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条街、那块地方——一块不怎么大的地方，在我从来不说的本地语言里其实连个固定的地名也没有，而在我确实会说的被翻译过来的语言中，它被叫作“脖子上的凹槽”，或者“脖子上的窝陷”，或者“脖子上的柔软”——就在这条马路的南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准男友却提议我和他一起在那里住下。我说不行，不但因为我妈和小妹妹们，还因为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在红灯街的住所里继续囤积，就跟他在这幢房子里一样轻而易举。还有别的原因，包括保守，以及我们之间目前这种程度的亲密和脆弱或许已经达到了任何一方所能承受的极限。事情就是这样。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提议我们再亲密些，好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但结果总是适得其反，然后我就忘了自己曾经这样提议，于是他不得不在我又一次这样提议时提醒我。后来我们角色互换，他犯了神经元失灵的毛病，主动提议我们再亲密些。我们的记忆经常断片，一些发生过的片段总有种犹昧感[4]。我们不记得自己曾经记得的事情，不得不相互提醒彼此的健忘，以及再亲密些对我们根本没用，因为我们的准关系是脆弱的。现在轮到他忘了过去，跟我说他认为我应该考虑跟他住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准”身份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通过同居进一步发展为正经的情侣关系也是可行的。他说我们好像从没讨论过再亲密些或搬到一起住——等他说完，我不得不提醒他我们其实都已经讨论过。在他让我跟他同居的这个重要时刻里，他还建议下个周二开车出去看日落。于是我想，在所有我认识的人里——尤其是男孩，也包括女孩、女人、男人，当然还有我自己——从没有人想过去看日落，他是怎么想到的？这是一件新鲜事，但话又说回来，准男友总会做些很新鲜的、我在别人身上从没见过的事，不只是在男孩身上从没见过。跟厨子一样，他也喜欢烹饪，这不是男孩通常会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他喜欢烹饪。还是跟厨子一样，他不喜欢足球，也可能他是喜欢足球的，但不想以男孩被要求的方式继续喜欢它，因此在别人的眼中，他成了他那里不是娘娘腔却又不喜欢足球的男性之一。我暗地里担心准男友也许不是个正经的男人。这种念头产生在更为黑暗的时刻，在我纠结难解、不由自主的时刻。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尤其对我自己。如果我承认了，我感觉会有更多反对的念头开始觉醒，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它们正在聚集——与我对抗，推翻我的信念。我处理这些内心挣扎的方式跟所有人一样，每当它们出现在地平线上，我就掉过头去背对着它们。但我注意到是准男友把它们带上地平线的。尤其当我跟他在那种“差不多、不知道、大概算是”约会的状态中待得越久，越是如此。我喜欢他做的食物，虽然我认为自己不该喜欢，不该用这种喜欢来鼓励他。我喜欢跟他躺在**，因为跟准男友睡觉感觉就好像我从来都和他一起睡觉。我喜欢跟他去任何地方，所以我说好的，周二我会和他一起出去，就是接下来那个周二——我和三姐夫在水库公园里跑步之后的那个晚上——去看日落。当然，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因为我不相信日落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允许谈论的话题。但话又说回来，我本来就几乎不对任何人提起任何事。闭口不提是我用来保障安全的方式。

但妈还是听到了风声。她听到的并不是关于日落或准男友的风声，因为他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不会把他带到我们这里，也就是说，我和他在一起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们那里，或者在镇中心少数几家跨社区的酒吧和俱乐部里。一个正在流传的关于我的谣言令她忧心忡忡，于是在我和三姐夫一起跑步的前一天晚上，也是我和准男友一起看日落的前一天晚上，她上楼来看我。我听见她来了，哦，上帝，我心想，现在该怎么办？

自从两年前我过了十六岁生日，妈就开始为我没有结婚而折磨我和她自己。我的两个姐姐都结婚了。我的三个哥哥，包括一个死掉的和一个在逃的，也都结婚了。大概连我彻底消失在地球表面的邪恶的大哥也已经结婚了，虽然她拿不出证据。我的另一个姐姐——不能提起的二姐——也是已婚。所以，为什么我不结婚？她说不婚者是自私的，扰乱上帝安排的秩序，还会搞得小妹妹们心神不宁。“看看她们!”她接着说，她们站在妈的身后，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还咧着嘴大笑。她们从表情上来看没有一个因为我而心神不宁。“作了坏榜样，”妈说，“如果你不结婚，她们会认为自己不结婚也没事。”这几个妹妹——分别是七岁、八岁和九岁——跟适婚年龄丝毫不沾边。“而且，”妈继续说，她每次跟我在这种一边倒的谈话里总会这样不停地说，“等你失去姿色，还有谁会要你？”我会不耐烦地回答：“妈，我不会回答你的，永远不会回答你的。让我一个人待着，妈。”我透露的越少，她能干预的也就越少。她为此不胜其烦，而我也是。不过，她还是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找到了备用方案。在这里，有些母亲为了让她们的女儿结婚，会用尽一切最该死的手段。她们的焦虑是真实存在的、发自肺腑的；在她们看来，这肯定不是陈词滥调，不是喜剧表演，不能被摒弃，也不算罕见。如果一个母亲从一字排开的队列中往前跨出一步，不支持那种事情，那才罕见。因此，这是一场妈和我之间意志的较量，就看我们谁能先把对方的意志消磨殆尽。每次她嗅到一丝我可能正在约会的迹象(从来不是从我身上)，我就会进不了家门。她会问：“他有正确的信仰吗？”接着是，“他不会已经结婚了吧？”没有结婚这一点至关重要，仅次于正确的信仰。我始终什么都不肯说，这就成了证据，证明了他没有正确的信仰，还已经结了婚，并且很有可能不只是准军事组织的成员，还是我们的敌人，即政府捍卫者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她自己编造可怕的故事，填补我拒绝提供信息所留下的空白。也就是说她亲自编写了整个剧本。她开始信受奉行，拜访圣人。据我那些幸灾乐祸的妹妹所说，她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让我别再一个接一个地与那些目无上帝、犯下重婚罪的恐怖分子坠入爱河，改为开展一段合适的恋情。我随她去，尤其在我和准男友好上后，我就随她去了。我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把他介绍给她。她会搞出一套程序，要他通过测试，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进行评估——抓紧办这，抓紧办那，争取把事情办完，把事情办完，结束事情(指约会)，开始事情(指结婚)，按章办事(指生孩子)，让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像其他人一样行动起来。

