公，也不会有那种最坏的体会：怎么就连你这样一个正常、普通、非常善良的人，也会想要杀戮，或者在杀戮中寻求安慰。此外，如果你已经走到外面的大街，也就是战场——大街就是战场——你突然听到犬吠。那好吧，你只需要听着，然后判断那些士兵正在往哪个方向前进。如果他们往你这里来，那很简单，你只要赶紧往旁边另一条比较隐蔽的街上跑就行。然而，他们杀了狗，消灭了中介，如此一来，我们又将回到古老封闭、必须直面的仇恨里，直到新出生的小狗被养大，被训练得对我们这边赤胆忠心。那天晚上，狗遭到屠杀，我们将要面对现实中成堆的尸体，但第二天早晨首先要直面的是当地人的反应。
基本上是沉默。或者说一开始是沉默。有一只狗——起初以为它是这里最后一只活着的狗——和我们其他人一起旁观，时不时地呜咽几声，尾巴深深地夹在两条腿中间。至于我自己，当时我九岁，在我看来，眼前的狗也太多了，已经超出了这里的人们一向能控制的范围，那些士兵肯定又用公共汽车运来了一部分。然而，一旦当地人开始辨别和认领，所有这些尸体，包括每一只，都被他们认领了。在我一个孩子的眼里，以及在我身边的三哥的眼里，这一大堆狗尸体上的脑袋似乎都不见了。我们以为是被砍掉了。“妈咪!那些脑袋!他们拿走了脑袋!脑袋在哪里？”我们哭喊道。“莱西在哪里，妈咪？爹地在哪里？哥哥们找到莱西了吗？爹地在哪里？莱西在哪里？”我们拽着她的外套。三哥开始大哭，我跟着他哭，接着其他孩子也都跟着我们哭了起来。这时最后一只幸存的狗也开始发出长长的吼声。那天我们有很多人，很多孩子，蜷缩着身体，紧紧地贴着家里的大人。因此，一开始是沉默，接着是我们的哭声。再接着，受到哭声的影响，大人们抛开自己的震惊，鼓起勇气，采取行动。他们开始收拾这场屠杀，男性——包括年轻的男人、年长的男人、反政府派、非反政府派——在这黏糊糊、毛茸茸的一大堆里艰难地挪动。他们清理这些湿乎乎的沉重的尸体，把它们一具具地分开，然后一个人接一个人，把每一具尸体传递给前来认领的人，后者拿到尸体后，把它放在儿童摩托车上、婴儿车上、独轮推车上或者超市手推车上，更多人则是把它当作曾经活着的样子抱在怀里，然后带回家。至于爸，我记得三哥和我迫不及待地请求他、恳求他也来到现场，加入这些男人的行列，做男人该做的事，就像几年后他做到的那样，和大家一起寻找某某·某某之子的弟弟的脑袋。但也许发生屠狗事件的那天是他的坏日子，是他待在**、待在医院里的日子，是他思考纳粹大屠杀或者翻看已经泛黄的过期拳击杂志的日子。无论是哪个，总之他不在那里。不过，我的兄弟们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待在了那里。他们在挖土，似乎要挖穿地球。他们正在地球的中心，已经来到地底下，但他们还在继续挖。我又递给他们几把铲子，想象着他们正在用这些铲子挖土，地面已经湿透了，泥土没过了兄弟们和男人们的腰。他们挖进深深的土里，把那些狗弄出来，血块、泥团、矿层，越来越红、越来越褐、越来越暗、越来越黏，最后变成黑色。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了兄弟们、所有我们的狗，还有我们这些站在周围的人，但我一点也不记得有任何死亡的气味。某一刻，三哥哭了：“那些狗在动!妈咪!那些狗在动!”我看了看，它们在动，微微地上下起伏。我们的母亲，我记得也是跟狗一个样子——她就像块石头，我们拽她，我们说：“妈咪，莱西呢？新”“妈咪，爹地在哪里？”“妈咪，那些狗在动!”可她没什么反应。最终，某个人，也就是二姐，给我们作了解释。她说脑袋还在，只是往后折了。她的意思，我后来才明白，是指喉咙被深深地割断了，割到骨头里，所以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脑袋不见了。这个解释在我心里似乎比较容易接受，我想在三哥的心里也一样。脑袋应该依然在那里，而不应该不见了，不应该让那些士兵拿去玩了，踢来踢去，继续亵渎；或者能得到解释就已经算是一种安慰。但我们继续哭，其他孩子也一样，尤其当某只特定的狗被挖出来，或者预期某只特定的狗将被挖出来而导致痛苦愈演愈烈时，就哭得更厉害了。我们也抱过几次希望：也许它们没死，因为，是的，它们在动。“它们没在动。”大人们说。最后，由于我们抱有太多绝望中的希望，大人们命令年长的兄弟姐妹把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