她继续信受奉行、拜访圣人，后来还拜访过圣女。她三点的祷告、六点的祷告、九点的祷告和十二点的祷告也在继续。还有每天下午五点半的特别请愿，为了那些身处炼狱再也无法为自己祈祷的灵魂。所有这些整点的祷告都不会影响她最基本的早祷和晚祷，这是她专门为我进行的高级祷告，她确信我在镇周围的那些“点点点”的地方和一些捍卫政府的异端分子幽会，她祈求上帝让我离开他们。妈总把那些她认为见不得人或者她确信自己会认为见不得人的地方称为“点点点”。这让我和我的姐姐们时常猜测她年轻时曾经去那里偷偷干过些什么。她越来越强调、越来越像连珠炮似的在她的祷告里提到她所祈求的、她所认定的，直到有一天因轻率而发生了反转。必然如此。她的祈祷基于虚构的前提——让我离开那些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的男人——但现在看起来反倒像是她揭示了我俩都不希望发生的那件事。

我在水库公园第二次遇见送奶工之后，爱管闲事的大姐夫——他当然已经嗅出来了——让他老婆，也就是我的大姐，把我们的母亲叫来，还要跟我谈话。由于上次大姐跟我聊天没能按计划进行，这次谈话就显得特别有必要。她来看妈。她是那个不爱她丈夫的姐姐，因为她还在为她的前男友而感到悲痛。但她悲痛的不再是他瞒着她又找了别的女人。她现在悲痛的是他死了。他死于上班时的汽车爆炸，因为他在错误的地方抱有错误的信仰，那又是另一桩事情了。他死了。而姐姐呢？我姐姐。他活着的时候，她都无法忘记他；我不知道她现在又如何能做到，他都已经——

然而，即使在悲痛中，大姐还是听从了吩咐，把送奶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的母亲，而妈又主动去跟街区里的虔诚女人确认，如今她们也都已经听说了这件事。跟妈一样，这些女人也念咒语，诚心诚意地祈祷，依照规定甚至死抠条文地请愿。她们多么擅长向开明的政府提出得体的要求，她们的观点和示威与普通生活多么水乳交融，因此经常可以听见这个女子联谊会的成员们半张嘴拨珠念经，另半张嘴又同时在聊着家常。后来这些女人和妈，还有大姐和大姐夫，以及当地所有喜欢说三道四的人，一起来干涉我和送奶工的事情。有一天，小妹妹们告诉我，这些邻居蜂拥着来我们家看望妈。我的情人好像是个送奶工，他们说——但也有人说他是个汽车修理工。他四十岁出头，他们说——但也有人说他二十岁左右。他已经结婚了，他们说——但也有人说他没结婚。他肯定“有关系”——但同时也有人说他“没关系”。有人说他是一位情报机构的官员。“啊，邻居，你也知道，”邻居们说，“就是个在背后的人，干着跟踪、监视和所有那些尾随、盯梢、写档案的勾当，搜集跟踪对象的信息，交给那些扣动扳机的人，那种人——”“上帝啊!”妈大喊道，“你们是说我家姑娘跟这种人扯上了关系!”小妹妹们说她紧抓着椅子扶手，产生了另一个想法，“不会是那个送奶工吧？——那个人开着货车，那辆白色小货车，毫无特色，会变换形状——”“抱歉，邻居，”邻居们说，“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让你知道。”他们说我的情人至少是个反政府派，而不是个政府捍卫者，这已经谢天谢地了。这句话，当然，是在影射我的二姐，她嫁到外地，嫁给某个政府军队里的人，住在海对岸的某个国家，也许甚至就是那片海对岸的那个国家，这给我们的家庭和社区带来了耻辱，我们这个地区的反政府派警告她永远别再回来，甚至在这个政府军队里的人死后——我们的这位二姐夫，除了二姐，我们谁也没见过他。他并没有被反政府派杀害，只是死于某种跟政治无关的疾病——他们依然不允许二姐回来，但我想反正她也不想回来。“至少这个女儿不会被指控为叛徒。”邻居们安慰她说。“但你也知道，邻居，”他们又补充说，“有些人说送奶工不是个小人物，跟你家姑娘谈恋爱的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仁慈的上帝啊。”妈说。直到这时，她的语气才轻柔下来。小妹妹们说她的说话声听起来很平淡，就好像她已经没有了生命，连一丝至少还能让她看上去有点活力的震惊也没有。她只是往周围看了看，她很难过，她们说，就跟当年导致二姐被流放的那件事情发生时一样。“当然，”邻居们继续说，“那些也可能不全是真的，可能你女儿并没有和那个反政府派扯上关系，她可能只是在和某个二十几岁、每天朝九晚五、一周上班五天半、有正确的信仰、做汽车生意的小男孩谈恋爱。”妈依然不信。做汽车生意这方面给人感觉是假的，像是虚构的，似乎是她的好友杰森和其他善良的邻居在出乎意料的不幸来临时，为了让她打起精神，尝试捏造出来的软弱无力的谎言。而她选择做一名持盾的士兵，静候时机，坚持不懈，顽强抵抗，直到完成任务。再说，这些邻居对送奶工的描述特别符合——除了信仰不对——她在心中描绘的、始终祈祷不要出现的形象。于是妈事先得出结论：我和一个危险致命的情人搞上了。如此根深蒂固的执念，导致她从来没有想过，甚至一次也没有想过，那个人有可能包含了两个人。

她找到我，以调解的口气开始她的任务。这是一种劝诱。“为什么你不离开这个男人？不管怎么说，对你而言他年纪太大了，他现在可能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他只是又一个想要‘吃掉蛋糕同时又留下蛋糕’的自私自利的家伙。为什么不跟这里的某个善良小男孩谈恋爱？跟你的信仰、婚姻状况和年龄相匹配、更一致。”妈理解中的善良小男孩是指有正确的信仰，还要虔诚、单身，最好别是准军事组织成员，比起那些——根据她所形容的——“身手敏捷、令人窒息、叫人神魂颠倒，但是同样，女儿，死得也早的反政府派”，他们总体上更稳定，也更经久耐用。“没什么能阻止他们，”她说，“直到死亡让他们罢手。你会后悔的，女儿，发现自己被骗入所有那些诱人的、让人产生精神幻觉的、难以驾驭的准军事组织夜生活的阴暗面里。这不完全是表面上那样。这是逃亡。是战争。是杀害人民。是被杀害。是被赋予责任。是挨揍。是饱受折磨。这是绝食抗议。是把你自己交给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看看你的兄弟们。我告诉你，结局会很惨。你会砰的一声突然倒地，前提是他还没来得及拉着你先死掉。什么是你作为女性的命运？日常家务，普通任务，生几个孩子，孩子们拥有的是一位父亲，而不是你每周一次带他们去墓园探望的某块墓地，不是吗？看看住在附近的那个女人。你可以说她爱她的每一任令人望而生畏的丈夫，但时至今日，他们在哪儿？那些女人的丈夫郁郁寡欢、一意孤行、残酷无情，他们大部分人现在又在哪儿？他们都一样，在老地方六英尺之下自由斗士的一小块坟墓里。”讲到这里，她转移到了结婚的义务上，开始讲女性肩负着真实生活的正经目标却莫名其妙地渴望浪漫爱情的愚蠢念头。婚姻不是指满床的玫瑰。它是天赐的判决、集体的任务，以及职责。它是指做符合你年纪的事情，生几个有正确信仰的孩子，以及义务、界限、限制和阻碍。虽然曾经被求婚，但最后还是成了个又黄又枯、害羞却心意已决的老处女，在某个早就被遗忘了的、布满灰尘和蛛网的隔板上[5]奄奄一息，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她永远不会改变她的立场，但是我越长大越怀疑，这些关于女人和她们的命运的想法，妈在她自己幽暗的内心深处难道真的相信？现在她又回到了解决方案上，回到了善良小男孩的话题上，回到了那些能帮我找到正经对象的事情上。她掐着手指，列举这里的合适人选，让我体会一下她赞成的是哪种对象。听到这些名字，我能跟她保证——如果妈肯敞开心扉听我讲——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方面像她形容的那样适合我、与我般配。其中一些人首先连善良也算不上。不够虔诚的也多得可怕，还有不少人已经结婚。小部分人和他们的女友未婚同居，住在被社区称为“红灯街”、被碰巧听到的妈叫作“点点点”街的地方。其他一些是反政府派或被当作反政府派，要么一心想通过政治事件来推进自己的个人发展，要么确实已经投身于与政治问题相关的事业。所以，妈挑选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但我选择不告诉她，因为我还处在自我防御、自我保护、“什么都不说”的模式里。我故意有所保留，因为对她敞开心扉从来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因为听我说话并相信我说的话也从来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她建议把“那个善良小男孩，他叫什么来着？——他有个口头禅，提到他自己时用第一人称复数——啊，想起来了，叫某某·某某之子”当作我的结婚候选人，然后又开始提起“你的姐姐说，她丈夫听见大家都说你——”就在这时，我开始火冒三丈。我又发作了。“妈，他是个大蛤蟆，”我说，“头等杂种。别去听他的!”

妈突然扭曲着脸：“我希望你别说那种话，那种下流的脏话。我很奇怪，你俩是怎么学会那种语言的？你的其他姐妹从来不说。”她指的是我和三姐。没错，我俩确实会说这种语言，而且三姐比我更喜欢里面的脏话。“妈，哇噻。”我说。我不假思索，没注意到一个事实——一直存在的事实——我母亲令我气恼、鄙视、厌烦，我为她生活在另一个星球而沮丧，我坚持认为她蒙昧无知，这我和她一起生活的基础；我认为她是一个刻板形象，一幅滑稽漫画，我认为我自己当然永远不会变成这副模样。于是我说“哇噻”，这很粗鲁，心不在焉的粗鲁。但就算我在开口前考虑过，大概也只会认为她不会注意到，不会感觉出其中的蔑视，我对她的不屑一顾只会在她的大脑中一闪而过。然而妈注意到了，感觉出来了。她出人意料地丢弃了那个喜剧角色，那个“为婚礼钟声而焦虑不安的妈妈”角色——陈词滥调不见了、消失了——她真实的自己站出来了。此时此刻，她浑身充满着傲骨、血气、肌肉、力量，带着突如其来的自我定义，包含怒气，满腔的怒气，凑过来抓住我的上臂。

“别对我说你那些傲慢的话，你居高临下的作风，你的屈尊附就，你瞧不起人的调侃。女儿，你是不是以为我从来没有活过？你是不是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待在这里的所有这些年里什么都没学到？告诉你，我学到些东西，我明白些事情，我就来跟你讲讲其中的一件。说话粗鲁是一回事，自以为是和嘲笑别人是另一回事，而且后者更糟糕。我宁愿你下半辈子都在说肮脏别扭的语言，也不愿你成为那种软弱无能，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又不肯闭嘴，只会捂着嘴嘟哝，靠偷偷摸摸、窃窃私语来反抗的人。女儿，那种人并没有他们自己所想象的以及凭借他们夸张的自恋所自以为的那么聪明、那么值得尊敬。注意你的用词和语气。我很失望。我原以为我养育出来的你不会那么没礼貌。”她说完，就甩下我的手臂走开了。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真是惊人!通常我才是那个感到受够了的人，义愤填膺地说完最后一个词，然后恼怒地转身离开她。但这次却是我跟在她身后，伸手想留住她。“妈。”我叫她，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

我不懂什么是羞耻。我是指作为一个词，因为作为一个词，它还没有进入集体词汇。但我肯定知道羞耻的感觉，我知道周围所有人也都知道那种感觉。它绝不是一种微弱的感觉，因为它似乎比愤怒更有力，比仇恨更有力，甚至比最会伪装的情感——恐惧——更强大。当时绝不可能跟它搏斗或超越它。它通常还是一种公开的情感，需要一群人去增强它的效果，不管你是羞辱别人，目睹别人被羞辱，还是自取其辱。由于它是一种错综复杂、层层交织、纠缠难解的情感，这里的大部分人用尽一切手段来摆脱它：杀人，恶言相向，精神伤害，以及——不是最轻的，也不是不常发生的——将这些都施加在自己身上。

我母亲的变化让我清醒过来。她让我不再坚信她是某种用硬纸板剪出来的人。不再误认为她强迫症般的祷告是因为她有满脑子愚蠢的想法，而不是因为她有满脑子的忧虑。不再因为她五十五岁生过十个孩子，人生——就算有任何新的活法——肯定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不把她放在眼里。那一刻，我为自己说了“哇噻”这个词而感到难受。我把我母亲视作垃圾，虽然她也大声呵斥了我，给我造成了持久的精神打击，但我仍然为此感到羞耻。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可是我从来不哭，我想以破口大骂抑制泪水。接着我意识到我可以试着弥补自己的过失。现在也许正是可以说“对不起”的时候——当然，不是亲口说出“对不起”，因为就跟“羞耻”一样，这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说“对不起”。我们或许会感到愧疚，就跟会感到羞耻一样，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挣扎着把它表达出来。于是我决定把妈一直在寻求的答案提供给她，也就是告诉她我和送奶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我这样做了。我告诉她我和他没有私情，我也从来不希望和他发生私情。相反一直是他，只有他，追着不放，再三纠缠，似乎是想和我发生私情。我说他曾经两次接近我，只有两次，我描述了每次相遇时周遭的环境。我还说他了解我的情况——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晚上下班后做什么，我周末做什么。但是他的手指，我说，一次也没有碰过我；他甚至，除了第一次见面，后来都没正眼看过我。我还补充说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车，即便人们说我整天上那些车。我最后承认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从来不想透露半个字，不只是对她，而是对所有人。我说这是因为在这个地方，语言总被曲解，语言总被捏造，语言总被夸大。如果我试图解释，试图压倒所有那些关于我的闲言碎语，我会失去力量，我仅有的这点力量。所以我保持沉默，我说。我不问任何问题，也不回答任何问题，不肯定，也不否认。通过那种方式，我说，我希望能孤立自己、保护自己。

我说话的时候，妈一直看着我，没有打断我。但是一等我说完，她就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个骗子，说这个谎言只是对她进一步的嘲笑。除了我承认的这两次，她又提起另外几次我和送奶工之间的碰面。社区里的人一有消息就会告诉她，她说，也就是说她知道我跟他之间不道德的定期幽会，她还知道我们在一些连被叫作“点点点”都不配的下流地方干了些什么。“你是某种暴徒般的女人，”她说，“做了那些为社会所不容的事情，丧失了判断是非的本能。小姑娘，你让人很难去爱你。你可怜的父亲要是还活着，肯定有话要讲。”我对此表示怀疑。爸活着的时候，几乎不和我们说话，他奄奄一息地躺着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可能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令人惊恐。他说了关于他自己的一件事。“我小时候被强奸了很多次，”他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当时，我只想到回答说“没有”。“我说过，”他说，“很多次。很多、很多次，他干了我——我，一个男孩，和他，穿着西装，戴着帽子，解开他的扣子，把我的背拉到他跟前，在那个屋后的棚里，那个黑乎乎的棚里，一次又一次，从后面给我他的阴茎。”爸闭上眼睛，不住地颤抖，和我一起在医院里的小妹妹们绕着病床跑过来，拽着我的手臂。“什么是强奸？”她们小声地问，“什么是克朗比？”她们这么问是因为依然闭着双眼的爸正在喃喃自语“克龙比”。“很多次，多到可怕。”他说着，又一次睁开眼睛。他好像听得见小妹妹们，但我相信他看不见。不过他看见了我，虽然不太确定我是哪个女儿。当然，他那样子可能不是奄奄一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也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把太多的时间用来读报纸，看新闻，听广播，出门上街，听与他志趣相投的邻居讲最新的政治冲突，还会发表一点他自己的见解。他是那种人，那种除了政治问题，其他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人。就算不是政治问题，那也是关于一切战争、一切地方、一切剥削者、一切受害人。他时常和这些邻居待在一起，他们和他一样，迷恋政治，性格反常，对身边的事情置若罔闻。至于我们这些子女的名字，他从来记不住，除非他在脑子里按出生的时间顺序全部回忆一遍。每次就算要查找的是一个女儿的名字，他也会把所有儿子的名字一起想一遍。反过来也一样。这样全部回忆一遍，或早或晚，最终总能碰上那个正确的名字。即使那样，他还是觉得太麻烦，没过多久就丢弃了脑子里的名单，选择更简单的方式，只把我们叫作“儿子”或“女儿”。他是对的。这样更简单。就这样，后来我们自己也用“兄弟”和“姐妹”来代替对彼此的称呼了。

“屁股。”他接着说，小妹妹们咯咯地笑。“我的腿，”他说，“我的大腿，但主要是我的屁股。总是很可怕，那些感觉，我无力摆脱，那些恐惧，那些颤抖，那些持续扩散的小小的涟漪。就这样不断来临，持续反复，永远很可怕，贯穿了我整个人生。但有种不计后果的莽撞，老婆，”他接着说，“有种自暴自弃，自我拒绝，从几年前开始出现——反正我快死了，反正不会活很久，任何一天我都有可能死掉，任何时候，被暴力杀害——所以他不如干脆现在就抓住我，因为他知道他终将抓住我，无法阻止他抓住我。一切都结束了。一了百了。我并不是现在才进入那个恐怖之地，这就是为什么，老婆，你我之间总感觉不对劲。”小妹妹们又咯咯笑了起来，这次笑的是“老婆”这个词，但笑里带有一丝胆怯。爸接着又说，这次是生气地说：“那个克龙比，那些西装，那个克龙比。没有人穿克龙比，兄弟。”小妹妹们又一次拽了拽我。“他有没有，”爸接着问，他直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一瞬间完全看穿了我，“他有没有……也……强奸过你，兄弟？”“你是在问中间姐姐？”小妹妹们轻声问道，“为什么爸爸要说——”但是她们没有把话说完，而是忍不住一点点地躲到我身后。那天晚上，爸病逝了。在那之前，小妹妹们和我已经离开，换成妈和其他几个儿女来医院坐在他身边。他留给我的是他的围巾和平顶工作帽，还有对“克龙比”这个词贯穿一生的厌恶。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克朗比”，直到那天晚上我一回到家就在词典里找出了这个词。

此时妈很愤怒，用死去的爸来威胁我。她说这是因为我说了谎，而我根本没有。她说这是因为我用我的谎话和硬心肠贬低了我们俩，而实际上这只是因为我们彼此不信任。“你不尊重我的教导。”她说。而我说：“你不尊重我。”我要证明她是对的，我再次以缄默作为回答，彻底放弃寻找我们之间可以用来撬动的任何支点，这正是青春期的乐趣所在。我转而想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爱你，或许我不爱你，但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代表的，这些是防线，母亲。我不说，因为不通过斗争我是不会说的，我们始终都在斗争，始终在攻击对方。我只会缄默，心里想着，哇噻，哇噻，哇噻，哇噻。我也不在乎了，从那一刻起，随便她怪不怪我。从现在起，她从我这里什么都得不到。但不是向来如此吗？我，在她看来，铁石心肠？而她自己，在我看来，最后只会乱箭伤了她自己？

第二天，我和三姐夫去水库公园跑步。他依然在喃喃自语，而我努力把我的念头都放在——不是妈所认为的以及他们所有人所认为的送奶工，而是那天晚上将要和我见面一起去看日落的准男友身上。至于送奶工，目前还没发现他的影子，但这并不代表“啊哈!摆脱他了!太棒了!”因为他可能正在附近暗中徘徊。同时还有躲藏着的政府警察、躲藏着的军队情报机构、假装不是便衣警察的便衣警察，再加上所有那些通常是“刚瞥见一眼，随即消失，接着又出现”的当地暗娼组织，水库公园绝对就是那种供人暗中徘徊的地方。不过没有。没有他的任何迹象，这是一种鼓舞，意思是我可以放松，可以在身边三姐夫的帮助和教唆下，安心地享受我难以抑制的锻炼嗜好，三姐夫也在享受他自己的嗜好。一般情况下，我们跑步时不会谈话或闲聊或鼓励彼此交流，我们只会说一些功能性的话，比如“妹妹，我们要不要开始加快速度？”“姐夫，我们要不要最后再增加一英里？”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锻炼时会讲的话。但是这次，亲切可靠的姐夫连他以前惯有的那种亲切可靠也没有表现出来。

“我可以打扰你一会儿私底下讲两句吗？”他问。我感到惶惶不安，因为姐夫过去从来没有为这种私底下的事情打扰过我。我立即想到，一定是送奶工。他要开始讲送奶工的事情了，因为他肯定也听说了那些流言蜚语，尽管难以相信三姐夫——他是最后的堡垒——会允许自己动摇信念，被这里的流言蜚语牵着鼻子走。结果证明他过去没有这样做，现在也没有。他只是针对另一件事情开始发表他深思熟虑的看法，我猜这件事情他已经想了一段时间。是关于我走路看书。书和走路。我。和走路。和看书。又是那件事。“你在对我说吗？”我问，“你能有什么想谈的呢？你这辈子从没主动跟我谈过什么。”“是因为我认为，”三姐夫说，“你不该那么做。那不安全，不自然，对自己不负责任。那样做是让自己放松警惕，是在自暴自弃。你等于让自己去狮子老虎群里散步，你这是在让自己彻底落入冷酷、狡猾、无法无天的黑暗势力的手中，还等于把手插在口袋里走路——”“不可能一边拿着书一边又——” “这不好笑，”他说，“这会让任何人都能悄悄靠近你。他们可以跑过来，”他强调说，“开车过来。老天爷啊，妹妹!你会惹恼他们，因为你卸下防备，放松警惕，不再尽力侦察和评估环境，如果你还大声念出来——”“啊!不会大声念出来的!看在上帝的分上!”事情开始变得可笑起来。“但如果你愿意接受走路看书这种不安全的方式，切断意识，放弃观察，忽略周围环境……”这是一个对眼下已经发生了十一年的政治问题毫无知觉的人提供的无价之宝。这是我用来对付送奶工的另一个威慑物。除了女性问题，姐夫的另一个异于常人之处在于，这里的人们都在传言他因为太过专注于安排他的锻炼和斗殴，没意识到已经持续了十年的政治问题。那说明了一些问题，凭借这种怪异，我敢肯定，也能让送奶工离我远点。

我自己也很少关注这些问题，但我至少在最低程度上关心一些我耳濡目染、无法回避的事情。但姐夫对这些耳濡目染的事情、对这些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明摆着的社会和政治的动**，都毫不关心。他只是目光狭隘，自说自话，毫无知觉。这很古怪，非常古怪。我也觉得古怪，送奶工是人们梦想中的意识形态上的先知、为人们描绘愿景的人，他把生活奉献给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而附近的某个人却令人愤怒地沉迷于安排他无与伦比的个人斗殴和锻炼，并不知道这项事业的存在。送奶工肯定会认为这种失职令人不安，甚至会推测三姐夫已经丧失理智。这引发了关于精神异常的讨论，因为在我们这里有两种精神异常：一种是轻微的、为集体所接受的，另一种是没那么轻微的、出格的。前一种人还算能够适应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种，包括这里酗酒、斗殴和制造骚乱的各种各样的人。酗酒、斗殴和制造骚乱是习以为常的，甚至是必要的，几乎不能被判定为精神异常。同样也几乎不能被判定为精神异常的还包括传播流言蜚语、保守机密和集体执行警务，以及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关于什么允许做以及什么不允许做的规定，所有这一套。对于轻微的精神异常，传统做法是和谐相处，睁只眼闭只眼，因为生命始终受到威胁，你只能抓大放小；因此不可能给予百分百的关注。你不能给予百分之五十，不能给予百分之十五，你只能给予百分之五，或许只有百分之二。而那些被认为是出格的精神异常者，根本不可能给予任何一个百分点。这些出格者总有一些叫人看不懂的小动作，在当地会被勉强承认只是有点太过叫人看不懂。这群不再合格的人，在人类神秘难懂的心灵中不再被完全接纳。那时候还没出现意识觉醒小组、自我改善讨论会和激励项目，摩登时代也基本上还没来临。等到摩登时代来临后，你可以站起来，为承认自己的脑子有点问题而接受人们的鼓掌。但在那之前，你应该做的还是尽可能地保持低调，而不是承认你那与众不同的习惯已经掉到了社会规范的基准线以下。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会发现自己被贴上心理怪胎的标签，和其他怪胎一起被置于社会的边缘。那时候，我们这里没几个边缘人物，有一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有一些提出议题的女人。有核弹男孩和药丸女孩，以及药丸女孩的妹妹。还有我自己，是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自己也在那个名单上。姐夫不在名单上，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应该在上面。他公开承认对女性的爱慕，他偶像崇拜的使命，他的歌功颂德、奉若神明，他认为从根本上讲，女人身上承载着万物的生命，万物的宽度，周期循环，必不可少的天性，更高等的一面，至善至美，最典型、最神秘的一切——还要始终记得，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正常的情况下，他绝不可能被列在我们这里的出格者名单上。他没上那个名单是因为他广受欢迎。至于他对于我们的政治局面一无所知这一点，我突然很感兴趣，想咬住不放，尤其想到他刚才对我的批评。

“打断一下，姐夫，”我说，“我想说说政治问题，你听说过政治问题吗？”“什么政治问题？”他问，“你指的是痛苦、丧失、麻烦、悲哀？”“什么痛苦和悲哀？”我问，“什么麻烦？什么丧失？抱歉，你说的让人听不懂。”此时我明白了两点。第一点是那个长久以来的传言，说三姐夫一直沉浸在与政治问题隔绝的幻想世界里，那是不对的，因为他跟政治事件还是有所接触的。第二点是社区，也许两个社区都包括，甚至还包括“海对岸”和“边界那边”的土地，把所有关于痛苦、丧失，还有他刚才提到的其他各种事情，都转移到了政治的论调上。“比起你，”他说，“我对政治局势的了解似乎还要多一些。”“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继续说，“因为就像我说的，你不怎么警惕，你走路看书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我上周三晚上亲眼看见你做了一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理智的事情，你走进一个区域，彻底无视底层的军事力量和影响，这很危险——你埋头前进，极其微弱的阅读手电筒灯光照在你的书页上。没人会那样做。那无异于——”“你了解政治问题？”我问。“当然了解，”他说，“你是不是以为我是核弹男孩，过分沉迷于美俄原子弹的升级竞争，连我自己的亲哥哥没了脑袋的尸体躺在我身边也不知道？”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例出格行为。核弹男孩碰巧是某某·某某之子的弟弟——某某·某某之子是我妈眼中我可以结婚的对象之一，也是送奶工被暗杀后在这个地区最有人气的酒吧的厕所里用枪逼我就范的男孩——而他的哥哥，核弹男孩，是一个严重迷恋武器的十五岁青少年。他极度迷恋美俄之间的武器竞赛，一旦讲起这个，没人能让他闭嘴。他总是忧心忡忡，如果他是为政治纷争导致自己国家储备大量武器而感到忧心忡忡，那么在大家看来也讲得通，还不成问题。然而不是。他所说的大量的武器储备发生在遥远的别处。他是指美国。他是指俄罗斯。他感到不安，不停地跟所有人唠叨，难以自制地将金钱挥霍在一场他认为迫在眉睫的灾难上。他会说，正是两个自私幼稚的国家危害了我们所有其他国家，才引发了这场灾难。他永远只会谈论美国和俄罗斯，从来注意不到他自己脸上的变化。当他最爱的兄弟在那一周的中间一天、在那天下午的中间时分、在街道的中央、就在他面前被炸死，他也没有为此感到担忧，从来没有。当时，这个他最爱的兄弟，他的二哥，十六岁，家中最冷静、最讨人喜爱的一个，正穿过马路朝着他焦虑不安的兄弟走去，要和他认真谈谈，再次试着抚慰他那颗专注于核弹的心。然而下一秒，这个少年就倒在了地上，整个头都不见了。再也没找到，甚至在爆炸引起的骚乱平息后也没找到。人们在寻找。那个不爱任何人的男人——另一个出格者——还有其他人，许多人，甚至包括我爸，也在日日夜夜地仔细寻找。爆炸发生时，核弹男孩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从爆炸的冲击中回过神来，弄明白自己所处的状况，回想起关于美国和俄罗斯他刚才讲到了哪儿，然后又从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讲下去。在尖叫声中，他又回到担忧里，直接回到担忧里。不只有他应该担忧，他说。不只有他。我们大家都应该担忧。疯狂的俄罗斯和疯狂的美国正在制造威胁，没有人能够承受忽略这个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人却以为我们能够承受。所以，核弹男孩也是个边缘人物，是个出格者，用他对冷战怪异的沉迷把自己送去了那里。这也意味着你一旦看见他过来，就会像闪电一样迅速地低着头往另一条路走。三姐夫在这里宣称自己不是核弹男孩，他留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他观察研究周围环境，因此他与核弹男孩刚好相反。而且，他说，我认为就算你发现了什么也并不意味着你要在跟别人闲聊时到处宣扬。“至于那些闲聊，”他补充道，“我必须告诉你，妹妹，我不认为关于你的流言蜚语会一直传下去。在一个像那样范围广泛但又扭曲的媒介里传播，你不用当回事。”说完这些，我们默不作声地跑了一会儿。姐夫正在思考他正在思考的随便什么东西，而我在思考我是怎么会变成流言蜚语的对象的，以及他确实了解政治问题，以及他虽然批评我，但自己在社区里实际上也是个声名狼藉的出格者，只因为当地娇惯他，给予他特殊的豁免。过了一会儿，姐夫又开始烦我，又开始一反常态地提起那个看书的事情。“是的，那些书，”他说，“和那些走路。”他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次的角度是如果我不注意，我将如何被流放到黑暗的最深处。作为当地的出格者，我将如何被排斥、如何得不到任何同情。人们议论我是一个喜欢“走路看书”的人，这一点他已经提醒过我了。一派胡言，我心想。失去自我控制的人是他，他此刻正在疯狂地夸张和想象。“好吧，”我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再走路看书，不再把手放在口袋里，不再拿着夜用小手电筒，而是左看右看，再左看右看，警惕邪恶的危险力量，就意味着我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这和幸福无关。”他说。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我听过的最悲伤的评论。

但没提起送奶工。一个字也没有。姐夫——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没有听别人说三道四。我尊敬他不偏听谣言，这一点看来没错。当然，我也不会提起送奶工，因为那时候我虽然意识到自己身处困境却不知道该如何提起，就好像我不知道该如何提起我和准男友，以及我的各种厌倦——厌倦了猜测，厌倦了解释，因为只会招致误解与敷衍。我从不对任何人提起任何事情——一部分原因是我不习惯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别人，一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和说什么，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依然不清楚什么是准确到可以说出来的。他到底干了什么？我确实感觉到这个送奶工对我做过什么，他即将要对我做些什么，以及他正在策划某种行动。我也认为这里的其他人肯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否则整个流言蜚语是怎么来的？但问题是，他对我没有肢体上的触碰。上次他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所以，我怎么对别人说他强行介入我的生活呢？而这里一贯如此。每件事情都必须涉及肢体，都必须逻辑上说得通，才能被理解。我不能告诉姐夫送奶工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会冲过来保护我，把送奶工痛打一顿，结果他自己被击毙，社区从此开始抵制送奶工，接着轮到这里的反政府派准军事组织扼住社区的喉咙，社区又反过来扼住反政府派的喉咙，不再为他们提供庇护、提供住处、提供食物、运输武器，也不再为他们把守望风或实施条件简陋的外科手术。整个事件导致分裂，那种以消灭政府为目标、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团结最终瓦解。不，完全不是这样。只因为三姐夫无法相信两个人之间真的会发生任何不涉及肢体接触的事情。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做一件他没做的事情呢？——我的意思是我怎么可能开口说句话就对现状的大规模瓦解造成威胁呢？这在政治问题的背景下尤其不可能，重大事件、跟肢体有关的闹剧，必定在每天、每小时，随着每一次电视新闻的滚动播放而继续发生下去。至于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语，为什么驱散它、驳斥它的责任要落到我头上？那些散播谣言的人，显然也不欢迎别人否认他们的谣言。至于够不够谨慎，有没有放松警惕，我的观点是，我走路看书，我两者兼顾。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我知道，走路看书会让我丧失一种关键的感觉，即与集体时刻保持一致，这样做确实有风险。了解状况，跟上步伐，尤其在如此急剧恶化的现状下，显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了如指掌、小心翼翼、明察秋毫——包括谣言，包括真相——并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或为干预作好准备，或让已经发生的事情还原。了解并不保证力量、安全和宽慰，还经常给一些人带来力量、安全和宽慰的反面——一开始就没有为全面了解现状所带来的强刺激留下发泄的出口。因此故意不去了解，正是我走路看书的真正目的。我是谨慎地选择了不谨慎，重新开始和姐夫一起锻炼也是我谨慎的选择之一。我只要继续忽略他对我走路看书史无前例的攻击，忽略他锻炼时太多的骂骂咧咧——在我看来，他以此为自己构建了一层保护——我就可以和姐夫一起跑，而不必独自待在水库公园里。跟个男人待在一起会很管用，因为我感觉送奶工最擅长对付形单影只。因此，和姐夫一起跑步能让我继续正常的生活，感觉就好像这个送奶工以及我们之前的两次相遇根本不值一提，甚至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始终是书，只是书，那个“走路和书”的问题。我决定原谅姐夫对我违背他个性的指责，我这样做了，接着当我们经过上游水库时，有人在旁边一棵树上拍下一张我们的照片。这台隐藏的照相机发出一声“咔嚓”，只有一声，来自政府警察的咔嚓声，跟一周前同一个水库旁的灌木丛里传出的咔嚓声如出一辙。哦，天哪，我心想。这个我没考虑到。我的意思是我没想到政府现在会把所有和我有联系的人都和送奶工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现在把我和送奶工联系在一起。第一个咔嚓声响起后的一周内，我已经被咔嚓了四次。一次在镇上，一次在我正要走到镇上的时候，还有两次在镇外。他们从车里、从看似被废弃的大楼里、也从别处几片绿化带里拍我的照片；或许还有其他我没有注意到的咔嚓声。每当我清晰地听到一声“咔嚓”，照相机在我路过的同时还会闪一下，是的，就好像我落入了某个网络，也许是中央网络，被视为疾病、反政府派传染病患者中的一分子。如今，陪在我身边的其他人——比如可怜无知的姐夫——也被认为是同伙的同伙了，姐夫却和送奶工一样，完全不在意那声“咔嚓”。“你为什么不在意那声‘咔嚓’？”我问。“我一直不在意，”他说，“你期望我怎么做？暴跳如雷？写信？记日记？投诉？让我的私人秘书联系联合国国际人权赦免监察员组织里的和平抗议人员？告诉我，妹妹，我要联系谁、说什么。如果我们决定要出手，你自己又打算怎么处理那声‘咔嚓’？”好吧，我当然选择遗忘。实际上，我已经开始遗忘。“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已经忘了。”他的直截了当立即把我送入了“犹昧感”状态。那就是我的答案——不去熟悉某些需要被熟悉的东西——虽然照相这件事情里也有振奋人心的部分。姐夫从未表达出对咔嚓声的惊奇或对咔嚓声的不在意。他承认自己听到了，不只是那个咔嚓声，还有其他应该与我和送奶工无关的针对他发出的咔嚓声。“他们一直这么干，”他说，“人们被拍照、被存档。”他的意思是我不用担忧，不用为把政府的怀疑带到姐夫头上而感到愧疚。于是我就真的不再担忧。随便它去，我们继续跑步。姐夫大步向前，不只是跑步上的大步向前，还有言语上的，他又开始新一轮的高谈阔论，关于我为什么不该继续走路看书。我没有听。我不可能走路不看书。但我始终什么都没说。一旦对方心意已决，在这种情况下，你何必对着他大吵大闹呢？

我们继续跑步，他最终放弃了走路看书的话题，又回过头来谈论他的锻炼嗜好里所包含的日常细节。这次是关于应该做分组肌肉锻炼还是全身大肌肉群的锻炼；如果做分组肌肉锻炼，那应该分两组还是三组。我随便怎样都可以，因为我把我的力场都用来过滤他依然在慢慢释放的坚持。这并不是说我没把姐夫放在眼里，和这里的所有女人一样，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我也很感激他，不只是因为摆脱送奶工的计划看来是成功的，我又可以开始跑步了，还因为和他在一起让我有安全感，通过我对他的了解和熟悉、他带给我的轻松感，以及能有人陪伴，而这个人——至少通常情况下——不会对我大声呵斥或强加干涉。他没有隐瞒计划；我才是那个隐瞒计划的人。我也已经忘了自己曾经多么享受和他一起跑步的那段时光——我们对跑步有着相似的理解，遵守跑步的共同规范。最终，他渐渐不再谈论那一套身体锻炼方面的问题，我们又回到了默默跑步的常态。只有一次，他说了句：“妹妹，我们跑快点吧？我们不想最后变成了走，不是吗？”至于送奶工以及我想通过重新和三姐夫一起跑步来摆脱他的想法，已经完全按照预期达到了目的。

[2]　有些地方的人念以h开头的英语单词时h不发音。

[3]　即上一分句的B-29超级空中堡垒恐怖乔西号，小妞是轰炸机标识里的形象。

[4]　jamais vu，心理学用语，指意识到某种事物或现象过去曾经出现过，但又感觉非常陌生，好像从未见过似的。

[5]　“在隔板上”(on the shelf)意指女性年龄大得嫁不出去。